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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馅饼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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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0 10:22:05 | 显示全部楼层
吴敬琏:新型城镇化需解决体制缺陷新型城镇化需解决体制缺陷
发表于:2013-12-10 11:01:56

         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问题,是近几年屡被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出“新型城镇化”,那么相对来说就有“旧型城镇化”,旧型城镇化的问题是什么?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目前人们对于城镇化大概有两种看法,一个看法认为城镇化是增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途径。
   由于这个看法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有人就提出了第二种看法:城镇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推动力量。在工业化后,人口会向城市聚集,城镇化就可以得以推进,城镇化是一种结果而不是推动的力量。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与发展经济学公认的城镇化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当中所起的作用相比,上述的两种认识都有很大的差别。
   从国外学者的著述和研究看,在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当中,城镇化一直是收入快速增长和一国工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城市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创新的孵化、精湛技能的培育,无不在城市进行。只有在城市当中,因为有人的互相亲近和接触,通过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与冲击,就可以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概念和新的产业,这是城市最大的功能。城镇化的最大作用就是培育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创意产业。
   因此,城镇化并非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而是创造出了一个能产生新思想和新创意的城市。
   城镇化当然也有负面效应,比如因为人口密集会造成交通拥堵,垃圾处理、公共卫生管理会变得复杂和困难,治安管理的难度会加大等等。
   总之,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比较高。如果我们可以尽量发挥城市的正能量,尽量减少其负能量,这样的城镇化就接近成功了。如果不是这样,城市的正能量不能发挥出来,负能量倒是很强,那就会有问题了。中国的旧型城镇化问题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
   旧型城镇化异化为
   房地产开发和争建大城市
   旧型城镇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土地的城镇化优先于人口的城镇化。城市建成的城区面积比城市人口的增长要高好几倍。中国城市的市中心的容积率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面积却比发达国家多得多,我们的土地不多,但我们城市中人均占地面积要比人家多得多。旧型城镇化不是产生新思想和新创意,而变成了开发房地产。
   第二就是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各地争相建设超大规模的城市。我们的城市专业化程度很低,只要扩大规模就可以,同质化很严重。
   2007年,长期关注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农·亨德森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度落后于很多国家,城市居民的数量甚至都比跟中国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要低。
   但是他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一方面国内的小城市发展偏枯(编者注:即发展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国内存在很多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规模城市,而这样的大城市运作效率很低,比如北京。
   摊大饼式发展的结果把金融业、服务业、制造业还有政府都放在(城市)里面。制造业里的工人被称作农民工,农民工是没有被城镇化的,他也不是市民。我们官方的统计数据说中国城镇化率为52%,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未城镇化的,就是实际上只是做一些简单再加工的工作。如果把这部分刨除之后,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35%。
   这造成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拆大建,侵犯了民众的利益。第二个问题就是小城市偏枯,特大城市疯长。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占地面积过大,投资效率低下。其次是各级政府债台高筑,威胁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建成后的城市运作效率很低。城市提高经济效率的好处没有充分发挥,但是负面效应却充分显露了: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城市运营成本高昂。北京就是一个典型,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很长,每天几百万人进来一次,出去一次。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三因素导致旧型城镇化弊端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有以下一些主要原因。
   第一是政府主导了城镇化的过程,把造城当成是提高政绩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手段。
   第二是土地产权制度。我们现在土地产权制度是两块,农村那一块是集体的。最终拥有者是农民,但是农民从中得不到权力也不能获得利益。权力和利益主要掌握在村干部手里。
   按照宪法的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有的。所以城镇化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农村土地征购的时候,其将按照农产值来定价。一旦农村土地转成城市土地后,城市土地在经过招拍挂出让后,价格将比从农村土地征购时大幅上涨。
   这个差价将属于新所有者,因此这极大激励了地方政府造大城,摊大饼,尽量把土地规模做大。这样各地政府不仅可以表现政绩,财政收入还能大幅增加,这就出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第三个原因具有中国特色,就是行政级别是层级化的。在市场活动当中,本来城市和城市之间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有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和乡镇。越是上级的城市支配资源的能力越大。
   反过来越大规模的城市,往往明文规定的行政级别,或者是潜在的行政级别就越高。这就造成了一个循环,就是上级城市可以运用更大的权力吸取资源,扩大自己的规模。规模越大之后,其行政级别或者是实际的行政级别会越高,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终致我们现在的小城市偏枯,而大城市扩张得太厉害。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解决体制缺陷
   怎么能够解决上述问题?我认为需要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联系起来,改变体制上的一些缺陷,这可能会推进新型城镇化。我从亨德森等学者的研究报告中,总结出来一些要点:
   一是改变各级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动城镇化的办法,通过市场运作和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则提高城镇化效率;二是像《决定》所说的,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以便使资源流向效率和投资回报最高的地方;三是要改革行政层级制度,重新界定市场的职责,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决定》提出了新的改革计划和规定,我认为这些规定都是有利于推行更有效率的城镇化的。当然,这些规定设想都很好,寓意都很好,但是推行起来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主要包括两类问题,一类问题是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在的利益格局所造成的。比如说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收入,增加了土地的收入,那么就影响到其他的在这个城镇化过程当中的利益主体,他们原有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些来自意识形态和原有利益的阻力要排除。
   另一类问题是当我们推行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顾实际会发生的困难,所以要做一些设想。比如说《决定》里面就讲到,地方政府可以发债。这可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地方政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债,谁对债务进行负责,怎么监督?一些地方债的市场怎么监管?都需要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楼主| 发表于 2014-2-13 10:52:39 | 显示全部楼层
解读新型城镇化

周毕文 王琪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新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战略意义、面临的困难以及房地产企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努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促进城镇化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内涵;挑战

**报告提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同时,李克强也曾明确,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路子。因地制宜、尊重规律,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城镇化会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放在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来把握。如今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成为我国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①]

新型城镇化其物

据调查显示,现在的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不愿再回乡务农,他们迫切希望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而且每年几百万的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会选择留在城市,这就促使城市人口不断扩大,而原来的村则变成了空巢。因此,城镇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城镇化并非新名词,从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进行了30余年,现行的城镇化有两种定义方式:第一种是以户籍人口为统计标准;另一种与户籍无关,是以城市的常住人口为依据,我们要搞城镇化,首先要弄清楚定义。

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目前尚未有标准的定义。大家对新型城镇化的解读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内涵。

1.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依托,是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进城镇化,要充分发挥工业化的引领作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实现“三化”有机融合。同时,新型城镇化要从城乡分割的现实出发,注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注重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时代文明向农村扩散,让城镇化的进程成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过程,以形成城乡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使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工业化城镇化协调推进、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一元化现代化结构。

2.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按照“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依托城镇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聚集产业和人口,努力发展低耗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节能减排,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按照城市标准,对垃圾、污水、噪音等污染物进行达标处理和控制,增加绿地、林地面积,突出城市生态建设,推动城市与自然、人与城市环境和谐相处,建设生态城市。保障城镇化的质量、效益和福利,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推进。

3.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功能配套完善为原则,合理控制大城市过度扩张,加快健全中小城市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注重产业的合理布局与配套集群发展;注重做大做强新型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注重生产凡是和工艺流程创新升级,推动城镇向数字域、信息域、智能域、知识域方向发展,引导人口和产业集中集聚,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有序发展格局,促使城镇地理空间优化、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共同繁荣,造就城镇宜居宜业宜游的环境。

