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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叶竹盛:香港"城管"为什么不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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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30 10:54: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香港道路逼仄,交通密集,却很少因为摊贩摆卖而发生拥堵一类的事件。这并不是说香港没有小贩或者很少小贩。实际上,根据统计,香港2009年共有持牌小贩7000多人,无牌小贩2000人。这个数字不可谓不高,但由于管理和执法到位,所以很少发生执法者与小贩之间的冲突事件,更是几乎没有听说过香港“城管”暴力执法的事件。2010全年,香港小贩事务队共执行1561宗打击小贩违规摆卖行动,其中只有两宗涉及袭击公职人员的个案。



香港的小贩事务队可谓香港的“城管”,但是他们的职责范围比“城管”狭小多了,只负责摊贩管理和执法,因此比内地城管更具专业性。第二个差别是,小贩事务队并非独立机构,而是隶属香港食物环境卫生事务署,不是纯粹的执法工具,因此更有可能在独有的执法领域内进行精细化执法。第三个重要差别在于,香港“城管”并无裁决权,一切罚款和行为定性,都必须先由警署立案,再由法庭做出裁判。而内地城管则可以直接做出行政处罚,当事人如果不服行政处罚,再寻求司法途径救济。



这几方面的差异,造就了香港“城管”不打人的制度性保障。由于只需承担与小贩有关的事务,香港“城管”不易因为不同的职责而发生角色错乱,例如不会因为早上剑拔弩张的拆迁执法,而影响下午对待小贩的情绪。也不会因为在其他执法项目中的“勇猛”表现,而导致小贩对城管心生恐惧,容易发生对抗。



更重要的是,专业化的香港“城管”可以集中更多精力,制定出专门针对小贩的精细化执法制度,缓解执法压力,建立执法规范。精细化执法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香港执行牌照制度,区分持牌固定小贩、持牌流动小贩、无牌小贩等三种类型,并针对这三种类型制定不同的执法策略。持牌小贩以管理疏导为主,无牌小贩则施以管制。



第二种做法是划分区域,对不同类型的区域适用不同的执法原则,例如将常有无牌小贩聚集的地点设定为黑点,一旦发现非法摆卖,不予警告,立刻就提出检控;将交通繁忙、路人密集的地点设定为严格执法点,确保没有小贩出现。这些黑点和繁忙点,都标识在地图上,在政府网站上公布,对小贩们起到预警的作用。另外香港“城管”还根据贩卖的商品、宏观经济形式等情况,在执法时区别对待。



专业化的另一个体现是执法与裁判这两种职能的分离。香港“城管”只负责街头执法,而将行为定性和处罚裁定交给更为专业的警察和司法部门。非经法庭裁决,小贩事务队不得私自处罚和定罪。这样小贩就有机会在中立的法官面前为自己争取权益。在法官面前,小贩和“城管”的地位是对等的,小贩面对的并非一个集执法、规则制定和解释于一身的强势部门。再加上香港法庭在市民眼中威望很高,获得市民信任的因素,小贩们在面对执法人员时,完全不必鱼死网破,暴力抗争,可以到法庭上据理力争。香港法庭就曾多次支持被起诉的小贩。



当然,仅有执法与司法制度保障还不够。小贩生意艰辛又薄利,如果有其他生路,或者社会保障,从事此行的人数自然就减少了。香港在1990年时还有7000多无牌小贩,到今年,就已经降到2000人以下了。除了制度管制的原因外,恐怕有一部分要归功于香港繁荣的经济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大量涌现的摊贩,是经济处于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完全扼杀不仅在实践上不可行,情理法上也是不通的。香港以专业化的制度分工,进行精细化执法,再以公正独立的司法为后盾,建立了一套有效治理摊贩的方案,根除了暴力执法发生的各种因素,既保障了社会秩序,也为小贩提供了生存空间,可谓周全。
发表于 2012-1-31 18:11:44 | 显示全部楼层
建议大家探讨一下怎么在我国内地现有制度下进行改进,而不只是罗列国外和国内特殊地区的优点。
制度不同,他们的这些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具有可行性。
 楼主| 发表于 2012-2-17 11:17:50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外为何就没有城管?

