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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讲稿] 经济学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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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5:14:27 | 显示全部楼层
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

  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比如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

  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高增长。那么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大家知道,像亚洲四小龙也好,日本也好,现在已经不是吸收资本、输出商品了,现在恰恰相反,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当然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

  所谓外向型经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

  那么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

  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这里碰到一个例外。其实不光是一个例外,应该说是两个例外。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们今天形容一些无良资本家不好的一点,往往会这样描写:资本家会对劳工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得是。这实际上形容的是劳动力过剩状况下,劳动者没有办法和资本家讨价还价。

  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 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以下是下半部分。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

  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

  我去过东德的汽车城艾森纳赫(Eisenach)。艾森纳赫是非常有意思的案例,那里生产的瓦特堡(Wartburg)牌汽车在中国很有名。东德时代的艾森纳赫,人口有4.8万,几乎所有人都在汽车城上班,号称是没有失业的。汽车城生产多少汽车呢?当时年产5万辆,雇员是一万人,基本上解决了那里的就业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5: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两德统一以后,这个汽车厂就垮了。之后当地人就想找西德的汽车厂商比如大众、奔驰什么的,过去接盘,结果那些汽车厂商都不愿意过去。等了十几年以后去了一家美国的汽车厂,就是那个欧宝(Opel)。当时有过一个约定,去接盘的厂商必须保证产能规模不比原来低,这是为了保护当地的就业。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大工厂搞垮了,然后去办一个小工厂。欧宝就按照这个约定去接盘。今天欧宝在艾森纳赫的工厂,产量是6万辆,比原来的5万量只多了1万辆。其实按照欧宝的实力,它要在那里生产600万辆都有可能,但是它只生产了6万辆。而且它生产这6万辆车需要多少工人呢,只需要1600人。

  于是艾森纳赫那里失业率就很高。统一以后,1992年它的失业率曾经达到20%,现在它的失业率还有6%。而且它的人口也比原来低,原来4.8万人,现在只有4.2万人。这4.2万人的人均收入六倍于统一之前,但是比西德的平均水平还是低了10%。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

  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

  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而且我们有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光是投票就投不过西德。

  后来我再问,有没有第三种可能?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那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假如他把那个事情平息了,柏林墙没有倒,东德维持原来的铁腕制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维持原来统治的方式去搞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一来会是什么状况呢?

  汉斯•莫德罗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回事。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告诉他,东德当年要是那样搞了,你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

  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照我看无非就是三种方案。

  第一种,既然一体化带来了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从西德的层面来讲,主要就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我的资本不准过去,你的商品不准过来,我们还是各搞各的。这实际上是去一体化。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自由贸易也好,加强交流也好,本来是你西德提倡的。现在你要是开始搞贸易保护,自己闭关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何况,东德可以搞柏林墙,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可以搞闭关自守,西德可以搞吗?假如有西德资本家要去东德投资,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吗?这条做不成,那怎么办?

  可以试想第二条方案。西德要想与东德竞争,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资,不能有那么强大的工会,是吧?东德人成了农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变成农民工,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东德工人竞争。你所有的这些都要向西德学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在体制上西德就被东德统一了。

  但这种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一些情况一旦出现,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紧缩债务在内的很多措施已经引发抗议,比如说在希腊,欧盟要求它紧缩债务,一紧缩就引发抗议,闹得不可开交。

  如果西德采取了第三种方案,就是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在西德引发的反应会比现在在希腊要激烈十倍,西德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

  我问莫德罗,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一个极***会怎么看?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作为一个左派,是怎么看这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演变的话,那显然是东德战胜了西德。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这种现象***赞成不赞成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能赞成吗?莫德罗先生很诚恳,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说肯定不可能这样。

  我最后和他说,我只是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叫“昂纳克寓言”。因为这个寓言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只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三种方案,特朗普实际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种。他就是想要竖起一道柏林墙,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5:22:08 | 显示全部楼层
左***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出现赤字财政

  上面说的是国际经济平等层面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

  可是,所谓的国家能力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那么在制度上,为什么现在西方各主权国家的能力出了问题呢?现在它们是民主制度,以前它们也是民主制度,它们的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凭什么说,以前它们那个国家有能力,现在它们国家都没有能力?