4.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积聚、“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只有劳动力的非农业化和劳动力的空间转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仅有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优化,而不能让进城农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没有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居环境的改善也称不上高质量的城镇化。要改革城镇人口社会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居住地登记体制,让外来常住人口在医疗、教育、养老、失业救济等方面与城市人口享受平等的权利,赋予外来落户人口以完全的:“市民权”。[②]

所以,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新”:即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而过去30多年进行的传统城镇化,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集约利用土地,将农民赶上楼,然后进行土地的招拍挂,这样的方式虽然带来了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隐患,农民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又没有办法在城市之中找到新的谋生之道,社会问题丛生。所以,新型城镇化要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就不能简单的以集约利用土地为出发点。只有以产业带动解决就业方式根本转变的城镇化才是新型城镇化,这样的城镇化才是有价值的城镇化。坚持城市发展与产业成长两手抓,把城镇化与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促进就业创业结合起来。强化政策导向,由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要制定完善农民工进城及其子女落地生根的就业就学、入户购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聚集、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条件。因为从“农村人”到“城市人”转变的核心在于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根本变化。如果只是将农民赶上楼,这就是失败的城镇化,而且很容易造成“房吃人”现象。所谓“房吃人”也绝非“危言耸听”,因为拆迁一夜暴富的农民,并没有顺利的变为“市民”,作为农民,他们失去了耕种的土地,作为市民,却没有在城市中生存的技能,只能坐吃山空,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所以,城镇化一定是要有产业的带动,产业的发展造就出相应的就业岗位,满足这些失地农民拥有持续收入的需求,同时,就地转移部分劳动力,实现农民工的就地安置,也能减轻困扰一线城市的“大城市病”。只有这样的城镇化才会收获喜闻乐见的效果,才是成功的城镇化。而要想让农民变为真正的市民,仅仅解决就业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医疗、社保和子女教育问题作为配套政策的逐步完善,这些对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从目前我国的综合实力来看,并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城镇化之路可谓是路漫漫而修远。

新型城镇化其用

1.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创造出新的投资需求

新型城镇化不仅会扩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同时也会提高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所以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将带动房地产业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市政工程的建设,这一方面将直接扩大对第二产业中的建材、冶金、装备制造、建筑、电子信息等行业的需求;另一方面还将扩大对第三产业,如房地产、咨询服务、现代物流、设计规划、金融保险等的需求。以上产业都将延伸产业链条,产业相关效应明显,其发展能够扩大投资需求。据测算,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需要10万元,若每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1万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再加上需要增加的公共服务投资,投资潜力巨大。由此引发的投资可以消耗大量的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极大地缓解冶金、建材等行业产能过剩的压力。[③]

2.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城镇化的难点和核心是真正实现农村进城人员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新型城镇化把农民变为市民,必然会带来消费方式的转变和消费规模的提升,实现经济的服务化,文化、旅游、休闲、家政、美容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将不断提升,享受型消费所占比重必然会不断提高,进而逐步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新型城镇化将改善居民消费环境,逐步改变农村进城人员的消费行为,在劳动收入占比和人均收入增加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城镇相对较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利于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消费。据测算,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每年将增加1万多元消费,我国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可以带动11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④]

3.新型城镇化进程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

新型城镇化建设会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同时,城市服务产业也是培育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人群最重要的产业载体。主要表现是:一、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来的人员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他们的收入水平高于原来在农村的收入水平。二、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员转入城镇,带动万亿级投资和新增消费,可以增加原有城镇居民的收入。三、大量的农村富余人员转入城镇,加速土地向专业户集中,农村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可以提高留在农村的人员其收入。同时,推进城镇化,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增加了城镇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量,有利于农产品价格稳中趋涨,也将增加农民的收入。
 楼主| 发表于 2014-2-13 10:52:51 | 显示全部楼层
4.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会产生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极大地推动工业化进程。同时,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带动消费需求将从“吃穿用”转变到“住行学”,推动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升级。城镇化带来人力资本和信息知识聚集,促进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有利于提高资源集约利用,降低工业排放,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城镇化的规模效应将大幅度减少资源消耗,有利于对污染进行集中治理,促进两型社会建设。

5.新型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前提

新型城镇化在注重城市的开发建设和功能完善,更加重视农村地区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改善,合理引导人口、资金和技术等要素主要流向,加大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农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会大幅度增加,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市场化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农民增收问题。城镇化还可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新型城镇化其难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非常突出。庞大的人口压力与城镇化同步、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同步,显现出我国城镇化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走符合国情的道路。

1.制度改革

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势必要走与之前的大城市化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道路。大城市化是粗放经济增长伴以收入分配恶化的过程;而城镇化则是集约增长并旨在促进民生。

城镇化既包含了人口从农村到城镇的进一步转移,这是主要的;同时也应当包括人口和其他资源从大城市到城镇的回流。对前者而言,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限、人力资本不高,转移的难度较大、收益有限且成本较高;对后者而言,要缩小级差地租,实现资源的向下流动,需要放权让利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主动调节资源的配置,向下而不是向上倾斜;如果没有制度改革,那么可能不仅没有实现城镇化,而且容易出现城镇空心化,即农村人口越过城镇进入城市,而城镇的人口和其他资源继续向大城市集中。缺少改革支持的城镇化行之不远。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不可避免的是如何对待农民的土地,如何改革土地制度。即使对于农民,土地更重要的用途也在越来越偏向其资本化价值和级差地租。如何配置土地要素是一个核心问题。从保障房的实践来看,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落后了,这严重影响到资产资本化过程中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房地产应坚持市场化而非行政化的政策取向。

2.调控失效

2010年以来的这一轮房地产调控已经再次陷于困境。价格调控的目标没有达到,预期的房产税等改革措施没有适时推进,2013年的保障房建设目标已经继续缩减,根源在于行政管制调控的弊端,而市场会自动纠偏。

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由于产业的衰落和资产投机的削弱,房价下跌较多;普遍的三线城市的房价亦无明显上涨;而北京、上海在严厉的限购政策下,房价逆调控上涨。而且,级差地租没有缩小反而有增大的趋向,供需平衡在不同地区朝着不同方向演进。这表明,三线城市相对于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而言是高估的。新型城镇化暗含的政策意图是,减弱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压力和资源过度集中后的各种瓶颈压力;也减轻三线城市产业空心化、人口外流和资产价格高估的压力。

3.住房需求

新型城镇化决定了房地产的发展从粗放到集约的模式转变。以城镇化率的提高推算房地产业的空间,需求来自两方面:一是新增城镇人口的需求,这部分的需求是否真实,取决于新增人口的收入水平和增速,或者是政府转移支付,短期可以起作用,但成本很高,或者是提高人力资本,这需要政府投入,长期方可见效。二是人均住房面积增长带来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个结构分化问题,即高收入者的投资和投机需求是否放开,如果不放开,则只是更大的住房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主要来自高收入者住房面积的增长,将带动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继续增长;另外还有人口从一线城市向城镇的流动,带动一部分需求,这需要改革,短期不容易实现。

应该注意到的现实是,在剩余劳动力转移最快的时期,1998年到2012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18.66平方米增长到32.65平方米,增幅达75%;同时,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也从23.3平方米增长到36.24平方米,增幅稍慢,但也达到56%。中国人均住宅面积较之世界其他很多国家已经不算很低。1997年之后,新增城镇人口从1 000万量级一跃而到2 000万量级,乡村人口则从正增长转为1 000万量级的年度负增长。2013年,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乡村人口,城镇化率也已经超过了50%。“十二五”规划已经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从“十一五”的年均1 000万人降到了年均800万人。从新增人口需求和人均需求增长两方面看,住房市场的需求在逐渐收窄。[⑤]