文/余晓平

城管是中国的特色,其凶悍程度也闻名天下。老外执法一般是在威胁到自己的时候才变得凶悍,当然警察里面也会有个别心理变态的,也许是这个职业决定的吧。

来北美旅游,有一个规则中国人一定要知道,那就是接受警察盘问的时候手不能乱动。因为国外普通人都可能有枪,一旦让他觉得你有掏枪的嫌疑,肯定扑上去把你按倒在地。中国的情况不同,老百姓没有枪,城管执法依然凶悍,像是前世有仇似的。这要是双方都有枪,那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来到国外,你会惊讶地发现,根本就没有城管,警察都很难看见。城管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执法对象是那些摊贩。那国外难道就没有想摆摊的人啦?其实也有,并不是他们素质高而不去街上摆摊影响市容,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能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二是办理相关手续的成本很低,没必要违法;三是良好的福利导致他们宁愿呆着也不摆摊;四是失业的老外要比中国人懒;五是一旦非法摆摊,妨碍了别人就会有人举报,违法的代价很大。

摆摊卖东西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但凡有好的工作,一般人们不去干这种风吹日晒的事,政府资助的职业介绍所和职业培训课程非常普遍,失业率增加不但会影响政府的税收,加大失业金的发放,更要命的会影响总统连任,执政党就成了在野党。所以政府不遗余力地创造就业机会,国会不断推出解决就业的政策。我们且不说有个好工作不愿意摆摊,收入稍微高一点的老外马上恨不得叫外卖享受一下,从网上订货让人送到家里,吃东西也很方便。

到了你实在想摆个摊的时候,和中国正好相反,政府不但不会刁难你,弄不好还能给你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小额贷款,介绍货源信息,免费的创业讲座等等,因为你自雇当老板会给政府带来税收,明摆着要给政府送钱的。申请相关手续的费用以及登记年费,根据各地的规定从50到100元不等,你要是一天都挣不回来这个数,趁早别干这个,温哥华的最低工资每小时十加币,给人打工多省心啊,三个月以后还有牙医保险,失业了还能领失业保险金,比摆摊强。

在旅游区,市政会专门修出来一个地方供摊贩摆放和叫卖纪念品的地方,像我们很多中国游客去过旧金山的渔人码头,或是我们BC省的议会大厦与女皇饭店附近,这些卖小商品的摊贩秩序井然,根本也没有人去管,对于游客其实也方便。或许需要交纳一些摊位以及卫生费用,但你赚钱了,还在乎那点费用吗?不赚钱,肯定也不会干这个。

中国人为什么要摆个摊呀?显然要赚钱糊口,之所以摆摊是因为第一有人会买,说明摊贩存在的必要性,第二是不摆摊找不到别的事做,没钱就没法过日子。你别看老外失业率高的时候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那失业的人是有各种福利的,比如说医疗保险费就免了,药费有折扣,有孩子的可以领到牛奶金,失业者可以领到失业保险。有这样的福利,谁还会不辞辛苦地去摆摊呢?除非收入很丰厚,但高度的商业化程度又使这样不可能。特别是城里的这些流浪汉,整天从慈善机构能领到东西,从游客那里能讨到钱,他们可能还真的看不上这工作呢。

其实街上没有摊贩有时也是挺不方便的,谁不想随时都能买到东西呢?但这没有摊贩的现象并不是城管的功劳,而是社会福利太好,就业率比较高造成的。弊病是养了一帮懒汉。我总是骂老外太懒,但是换位思考一下,站在打工者的角度,谁不想懒一点,少干一点,多拿一点呢?

