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迷思——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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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默：中国无法和美国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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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14   日经中文网

    冷战后的世界被认为一直未能形成新的国际秩序，美国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将其命名为“G0”世界。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就G0世界的形成原因，以及“后G0时代”的可能状态等问题对布雷默进行了采访。

   

    美国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

    记者：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应该在25年前就在冷战中取胜，但现在却正在褪色，原因是什么？

    布雷默：很多人对美国的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感到失望，美国失去以自身为榜样领导世界的力量。理由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国内经济差距扩大等，还有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间谍活动因斯诺登事件而曝光等。

    第二，“中国模式”大体成功的影响很大。如果统计对本国政府感到满意的人，平均而言中国估计要比美国多。一个在35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如此的经济增长的国家的存在，表明弗朗西斯·福山的人类历史终结于西方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胜利的理论存在难以解释之处。

    在俄罗斯，认为被美国等国欺负了的民众出现不满，以此为背景，有独裁倾向的领导者正在获得绝对的支持。在中东地区，一方面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是独裁的政权在增加势力。在东南亚、南美、欧洲等不少国家，民主主义虽然渗透，但并不能完全说世界整体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记者：您提出G0世界的观点已经有约4年，之后的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布雷默：G0的倾向进一步增强。首先是美国的姿态。围绕化学武器问题对叙利亚发动制裁以及在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应对，使得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遭到质疑。另一方面，欧洲等美国的盟国忙于应对国内政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无心承担重大责任。可以说G0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

    记者：但现在的世界，似乎比冷战时期更不安定。

    布雷默：虽然冷战时期有过古巴危机等核战争危险，但总体来说世界是稳定的。G0世界则不一样。即使大国之间不会有战争，但战斗也会频发，难民也将增多。极端组织和流氓国家的活动空间也将扩大。

    记者：这种状态将持续到何时？

    布雷默：G0世界不会持续几十年，但新秩序出现至少也要5年或者10年。目前可以预想到两种情况。一是美国接受包含中国等国意向的新规则和新机构。反映力量平衡的体制逐步进化。

    另一个前景是国际社会将面临难以应付的严重危机，新秩序将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契机或许是中东和亚洲地区的争端，也可能是超出想象的大灾难，类似埃博拉疫情大规模爆发，或者失去控制的网络战争等。

    记者：如何看待美俄新冷战这一说法？

    布雷默：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首先俄罗斯没有那样的实力。第二，欧洲不会真正支持美国。第三，美国也不真心想和俄罗斯“打斗”。而且，如果出现万一，中国将制止俄罗斯的行动。今后，中国即使什么都不做，影响力也将增强。所以中国应该不希望俄罗斯让世界过于动荡并引发混乱。

    记者：将来有没有可能发生中美间的新冷战？

    布雷默：从长期来看，中美发生新冷战令人担忧。虽然现在还没有深刻的事态，但在5年、10年后的“后G0”世界里，美国和中国分属两大存在决定性差异的阵营的可能性非常大。

    记者：中国能成为和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吗？

    布雷默：不会。如果远眺10年之后，中国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但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只能达到美国的很小部分。中国的外交实力、技术实力、资源的生产力、软实力、文化实力等众多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大学的水平和美国相距遥远。人民平均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也将处在很低水平。所以中国即使成为超级大国，最多也是只有经济规模特别突出的超级大国。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研究苏联问题），1998年建立了分析世界政治风险的调查公司欧亚集团。在《各自为战：G0世界中的赢家与输家》一书中，阐述了没有领导国家的时代，在《自由市场终结》一书中阐述了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年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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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将颠覆西方世界？


    【编者按】2017年2月11日，凤凰国际智库作为联合主办方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中国发展社团共同举办第九届中国发展论坛。中国发展论坛系全欧洲最大的“中国问题”论坛，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有英国商业、创新、技能部原大臣Vince Cable、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Adair Turner、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凤凰国际智库主任邹明等。在论坛上，25位嘉宾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最为激烈。

   

