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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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经济面临的“硬着陆”风险，加大了这场治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并不算奇迹，因为二战后的日本、苏联与美国都出现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现象，苏联实力甚至发展到可与美国相提并论，而日本则直接进入发达国家水平。
    这三个国家从二战结束到1980年代末之间的经济增长，有共同的特点，即政府主导和干预。美国奉行凯恩斯主义，日本模式也以政府干预为主，包括金融管制、产业引导、政府投资等，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更是政府控制的极端形式。这种干预式的增长方式最终会遭遇结构性危机，美国产生了滞胀，日本制造了泡沫，而苏联崩溃。中国模式几乎兼有三国的所有特征，有计划的部分，有政府管控，更有财政与货币持续刺激，也会必然面临危机，而从上述三国20-30年的增长周期以及中国经济的现状看，危机无疑已经开始敲门。
    日本和美国均以“硬着陆”结束了高增长周期，但作为发达的民主国家，两国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国民也不会将失败都归罪于自己选出来的政府，透明的政治制度也容易在随后的改革中达成共识。但苏联不同，他遭遇的不只是经济危机，更是政治危机。戈尔巴乔夫没有足够的权威在党和政府内部推动化解经济危机的“新经济政策”，最后试图利用民众的力量，以“公开性”等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最终失控坠落。
    是的，中国与前苏联一样，同时遇到需要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本质是政治制度的落后。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要求决策者迅速做出果断与灵活的决策时，决策机构却因为权力分散而无法做出回应，这进一步积累了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矛盾，陷入调控维稳、养虎为患的泥潭。
    戈尔巴乔夫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没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府，因此无法推进经济改革，更不能可控的进行政治改革。现在中国也遇到同样的难题，要想避免经济硬着陆，必须先对政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前提是集中权力，做出果断的决策与彻底的执行。毫无疑问，政治与经济同时进行改革的复杂性是巨大的，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与不同的力量周旋和协调，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现在急需再出一个***，以他足够的权威与智慧指明方向并凝聚人心，进行第二次伟大的变革。
    需要提醒的是，以中国现有的政治体系、社保系统以及分裂的社会，根本无法承受一次经济上的“硬着陆”，因此，推进政治与经济的改革是紧迫的，是在与时间赛跑，因为过去若干年的“改革赤字”太多，积累了太多问题，市场已经到了快要承受不住的地步，而社会的不满也积聚到了危险的边缘。
     
    四
     
    当然，对于中国的转型也不能过于悲观。从全球来看，实现成功转型的国家或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亚，即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都进行了土地改革（新加坡有组屋制度）、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并制定了宪政框架，都在威权政府时期通过干预经济实现飞跃，它们都没有大的宗教或民族冲突问题，也没有意识形态革命的经历。
    更为特殊的因素是，他们都属于儒家文明体系。儒家文化有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集体胜于强调个人，强调秩序胜于强调竞争等特点，与民主化相背而驰。但儒家文化中的政治精英大多有济世救民的责任感，即“治国平天下”精神；而国民对威权的臣服则有利于秩序，这些特点对政府干预经济增长和转型期社会相对稳定都有巨大的帮助，是东亚成功的文化背景。作为儒家文明古国，中国更没有理由转型失败。
    中国与这些东亚成功者具有高度相似的特征，惟有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大陆没有宪政框架，并在国民中潜伏着20世纪历史遗留下来的阶级斗争思想。概括地说，中国存在向民主与市场国家转型的意识形态障碍，而这种障碍恰恰是中国改革失去方向或者无法前进的原因。事实上，也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空洞化，使得执政党权威日益流失，内部控制力衰弱，执政党自身停滞不前阻碍了改革，制造了危机。
    毫无疑问，中国至今还没有清除文革的遗毒，这是因为党从来没有彻底否定文革与毛时代的错误。中国政府也必须直面1989年的事件。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如果不抛弃革命的意识形态与历史包袱，是不可能完成转型，也就无法构建面向未来的合法性基础。中国执政党完全可以在精英民主的基础上引入民意机制，并模仿新加坡模式，实现从威权的退出。否则，戴着意识形态的枷锁，中国根本无路可走，只有停滞的危机与倒退的危险，让整个国家为之陪葬。
     