再说说中国人的勤劳,老外是望尘莫及的,其实老外做起事来也特别尽心尽力,但不做事的时候看上去相对懒多了,为什么呢?老外的人生理念和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觉得人就那么一辈子,乘自己年轻或是有体力,除了劳动,还要享受生活。缺钱的时候,那就接受培训,找个好工作,不然宁可在家呆着,有点钱就去旅游享受生活。且不说让他摆个摊,差一点的工作都懒得干。

那假如人们临时遇到自己的一些东西要卖掉怎么办?社区会定期举办星期日市场,也可以在周末把旧货摆在车库里卖,可以在报纸上免费登个50字以内的小广告,现在渐渐流行的是在网上卖东西......总之,想卖点东西不难,如果是东西太多,或比较值钱还有专门的公司收购,商业社会使社会效率大大增加。

假如在上述那么多的条件下都不令你满意,你非到街上去摆个摊,而且就是懒得去办牌照,这样就比较变态了,但你真的这样去做,警察是怎么发现的呢?一般的情况下,你要是不妨碍别人,生意又很好,这种情况下也没人干预你,你生意好为什么还不去注册呢?你要是妨碍了别人,无论你是不是注册,马上就有人会报警把警察招来,这种情况的确比较少见的。一般在你注册时,相关部门会告知你应该注意什么,就是摊位的规范,不要妨碍到别人。

现在我们知道了城里的各种商业比较成型,摊位未必能够赚钱,当然市容建设也会对摊贩摆放有一定的要求,那么乡下的老外要想卖东西怎么办呢?会不会像中国的农民那样赶着驴车到城里来卖自家的水果呢?这样的现象好像还没有遇到过,或许是从成本上来算划不来。一般商业化的种植有相关的公司收购,而自家的种植本来也没有打算去卖的,但这也有特例,一些老外把自家的果实整理好,摆在车子来往的公路旁边。

说说我们这里乡下的情景,我经常带着国内来的朋友去郊外,有时可以看到,樱桃两元一份,鸡蛋一元十个之类的牌子。一次有朋友就说想尝个新鲜,我就停车让他下去买,结果这老兄站在那里不走了。我赶紧过去看个究竟,他说老板不知去哪儿了。我说,哪儿有什么老板呀,谁在太阳底下晒着等你,你把钱投到那个小木箱里,拿走一包樱桃就完啦。朋友惊呼,啊,还能这样哪.......
 楼主| 发表于 2012-2-17 14:03:59 | 显示全部楼层
哪个汉字可以代表中国?《纽约时报》:“管”

在汉字文化圈,这几年流行选“年度汉字”。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也谈起了汉字,文章就“管”字有何内涵,聊了起来。作者埃里克·亚伯拉罕森认为,如果只给他一个字界定中国社会,非“管”字莫属。

作者认为,哪里需要行使权威,“管”字就在哪里出现。除基本意思“负责”,“管”字也出现在“管理”、“管辖”、“管制”和“管家”这些词中。如果要解决问题,第一句问的话便是“这归谁管?”

他写道:人们普遍将中国的权力运行误解为集权主义,但同中国官员交往的方式还是体现在“管”字上:家长式作风、道德说教和事必躬亲。除明显的政治含义外,“管”字还出现在日常对话中。你可以告诉一个好事者“别管闲事”,或者说句“我不管了”,以示事不关己。“管”字甚至从字面意思进一步引申为连词,在“不管”中使用。在“管”及其组成的词句中彰显着对无序社会一种淡淡的焦虑。“没有人管”暗含着不赞成甚至恐惧的意味。

讨论汉字,的确是件很时髦的事,数年前《纽约时报》的一个标题就用了汉字,当时引发各界议论。美国之音1月的一篇报道也关注过汉字,该报道认为,中国符号走红美国,但不是每个人都用得对。

文章说,中文字符,也就是所谓的“汉字”,现在颇为流行。它们成了服装、艺术品和文身上的时髦装饰。有个男孩或是他的父母以为男孩衣服上的字表示“武士”,照理说,他们希望出现在T恤上的字应该是“侍”,可实际上写成“痔”。还有个女孩,在背上文了“狂泻不止”  这肯定不是她所希望的内容。

