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史并不支持吴敬琏先生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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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中国经济


       2008年的四万亿救市时隔至今其实政府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去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即使有这些策略更多的是把这些矛盾在一个区域之间转化，与其说是解决问题还不如说是一种人为干预的延迟，这些年有目共睹的是推出的房屋限购，楼房的交易税，银行存款保险制度。这些政策可以说在经济上都是一种缓冲和隔离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下最为重要的不是创新而是让危机暂时的不可持续没有后者前者真的可能真的只是个臆想.
         
                危机下的分税制改革
  营改增这个改革在温爷爷在位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试点了，这个应对危机的重要性其实已经不亚于它当时推出的四万亿救市计划了，这是官方提供的数据：2014年中国各级税务部门总共收入是10万3,768亿元，比上一年增加8.8%。可是当年的GDP只有7.5%，税收增长的速度超过了GDP增长的速度。那么2015年将要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它可能就要增加更多的税收。营业税和增值税是国内的两大主要税种，营业税由地方来征收，是地方第一个大税种，是地方政府主要收入的税种，并且不和中央政府分成。那增值税是由国税局来征收，增值税大部分归中央政府。简单的讲营改增的意思就是以前缴纳营业税的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营改增以后，地方政府的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原来营业税的税收的4/5，将被中央政府拿走，这样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遇到了极大的问题。据了解，目前中国全国的财政支出当中，地方政府的支出占85%，但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只有53%，那另外没有收入的30%的支出从哪里来呢？就由各种不规范的资产负债或中央转移支付，还有一个是增加各种各样名目的地方税种来增加税收，最后可能抛给了地方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用营改增对危机的应变速度是让人叹服的，因为它及时调整了财政税收的来源，中央跟地方谈问题时也有了强势的筹码，这对于以后危机中的政府快速运行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资本的运作还是野蛮的折现？

    对于1978年开始到今天一种经济模式，很多人觉得是一种集权的资本主义模式，但是我更认为它是一种野蛮的折现模式，通过用工业品大量的换购外汇，再去购买国外的粮食物资用垄断的方式再把这些粮食投向市场刻意压低粮价，这一行为其实已经导致了土地上的农民无利可图甚至是负的价值，所以出现大批量的农民进城务工把国内的各种资源进行工业化的加工整合出口国外换取外汇，从某种角度而言可以看做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资源折现换取外汇的模式，虽然这种模式给城市的建设作出的巨大的贡献但并不是什么人口红利，因为这并不是一种农民的自愿而是一种政策的驱使，我们可以看一则数据用来说明这个问题：2014年全国的打工人数为27395万人。在这个近3亿的群体中，84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工作，我们所穿的用的都是他们所生产的，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都是他们所铺筑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她们照顾别人的孩子却看不到自己的孩子，全国的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的流动儿童达3600万。这也酿成了一种现实的问题：农村没进城的孩子见不到父母一度被留守被各种现实因素所欺凌，比如这几年一度火热的老师猥琐学生的事件，进了城的孩子因为户籍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和医疗一度受歧视。其实现实中很多问题确实发生在了农村其实根源可能一直是一种政策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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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窘迫还是农村的真实？