    西方精英在过去一年遭受了重大挫折。过去，精英们一直以为自己应该扮演民众的启迪者或者驯化者。因为，愚蠢与短视的民众既然无法为自己的生活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那么对国家事务更无资格指手画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主制度完全成为精英的游戏。然而，崛起的民粹力量却通过民主制度使得西方精英阶层逐渐意识到原来自己在面对民粹意识时居然无能为力。

    近数十年来，西方精英的傲慢与自私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也导致西方社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分裂。民主制度的设计初衷在于为利益博弈各方提供一种相对和平的互动平台和增加博弈结果的合法性，这使得众多西方国家得以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中保持政权稳定。然而，2016年，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却呈现出更加极端的色彩，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政客不负责任地操纵民粹，凭借民主制度追求个人政治利益。

    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政治博弈，则更多地表现为单元之间的非正式博弈。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造成博弈结果缺少足够的合法性。而这恰恰是不稳定因素的最大来源。

    在《国家与市场》里，苏珊斯特兰奇试图将社会价值观念分为三类：秩序与安全、公平和公正、财富和效率。每个国家拥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因而社会价值观念也就迥异。对中国而言，秩序与安全毫无疑问占据着首要地位。因此，国家精英所拥有的共同底线在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必须以确保秩序与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那么，中国模式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人为对社会风险的控制之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原主任ArtharHussain教授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原因在于这只是一系列并不特别的做法，而远非成熟且独特的制度安排。

    实际上，当我们对比中西方两国政治体制时，我们会发现中西双方其实是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安排。那么，当西方国家出现因为贫富差距、经济萧条、难民危机等问题出现社会危机时，中国模式的优势自然凸显。中国模式能够为社会提供超强的稳定性，原因在于一定程度的汲取性政治制度能够向市场和社会汲取足够的资源维持稳定的预期——尽管这建立在消耗市场和社会发展动力之上。

    不过，Arthar Hussain也认为，即便“中国模式”存在，中国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向世界推广。西方国家对所谓中国模式的警惕，一方面在于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另一方面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路径的选择。而后者将颠覆西方国家建立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全球产业格局、贸易结构、金融体系将重新洗牌。西方国家国内经济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将加剧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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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汽车保有量1.72亿，高速公路123000公里，平均每个车对应0.715米高速公路。
美国汽车保有量2.55亿，高速公路100000公里，平均每车0.392米。
其它国家汽车保有量6.93亿，高速公路123450公里，平均每车0.178米。
欧洲高速公路总长度是67495公里，汽车保有量是3.7亿，平均每车0.182米。中国是欧洲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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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5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23000公里，美国100000公里，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为123450公里。中国这些年来每年新增高速公路近一万公里，那么现在中国的总里程已经大于除中国和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总和了。


2015年世界各国高速公路里程排名

    排名  国家  里程（公里）
    1  中国  123,000
    2  美国  100,000
    3  加拿大  18,570
    4  德国  12,800
    5  法国  11,100
    6  西班牙  9,763
    7  意大利  6,957
    8  日本  6,514
    9  墨西哥  6,279
    10  沙特阿拉伯  3,891
    11  英国  3,803
    12  葡萄牙  2,613
    13  智利  2,414
    14  荷兰  2,335
    15  韩国  2,100
    16  土耳其  2,010
    17  瑞典  1,855
    18  马来西亚  1,821
    19  瑞士  1,790
    20  比利时  1,756
    21  奥地利  1,719
    22  伊朗  1,429
    23  阿曼  1,384
    24  爱尔兰共和国  1,224
    25  捷克  1,202
    26  丹麦  1,111
    27  叙利亚  1,103
    28  克罗地亚  1,047
    29  希腊  928
    30  匈牙利  911
    31  摩洛哥  866
    32  波兰  765
    33  芬兰  739
    34  阿根廷  734
    35  台湾  720
    36  巴基斯坦  711
    37  斯洛文尼亚  658
    38  阿尔及利亚  645
    39  古巴  638
    40  不丹  622
    41  罗马尼亚  504
    42  泰国  450
    43  波多黎各  427
    44  保加利亚  418
    45  斯洛伐克  384
    46  萨尔瓦多  327
    47  立陶宛  309
    48  突尼斯  262
    49  塞浦路斯  257
    50  挪威  253
    5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53
    52  南非  239
    53  马其顿共和国  216
    54  印度  200
    55  斯里兰卡  180
    56  新西兰  172
    57  黎巴嫩  170
    58  新加坡  161
    59  卢森堡  147
    60  以色列  146
    61  爱沙尼亚  104
    62  危地马拉  75
    63  马绍尔群岛  75
    64  毛里求斯  75
    65  俄罗斯  49
    66  牙买加  44
    67  乌克兰  15
    68  格鲁吉亚  13
    69  塞内加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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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富增长遭遇拐点？

