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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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伍国
　　2005年9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与深圳大学联合举办“世界文明与公民社会理论国际研讨会”，会议普遍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的民间公共领域”，其“积极意义在于推动政治权威和政治行为的合理化”并探讨了现阶段中国公民社会的特色和方向。[1] 这次会议表明，中国的官方研究机构已经默认了一个非常西方化的社会阐释模式，并已经开始正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日益形成和扩展于中国本土的“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而且试图将这一社会形态引导到协助和配合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上。

　　近期的这场对公民社会和“民间公共领域”的讨论，再次提供了一个契机来反思学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对中国“公共空间”这一课题进行的研究。尽管“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却有着极为紧密的相关性并常常被交互使用。在1991年的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中国的公共空间首次成为一个正式的讨论题目，1993年的美国《现代中国》学刊上，部分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甚至就中国公共空间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辩论，其焦点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中国的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一.“公共空间”的定义

　　“公共空间”一次之所以被引用和讨论得更多，可能正是因为它有某种含混性，因此，不同的学者在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所指涉的很可能是不完全相同的对象。在讨论有关学者的观点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切实地弄清楚哈贝马斯究竟在关注和讨论什么。

　　曾被反复引用的哈贝马斯本人对“公共空间”的定义是这样的：

　　说到“公共空间”的时候，我们首先指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一个能够形成公众舆论的领域。“公共空间”原则上对所有公民开放。它的一部分是在日常对话中建构起来的，其中私人走在一起组成公众，从而他们不再作为商人和专业人员从事他们的私人事务，也不象法律专业人员那样受制于国家官僚机器的法律规范并且有义务服从。当公民可以不受威胁地处理关乎群体利益的事务，能够在有保障地情况下自由地集会，自由地组织起来并公开表达其意见时，他们才是作为公众在行动。[2]

　　这段论述清楚地说明，哈贝马斯强调的是形成一种批评性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能力，这对理解公共空间理论至关重要。在提出公共空间概念之前，哈贝马斯曾经出版《关于交际传播行为的理论》一书，因此，他的关注点在于私领域的人们是否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公共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带有政论性质的沙龙，酒吧都属于这样的“公共空间”，另外，由于公共舆论往往与近代印刷***相联系，以之作为技术手段，哈贝马斯把欧洲公共空间出现的时间定为18世纪初，而不是更早是完全符合历史情境的。欧洲新闻史研究表明，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正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最初报纸所刊载的内容包括新闻，文学作品，诗歌等，英国文学家笛福，斯威夫特，约翰生等人都是报纸的积极撰稿人。尽管初期的西方报纸由于政府的压力，并不直接涉及政治话题，但是其广泛的读者群以及其固有的激发公共情绪的能力却为后来报纸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奠定了基础。[3]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报纸是商业中产阶级的创造，主要出现在十八世纪。它以提供与商业行为有关的新闻为这个阶级服务，并由此把自己转变为经济独立的机构。”[4] 哈贝马斯还特别强调近代政治报刊的社评功能。可以认为，以近代媒体来公开表达意见，是“公共空间”的显著标志，同时，这一标准也把“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区别开来，即市民社会是在国家政权以外的民间社会，它出现在公共空间之前，而公共空间是市民社会 资产阶级利用近代媒介以自由表达和沟通的领域。因此，公共空间总是充满各种诉求，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容许自由，理性的，不受威胁的辩论。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其实是一个理性然而也非常政治化的空间，而不仅仅局限于“生活世界”，而“市民社会”通常的定义则是一个更不容易产生歧义的“在国家控制以外的自治的社会组织领域”，[5]它具有介入政治的潜在可能，但本身不一定是政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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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中国“公共空间”的论述

　　以上述的特定含义作为衡量标准来观察美国中国历史学界（这里的讨论仅限于历史学范畴，而不涉及对当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有关著作和论述，会发现一些学者在寻找中国公共空间的过程中，似乎都没有完全遵循哈贝马斯的本意，而是对原有定义作了扩展和重新定义，另一些更接近一些，但也同时质疑哈贝马斯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相关性。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多数关于中国公共空间历史的讨论，几乎都发生在“中国城市史”的范围内，因此，公共空间研究和在美国正方兴未艾的中国城市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