新型城镇化中的房企

房地产行业承担着城镇化过程中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将不少人推上了胡润榜和福布斯榜,在土地红利支撑的年代,只要是跟房地产“沾边”的行业,都能赚的盆满钵满,但同时,我们的社会也承受着这种粗暴增长方式带来的“恶果”:大城市中不断恶化的环境,难以为继的生态等等都刺痛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以北京为例,一月份出现了二十六天雾霾天,仅有五天空气质量良好。无论是从自然环境方面考虑,亦或是从社会环境方面考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决不能走老路子。

不难看出,城镇化的“重点”将会是三四线城市的城镇化,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流动人口有限,需求主要是当地人口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更多的是升级换代的需要,或者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回乡置业需求,这些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刚需”,对房地产行业是有推动作用的,但是这个“运动”会在十年左右完成,所以,房地产要利用好这个时间段。这正是所谓的“机遇”。

虽然面对机遇,但要想避免走老路,无论是政府还是房企都要要慎重。

首先,前三十年城镇化的历史在侧,粗放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在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上,要慎之又慎。且不说土地资源是发展房地产行业的根本所在,其本身就是稀缺资源。所以,规划就显得很重要。

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从企业自身角度看,都是如此。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在做全局规划时,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规划好产业的整体布局。现实中“先拆迁后规划”的例子不胜枚举,结果是导致了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如果政府能够在前期做好规划,这些不必要的浪费都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相对于企业来说,政府才是最大的规划商,做好产业规划以实现一定区域内的自我循环是进行规划的最终目的。

而从企业本身来说,房企应该走多元化路线,服从政府的整体规划,搞清楚当地区域发展的定位,也就是城市规划中一二三产业的定位,这样才会避免与政府规划的“背道而驰”。因为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房地产企业并非是单纯的建筑商,而是作为对区域协调建设的规划者。

上有国家城镇化的布局,下有悄然进行的行业并购,中小房企更需要谨慎为之。从各大房企2012年的年报上来看,共有十数家年销售额超过百亿的房企,其中包括三家千亿企业,而这些超过百亿房企的销售收入占到这个行业销售额的26%左右。虽然说大房企很容易形成垄断,但绝对的垄断并不会出现。中小房企仍然有生存之道。

从房企本身来看,虽然不具备资金优势,但是与大房企相比,中小房企多是土生土长的企业,贴近当地的生活,走独具特色、专而精的道路实乃上策。同时,中小房企必须“苦练内功”。面对机遇,要保持足够的“冷静”,要量力而行,切忌贪功冒进。与大房企相比,中小房企并不具备融资优势,所以更要保持自身资金链的健康,当前贪图冒进,或者是盲目追求商业业态而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不在少数。为了保证资金链的安全,长期持有部分物业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总的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城镇化的推动下,仍然有十数年的“好日子”可以过,虽然大房企的“来势汹汹”,但中小房企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新”,中小房企在积极参与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善于跟着“规划”走,将自己置身于城镇化的大潮中,“分得一杯羹”还是大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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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克强. 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J]. 行政管理改革, 2012(11): 4-10.

[②]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十二五’规划与中国城镇化专题座谈会”发言摘要[N]. 学习时报, 2010-11-01.

[③] 陈锡文. 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EB/OR]. 中国新闻网, 2012-11-29.

[④] 刘兴云. 新型城镇化顶层设计的思路[N]. 光明日报, 2013-02-27.

[⑤] 谢楠. 城镇化发展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N]. 经济观察报, 2013-02-24.
 楼主| 发表于 2014-3-25 09:14:42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规划推行阻力:地方政府不愿承担公共成本
2014年03月25日06:53  人民网

  3月16日,各方期待已久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下称“规划”)正式对外发布。

  3月19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等6名副部级官员出现在国新办记者会现场,共同解读这一规划。“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的规划,也是中央颁布实施的第一个城镇化规划。”徐宪平说。

  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部顶层纲领性文件,不仅明确了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任务、目标,也给出了城镇化路径。

  规划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认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对城镇化的正本清源。“农民工不仅是生产者,还是生活者。我们不但要给农民工提供就业,还要让他们能在城市里面体面地生活下来,让他们能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也是规划的最大亮点。”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表示,这是建国60多年来,中国第一部城镇化规划。“规划明确以人为本,从五个方面界定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对‘人’也做了表述,就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同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做了明确界定,对包括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子女就学等等都做了安排,这是一个突破”。肖金成说,这是规划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过去地方的城镇化在认识上有一些问题,而规划的出台有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有利于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明确了城镇化发展的方向,给了全国人民一个明确的目标。

  “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是变农业转移人口为市民,并且让他们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城镇化就是市民化。”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不解决市民化,城镇化就是没有质量的城镇化,是不完全的城镇化。”

  规划编制有两个难点

  规划编制历时三年,数易其稿。三年的讨论与修订,难点和症结在哪里?

  一位多次参与规划讨论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规划编制期间有两个难点:一是体制性的问题。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体制性框架已成为城镇化的障碍,而破解每一个障碍都需要改革的推动。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冲突。“现在地方积极性很高,搞城镇化大推进,但只重视城镇化的速度和扩张土地;而中央强调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提高市民化程度,保障城镇化积极稳妥推进”。

  据徐宪平介绍,2013年,我国7.3亿城镇人口中,有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

  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成为市民,与其直接关联的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我们看到的户籍只是一个表象的外壳,关键是隐含在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福利待遇,而推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意味着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为农民工缴纳社保需要投钱,过去没有将农民工纳入市民进行管理,如今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人口。”肖金成说。

  此外,城市公共建设、环境资源的集约式发展都将带来地方公共支出的增加。上述多次参与规划讨论的人士表示,地方政府不情愿承担城镇化带来的公共成本,这是城镇化规划制定和推行的现实阻力。

  为了化解这一矛盾,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多元化城镇建设投融资等机制”。规划则进一步细化了成本分担机制和资金保障措施,提出将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转移支付要考虑常住人口,鼓励城市接纳农业转移人口。

  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解决城镇化的资金来源会从两个方面来推进:一、加大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城镇化建设的力度,依法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权限,完善现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制度,探索一般债券与专项债券相结合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办法;二、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公开透明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

  首次给出约束性指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城镇化的“三个1亿人”问题是亮点之一,这是国家首次将城镇化的目标任务具体化。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规划首次给予了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约束性指标,要求到2020年,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规划还从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三个方面设定了16个分指标。比如,要求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比重达到99%,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的比例达60%等。

  徐宪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各个城市会因地制宜、差异化地来执行相关指标,比如,各类城市的落户政策就有所不同,“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有省会城市,有地级市,还有县城,而我们的规划就明确提出,各类城镇要因地制宜制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具体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预期和选择”。

  规划能否落地,魏后凯认为,关键是采取哪些配套措施。“未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规划的实现,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改革要一项项推进,配套措施要一项项出台”。

  肖金成认为,有了这些指标,未来就要按照这个指标对各个城市进行监督检查,如果达不到城市的人口规模,那就要在用地上进行限制,再比如农民工子女入学、社会保障方面要达到指标可能需要一个时间段,那可以对各个城市的进程进行比较,对外公布,然后,每年给城市确定一个具体指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量化解读

   规划

  “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二者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

  肖金成:到2020年还有6年时间,而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3.7%,与目标的差距是6个多点,这意味着未来我们每年城镇化率要增长1个百分点。如果到2020年我国人口达到14亿人,则每年转移的农业人口是1300万~1400万,这个指标是稳妥的,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到2020年提高到45%,这意味着每年要解决1500万人的市民化问题,关键是转移人口的落户。现在的困难是大城市要控制人口,但农民不太愿意去小城镇落户,这就形成一个矛盾。

