从重庆到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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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社区 南云楼





2011年11月14日，经凯迪社区推荐，受重庆华龙网、重庆市委宣传部网研中心邀请，从广东深圳前往重庆参加为期三天的“品鉴重庆”活动（15日 17日）。该活动共邀请了全国各大网站32位版主博主参加，参观了打黑成果展、土地流转下的新农村建设、公租房小区、老城社区改造成果、重视国学与经典教育的谢家湾小学、交巡警平台等重庆新貌，和适逢在渝的京沪学者一道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座谈、听取了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讲话。



尽管这32位版主博主并不能完全代表网络民意，但重庆此番举动，无疑体现了重视网络民意的态度。作为被邀网民之一，自当感谢重庆政府对网络民意释放出的善意。三天行程很快结束，18日从重庆回到广东深圳，一踏上这方改革开放前沿热土，不仅气温陡然升高了十几度，被港媒称为“暴乱”的中山事件信息也正在微博热转，仿似从井然的天上回到了喧嚣的人间。



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作为一个流连于网络的时政观察者，自有一番来自于个人偏好的感触；在21世纪人类正式进入互联网文明时代的今天，在中国经济、政治均面临且必须应对巨大未知风险的社会转型时刻，作为一个生活在其中的网民，更有着将这种感触表达出来的冲动。



在做好表达这种感触准备之时，一个疑问式的念头蓦然涌上：什么是幸福？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海子的创作期处于中国社会整体上升时期的上世纪80年代。尽管他写完这首诗的数月后就自杀了，但他这首关于幸福的抒情诗感动了无数人。他曾经生活在美好的年代，或者说，他对幸福的描述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海子关于幸福的诗句中，既有民生的细节描述，又有自由的具象表达。他告诉我们，幸福既是温和节制的物质满足，也是充满安全感下的精神放飞，二者缺一不可。


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学理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然则，幸福的生活，应是多数人的追求。而政治与政府的目的，也必然是满足人们的幸福生活愿望；无论什么样的主义，无论什么样的施政理念，只有能满足这样的幸福要求，才合乎自然正义法则，方具有合法性基础。





民生保障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经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总量已达全球第二，但人均GPD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落后水平。这对应了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人均收入差距巨大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而相对之下，更大群体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幸福指数急剧下降。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现状下，社会动荡与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必然大幅增加。


一百多年前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于是致力于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理性方法来消除这种社会风险，建立一个理想的幸福社会。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财产，统一产生、统一分配，就能消除一切社会不公现象。从欧文的庄园，到前苏联和前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全人类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经历了生产资料公有下的幸福实践。到今天，人们认识到，全面公有制抑制生产力的发展，既无法做到公平分配也使得可分配资源大幅缩减，于是，社会主义开始进入修正阶段，通过市场手段来增加社会财富、通过二次分配来调配国民福利  较为鲜明的，在西方，有北欧的“福利国家”，在东方，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当然，这两者的市场化程度尚存在巨大差距。


除此以外，即便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美国，也依然在国民福利的保障上付出着极大的努力  这也是美国需要限制入境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显示，在当代，民生保障是任何国家的重要职责，中国当前的现实偏离了社会公平、正义要求，亟待扭转。


2010年6月，重庆决定到2012年底，投入3000亿办好十件民生大事，其中包括建4000万平米公租房、建设一百多个农产品交易市场、实现农村养老保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等。2011年7月，重庆再决定至2015年底，投入1万亿办好12件“共富”大事，其中包括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达到150万个、城市化率达到50%、推进农村“三权”抵押融资、推进农村“地票”交易、200万空巢老人老有所养、国有资本收益30%用于民生、继续落实4000万平米公租房建设、5年投入3000亿公共服务等。


重庆的这些民生保障与“共富”举措，既有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努力，又有大幅改善国民福利的政策目标。抛开政策执行实际效果，仅就施政方针本身而言，这无疑吻合人们对民生幸福的要求。


然而，重庆的“共富”十二条中，依然潜藏着对民营经济的过度警惕与歧视，只鼓励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并未提及私营企业全面参与经济建设，同时，以国有资本收益30%用于民生的承诺强调“国进”。由此观之，“共富”十二条并未对社会主义进行有力修正，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为政策目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在广东，由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民生保障在施政策略中被放到相对不重要的地位。广东的社会矛盾，更凸显为既得利益集团向弱势群体的进一步经济压榨与人权侵害，这种权利损害同样必然伴随着国民福利的丧失、幸福指数的急剧下降，近年来广东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均与此相关。





“做蛋糕”与“分蛋糕”孰优孰劣？



“做蛋糕”，指的是广东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的政策方略；“分蛋糕”，指的是重庆更凸显民生保障的政策方针。


民生保障被忽略，就是不进行合理“分蛋糕”的后果。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先把蛋糕做大的主张，遭到了不少批评。将政策重点放到“做蛋糕”上，当然必然伴随着社会公平正义的损害；更严峻的问题是，在全球经济近20年繁荣之后的调整期来临之际，高度外向型的广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在失去外驱动力下如何保持持续性的高速增长、在忽视“分蛋糕”的前提下如何提振内需做大蛋糕？


人们看到广东在逐步失去“世界工厂”地位的同时，及时提出了“腾笼换鸟”产业转型之路的政策方针，这当然既是因应环境变化的努力，也是经济宏观布局的合理前瞻。但其成效终难预料，而社会矛盾正在累积。