    瑞信研究院从2010年起发布《全球财富报告》，去年11月发布的2016年报告引起了中国不少财富管理机构的特别关注，因为中国财富出现了三个下降：

    中国家庭财富总量（23.39万亿美元）7年来第一次下降，下降2.8%，缩水6800亿美元；

    中国成年人平均财富（22864美元，约合人民币15.8万元）7年来第一次下降，同比下降3.7%；

    中国拥有100万美元净资产以上的百万富翁数量7年来第一次下降，减少4.3万人。

    瑞信认为，中国家庭财富缩水的主要原因是股价调整和货币贬值。查数据，2016年A股流通市值蒸发2.43万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全年贬值6.83%。

    中国人的财富增长会不会遭遇拐点？正在出现哪些新变化？我和工商银行私人银行、钜派投资等财富管理机构进行了交流，也翻阅了瑞信研究院之前的报告，做了一些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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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一：从2000年至今是中国人财富高增长的强周期

    按瑞信报告，2000-2016年中国****的平均财富从5670美元增长到22864美元，翻了两番；中国家庭财富总量仅用15年就完成了从6.3万亿美元到23万亿美元的增长，同样的增幅美国花了33年。

    超级富豪的增速更是惊人。瑞信报告称，2000年以来全球超高净值个人的数量增加了216%，而中国增加了100倍。

    王健林家族的财富（2150亿），按中国****人均财富15.8万元计算，相当于136万人的总和。

   

    财富管理机构的数据也印证了中国财富大爆炸的趋势，如工商银行私人银行管理的高净值个人财富在2012年为4000多亿元人民币，而2016年速增长到1200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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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二：中国人财富高增长的最大驱动力是房地产、资本化和人民币升值

    按瑞信报告，中国人均不动产财富为13100美元。不动产是中国家庭财富的最主要体现，不动产价格的上升是中国人财富增长的最大驱动力。

    以上海为例，2016年如果剔除共有产权房和动迁安置房等保障性住房，市场化的新建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内环内87547元/平方米，内外环间62265元/平方米，外环外26778元/平方米。和2000年的3000元/平方米均价相比，令人瞋目结舌。

    资本市场也是财富的放大器。

    2000年中国的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当时中国资本市场有1086家上市公司，年末总市值占GDP的48.48%，只有四五千亿美元规模。而目前A股上市公司已经3000多家，其中创业板从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挂牌到目前已经580家左右。2016年底A股总市值为55.68万亿元，相当于8万亿美元左右。

    此外，新三板已经有1万多家企业，其中95%左右都是民营企业。

    资本市场极大地膨胀了这些创业者和企业高管的财富，也让从天使投资到二级市场的众多投资者赚取了丰厚利润。

   

    最后，如果以美元计价，由于过去十几年人民币相对美元有很大升值，中国人的财富上升更快。

    按瑞信报告，2005-201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约33%，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超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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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三：中国的财富增长仍将继续，但增速正在放缓，进入“新常态”

    多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调研显示，中国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高净值人群，对于财富管理的需求都很旺盛。