  魏后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有意义。2020年能否实现45%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关键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能不能跟上。目前,我国已经有15个省份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4省份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但原来户籍人口和新纳入户籍人口的标准还存在差距,其背后公共服务还是原来的状况。

  规划

  “2020年,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比重不低于99%,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不低于90%,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8%。”

  肖金成:这些指标非常有意义,它把农业转移人口所在地城市政府的责任明确了,但我认为推动起来还有一定难度。在社会保障方面,很多地方还没有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跨省转移还没有实现,全国还没有实现统一的社保制度和标准;在子女入学方面,很多农民工子女没有办法到公办学校就读。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地方城市政府需要强力去推动才能实现目标。

  魏后凯:如果仅仅从社会保障覆盖率来讲,那到2020年以前就应该全覆盖,所以,这个目标还是偏低的。目前,这项指标的难点在于城乡二元的差距很大,怎么结合?中央刚刚提出将城乡养老保险统一起来,我认为,未来城乡医疗保险也要统一起来,这个难度更大。

  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比重从80%提高到99%,实现这个目标问题不大,问题在于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的只有一半左右,还有50%留守在农村,留在农村的那一部分,包括留守儿童的问题怎么解决?

  规划

  “2020年,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不超过100平米。”

  肖金成:控制城市用地会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但这会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效率。其实,关于城市用地的标准早就有了,之前国家规定的是一平方公里的人口为1万人,但是按照户籍人口来执行的,而且执行得不严格。目前,我国很多城市还是达不到这个指标。现在要按照常住人口来确定城市用地,一些城市就更难达标。但是,这样做可以鼓励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常住人口比较多、城市规模较小的城市就可以扩大城市规模,而对于常住人口比较少、城市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就可以抑制他们粗放式开发城市土地的做法。

  魏后凯:现在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早就超过这个指标了,2012年就在130平米左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标准。现在要将这一指标控制在100平米以内难度很大,也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地方政府靠卖地获得财政收入。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楼主| 发表于 2014-3-26 12:24: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句话,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

    有人认为,城镇化是一个自然过程,城镇化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有人认为,城镇化是一个人为过程,可以先建设城镇,后添加功能。两种观点不同,很正常,好在还有相同点“过程”,城镇化是一个过程,这没有疑义。

    如果确认城镇化是一个过程,那么新型城镇化就是一个“新型的过程”,很费解。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专家解释了,新的搞法又叫“人口城镇化”,与此对应,老的搞法就叫“土地城镇化”,把人地分割开来,更费解,实际情况是人地不可分割,比如,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将变成市民,不脚踏实地,难道能在空中安家?又比如,老式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鬼城空城已经建成了,还不都是一些人折腾出来的。

    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透过一些碎片化的描述,发现了一处“亮点”,这就是给予进城务工的农民某种程度的市民待遇,至此,城镇化的概念悄悄在改变,从一个过程,变成一项政策,一项福利政策。

    福利与收入不同,收入是一次分配,管效率,福利是二次分配,管公平;当一项政策把国民福利只惠及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即进城务工的农民,会衍生出一系列的新问题,第一,诱使大量农民涌入大城市,各个省会有可能被挤爆成“北上广”;第二,无法从技术上精准确定农民与市民的身份转换;第三,一波农民混到了市民待遇回老家又守着一亩三分田了,再换一波农民来混;等等。

    城市反哺农村,最简单办法是让国民福利逐渐在农村落地,把广大农民也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而不是只惠及一些进了城的新市民,这种显失公平的做法,不是在缩小城乡差别而是在扩大。

    简单点,一句话,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说白了,新在可以产生“新的增量”,一些专家看重的正是拆迁与建设所能拉动的GDP 百分点,算计的正是大量农民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经过资本化后能够拓展的市场空间,而他们的主观愿望又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卖地经济还可以持续下去,即没有科技内涵并且已经严重过剩的加工业还可以继续扩张,这些都是“老的存量”,他们的意图就是要用“新的增量”来消化“老的存量”,以维系现有的既得利益格局。

    坊间人们以为,在不该修梯田的地方修梯田,会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在不该成为城镇的地方建造城镇,会破坏社会均衡体系,后者的“学费”,一定会比前者昂贵数倍甚至数十倍。

    农民,也包括分田到户的农民是天然的“业者”,听说过失业农民、失业牧民、失业渔民吗?从来没有。在本轮经济危机中,欧美陷入了严重失业困境至今还没有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城市化搞过了头,中国为啥非要重走一遍他们的老路呢?
 楼主| 发表于 2014-3-31 17:28:52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与拉美化之间只隔着一层纸

    地球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不在欧美在拉美。

    城镇化就是城市化,两者说法不同,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关于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比重),世行等******给出了具体数据,网上找到了2010年的资料,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城市化率100%至91%的,有新加坡、以色列和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前两者是袖珍小国,没有参考意义,后两者的城市化绝对是超群出众,如果你认为后两者因此而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你就不是地球人了。

    城市化率90%至81%的,有英国、美国和巴西等,如果你认为巴西因城市化与英美处于相同的段位,巴西就要实现超英赶美了,那只是你个人的见解。

    城市化率80%至71%的,有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都是欧洲国家,如果你认为欧洲的城市化还不如南美洲因此欧洲的生产力也不如南美洲,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以上看一个时点,再来看一个时段。

    一些国家,城市化年年有进步。比如美国,2000年城市化率为79.1%,至2010年城市化率已达82.3%,美国并没有因为城市化程度提升而麻烦减少,2010年美国正值次贷危机,社会失业状况严重,失业属于非农就业人口的问题,农民是没有失业的;那里的城市化要不是年年有进步,估计非农就业人口总量就不会增加那么多,失业人口也不会相应增加那么多。

    还有一些国家,城市化原地在踏步。比如德国,2000年城市化率为73.1%,至2010年城市化率还是73.8%,德国经济因此显得很健康。

    坊间人们可以得出结论了,城镇化与经济发达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城镇化程度也不是越高越好的。

    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程度,是受制于这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非要倒着干,让城镇化带动工业化,让大量贫困人口涌入城市以后形成大量贫民窟,这就是“拉美病”的典型症状。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又是受制于这个国家的农业化水平,当人们吃穿不愁(农产品过剩)以后,才有了安全感,才肯花些心思去制造、去创造。地球上,有些国家可以轮耕,每年都让部分田地闲置以积蓄肥力,还照样维系着大量粮食的出口;有些国家只能套种,每年一块田必须种几茬作物,才能勉强自给自足,甚至还需要进口粮食作为补充。各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条件是不同的,而各国人民需要吃饱饭的生理需求是相同的,在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也包括土地资源的城镇化问题上,国与国之间是不能照搬经验和互相攀比的。

    世行给出的中国2010年城市化率为44.9%,这个数据还没有中国人自己搞的人口普查2010年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为49.9%数据来得靠谱,考虑到有数亿农民工与数千万失地农民已经在各个城镇中工作和生活,现在的中国真实城镇化率可能已经企及70%至61%的段位,已经接近中国资源禀赋所能承受的极限,连天雾霾可以作证。

    城镇化与拉美化之间只隔着一层纸,非要“人有多大胆,城有多大个”,非要捅破这层纸,会掉进“拉美陷阱”的。
 楼主| 发表于 2015-1-23 16:17:46 | 显示全部楼层
2015年01月23日 07:56 AM
张欣:中国密集城镇化进程已近尾声
英国《金融时报》 安德鲁•希尔 达沃斯, 吉密欧 北京报道