重庆的十件民生大事及“共富”十二条，是进行“分蛋糕”的努力，但正如上文所述，其对民营经济的警惕与歧视、对国有资本的过度自信，注定了难以通过市场经济手段修正社会主义、最终做大蛋糕。


由此观之，“做蛋糕”与“分蛋糕”各有优劣。广东的“做蛋糕”面临着内、外经济因素的严峻挑战，蛋糕难以做大；重庆的“分蛋糕”缺乏市场活力，终将面临无蛋糕可分的窘境。而两者共同面对的难题是制度瓶颈，在现有体制下，广东的“做蛋糕”与重庆的“分蛋糕”均难以保障过程的公平与结果的正义。





如何面对商业暴力毒瘤？



重庆市公安局大楼内设置的长达数百米的打黑成果展，所展示的暴力犯罪可谓触目惊心。除了制毒、贩毒等职业犯罪行为以外，大多是有明确商业利益目的的“黑社会”犯罪行为。这些“黑社会”犯罪行为与某些公权力人士勾结在一起，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手段侵入各传统商业领域，攫取巨额的商业利益。从缴获的大量砍刀、猎枪、步枪、各式手枪乃至冲锋枪看来，这些暴力犯罪分子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一切正常的市场交易。


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是公平、自愿，唯有通过公平、自愿的市场交易才能获得社会资源最佳配置方式，获得财富增长与经济繁荣。任何强制性交易都是对经济增长的伤害。重庆打黑所展示的商业暴力犯罪，就是市场经济的毒瘤。


类似触目惊心的商业暴力犯罪行为，显然非独重庆所特有，在广东、乃至在全国各地，仅从公安部历年通报的案例看，这些商业暴力犯罪行为早已侵蚀到国民经济的众多领域，从房地产市场到农贸市场，无处不显现商业暴力犯罪身影。在今天，只不过重庆更有魄力在这方面展开大规模打击。


没有一个安全的竞争环境，市场难以繁荣；没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人们的幸福感没有依据。


在市场经济幅度更广的广东，商业暴力犯罪行为必然更为普遍。它们不仅常常现身于房地产开发领域、业主维权领域、商厦控制权争夺以及其它市场竞争领域，还频频出现在农贸集市、小商铺商贩的竞争之间。这不仅让规模企业深受其害，也让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举步维艰，严重损害了市场精神及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发展。


除了打黑以外，重庆推行集交警、巡警职责于一身的“交巡警”制度，建立“交巡警平台”，“将警察赶到街上去”，社会治安明显好转。而在广东，虽然有大量协警协助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但随时可能发生的抢劫现象依然成为生活在南粤土地上的人们的心头之痛。


诚如重庆打黑所展示的现象一样，这些商业暴力犯罪行为总与某些公权力人士密切相关。具体的说，这些“黑社会”，就是某些公权力人士通过另一种渠道攫取社会财富的工具，没有这些公权力人士，就没有今天的“黑社会”。重庆打黑直指前公安局副局长、司法局局长，当然表现出铲除商业暴力的巨大决心。而在治安领域，警察的不作为是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流传于广东的一个片警年收入能达百万的传言，尽管可能存在不实之处或不具备普遍性，但这个现象充分解释了警察养贼自重以向辖区企业和居民收取大量“保护费”的背后逻辑，如此，再多的协警协助于社会治安的维护又有何用？


这些问题，当然均与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相关。而在具体措施上，广东所作的显然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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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广东的“补救策略”？



重庆侧重于国有资本的政策取向及强调政府分配的政策偏好，如上文所述，难以解决蛋糕来源问题。但重庆的“三权”抵押融资及“地票”交易制度却可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繁荣本地经济，做大蛋糕。


“三权”抵押融资指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村居民房屋”这三权的抵押融资。



“地票”交易制度指的是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过土地管理部门验收后产生可在城镇用于置换新增建设用地的指标  地票，这些地票可进入交易平台公开交易。


以上两项，虽然在具体政策细节上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无疑是通过金融手段来撬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益尝试和举措。不仅如此，农村集体土地及宅基地交易平台的建立与推广，事实上还将是一定阶段内消化当前国内通胀压力的有效办法之一。


这是否可算重庆的政策“补救策略”？


广东的“腾笼换鸟”及“做蛋糕”策略，如上文所述，不仅要面对内、外经济因素的严峻挑战，更难以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需求问题，最终将伤及“做蛋糕”本身。但广东高调推进社会建设、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宽容对待包括游行抗议在内的理性抗争行为，却可能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


政府同样是“理性经济人”，在缺乏制约与监督的现状下，在各种利益纠纷的处理中难免偏颇，这必将引发不断加剧的群体事件与倍增社会动荡风险。培养社会组织力量，有利于群体理性表达习惯的生成；开放新闻舆论监督的范围，是矫正公权力行为的有效手段；宽容对待群体抗争行为，更是有效缓解社会情绪、解决社会矛盾的有益尝试  即便在完善的民主法治社会，公民抗议权及抵抗权的落实依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这又能否算是广东的政策“补救策略”？