    财富管理机构的研究显示，由于经济下行压力的传导，全社会生产性投资的回报率不断下降；加上股市调整，楼市调控，且不少中心城市的房价在2015年第四季度到2016年前三季度上涨过快；再加上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加强，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最近一两年中国的财富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一家大型财富管理机构认为，从管理资产的规模来看，每年的增速已经从40%、50%回到20%多，接下来可能回到10%甚至个位数增长。与此同时，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也明显下了一个台阶。

    瑞信2015年报告预测，未来5年，中国财富将继续以9.4%的速度逐年递增，没想到第一年就下降了2.8%。

    中国人的财富增长可能正在进入“新常态”，或者说，正在遭遇阶段性调整。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的上升空间不大，而房价既有的涨幅过大，资本市场的估值也不低，所以说中国财富在一定程度上被“高估”了，现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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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四：中国人的财富占有存在明显结构性分化，且不断拉大

    春节在家乡开封过年，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十多年前在县里工作时有一张1.5万元的银行存单，后来调到市里忘了这回事，今年春节前发现了老存折，取出来只有1.55万元多一点。如果以当年的1.5万元和现在的1.55万元对应的住房购买力来看，货币变成很不值钱的财富，而房子变成最值钱的钱。

    残酷的现实让人不得不生出“胆子越大的，越敢借钱的，借钱越多的越富有”的看法。核心原因就是，财富和收入之间的离散度在加大，劳动形成的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资产创造的财富增长，“人挣钱”远远赶不上“钱生钱”。

    最新数据表明，按常住地分，201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

    从2011到2016年，收入增长的趋势是放缓的，所以如果就是依靠收入、储蓄，过日子问题不大，但一定会错过隆隆开进的财富列车。

   

    2011-2016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从收入意义上，中国脱贫创造了世界奇迹，从财富意义上，中国的分化之大也是世界罕见。两种情况，同时并存。

    所以我们会看到，尽管2016年股市不景气，持股市值在50万-100万元、100万-500万元、500万-1000万元、1000万-1亿元的持有人数量都是下降的，但是持股市值1亿元以上的账户数反而增加了30.3%。

    有研究指出这和网下打新以及大资金抄底相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太效应”正越来越极端，就是越富的更富。

    有财富管理机构高管指出，由于整个资产收益率下降，未来几百万元到两三千万元的理财压力会很大，但是几亿几十亿规模资金的理财空间反而很大，因为可以跨境配置、股权配置、好项目优先配置，由于家族传承，财富阶层的固化也很难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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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五：中国未来财富增长将朝着阳光化演化，但如何避免弱势人群处境进一步恶化依然严峻

    中国财富增长的速度虽然走过了高峰期，进入“新常态”，但未来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增长机会。假以时日，可能还会爆发出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能量。主要的原因是：

    1、中国市场的内部需求仍在不断上升，消费升级刚刚展开，中国的人均收入要赶上发达经济体今天的水平还需要十年二十年。

    过去的15年，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数量以每年3.3%速度持续增长，而美国的增长速度则仅为1.34%，“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数量（1.09亿）已经超过了美国（9200万）”。

    尽管如此，按照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重计算，中国还只有8%左右，潜力非常巨大。

    2、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投资，通俗些讲是到全世界赚钱，其对于全球不少地方的矿产、能源、农业畜牧业、金融资产的控制力超乎想象。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投资非常低调，但事实上已经非常惊人。

    3、中国的证券化、资本化比重还不高，随着直接融资的发展，中国财富的呈现方式会大为膨胀。

    目前几十亿、数百亿市值的公司，特别是高科技含量的公司，未来5年内有相当部分会跻身数百亿乃至数千亿市值的公司。最近几年创业投资投入的项目会有几百上千家有望成为“独角兽”。

    4、创新驱动新财富爆发。传统的重化型的财富生成模式正在褪色，但是高科技和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正在掀开新篇章，制造业升级中的“四基五化”正在崛起，文化娱乐旅游医疗信息金融等服务业在迅猛发展……消费中产化、技术升级化和公司资本化，将成为中国财富下一轮增长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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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胆子越大的越赚钱，越有钱的越赚钱，未来的大趋势将是越有技术创新、价值创新、模式创新能力的人越赚钱。