SOHO中国(Soho China)首席执行官张欣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见顶。

张欣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的会议间隙表示:“到了现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已经建好了。即便是小城镇也都建好了。因此我认为密集城镇化的进程即将结束。”

由于旗下公司在北京完成多个开发项目,张欣有时被称为“建设北京的女人”。周三,她作为嘉宾,

在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举办的“有影响力女性晚宴”(Women of Impact Dinner)上发表讲话。

出席晚宴的其他客人包括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里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及其夫人切丽•布莱尔(Cherie Blair),以及杜邦(DuPont)的柯爱伦(Ellen Kullman)和萨班哲集团(Sabanci Group)的居莱尔•萨班哲(Güler Sabanci)等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张欣在台上接受了记者、晚宴合作主办人蒂娜•布朗(Tina Brown)的采访,后者问到了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张欣表示:“随着城镇化趋于结束,中国经济在放缓。”

然而,中国总理李克强当天早些时候在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向听众传达了不同的信息。

根据其发言的官方记录,李克强表示:“鉴于每年有大量农村居民来到城市地区,中国房地产的潜在需求将在相当长时期保持强劲。”

中国周二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大约有100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这让中国的城镇化率接近55%。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速放缓至24年来最低水平。本周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从7.1%下调至6.8%,理由是其房地产和投资持续放缓。

许多分析师相信,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去年12月,全国平均房价同比下降4.3%,去年整体销售同比下降7.6%。

但去年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总额仍增长10.5%,这让全国未售住房大量过剩。

周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表示,政府将不再在过度供应问题特别严重的三四线城市建设安置房。

中国政府将开始为家庭提供补贴,帮助他们购买中国多年建设热潮所留下的部分空置房。

中国政府表示,到今年年底,中国在过去5年建设的保障房将达到4600万套。Soho中国等商业地产开发商的狂热投资已经导致中国房地产供应过剩,保障房政策更是恶化了这种局面。

在被问及中国政府的整体改革议程时,张欣表示:“过去20年来只有现在人们不太确定方向:我们要继续改革,继续开放吗?现在出现了非常矛盾的迹象。很难说。”

译者/何黎
 楼主| 发表于 2015-3-31 15:40: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城镇化率将超95% 警惕出现“新型地主”
   未来中国城镇化率是多少?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行为与政策”课题组最新研究结果认为,“长期看,中国的城镇化率会达到95%以上”。

  3月23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行为与政策》报告。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表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表现是实现城乡收入均等化。而如果城乡收入均等化,农业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将决定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

  “这样,关于未来城镇化率的讨论就演变成关于农业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讨论。”他分析说,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多在1%左右,如果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也将在1%左右,保守估计也不会高于5%。

  根据这一判断,樊明所带领的研究团队预测,在长期,中国的城镇化率会达到95%以上。

  市场有助“三化”协调发展

  该课题组还提出两个城镇化率的概念:一个是基于职业的,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另一个是基于居住地,即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樊明介绍,西方国家多采用基于居住地,比如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占人口的比重为98.49%,但公布的城镇化率只有82.38%。该课题组认为,讨论中国的城镇化率或引用国外的城镇化率,应采用基于职业的城镇化率。

  研究还发现,市场具有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樊明说,工业化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农村产生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存在统一高流动性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直至城乡收入差距消除,各种生产要素的回报相等。如此,“三化”协调发展可期。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的规模越来越大,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目标从未实现过。对此,课题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的规模更多的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中国城镇发展战略的关注重点应当是城镇规模结构。

  “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是“三化”必须要正视的问题。上述课题组称,16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率和失业率的关系显示:城镇化率与失业率无关。也就是说,城镇化率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失业率和城镇化率低的并无显著差别。政府所要承担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并不很高,特别是因农民工市民化增加的整个政府的成本也是相当有限的。

  警惕出现“新型地主”

  但该课题组同时提醒,在“三化”过程中,应警惕中国出现“新型地主”。樊明说,中国的农业是小农经济,问题甚多,亟需改革。现在改革的方向是,稳定承包权,放开经营权,希望土地能集中到部分善于种田的能人手中,从而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

  “这一设计从农村的局部来看,不失是一个解决小农经济问题的方案,既可使得农村土地适度集中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也不改变现行土地制度而让对土地集体所有制有特别偏好的政府为难。”但樊明认为,从宏观来看是有问题的。

  他分析说,如果从农村土地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后落户成为一般的城镇居民,则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现在中国的户籍农民估计有65%,如果将来保留10%的农民种田(保守估计),这就意味着有55%的城镇人口至少拥有农村的土地承包权,他们要凭借这种土地承包权获取地租和其他利益。

  “这就意味着,将来有55%的城镇居民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每年要到农村来收地租。”樊明说,农业本不是高盈利行业,如果占人口10%的农民向这个国家的一半以上的人缴地租,中国的农业将退回到佃农经济。
 楼主| 发表于 2015-3-31 15:56:22 | 显示全部楼层
卖地收益如何分?陈锡文说,在现实情况下,从中国的国情看,至少有五个群体要在利益处理中得到比较好的统筹考虑:
    第一个是政府,政府要拿到一部分土地增值的收益,给社会更好的利用土地,或者让土地产生更高的价值,提供服务。比如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等。
    第二个是开发土地的这些企业。如果他不能有一定收益,就没有人开发土地,你必须保证他有一定投资报酬。
    第三个是大多数市民,既不是土地所有者,也不是土地开发者,更不是土地管理者,但是他要利用这个土地生存和生活,所以他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
    第四个,贡献了这些土地的农民。
    第五个是远离城市的农民。毕竟能够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土地转用的农民,毕竟在全国是极少的一部分。远离城市的农民是永远得不到城镇化、工业化的好处,因此政府土地收益中给远离城市的农民提供相应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怎么把这五个关系处理好,这是将来土地制度追求的目标。一下子跟农民讲清楚,不是土地卖多少钱都是你的收益,要兼顾这四方的利益。”陈锡文强调。
 楼主| 发表于 2015-3-31 16:13:17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主要包括5项任务:一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中央(省)对下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和实行建设用地指标与吸纳省(市)外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二是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三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制度,探索超标准宅基地处置办法;四是建立行政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五是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城市创业创新环境建设、城市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有选择地开展改革探索。.
 楼主| 发表于 2015-3-31 16:25:08 | 显示全部楼层
陈锡文:农民卖房就能进城那是上了大当  

    农民宅基地该不该入市?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前景如何?随着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如何开展?昨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接受新京报专访。他认为,很多人关心农民宅基地入市,并非真的为农民着想,而是想在农村有第二套房。

    谈“城镇化”

    有人建议宅基地入市不是为农民着想

    新京报:你前几年一直反对农民上楼运动,如今你怎么看待此事?

    陈锡文:不是我反对或赞成,而是国家是有法律的,按法律办。国家的制度设计中,对土地利用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这个事到底是否侵犯人民群众利益,大多数人都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我认为,有一些媒体是支持农民上楼的,总是报道现在的农村建设得多么漂亮,让很多家不在农村的人以为农民生活改善了,以为农民上楼是个好事。但农民是不愿意的。

    新京报:有很多人建议,农民的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应自由入市,你怎么看?

    陈锡文:很多事说得好听,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很多人并不是真在替农民想,而是想自己到农村弄块地、盖个房。他们不知道在北京城里一个房子值多少钱吗?县城一个房子值多少钱,农民卖一个房子又值多少钱。卖完了你叫农民怎么去城里安家,缺的钱谁给?

    新京报:现在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城镇化,很多地方也都提出让农民进城,如果不让农民卖房,怎么进城呢?