　　威廉•罗（William Rowe）关于汉口的两卷本研究著作[6]涵盖了从1796至1889年间的汉口城市史，是美国学界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关于公共空间论争的焦点。罗在他的书中详述了汉口作为一个港口和商业都会的兴起，城市商人社群和自我认同的形成，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他们对社会事业的贡献。罗通过大量细致的分析指出，清代汉口商人在国家面前享有高度的自治，他们结成自己的组织如会馆和公所，积极介入地方事务和福利事业，如修桥，修路，赈灾，建善堂。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的作用是间接的，而绅商的自我组织和一系列活动可以看作是“公共空间的兴起”，因为他们正是处在私领域和国家之间的一个自治的领域。

　　罗的著作旨在扭转人们认为中国不存在一个活跃的非官方社会的成见，但他在这里使用的公共空间一词，似乎与上述哈贝马斯规定的特定含义不尽符合。因为绅商的公共精神和公共职能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现象，而是可以追述到更早的时代。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原本就有照顾民众基本福利的成分，由于古代的国家行政机构只设到县一级，乡村一级的民政事务传统上一直是由当地的地主绅士负责，在诸如汉口和苏州这样的的城市里，城市化的商人和绅士一直承担着各种社会职能。事实上，这个“公共空间”的职责只是对国家行政的一种补充和绅士实践儒家道德理想的途径，它所涉及的也仅仅是“生活世界。” [7]另一方面，罗对绅士履行社会职能的现象多少有理想化的痕迹，因为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论述社会改革时，就曾把当时上海的慈善事业描述为“当道以其事诿诸绅士，视若无足轻重；绅士又从而染指其间，占有利薮。” [8]这个公共空间中的确出现过用媒体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现象，罗指出，从1893年开始，汉口茶业公所创办过一份《汉报》，该报于1900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涉嫌唐才常自立军一案而被关闭。这里可见，《汉报》或多或少介入了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倡导立宪的活动，在全国性，而非地方性的政治事务中发出过自己“理性”的声音。但是媒体并不是罗论述的重点，而是被一带而过，焦点始终集中在公益活动方面。其他学者对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罗对汉口绅士社群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述上。例如，维克曼（Frederic Wakeman Jr.）强调绅商完全处于压迫性的国家政权的控制之下，认为罗夸大了绅士群体的自主性。[9]法国著名的中国史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gere）对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相关性也提出怀疑，她的理由也是强调国家的压制。[10]黄宗智则强调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与西方的区别，警告套用西方概念可能带来的目的论倾向。[11]

　　玛丽•兰京（Mary Rankin）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和政治转型  浙江省1865-1911》的研究显示，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由于需要借助汉族地主武装，因此地方绅士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急剧扩大。地方绅士在保卫乡土的同时从事了大量的公益事业。兰京甚至把中国绅士的公共空间追溯到了16世纪晚期，她明确提出，公共空间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哈贝马斯的模式只是一种特定的表述。兰京同样意识到了绅士城市化的现象以及他们和大众传媒的关系，例如，绅士们利用《申报》进行赈灾募款，但她也没有把媒体作为研究重点。兰京着重辨析了中文中“公”一词的含义，把它看作官僚体系以外的“公共空间”在中国的对应物。兰京的论据之一是，绅士举办的公益事业或自治组织往往冠以“公”的名字，如“公所。” 但是，“公”在中文中意义其实是含混的。费孝通早就指出，在中国，公领域和私领域的界线是相对和含混的，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私人都可以用社会秩序为由定义自己的行动。[12]当李鸿章在奏折中提到“公款”一词是，他所指的往往是官款，他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最初叫做“轮船招商公局”，在当时即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与此同时，地方绅士又往往用“公议”和“公举”来指称非官方的公众舆论。而当“中国公学”被冠以“公”之名时，指的又是既非官学，又非私学的官私合办性质。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政权往往理直气壮地使用“公”一词。哈贝马斯认为，国家的强制力是政治的公共空间的对立面， 而不是它的一部分。尽管国家权力也被看作“公共”（原文中此处用引号）权力，那是因为它必须照顾公众。[13]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孔飞力(Philip Kuhn)指出，“在最顶端，只有皇帝才能保证制度作为总体是指向公共利益的。这一假定进一步假定官位越高，对公共利益的评判也就越客观。”[14]