    这里以我与父亲真实的对话为例子来试图展现真实农村的一面，我的家乡在诸暨(位于浙江省中北部，北邻杭州，东接绍兴，南临义乌。诸暨市在2013福布斯中国最富有的10个县级市排名第2位)，那是一次晚饭，母亲帮忙打好了饭，我吃完一碗打算去盛第二碗的时候发现锅里没饭了，我当时就问：家怎么连饭都做的这么少了，我记得以前三个人做的是五个人的饭量，父亲说：我们前年开始已经不种水稻了，现在的大米都是超市里买了，当然要更加的节省了，一般三个人就三个人的饭量，客人来了才多做点，我跟父亲说：老爸你务农也有三十多年了怎么连大米都不种了，父亲说：我们家不种还是比较晚的了，乡镇上很大一部分人家五六年前就不种了，我现在就是想种水稻也很难了，我们村子一百多户人种水稻的可能就一两户了，方圆几十里也都是这样，你只单单的去种一亩水稻还不够麻雀吃的，还有算上人力成本和肥料等，一亩地的产量现在差不多在1000斤左右，去壳成大米以后可能是800斤左右，现在算市场价2.5元/斤 计算就是相当于2000元，还不如去外面打一个月的小工就够一户人家吃一年多的了，谁还愿意种？现在的农民也精明着呢，我说：那连农民都不种粮食了国内的粮食缺口是越来越大的，现在这么一种全民务工的模式以后会出问题的，现在基本是一个月买一袋现在真的粮食供应出问题了，每个家庭基本没有储备粮要饿肚子了。父亲说：我们国家现在外汇这么多会去国外买的然后在低价卖给我们嘛，反正这个粮食制度都搞了二三十年了，现在我们这边土地都是种的经济作物，比如：葡萄，提子，枇杷，樱桃，高粱，李子等等，这些一亩的收成可能有6000-10000元，总之比种粮食好很多，不然其他物价不变的情况下把现在粮食价格调到10元/斤，一户人家种五亩也就是40000元左右一年，还会有人来种的。父亲接着又说：我希望你们这代年轻人真的不要来农村搞农业了，我自己一干就是三十多年，深知传统农业里面的辛苦和没钱，还没种的时候担心产量，等结下果了又担心价格和台风，这几年的经济也是越来越差了，我们家的提子前几年的收购价格还是5-6块钱一斤，去年就到了3块钱一斤，今年估计会跌破3块钱，父亲这时一脸的无奈，他接着说：自己辛辛苦苦种的水果今年的价格又是这么低，我们这周围的果农都打算明年把提子换成其他经济作物了，不然真的在等死了。还有现在能种的地也是越来越少了，隔壁的几个镇以前都是一片平阳的农田现在都是被工业区和楼房覆盖了，要不就是被工业给污染了，以前大跃进的时候山上都是土地现在很多地也没人种都是杂草丛生了，我们这个镇是因为山多交通不便又处于市郊的最外层所以一直没有被开发常年的都是经济作物为主了，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基本没人会种地了，从小都是一味的读书，我们都想让你们有出息去城市定居，现在看来我们的想法有些落空了，现在城市生活成本涨的比工资涨得快多了，大学生失业的比毕业的多日子是越来越难了，改革开放时大学生可以不选择做农民工，现在的大学生出来就是农民工了只不过贴了一个中国制造的标签，倘若经济真的不好到改革初期，大批大批的年轻人回来也没用的这么些土地也养不了这么多的大学生呀，而且我们那一代人会吃苦经历过大跃进和文革时代，只要有口饭吃就会努力去做不管是务农还是务工，现在小年轻能够自食其力不靠父母就很不错了，大部分人还手无缚鸡之力还想不劳而获这种心态回来可能还会扰乱治安。我思考了片刻说了句：“父亲你说的很真实，他们用教育，银行，股市，楼市一次次的让我们相信一定会赢的到最后才发现输在了出生的起跑线上，我们这代年轻人面临的是待不下去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然并卵，现在国家只能提倡全民创业了。


房产背后的货币体系？

   经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后国内危机主导者和发起者的角色也转变成了政府。中国经济本掩藏在急速增长率外衣下的问题却愈发凸显，最显著的是房地产的逐渐隔离和被抛弃，这从经济角度而言并不是一种无情的抛弃反而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市场比之于计划最大的作用就是根据消费者的理性要求去配置要素和安排生产更加的人性服务消费者，让每一个要素在那个时刻都能实现它最大的价值，在中国政府赋予房子不光是商品这么简单更是种财政的巨大收入，凭借着对土地的垄断光是土地出让金这一项就让政府在运作当中赚的盆满钵满，这种利益的产生， 政府和开发商在市场上的合谋就成了一种常态。房子现实要素价格的货币一些总和被这一合谋的宣传和说教大大的被高估了，不过08年以后的似乎改变了规则，因为合谋的越久货币体系的压力就会越大，自那以后政府便开始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货币，债务，人性之间的游戏不论是房产还是股市他们的涨跌甚至让原本经济学上的刚需和实体经济主角成了配角，它们三者似乎成了主角。2012年前几乎所有的报道几乎都是一致看涨根本没有下跌的理由，看跌看停的人几乎属于异类，他们基于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假如房子卖不出去政府吃什么呀？拿什么去拉动经济呢？但是很多人恰恰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经济的规律是基于人性和稀缺的要素并不是什么强力的政府，无论在千年的历史还是若干年以后的未来，一直都是如此，能左右的只是周期的长短。倘若，政府真的能成为亚当斯密说的第三只手那么你拿什么逻辑去证明苏联的解体？拿什么去解释邓爷爷要用改革开放去拯救经历过大跃进和文革的中国？我一直认为绝大多数的国人明白许许多多的社会经验和常识，但是哪怕是同样的事情在不一样的时间和环境的作用下绝大多数出现的结果往往是不同的，现实中很多人的思维常常缺失对经济问题中人性和时间的维度的考量，历史和经验是能成为人类的第三只眼睛也是值得我们学习但你不能否认它们很多时候也会让你失明。这几年的楼市中推出过国五条和国九条其中以限购令和二手房交易税最具代表性，很多人在专家媒体的一次次说教中都是觉得政府是在打压房价利于民生，但我的观点正与之相反，这些所谓的打掉量成交量固定市场流动性的政策，起到的作用是防止经济危机下因为市场的冲击恶性的下跌以致崩盘形成更大的市场危机冲击中国经济，试想在一个吉尼系数接近甚至超过0.5的国家里，它的房地产占GDP的总量确是16%，你拿什么去满足它的一个产出？按揭是能透支未来支撑房产但是已经进入经济下行的阶段，它隐藏的巨大风险爆发出来的力量足以摧毁任何货币的体系，它所产生的效果再倒逼现有的政治体系，所产生的后果我并不乐观。事实上从1960年但凡房地产投资比例超过GDP比例高于6%的国家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当年日本地产破灭时比例也不过9%，美国08年的次贷危机爆发时比例达到局部峰值6.2%，从上面的逻辑可以完整的看出无论是限购还是房产交易税目的只有一个既要保证房价背后货币系统的稳定也要尽快解决过多的资本进入楼市积聚，但这种常态的维持对于一个自由的市场而言并不是一件长久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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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狂跌，价格的虚伪