对汉字,日本人也很重视。《日本新华侨报》6日刊文说,据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2011年,154万日本男女老少分别在全国180余个考场参加了“汉检”考试。参加人数之多,考试规模之大,即使日本国家高考即“中心考试”,也无法与其相比。

这么多人参加考试,原因很多,《日本新华侨报》分析认为,看一个日本人的文化教养,认识多少汉字是一个重要指标。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因认识汉字太少,让国民很生气。而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则因为在讲演中时常引用中国古典、成语,而被人赞赏。日本国民衡量“大人物”的水平,指标之一就是看他的汉字教养。在日本国会辩论中,那些大人物不但出口成章,而且常用四字成语。

汉字也影响了英语。美国“全球语言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自1994年以来,国际英语增加的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了5%到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专家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正对世界文化形成强烈补充。

回顾过去一年外媒的涉华报道,我们会发现,“中式英语”增多,甚至外媒在报道一些中国新闻时,创造了中国专属的英文词汇。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特意用了一个在英语中极不常见的词汇“领头龙”(leading dragon),来表述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而中国顾客超强的消费能力,让英国媒体基于“英镑”概念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北京镑”(Peking Pound),意为中国人所花的英镑。英国《每日邮报》称,“北京镑”所消费的大牌奢侈品,预计将会占整个奢侈品行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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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9 11:33:58 | 显示全部楼层
老城管的辛酸哭诉:凭啥城管比警察累还挨骂?

文/ yuanzh

  我是城管,我想说说:

  我是2004年,由部队安排到地方的老转。假如,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想,自己是不会选择城管这个职业的。因为,我感觉自己的付出与回报很不成比例,至少,做出的成绩很少能得到人们的肯定。

  对所有人来说,警察代表的是正义;城管代表的是什么,就不好说了。小时候大人们就教育我们:上街要听警察叔叔的话;自己在家要关好门窗,不要让大灰狼进来。“英雄梦”人人都有。一边是警察,一边是大灰狼,你说,你会选择那一边?

  一次,我在劝导一名占道经营的摊主时,一个买完东西准备离开的妇女说:你看看,小贩子见了城管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到处乱跑。我说:他们为什么要跑?小偷遇见警察也会逃跑,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法。这些摊贩知道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心理其实跟小偷是一样的,表现为做贼心虚罢了。

  警察办案是执行公务,代表的是正义,这是所有人都清楚的;城管执勤很多人还是认为是不干正事,似乎代表的是邪恶势力,多管闲事。

  几百元的户外门头广告收费,城管催了多次也没人理会。对于没有办理户外门头广告审批手续的,在工商来说,一纸几千元罚款单,业主就必须乖乖的上缴,然后老老实实地补办手续。为什么,力度大呗。在大多数人的感觉里,城管收费是“乱收费”,工商罚款是理所当然?

  同样的事情,警察在办案的时候有人捣乱属于妨害执行公务或者袭警。城管在执勤的时候遇到的无理取闹,或者被打都属于民事纠纷,是活该。这就是差距!

  必须拆除的小型的违规建设,城建规划部门以“我们没有执法权”为借口婉言拒绝了。对于大型的可以保留的违章建筑,他们就可以有“执法权”,首先处以几十万万,上百万的罚款。然后,责令补办手续。

  由于摊贩的占道经营造成了交通堵塞,有市民反应这种现状必须改变。可是在城管进行管理的时候,就会又有市民与摊贩一起与城管对峙!

  “市长热线”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为群众服务的好事。可是,今天却成为了某些人携私抱怨的最佳手段!在做这场战争中,城管则被当做是随叫随到的最有力武器。无论你做什么,怎么做,都会有人高兴,但是城管都会被骂。因为战争是不会双赢的,也很有可能是没有赢家,那城管的下场就更惨了!在这中间无论被不被骂都必须老老实实任人摆布,否则就会被人家投诉“不作为”!