局外人语



作为社会转型阶段尚不能融入正常政治生活的一个普通网民、一个局外人，未能以行万里路的方式读遍中国，却自认在互联网上对中国的政经局势及社会思潮有个大体的了解。无论是重庆的“分蛋糕”还是广东的“做蛋糕”，当然均可算一种谋求群体幸福的政策努力，但正如上文所述，两者都难以保障政策执行过程的公平与结果的正义。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人类就在以更理性的方式苦苦思索着谋求群体幸福的政治生活方式。经过两千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也许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所声称的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说法有僭越真理的嫌疑，但在可见的历史与可预见的不远未来当中，民主制度的确是满足人类幸福要求的最佳政治生活方式。



民主与法治制度，需要理性与经验来建设；而民主与法治，却是理性人的天性需求，无需专门学习即自然拥有。在漫长的人类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压抑了人的天性需求，但互联网文明的来临，将散布在辽阔土地上的人们重新拉回到古雅典式的城邦广场，这种天性需求正在充分展示出来，形成蔚为壮观的时代潮流，除了否定及阻断科技文明，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



究竟如何分蛋糕、做蛋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可缺少公众的参与。任何离开民主形式的公共决策，不是被内部人利益所侵蚀，就是被决策者的理性自负所耽误，既无法保障政策的合理性，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持续性。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有共同的愿景，那就是感动于海子诗句的每一个普通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温和节制的物质满足，充满安全感下的精神放飞。


从重庆回到广东，体验着喧嚣的都市生活，浏览着互联网信息，只有这个关于幸福的愿景极愿和所有人分享，为此，还是以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诗句为此文作结：


……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01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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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委员建议设置生存壁垒 使外来人员主动离开

    深圳应设置生存环境壁垒，让一些外来人口主动离开？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泰来昨日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通过大力度拆违行动，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让他们“无地可住而不得不离开”。
　　截至去年10月底，深圳登记在册的非户籍人口达到1280万人。在肯定其贡献的同时，唐泰来在提案中表示，外来人口的犯罪数量和增长速度已经成为深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难点，成为大量社会问题的根源。

　　提案透露，近几年深圳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总数超过2万人，其中80%左右是外来人口所为，“外来人口犯罪比例在总体上保持高位徘徊”。“要限制外来人口犯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控制外来人口总量。”提案强调采取措施让外来人员离开深圳，具体建议是设置生存环境壁垒，建立“外来人口间接过滤机制”。虽然这个机制不是强制性地为外来人口进入设定各种苛刻的标准或条件，但同样达到驱离人口的目的，“可以促使一些外来人口主动离开城市，寻找更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地方。”

　　具体来说，除了在“衣、食、行”方面适当提高生活成本，让某些无固定收入来源的外来人口自动离开城市外，主要可行的措施是在“住”这一环节上设置壁垒，具体就是对违章建筑的拆除力度进一步加强。提案称，许多外来人口盲目流入深圳，抱着“先住下来再说”的想法，而60多万栋的违章建筑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种思潮。

　　此外，提案还提出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放宽户籍准入条件、完善外来人口积分入户政策等来调控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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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常住人口历年来一直坐全中国常住人口第一把交椅！
上海二千三百万常住人口意味着市场和人气！
市场和人气就是发财的机会！市场和人气就是发家致富的机会！

▲上海二千三百万常住人口意味着工作机会，发展机会，现实机会，潜在机会！
▲上海二千三百万常住人口同时也蕴含着大量的男娶女嫁的婚姻机会！
▲上海二千三百万常住人口更蕴含着各种改变人命运的现实机会和潜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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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李君如PK薄熙来

2012/1/18 20:02:2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李君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2012年01月18日 在纪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时强调：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的。既然如此，我们应该理智地认识到，共同富裕是我们最终奋斗要达到的目标。

而小平当年就告诉我们“不要急”。

现在社会很浮躁，都想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以内把我们提出的一些理想的目标变成现实。尽管大家都是一片好心，想让老百姓尽快过上一个享受富裕又公正的新生活。但是，并不是你主观上想怎么样，就能够马上变为现实。我们过去讲，饭总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总是要一步一步走的。理想目标的实现，是要靠我们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实现。
我们不要给老百姓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我们国家明天就能达到共同富裕了，我们明天就能达到公平正义了。当然，目标非常好，但需要时间去实现。不然的话，你说很快就可以共同富裕了，老百姓等了两天，还没有，就失望了，政府失信了，公信力就没有了；再等两天还没有，他们就开始埋怨你了；再等两天还没有，他们就上街了，矛盾也就产生了。所以，国家要全面发展，还是要提倡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我们的理想要全面实现，是要经过我们长期艰苦奋斗的努力。

薄熙来说，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薄熙来说，尽管自作聪明的人很多，给重庆扣大帽子的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到那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跟班和“精英”，你在去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也就无法去解决了。

   

      在共同富裕的问题上李君如主张“不要急”。需要经过我们长期艰苦奋斗的努力。薄熙来主张“不能等”再“不要急”就无法去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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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痛批重庆模式：没有财富的生产 哪来财富分配

来源：投资者报 作者：吴建华





“地方政府竞争曾经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力量，但福兮祸所依，这一独特机制很可能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来源。”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广晟财富投资管理中心投资总监刘海影在《谁来约束地方政府？  重庆模式的经济批判》一文中如是开头。

“重庆模式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他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现在要担忧的不是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不够大，而是起的作用太大了。”

其实，对重庆经济模式的争议由来已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业进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于2011年举办的一个关于“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比较的研讨会上，他就试图论证“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久”。

