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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郎遥远:两岸政府官员的十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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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30 11:43: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台海两岸,各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治理方式。同是黑头发黄******的中国人,同宗同族,不同制度会呈现怎样不同的官场生态呢?

    大陆官场的生态,耳闻目睹。台湾官场的生态,通过台湾中天、东森、TVBS电视节目,抑或央视《海峡两岸》,了解颇多。七年前,去台湾考察中小企业生产力中心,去年又考察了一次台湾商业,从北到南,接触了政界、商界不少人士,感触良多。

    对大陆民众而言,对两岸政府官员的第一个不同,是新闻监督尺寸不同。打开台湾电视,每晚都可看到台湾官员被电视名嘴们评头论足。从马英九到任何级别的官员,概莫例外。官员一旦违法违纪,媒体就可曝光,无论职务高低。不像大陆官员,违法乱纪甚至违法犯罪,首先是党纪,然后才是国法。媒体更不敢轻率曝光,有时只能装聋做哑,甚至受制于权力,昧着良知“抬轿子”“吹喇叭”。胡长清被执行死刑前,痛哭流涕:“假如江西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第二个不同,是官员讲话风度不同。去台湾,如果遇到台湾官员出席,讲话一般不用讲话稿,而是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大陆官员则总是正襟危坐,照本宣科,一脸严肃。在致辞发言等环节,台湾官员和嘉宾,无论职务、年龄高低,身体强弱,即使是被年轻人搀扶上台、步履颤颤巍巍的老先生,首先是双腿紧闭,两臂垂直,深深地向台下弯腰敬礼,然后才开始讲话。他们无论是否带着稿纸,讲话都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照本宣科,得体融洽,听起来亲切自然,又与当时氛围十分妥帖。而在大陆官场,大凡在重要、敏感场合,敢脱稿讲话的领导几乎绝迹,都习惯念秘书起草的稿子,有些地方官员文化底子不扎实,就经常闹出“领导冒号”的喜剧。一些官员出席会议,非要等众人皆就座以后,才仰首走进主席台,这样才显得有官威。拿着稿子发表一通大话、套话、空话后,就提前离场,毫无交流互动,人们想在会上表达什么意见,根本不在意。领导到场,就是一种代表“高度重视”的姿态语言。

    第三个不同,是公款消费手笔不同。台湾官员不敢用公款去酒店、歌厅、洗浴等场所,哪怕是普通公务员,随便进那些场所也要丢饭碗。大陆官员则是公款消费成风,相关数据显示,每年的"三公"消费可建三个三峡工程。去台湾,除非商界人士宴请,很难有在大陆常见的满汉全席排场,更不要说动辄茅台、大小拉菲助兴。

    第四个不同,是视察工作待遇不同。台湾官员到下级地方走透透,或单位检查指导工作,都是轻车简从,而且下级官员不请吃饭,官员"无奈"只好自掏腰包。大陆官员则正好相反,警车开道、前呼后拥,下级无微不至,招待丰盛,有时还得奉送土特产、红包等。如果遇到像朱镕基这样的廉政总理,每到一处,不吃请,不拿要,不题词,听汇报希望官员直言要点,不听套话、空话,陪同接待的地方官就会惶恐不安,非常不习惯。

    第五个不同,是节庆讨好对象不同。台湾地区官员每逢过年过节,都要上街给老百姓派发红包。每逢春节,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跑遍全岛各地,点头哈腰,向民众祝贺春节并发放红包,感谢民众一路相挺。民进党天王、各大城市行政首长也是如此,手拿红包,恭恭敬敬,遇到老人,亲切喊声“阿公阿妈”,遇到年轻人,热情道声“吉祥幸福”。而大陆官员逢年过节,也要送红包,但从不会送给民众,而是送更大的官。一些官员除了跑部钱进,也安坐家里,送礼品、红包、礼金的下级或百姓纷至沓来,各有所需,眉开眼笑。

    第六个不同,是家庭财产透明不同。台湾地区官员如同在玻璃罩里做官,有几处房产、有多少存款、有什么金银财宝,统统公开,民众一清二楚。而大陆官员财产,如同魔术师披着黑幕的箱子,总是不打开,让民众“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一旦揭开官员财产的黑幕,总能爆出贪腐新闻。广东一个副处级芝麻官被誉为“房叔”,网友举报他拥有21处房产,价值4000多万元人民币,“房叔”矢口否认。纪委介入,一查,居然有22套,比网友举报还多了一套。他本人名下只有一套,看起来是两袖清风的“孔繁森”。其实另外所有挂在亲属名下的房产,统统也是他的,他实际是个贪腐成性的“王宝森”。陕西著名的“微笑局长”,网友盯住他的名贵手表、皮带,纪委介入一查,又揪出一个官场硕鼠。

    第七个不同,是司法监督力度不同。台湾官员无论大小,无论台上台下,检查部门都可以有举报必查处。陈水扁还在“总统”任上,朝野各种监督力量对他家庭的贪腐调查,已经锐不可挡。一下台,就锒铛入狱了。国民党前副主席、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贪腐了一千多万人民币,被媒体曝光,司法介入,立马被羁押法办。没有任何长官敢打招呼关照,没有任何势力敢冒犯法律尊严。而大陆官员违法犯罪,上级领导不批示,纪检、检察不能随意查处。党员和各级人大代表,在未被开除党籍和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前,不能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更不能进行司法审判。党权、特权之后,才是司法权。

    第八个不同,是面对监督心态不同。台湾地区官员最怕民意代表(议员)和老百姓,有时被骂得狗血喷头,只得唯唯诺诺,反躬自省。大陆官员则正好相反,老百姓怕官,连人大代表都怕官。网民议政,有可能跨省追捕;人大代表不畏强权,坚持公道,有可能从此寸步难行;而企业家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不敢造次。沿海地区企业家从政热情很高,想竞选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干扰了一些地方的组织安排。组织就安排税务、银行、公安、技监等部门,集体找企业家谈话。企业家一看,众罗汉怒目圆睁,那个罗汉都得罪不起,不选了。

    第九个不同,官场进退姿态不同。台湾地区官员能上能下,今天是市长,明天可能就是平民百姓。一旦犯罪,即被法办。一旦犯大错,要引咎辞职。即便是施政不当,也要诚惶诚恐,谦卑自省。而大陆官员则是上去就下不来,党政两大体系官员都由纳税人辛勤供养。官员的级别,不但代表社会地位,也代表相应的终身待遇。一些官员在官场混一辈子,平庸无为,就是为了混一个括号,享受括号里的“XX级别”待遇。当官关键是站对队,跟对人。除非受强权排挤和打压,或被举报重大犯罪,一般不会丢官。而一些受上级器重、培养的官员,即便犯了大错,也能从问责的旋转门里,轻松转一圈,转到异地为官了。甚至有些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官员,出狱后居然还能领官禄,更令人匪夷所思。

    第十个不同,权力赋予方式不同。这是两岸官场生态不同的根源。台湾地区官员,无论领导人还是县市长、乡镇长都是直选的。官员今天胡作非为,胡言乱语,明天选民就用选票教训你,叫你歇菜。而大陆官员是上级任命,或组织考察认可再通过人大投票通过。上级提拔我,我能不肝脑涂地为上级效劳吗?面对媒体监督,官员敢说:“你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面对愤怒民众,官员敢说:“有本事你去告我呀!”