   政府经历了这几年为主导的实体经济改革升级并没有不断的创造现实的财富来抵消过量发放的货币效应，这个是很致命的因为价值体系运转的效率会很低，假如它的效率低到跟价格体系无法调和的状态，那么货币的废纸化就会很快的到来了，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它并没有做到让货币系统用低廉的成本去运行，这个国家的实体还是不断地在降低财富的制造效率还在不断地降低，根本没有策略去阻止这个趋势的发展，包括当下最热的互联网+，P2P等等。

                  混乱的配置与价值的边际

   市场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会给出一个合理的资源配置，因为混乱的配置会导致了许许多多的财富不断的再降低其自身的价值，这种效应是无法逆转的也是目前无法改变的，政府最能控制的是价格体系而不是价值体系，你可以把债务变成股票变成基金和债券让他们在市场运作百姓买单，但是你无法用一堆货币去救活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简单的举个例子：一座房子的价格被政府维持 确实在那里没有涨跌，但是经济的持续恶化生活成本增加了人品的消费水平日益下降，那么这个房子对于百姓而言改善他当前的不适之感就越来越低直至短期内不需要，这个时候它的价值可能就是60万，倘若危机持续到达饥荒程度，那么这个房子的价值可能是-30万元，它上面没有建筑的时候还可以住粮食用来解决迫在眉睫的饥饿，而现在只能另想办法了，从这里我们可以财富的本质是价值，但是一个同样事物的价值是在不同的个人面前是不等值的，价值有它的个体性也有时间性。因为它对于每个人改善自己目前现状的不适之感是不同的，过了段时间可能就很少会用到了，它的边际价值也就会越来越低。所以，从上面逻辑可以看出一个事物的价值效应讲它也会有正负之分，而价格更多的是价值的重要程度的一种数目的表示，当然现实生活中政府可以控制货币的投入量来控制价格体系，但是这么做价格会丧失了市场风向标的作用让资本的错配更加的混乱以致萧条长时间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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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经济大跃进已宣告失败

    文/罗伯特卡帕

    谁违背了经济规律，谁将受到经济规律的严惩，这是铁律，任何人都不会例外，在经济规律面前，不会有中国特例。

    中国上世纪50年代末期，曾有过大跃进运动，结果饿死3000万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最近几年又开始了新的经济大跃进运动，与50年代的大跃进相比，共同特点都是违背经济规律。

    50年代大跃进的口号是“赶英超美”，如今新大跃进的口号不再是“赶英”，而是“超美”，要在短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实现中国梦。

    在这一口号激励下，同时也是在经济危机来临之际，妄图通过人为的举措而不是深化改革来摆脱危机，在最近几年，发动了如下经济大跃进：

    1.高铁大跃进。高铁不仅要遍布全国，而且要走出世界，南穿越东南亚，与新加坡接通；北穿过西伯利亚，与莫斯科连接；西穿越诸斯坦国家，与西欧相连。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抉择，高铁成本高效率低。实践证明，短途交通来说，自家车比铁路更方便，长途交通而言，飞机比铁路更快捷。国内的高铁大部分亏损，如何能走出国内？

    2.地铁大跃进。本来受到严格管控的城市地铁，在经济危机面前，被彻底放开，成了拉动国家GDP的利器。地铁也成了各个城市首长拉动GDP，提高政绩，带动房价上涨的工具。至于地铁建成后，收益如何，是否严重亏损，无人考虑。

    3.一带一路大跃进。所谓的一带一路，不过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为了能把国内滞销的基建出口，为了出口高铁，也是拼了，不惜一切代价。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地区大多为经济落后政治极不稳定地区，一带一路投资效益低，资金回收周期长，风险却极大，搞这样的项目，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4.人民币国际化大跃进。一个国家的货币国际化，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货币国际化的第一个条件是该国货币发行体制能独立于政府，而且发行与监管体制透明化；第二个条件是独立的司法体制与健全的金融体制；第三个条件是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个实力不是靠出卖血汗与污染环境，而是靠高科技与发达的教育体制。