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

刘海影认为，如果非得给重庆经济发展定义一个模式的话，那就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这种模式在短时间来看效果是很好，长期来看则未必美妙，因为“借钱是要还钱的”。

事实上，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以来的十几年历史里，重庆的经济发展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年这样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切都离不开被外界称为“重庆的CEO”的黄奇帆市长的积极运作。在重庆市政府的主导下，一系列经济建设大手笔给外界印象最深。

2002年重庆市八个城建融资平台创立，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八大投”)，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在“十一五”期间，“八大投”充当了全市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城市建设、水利设施、轨道交通、旅游投资等各方面的主体。

重庆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3、2004年开始推进国资改革，重庆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发展到如今1.46万亿元的规模，其资产分布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在原来的重庆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是金融企业，30%是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

这些大手笔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全市生产总值在5年中翻了一番。2011年，重庆更是凭借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在各省市GDP竞赛中以16.7%的增速荣登榜首。

不过，在这些成绩面前，刘海影的看法始终比较谨慎。他认为，历史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的经济项目不太具有经济合理性，长期如此，政府借的钱可能还不了，到时候会出问题。

刘海影在上述文章中曾指出，仅在2011年，重庆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占当年重庆GDP比例高达76%。毫不夸张地说，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政府不应该是经济直接参与者、操盘手的角色，尤其不应该靠打压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力来搞纯粹建立在投资拉动上的经济。”刘海影对记者如是说。

刘业进则进一步指出，“重庆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经济的社会工程师“工程技术思维”，不太严格地说，可以称为小计划经济。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面，以工程技术思维来处理必败无疑，这是以20世纪计划经济导致数千万人蒸发换来的经验教训。


高赤字和高负债并存

政府主导经济和投资驱动的结果是，重庆政府面临高赤字和高负债隐患。

来自重庆市财政局的一组数据显示， 2011年，重庆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超过2900亿元，地方财政支出超过3900亿元，收支增幅双双超过40%。同时，2011年，重庆财政赤字规模超过1000亿元，占整个GDP比重达10.52%，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水平。

实际上，重庆市如此巨大的赤字规模还是发生财政丰收的情况之下，“政府有多少钱也不够花”这一点在重庆市得到印证。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三年，重庆市实际财政收入分别为2009年1165.7亿元，增长21%；2010年1990亿元，增长70.8%；2011年2908.8亿元，增长46.1%。支出方面，2009年实际完成1806亿元，增长24.7%；2010年实际完成2749.5亿元，增长48.4%；2011年实际完成3961.7亿元，增长44.2%。

刘海影在分析文章中指出，2011年重庆GDP合计约为1万亿元，而财政收入高达2908亿元，占GDP比例接近29%。财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强的资源占用依然不能满足政府开支需求：2011年重庆财政开支高达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该比例仅为23%。

仔细研究还会发现，在重庆市财政支出中，中央补助部分占比很大。重庆市2011年获中央补助、上年结转等共计1843.4亿元，而与重庆财政收入规模相同的另一直辖市天津，获中央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助等资金332.9亿元、上年结余166.8亿元。重庆此项可用资金是天津3倍还多，这体现了中央对于重庆这一西部唯一直辖市的重视，而重庆如果对此过度依赖，长期而言令人担忧。

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中央政府推出激进刺激计划为契机，各地政府同时发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秘诀：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

事实上，与财政赤字同样引人关注的是重庆的“八大投”负债。对于精通资本运作的重庆市政府来说，“八大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一直是个谜。“从地方债务角度分析， 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庆市地方债务数据显示，不包括市一级债务、仅统计区县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159亿元。考虑到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总债务规模约5000亿元，再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值得担忧。”刘海影对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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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投资换来公租房建设

如此高的财政赤字和地方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颇具重庆特色的各种民生建设工程。重庆最典型的民生工程有以公租房建设为重点的“民生十条”和“五个重庆”建设。

2010年重庆“两会”期间，黄奇帆市长提出，重庆市将从2010年起在全国率先建设大批公租房，计划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前三年新建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到了2010年6月，这一计划增至前三年在主城区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

重庆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累计开建公租房2871万平方米，配租11万套，规模、进度和配套水平全国领先。

不过，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租房建设其实就是政府讨好老百姓，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纳税人的钱。”茅于轼认为，政府建设公租房会有寻租和后期运营维护的问题，相比于市场建设商品房出租没有经济效率。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重庆公租房建设总共需约1000亿元的投资。其中，政府将投入30%的资本金，由土地出让金收入、对高价房的税收、土地储备收入等来负担，此外70%要依靠市场融资。

而按照《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采访黄奇帆时所作的保守测算，三年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的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划拨3万亩土地投入建设，由此损失的土地收益大体也将达500亿元，这将占去重庆市2009年至2011三年财政收入(约6000亿元)的1/5，这还没有包括政府在后续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方面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此外，2010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决定本届市委任期内，用两年半时间，在解决全市群众最关心的十大民生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这个“民生十条”还包括农民万元增收、森林绿化、农民养老保险等各个方面。据重庆当地媒体报道，为实现此次全委会提出的“重庆民生十条”，两年半时间内，重庆市政府的总投入将高达3400多亿元。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民生投入，茅于轼不无担忧。他认为，应该由政府实施住房救济的只是最低收入的少数人，而且应该通过货币补贴的方式让他们到市场上租商品房。