  那么好了,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政府,不管你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你都做不成什么事。你要做成事,你政府要有充裕的财力。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

  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那么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的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认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

  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那么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呢?因为***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所以,***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

  比如说,假如左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倒不是说左派没有良心,在那种民主体制下,因为左派的手段要能实现,你就必须有多数的支持,***的主张也一样。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

  左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会因债务不可控而恶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最近二十年看到就是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希腊出现债务危机,***要求紧缩,要求减少福利,然后老百姓上街示威,推 翻***政府。后来上台的是激进左派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政府。你说齐普拉斯是左派吗?从他反紧缩、主张维护福利来讲,好像他是左派。可是齐普拉斯并不主张高税收。为什么他不主张高税收?因为主张高税收的话他就上不了台了。老百姓是让他维持福利,不是让他来加税的。他不主张高税收,又要维护高福利,他能怎么办呢?就只能向欧盟赖账,只能说我现在就是欠账不还给你。

  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

  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

  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

  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左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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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的问题。

  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全文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0 17:27:5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个层次循环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之间的循环。这个循环使当代经济形成“双轮经济”构架。这是一个由基础的核心层级(指第一层级)的经济体与寄生在其外层的虚拟经济体,通过重新调配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分配比例这种信用价值生产的方式所进行的价值生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存在着一个由正向反馈所形成的自激关系。在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当代,有化解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功能;如果做法不正确,也有可能扩大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第三个层次循环是将第一、第二个生产循环看作是一个资本生产循环的整体,与社会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之间的循环。其生产方式主要通过生产资本生产的环境条件,实现参与资本价值生产过程,通过国家税收收回转移来的价值,再通过财政分配实现价值循环。

    3个层次循环理论为国家宏观调控分3个层级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方宏观经济学属于表面现象经济学,只能看到第一个层次。依据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所做的宏观调控,都是基于第一个层次的宏观调控,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等就属于这个层级。虽然第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基础性的,但却是低层级的。仅有这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即使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相对于其他层级的宏观调控,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仅是传统人工操作工业织机与数字化智能化织机之前者的水平,小巫见大巫,差距巨大。

    二、三层级宏观调控的路径与可实现目标

    (一)第一层级的宏观调控手段与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第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循环基础上的宏观调控,包括投入产出、初次分配、总供需平衡、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科技创新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等。在这个层级上,由于私人资本生产对利润的追求,通过市场竞争与科技创新,获得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升。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个层级的宏观调控侧重在发展私人资本生产,保持市场竞争活力,提高科技水平与推动技术进步。目前,国家管理层正在进行的这些方面的宏观调控是十分正确的,也会产生好效果。

    但是,我国有一个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末农民工总量达2.74亿人,其中有养老保险的只占16.7%,至少有一半人仍处于低工资水平,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较低,农村、城市两头不着根的人口约有4亿左右。与此庞大消费人口需求不足形成对照的是,一些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去产能化的供给侧改革,会使得一些人口的经济状况下降,隐性失业也会增加。这是第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很大的局限性,存在着无任怎么调控也调控不到的死角。目前,我国生产装备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国民收入与社会贫富差距、教育与科技发展等方面,不但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东中西部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有较大发展空间。既需要继续进行供给侧改革,又需要搞好需求侧管理。

    投资与消费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均衡,一切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源都是因投资与消费远离均衡。通过两大部类在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实现平衡分配,社会再生产中的年增长率可稳定在10%-15%。但在实际中,在资本生产中的劳资分配是无法达到该计量模型中的平衡的。国企中劳资分配矛盾比较好解决,民企中的劳资分配比率很难宏观调控。历史证明,只有在短缺经济时代可以达到简单的平衡;当经济发展到部分产能过剩阶段,也可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涉增加投资进而增加需求的手段,在一定的区段内实现偏重投资的平衡。但当进入到全面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阶段,简单的平衡在私人资本生产的范围内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2∕3,虽然每年都有相当于年GDP30%以上的投资,但消费增长不足,不断的投资过剩,不断的产能灭失,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成为常态。如果这个层级的宏观调控得当,加上科技进步因素的贡献,可获得3%左右的稳定年增长率。