　　上述分析表明，仅以“公”一词的使用来判定中国的“公共空间”是很难的。因为最有资格使用这一概念的，似乎恰好是国家政权。造成这种国家和社会争夺对“公”的意义的界定的原因，应当是对何者为公，何者乃私，谁有解释权本身就缺少界定。因此，即便是绅士们以为是“公”的事，在官方的眼里，也可以是“私”的。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述，欧洲公共空间出现的一个前提是公和私的明确定义，而这里的“私”，不单单指作为个体和家庭的普通民众，还同样地指向贵族和王室。这样一来，国王就不能再假装自己天然地代表了“公”，而是必须承认，他自己也是“私”，而不是“公”的化身，更不能以“公”的名义对私领域进行非法

　　侵夺。另外，兰京自己也承认，她所描述的绅士公共管理活动基本上是地方性的，对全国性的国家政策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因此对这样一个公共空间的发展方向，她并不能确定。

　　戴维•史特兰(David Strand)的《人力车北京  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一书是另一部在中国城市史领域有影响力的著作。这部书主要讨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城市生活，公共活动，以及社会关系---例如学生群体的政治行动，普通市民与警察的关系等等。他强调指出民国建立后一些前清皇家花园被开辟为公园，并成为“新兴的公共空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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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名主要作者都试图以一种确定无疑的口气论证“公共空间”的存在，而他们其实说的是“市民社会”，因为他们所重点描述的都是组织机构，行为，和社会管理活动，而不是一种沟通和批判性的传媒的作用。或者说，他们所说的“公共空间”是一种广义上的“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空间。”[16] 而对于史特兰来说，对北京各阶层市民生活的扫描似乎更应当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范畴，而社团活动则和罗等人一样，属于“市民社会。”即使作为“市民社会”，中国商人外在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究竟有多高，这也是引起质疑和辩论的焦点。尽管罗的著作中曾经指出汉口盐商由于掌握了金融资源而拥有极大的独立性，另一部出版于2001年的，专门研究盐商的专著《天津盐商：帝国晚期中国的国家形成与市民社会》则持相反的意见，著者指出，盐商们与国家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共生”（symbiosis）关系。[17]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一种较高程度的依存关系，这不仅体现在盐商对国家的经济依附上，更表现在不同阶层即使与国家产生经济利益冲突，在根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国家仍然是一致的。因此，从事公益事业的地方绅士，不过是国家宣扬的儒家理想的实践者和在基层的代理人，反过来，他们的功绩，也往往会由国家出面予以认可和表彰，因为这些活动强化了国家所代表的道德理想的合法性。事实上，具有较多政治意义的社团和活动，应当算是1904年后逐步建立的各地总商会。[18]

　　三．印刷媒体与公共空间

　　现在，我们考察以公共舆论和近代传媒，而不是绅士的行为或社团组织为核心的中国公共空间论述。在这方面，美国最近几年来开始出现了以中国近代报刊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其出版时间都晚于威廉•罗和玛丽•兰京的著作十年或以上，可以看作是一个较新的研究方向。

　　琼•贾吉（Joan Judge）在1996年的《出版与政治  <时报>和中国晚清的改革文化》一书中，探讨了以创办于1904年的政治报纸《时报》与 “中间领域”(Middle Realm)之间的关系。贾吉已经注意到了过去的研究者忽略晚清媒体的问题，但她同时也试图防止在中国和西方经验间进行简单比附，并由此导致目的论的做法，并从根本上质疑了“公共空间”这一概念与中国特定环境的相关性，并代之以“中间领域”一词。在为替换公共空间一词所做的努力中，黄宗智建议使用“第三领域”（The Third Realm）来描述一种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空间，以一种三元状态取代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另一名学者布莱娜•古德曼使用“中国特有的公共领域”（Public Realm Specific to China）来表述不直接附属于国家但往往和国家重叠的组织机构[19]。