而刘业进则对记者表示，“住房问题的根本是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使用扭曲了住房供应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产权，允许建设小产权房入市交易。”他认为公租房可能导致分配不公，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富裕、公租房需求降低，可能面临巨大的浪费。


福利主义道路是条死胡同

重庆大规模投资公租房建设和所谓的民生工程也引发“福利主义”的担忧，尤其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对于大政府主导下的福利主义的担忧更是挥之不去。

在2011年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关于如何看“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问题就产生过激烈争论。“民间确实有主张大政府搞二次分配的福利主义土壤，一些学者也支持这样的观点。”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业进告诉记者。

在那次研讨会上，以独立学者秋风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当下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要求进行再分配是完全正常的。“如果经济学家根本不能说服政府降低民众税收负担，那么，要求政府在给定的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用于改善中低收入民众的生活，就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刘业进认为，秋风发现了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药方。他告诉记者，面对分配不公重要的是找出形成收入差距的原因，而不能简单地通过税收、通过行政的方法来抹平差距。“当前形成收入差距的机制是两个方面：权利歧视、政府垄断和政府管制。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或者转移了关注的重心，去关注收入本身的分配问题，这其实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

刘业进认为，针对当前宏观税负高的问题，对策是呼吁减税，控制政府扩张倾向，而不是承认既成事实，然后去“分配错误的收入”。搞民生工程，恰恰为高税负提供了口实和短时期的合法性，也为前述垄断收益提供了道义支持。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税收水平已经远超GDP增长速度，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同比增长24.8%；而个人所得税在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的情况下规模仍达6054亿元，同比增长25.2%。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超GDP和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如果国家扩大福利政策，势必要征收更多的税，个人与企业将难以负担。

“没有财富的生产，哪来财富的分配，重庆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有更高效的财富生产呢？”茅于轼认为，“重庆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进民退，恰好是降低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你哪来那么多钱搞民生给大家做好事呢，很可能是靠向银行举债。”

很明显，政府福利不是免费午餐。刘业进从三个方面向记者讲述福利主义为何行不通：“首先政府有一只手为你提供免费或相对廉价的公共物品，就一定有另一只手从你的口袋里攫取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次，我们应该看到福利国家的危机愈演愈烈，欧洲福利国家几十年的实验告诉我们，高福利打击工作创造的积极性，鼓励了懒惰，从而使得国家经济不可持续；第三，我们要从捍卫任何一个人合法私有财产的角度，去防止通过福利主义合法地剥夺公民财产。”

刘业进主张，以“普遍富裕”替代传统“共同富裕”的说法。因为“共同富裕”暗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诉求，“普遍富裕”是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承认人与人之间合理的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普遍富裕”的根本出路在于保护产权和鼓励私人领域的创新，而绝不是均富式的“福利主义”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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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无耻的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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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次转到微评 倾听远方 于 2011-3-8 23:30:0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这是我早想写的一篇文字，但是苦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动笔，直到今天出门，发现春天真的到了，樱花和玉兰以及郁金香等等开得喧嚣而浪漫，黄桷树嫩芽初露也煞是好看，小叶榕、香樟树以及各式老树都一个劲地展示出盎然的绿意，但是，突然，那一排排干枯丑陋、被木杆支棱着的银杏映入眼帘，把一派大好春光抹杀殆尽……于是写下这些不成样子的文字：
   不知何时起，重庆大兴栽种银杏的热潮，不但在花园小区栽，街道校园栽，而且在行道两旁也栽，最后发展到见缝插针有空地就栽的地步，各相关部门包括园林局、公路局、市政、企业机关、学校监狱以及区县市镇等等，各各不相让地大栽特栽，那是一派火热景象，让人仿佛看见“遍地英雄下夕烟”。在看见挖掉以前的榕树、翻开整肃的街道的时候，分明能够听见背后有人哗啦啦地数着钞票……
   个人觉得，在南方一片绿树遮天的地界，间插几颗特殊的银杏倒是很有创意的想法，就像在大米饭里加几颗麦粒，点缀了色彩增加了营养，但如果将大米全部换成麦粒，甚至只让吃麦粒，那习惯大米的肠胃就有点那个了。科学发展观不就是要杜绝一哄而上、偏食挑食的陋习么，怎么这本来是丰富市容树种的建议竟成了一场运动，成了下级向上级表明“紧跟”态度的手段？以前我写过一篇文字，说的是机场高速路现在栽上了银杏树。想必本地司机都知道，那是最为繁忙的一条路，而且为搭乘飞机赶时间，车都开得很快，而银杏树这种落叶树木一到秋天就会“无边落叶萧萧下”，那铺满高速路的落叶会带来什么景象？刹车不灵！这些，像我这样的外行都会清楚，而那些专家们难道就不明白么？
   其实他们之中也有明白人的，心里揣着明白外表装着糊涂而已，他们也在抱怨也在等待，因为他们明白，既然一时半会非得这样做，那就暂且这样做吧，有钱栽树难道今后还没钱挖树么？坊间有传说，说的是周边省区的银杏树都被这边买光了，价格也因此抬到几万十几万一棵……以前我光看见各公路上奔驰着拉大树的卡车，没去细心想那树的成本，现在想来，这大栽特栽，全市怎么也得栽下十万二十万棵了，整个价钱算下来，还真不是小数目  看来我听见背后哗啦啦数钞票的声音还真不是想象和误听。
   有不从者，命运当然就很不济。我一同学，原为某区市政局长，传说修建广场时主要选择栽种榕树，一夜之间官被出脱  但愿这仅仅是一个传说。当然，另外可能也有例子，比如说栽种得多就跟着升官啊什么的……
   银杏，每年春天最晚长叶，每年秋天也最早落叶的树，就这样倏忽而至，满坑满谷地堆砌起来，有多少蒙昧就有多少谄媚，长官意志也就罢了、浪费金钱也就罢了，值得思考的是，这里面很能看到官场的无耻与城市建设的颟顸  任由个人意志的放纵而拒绝科学民主的决断，任由主观想象的恣意而忽略对地域特征的珍视，自上而下赶潮追捧，留下的，你可以振振有辞地说那是一代人的奉献，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事实上，银杏树树冠极小，无凉可乘），但事实到底怎样，还得走着瞧  但愿不会出现几年后又运动式挖树的热潮！
   感言：在所有的树种都绿满枝头的时候，只有那光秃秃的银杏，那么丑陋那么干枯，让人都为它害羞，且不说支撑它的木杆，到底来自哪一片葳蕤的森林，也不用说原来那些黄桷树被挖掉后扔到了哪里。
   就这么无耻地立着吧，一个后集权主义的标本