    (二)第二层级的宏观调控手段与可实现的增长目标

    第二个层级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运用信用价值生产手段对实体经济的价值生产进行调控。

    1。货币信用价值生产方面。正确的货币发行方式是可创造价值,获得基础货币量的货币发行价值的。这是一种在实体经济生产之外的额外价值。此部分货币发行价值可通过财政部向央行发行国债来实现,国债利息可通过央行返还财政部。因为实现的是货币发行价值(原被称为铸币税是不对的),可用于补充劳资一次分配中对消费货币分配的不足,增加社会的总需求。

    目前,我国基础货币量约30万亿人民币,由外汇占有基础货币发行价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占用货币发行价是一种低效益的货币发行方式。对现有的国家持有外汇,比较好的做法是,央行只存留1/3,用于作汇率稳定与调节工具,其余2/3划归财政部,由财政部已有的国债作抵押,同时将将部分地方债标准化后通过某种统一的口径转为国债。另还有约10万亿非外汇占款的人民币发行,应采用财政部向央行发行国债的方式发行,才能获得货币发行价值(如果是采用再贷款的窗口发行了这部分货币,再货款窗口发行货币不仅不能获得货币发行价值,而且会造成产能过剩)。基础货币增速与GDP增速相关,正确的货币发行方式在基础货币增加时可稳定获得货币发行价值。由于网络支付的普及,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货币乘数从2015年的4.5倍左右上升到2017年6月的5.3倍左右,使得这两年基础货币增速减缓,但从中长期看基础货币增速与GDP的增量是相适应的。

    通过对历年来的基础货币增量数据与GDP增速比估算,如果GDP增量在6%-10%之间,基础货币的增量大约是GDP增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此可知,每年基础货币增量大约在GDP的2%-3%之间。例如,假如2017年GDP增量是6.8%,GDP总值82.7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增量约1.6-2万亿元之间。因此,除了因外汇占款的20万亿人民币,可以通过前面所说的方法转换运用外,每年还有占GDP的2-3%基础货币增量通过正确的货币发行获取货币的发行价值。此部份获得的货币发行价值,可用于补充社会总消费的不足,支付全民医疗、全民社保等社会总消费,切不可以用于投资,包括对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

    总之,依据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增加总消费即可增加GDP总产出原理,生产过剩条件下只有用于增加社会总消费,才能获得GDP总产出的增加;相反如果用于增加总投资,则不仅不能获得GDP总值的增加,反而会增加原有的过剩程度,GDP总值反而会减少。在产能过剩条件下,正确地运用基础货币发行价值,不仅可以化解产能过剩,为新的基础建设投资与社会资本生产扩展了新的空间,而且除原有的外汇占款通过转移到财政部来进行腾挪运用外,每年还可以获得占GDP的2%左右的基础货币增量的发行价值,用于增加社会总消费来促使GDP总量增加2%左右,这在今后30年中是十分稳定的增量。

    2.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方面。股市是虚拟经济的主体。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股市只有经验性的财富效应理论,并没有解决股市是如何从事价值生产的问题。我国照搬这种股市理论,实际上并未完全厘清股市的内在运行机制,并未实现股市从事正向的信用价值生产,股市的基础制度设置和制度机制也存在问题。近些年,多数时候我国股市不仅没有对GDP增长做贡献,相反有时甚至起到拉低GDP增长、抵消GDP增长的作用。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0 17:55:55 | 显示全部楼层
运用三层级宏观调控 再造中国经济高增长30年   