    大陆官场,是到了真正实践“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谋”的转折时刻了。

    转自:http://yaoyuanlang.i.sohu.com/blog/view/243542333.htm
 楼主| 发表于 2012-10-31 11:44: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舍“办实事”政绩游戏凸显行政低效

    快到一年的末尾了,各地年初信誓旦旦公布的为民“办实事”工程,也到了有个交代的时候,“为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嘛!北京市近日即公布了2012年“办实事”进展情况,据言,2012年北京市政府拟办的35个“实事项目”,4件已经提前完成,其余31件年底前“竣工”。

    仔细审度北京市的这35个“实事项目”,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不少的问题。比如,列入“实事”之首的PM2.5问题,不过就是办成了“明年1月1日起,北京35个PM2.5监测子站定期发布的PM2.5数据,将分为6档,同时附带‘说明书’,即监测数据评价。百姓根据评价,即可便捷获知全市各地的空气质量状况”。这样的一件“布点”工作、基础性工作,与真正的PM2.5治理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一年了,以这样的“治理”速度,PM2.5问题猴年马月才能解决?这难道也算需要一年一度才能办成的“实事”?这难道也有必要呼呼啦啦地满世界张扬?

    其他的如6号线一期、8号线二期南段、9号线北段建成通车、新增入园名额2万个、新建、改扩建34所公办幼儿园等等,是“实事”固然,但皆为不张扬、不政绩也要办理的行政基础性工作、日常性工作,皆纳入“为老百姓‘办实事’”项目,颇令人匪夷所思。

    我很佩服第一个发明“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一说法的人,此人必是中国特色的行政天才、政治天才。原本就是日常性、事务性工作,经这么一包装、一渲染,一“办实事”,转眼即成扎实可见的政绩、政绩工程。

    试问,若没有这个“办实事”项目包装、渲染,这些工作难道就不需要做、就不做了吗?

    “办实事”的说法、做法,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依我看,不是“为老百姓‘办实事’”本身让人手上痒痒、不为老百姓办实事就食无味、寝难安,而是,这个提法本身,满足了政绩工程的所有要件  打捆宣传,一揽子包装,原本分内的工作,由于名头的响亮,而有了强烈的需要人感恩戴德的色彩;原本默默无闻的政绩,就有了昭告天下知的理由  遑论这其中,究竟还有多少邀功请赏的成分!

    “办实事”有两个逻辑漏洞,其一,不标榜十几件、几十件事情是需要一年一度办理的“实事”,这些“实事”是否需要办理?是否需要在年度内办理、完成?其二,十几件、几十件事情为“实事”,其他的事情是否即为“虚事”?该不该办、要不要办?“办实事”方对此不能语焉不详、刻意忽略。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为,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为民众办事情,理所应当,没有理由办不好、不办好。质言之,你拿着我的钱为我办事,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被雇佣者办成事,不愧对佣金;反之,你办不好事,我可以不给你钱,可以炒你的鱿鱼。至于你以种种理由搪塞、诿过,说轻了是不负责任,说重了就是要挟。被雇佣者要雇主感恩戴德,说轻了是矫情,是本末倒置,说重了就是情错乱伦。

    我们不排除旧有行政方式、做法的惯性以及在一些领导干部心中,一些施政思路、行动原本就不甚明晰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经常性号召民众、忽悠民众,用一些模棱两可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及其语汇,作为当今推进工作的昭彰,其吃力、费力、不合体、不合时宜,体现出的,其实是整体行政能力的低下、低效。

    各地纷纷公布“办实事”项目,不排除有“施压”的意思  督促下属部门在年度内,限期完成工作。“办实事”大名头、政治色彩浓,属下自然不敢懈怠。这里面,体现出的依旧是低下行政效能的捉襟见肘。

    可以说,高效、现代的政府机构,做的每一个活、干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是“实事”,干虚头巴脑的事,民众不买账、法律不允许。并且,政府机构不需要民众感恩戴德,也不敢要民众感恩戴德;他们也不需要邀功请赏  干的好,并不意味着你能上官发财,根本就没有必然的联系。你当下的职位、当下的薪水,要求你必须干好,干不好就是罪过。

    “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昭彰与政绩游戏,还是早些谢幕的为妙。办不办实事,“老百姓”心里自有数,他们不是傻子。