    五
     
    中国有一种强烈的“超美”情结，想要恢复昔日的荣光，消除百年的民族屈辱，这也正是执政党发展经济与国力争取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中国目前的脆弱性根本无法保障已有的成绩，更不用说超越美国。如果中国可控的推动第二次伟大变革，却存在超越美国的机会，但这种机会可能转瞬而逝。
    历史上大多数文明与帝国的衰退，都与过度扩张和财政危机有关，如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的苏联等。美国虽然此前有过经济危机，但其联邦债务没有形成黑洞，外部也没有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且拥有制度上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与创新能力。
    目前美国联邦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11年已经高达66%，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21年这一比例高达90%以上，2031年攀升至150%，这还不包括100万亿美元的医疗与社保负债。这是令人窒息的包袱，目前美元仍受信任是因为其他经济体更加糟糕。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若是果断推动第二次变革，让市场更加自由与开放，政治更加民主与透明，拥抱普世价值，保护私有产权，推动司法独立，改革教育体制促进创新能力与自由思想等，不仅可以激发国人的创富能力，凝聚社会，还将以巨大的市场魅力吸引全球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这会对经济疲弱的美国形成虹吸效应，对其复苏构成压力，形成此消彼长的格局。笔者认为，中国甚至可以在海外人才吸收方面更加开放，比如世行的佐利克、摩根斯坦利的史蒂芬？罗奇等了解并亲近中国的人都可以进入中国政府部门工作，中国的高校也应该大量引进优秀的国外教师。
    而且，如果中国真正启动政治转型，也会在理论上降低 “***”的困扰，冲击以美国为首对华包围的意识形态联盟。当前，中国不只有“内忧”，更有外患，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事实上已经开花结果，构建了针对中国的反导系统以及从日韩到澳大利亚、东南亚的准军事联盟。而且衰退中的美国也乐于以“***”遏制或刺激中国，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并为脆弱的内部施加压力。中国的政治改革有助于打破这样一个有“冷战”色彩的意识形态联盟，为国内的发展与繁荣创造外部条件。
    这只是一个想要抓住机会的梦想。回归到现实之中，中国要面对政治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巨大压力，而且这三者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合流趋势，构成一个交错复杂的危机形态。中国没有多少时间准备迎接挑战，现在最急需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保持秩序的稳定，并以实际行动的改革给予人们希望，凝聚社会。从长远看，中国若要化解危机并实现持续的繁荣，执政党必须去除意识形态的枷锁，建立一个民主之国，因为以人类的历史来看，时间在民主这一边。来源: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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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毋宁说，最好就是认识到渐进改革的必然性。最好的顶层设计，不是方案的设计，不是集中决策，不是理念先行，而毋宁说是对于渐进改革的一种上下互动的架构，一种程序性的动员机制，一种制度化的改革决心。



辛鸣：顶层设计绝非“改革计划书”发布时间:2012-06-11 09:19 作者:辛鸣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25次
　　摘要 改革的实践特征与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改革不能轻言告别“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不是搞“改革计划书”，用“计划”的思维搞改革是结不出“市场”果实的。顶层设计着力点是构建科学改革观，要着眼于回答事关改革再出发的一些根本性大问题。顶层设计为改革明确方向，“摸着石头过河”为改革探索道路，两者相辅相成。


　　关键词 中国改革 “摸着石头过河” 顶层设计


　　“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是对中国改革最形象的描述，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通过“摸石头”跨过了一条又一条的改革大河；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对改革又有了一种新的期待与呼唤：“顶层设计”。应该说，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表明中国社会对改革的认识与实践更加深化，但如果片面理解顶层设计的意蕴，并据此而简单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意义，对更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是很不利的。