    说明:本文依据蔡定创、蔡秉哲所著的《资本论续-信用价值论-宏观经济学新原理》所提供的理论原理,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进行全新的设计,为我国再造30年经济高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讨论平台。该文由李文庆博士主稿,己在国家的核心刊物《宏观经济管理》2018年第9期发表。认真阅读该文,对理解《信用价值论》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关资本生产部分的理论原理有帮助。


    摘 要:西方经济学与我国以往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多局限于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的宏观调控,在全面产能过剩阶段时,如此调控,必然陷入低增长的循环。运用创新的《信用价值论》理论原理,采用3个层次的生产方式,即实体价值生产、信用价值生产和社会资本生产,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在未来30年仍可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第一个层级的价值生产循环是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的循环,包括科技进步因素,平均可获得3%的年增长率。第二个层级的信用价值生产循环,包括货币与国债货币、虚拟经济、“印钱消费”三大信用价值生产,可为经济发展提供4%-5%的可持续增长。第三个层级的社会资本生产的循环,即政府组织或由政府的职能派生的为资本生产提供环境的一种生产,每年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贡献3%-4%。

    关键词:宏观调控 信用价值论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于中高速。一些人不仅缺乏良策改变这种状况,相反异口同声地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论证,我国经济有步入发达国家低增长的趋势。欧美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出现滞胀危机以来,增长率最高也未超过4%,主要因素是采用了货币与股市方面的信用价值生产。但是,由于信用价值生产方式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盲区,他们看不到这种生产的作用,因此错误地归功于供给侧改革、税收制度方面的调控。

    我国的经济体制与欧美国家有着巨大的不同。如,中国的股市由于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难以提供像美国股市那样内增长的动力,难以从股市获得正向的信用价值生产。我国的货币还没有成为国际货币,无法像美元那样获得国际货币发行价值与印钱消费而来的价值。所以,沿着西方经济学的思路进行改革与宏观调控,往往南辕北辙。

    目前,完全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必然要走西方国家高速增长后进入低增长甚至危机之路,如保罗·罗默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比喻为停止生长的松树林到引进高速增长的红杉树苗的转变以及由此对树林的破坏。欧美各国经济发展乃至出现出现国际金融危机,那是由其政治制度与经济学理论错误指导等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我国有着与他们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更能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三层级宏观调控的理论架构——信用价值论

    当代经济是一个由信用价值生产所主导的经济体。它由实体价值生产与信用价值生产两个经济体所组成,通过自激平衡的“双轮经济”构架,特别是作为虚拟经济中主体的股市具有放大和湮灭财富的功能,通过对社会生产中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比例的再调整和再分配,起到促进经济增长或促退经济发展(即经济危机)的作用。

    信用价值生产中的国债和国债货币,对社会生产和消费也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国债货币与基础货币同样可直接创造货币发行价值。国债分投资性国债与消费性国债。投资性国债是属于普通的信贷产品;消费性国债由国债货币来承担。国债货币承担着货币储藏功能。当投资货币过剩时,货币退出投资领域进行货币储藏时,就通过购买国债货币来实现。因此,国债货币量等于货币需要储藏的量。

    当代经济除了资本生产以外,还有社会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过去30年 “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是在发挥资本生产积极性的同时,组织了强大的国有资本生产与社会资本生产。

    国家税收的本质是社会资本生产的价值转移。与资本生产中的不变资本一样,环境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也会发生价值转移,从而附加到资本生产的新商品中去。国家税收本质是这些资本生产环境价值转移的结果,是社会资本生产的价值,而不是对资本利润的分割。在此基础上,当代社会总经济过程包含有3个不同的层次循环过程。当代社会经济生产,可以形象地概括为越野车四轮驱动理论:信用价值生产是方向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前驱,社会资本生产与非资本生产是后驱,这不是农业文明时代由畜力牵引的四轮马车,而是四轮驱动的现代越野车,掌握得好可以飞速前进,掌握得不好可能就是脱缰的野马乱冲乱撞。运用《信用价值论》这一理论,就可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经济优势,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从而实现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社会总经济过程为四大价值生产方式,3个层次的生产循环构成:

    当代社会生产,可以分为资本生产与非资本生产两大类。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0 17:59: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资本生产

    从价值生产的性质,可分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两种生产方式(见图1)。





    图1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关系

    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处于核心的位置,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处于实体价值生产的外层,全包围实体价值生产。如果将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看作是宏观经济的第一层级,那么,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就是属于第二层级生产循环。

    (二)非资本生产

    可分为社会资本价值生产与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两种生产方式。社会资本生产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为资本生产生产环境产品,通过资本生产过程回收所产生的价值;在对环境产品的生产上与资本生产有着相似的过程,但它并不属于资本生产的范围,而是属于非资本生产的范围。

    据此,我们可以将当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归结于四大价值生产方式: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社会资本价值生产、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四大价值生产方式逻辑关系见图2。





    图2  四大价值生产方式逻辑关系图

    资本生产包含两个经济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处于核心位置的内层,虚拟经济全包围实体经济,处于实体经济的外层(第二层)。

    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并列且有交集。这说明:非资本价值生产是独立的一个生产体,独立于资本生产之外;交集的部份说明资本生产中也会产生部分的非资本生产品,或者是资本生产的商品中有部分价值不通过价格表现出来,资本生产的商品自身中包含有部分的非资本的、没有价格表现的价值。

    最外层的是社会资本生产。资本生产、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都为社会资本生产所包围。此表明社会资本生产不仅为资本生产生产环境条件,也为非资本生产生产环境条件。

    实体经济是核心的第一层级,也是最早产生的资本生产方式。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是第二层级的,是随着资本生产进入到全面产能过剩阶段后才产生的,起到主导资本生产的作用。非资本价值生产与资本生产同时产生,与资本生产有相互作用。社会资本生产是第三层级,处在最外层,为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同时提供生产环境。

    概言之,社会总生产过程存在3个层级的价值生产循环。

    第一个层次循环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的循环。马克思对这一个层次价值生产过程在《资本论》中描述得最为精彩详尽。这个层次的循环是社会生产中最基础的循环,决定着生产率的发展水平与经济产出效益。

    第二个层次循环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之间的循环。这个循环使当代经济形成“双轮经济”构架。这是一个由基础的核心层级(指第一层级)的经济体与寄生在其外层的虚拟经济体,通过重新调配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分配比例这种信用价值生产的方式所进行的价值生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存在着一个由正向反馈所形成的自激关系。在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当代,有化解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功能;如果做法不正确,也有可能扩大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第三个层次循环是将第一、第二个生产循环看作是一个资本生产循环的整体,与社会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之间的循环。其生产方式主要通过生产资本生产的环境条件,实现参与资本价值生产过程,通过国家税收收回转移来的价值,再通过财政分配实现价值循环。

    3个层次循环理论为国家宏观调控分3个层级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方宏观经济学属于表面现象经济学,只能看到第一个层次。依据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所做的宏观调控,都是基于第一个层次的宏观调控,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等就属于这个层级。虽然第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基础性的,但却是低层级的。仅有这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即使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相对于其他层级的宏观调控,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仅是传统人工操作工业织机与数字化智能化织机之前者的水平,小巫见大巫,差距巨大。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0 18:08: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资本生产

    从价值生产的性质,可分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两种生产方式(见图1)。





    图1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关系

    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处于核心的位置,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处于实体价值生产的外层,全包围实体价值生产。如果将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看作是宏观经济的第一层级,那么,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就是属于第二层级生产循环。

    (二)非资本生产

    可分为社会资本价值生产与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两种生产方式。社会资本生产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为资本生产生产环境产品,通过资本生产过程回收所产生的价值;在对环境产品的生产上与资本生产有着相似的过程,但它并不属于资本生产的范围,而是属于非资本生产的范围。

    据此,我们可以将当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归结于四大价值生产方式: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社会资本价值生产、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四大价值生产方式逻辑关系见图2。