   
 楼主| 发表于 2012-10-31 17:20:13 | 显示全部楼层
强政府和弱社会
发表于:2012-10-19 13:51:44
      为什么十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重新崛起?这与中国“强国家 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在改革中期,这一体制的劣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它导致了中国的改革陷入了五种困境。
  1.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
  在中国的“强国家 弱社会”结构里,官员腐败可以借助于权力庇护网结构而如虎添翼。这种权力庇护网结构的特点是,腐败官员在他们执掌的权力与黑社会之间,形成勾结起来共谋利益的关系。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形成“恩主庇护 扈从效忠”关系。保护人、效忠者、黑社会分子等以腐败官员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环结构。这种威权庇护网支配的环境里,腐败行为的收益极大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与风险极大降低,于是腐败会越演越烈。
  2.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
  如果不存在着国家干预,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拥有资本、技术、知识与权力者,要比没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们,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在“强国家 弱社会”的体制下,权钱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现象,难以受到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在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两者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政府的强势使这一体制最关键的因素即有权阶层与财富阶层之间的分利性结盟关系难以被社会冲击。
  “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是以这种分利集团与失利和低收入的普罗大众之间的收入不断拉大的剪刀差为基础的。
  3.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属于“强国家 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
  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处境困难,而且连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因房价猛涨而走向贫困。
  面对这种消费不足产生的矛盾,政府没有从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强国家雄厚财力,用巨额投资拉动国营经济如高铁事业,由于此种投资拉动难以见效,一旦拉动不下去,也只能是印钞票一途,老百姓势必进一步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4.“国有病”困境
  在“强政府 弱社会”体制下,当政者有一种强固的观念,即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经济决策)特点,使原来已经严重的“国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会上人们普遍对“国进民退”的趋势产生忧虑。某些国企垄断公司大堂里的吊灯动辄数千万元。2011年中石化炼油业务亏损374亿元,而职工费用增幅超过23%。从中也可以看到国营垄断性企业所造成的实际上的严重社会不公。
  “国有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5.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强国家 弱社会”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而且在强国家体制下,行政官僚体制以政权稳定为主要追求目标,这就会以种种方式来抑制社会自主性的发育。
  因为公民社会的缺乏,民间文化缺少自组织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长性没有发育起来。这种局面是不利于文化建设的。我们目前的世风日下、家庭伦理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并不是因为政府宣传得不够,而是因为社会自主领域本身整合人的精神和伦理的系统,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
  在缺乏改革气氛的文化里,甚至可以说,官僚体制具有一种逆向淘汰机制。官场会自动地排斥一切具有变异能力的人物,官僚制历来是一个大染缸,把有思想有创新意识的人统统清洗出去,把官场中的人们染成同样的颜色。体制往往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或雄才大略之辈,在官僚体制内最具有适应能力的,正是这样一类人物: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
  可以认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强国家 弱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弊端的表现。这些体制固有的弊端,如果在一个有效的社会多元制衡的情况下是难以产生的。
  清华大学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间阶级由于经济萧条而更加困难,农民向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与渠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断积累与升级,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刺激强化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膨胀。这正是近年来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极左派”与西化自由派发出越来越强势的声音的原因。
  由于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缺位,公民文化无法经由公民社会的培育而逐渐在公共空间里形成,由于公民缺乏在社会场所来学习民主经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契约精神、妥协合作与宽容政治态度,学会对多元性的容忍,其对政府不满的反应态度,势必充满了民粹主义的情绪,社会上确实也出现了种种悲愤、激昂甚至暴戾之气。由于矛盾积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会不断累积成为总爆发的能量。对这种前景的担忧,又会加强“刚性维稳”的路径定势。
  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需要以下条件配合才能实现:第一,从制度层面看,制度创新速度快于腐败速度,法制对社会整合起到较大的影响;第二,从社会经济层面看,社会下层向中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较为健康,有足够的参政空间与市民社会支持民主的政治发展;三,从政治文化层面,公民在威权体制下受到相当程度的民主训练,这就为以后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化的条件。
  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正因为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
 楼主| 发表于 2012-12-5 11:28:10 | 显示全部楼层
也谈“空谈误国”
    文 /吾非羊

    古谚言:“千虚不如一实,表壮不如里壮”。我们中国,能有今日的国际地位与综合国力,绝非空谈而来,乃是数代中国人脚踏实地的苦干而来。中国的自强之路证明,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以政治制度为例,晚清始,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议会政治、联省自治等,但这些皆以失败告终,或无法落地或流于空谈或成谋私工具。之后,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借鉴俄共党治体制重塑中国政治体制结构。最终,此一结构经过中国**的不断实践,使得此一体制从一粗糙框架逐步完善,落地基层。中共借此一结构制度通过革命战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过程,组织、动员、凝聚民众完成了革命目标,且作为执政党带领国家展开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建立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政体。

    以国际地位为例,积弱的中国,国家地位仰人鼻息,唯列强马首是瞻。1919年的巴黎和会之耻让国人深感弱国无外交的悲哀,期世界列强平等待我的理想成为一纸空谈。然中国经历八年对日抗战,千万军民同胞的流血牺牲,默默奋斗使中国击败日本,使我中国跃升世界五强,成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取消各国之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在华租界,雪耻前辱。

    以经济发展为例,新中国建国30年中,中国勒紧裤带搞工业,自力更生实现“两弹一星”工程和各基础工业系统之建立。改革开放,中国从“不断革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动乱和空谈中拉回正轨,引入自由市场模式,从“深圳速度”到“温州精神”,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到小平“南巡讲话”,全国人民埋头苦干努力30余年,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体。

    可见,百年来的中国自强之路,是几代中国人埋头实干的结果,印证了“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的道理。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总书记重提对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党员干部具有很好的警示意义。目前,一些官员的空谈之风愈演愈烈,与中共长期提倡的重实干,忌空谈的务实作风相距甚远。这种官场空谈作风分几种。

    一种用“空谈执行”,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官员,为保护一些地方或机构或利益集团之利,对上级行政机构的政策、指示阴奉阳违,以空谈应对。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台各种关于制度改革、降低房价、经济转型、民生保障、安置就业等关于解决体制、经济、民生问题的精神、决议、规划、讲话、计划多如牛毛、雷声震天,但总是悬在空中、空空如也。如中央几次三番要求调控房价、停止乱收费、禁止非法强拆等政策要求,而落实到地方,一些地方仍旧是“空头执行”,“地王标王”、苛捐杂税、强征强拆等事件仍屡出不穷。

    一种是“空谈许诺”,一些官员,在公选、竞聘时,空头支票乱开,假话、空话、大话连篇。GDP翻几番,民众收入翻几番,招商引资翻几番,城市建设翻几番。他们上台前拼命对当地民众和党组织百般承诺,上台后却无法许诺只能报以空头支票,政绩许诺大大超过了实际工作能力与一些地方政府的承载能力。于是出现了半拉子开发区,摊大饼式新城变“鬼城”,飞机场变养鸡场的闹剧。不仅使国家遭受损失,更使政府和党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另一种是“空谈遮腐”,一些官员,在台上正义凌然,谈反腐、谈党性、谈苦干,谈表率,说的天花乱坠。在台下,则蝇营狗苟、贪腐淫乱、以权谋私。此种例子不甚枚举。

    以上几种典型空谈的背后,彰显着一个逻辑,行使这种手段的背后是无需责任、无需担当的“庸官思维”。行使这种手段是为实现私己之利高过公共利益的“贪官目的”。这更是执政党党内部分干部竞争意识、忧患意识、信仰共识、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

    那么,这些整日沉迷于空谈的官员将何去何从呢?