《磁器口是否：千万棵小叶榕黄桷树倒下，一棵银杏树被绑扶立？》请看链接：http://bbs.city.tianya.cn/tianyacity/content/45/1/1219958.shtml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1/3/8 23:31:12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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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当市民“被幸福”也成了“面子工程”
有一种忧伤，叫“被幸福”，有个一个雷词，叫“被幸福”，有一种无奈，叫“被幸福”，有一种无耻，叫制造“被幸福”……
幸福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幸福不幸福，普通老百姓最有体会，也最有发言权。因为，幸福在百姓的生活里，幸福在百姓的心里。
丝毫不出所料，“2010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结果一出炉，立即遭到人们的强烈关注和广泛非议。官方吹嘘的新闻和新闻后的评论、论坛的否定性评论呈现“两张皮”。一些市民说自己“被幸福”了。确实“89.3%的市民满意当前生活”的数据让人耿耿于怀，关闭有些网站此新闻评论的做法更让人绝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重庆当选中国最幸福城市，唱红打 黑是当选理由”。咋一看，真是红歌一唱，腿也不酸了，腰也不疼了，走路也有精神了；文强一抓，重庆人民不再水深火热了，太阳也出来了。一个网民戏谑到：“幸福在哪里？朋友我告诉你，它在大树下，它在花岗石里；它在红歌中，它在红舞里；它在唱读讲传中，它在官员的工资里；它在公交的涨价中，它在人民的怒吼里；它在三驾马车中，它在涨价的头等舱里；它在强拆的刀棒下，它在屁民的血泪里……”漫天的灰尘，到处在修人行道，拥挤而昂贵的公交车，天天堵塞的公路，渣土车横冲直撞，水电气价的上涨（这样的涨价据说也有80%的市民支持），房价的疯狂，五星级公厕，1.5亿元粉刷外墙，数十亿种银杏树，“与政府作对就是恶”的王书记，满世界的骚扰短信……生活在大都市重庆，真的好“幸福”！！！
当普通老百姓被看病贵、上学难、高房价、贫富差距悬殊等没有根本的改观，却急于去推出“重庆当选中国最幸福城市”，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好大喜功、面子工程！当被“折腾”得精疲力竭时，再具“幸福感”的城市也实在难以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幸福。
想想也是，所谓“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本身就是个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噱头工程以及政府花钱买吆喝的营生。在传媒搭起平台，所在城市政府派上赞助，有关专家和帮闲们奉上赞词和鉴定意见后，剩下的或许就是一些人稀里糊涂的狂欢和自豪了，谁还会去管百姓的“不幸福”？反正，在中国不缺好大喜功的官员，更不缺无聊的媒体和帮闲般的专家。
幸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被政府重视。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余音也久久萦绕耳旁。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说，“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圣西门也有这样的感慨：“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是多么壮丽的事业。”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所有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更离不开为之付出的艰辛与汗水。但是，有闲、有权和有钱阶层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制造的幸福胜景与和谐盛况，固然能够暂时麻醉和缤纷人们的感觉和视线，但终究会因为其不诚信、不负责、不道德和不愿意面对现实，而让许多普通老百姓反感和反胃，进而深切感到，所谓“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其实是块鲜艳的遮羞布！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好在“幸福”不是报纸上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屁民的切身体验，好在我们不在朝鲜，不会被用枪顶着你承认“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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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
　　人类对银杏生态价值的认识较晚，银杏价值的最高层次--生态价值，无价之宝。 银杏的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从栽培角度上看，银杏属于果树--干果；属于林木--用材树种、防护树种、抗病虫树种、长寿树种及耐污染树种。银杏适应能力强，是速生丰产林、农田防护林、护路林、护岸林、护滩林、护村林、林粮间作及"四旁"绿化的理想树种。它不仅可以提供大量的优质木材、叶子和种子，同时还可以绿化环境、净化空气、保持水土、防治虫害、调节气温、调节心理等，是一个良好的造林、绿化和观赏树种，对我国大江南北农林种植结构调整、平原农区林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绿化环境 　　银杏抗病虫害，被公认为无公害的种树，是观赏绿化最理想树种。公园，园林，住宅小区，行道两旁，城市绿化，栽植银杏，可谓"一劳永逸"。 　　二、净化空气 　　银杏具抗污染、抗烟火、抗尘埃等功能。可在工业区、住宅小区、城镇、人口密集地、休间小区、等按一定比例种植银杏树，形成银杏林区，银杏林带，自然净化空气，减少大气层悬浮物含量，提高空气质量。 　　三、保持水土 　　银杏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等功效。在森林被伐，水土流失，风沙侵蚀地带，栽培银杏防护林区、防护林带，护路林、护岸林、护滩林、防沙林等，以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 1996年贵州省普定县把栽培银杏，发展银杏产业为该县脱贫致富之路。该县水土流失严重，即使一把土也要种上一棵玉米，满地都是石炭岩沙。为防水土流失，农民改种银杏，既改善生态环境，又有经济收入（银杏叶卖给加工厂），当今，银杏已作为大别山，大巴山，沂蒙山等老、少、边地区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即种银杏，改善生态环境，又形成产业经济，一举多得。 　　四、防治虫害 　　银杏有杀死农作物病虫之功能，尤其对棉花、叶螨、桃蚜、二化螟虫等尤其有效。在农业区周围种植银杏，为作物虫害天敌，以保护农作物。 　　五、调节气温 　　银杏树具冬暖夏凉特异功能。盛夏时节，掌心触摸银杏树干，手感冰凉，触摸其他树干（柳树），掌心觉热。据测定，盛夏时节，阳光直射大气气温高达40.20℃时银杏树下为35.30℃，大气气温与银杏树荫下温差为4.90℃，而垂柳温差仅为2.30℃，银杏调温能力为柳树之2倍多。因此，营造银杏林区，银杏林带，形成规模，造成小区气候，对农田，居住区均有调节气温改善气候的不可小视的良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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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尽栽“熙来树”
　　“将重庆土生土长的黄桷树（又称大叶榕）、小叶榕挖掉，种上银杏树，把森林重庆工程变成了‘换树运动’。”重庆大学退休职工、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吴登明说起薄熙来上任后，重庆开始大规模栽种银杏树，至今愤愤不平。
　　官方报道显示，森林重庆工程自2008年启动以来，种植百万棵银杏，5年内投入480亿元。“不少重庆人都把银杏称为‘熙来树’。据说是薄建议栽种该树，除了银杏之外，还包括桂花、香樟等6种树。而在中国特色的官场里，别说领导建议，就是偶然称赞一声，下面也会立时跟风。”他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称。
　　从重庆江北机场乘大巴至牛角沱立交枢纽站，记者发现，沿途随处可见换种上的银杏，在城区主干道两旁和各商业区、景点附近也遍地皆是。它们大多枝叶稀疏，树干上往往轱着一环铁圈，再以数根木桩予以支撑，有的甚至还接上了营养袋。与一旁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黄桷树、小叶榕形成了鲜明对比。
　　据吴登明介绍，这些银杏移栽来时都去除了部分根系、树枝，由于根很浅，树又很高大，头重脚轻容易倒，因此在没有完全生根时需要木桩进行支撑。饶是如此，这些树的成活率据估算至多也仅有七成左右，一些偏远地区移种的银杏甚至大面积死亡。
　　吴登明等人一开始就反对大规模移种银杏，并找到重庆市人大代表和重庆市政府参事室反映。2009年1月森林重庆研讨会在重庆大学召开，当时会议亦建议栽种本地树种。
　　“重庆并不适合种植银杏，它的生长周期长，且对水肥条件要求比较高，北方砂型疏松深厚的土壤比较适合它。重庆最适合种的还是黄桷树，这是多年自然优选的本地树种。”吴登明还告诉记者，重庆夏天比较炎热，黄桷树树干粗大，叶片宽阔，固氮量大，遮荫效果好，吸尘抗污染能力强。重庆最古老的黄桷树已有千余年，四五百年树龄的也很多，黄桷树早已渗入重庆的历史文化血脉中，不少地名与其密不可分，如黄桷垭、黄桷坪、黄桷渡公园。1986年黄桷树就被正式命名为重庆市树。
　　重庆主城栽种的银杏树一般至少10-15年树龄，多数都是30年以上的大树，部分还是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一棵银杏少则一两万元，多则数十万元。吴登明说，这种“速成法”花费了大量的钱财，而与产生的森林重庆的生态效益极不相称，可谓劳民伤财，且或还带来了很多腐败问题。“看似是民心工程，实际上是一项不尊重科学、不尊重民意，由长官意志推动的政绩工程。”
　　而在薄熙来事件后，重庆已再难觅见新移种银杏的场景了。
　　样板路上的“熙来灰”
　　在吴登明等人眼里，薄熙来任上整治重庆市容市貌，将部分城区主干道统一为灰色调，以至被讥为“熙来灰”，同样是另一不得人心的“运动式工程”。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0年5月起，重庆主城31条示范主干道市政设施被要求统一调整为灰色调。这些路段当年内更换成青灰色的透水砖、花岗石路沿；人行天桥、立交桥护栏均刷上灰白色油漆，高架桥防撞护栏也刷上蓝白相间的油漆，据称，这种哑光漆不仅能抵挡重庆的酸雨，还能防尘；车行地通道也刷上了灰白色哑光漆；甚至主城近万根灯杆都将刷上灰色漆。
　　走在样板路段、重庆市政府所在地中山四路上，记者见到，连道路两旁建筑外立面都换上了灰色的墙砖，与青灰色的透水砖等构成了颇为整齐划一的壮观景象。而其与中山三路交口的人行天桥、附近的牛角沱立交桥等，也是清一色的灰色“新衣”。
　　据悉，当时有媒体曾以《重庆1770亿“整容”》为题进行了报道并引发网上热议。但重庆官方就此解释称，该报道将“城市建设”和“市容整治”两个不同概念混淆，1770亿元并不是重庆整治城市环境的资金，而是重庆市在2010年要实施的全部城市建设工程项目，包括住房建设、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拆迁、公园绿地建设、轨道交通、市政道路建设、铁路建设等十几大项的资金总和。事实上，当年用于整治城市环境的资金，市、区两级投入的总和，预计也不会超过70亿元。
　　调速度，反冒进