   

    有些趋势已经明显化了。在2016胡润百富榜上，有68位财富在20亿元以上的“80后”入选，其中21位是白手起家，基本都从事IT行业，排名第一的汉鼎宇佑公司的王麒诚、吴艳夫妇以245亿元成为最富有的80后白手起家富豪。大疆的汪滔财富240亿元，滴滴的程维和好未来的张邦鑫财富分别为130亿。

    所以，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不仅像今天的王健林、马云、马化腾、宗庆后、丁磊、李彦宏、何享健这样的富豪会再创新高，一批今天还不被人知的年轻人也会凭借知识和创造的力量走上财富的中心舞台。

    过去房地产出现了很多超级富豪，未来给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造房子”比如游戏、动漫、文学、影视、电子竞技等等，也会出现很多富豪。

    5、中国在保护产权、简政放权、经济法治化、投资便利化、基础设施完善化等方面的总体态势，尽管有不如人意甚至阶段性、区域性波动的情况，但仍在不断改善，为创造财富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从2015年写《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到去年写《从严治党后会不会从严治富》，我一直清晰地向中国富人传达同样的信息——今天的中国到了既要问财富多少、也要问是非问题的时候了，到了企业家要洁身自好、走正道、正道才光明的时候了。

    有钱是好事，但是有不义之财还不收敛，还要继续钻孔子、走门子、高调子，不出问题才怪呢！

    中国未来也会对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格局进行调整。比如现实中高收入者更容易避税，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反而成为所得税缴纳的最主要人群，事实上是“逆向调节”；对于投机性资产收入的扩张（如炒房囤地），始终没有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凡此种种，相信未来会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进行纠偏。

    有负面清单，有纠偏措施，则中国的财富创造与分配，会更加阳光、透明和公平。

    但是，全世界的经验表明，由于资本收益总是高于劳动收益，所以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是世界性难题。如果提高资本利得税，就像法国做的那样，又会“驱逐”资本，影响投资和增长。

    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财富分化的总体态势不会改变，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

    如何避免弱势人群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这是一个现实生存与发展问题，也是一个对未来的心理期望问题，还是一个国家有没有同情心的社会良知问题。这个问题，政府应该重点考虑，但每一个富裕阶层的成员，也必须关注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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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央行行长：转型过程中机构和规则设置尤为重要
2017年05月11日09:10 新华网 0
共享捷克繁荣经验——清华五道口全球名师大讲堂成功举办
　　5月9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清华五道口全球名师大讲堂”在清华大学主楼成功举办。本次大讲堂邀请到捷克央行行长伊日·鲁斯诺克（Jiri Rusnok）、捷克央行副行长弗拉迪米尔·托姆希克（Vladimír Tomšík）、捷信董事会成员梅尔·卡维尔（Mel Carvil）等嘉宾共同聚焦“新兴市场中金融体系的作用——繁荣之路上的经验”这一话题。

　　嘉宾们在活动现场讲述了捷克经济转型的故事及经验，探讨了金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金融如何更好助推经济发展等话题，这些经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镜鉴和思考。活动现场，嘉宾们还介绍了中国和捷克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更好的合作。

　　捷克央行副行长弗拉迪米尔·托姆希克在活动现场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介绍了捷克的转型之路、经济和金融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应对金融危机挑战采取的措施。同时，他还关注和聚焦了捷克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和中国各领域合作的议题。

　　弗拉迪米尔·托姆希克说，从计划经济时代转型后的捷克保持了高速发展态势，人均GDP现已达到1800美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已经认定该国为发达经济体。他认为，自由化以及加强海外投资是该国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支柱。“一旦能够开放，一旦有了规则，有连接性，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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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弗拉迪米尔·托姆希克认为在开放和连接的背景下，如果出现危机，大家能够相互帮助，就能有效应对危机。与此同时，维持金融稳定对应对危机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谨慎监管也能帮助恢复市场规则以应对危机。他同时强调，通常对新兴经济体而言，金融体系发展还欠成熟，银行在新兴国家当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所以要对银行业有很好的监管。