    研究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成功的历史经验,或许能找到经验。一、强烈的忧患和竞争意识,建国前,中共面对其他强势政党的优势竞争,这迫使革命党必须抓实干切忌空谈,制定执行最适合党之生存的政策战略以求发展。二,牢固的信仰共识,老一辈中共领导人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得到政党全体成员必须以实干精神来凝聚党员、组织力量,形成牢固的信仰共识,吸纳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政党建设,动员全国民众汇集力量建设国家。三,高度的责任意识,中共获得政权,来自于革命党对人民关于实现革命目标和建国目标的承诺,其合法性来自于建立于这些承诺之上的民众支持。全体党员干部深知革命果实与建立政权的来之不易,而有着强烈的责任与担当意识。竞争意识、忧患意识、信仰共识、责任意识四点使中共在革命战争时期反复强调忌空谈,重务实的原因,使其得以完成各时期的政治目标。

    遏制种种党内空谈现象的违法广告选项之一或许仍旧回到竞争意识、忧患意识、党内共识、责任意识四点上。凝聚党内共识,形成忌空谈,抓实干的党内共识。强化完善党内权力监督与责任机制,追究、问责、惩戒空谈执政与庸官执政的结果。党内分权,用彼此制衡与彼此监督增强部分官员的竞争意识。扩大外部监督渠道,使官员增强自身的忧患与危机意识,能者上,庸者下。空谈者下,实干者上。使之“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凡事都“要落在实处”。
 楼主| 发表于 2012-12-5 11:30:10 | 显示全部楼层
官员开会喜欢念稿子的根源是什么?
曾颖 于 2012-12-4 23:24:2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最近,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议上不约而同要求“不准念稿子,要讲实在话”,引起媒体关注。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时,要求“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要学会深刻思考”;无独有偶,在此前的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时,也要求“不念稿”。(综合新华社、央视)
        
    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议上不约而同要求“不准念稿子,要讲实在话”,引起媒体与公众关注的原因,就是因为此前念稿子的会议太多了,而人们对这样的会议,也颇多诟病,会上讲话的照本宣科,听讲的哈欠连天,台上台下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场景,在网络和新闻中不只一次看到。人们给那些有口无心只会念稿子的官员们起的名字叫鹦鹉干部,网络上甚至还传出颇多的讽刺这类干部的段子,其中,以把秘书在讲稿中写的提示“以下停顿,有掌声”都一字不漏念出来的笑话为最极端。这虽然是个传说中的笑话,但很多人却觉得它有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性,因为我们现实中的很多会,都有类似的原型出场。

    官员们念稿子,无非是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便是害怕出错,事前打好草稿,白纸黑字,反复斟酌,然后字正腔圆地一路念下去,既显得慎重,又不出纰漏,虽不能出彩,但绝不会出错。而某些听汇报的上级,也将下级官员们是准备好讲稿,作为考量态度端不端正的重要指标。

    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官员们参加会议太多,随处都要做指示做表态,而精力和时间不济,由秘书或相关部门的人写好讲话稿,给与会者人手一份,然后由领导到现场念上一遍,以示关心和支持。这样的会与发言,有多少是必要的,有多少是可有可无的?值得仔细探讨和甄别。

    官员念稿子的第三个原因,是许多时候,官员们把讲话,当成是组织和工作行为,讲话所传递的是组织集体研究的意见,个性化语言重不重要没关系,关键是不要造成个人风险。笔者当记者的十多年中,也遇到过不少官员在讲话时,兴之所致,脱开稿子讲得精彩绝伦,但讲完之后,永远不忘记加一句,你们报道时,还是以讲稿为准哈。

    除此之外,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某些官员在某些领域业务素质欠缺,有些业务上的案例、数据、历史沿革等,记起来困难,为了不出错,念稿子方便。

    总之,官员们念稿子,从根子上说也是一种沿习了官话传统,害怕出错和缺乏业务信心的表现。这样依葫芦画瓢的会议,想讨论和交流出有质量的真问题,并寻找到解决方案,确实是很难的事情。

    官员开会念稿子,从表面上看,只是说话方式的问题,但从根子上,却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往深里说,却是政治生态这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小部分,什么样的开会议态度决定什么样的会议形式,决定会议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并最终决定会议议题的质量和水准。早在一百四十多年前,一位叫亨利·马丁·罗伯特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撰写了详尽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界定了开会的准则和方法。一百多年来,美国人没有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在各种无意义的会议中,与这细致的开会规则有直接关系。

    开会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质量低下,无实际内容,说空话,官话与正确的废话的会,这些会,既消耗听众的生命与耐心,也消耗了台上讲话者的才智与灵性。这也许就是当新闻报道中中央领导要求“不准念稿子,要讲实在话”时,媒体和公众表示关注和支持的原因。但如果不从根子上将会议变成议事的场合,而始终坚持“大事情小会上讲,小事情大会上讲”,会议只是做形式和过场的话,官员在会上念不念稿子,其实只是细微末节的事情,对会议的质量,并没有本质的影响。
 楼主| 发表于 2013-1-11 14:28:5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官场为什么废话多?
核心提示:人民日报1月8日向网友征集“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1月9日的《人民日报》就登了一些读者反感的官话套话,比如“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立即、确保”……这些官话套话,让人们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于是有人为官话套话起了个名字叫“正确的废话”。中国官员为什么废话多,无外乎三个原因:出于种种顾虑,不敢说真话实话;常说官话套话废话已经形成了官场的习惯和依赖,反倒不会说真话实话;由于缺乏深入钻研、实地调查和独立思想,说不好真话实话。

    日前有媒体向网友征集最反感的一句官话套话,引起很多网友的呼应和热议。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大概是因为近些年来,一些长篇累牍的大话空话客套话已经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让人印像深刻的事件,如当年闹“非典”时,某县成功救治了一例患者,县领导发言时竟说:患者能救治成功,省领导起了关键作用,“省领导没来时,患者生命垂危,天下着大雨。省领导一来,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病人也痊愈了……”如此官话,引来哄堂大笑。

    官话套话流行,非始自今日,早已为国人所反感。网友反映最强烈的官话比如,“要求严格事故问责,加紧事故调查,无论涉及到哪一层、涉及到什么人,只要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都要严肃追究责任,坚决遏制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XX家属情绪稳定,社会秩序工农业生产未受到影响。”此外还有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圆满完成、正确领导、大力支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政治高度等等,这些官话套话,让人们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于是有人为官话套话起了个名字叫“正确的废话”。