　　无论满城种树、刷灰，还是组织大型唱红活动、建设交巡警平台，大量财政投入显然无法避免，而这些远远仅是重庆近年展现的大手笔的冰山一角。在重庆民众观感中，重庆也确实在民生上做了些事。典型的“民生工程”包括了公租房建设和“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建设。 2010年重庆“两会”期间，重庆市提出，将从2010年起计划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前三年新建2000万平方米（后增至3000万平方米）。重庆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累计开建公租房2871万平方米，配租11万套，规模、进度和配套水平全国领先。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重庆公租房建设总共需约1000亿元的投资。其中，政府将投入30％的资本金，由土地出让金收入、对高价房的税收、土地储备收入等来负担，此外70％要依靠市场融资。
　　与此同时，早在2002年，重庆市八个城建融资平台创立，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八大投”)，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在“十一五”期间，“八大投”充当了全市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城市建设、水利设施、轨道交通、旅游投资等各方面的主体。
　　政府主导经济和投资驱动的结果是，重庆政府面临高赤字和高负债隐患。重庆市财政局的一组数据显示，2011年，重庆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超过2900亿元，地方财政支出超过3900亿元，收支增幅双双超过40％。2011年重庆财政赤字规模超过1000亿元，占整个GDP比重达10.52％，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就此，重庆方面今年3月曾回应指，2011年中央补助1157亿元，重庆近10年来都没有出现赤字。同样引人关注的是重庆的“八大投”负债，有估计称，包括市一级政府债务重庆地方总债务规模或达5000亿元。
　　重庆市社科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邓涛曾表示，重庆财政的情况是很紧张的，资金缺口肯定不小。但在电话里，他拒绝了《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的采访要求，“目前我们内部已经做了要求，所有专家不能接受记者采访，或在微博上做一些回应的东西或发表个人意见。”
　　广晟财富投资管理中心投资总监刘海影则在《谁来约束地方政府？  重庆模式的经济批判》一文中表示，“重庆模式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这种模式在短时间来看效果是很好，长期来看则未必美妙，因为“借钱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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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5月9日电（记者 董宇）今天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汪洋代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汪洋在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汪洋说，建设幸福广东，必须突出改善民生。要大力发展各项民生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全省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要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创建教育强省，争当教育现代化先进区，打造南方教育高地。就业和创业是创造幸福的源泉和基础，要坚持就业优先，加强职业技能教育，提升就业质量，鼓励全民创业，放手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完善食品安全溯源机制，建立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探索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要围绕提高统筹层次和保障待遇增长的可持续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统筹做好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等工作，加快构建统筹城乡、惠及全民、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人口计生工作，提高人口素质。树立绿色、人本、集约、智慧、包容的城市发展理念，广泛开展幸福村居创建活动，努力建设美好宜居城乡。加快全省绿道网、生态景观林、社区绿地公园、城乡文体场馆等建设。健全改善民生工作机制，建立为民办事征询民意制度。

