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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2007十大地方公共决策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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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9 17:57: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08年01月08日10:07 《决策》杂志
  重庆“钉子户”

  点评:不用说,强大的公共舆论对这一事件的走向发挥了特殊的功能。起初,区政府也曾经想利用权威来下达拆迁命令。但是,面对强大的舆论声浪,政府开始反思,并理智的退让,这是一种在与社会快速互动中催生的政策选择,这一选择的标本意义在于   博弈与妥协,将给公共政策各个利益攸关方带来理想的结局。

  洞庭鼠患

  点评:7月,20亿田鼠闹洞庭。鼠灾缘何发生?天灾抑或人祸?舆论莫衷一是。但是有一个信息不容忽视,早在2005年,中科院就已经对洞庭湖可能出现的鼠灾发出了预警,2007年上半年又将新的研究结果多次通报给地方政府,但是,直到鼠患爆发,洞庭湖区仍然有一千公里地段没有防鼠墙。预警机制缺乏以及应急水平滞后无疑是鼠乱暴发后,地方措手不及的原因。

  厦门PX项目

  点评:从有关民意反应及传播的情形来看,当地政府遇到了一场典型的“舆情危机”,而政府在此次危机的处理上教训深刻。有关部门在事件产生初始时并没有重视和认真对待舆情反应,鲜见围绕项目本身的讨论和对话,对于该项目可能存在的环境影响更是交代不清,直至出现了强大的民意反弹,政府才意识到自己的反映滞后、被动。

  兰州牛肉面限价令

  点评:与以往历次大范围的公共辩论相比,这一次政策拥护者和反对者的阵营分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兰州城内有很多坚定的限价论者,而在兰州城外,舆论则呈一边倒的反对声音。看似符合民意的政策措施涉嫌行政违法,无疑成为兰州牛肉拉面“限价令”最大的悖论。

  “脱缰”普洱茶

  点评:面对“普洱热是不是炒作”的频频发问,普洱官方坚称“不是炒作,更多的是运作”。普洱茶由沉寂无名到炙手可热决非一日之功。无论是从普洱的营销角度看,还是从普洱的产业角度看,对于当初试图通过培育普洱茶产业而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来说,普洱茶已经成了一匹脱缰之马,显然,其败不在将“马”养大,而在于没有给马套上缰绳。

  山西“粮神殿”

  点评:在2007年6月七部委联合通报的4起违规修建楼堂馆所典型案件中,山西“粮神殿”无疑招致最严厉的舆论挞伐。那些国内各省粮食系统官员的手书赫然出现在石碑之上,并以“祭奠后稷”之名接受观光客的供奉,这一创意之举却成为其最大的硬伤。楼堂馆所并不鲜见,但是“粮神殿”所折射出的公权力变异却值得深思。

  株洲电视海选女干部

  点评:民主还是作秀?对于这种干部选拔形式,舆论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声音,而是用多元化的视角去观察、判断这一新闻事件的价值和走向。尽管活动主办方宣称只是储备人才,但是这种仅仅具有民主外壳的海选事件,由于挑战传统干部选任制度的严肃性而备受争议。如果地方政府敢于拿出实权部门岗位进行电视竞选,那倒不失为真正的民主尝试。

  稷山文案

  点评:与重庆彭水诗案齐名的山西稷山文案,在法理可以归为一类的两起案子却有着全然不同的结果。前者被司法机关认定为错案,后者几名当事人却因言获罪,难免牢狱之灾。动用公诉程序审理诽谤案件,很显然这是司法机关在为受举报的县委书记张目。如果没有网络舆论的讨伐声浪,黑幕之下,罪与非罪的厘定完全不由法律定夺。

  太湖水危机

  点评:太湖水危机的爆发,彻底颠覆了苏南模式的先锋角色,这种政府强力主导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曾经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模范,受到后发地区的追捧。水危机的警钟为谁而鸣?苏南只是较早触碰到环境不堪重负的临界点,关键问题是,其他地区能否从太湖之痛中汲取教训。

  邳州书记返乡

  点评:官场抬轿文化以及排场政治,令邳州书记无端陷入一场闹剧。对外界来说,没有人能够体会书记返乡主角在否泰两重天中的心理煎熬。当更多官场人士将这场闹剧归因为不懂政治导致的低级错误时,他们忽视了邳州事件带来的另外一重教训,那就是网络时代,政府在舆情汹汹时,沉默和狡辩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学会正确地说话,是政府提升危机管理技巧的首要任务。
 楼主| 发表于 2008-1-29 17:58:03 | 显示全部楼层

2007决策陷阱

杨 敏

  领导者在做决定时,会对得到的第一个信息给予特别的重视,第一印象或数据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我们的思维固定在了某一处。