    图2  四大价值生产方式逻辑关系图

    资本生产包含两个经济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处于核心位置的内层,虚拟经济全包围实体经济,处于实体经济的外层(第二层)。

    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并列且有交集。这说明:非资本价值生产是独立的一个生产体,独立于资本生产之外;交集的部份说明资本生产中也会产生部分的非资本生产品,或者是资本生产的商品中有部分价值不通过价格表现出来,资本生产的商品自身中包含有部分的非资本的、没有价格表现的价值。

    最外层的是社会资本生产。资本生产、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都为社会资本生产所包围。此表明社会资本生产不仅为资本生产生产环境条件,也为非资本生产生产环境条件。

    实体经济是核心的第一层级,也是最早产生的资本生产方式。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是第二层级的,是随着资本生产进入到全面产能过剩阶段后才产生的,起到主导资本生产的作用。非资本价值生产与资本生产同时产生,与资本生产有相互作用。社会资本生产是第三层级,处在最外层,为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同时提供生产环境。

    概言之,社会总生产过程存在3个层级的价值生产循环。

    第一个层次循环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的循环。马克思对这一个层次价值生产过程在《资本论》中描述得最为精彩详尽。这个层次的循环是社会生产中最基础的循环,决定着生产率的发展水平与经济产出效益。

    第二个层次循环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之间的循环。这个循环使当代经济形成“双轮经济”构架。这是一个由基础的核心层级(指第一层级)的经济体与寄生在其外层的虚拟经济体,通过重新调配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分配比例这种信用价值生产的方式所进行的价值生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存在着一个由正向反馈所形成的自激关系。在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当代,有化解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功能;如果做法不正确,也有可能扩大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第三个层次循环是将第一、第二个生产循环看作是一个资本生产循环的整体,与社会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之间的循环。其生产方式主要通过生产资本生产的环境条件,实现参与资本价值生产过程,通过国家税收收回转移来的价值,再通过财政分配实现价值循环。

    3个层次循环理论为国家宏观调控分3个层级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方宏观经济学属于表面现象经济学,只能看到第一个层次。依据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所做的宏观调控,都是基于第一个层次的宏观调控,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等就属于这个层级。虽然第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基础性的,但却是低层级的。仅有这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即使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相对于其他层级的宏观调控,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仅是传统人工操作工业织机与数字化智能化织机之前者的水平,小巫见大巫,差距巨大。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1 09:14:19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资本生产

    从价值生产的性质,可分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两种生产方式(见图1)。





    图1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关系

    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处于核心的位置,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处于实体价值生产的外层,全包围实体价值生产。如果将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看作是宏观经济的第一层级,那么,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就是属于第二层级生产循环。

    (二)非资本生产

    可分为社会资本价值生产与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两种生产方式。社会资本生产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为资本生产生产环境产品,通过资本生产过程回收所产生的价值;在对环境产品的生产上与资本生产有着相似的过程,但它并不属于资本生产的范围,而是属于非资本生产的范围。

    据此,我们可以将当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归结于四大价值生产方式: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社会资本价值生产、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四大价值生产方式逻辑关系见图2。





    图2  四大价值生产方式逻辑关系图

    资本生产包含两个经济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处于核心位置的内层,虚拟经济全包围实体经济,处于实体经济的外层(第二层)。

    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并列且有交集。这说明:非资本价值生产是独立的一个生产体,独立于资本生产之外;交集的部份说明资本生产中也会产生部分的非资本生产品,或者是资本生产的商品中有部分价值不通过价格表现出来,资本生产的商品自身中包含有部分的非资本的、没有价格表现的价值。

    最外层的是社会资本生产。资本生产、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都为社会资本生产所包围。此表明社会资本生产不仅为资本生产生产环境条件,也为非资本生产生产环境条件。

    实体经济是核心的第一层级,也是最早产生的资本生产方式。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是第二层级的,是随着资本生产进入到全面产能过剩阶段后才产生的,起到主导资本生产的作用。非资本价值生产与资本生产同时产生,与资本生产有相互作用。社会资本生产是第三层级,处在最外层,为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同时提供生产环境。