    具体到当今会场,网上那句著名的顺口溜  “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措施没有不得力的,贯彻没有不彻底的;团结没有不紧密的,拥护没有不一致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可作  印证。难怪人们常常感叹,“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但就是落实不了。”。

    中国官员为什么废话多,不外乎三种原因:一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敢说真话实话,只能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官话套话。所谓官话套话,其实是一些“好听的”话。上面认为“形势大好”,下面当然也会跟着说“形势大好”;上面说“成绩辉煌”,下面肯定不能说“问题多多”。下面如果多说,也是补充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这样上面才会高兴。这样一来官员说官话套话,就成了一种实际需要。如果你不讲这些官话套话,尽讲有个性、有个人思想的话试试,保准你在官场待不长。

    二是经常说官话套话废话已经形成了官场的习惯和依赖,反倒不会说真话、实话了。不少人甚至错误地认为讲话口若悬河、滴水不漏、云遮雾绕是一种为官的境界。三是由于缺乏深入钻研、实地调查和独立思想,说不好真话、实话。以致对工作对问题没有真知灼见,又要汇报、发言,只好搬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来撑场面,忽悠领导,更忽悠群众。所以导致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开会,台上的领导在那里照着秘书写的稿子念得口干舌燥,台下鼾声一片,最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某些干部虽然在会场上讲废话让人昏昏欲睡,但是在酒桌上或者其他私下场合妙语连珠。看来他们未必没有演讲的能力,需要的也许只是说真话的环境。事实上,在追求政治文明的今天,每一位公民都知道,会场上最动人的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直面问题、诚恳面对听众的每一句真话。倘若官员们只知讲一些空话、废话,其结果必然是既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也浪费官员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文/风青杨)
 楼主| 发表于 2013-1-29 11:35:59 | 显示全部楼层
贪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滥权,但是中国人好象并不计较滥权.马英九说:滥权比贪腐更可怕.经国先生说:使用权力并不难,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使用它.而中国人好象对这些无所谓,就象楼主说的,他们似乎更关心腐败.有人曾经说过,如果特权阶层能够放弃特权,和平推行民主宪政,可以不追究他们的历史共业.其实这样做是社会成本最小的..

“我们觉得愤怒,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愤怒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接下来,就是以家族,宗族为根基为主体掠夺社会资源,人情世故当中【厚黑,实用】作为生存指南。.

中国人喜欢谈论反腐败,好像是腐败造成中国“老百姓”生活艰难的主要原因。
其实,看看中国现实,对中国下层贱民伤害最厉害的有哪样事腐败造成的?
高房价?
高税收?
就业难?
看不起病?
强拆死人?
李刚?
喝水死,睡觉死,做梦死.....?
有谁能告诉我,谁是这个社会腐败的受害者?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腐败造成的,因为腐败本身在任何社会体系中都是非法的,不敢公开进行的,腐败不会对社会下层造成多大伤害,腐败是中国这个社会中对“老百姓”这种卑贱的社会群体伤害最少的阴暗面。
尽管这样,“老百姓”却对所谓腐败恨之入骨,一方面是因为“反腐败”也同时是“上面”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老百姓”对参与腐败的热情,看看公务员热就知道了,“老百姓”多么迫切的想加入腐败群体。
这从另一方面论证了我对中国人论断:
面对这样的一群人,不去剥削他们,不去压迫他们,不去利用他们,就是暴殄天物,而且一旦不利用他们,他们就会骑到你头上,自己就会难得善终。
 楼主| 发表于 2013-2-6 11:01:57 | 显示全部楼层
要搞好调查研究,上下级必须建立“亲情”关系
        当前,调查研究中听不到实情、看不到真景的情况普遍存在,上级为发现问题练“火眼金睛”、为转变方式“悄然进村”,下级为掌握动向“八方打听”,为遮掩问题“多重包装”。很好的一项调研工作,硬生生搞成了一场“攻防战役”。究其原因,在于上下级都没有找准自身定位,没有仔细品味、认真理解“上级”和“下级”的关系,缺乏亲密无间、和睦融洽的“亲情”。

        上级要当好“父母”。上级理应是慈祥和蔼的“父母”,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去儿女家调查研究,目的在于准确掌握儿女“过日子”的真实情况,为他们找出问题、指明方向、帮助解决。然而在当前的调研中,大多数“父母”乐于看“盆景”,到“儿女”家“吃一顿”、“玩一场”就了事;一部分热衷于挑毛病,看见不满意的情况就变脸,责骂一番拍屁股走人;只有少部分真心疼惜“儿女”,发现问题后挖掘成因,找出根源后力所能及、科学合理地帮助解决。上级作为“父母”,肩负着教育引导、养育扶持“儿女”的重任,须充分考虑每一个子女的自身状况,对日子过得不好的要正确看待、多加鼓励,对他们的期望也要因人而异;对“儿女”不懂的要细心教导、做错的要帮助改进,不能心生厌烦,不能一味责怪。在调研中,应多问:“有什么难处?需要怎样的帮助?”须少说:“为什么如此?你必须这般!”要做一个慈爱的“父母”,去听“儿女”的心声,了解真实的状况。

        下级要当好“儿女”。下级理应是积极上进的“孝子”,而不是贪图安逸的“懒人”。然而当前很多基层单位,没有做到一个“子女”的本分,心思不全放在正业上,要么闲游乱逛不顾家、得过且过混日子,要么怕苦怕累劳作少、解决温饱就满足,尽给“父母”拖后腿。为人“子女”,要体会“父母”的艰辛付出、感激“父母”的悉心抚育,要不断“长本事”,千方百计把日子过好,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儿女”,在奋发图强同时,不必在“父母”面前遮羞、无需害怕丢丑,天下没有父母会笑话儿女的缺点,要敢于把“过日子”中存在的问题摆出来、主动向“父母”讲出心中的困惑,让“父母”帮助分析,以求合力解决。要听取“父母”的规劝,是方向错了、就加以扭转,是思想懈怠了、就振奋精神,是能力弱了、就加强提高,不能让他们寒心。要做一个孝顺的“儿女”,让“父母”感到宽慰、更加疼爱自己。

        开展调查研究,只有上下级共同建立起“父母”与“儿女”般的“亲情”关系,才能真正把制约各项发展的问题找出来加以解决,才能让“一家人”过上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楼主| 发表于 2013-3-7 15:07:37 | 显示全部楼层
黄靖:中共的当务之急

(2013-03-06)