  谈到决策失误,人们往往习惯从决策的方式去考察失误的发生机制,其实,对于地方领导者来说,决策最大的敌人不是方式,而是决策者本身。如果我们仔细梳理2007年地方公共决策案例,就会发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决策陷阱,这些陷阱显然无关方式和步骤,却关乎决策思维和心理。

  陷阱一:官员“勤政”。有一个著名的管理学故事叫做“蚁王筑路”,说的就是勤政带来的决策失误。为方便国民出行,蚁王决定在大家经常活动的地方修路,并请工程师设计路线,一个月后就建成了几条主干道。可是,蚁王发现蚂蚁们并不领情,还是不愿走“干道”。这是为什么呢?调查发现,走那些路线远比走“干道”便捷。这时,一只聪明的蚂蚁提出了一个建议:工匠们干脆沿蚂蚁自己走出来的路线修路,这样一来效果很好。

  “吃力不讨好”,是日常管理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原因在于有着善意决策意图并不代表必然产生好的决策效果。“蚁王筑路”的故事与邯郸下辖几个县给农民发放秸秆“放倒证”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焚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确困扰地方政府,成安等县为了化解难题,发文规范农民收割玉米的行为,意在“禁烧”的基础上引导“秸秆还田”,为此还成立了一个指挥部。如果农民遵守这样的规范,那么势必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由此甚至与管理人员发生了冲突。这是一个典型的“勤政陷阱”,决策者从良好的政策意图出发,却因重规范管理轻便民服务,导致决策失误。其实,勤政陷阱就是一种越位,如果政府去管那些不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大多无法避免掉进这一陷阱。

  陷阱二:沉锚效应。领导者在做一项决策时,会对得到的第一信息给予特别的重视,第一印象或数据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我们的思维固定在了某一处。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沉锚效应类似于“首因效应”,也就是对事物的第一印象往往会影响我们做出判断。在2007年众多地方公共决策案例中,“沉锚效应”集中表现在温州鹿城区劝离“有前科者”这一案例中。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一位领导曾经撰文指出,鹿城区常住人口65万,登记在册外来人口77万,在违法犯罪成员中,外来人口所占比例高达80%,在押在拘人员60%有前科劣迹,“这说明外来人口是公安机关管控的重点,有前科劣迹人员是公安机关管控的重中之重。”于是,鹿城区从维护社会治安工作出发,制定了“有前科暂住者”名单,并发起了一场驱赶劝离工作。法律上尚且有“无罪推定”,但是,鹿城社会管理领域却遵循“有罪推定”,使得这项决策带有明显的违反正义和公平等普世价值的硬伤。

  作为决策者,当你受到一句话、一个数字,一件小事的启发,并继而因此左右决策的时候,就要警惕是否已经掉进了“沉锚效应”陷阱。

  陷阱三:棘轮效应。2007年,有关公务消费的决策案例多次引起舆论关注,从山西“粮神殿”,到湖北洪湖的“百官倡烟”;从信阳王铁铁腕禁酒,到汝南偷拍取证公款吃喝。如今,公务消费已经误入“棘轮效应”陷阱,我们不妨先从一根象牙筷子说起。

  纣王要用象牙筷子,群臣皆不以为然,唯独箕子忧心忡忡。箕子说:“纣王用象牙做筷子,必定再不会用土制的瓦罐,肯定要改用犀牛角杯和美玉碗,如此一来,难道还会用它来吃粗茶淡饭吗?大王吃的是美酒佳肴,穿的自然要绫罗绸缎,住的更要求富丽堂皇。”箕子的担忧如果用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果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就是“棘轮效应”,也就是说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具有不可逆性。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发现公务消费决策的巨大惯性,也能够体会王铁禁酒之艰难,以及仍然在土坯房里办公的河南卢氏官员们为何赢得舆论尊重。

  陷阱四:以问题为中心。对于地方公共决策来说,从问题出发没有危险,但是以问题为中心绝对是一个需要防范的决策陷阱。以问题为中心最大的产物就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使得决策者缺乏系统思维。以广州“双禁”为例,因为飞车抢劫,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禁摩”似乎理由充分,但是就有公众质疑,如果有“飞车党”就禁摩,那么是不是有“背包党”就禁包呢?如果飞车抢劫手段升级,改用汽车,是不是就要干脆禁止汽车出行?这些质问逼近决策失误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如果仅仅以问题为中心,孤立地解决某个问题作为政策取向,那么势必缺乏系统观点。禁摩、禁电之后,百姓高达10亿的沉没成本谁来买单?公交线路优化没有跟进的情况下,市民出行难如何解决?“双禁”过后,刺激市民更多地购买私人汽车,道路、停车场、加油站等基础设施能否提供良好的供给   

  一言以蔽之,优质决策不仅仅以方式取胜,更要求决策者从思维上能够避免一些常见的决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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