    陈锡文:谁以为把家乡的房子卖掉,进城就可以当城里人,那一定是上了大当。农村宅基地就算卖了值不了几个钱,到时候回又回不去,城里又买不起怎么办?全世界的城镇化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说以前很多宁波人、江北人都是一个人到上海打工,慢慢有条件了,再把全家接过去。一个农民一个家庭真正挪到城里,没有三四代做不到。

    谈“土地流转”

    确权登记后农民敢于规模经营

    新京报:有一些地方土地流转,经营情况并不是很好,为何会出现这种问题?

    陈锡文:到去年六月底,我国土地流转的总面积是三亿八千万亩,大概占整个农民承包土地的28.8%。个别地方看起来差,但是总体来讲是平稳的。另一方面,这些年粮食产量一直是稳定增长的,农民收入一直是稳定增长,所以大的趋势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如今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这是一个用意物权,给农民确权后,农民敢于流转,也敢于规模经营了。

    新京报:很多地方引进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你觉得前景如何?

    陈锡文:有些地方把公司企业请进来,有的是成功的,但更多的我觉得是不成功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一定不行,比如说建大型现代化养殖场,村民委员会就搞不起来,投资要几个亿,工商企业就能搞得起来。但一个企业租上千亩甚至上万亩地去种,这个需要慎重考虑。

    新京报:现在国家提倡发展规模化种植,为何公司化种植就不行?

    陈锡文:我国有一亿七千万农民到外乡镇去了,占农村劳动力30%多,上面讲土地流转将近30%,所以现在不出问题。但是土地流转规模大了,若把一半以上土地都集中起来,那剩下的农村劳动力干吗去呢?

    国家提倡搞规模经营,但也是顺势而为,规模经营本质不是地,本质是人,人到别的地方,有更好的工作和收入,你拖都拖不住。但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和收入,他凭什么离开土地?这件事我觉得要从实际出发。

    新京报: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支持公司资本进入农业生产?

    陈锡文:政府过度的干预就会出坏事。有很多地方说集中一百亩地,每亩就补贴多少钱。有的企业就是冲着补贴去的,有的甚至想得更好,先圈地再说,将来有机会搞非农建设更赚钱,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首先是为挣钱去的。

    但我敢说,真正搞农业出来的人,他知道种地这件事不是靠雇工能解决的。因为这些雇工可能偷懒、不干活儿。农业种植与工业不一样,没有标准化的流水线。种植一年,到最后可能发现是被糊弄了一年。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原标题:农民卖房就能进城? “那是上了大当”)
 楼主| 发表于 2015-12-9 16:48:13 | 显示全部楼层
王海娟:警惕,伪城镇化!
    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是先有产业聚集,再有人口聚集,主要依靠内在动力,因而是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存在协调不力的现象,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城镇化发展缺乏内在动力,政府在推动农民大规模集中居住的同时被城镇化“绑架”,将引发重大政治风险和社会不稳定。

    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城镇化的推进模式

    在国家战略安排的推动下,城镇化成为政府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计划和政策来配置资源以达到这一国家目标。城镇化涉及到农民的居住和就业两大问题,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者财政投资等方式推动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和土地规模流转,以实现农民的居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根据笔者及所在研究单位在全国农村的调查,受制于相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政策环境,这种城镇化推进模式在中西部地区具有普遍性。

    (一) 农民集中居住与居住城镇化  与传统的以土地财政为目的的土地城镇化不同,当前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以城镇化率为目标。城镇化最直观的表现是农民居住方式的变化,因此集中居住的农民数量是衡量地方政府城镇化工作的重要考核指标。成都市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按照城镇社区的特征和标准集中连片建造住宅楼区,一般以多层单元式楼房为主,农民按照人均30—4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从原来村落住宅中搬入单元式楼房。如表1所示,成都市各级政府花费财政资金5.21亿元左右。这只是政府通过增减挂钩项目、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项目和征地拆拆项目投入到居住区的资金,还不包括政府通过其他项目投入的资金,如基础设施以及水电气配套建设资金等。政府补贴资金户均20万元左右,大部分农户扣除政府补贴外还需要额外支出十几万元(包括装修费用)。

    对农民而言,三种类型政策结果都是“拆旧(房)换新(房),上楼居住”,即政府给每个农户补贴部分资金,农民再出部分资金,就可以将原来的旧房子换成新房,集中居住到楼房中。表1所示,泉镇总共集中居住的户数是2581户,占总户数的71.1%,加上原先乡镇人口4%左右,泉镇农民集中居住比例达到75%。居住区的位置一般是在乡镇政府驻点所在地或者附近,这是一种就地城镇化模式。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泉镇需要几十年甚至根本就无法达到如此高的城镇化率,但地方政府巨额财政投入花费6年时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表1:泉镇三种类型政策中农民集中居住的户数、政府财政资金投入数量(单位:亿元)

    政策类型 增减挂钩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征地拆迁 小计

    集中居住户数 1430 951 200 2581

    政府财政资金 4.51 1.44 0.26 5.21

    注:数据来源于泉镇政府有关部门。

    泉镇采用城镇社区模式进行房屋设计、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及社区管理等,居住区的设计和建设模式改变了农民传统的居住方式。一方面,按照成都市的标准,集中居住区为农民提供“1+N”的配套公共服务,一些居住区配套“1+13”项服务,最多的配套服务有23项,农民可以享受到齐全的现代城镇公共设施和服务。另一方面,城镇与农村居住区的主要区别在于居住区是否具有生产功能[13]。泉镇新建的居住区不具备农村居住区的功能,一是农民大规模集中居住扩大了耕种半径,农民难以耕种土地,二是新居住区的设计使得农民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如新房屋无法放置农业机械和粮食,新居住区无法晒粮食等。以上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居住区建设实现了农民的居住城镇化。

    (二) 土地规模流转与就业城镇化  居住方式与就业模式紧密相关,居住城镇化“倒逼”农民改变就业方式和农业生产方式。在搬到新社区之前,泉镇大部分农户从事务农,采取小农生产方式,新型居住模式不利于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一些农民考虑到农业生产便利和就业,不愿意搬到集中居住区,这意味着如果农业生产的问题不解决将阻碍农民集中居住。为了推进农民更快地集中居住以及发挥现代农业对城镇化的支撑作用[14],S县和泉镇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投资推动了大规模土地流转和进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当地政府对大规模土地流转的财政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直接补贴。一是在一般性的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基础上,成都市自2009年开始直接给农民发放耕地保护基金(简称“耕保金”)。耕保金增加了农民收入,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有利于土地大规模流转。二是地方政府直接给农业经营主体各种补贴,主要包括租金补贴与投资补贴。S县按照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面积和流转年限给予租金补贴,每亩租金补贴100-400元之间;按照农业经营主体投资数量和流转土地面积数量给予政策扶持,每亩农业投资1万、4万分别补贴0.2万—1.5万元。

    第二,间接补贴,即基础设施投入和农业示范园区建设。2009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为支撑推进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工作的意见》,按照政府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要求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泉镇建立了高新现代农业园区,后来被批准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国家万亩标准化蔬菜种植地。农业园区幅员面积为81.4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7.7万亩,核心区面积2万余亩。农业园区以泉镇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的3个乡镇,政府规划投资4.64亿元。S县还成立了由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长挂帅的泉镇高新现代农业管委会。农业园区内的土地都进行了土地整理,并高标准配套基础设施,以吸引社会资本大规模流转土地和投资农业。