  多少年的老街坊一旦反目,就可以举报对方几十年前在楼前搭建的一个小棚子,今天妨碍我出行了,必须把它拆掉,不拆不行。还可以投诉对方家里养了猫呀、狗啦、鸡呀什么的,有叫声,影响我休息,必须处理掉。哎,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当然生活质量也要跟着提高。可就是苦了城管了。每天除了挨家挨户做工作,倾听他们的诉求,并不敢表露出半点怨言,回到单位还要回复热线。

  曾经有一份“市长热线”是反映一家洗浴店的,说的是,因为锅炉烧水,每天排放大量浓烟,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希望城管能够让其限期整改,否则就责令其停业。城管接到举报后就傻了眼了,锅炉的管理是技术监督局的,排放的烟尘达不达标是环保局的责任,至于限期整改或者停业那是工商局的权力。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与城管不搭界。也许老百姓太信任城管了,所以就赋予城管更多的权力。

  城管调查的结果也是令人大跌眼镜。这是一家开了多年的很小的淋浴店,一个小锅炉确实是每天都要烧水,可是并看不出有什么烟,并且距离居民楼足有二三十米远。问其原因,又是因为邻里矛盾,何况举报人并不是住在这里!

  在乍暖还寒时候的某一天接连收到三封反应同一件事的“市长热线”,说的是:在某小区的楼下有人搭了架子上面爬了很多藤蔓,严重影响市容,需要赶快处理。小区内部的事情一般都是由小区物业管理,于是城管就将“热线”送到了小区物业,希望他们处理一下。没想到,一连几天,每天都有好几封反应这件事情的匿名“市长热线”发到执法局。也许,“市长热线”用起来就是顺手,找个公用电话轻轻一敲就完成了,不费神不费力的就解决了问题。

  一天刚刚上班就接到举报:有人在某某地方张贴小广告,你们要赶快处理。可是当城管敢到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是一户人家办喜事,正在粘贴喜字。想不到,这种损阴德的事也有人喜欢干。

  警察办案有的时候有越权嫌疑,而城管似乎什么活都可以作,什么都可以管。

  警察了结一项工作,大伙齐声叫好,说是主持了公道 !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城管把活作完了,找来了大片的谩骂,说是不作正事!是“授人以鱼手有鱼腥”!

  城管被打被骂是活该!公里何在?
发表于 2012-7-22 18:20:12 | 显示全部楼层
借我三千城管,我当扫平天下!!!!!!!!!!!
发表于 2012-8-29 17:04:13 | 显示全部楼层
lsV!!!这档子事儿,讨论也没用。还是关心好自己的本分,把规划人的身份做好了,什么城市的问题都能得到缓解了
 楼主| 发表于 2014-4-21 17:26:25 | 显示全部楼层
如何缓解城管与商贩之间的“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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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回复小白萝卜 于 2014/4/21 15:09:5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4月19日上午9时许,浙江温州苍南县灵溪镇城管在灵溪镇一路口整治占道经营时,与一女菜贩发生争执。紧接着,城管与路过用手机拍照的黄祥拔发生冲突,殴打致后者倒地吐血。5名打人城管随后被周围群众围攻,5人均受伤,其中两人休克、伤情危重。其中一名创伤性失血性休克伤员目前已经处于清醒状态,另一名伤员还处于创伤性失血性休克状态,正在全力抢救中。
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等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弊病,也是城市规划建设不配套、相关制度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历史问题。随着城镇化程度提高,城市发展与群众生活习惯冲突日益明显。
同落后的城市管网一样,城管与商贩的关系非常微妙,看似都是些小事,很难上台面,但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带来严重影响。近年来,城管问题层出不穷,城管与商贩之间的矛盾不断激起,关系很难调和。
笔者认为,要让城管和小贩和谐相处,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需要完善城管执法行为的控制机制。现在,城管的收入,很多还是跟罚款挂钩,这种“执法经济”,必将损害执法的态度与公正。说到底,罚款只是手段,维持城市秩序才是目的,首先要改变的是这种可疑的“绩效工资”。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城管执法的监督。
二、政策路径相对明朗。可以划定区域和时段,对小贩进行疏导,使其有序经营:山东济南城管制作“西瓜地图”,在全城划出四百多处临时经营点让瓜农卖瓜,实行减免费等优惠,既便利了瓜农,又方便了市民,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三、从“猫鼠游戏”中引入第三方力量。可以探索城市管理的公众参与,利用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等。让“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这样的口号变为现实。
城管暴力执法是种“病”,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城市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相信城管能找到调和矛盾的途径,相信文明执法会越来越近。
 楼主| 发表于 2014-4-24 15:47:45 | 显示全部楼层
家谈苍南城管事件:执法困境折射城镇化挑战2014年04月24日04:30  人民网-人民日报  
  4月19日发生在浙江温州苍南县的城管与群众冲突事件,引发热议。冲突为何发生?顽疾如何治疗?4月23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小军,原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牛凤瑞,应邀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城管执法如何跳出“以暴制暴”怪圈进行分析。