    概言之,社会总生产过程存在3个层级的价值生产循环。

    第一个层次循环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的循环。马克思对这一个层次价值生产过程在《资本论》中描述得最为精彩详尽。这个层次的循环是社会生产中最基础的循环,决定着生产率的发展水平与经济产出效益。

    第二个层次循环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之间的循环。这个循环使当代经济形成“双轮经济”构架。这是一个由基础的核心层级(指第一层级)的经济体与寄生在其外层的虚拟经济体,通过重新调配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分配比例这种信用价值生产的方式所进行的价值生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存在着一个由正向反馈所形成的自激关系。在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当代,有化解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功能;如果做法不正确,也有可能扩大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第三个层次循环是将第一、第二个生产循环看作是一个资本生产循环的整体,与社会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之间的循环。其生产方式主要通过生产资本生产的环境条件,实现参与资本价值生产过程,通过国家税收收回转移来的价值,再通过财政分配实现价值循环。

    3个层次循环理论为国家宏观调控分3个层级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方宏观经济学属于表面现象经济学,只能看到第一个层次。依据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所做的宏观调控,都是基于第一个层次的宏观调控,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等就属于这个层级。虽然第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基础性的,但却是低层级的。仅有这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即使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相对于其他层级的宏观调控,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仅是传统人工操作工业织机与数字化智能化织机之前者的水平,小巫见大巫,差距巨大。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1 09:20: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资本生产

    从价值生产的性质,可分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两种生产方式(见图1)。





    图1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关系

    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处于核心的位置,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处于实体价值生产的外层,全包围实体价值生产。如果将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看作是宏观经济的第一层级,那么,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就是属于第二层级生产循环。

    (二)非资本生产

    可分为社会资本价值生产与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两种生产方式。社会资本生产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为资本生产生产环境产品,通过资本生产过程回收所产生的价值;在对环境产品的生产上与资本生产有着相似的过程,但它并不属于资本生产的范围,而是属于非资本生产的范围。

    据此,我们可以将当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归结于四大价值生产方式: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社会资本价值生产、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四大价值生产方式逻辑关系见图2。





    图2  四大价值生产方式逻辑关系图

    资本生产包含两个经济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处于核心位置的内层,虚拟经济全包围实体经济,处于实体经济的外层(第二层)。

    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并列且有交集。这说明:非资本价值生产是独立的一个生产体,独立于资本生产之外;交集的部份说明资本生产中也会产生部分的非资本生产品,或者是资本生产的商品中有部分价值不通过价格表现出来,资本生产的商品自身中包含有部分的非资本的、没有价格表现的价值。

    最外层的是社会资本生产。资本生产、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都为社会资本生产所包围。此表明社会资本生产不仅为资本生产生产环境条件,也为非资本生产生产环境条件。

    实体经济是核心的第一层级,也是最早产生的资本生产方式。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是第二层级的,是随着资本生产进入到全面产能过剩阶段后才产生的,起到主导资本生产的作用。非资本价值生产与资本生产同时产生,与资本生产有相互作用。社会资本生产是第三层级,处在最外层,为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同时提供生产环境。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1 14:54:47 | 显示全部楼层
清华报告盘点40年五大领域改革得失 中国营商环境跃升至全球46位

    2018年12月11日  07:00   21世纪经济报道   郑青亭  

    “在工业革命后的40年中,英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3.8%增长到5.9%;在美国内战后的40年中,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7.9增长到17.3%。与它们相比,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的GDP占比从4.9%增长到18.2%,从规模和速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根据我们的计算,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1600年达到34.6%的顶峰,在此之后就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才又止跌上涨,这是500年来中国经济的伟大复兴。”

    12月9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北京发布《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报告》时做出上述论述,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极其特殊。通过分析中国经济经验,现代经济学可以进一步发展完善对“政府与经济学”的研究。