    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条件根本就不成熟，属于一厢情愿的中国梦，除了在国际上被人当成凯子耍，收获不了什么，因为世界上没人是傻子。

    5.新京津冀一体化大跃进。北京的最大问题是，这么一个靠近沙漠的干旱地区，根本不适合作为中国的首都。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又决定了，作为首都的北京掌握着最多的资源。结果，最多只能承载1000万人口的北京，承载了超过2000万的人口。造成的恶果是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生存环境恶化。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迁都，这是顺应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最佳选择。然而，肉食者们却搞出一个新京津冀一体化大跃进方案，妄图通过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均等化，来分散北京的人口压力。最终结果将是，不但北京的人口没有疏散，整个新京津冀地区将吸引全国更多的人口加入，加剧严重干旱的该地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

    6.股市大跃进。在经济基本面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居然想通过人为制造股市牛市来为经济贴金，就像一个丑极了的老女人，通过化浓妆抹重粉来掩饰自己的老丑，结果只能是，一笑就掉粉。

    在经济危机面前，有人妄图另辟捷径，妄想通过人为的经济大跃进，来扭转颓势，并且顺势超越美国。结果，汇率贬值，宣告人民币国际化的梦想破灭；股市泡沫破灭，股市牛市大跃进也宣告失败；一带一路，新京津冀一体化，都成了纸上谈兵；国外出口高铁，也遇到严重挫折。

    总之，中国的新经济大跃进已宣告彻底失败，没人能逆经济规律而行。中国除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外，经济已经是别无出路。任何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的幻想，各种梦，最终都将破灭。

    大潮退去，方知谁在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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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靠“买买买”扭转？
    伍隅

        发表于  09/09 06:30  

   

    过去十年间，中国按人口平均消费增长了约8%到9%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继续放缓，很多观察家感叹中国在再平衡方面少有进展。这些人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更快地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发展。他们认为，只有当消费增长变得强势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才能得到遏制，甚至被扭转。

    然而，这种想法背后的逻辑容易误导人们。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随着投资和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在较小程度上，也随着劳动力的增长而增长。消费并不驱动经济增长，消费是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果。

    例如，家庭消费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约为35%——这在世界任何主要经济体中都是最低的。然而，在过去十年间，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中国按人口平均消费增长了约8%到9%——这比任何发达国家经济中按人口计算的消费增长都快了好几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按人口计算消费增长的两倍。但这个增长也不太可能涨得更高了，当经济增长放缓，这个增长值更可能下降。

    那么，重要的是从长计议，把消费增长最大化，而不是着眼于近期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

    很多分析家把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看做是由扭曲的利率和汇率引起的，扭曲的利率和汇率被看做压制了消费而鼓励过分投资。但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份额下降，实际上是大规模成功的城市工业化的结果。

    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表示，把农业生产领域的剩余劳力转到现代工业化经济中，辅以投资增长，结果是快速、但不均衡的经济增长。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到资本密集型城市工业，这个过程提高了公司和企业的利润分成。但这并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说那样，会损害工人的利益，因为工人赚到的钱和消费力都比从前高几倍。国家也从提高的生产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中的得益。

    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并非例外。几十年前，其他东亚经济体进行工业化时经历了相似的情况。在日本、韩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份额在几十年间下降了20到30个百分点——直到下降至最低点，当时这几个经济体达到了高收入水平。那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但是暂时的，这是跟经济的高增长率联在一起的。经济增长不均衡使这些地区的经济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最终完成向一个更均衡、更成熟经济的转变。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问题的关键是短期需求不足，那么，消费增长就变得很重要。当投资急剧下降，全球贸易处于停滞，中国——跟每个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产能过剩。但这是一个周期性出现的问题，跟长期经济增长无关。

    在过去几年，中国城市化步伐放缓，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比工业增长更快，这期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实际上在增长——不过增幅不大。这一转变的有些方面不值得提倡，因为它一部分是经济增长放慢导致的。然而，这一转变也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劳动构成，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现在的挑战是通过改革来增强生产力，以维持中等水平的经济增长和个人消费持续增长。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消费的涨落是偶然发生的，不应该被看做一个独立的目的。

    幸运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改革合理到位，中国能从这些可能性中受益。一个更有效的城市化进程是选择之一。目前政策是让劳动力流向较小城市，限制劳动力向几个最大的城市流动。但中国较大城市的生产力更强。一个更受市场驱动的城市化战略会更有效促进这些城市的发展。

    （作者：黄育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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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今年GDP增速或至6.9%

2015-09-22 01:00 经济参考报 社科院：今年GDP增速或至6.9%

　　建议重新优化配置政府资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21日发布《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4-2015)》，将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预测从春季报告的7%下调至6.9%。报告还预测，“十三五”时期(2016年至2020年)，我国GDP增长率将在6%左右，低于**提出“两个翻一番”目标所需要的6.5%。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逐步增大，社科院经济学部建议，加强制度完善，尽快重新优化配置政府资产，同时加大人力资本培育。