建设幸福广东，必须突出文化引领。没有文化支撑和精神富足，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广东。要以建设文化强省为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繁荣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积极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充分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培育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知足常乐的社会心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大力弘扬岭南优秀文化传统，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民众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大力宣传和实践“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新时期广东精神。着力提升全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全面参与建设幸福广东的意识和能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实施国民旅游休闲计划，倡导文明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

建设幸福广东，必须强化制度保障。要以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底线公平为导向，加强社会领域基础性制度建设。弘扬劳动光荣的理念，让劳动者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使之享有与其贡献相适应的荣誉、地位、福利，拓宽工农群众参与日常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制度通道。破除潜规陋习，创造公平公正、活力有序的社会环境，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让有本事的人有奔头，各尽其能地追求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进一步破除地域、户籍等限制，调整完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流动，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完善异地务工人员积分入户城镇、考录公务员、参加社会管理等制度，促进他们逐步融入所在城镇。进一步完善幸福广东指标体系，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价幸福广东建设的根本标准，使之成为引导领导干部改进工作的“指挥棒”，从制度上保证幸福广东建设的正确方向

建设幸福广东，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使每个人在努力创造个人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为增进全社会的幸福奉献心力，实现全省人民共建共享幸福广东。要防止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错误倾向，既积极作为，又量力而行，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循序渐进地提升全民福祉。我们相信，只要人人都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幸福广东的美好愿景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