　　贾吉强调，国家和社会(state/society)的二分法本身并不适用于晚清中国，在中国更有效的划分是“朝廷”和“国家”(dynasty/nation)。 由于被哈贝马斯看作“公共空间”存在前提的***市场，包括中央金融机构，和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都极为不完备  贾吉显然不象威廉•罗那样乐观而更接近于黄宗智  讨论中国的“公共空间”意义不大。(在这一点上，黄宗智关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和商业“增长而不发展”的内卷化倾向，以及中国没有欧洲形态的中小城镇的论述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支持了贾吉的判断。[20])贾吉认为，中国是否有“公共空间”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政治报刊本身的确出现和存在过，她进一步认为，欧洲是先有市民社会，才有以报纸为特征的公共空间，而中国是先出现了报纸，再以报纸为契机，触发了市民社会的建立。贾吉把从1890年代政治报刊兴起到1904年《时报》创立的时期看作是“中间领域”形成的时期。贾吉所称的这一“中间领域”虽然其政治经济背景与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同，功能却大体相似，即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公开讨论和辩论国事，促进宪政改革，引进新的观念，表达公共舆论。但是贾吉始终坚持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即以《时报》而论，她认为报纸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仍然是含混和矛盾的。编辑《时报》的改革者们虽然致力于限制和挑战清王朝，但又不是完全试图颠覆它。在这里，贾吉与维克曼采用了同样的思路，即以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评判公共空间的性质。这一标准等于接受了哈贝马斯的暗示，即真正的公共空间就其本质来讲是高度独立，而且具有挑战性乃至颠覆性的。值得思考的是，假如态度的鲜明和彻底是公共空间的特性，研究者是不是更应当把更为激进的《苏报》等报纸，而不是以改良为目的的《时报》作为研究的重点呢？

　　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2004年面世的芭芭拉•米特勒著《一份为中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体的权力，认同，和变化，1872 1912》是对贾吉《时报》研究的继续和突破。与贾吉不同的是，米特勒将对报纸的考察从1900年代的政治报纸上推到了1872年创办的《申报》，将一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商业报纸，而不是政治报纸作为研究重点。此外，相对于贾吉的谨慎，米特勒毫不犹豫地在导论中使用了“公共空间”一词，但她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借用了哈贝马斯的概念。当米特勒论及“公共空间”的时候，她所指的是一个“从社会顶层到底层一同出现的一个场域(field)”，[21]这样似乎把国家也一并包含进来了。她认为，《申报》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它几乎可以不受清政府的管辖，一方面，作为纯商业报纸，它也不受教会报纸的意识形态束缚。由于建立了一个替代性的沟通传播渠道，《申报》起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言路”的作用，一个公共舆论的传播者和“观点的自由市场”，从而成为转变中的公共空间中有力的一员。 针对贾吉提出的，报纸起到创造市民社会的作用的观点，米特勒提问，《申报》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是否铸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她对《申报》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文本分析，研究了其广告，社论，新闻报道，诗歌的格式和文体特色。然而，如果说贾吉不承认中国有公共空间，但承认媒体的巨大能量，米特勒则以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对待哈贝马斯和诸多学者关于媒体的社会力量的经典论述。她认为，媒体对社会变动的巨大促进作用不过是一个神话。在1912年之前，《申报》始终如一地每期全文转载官方的《京报》，许多进步思想是由非常传统的语言风格来表述，并大量引经据典。在促进民族主义方面，妇女运动方面《申报》都没有作出真正的贡献。整个上海报界，米特勒指出，都是社会运动的批评者，旁观者，而非领导者。尽管整个公共空间里的各方力量都相信媒体的力量，它的实际影响或许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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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特勒的观点富有新意，但媒体和舆论的影响毕竟还是绝不容忽视，《申报》创办人美查曾派主笔钱昕伯赴香港向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学习办报，而且大量转载王韬在香港撰写的介绍欧洲局势和鼓吹变革的文章。《申报》在传播世界知识，新闻，引导公众舆论方面的贡献本身就是对清朝专制无形的瓦解，而且也是其创建者和早期的编辑有意识进行的启蒙活动。[22]至于《申报》的温和或曰保守性则毋庸讳言，商业报刊以生存赢利为上，关注市场的稳定，必然非常小心地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不可能激进到自断生路的地步。因此，我对米特勒的疑问和对贾吉的疑问一样：既然觉得《申报》和《时报》不够鲜明有力，为什么不选择同时期（1872年至1912年）更激进的报纸研究它们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呢？