中国聚焦

  习近平执政以来,大张旗鼓反腐败,令人振奋。然而,从执政党的角度看,腐败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干部管理体制失效。是党不管党、党管不了党的现实体现。要根治腐败,保证改革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必须改革中共干部管理体制,确保中共对其干部队伍的有效管理,使广大党员与中央保持一致。否则,非但腐败难以根除,中共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必将失败,中共也将随之垮台。这一点,笔者在《中国改革面临的六大挑战与选择》一文中(2012年8月30日《联合早报·言论》),已有所述及。

干部管理体制失效的原因

  首先,执政党利益多元化是对中共干部管理体制的最根本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迅速多元化,各种利益团体不断涌现。同时,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其政策诉求也日益多元。其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的利益和中央的政策往往并不一致,甚至相互抵触,由此导致愈演愈烈的政策扭曲的现象: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突破政策”。土政策愈演愈烈。政出多门、有令不行在各级政府中普遍存在;消极懈怠、阳奉阴违在干部官员中屡见不鲜。

  执政党利益多元化的另一结果,是在同一级别的党员干部之间,由于岗位不同、分工不同、部门不同而导致经济、社会待遇的明显差别,从而引发各级干部中强烈的利益诉求。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现实社会中,仅仅靠政治忠诚、道德约束、纪律强制来束缚广大干部的合理利益诉求,非但不能抹平这些原本不合理、甚至违反党纪国法的各种差别,反而使其趋于合理、合法。普遍的政策扭曲行为和同级干部待遇中各种差别的“合理”存在,为腐败提供了体制上的诱因。

  其次,封闭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开放的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使得干部升迁过程中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干部越往上走,出路越窄。由于没有与社会横向流通的机制,广大干部始终面对“众多处长争一个局长,众多局长争一个部长”的升迁瓶颈。一方面是仕途提升的瓶颈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是多元社会在市场机制下快速发展,各方面的诱惑越来越大。一些干部为克服升迁“瓶颈”而寻求旁门左道,以至违法乱纪。各级干部突破升迁“瓶颈”的渴求,为腐败提供了强劲的利益驱动。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机制的演变削弱了干部管理体制。在中共一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下,决策过程必须高度集权,以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然而,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是依靠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其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分权让利的过程,以便各级干部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及时采取相应对策,保证经济发展。显然,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不能适应这一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决策机制。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分权削弱了中央在干部管理中的权威;另一方面,决策上的集权使各级主管领导在干部管理中易于搞“一言堂”。其结果,是中共干部管理体制在结构上日益支离破碎,为腐败提供了制度上的温床。

  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广角来看,中共干部管理体制更是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在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经济过程中,人们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从其脚下的土地转变为可携带的知识与技能,因而获得了在农耕社会中不可想像的个体经济独立性和社会能动性。一个经济独立并能自由迁徙的人,必然要追求以“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因此,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以“平等、公正、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公民”,取代以“忠孝礼仪信”为核心价值的“臣民”的转变过程。

  伴随着这一转变过程的,是人们为保障、优化自己的权益而积极要求政治参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共广大党员非但不能置身其外,反而因其较高的教育水准和较好的能力素质,产生更强烈的政治参与要求,党内的民主呼声因此而起。然而,封闭的干部管理体制不能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反而日益成为党内民主的阻碍。对党内民主的压制,为腐败提供了权力的保障。

干部管理体制中的积弊

  在任何政治体制下,对干部官员的管理不外乎三个系统:选拔系统,监管系统,惩罚系统。就结构而言,这三个系统在中共干部管理体制中早已确立:即任免干部的组织系统,监管干部的中纪委系统,以及最终处罚违法乱纪干部的司法系统。

  长期以来,以这三个系统为主干,中共发展了一套纵横交错的干部管理体制。所谓“纵”,就是从中央到基层,三个系统各自对其对口单位实施垂直管理。所谓“横”,就是各级党委对同一层级的三个系统的“一元化”领导。在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一体化计划经济时期,这套纵横交错的干部管理体制是有力并有效的。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共中央通过领导干部轮调、党校培训、干部考评、纪律检查、以至“双规”等措施来加强对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管控,但随着执政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改革过程中的“分权让利”,三个系统中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实际上越来越弱。相比之下,地方党委对干部的任命、提拔、监控、惩罚等各方面的控制和影响则越来越强。

  危害更大的是,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干部管理中任免、监督、惩罚三个系统非但不能相互制衡,反而在“一言堂”的形势下发展成利益共同体。其结果,是干部选拔中任人唯亲,甚至买官卖官;监察机制流于形式甚至为虎作伥;司法系统“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甚至黑狱连连。一方面官官相护,贪污腐败呈板块状发展;一方面钱权结合,特权阶层侵蚀公平正义。干部管理中形成日常弊端无人管,一出问题惊天下的畸形局面。

在制度建设上改革

  从制度建设上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势在必行。就执政党而言,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有两个不可动摇的先决条件:一是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二是政府管理的有效性。要充分认识到改革干部管理体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必须有审慎的顶层设计和严谨的实施步骤。

  切实加强中央权威,切割干部管理体制中的横向羁绊,强化纵向管理,增强干部管理的政治有效性和社会可信度,应该是改革干部管理体制的主导方向。而其中的关键,是要在中共的集体领导下,从制度上确保干部管理体制中选拔、监管、惩罚三个系统的互相独立,形成必要的制衡机制。否则,加强纵向管理权威或将导致权力的过度集中,结果适得其反。

  显然,在目前条件下,同时强化三个系统的纵向管理并不现实。尤其是在组织和司法两大系统,牵涉面广,急于求成,反而会引发不必要的混乱。但是,中共可以从监督管理入手,进行实质性的制度改革创新。简言之,就是在纪委体系中,加强中纪委对各级纪委的纵向领导,从人事、薪酬甚至家眷安排等各方面实行自上而下的“一条鞭”管理,切割地方党委的横向羁绊。“监管”这一重要环节从上到下独立存在,为干部的任免把关,为司法惩罚干部中违法犯纪者提供确凿证据。在此过程中,由于干部的提拔、监管和惩罚三大系统在中央集体领导下互相独立,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可以防止实行纵向管理的纪委体系权力膨胀。

  于此同时,中共应该借鉴发达国家中官员面向社会的交流,积极探索并建立干部与社会各相关领域的交流方式和机制,以此逐步克服同级干部之间因岗位分工不同而产生的待遇“差别”。一方面保证在执政党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各级干部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保持对中共政治忠诚,遵守党的纪律;另一方面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广大干部除了仕途升迁之外,还可以选择到社会的相关领域中发挥自己专长与才能。其最终目的,是要打破封闭的干部管理体制,使干部管理体制成为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促进中国转型的积极力量。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楼主| 发表于 2013-3-15 11:37:17 | 显示全部楼层
“以邻为壑”成了中国人的生存法则?
  黄浦江死猪事件管窥