　　当下有关“一带一路”话题备受关注。弗拉迪米尔·托姆希克说，“‘一带一路’的倡议能让各国更好的进行资本、人才、信息和其他资源方面的交流，实现互通有无，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各国之间可以共享繁荣、实现经济的规模效应，提高实体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和捷克两国在金融领域已有很多合作，并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更多合作。

　　捷信董事会成员梅尔·卡维尔作为商界代表分享转型发展的经验。他介绍了如何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同时，他认为，中国的消费市场以及消费金融有着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捷克央行行长伊日·鲁斯诺克进行总结发言。他建议不同国家应在按照不同国情转型发展。他从捷克经验出发，介绍了发展中值得关注的内容：一方面，在转型过程中尤其是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过程中，机构设置和规则设置尤为重要，进一步规则制定后的执行同样重要。另一方面，教育在转型过程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持续的投资于教育、投资于人力资本才能实现长久发展。

　　主旨演讲结束后，嘉宾们还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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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我为什么主张大国宪政

    最近，不断有“”攻击我“汉奸”、“卖国”。对于这些涉嫌诽谤的人身攻击，我自然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但仍有必要表明个人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而这个问题不只限于我这样的个案，而是中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普遍问题。按常人的想像，自由主义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似乎对领土主权不那么在意，只要人民有自由、社会有法治就行了。虽然后面这句话没有错，自由主义确实把人的权利和尊严看得比土地本身更重要，但前面这句是对（至少我这个版本的）自由主义的曲解，而这种曲解也给各种貌似“爱国”的“”攻击提供了口实。

    大国更有利保障人民自由权利

    事实恰好相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仅重视领土主权，而且希望国土越大越好。理由自然和专制君主对土地和财富的贪得无厌不一样。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希望建立泱泱大国，恰恰是因为大国更有利于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不是说小国就一定保护不了自由，而是小国的利益和观念结构都比较单一，因而更容易出现少数人或多数人的暴政。相比之下，大国人多地广，利益结构十分复杂，语言文化、风格习俗也会更加多元化，人民的视野更加宽阔，性情会更加包容。如果能够保障充分的地方自治，还有多种治理模式可供攀比、竞争、选择。

    孟德斯鸠断言，像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只能搞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对于这样的国家，民主政治的代价太高。中国数千年历史似乎也印证了孟德斯鸠“大国专制、小国民主”的铁律，但即便是专制，大国专制和小国专制仍然有程度之别。虽然在孟德斯鸠那个年代，大国只适合专制统治，但是和小国相比，大国对于彻头彻尾的专制来说也是难度很大的挑战。尤其在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传统社会，高度的中央集权在大国是不可行的。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在理论上至高无上、无边无际，但不管皇帝愿不愿意，“皇权不下县”都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地方乡绅自治是中央集权面对大国现实所不得不做出的制度性妥协。当然，地方也可能出十恶不赦的“土皇帝”，但地方又不是一个绝对的“独立王国”，地方自治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皇权约束。百姓受了冤屈，至少还可以上访告状。大国专制的不彻底性为传统中国保留了有限的地方多元和社会自由。

    美国联邦不能主动干预各地民主政治

    两百多年前，美国立宪者之所以选择了建立一个宪政大国，首要理由正是保障自由。当时，刚独立不久的13州既可以选择中央集权专制，也可以选择小国寡民的民主。前者当然不是一个严肃的选项，大众民主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后者却不乏《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这样的强大支持者。他们主张13州各自为政，建立卢梭式的小国民主。然而，多数立宪者并没有采纳这个选项，因为小国民主容易产生“多数人暴政”。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文集》第十篇把这个道理讲得十分清楚。

    社会越小，特殊党派和利益的数量就越少；不同的党派和利益数量越少，相同党派形成多数的机遇就越频繁。且形成多数的个体人数越少、范围越窄，他们协作并实现压制计划就越容易。扩大范围，你将带入更多样化的党派和利益，进而减少全体的多数具备同样动机去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可能性。