　　中国改革不能轻言告别“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的实践特征与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改革不能轻言告别“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不是会议室里的夸夸其谈，高谈阔论完了就算大功告成；改革也不是秀才在做文章，自圆其说、辞藻华丽就算功德圆满。改革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改革是真真切切的行动，理论上行得通的东西在实践中未必做得到。要想让改革从理念走向实践，从设计变为现实，脚踏实地，从“摸石头”开始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而且改革实践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推倒重来，错了不能不交学费。改革中的任一举措、任一行为都会造成既定的事实，并且影响后来的改革。如果改革起始的方式方法不对，路径依赖的惯性甚至还会将改革锁定在错误的轨道上。


　　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改革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前无古人的新生事物，既没有现成的蓝本，也没有确定的图景，甚至连其本质也都处在不断地被发现的过程中，这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性所在。干全新的事业，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最需要的就是不断地探索，探索就得继续“摸石头”。我们不否认经验的积累，不否认认识的深化，但自以为已经达到对改革道路的全部认识，对改革实践的全面把握，实在是一种狂妄加无知的“理性自负”。三十余年的改革历程对于某一个具体的改革者来说可能已经是不短的时间了，但对于改革本身来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短一瞬。在这一点上，伟人总是所见略同，毛泽东当年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这与“摸着石头过河”可谓异曲同工、珠联璧合。


　　因此，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摸着石头过河”不是盲目而是稳健，不是无奈恰是自觉。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来的，未来中国的改革依然要靠“摸着石头”奋起前行。


　　把改革的实践探索简练地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确实很形象，也很传神，但也容易让一些人“望文生义”，偷偷地塞进自己的一些“私货”。改革不可能是完美的，改革不可避免会犯错误，会有失误，这并不可怕，错了改正过来就可以了，但是不能为了自私的蝇头小利而故意去犯错误，故意去交学费。我们有一些“改革者”发现一些不规范的改革行为、改革举措能为他们获得超额利益，就开始故意放纵自己的行为，在“同一块石头”上不断地绊倒，还故作无辜状地用“摸着石头过河怎么可能不呛水”或者“只顾上摸石头忘记看路了”等等说法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对此，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不是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


　　顶层设计不是搞“改革计划书”


　　改革从不忽视理论指导的重要，更不否定统揽全局、统筹兼顾的必要性。改革需要设计，改革也可以设计，尤其是顶层设计。但是，顶层设计不是成立一个什么权威部门在办公室、会议室里闭门造车，拿出什么“一揽子计划”、“终极方案”，然后发一道“***”要求全国各地照此改革，这样的行为是要出大问题的，这样的思维是要犯大错误的。尤其是现在一些人提出的一些改革方案不是从教科书上照抄下来就是从外国人那里照搬过来，这样的设计不仅与中国火热鲜活的改革实际相差千万里，还可能把中国的改革引到歧路上。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两个误区：


　　第一，不能把顶层设计理解为是“方案设计”。 我们的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就是看到在鲜活的实践面前，任何“计划”都是苍白无力的，市场经济最神奇也最让人敬畏的地方，就是市场中各怀心事的主体通过自发的博弈与磨合而各得其所。对所谓完美、超然、成熟改革方案的信奉与膜拜实在是典型的计划思维，指望用一套方案通吃改革打遍天下更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第二，不能把顶层设计理解为是“用好制度代替坏制度”。有的同志讲，我们现在的改革之所以好像人人都不满意，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好制度”，只要设计出“完美制度”改革便可一劳永逸。果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制度研究告诉我们，“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实践中往往是一句空话，甚至是谎话。任何制度都有其偏好群体和优势策略，这是由“制度非中性原则”决定的，从来没有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制度存在。以乌龟和兔子比赛为例，如果比赛规则是游水，乌龟肯定赢，兔子都未见得敢下水；但是如果比赛长跑，冠军肯定是兔子。那么，当我们自负地想居高临下设计制度的时候，谁能说是长跑的制度更完美还是游水的制度更公正？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面对制度的选择从来不可能自以为是，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必然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


　　因此，真正管用的改革方略和真正靠得住的制度，像中国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小岗村的田野里长出来的，不是在办公室里鼓捣出来的；从南海边上小渔村变成国际大都市的特区深圳，也是自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并不是对会议室里所谓规划的照猫画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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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的着力点是构建科学改革观