　　承压 今年增长目标恐难实现

　　此前，社科院经济学部连续两次报告预测，2015年我国GDP的同比增长率将达到7%，此次下调至6.9%，低于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7%的全年预期目标。对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解释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着低通胀的压力。

　　他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2015年开局以来，政府全面推动改革与经济转型，一方面积极消化前期经济增长和政策激励累积下的债务压力；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股权市场、利率市场化、汇率国际化等金融要素的改革，以期通过金融体系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着眼于“十三五”开启了战略性区域布局，并号召全面创新创业，推动经济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但转型过程仍面临巨大挑战，如低通胀对经济健康发展的威胁，挑战与机遇并存是转型过渡时期的特点。

　　张平进一步解释说，持续三年的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负增长带来了低通胀压力，2015年上半年，PPI为-4.6%，GDP平减指数为-1.6%。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期，生产部门通缩将加剧，由于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低于预期，GDP平减指数更多地跟随PPI变化，2015年GDP平减指数预计为-1.4%，预计全年处于负增长。这就从微观层面导致了非金融企业的盈利低于融资成本，而以前累积的高成本负债及高负债率直接降低了企业的净资本水平，抵押物价值下降，而且经济下行后又导致一些企业破产，银行坏账增加，促使银行更为审慎，银行收缩信贷，企业无利可图也不愿再投资，宁可作为放款人获取高的短期流动性回报。企业、地方政府、银行从盈利下滑到资产下降，坏账增加，相互传染，导致投资、信贷、货币发行放缓，货币投放难以注入实体经济。

　　张平的判断得到其他一些专家的认同。中国经济试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认为，当前中国消费、投资两大需求都上不去，之前的调控政策又过于强调结构调整，再加上知识分子外流速度加快，国际上做空中国的力量趋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增大，短期看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

　　预测 “十三五”结构性减速料将加剧

　　除了认为今年GDP增速目标难以达成，社科院还进一步预测，“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率只有6%。张平表示，人口结构的变化、“干中学”技术进步贡献效应的递减，以及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的结束，迫使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轨道。“十三五”时期，受结构性因素动态变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减速趋势将更加显著。

　　“通过对劳动生产率因素分解和生产函数的计算，得到‘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大致维持在6%，这里隐含了人口、劳动生产率、分配效应等多项假设。实际上，从中国经济近几年的表现看，很多情况都比我们的假设显得严重，实体经济低回报导致的投资增长下降、中等人力资本过多导致的创新路径阻塞以及服务业整体效率低下等，都有可能加剧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张平说。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李扬说，由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全球经济已经陷入长期停滞，存在三个事实：第一，全球经济至今尚未好转，美国虽然失业率下降，但是迟迟不见加息；第二，主要国家劳动参与率下降，先是日本出现了“银色浪潮”，然后是欧洲，美国过去靠移民保持劳动参与率，现在看也不行了，中国则是还没有非常富裕，人口老龄化就已经开始；第三，真实利率水平始终处于负区间，经济缺少增长的理由，只能靠政策扩张，于是财政政策面临财政悬崖的风险，金融政策效果不明，只知道资产负债表扩大了数倍，但资金就是不进入实体经济。

　　不过，有专家对于“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率是否会低于6.5%提出不同观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李建伟认为，不能只从生产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问题，还要结合需求端的变化。大量产能过剩的存在说明，我国的供给能力并不短缺，只是大多无效。结合需求端看，只是在现行的经济结构下，这些供给能力不能带来增长。此外，还要考虑到经济存在的周期因素，即使现在的周期波动小于以往，也绝不只是“下台阶”。

　　建议 尽快重新优化配置政府资产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很可能比今年更大，如何化解这一风险？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研究员张晓晶建议，尽快重新优化配置政府资产。

　　他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在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以前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经济结构的转换，将大量农业劳动人口转移至工业部门。但是现在再这么做难度比较大，因为劳动力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生产率是下降的。还可以考虑的办法一个是加强空间配置，目前看，区域经济发展除了三大战略还有潜力可挖；另一个就是改变经济存量的构成。根据他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测算，2013年，中国的净资产有352万亿元，其中居民净资产的占比在1/3强，非国有企业净资产占比差不多1/3，政府资产包括国有企业部分占比1/3左右。从国际比较看，发达国家居民净资产占比在70%到80%，同时据他们测算，日本、德国的政府资产占比在1%左右，美国、英国甚至是负资产。所以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很清楚，就是政府控制的资源过多，主要包括科教文卫和国有企业两大块，需要改革的方向则是重置这些资产。