    报告从新企业的进入与发展、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金融深化、以学习为导向的对外开放和审慎的宏观调控五个方面总结了政府的改革措施。李稻葵称,他并非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各个方面都尽善尽美,相反,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当天的活动上也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市场的力量,正是政府的设计和管理放大了中国市场的力量。“中国的经验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应该尽量用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务实性的、实验性的角度,而不是一种以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看中国的发展经验。”

    “市场和政府的分工实际上不能一刀切,中国的经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其他国家也看到了类似的经验,那就是只有市场加政府才能够取得真正的成功。”罗德里克说道。

    直接动力是企业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是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李稻葵说,“在各种激励措施之下,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地帮助企业创立和壮大。”

    李稻葵指出,这主要分成两个阶段:在1978至2012年期间,各地政府以各类经济园区为载体进行招商引资,到2000年中国已有各类经济园区约5,000个;从2013年开始,各地政府大力推动“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围绕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进行改进,过去一年中国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从78位跃升到46位。

    但与此同时,李稻葵指出,地方政府也会对经济增长过度热心,早期出现过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如上世纪90年代的棉花大战,现在仍存在干预司法的问题。

    因此,李稻葵指出,一方面,赋予政府帮助企业发展的激励十分重要,但另一方面,政府帮助企业的行为必须得到一定的约束。

    “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房地产市场和制造业,其背后是土地使用权的快速转换。”李稻葵指出,政府在土地使用方式转换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协助降低了土地转换谈判中的交易成本。

    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也并不完美。“尽管土地使用方式转换提高了居民住房消费水平,但也引发了高房价的问题。”李稻葵说。如今,中国的平均房价收入比高达27,成为世界第二高,北京、上海、深圳分别达到44.34、44、39.9,超过纽约、巴黎和东京的三倍以上。

    对于高房价的成因,李稻葵认为,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土地供应给工业园而非住宅区,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住房资源分配不均,推高了商品房房价。

    开放放缓态势在今年逆转“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金融危机。同时,金融深化不断推进,到2017年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近400%。”李稻葵指出,金融深化改革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关键,因此,中国政府对金融稳定高度重视。

    但与此同时,李稻葵指出,金融投资收益率高度波动,这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在1991至2000年期间,中国大陆股市的年化持有受益率高达32.2%,远远高于美国的13.8%;而在2001至2018年期间,中国大陆的年化持有收益率仅为1.3%,低于美国的3.2%。

    “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稻葵指出,如今,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全球比重从0.79%提升到12.8%,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中间品供应国。同时,中国也为外国跨国公司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在2001-2016年期间,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利润超过15.57万亿元,美国通用汽车在华产量占其全球的40%,宝马在华销售占其全球的24%。

    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过阵痛。李稻葵指出,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96至2000年期间,沈阳有近60万工人下岗,相当于全市人口的20%。沈阳政府为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培训与再就业帮扶,把市中心的工业迁至郊区的开发区,通过土地价差收益进行补贴,还吸引到宝马建厂投资。”

    李稻葵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无论是企业家、劳动者还是政府官员都获得了向外界学习的机会。“与发挥比较优势相比,学习的作用更加重要。中国有许多成功的产业升级不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包括汽车产业、电子产业等。比如,大众到中国后不断提高本地化率,使得中国本土汽车行业可以不断地跟大众学习。”

    “2008至2017年,由于利益关系复杂,一些领域的开放步伐放缓,如汽车产业和金融服务业。”但李稻葵认为,2018年起,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这一趋势得到逆转。

    有的宏观调控伤害了民企李稻葵指出,中国经济持续了40年较为稳定的高速增长。在1961至2017年期间,中国的实际GDP增速波动仅为0.19,远远低于OECD国家的0.43和中等收入国家的0.25。与此同时,中国还成功抑制了高通胀,在1978至2017年期间年均CPI增速为4.90%。

    与此同时,李稻葵指出,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往往过于简单粗暴,对民营企业造成了不公平的伤害,当经济过热时,宏观调控限制政策往往最先针对民营企业。

    因此,李稻葵建议,政府需要运用市场、改革、行政命令等综合手段去稳定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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