　　顶层设计，不设计方案设计什么？构建科学的改革观。现在改革中遇到困难、出现问题，表面上是缺乏有效的实施方案，其实根源是我们在事关改革方向性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没有搞清楚或者犯了糊涂。科学改革观就是要对改革价值、改革立场、改革方法等等这些“顶天”的问题作出科学回答。


　　比如，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改革本身也不能成为目的，我们的改革只有一个指向，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这是科学的改革价值观；又比如，改革不能由少数人把持，或者只有少数的“能人”与“精英”参与到其中，必须让人民改革，在当代中国，改革的主体是也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科学的改革主体观；再比如，改革绝不仅仅意味着对改革前所作所为的改革，同样意味着对改革本身一些做法的再改革，意识到改革中一些做法的不规范、不科学、不妥当，正是深化改革、完善改革、促进改革的好机会，这是科学的改革方法论；还比如，改革不仅意味着改变，还意味着坚守，不仅意味着“必须变”，还意味着“不能变”，在一定意义上，改革中的不变比改变更重要，这是科学的改革辩证法，等等。有了科学改革观，改革的动力、改革的共识、改革的方略等等这些具体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顶层设计为改革明确方向，“摸着石头过河”为改革探索道路，两者相辅相成，顶天立地，中国改革还有什么坚不可攻克，还有什么命不能被革，还有什么雷区不可被跨越？


　　Top-level Design is never a “Plan for Reform” in China


　　Xin Ming


　　Abstract： Given the practical nature of reform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a‘s reform， China cannot move forward its reform without stick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eeling the way along inch by inch”. Top-level design is not to make a reform plan. A planning-based reform will not produce market-born fruits. The real top-level design i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outlook on reform and focus on providing solutions to certain fundamental problems that hinder China’s reform from starting anew. The top-level design charts the course for reform， and “feeling the way along inch by inch” serves as the approach of reform， with the two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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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赦换取财产公示不可行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 刘远举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最近有很多著名学者认为，如果承认F·B的普遍性，那么，不算老帐，以某个时点为界，既往不咎，在进行财产公示的同时，进行有条件的特赦，就可解决存量巨大的非法既得利益的阻力，换取政治改革；而对继续F·B，则严算新帐。

    但笔者认为，这些建议的愿景令人向往，但却未能认清社会主观意识在短期内的客观性，是不切实际、不可行的。讨论财产公示和特赦制度，还需在当今的政治制度、社会意识的基础上，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这些建议首先遭遇的问题是，如何达成对现实的共识？特赦制度无疑是针对普遍性的贪腐的。只有存在普遍性的贪腐，尾大不掉，特赦这种妥协才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在现有制度和宣传口径之下，这一点是否能得到承认，就是一切的前提。

    这个问题的根源可深化为神性问题。“天子唯一”，中国古代皇帝的唯一性与神性是互为保证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虽然已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但要强调唯一性，那么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神性就无法消除。这种神性在具体执政中就化为比一般民主国家对官员更为严苛的制度性道德要求，也即“以德治国”——起码，在公众面前如此，德勋才能爵高。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推高了现阶段社会意识对官员的道德性要求，更何况，即使在不要求官员具备神性、道德性的民主国家，民众也尚不能忍受贪腐。所以，普遍性F·B的共识，实际上就意味着抽离了神性与道德性，进而从逻辑上危及唯一性。所以，普遍贪腐的共识本身就是极其困难，几无实现可能的。

    即便假设这种共识已经达成，旋即就会陷入另一个困境。毫无疑问，财产公示和特赦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可从历史中寻到范例。英国的“光荣革命”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以国王为代表的旧贵族阶层的特权，并和平地转化为资本主义中的利益，这避免了像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反复搏杀，避免了社会的巨大动荡。在“光荣革命”中，国王和旧贵族的妥协，并非来自道德的自觉，而是在社会、历史已经聚集的压力下对前景的理性选择，是获益离场，避免革命时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新兴的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也认识到，和旧贵族达成妥协，承认他们已有的既得利益，虽然固化了失去的利益，但从此就可避免自己的权益被进一步侵犯，是一个止损，而且，这个止损远小于革命、社会动荡所带来的损失。英国人成熟的社会意识和平地达成了这一妥协，从这个过程中可看出这种妥协的两个必要因素：既得利益者受压，被损害者达成止损共识。