  城镇化高速发展,各方诉求亟待平衡

  问:苍南城管事件,再次凸显了“以暴制暴”的畸形发展逻辑。从城市管理角度看,这起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杨小军:这几年陆续发生了许多与城管有关的暴力事件,曾经有一个说法,说城管这支队伍,不是打人就是被人打。我认为,这些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在于在城市里生活的人群和现有的城市管理标准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用一个规范且整齐划一的城市标准,去要求一个仍然处于快速城镇化、生活方式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的人群,当然会产生矛盾。其次,城管执法存在的不作为和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导致城市管理的公信力、权威性不足。苍南事件中,当事人违规摆摊为何还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因为多年以来,城管执法常常是“找人麻烦”的,引发老百姓不满,一旦有某个具体事件引爆,人们便会去发泄这种情绪。

  牛凤瑞:当前我国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改革带来利益结构大调整,导致各种矛盾多发,苍南城管事件实质上是在多年城镇化进程中积累起来的利益分配和调整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诉求,政府作为管理方要平衡好各方利益。尽量避免冲突事件的发生,积极应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种挑战。

  规范执法,城市管理应向公共服务转变

  问:城市要整洁,商贩要生存。怎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

  杨小军:这是一个疏导的问题。城管和商贩之间的矛盾很难完全根除,但可以把它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要减少暴力冲突,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的问题,首先需要解决民生问题和发展问题,必须解决商贩谋生的问题;其次,还须采用一个适合于当地情况的疏导方式,来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从这起事件当中,我们需要反思城管执法暴露的问题:一方面是城管队伍缺乏执法者应有的素质,另一方面是城管执法手段比较粗暴单一。

  牛凤瑞:解决城管与商贩之间的矛盾重在疏导而非强制,应充分尊重被执法者的合理诉求,城管的执法程序要尽可能让广大群众理解知晓、参与,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城管队伍的整体素质,转变城市管理理念,使得城市管理向公共服务转变。

  明确城管职能,提升执法权威性、有效性

  问:这次苍南城管事件折射出城管的整体问题。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该如何有效破解城管执法面临的困境?

  杨小军:一方面,城市治理的体系需要调整。城管的职能要相对固定和明确,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一定要清楚;另一方面,城市管理的标准需要规范化。我认为,当前城市管理的标准有一些很人为的因素,领导的个人意志很强。应该建立一种体现“为人来管理城市”理念的制度体系,而不是为了城市去管理人。这条街该不该设摊贩,该不该设机动车停放点,应该由管理部门和市民协商,形成共识。

  此外,城管要提升治理能力,就必须解决执法权威性和执法有效性的问题。同时,充分发挥市民和基层组织、社会团体的作用,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共同治理。

  牛凤瑞:应当形成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城管执法工作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不断探索建立健全和谐的城市运行管理新模式,改进完善和创新城市管理,实现城市服务功能的最大化。处理好城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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