　　张平也就存量改革给出两点建议。第一，改革庞大的行政、事业部门，释放生产性资源，为财政减压。第二，实现经济主体在资源选择和获取上的机会公平，削弱资本、技术的行政垄断力。

　　张平还建议，重视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他说，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半熟练”工人，这种人力资本状况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土壤。可行的路径在于把握关键环节，即扩大R&D精英的绝对数量，扩张熟练技术工人的规模，以及建立熟练工人职级晋升激励系统。此外，还要纠正日益凸显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应加快政府和事业单位用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打破人力资本市场的分割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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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研：中国经济无法忽视的15个微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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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回复第十二封信 于 2015-12-7 18:41:0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导读：

    经济研究人士陈瑞明通过其在一线调研的数十个样本，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当下状况和未来趋势进行有洞察力的分析。

    陈瑞明认为：

    1）未来三年，传统中小企业宜战略收缩。

    2）幸存的传统制造业批量投资机会，或在3年后出现。

    3）率先看好民营化、市场化、偏消费制造的行业。

    4）初级产品（农产品）价格有下行压力。

    5）新兴制造业投资逻辑应适时从“需求增长”切换到“成本竞争力”。

    本文来源于作者微信公号“草根调研与Ming观市场”，智谷趋势有删节。

    ◎文丨陈瑞明

    1、宏观

    （关键词：过去---投资，现在---风险，未来---成本）

    1、过去：08年来的主动投资，在12/13年达惯性顶点，15/16年现断崖下跌

    以10年维度看宏观运行，脉络的起点是2008年开始的投资大扩张。观察到该轮投资的四个特征：

    1）下中上游全线扩张（样本中的商业地产、品牌服装、汽车、饮料灌装、化学制剂、PTA和PP、炼化）。

    2）行业扩张粗略顺序是：09年基建—10年地产、消费投资---11、12年制造业、重工业投资。这与当年“基建—地产—通胀---后周期工业”的宏观传导顺序一致。

    3）前周期行业（如地产）、和门槛低行业（如品牌服装），扩张快、负面出现的也快。

    4）主动扩张投资的惯性顶点在2012/13年，此后是计划项目按部就班的落实。

    可以预见对宏观的影响：一是由于主动投资的高点在2012/13年，我们目前看到的许多投资数据，其实只是“过去的项目，在现在落实”而已，而多数行业产能建设周期2-3年，由此可见2015/16年开始，会出现企业主动投资的断崖式下降，需要政府基建投资来对冲，由此加重政府债务负担。

    二是2013—15年是产能释放高点（尤其对后周期工业），供给过剩格局远未结束，对未来中国宏观运行起重要影响（决策层11月份首提“供给侧改革”）。

    样本

    1.某外资大卖场商业地产片区负责人:中国的shopping mall勃发是在2010年，与当年的住宅限购有关，资金多了没地方去就去做商业地产。一开始是在一、二线城市，2011、12年，这种风潮迅速转到县城。至2013年，出现全国范围的供给过剩，例如成都有87个shopping mall，杭州80个，这些都是超过10万平米的大型mall，有的甚至是50万平、100万平的超大型。

    通常来说，一个15万平米的mall，覆盖人群是60-80万人，才会有好的效益，上述城市人口远cover不了这么多供给。更甚至，许多人口30-40万的县城，也出现了2-3个mall。所以很多mall只是表面看着热闹，其实不赚钱，收不到多少租金。

    2.一时装品牌推广资深人士:2009-10年，是国内各线品牌扩张门店的爆发期，地区以中西部中小城市为重点。例如，品牌Y，2008年全国门店1500家，至2012年达到5000家；品牌L，2008年全国门店200家，其后一年开100多家，至2012年达到550家，相当于4年时间门店规模变3倍。但进入2012年，开店步伐明显放缓，例如品牌M、品牌J、品牌H、品牌G（都属于全国性的知名、或正在发力的品牌），在2012年每家在全国也就只能开100-300个门店。

    到了2013年，不管男装、女装、休闲装，各线品牌均进入“不硬期”，基本不见新店开张。甚至有著名品牌L，全国7000家门店，已经开始关门。之所以“快速扩张---快速萧条”，与投资太猛、铺货太多，而实际需求消化不了那么多有关。例如“铺货140万件，实际销售70万件”的例子，比比皆是。

    3.江苏一化学制剂厂，生产PCB用化学制剂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覆铜板、建筑涂料、民用洗涤、医疗X光片、汽车油漆等行业，市占率达到30%。企业主反映，2010年公司最好赚钱，所有产品综合毛利率达到20%，当时受益国家大建设，且行业供给没那么夸张。但2011年马上有大量的相关类似公司渗透进来，由于门槛低，产品线1-1.5年能建成。