    对非法既得利益阶层的压力，从个体而言，靠的是自由的舆论监督，独立的法治，并非组织强制规定、财产公示所能达成。很多中国人把财产公示想象成一个自首性制度，仿佛一旦实行，就会有无数贪腐官员公开数千万、数亿的财产。实际上，在很多国家，财产公开只是节约监督成本的辅助型措施，真正起作用的是法治、民主、新闻自由。简单地说，在中国的现状下，刘志军未倒之前，即使公示自己名下财产总额只有50万，又会发生，又能发生什么呢？南周事件、“房妹”的几个户口、以及各地严控查询房产的措施出台，分别从被严管的新闻、被消解的户籍制度、对舆论几无反应的权力等角度给出了******——当没有任何坚实制度、公民权利的基础时，财产公示几无功效。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历年来中国已有27个市、县试行官员财产公开，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在中国现阶段，对既得利益的压制远未形成。

    除了操作层面的困难，在认识上，既得利益群体也未认识到：作为一个群体，非妥协不足以避免更大损失，虽有群体的精英代表“贪腐亡党”的言论，但“裸官”却是群体中的个体们做出的理性反应，这进一步使对非法既得利益的压制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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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顶层的政策都是高层权力与民众基础性权利、社会意识的互动演化结果，如果后两者并不具备，那么，在“权利弹性”的演变逻辑下，任何政策都会变成“尺蠖的蠕动”，老百姓再次受损，而既得利益者再次盆满钵满。所谓权利弹性，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即类似税负的分担不取决于税负设计目的，也不取决于向谁征收，而取决于涉税交易中，交易双方的价格弹性。同样，任何改革中利益与成本的分担同样不取决于改革的名目，而取决于改革所涉及的各个群体的权利大小。所以，在有效的压制未能形成之前，在民众言论等权利未能释放之前，财产公示、特赦制度，不但不是止损的开始，反而可能是大规模、合法的“洗白”，是新一轮贪腐的起点。

    即便再次假设这种压力业已形成，非法既得利益者已经面临止损的考虑，但也唯有可靠的法治才能让他们相信特赦是一个可信的承诺，而非引蛇出洞，而法治的这个承诺，又要依靠社会意识的认可。遗憾的是，目前的舆论、法治、乃至社会意识都离这个境界都太远。

    除了对非法既得利益者的压制，另一大因素就是民众的共识。非法的既得利益意味着民众的受损。从社会意识角度看，只有当民众认识到这种损失的历史必然性；相信他们在“革命式”再分配过程中的获益远小于在社会动荡中的损失；相信对既得利益的压制能使止损切实可行，不是“忽悠”，民众才会接受止损，达成妥协。但从目前社会意识、监督体系来看，民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概念仍有误会与敌视；在压制尚未形成，贪腐仍在扩大的现状下，民众对止损的有效性、真实性的信心缺失；同时，却对革命式再分配充满向往。因此，社会意识离止损共识尚有很长距离。

    所以，如果说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打着革命旗号的改良”，在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意义上，起到了革命的意义，同时却抑制了激进革命的发生，那么，提出官员财产公示和特赦构想，其目的是为了改良，但从其既无制度压力、又无社会意识根基，既无既得利益者受压、又无被损害者共识的角度来看，其本质仍是“打着改良旗号，以革命的方式去改良”。

    廉政特区，正是这样一个地区革命式构想。所谓廉政特区，即由中央授权，选择数个“特区”进行试点。首先是独立、充分授权的反F·B机构清理历史积累的F·B问题，同时推出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和“有条件部分特赦”，非法财产充公，但免除刑事、行政责任，然后实行以分权为基础的政府信息公开、舆论监督，实现民主、法治。但实际上，首先，反腐机构的独立性首先就无法确保。重要的是，政治治理的“质的问题”就是“量的问题”，如果一县一市尚能在权威主导下掀起地区性革命的话，出于前述原因，这种方式不可能简单地扩大到整个中国。所以，“廉政特区”、财产公示、特赦是否真能实施就很清楚了。