　　结论

　　历史学研究确实很容易受社会学和批评理论的影响，事实上，兰金所关注的地方绅士权力的兴起早在孔飞力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反抗及其敌人  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796-1894》中就有了较为充分的阐述，但那时并没有以“公共空间”理论作为阐释模式。[22]历史学家在寻找中国“公共空间”  或一个独立于国家以外的社会领域  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并未顾及“公共空间”的确切含义，甚至存在概念的泛化和误用，但他们在事实上发掘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不直接隶属于政府的社会组织的萌芽和演进，并由此引发了关于这一“市民社会”雏形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的论题和相关辩论。这一社会领域的自主性究竟有多高成为辩论的核心，接下来，“公共空间”这一概念本身究竟是否适用于中国也遭到质疑。就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而言，由于它基于资产阶级的自由表达之上，并且以媒体中的公众舆论与国家相抗衡，以晚清商会为对象进行研究似乎更为恰当。尽管已有学者稍后多少走近了哈贝马斯强调沟通的本意，但又在“公共空间”与中国的相关性，乃至媒体的作用这样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出现了否定的倾向。然而，哈贝马斯的定义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沿着哈贝马斯的思路，或许对中国近代史上印刷媒体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还有深入研究的余地，例如，商会与报纸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从寻找中国的公共空间到进行辩论，直到对用语的替换，对主题的反省的过程本身就是海外中国学界认知和研究方法的一个不断发展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探寻“国家”以外的社会力量  不论叫做什么  及其形式和性质，才是中外学界的真正兴趣所在。

　　【注释】

　　[1] 吴文娟，“世界文明与公民社会理论国际研讨会”纪要，世纪中国，11/18/2005

　　[2] Steven Seidman ed., Jugen Habermas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A Read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231.

　　[3] Willard Grosvenor Blever, Main Current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7), 16, and also Edwin Emery, 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Journalism (Englewood Cliff, N.J.: Prentice-Hall, Inc., 1954), 8.

　　[4]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175.

　　[5] Craig Calhoun, “Civil Socie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Public Culture 5 (Winter 1993): 267-80. 转引自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

　　[6]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和Hankou: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lifeworld）的定义是“文化，社会，人格，构成人们所处的环境的行为系统”，见Steven Seidman ed., Jugen Habermas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A Reader, 188.

　　[8] 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3页。

　　[9]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vol.19, no.2 (April 1993).

　　[10] Marie Claire Begere, “Civil Society and Urban Change in Republican China”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s.,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55-74.

　　[11] Philip C.C. Huang, “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19, no.2 (April 1993), 216-40.

　　[12]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此处据英译本Fei Xiaotong, Xiangtu Zhongguo, trans. Gary G. Hamiliton and Wang Zhe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69.

　　[13] Steven Seidman ed., Jugen Habermas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A Reader, 231.

　　[14] Philip 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0.

　　[15]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6] 金观涛，刘青峰提出的“绅士公共空间”也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见《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  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 （2000年6月）。

　　[17] Kwan Man Bun, The Salt Merchant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18] 参见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0] Philip C.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 Barbara Mi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22]参见宋军著，《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3]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s, 1796-189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yjanffa

在此感谢楼主的奉献下来看一下

jlcity

看看。。。辛苦楼主了。。。

麦色未央

不管怎么说，低碳城市都坑定是未来城市化设计的主导了

麦色未央

不是崇洋媚外，公共空间的设计，还是看欧洲和美国，我们大多可以用拥堵一词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