    至2012年，已经是价格竞争了，公司的毛利率也随之掉到12%附近。到2014年，行业产能较2010年已经翻了1倍。对于行业前景，他担心的不是需求（因为下游用途广泛），担心的是产能过剩的价格竞争，未来策略往高端走，做“低毒、低污染”产品，做进口替代。

    4.一工业仪表经销商，产品包括液位计、流量计、压力计、烟感器等，广泛应用于炼钢炼油石化有色玻璃等行业，产品的销售与工业投资密切相关。他反映2010、11年是生意高峰期，每年全国接20多个项目，到了2013年下降到7、8个项目，再到2014年变成2个项目，2015年至今还没有接到项目。

    许多去年底、今年初谈好的项目都暂缓建设，包括甘肃广西山东江苏广西等地，都出现这些情况（这些信息可看出投资高峰期的变迁）。但客户在东南亚的投资反而上升，例如他的玻璃行业客户中，今年已有三家知名大厂在马来西亚投资设厂。

    2、现在：企业风险源由第一波“盲目投资”切换到第二波“成本挤压”

    投资过剩，遭遇需求不足，引发风险暴露。观察到本轮企业风险暴露“两波式”：第一波，“盲目投资”导致企业破产；第二波，“高成本挤压”企业关闭。两波的时间切换点大约在2014年。第一波来自“宏观系统性冲击”，即前期激进投资、高杠杆企业，遭遇信贷紧缩，率先破产。重灾区是高杠杆、重周期行业。

    第二波特点是“微观分化”，表现为成本竞争力低、护城河小的外围企业率先关门。同时风险更具全局性，涉及面更广泛，即不论前期是否激进扩张，几乎所有行业、个体都经受高成本裹挟，优胜劣汰。这也意味着企业风险进入“慢刀子磨”的深水区。

    形象理解企业风险点从“盲目投资”到“成本冲击”的切换，就类似今年的股灾。第一波遭遇的是去杠杆的系统性风险，首先倒下的是杠杆过高的投资者，像“快刀子”。去完杠杆后，第二波考验的是股票质地，投资者会分化，像“慢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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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福建一家外贸代工服装工厂（从业20年，年销售约2000万美元的规模），2009年转战“内销品牌”，开发户外品牌，全国开了100家直销、加盟店，渠道铺了很多货。但由于国内的“户外”和“运动”品牌区隔并不明显，加之自身品牌积淀不够，所以真实的销售并不好，一批货上架几千件，往往只卖出几十件。几年下来持续投入5-6000万人民币打了水漂，相当于以前外贸代工积累的利润全消耗光。此后意图通过资本市场（新三板）翻身，但反而“饮鸩止渴”，为了营造表面光鲜的销售数据，背后依靠资金借贷来支撑。

    整个策略建立在“品牌—投资—融资补血”高风险模式上，而传统的造血点（代工主业）则无暇顾及。今年银行抽贷，问题暴露，企业主跑路。此外，当地另一家更大的企业（当地纺织服装商会会长），也是上述策略，“内销品牌+境外上市+民间资金支撑”，在2014年就破产了，由当地政府介入债权债务处理。

    2.华东地区一国有贸易公司，业务类型是“贸易融资”，即通过银行贷款、承兑汇票，为民企制造业提供真实贸易项下的融资。业务分布华东江苏太仓一家品牌服装出口企业，今年和他配合的供应商倒了3、4家，都是深度合作7-8年的供应商，所以感觉形势很可怕。

    企业主反映，现在最容易倒闭的是那种“投资2-3000万，工人500—1000人”规模的工厂（在服装行业，这算中大型了）。原因就是上了一定规模，就得养人、办公场所、运营等，各种费用成本太高了，没有一定的订单，根本运转不下去。

    现在窘迫到月产能6万件针织衫的大厂，连1-2000件的订单也追着要。他自己的工厂定位“小而精”，工人200来号，自设的衬衫品牌出口到新加坡，直接在商场卖，20年下来积累了强势地位（能根据自己需要，要求客户用美元、或新币、或人民币结算），在当地已算是稳定优质企业了。

    但老板反映，即使他这样的企业，现在也承受不住人力成本了，国内的工资+四险，就超过4000元/月，而柬埔寨工资才80美元/月，即便工人罢工，也就只是要求提价到100美元而已。随随便便怎么算，单单工资利差一年就能省下300万，相当于他一年的净利润。他认为，国内工资已经没办法再涨了，像他这样有品牌、有话语权的企业，还算好一些，但也只能再顶5年，实在是受不了了。

    3.浙江某地一废旧金属再生工厂，老板反映现在当地同行70-80%倒闭关掉了（2014上半年和他聊时，主要反馈是价格下跌、资金风险的问题，这次说到的大比例倒闭，主要是这一年多的事情）。

    他表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环保成本”，现在浙江沿海已经不敢弄了，一冒黑烟，马上手铐铐起来。周围出现过好几个被举报、动辄罚款上亿元、判刑10多年的案例。“涉及环保现在不能碰少参与，保不齐哪天就罚你个倾家荡产”。