    不过，虽然就目前看来，这些都无实现可能，但好消息是，长期来看，压制非法既得利益，并改造社会意识，让民众接受止损，相信止损能够实现的过程并非不可实现。实际上，压制和愿意妥协的意愿，都源于同一个原因：基础性权力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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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既得利益群体来看，对他们的压力必然来源于制度，不过，制度虽然重要，但制度却不是凭空而来，更重要的是制度要沾地气，即是说制度要在人民手中，人民要能对制度发表意见，舆论和权力之间必须有选举等制度进行衔接——把权利关进笼子，只能是自由言论构成的栏杆。马克思说过，“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个体掌握的能级稍有增加，就直接的改变了社会统治形态。同样，言论作为一个基础性权利，作为政治生态、社会意识中个体的基础参数，对社会改变的作用是巨大的。随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些基础性权利的发展，以网络为代表的自由言论，也深刻的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言论就是最基础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的保障，即使有锦衣卫式的机构，全国统一的信用网络，最终也难免异化。户籍制度被钱权所消解，而钱权又被网络言论所击败，就是最鲜活的例子。

    而且，如果网络这种分散的、愤怒的大众言论都卓有成效的话，那么当有组织的、理性的言论被导入到政治治理结构中，随着言论的自我组织，在权利和权力的对抗压力中，必然导致规则的引入，对既得利益的压制必然逐步制度化，这个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法治形成的过程，进而就能够向既得利益者做出财产公示以及特赦的可信的、可行的承诺。当压制和可信的承诺均变为现实时，既得利益群体性的妥协意愿才会逐步浮现出来。

    从民众方面来看，中国人有着较易妥协的民族特征，政府的权威和控制力也相当之强，能够主导、承受社会意识的平稳、缓慢改变——改革开放30年，社会意识突飞猛进，大的政治框架也仍基本保持。凝聚社会共识需要的是言论自由下的反复争论，尖锐对立。如果相信辩证法所说的事物在斗争中发展，那么对于言论宽松带来的尖锐对立就不应该害怕，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可控的“低烈度纵火”反而是一种让矛盾可控的解决之道。草原之上，如遇燎原大火，有经验的牧民就会先放火烧光自己身边的野草，待到大火烧将过来，由于身边野草已被烧尽，反而无草可烧，牧人也能保全性命。可见，这种低烈度主动纵火，看似危险，其实，反而是唯一可选的上策。言论的低烈度纵火既可烧一烧既得利益的屁股，警醒一下，促成他们妥协的意愿，同时也可烧热探讨的热情，改造社会意识。最终，达成双方的妥协。

    社会转型就像治病救人，不能依靠割除某个器官而改变，而是通过缓慢的新陈代谢，让血液更新。如血液携带氧气，言论携带思想，就是社会意识的血液。言论权利的缓慢改进，是一种思想层面的渐进式改革，是一种对内部制度的顶层设计。没有这种对内部制度、文化，民意的顶层设计进而形成压制和妥协意愿，渐进式改革，最终都会走向既得利益和被剥夺者的生死搏杀。

    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对既得利益的压力慢慢增大，而民众对妥协的共识已逐步建立，双方都有妥协意愿；一个新的有利的变化则是，过去存量的非法既得利益随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出民众视野之外，而既得利益的增量也会因基础性权力形成的压制而越来越少，双方妥协的标的已然变小。这都使精确的推进关键性的变革成为可能。这仍是充满风险之路，遍布“旧制度和大革命”式疑虑，但一味抑制，“旧制度和大革命”却肯定再次发生。“风险”显然好过“肯定”，更何况，低烈度纵火并非毫无可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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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批示 18部委破除留学生创业壁垒


    很多原本要“跑腿”事项被取消或下放，惠及超过200多万留学归国人员

    去年年中以来，国务院18部委合力为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清障搭台”，破解难题。这一切，缘于李克强总理的一次批示。