    派系首领的影响可以在其特定的州内煽风点火，但不能把大火蔓延到其他各州。一个宗教派别可能在邦联的一部分演变成政治派系，但散布于各地的多种宗派必将保护国家政体免受那个宗派的危害……所有这些狂热可以侵扰某个特定的联邦成员，但不能同样容易地弥漫整个联邦，就像天花可能侵染某个特定的县或区，但不能感染整个州一样。

    因此，美国通过发明联邦制，建立了一个宪政大国。这一项制度发明首先打破了“孟德斯鸠定律”，在大国范围内实行民主。大国民主之所以可行，也正是因为联邦和各州分权，绝大部分事务都由州承担了，联邦需要做的事情相对很少。即便在罗斯福新政极大扩张了联邦职能之后，这个基本图景并未改变。我最近对美国诉讼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联邦诉讼在数量上不到全部的千分之四，99%以上的诉讼发生在各州。民法和刑法等基本法律都是州法，这些法律才关系到平民百姓的基本生活。在这种状态下，联邦政权再专制也不可怕。

    事实上，联邦是美国自由的保护者。这种保护还不只是麦迪逊当时想像的消极无为的“自然保护”──利益多元带来的相互牵制，而是联邦司法在适用宪法过程中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主动保护。虽然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 ）首创了司法审查制度，并宣判一部联邦立法“违宪”，但是后来绝大部分时候，司法审查这个武器被用来针对州法而非联邦法律，有效地控制了各地的“多数人暴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3年的“德州堕胎案”（Roe v. Wade），德州禁止孕妇堕胎，孕妇就去联邦法院告状，最后判决州法违背了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这有点像中国的“上访”，向中央告地方政府，但美国式维权是一个宪法化、法治化的过程。联邦并不能主动干预各地的民主政治，只是联邦司法有权依据宪法撤销各地侵犯基本权利的立法或行政措施，进而确定个人自由的宪法底线。

    前提是国家实行民主政体

    因此，按照自由主义逻辑，国家越大越好。当然，这种逻辑的前提是国家实行民主政体，美国立宪者所要防范的也是民主体制可能产生的“多数人暴政”。尤其要注意的是，美国联邦是经过自由民主的协商过程“谈出来”的，而不是靠武力成功达到的。既然不能靠武力，就只有靠自身制度的优越性，让优越的制度及其产生的秩序与繁荣吸引各方归附。换言之，在国家的形成和扩张过程中，只能用“胡萝卜”，不能动用“大棒”，武力兼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是美国联邦的建构还是欧盟的“东扩”，都是靠和平谈出来的。事实上，后者的谈判过程主要是欧盟对申请国提条件，并审验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是否合格，而绝不是把它们强拉硬扯进来。当然，也只有把自己的制度搞好，才能维持国内安定和长久统一。

    中国当务之急是完善制度、实施宪法

    自由主义不仅不反对国家统一，而且赞成领土扩张，唯独我们想要的统一必须是真正意义的统一，扩张必须是建立在人民自愿、自决、自治基础上的扩张。现在，中国连自己国内统一都没有完全实现。什么是国家？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国家就是法律，国家统一就是法律的统一。但是看看国内各地各级的各种规定，把人民按户籍、地域、性别、年龄、政治身份等各种不相关因素分为三六九等，我们的统一体现在什么地方？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完善制度、实施宪法，实现真正的国内统一，然后才有扩张国土的制度资本。拒绝实施宪法，人民的基本权利不断受到侵犯，最后必然民怨沸腾，连基本的内部稳定都保不住，还谈得上什么主权统一？如此直白的道理，究竟谁在爱国、谁在卖国，不是一清二楚吗？

    让我纳闷的是，许多“”的家境似乎并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宪法没有落实而造成制度性歧视的受害者，却不断以恶毒语言攻击宪政。实施宪法、施行宪政，决定了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也关系到你们自己和家人的长远利益。这是任何小恩小惠都换不来的，究竟有什么让你们如此和宪政过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