    表2:土地集中流转中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方式、对象与内容

    财政补贴方式 财政补贴对象 财政补贴内容与额度

    农民 基本农田每亩400元,一般农田每亩300元。

    直接补贴 农业经营主体 1、 按照流转面积补贴,流转5年以上,土地流转面积100—300亩、300—500亩、500亩以上每亩连续3年分别补贴100元、200元、400元。

    2、新增流转土地用于发展设施农业规模在50亩以上,或在原流转土地新增设施农业20亩以上,且每亩生产性固定设施投资在一万元以上,每亩一次性奖励2000元。若是高端农业,农业设施投入4万元以上的,按照农业设施面积每亩一次性奖励10000元。新增流转土地500亩以上,其中发展高端农业50亩以上,且农业设施亩平投入4万元以上,按照农业设施面积每亩一次性奖励1.5万元。

    间接补贴 农业经营主体 基础设施投入和农业示范园区建设,计划投资4.64亿元。

    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激发了农民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泉镇土地流转不仅速度快、规模大而且租金高。从流转价格来看,2012年泉镇土地租金是每亩1110-1665元左右,而农民自己种植粮食的纯收入是每亩1000元左右,土地租金高于农民自己种地的收益。加上当地每亩360元的耕保基金和100多元的粮食综合补贴,泉镇农民不耕种土地就能够获得每亩1600-2200元左右的收益。高租金以及优惠政策促进了耕地快速、大规模流转。从流转规模来看,泉镇大部分是由工商资本下乡组建农业企业流转土地和经营农业,不少农业企业流转土地千亩以上。从2007年至2012年泉镇流转土地15000亩,占全部耕地的80%,只有一些地块面积较小、不适合规模经营的耕地没有流转。

    泉镇土地大规模流转使得耕种土地不再成为农民集中居住的阻碍因素,并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农民的就业方式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农民不再耕种土地,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农民都需要到城镇经济体系中寻找就业机会,与城镇居民面临相同的就业环境和机会。政府能够人为推动居住城镇化,但农民能否实现就业城镇化主要取决于城镇工商业的吸纳能力。

    政府主导型城镇化的经济与政治后果分析  政府的政治人角色决定了政府往往具有不计成本实现施政目标的特性。从泉镇实践来看,城镇化按照政治逻辑而非市场逻辑推进,政府不仅是城镇化发展的规划制定者和宏观调控者,也是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主要是农业发展)的直接投资者。从某种程度来说,城镇化是由政府财政资金“堆”出来的,泉镇不过是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城镇化的典型代表。这种城镇化模式能够在短期内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却无法改变农民收入难以支撑城镇高消费生活的客观困境。这一城镇化过快发展现象被学界称之为“伪城镇化”或“冒进式城镇化”现象[15],产生了诸多政治经济后果。
 楼主| 发表于 2015-12-9 16:48:36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农业企业“逃跑”及其经济后果  经济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因政府推动而发生改变,虽然政府推动土地流转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但是并没有带来农业发展和增长。调查发现,高租金以及农业的低利润率使得泉镇的规模农业经营均以失败告终,农业企业纷纷放弃农业经营,甚至“逃出”泉镇。根据泉镇经济委员会顾问王某的反映,“泉镇从2007年开始大规模土地流转,政府给予了很多的政策优惠,但是没有一个农业企业能够维持三年以上,很多企业经营不下去就一声不吭地跑了。农民的的土地租金无法按时、按量支付。”泉镇农业规模经营失败并不偶然,在全国具有普遍性,这是由我国以及全球的经济结构决定的。农业低利润表面上看是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则是依附于土地上的农民在国民财富中分配的弱势地位以及中国在世界财富分配中的弱势位置所导致的[16]。规模经营和农业发展遵循市场规律,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即使能够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但是却无法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位置以及农业低利润的客观规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盈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学者在全国地区调查发现,规模经营还没有形成盈利模式,大部分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经营的经济效益较低甚至经营亏本,资本下乡并没有带来农业发展和现代化[17-18]。。

    城镇化地区是承载非农人口和非农产业的功能区,城镇化不仅表现为城镇数目的增多和农民居住方式的城镇化,更根本的是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农民职业的非农化。工业化和产业发展遵循市场规律,地方政府并不能在短时期内提高工业化水平和促进农业增长。在城镇就业机会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从土地中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占农业从业人口主体的中老年劳动力并没有进城务工机会,而是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19]。由此可见虽然泉镇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农民的就业方式并没有实现城镇化。

    在政府的大量政策补贴下,土地大规模流转短期内增加了农民收入,但规模经营的失败使得土地流转无法在长期内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农业难以支撑城镇化发展。由居住和就业的相互关联可以看出,农民集中居住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聚落形态或行政组织的集中化,而是乡村社会结构以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的一次深刻变革[20]。当农民分散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时,农民家庭生活中有相当程度的自给自足部分,比如水、粮食、蔬菜、休闲娱乐等都不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农民过的是“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21]。当农民按照城镇社区的方式居住时,农民无法再耕种土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城镇化了。城镇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即所有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都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并且还需要额外支付物业管理费等,这是一种高消费生活方式。在农民没有新增城镇就业、土地租金收入又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农民的生活支出却增加了。农民陷入生活费用明显高涨、入不敷出的窘境,一些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新建社区闲置起来。并且农民的十几万储蓄资金以固定资产的形式“沉淀”到房屋上,从长期来看农民应对生活风险的能力降低,农民生活风险也增加了。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就地上楼”的城镇化模式不仅是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强大、区位优势明显村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经济落后、区位劣势严重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手和发展模式[22]。这种判断的前提是将城镇化的内涵定义为居住方式的城镇化,而不是生产方式的同步城镇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高度工业化推动下,通过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向社区集中居住的方式就地实现城镇化[23]。在中西部地区,虽然农民的居住条件能够得到极大改善,但是在工业没有得到迅速发展和农民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种就地城镇化只不过是农民过上了更高成本和风险的城镇生活。换言之,中西部地区在没有产业支撑的情况下,政府主导的“就地城镇化”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城镇化,这是农民在没有就业城镇化的情况下居住城镇化的结果。

    (二)政府“被绑架”及其政治风险  泉镇农业企业屡次“逃跑”后因为不能及时找到其他人接手,出现了土地大量抛荒现象。当大量农业企业陆续“逃跑”时,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起“兜底”责任[24]。泉镇政府只能以更为优惠的政策吸引农业企业流转土地,一些工商资本也趁机向政府反映“困难”,要求泉镇政府给予更多补贴。当没有工商资本流转土地时,地方政府不得不支付租金给农民。美宁公司“逃跑”后,2010年乡镇政府垫付租金37万,到2012年还有一些没有流转出去,只能由村级组织垫付租金7万元。每年9月30号是发放租金的最后期限,很多企业发不了租金,农民陆续到镇政府要租金。笔者在泉镇调查时正值年末,每天都有几批农民在镇政府要租金。现在泉镇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社会资本流转土地,并花费巨大资金“留住”社会资本以及解决农民的租金问题,这相当于地方政府被城镇化“绑架”。

    泉镇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并不雄厚,政府无法负担农民的土地租金,一些农民要求政府担责或者上访,甚至形成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案例所示。中国政府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农民经济生活的改善[25]。泉镇城镇化的结果却是政府推动城镇化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但是城镇化实践产生了“未预结局”,即某一干预所导致的后果属于行动者没有预想到的、有时甚至构成与行动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26]。成都市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并没有提高农民对政府的认同,反而因为规模经营失败及农民生活困难降低了合法性。