近几天从嘉兴漂浮至黄浦江的数千头死猪,再次证明中国已经形成以邻为壑的恶劣生存方式。尽管许多证据已经表明这些猪是嘉兴新丰镇竹林村1至2月间死去的18000余头猪的一部分(《嘉兴日报》3月6日曾有报道),但该村党支部书记陈云华坚决否认。

不管国人愿不愿意反省,这次恶劣的事件足以彰明恶劣的国民性特征之一,即“只要自己过得好,哪在意他人死活”。
互相残害已成中国生存方式
这种以邻为壑的恶性事件,在中国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在任何领域都找出一大堆来。

先说让中国人很愤怒的有毒食品生产,早就形成了一条“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生产链。从我16年前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指出其危害性以来越演越烈。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我又写过一篇“我害人人,人人害我――中国的有毒食品是如何炼成的?”指出无论是食品原料提供者、食品加工者,包括中国有底层情结的人认为道德优越的“神圣底层”  农户、个体生产者在内,都参与了有毒食品的制作。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看起来是发生于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一株毒果树。它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那种很不健康的长期互动中萌芽生长,如今已枝繁叶茂,树大根深,仅仅依靠头痛医头的治理注定无法奏效。这株毒果的消失,有赖于滋养它的土壤改良,这土壤就是中国的民族性。  

黄浦江死猪事件是上游地区嘉兴的众多养殖散户不想负担处理死猪的成本,罔顾“邻里”安全将河流当作死猪掩埋场引发的水污染事件。这类以邻为壑的水污染纠纷近年很多, 我在“公地的悲剧”:以邻为壑的“水战争” 一文中已经列举过多种类型,包括省与省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争抢水资源、界河采砂、筑坝拦水等,其中最恶劣的水事纠纷是各地以邻为壑排放污水,严重者甚至引发大规模械斗。只在用“排污,以邻为壑”去搜索,就会发现不少类似事件,如“以邻为壑投毒液  排放多晶硅废料追踪”,讲的是湖北省钟祥市开发区往外偷排四氯化硅;“自家工地要创文明,竟以邻为壑凿墙排污”讲的是江苏南通的事情。珠江三角洲范围内,也经常发生将本地污染源运往外地的事件,三个月前刚发生过顺德污水处理厂将垃圾肥料运往番禺种菜。

互害社会缘何形成?  

上述以邻为壑排污及倾倒有毒垃圾事件全国各地均有发生。以嘉兴为例,一直是鱼米之乡,除美景之外,人文隽雅,乡绅文化深厚,礼乐教化全国有名,在明代已有“江东一大都会”’之美誉。明清两代江浙共出进士2000多人,其中嘉兴就有600多人;唐代著名诗人顾况、刘禹锡,中国十大名相之一陆贽,晚清大儒沈曾植,国学大师王国维,现代文学家茅盾,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漫画家丰子皑和张乐平,物理学家黄昆,数学家陈省身等均为嘉兴人氏。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是在“人人害我,我害人人”这种互害氛围中逐渐堕落的。据查,2001年11月,嘉兴北部地区3000多农民因苦于吴江县盛泽镇的工业污水之祸害, 曾于自发组织民间环保行动,沉船筑坝,拒绝污水入境。此次行动得到嘉兴地方政府支持,被称为民间环保的“零点行动”,2011年,浙江在线还以“环保觉醒,嘉兴民间‘零点行动’十年变迁回望”,盛赞嘉兴民间环保意识的觉醒。

但当年为免受邻居之害而发动“零点行动”的嘉兴人,如今却行此恶劣之举,而且还屡屡作案  据《中国青年报》2012年11月3日报道,嘉兴有17人涉嫌用病死的猪肉千余吨加工成香肠等谋利而被判刑。几十年间堕败如此,其间原因,固然应该首推制度,其次还得追问这种互害文化的参与者,即民众自身。  

好山好水还得靠好人

根据各国移民署和出 入境管理局数据显示,仅2011年中国有近1万人通过投资移民移居海外。移民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因为中国社会环境从毒奶粉,教育产业链直至大学毕业后的拼爹,都不利于孩子成长;二是为了健康,国内空气、水、土地都受到严重污染,食品也不安全,人的基本生存要素已经被严重破坏。  

但是,投资移民的富人与官二代、富二代却并不喜欢在西方各国居住。投资者大都办了绿卡后仍然生活在国内,“二代”们出了国的也有人选择回国(例如文强的儿子与李天一),据说是因为他们普遍感到在国内“好脏好乱好快活”,在国外“好山好水好无聊”。
这两句话看似平常,其实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国内的“好快活”,除了精英们那种在国内前呼后拥的成功感、有关系好办事的如鱼得水感,还包括可以不受法律道德约束的随意感,惹出事端后可以对警察嚷嚷“你知道我是谁?”的炫耀感。可以说,中国的“好脏好乱”,就是国人追求“好快活”,即不受法律、道德约束,只要于自己有利、方便就干而造成。  

发达国家能够保持“好山好水”,则是这些国家的人民遵守各种法律,他律与自律共同涵育而成。不少中国人到美国之后,对美国考驾照之前的笔试(需要熟记各种交通规则)颇有怨言,曾有人对我说,“我在中国不会开车找熟人就拿到驾照,美国太不方便了”。我也不怕得罪人,告诉这位熟人,这种方便就是造成中国“马路杀手”多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人眼里,逃税、违章驾驶、赖帐(不付帐单)、小偷小摸(包括恶作剧损坏公物如公共垃圾桶)、生产有害食品、贿赂教师希望拿个好分数等都是“小事”,但在美国都不是小事,一旦被发现,后果会超出国人想象的严重程度。无论如何,不要抱着“可能不会被发现”、“这是可以原谅的小事”的心思去做这类事情  如果中国人移民国外,因为这些自律而感到无聊,就注定不能成为真正的文明人。

中国政府仍然在标榜自己是对人民负责的好政府,有底层情结的人也继续在坚持“底层神圣论”。但十几亿人可以在这种自欺中继续生存下去吗?无论如何,一个国家要保持“好山好水”,首先要依靠一个诚实的政府严格依法管理,二是依靠居住者道德自律。我敢断言,如果最高当局再以照顾两地关系、法不责众等为由稀里糊涂地了结黄浦江死猪事件,这类以邻为壑的恶行将会以更恶劣的形式出现,中国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残民族。