    2016年6月，有份材料集中反映了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中遇到的烦恼和障碍，其中突出表现为优惠政策享受难，落户就学办理难，开户融资难，知识产权应用难，政策限制放开难，文化理念融合难等“六难”，李克强总理在这份材料上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合力研究解决“六难”问题。

    总理批示后，国务院18个相关部委雷厉风行行动起来，合力破解材料中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为留学回国创业者申请补贴扫清障碍

    “明明听说有政府补助，但不知道具体找谁申请。后来经过‘圈里人’介绍才知道，要拿到补助最好找中介，但中介费高达补助金额的30%。”一位留美归国人员在李克强总理批示的材料上这样说。

    该材料涉及的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相关部门根据总理批示，很快公开了补贴申请办法，并建立起公示、举报、查处和问责机制，规范孵化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为包括留学回国人员在内的创业者申请补贴扫清了障碍。财政部则向社会公开了资金管理办法、申报指南和分配结果，使专项资金分配更加透明。

    为破解优惠政策碎片化造成的了解难、享受更难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单位提出包括财税支持、金融扶持等方面共28条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总局以宣讲、公示等多种方式加大工作力度，提高小微企业扶持政策的知晓度和精准度。

    而对于申请户口难、子女上学难等不少归国创业人员遇到的普遍性困难，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相继出台政策，放宽留学回国人员落户条件，简化落户手续；********有针对性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解决留学回国人员子女入学等问题。

    切实减轻技术入股税收负担

    清华大学一位留学归国老师在总理批示的材料中表示，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渠道，但高校教师的科技成果属于职务发明，成果转化时的“估值”让合作双方都充满顾虑。技术入股的税负更是让很多创业团队“望而却步”。与知识产权应用相关的不少问题，是许多留学归国创业人员最为关切的“难点”。

    为破解这些“难点”，科技部会同财政部以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三权”改革为突破口，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财政部、税务总局在2016年9月出台措施，对符合条件的公司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延长纳税期限，切实减轻技术入股税收负担。

    银行开户难、融资难，是许多创业人员“呼声很高”的难题。人民银行加快出台政策，加强信贷政策和银行开户指导，完善针对留学回国人员等群体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银监会明确要求商业银行每年单列小微企业信贷计划，在内部考核中对小微企业业务进行倾斜，支持小微企业贷款融资。知识产权局降低留学回国人员创业企业知识产权融资门槛、提高融资额度、延长融资期限，推动各地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对接，破解“知识产权融资难”的问题。

    对于留学归国人员“文化理念融合难”问题，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以研修班、交流会等形式举办全国性留学人才科技项目交流活动，加速回国人员文化融合。

    要以群众“切身感受”衡量改革成效

    “我想在淘宝上开个网店，结果因为商标注册时间长，网店迟迟无法开张，急得‘团团转！’”一位留英回国创业人员如此“吐槽”。事实上，从“商标注册申请慢”，到“出口资质申请手续繁杂”、“外籍持股遇到障碍”，许多归国创业者都在材料中对有关部门简政放权改革提出了更高期盼。

    相关部门很快行动起来。工商总局提出22条改革措施，将商标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发放时间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内。知识产权局将建立快速维权中心，健全“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为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保驾护航。工业和信息化部积极改进电信业务许可审批工作，简化企业申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程序，减少50%以上的填写内容。证监会进一步研究支持外籍留学回国创业人员持有A股的方式和途径，清除外籍持股障碍。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文化部等部门在资质申请等领域进一步简化市场准入条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激发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热情。

    半年多时间，国务院18个部委合力出台的上述改革措施，已经惠及超过200多万留学归国人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21.86万人，其中2015年回国40.91万人，近5年年均增长21.75%，成为我国创业创新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更重要的是，总理批示后，国务院各部门持续优化创业创新环境，为更多创业创新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使更多群众对改革有了更深切的“获得感”。李克强总理指出，现在群众确实也会感觉到，很多原本要“跑腿”的事项被取消或下放了，只是这种“感觉”和新闻发布的“数字”还有一定差异。

    “我们衡量改革成效，不仅要看取消或下放了多少数字，更要以群众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来衡量！”总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