    案例:天锐公司欠农民租金48万,农民要求泉镇政府支付租金,泉镇政府没有支付能力,农民因此告到法院。天锐公司申请破产,法院三次强制执行都追不回租金,农民去信访部门上访,要求法院追回租金。法院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缓解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花10万元安抚农民,要求农民不要再到法院打官司,也不要到信访部门状告法院。

    泉镇政府为了减轻资金压力,也为了解决土地抛荒问题,引导农民土地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租金一般是每亩200-500元。农民集中居住之后,由于耕种不方便,只能“被迫”流转土地,在土地租金上只能处于任人摆布的状态。长期限流出土地的农民成为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人员。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一种过度城镇化。一旦城镇化不是建立在工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城镇人口过度增长,城镇却不能为其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那么生活在城镇的人口必然陷于贫困状态[27]。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水平已经领先于我国,达到了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却没有解决城镇人口的就业和贫困问题。温铁军观察到任何一个人口相对比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只要人口过亿,因城镇化过快导致的赤贫农民一般都占三分之一以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城镇化只不过是以空间平移了农村贫困人口进入城市,变成城市贫民窟人口,城市贫民窟的生活是漂泊无根的,是罪恶、堕落、社会不稳定等温床,容易导致政治运动的发生[28]。

    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是先有产业聚集,再有人口聚集,主要依靠内在动力,因而是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当前我国中西部大多数地区的城镇化正在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外力推力,强调人口聚集,忽略产业聚集,或者产业集聚不起来,因而是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29]。总的来说,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存在协调不力的现象,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城镇化发展缺乏内在动力,政府在推动农民大规模集中居住的同时被城镇化“绑架”,将引发重大政治风险和社会不稳定。

    来源:新乡土公众号
 楼主| 发表于 2016-7-15 15:02: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消极城市化”阶段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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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房子 于 2016-7-15 14:21:4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城市化”,第二阶段是“居民城市化”,第三阶段是“消极城市化”。尽管中国目前仍处在第二阶段,但在部分地区消极城市化的挑战已经比较突出,亟需加强研究应对。

    “劳动力城市化”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在外向型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下,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背井离乡,到城市寻求工作机会。与此同时,这个群体的家庭、社会关系、福利保障仍然留在农村,他们在城市工作赚的钱除了少数用于吃饭、住宿等基本生活开支外,大部分仍反流到农村,用于支持家庭生活、建造房屋或者储蓄。直到近年,农民工在城市购置房产才开始流行并为政策所倡导,而且多数农民工选择在其户籍地所属县城购房,而非其打工所在的城市购房。由此产生了夫妻长期异地分居、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系统性社会现象;并构成内需不足、宏观经济储蓄率上升等结构性问题的根源所在。

    “劳动力城市化”在统计数字上的表现是:一方面,“劳动力城市化率”或者“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显著提高;但另一方面,“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或“家庭城市化率”提升的步伐则要慢得多。根据《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末,全国内地总人口137462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0346万人,“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6.1%。但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却只有35%。两者之间存在20%的缺口。

    “居民城市化”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在上一阶段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居民城市化比劳动力城市化要复杂得多———后者仅仅是农民工卷着铺盖到城市打工、出卖劳动;除了基本的生活之外,与城市很少发生交集:大多数农民工住的是宿舍、公棚或者地下室,吃的是集体食堂或者工地的灶,基本不进商场,不去电影院,不享受城市福利体系,不参与城市公共活动,家人仍居住在农村,孩子留在农村上学(或者有极少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郊区上专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讲,居民城市化才是城市化真正的应有之意,也是当前抵御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优化宏观消费储蓄结构的一把钥匙。

    我们可以将城市化过程简单地比作“三级火箭”。在第一阶段,“劳动力城市化”通常是在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由市场自发完成的。而当城市化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市场化力量大大衰减,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度障碍来助推第二级火箭,补足户籍城市化率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的20%缺口,实现由劳动力城市化到居民城市化的升级。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三个1亿人”的目标———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与之相配合的,有三项工作尤为重要: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阻碍农村居民市民化的制度藩篱。二是在产业结构方面,要防止中低端制造业过早流出中国。只有当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收入来源,农民工才可能在城市留下来,成为真正的市民。三是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让农民除了劳动收入之外增加财产性收入来源。这既能为城市化提供推力,同时也是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消极城市化是指,由于农村老龄人口自然消亡所引起的城市人口占比增加。换句话说,劳动力城市化和居民城市化都有实实在在的人口城乡流动为基础;而在消极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率的提升并不以真实的城乡人口迁移为基础,而仅仅是分母中农村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带来的被动提升。

    严格地讲,中国正处于逐渐进入城市化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叠加期,“居民城市化”仍是主要特征,但“消极城市化”阶段也已经开始。特别是在某些特定地区,消极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已经迫在眉睫。

    消极城市化不仅涉及始终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还包括一个特殊的人群———老龄返乡农民工。他们是农村户籍人口,年轻时期到城市工作,但未获得市民身份,也未能在城市购置房产,因而失去劳动能力之后不得不再次回到农村生活、养老。根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9%,大约是五千万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可以预见的是,逐渐失去劳动能力的老龄农民以及老龄返乡农民工由于缺乏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同时与互联网等科学技术和现代生活潮流渐行渐远,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将成为中国社会最弱势的群体,甚至会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能否及时理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让农村老年人在失去劳动能力的同时获得财产性收入,并建立起相应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是城市化第二、三阶段的关键任务,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挑战和考验。这既需要政府的改革创新,也需要家庭、企业和全社会的协力配合。

    为了应对“消极城市化”带来的考验,除了上文提到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外,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也成为必然要求。“皇权不下县”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权组织结构中长期坚持的一项原则;但这一原则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特别是在消极城市化阶段,农村人口老龄化要求政府必须在乡村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

    这就势必牵扯到乡村行政区划的调整。乡村行政区划调整是提高基层行政效率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能起到相对缩减社会治理成本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合理配置人力物力,优化基层政府服务职能。

    中国在1992年、2001年、2005年和2011年经历了四轮大幅度的撤乡并镇工作。乡镇级行政区划的数目已经通过裁撤合并的方式由1984年最高点的10.6万个缩减了超过一半。其中,乡的个数由8.5万个减少了1.2万个,镇的个数增加到了2万个。另外,城市扩围引致街道办事处的个数增加至7696个。

    行政村虽然不是一级政府,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事实上承担着大量的乡村社会管理工作,尤其是在对接执行、分配和监督层面。行政村的数量由2000年的73.2万个减少到2014年底的58.5万个,减少了五分之一。平均每年通过撤并减少约1万个行政村。

    随着农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预计未来撤乡并镇、乡镇改街道办事处、行政村合并的进程仍会持续。

    另外,贯穿城市化三阶段的一条主线是农业的转型升级。农业转型升级是解决好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根本所在,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提纲挈领之处。在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依然如此。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只能来自于两条路径:一是细化专业分工,二是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

    “细化专业分工”是指,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独立出来,成为专业化的细分工种。最早的农业生产是一体化的,每家每户都从事从育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工序。而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育种、化肥制造、销售等环节逐渐被剥离出来,今后诸如播种、温光湿控、农产品物流、品牌建设、融资、农业保险、甚至施肥、喷药等环节都可能会独立出来,由专业化企业来经营。

    “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是指,农业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交集将越来越大,界限在未来将越来越模糊,一种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过程将依赖于隶属于一、二、三产业的多个经营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未来的农林牧副产业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次产业”,而将成为“六次产业”。细化专业分工和一二三产业融合这两条路径蕴藏着大量投资和创业机会,都建立在规模化的基础之上。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农业规模化应当与城市化进程相协调。既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畏首不前。过快容易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过慢则会限制现代农业进步和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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