何清涟博客,http://heqinglian.blog.163.com/b ... 862013213105124525/ 分享到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2 17:48:4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官员的脸出现在电视上,大致可分为三类。僵尸型,傻瓜型,强作欢颜型。

    僵尸类。乾坤大挪移是张无忌的招牌动作,记得张无忌修炼的时候,随着一层层提高的内力修为,脸色逐渐开始变幻莫测,时而半边脸涨的血红,半边脸铁青,时而又全部脸血红,交替进行着全部脸铁青。金庸交代,张无忌练到了第七重。但是还有最后的十九句他没看懂,所以没练。后来金庸揣测,可能这十九句是乾坤大挪移的专利人自己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主观臆测的。在客观上,这十九句练下去容易走火入魔,跟许多凯迪的帖子一样,不宜深入。

    现在我大概齐臆测到了这十九句练成后的结果,就是僵尸脸。僵尸脸岂非就是官员的走火入魔?在那张脸下半部分念出来的词句永远都是制式产品,只要改头换面, 那些言语几乎防之四海而皆准。那张脸的上半部,眼神永远被固定,不会有一丝情感跑冒滴漏。而整个脸的非活动区域肌肉则瞬间被凝固。公众看到的这一类官员只是一台披着人皮的机器。

    傻瓜型。这一类的官员一上电视,永远是 一脸木讷,无知,睁得大大的眼睛茫然看着摄像机。脑海中努力背诵应有的套话空话废话,但绝对不会有一句实话。前几天黄浦江变猪江,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有记者借此调侃某部位是不是因为火葬费太高,弄得猪不好意思走常规路线升天。该部一尚书一侍郎,居然天真傻傻的强调中国的殡葬费用规范合理,经济适用。虽然我们知道人家是扮猪吃老虎的傻,但还是想起伟大的导演张纪中夸奖李亚鹏同学的话:“这孩子不是装傻,这孩子真傻!”

    李鸿章说天朝做官是最容易的事,一个人倘若连官都不会做,那真是太没用了。信哉斯言!现在稍有不同,即便太没用的人也敢悍然跑去做官了。

    强作欢颜型。还有一类官员或者天性未泯,或者渴望作秀,或者修炼不够。脸上的肌肉还是活动的,眼神还是晃动的,嘴角还是能稍微翘起来的,而手也是可以上下不规则移动的。在官员自己或许感觉良好,但在我们公众看来,善良点的人们会替官员们表演的尴尬难受。

    在这里允许我崇洋一次。大学时候为了学他娘的英语,过他娘的四六级,看他娘的肯尼迪就职演讲。最开始震撼的不是里面的修辞,也没在意他的火把到底是烧着点烟了还是灭了环保了。而是他神态之自如,语调之铿锵。才知道,原来领导人是可以这样讲话的。不管他是作秀技艺高超还是与生俱来的豪情流露,也不管他的演讲给了民众鼓舞,给了人们信心。最低限度,公众不用替他难受。他没有扭捏,没有不自然的尴尬。

    反观我们中国的官员,即便是我们公众以最大容忍度来允许他们作秀,也希望他们能稍稍提高点演技,不要让我们在缴纳如此高昂的税负之余收获一场场拙劣的表演。不客气的说,那些演技,如果跑到东莞水会里谋生的话,早就被老板一脚踹出门外了。

    中国有成千上百万的官员大军,浩浩荡荡。我想这些人在私底下,在未入侯门之前,应该是形态各异的真真切切的人吧。总有千种百万种真实的表情和形态,为何一入黄门就变成一个模子出来的工业品了呢?

    制度害死人,也害死官。

    在中国这种现行官僚体制内,早已有无数条或明或暗的规则约束任何进来谋生的各路好汉。在这个大网内,一旦进入,在公共行政层面你就没有任何自主自由表达你个性的余地。一旦一个官员有这种表达和行动。在周围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他的破绽,在这种体制内,一个有棱角的官员,有棱角的行为,想不出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出错,周围觊觎的围观者们会像秃鹫一样扑食棱角的腐尸。

    所以官员们在政治层面最大的智慧都会用在三个字上:不出错。在所有的政治层面,都保留有进退的余地,所有的行为话语,都模棱两可,都中庸。这样的官员才是大有可为,大有前途的干才良吏。进入中国政治大网的官员,越是聪明的,就越能够迅速平庸化,就越是得以快速提拔。任何稍有棱角,或者不善掩饰,或者还有一点雄心的官员,往往被视作不成熟,不够稳重,在提拔的重要关口踢之门外。久而久之,官员们也就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现象。我们看到,随便列出一张某书记的履历政绩清单,只要改变一下姓名性别工作地点即可用在其他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身上。

    曾被晚晴官场奉为圭臬的《官场现形记》里面,华军机传授去京城买官的贾少爷官场秘诀:多磕头,少说话。贾大少爷转而将这一心法去请教另一位徐军机的时候,徐军机则将此六字箴言演绎的玄之又玄,妙之又妙:“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本来多磕头是顶好的事,就是不磕头也使得,你还是应该磕头的时候磕头,不必磕头的时候,还是不磕为妙。”后来,有人考证,多磕头少说话六字诀出自道光名臣曹振镛,也有人考证是同光大佬王文韶,甚至有人说出自曾国藩。出自谁已然不甚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这六字箴言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官场通行法则。

    当然,在官员同质化的下面。在私生活领域,则是极尽姹紫嫣红之能事,千奇百态,无所不有。有的好戏子名伶,有的好诗词交响,有的吸毒三P,有的爱马仕双飞,或者众多嗜好集于一身“文武昆乱不挡”。这也好理解,本来都是好好地人,一入公门,先舍弃一张脸,继而自捆手脚,受了那么多罪,为的什么?还不是下班之后的那份怒放的自由嘛。

    对于整个中国官场而言,在官员的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间隔着一层鲜明的分解线。在分界水面之下,是千奇百态,或美或丑的放大了人性的官员躯体。浮于水面之上的,是官员们绵密僵化的政治面孔。晚晴 以降,一直如此。

    还是晚清,有几阕一剪梅填的好,抄给大家: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三公们的圆融谦恭向例不得议论,倒是近日有赵锡永君,假托黄门小侍郎,混了个碳敬常丰,财运亨通。不可不谓盛世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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