    以前这个行业赚的是环保的钱，现在正规化了，比如废铜处理，就得拉到“环保炉”去烧（环保炉焚烧后冒白烟，废水经过专用管道到污水处理厂处理，一个炉投资2-3000万），而烧一吨废铜的价格是1000元，现在铜才什么价格？所以根本做不了。

    第二个原因是“人工成本”，现在工人一天工资就要300元，比如工厂叫你处理废料，怎么也得雇佣一卡车、两个工人，而现在废铁价格是700多元/吨，螺纹钢才1700元，怎么做？即便工厂白送废料给你，都不够覆盖人工成本。

    3、未来：四大成本“两升两降”，2-3年后新平衡，届时“宏观一般、微观向好”

    未来的宏观看点不是需求，也不是库存。看点在于供给、成本。尤其是成本，是理解未来宏观运行的关键钥匙！这是因为，产能不会凭空消失，产能淘汰是以成本高低顺序来开展。

    还因为，产能的过剩与不足，是相对概念，要取决于国际比较优劣势，如果某个行业的国内成本持续高于国际成本，目前再漂亮的产能利用率数据，未来也有沦为“无效产能”之虞，反之亦然。

    自2008年，中国经历4大成本冲击，依次是：人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流转成本----环保成本。

    人力成本，主要冲击低端劳动力密集行业，最典型是东南沿海服装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东南亚人力成本目前仅为国内的1/10至1/5。

    资金成本，问题不在于资金供给，而是这几年处于企业风险暴露期，风险溢价提高资金成本，对中小企业冲击尤甚。

    土地流转成本，目前流转价格低者4-500元/亩每年，高者800-1000元/亩每年，好处是提升农民收益，弊端是提高农业种植成本。

    环保成本，自2012/13年开始发力，冲击力度类似2008年的新劳动法，对有色、化工、电子诸多行业有影响，调研出现环保成本侵蚀业务利润15%的案例（电子）。环保从严的趋势，正从沿海向内地转移。

    评估未来，人力成本已经没有上涨空间了（容易感知，不作论证）。土地流转成本事实上承载着失业农民补贴的社会功能，可能不易下降。环保成本具有刚性，且还没走完。未来能下降的空间在于：资金成本、厂房租金成本。

    随着中小企业陆续退出、风险陆续释放、货币供给宽松，未来的幸存企业将会获得更加廉价资金，自2011年来资金高昂的格局终会改变。

    而中小企业的退出，也会出现厂房租金成本下行趋势，目前在厦门、上海局部地区均出现了“租金分化”案例，那些供给大、配套少的外围工业区租金价格下降的趋势已明确。

    综上，人力成本相对固化，但土地流转成本、环保成本 vs. 资金成本、厂房租金成本“两升两降”，未来中国制造业将达到“成本新平衡”，这个时间点可能需要2-3年。

    届时中国可能从目前的“宏观维稳、微观不好”格局，切换到“宏观一般，微观向好”的格局。届时存活的传统制造业将出现批量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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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福建某电子元件厂，主要产品软性磁材、电容器。工厂生产过程中，除了传统的废水、废气、废渣外，还有一块是“危废”，需要专业处理。

    3年以前，社会上对“危废区隔”的概念还不明显，很多工厂就把废料统一包干给外部，拉到山上填埋。这两年，环保越来越严格，再也不能偷偷干，尤其是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擅自处理危废超过3吨可入刑”。

    该厂的危废主要是三类：泥浆类（铁泥）、液体类（带苯的有机溶剂、胶水）、固体类（芯片、电路板）。一个月需要处理铁泥20-30吨，专业危废公司的吨处理价格是3000元，光铁泥的处理成本就达10万元/月，还有有机溶剂、胶水，处理单价也是3000元/吨，总的算起来，一个月所有危废处理成本要20-30万元，一年下来要250-350万元。

    环保成本对公司的利润侵蚀：最显著的是铁泥业务线，由于体量大、附加值不高，环保处理成本吃掉了税前利润的15%。全厂角度看，日常危废处理成本大约侵蚀税前利润的4%。如果算上环保固定设备的投入（比如危废的储存池、废水废气排放系统改造，这两年投资都超过1000万，比日常处理费用还高），则对净利润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公司正打算对危废、固废再做更科学规范的分类，精打细算，以减少环保成本压力。

    2.厦门厂房租金出现“涨跌分化”：厦门的工业区，按成立时间、配套成熟度划分，依次是：岛内的湖里—岛外海沧---岛外集美---岛外同安。

    2013下半年，外围区域的厂房租金价格开始下降，例如集美2013年租金14-15元/平米.月，现在下降到10元；同安2013年租金12-13元/平米.月，现在降到9元，降幅均约30%。租金下降与“工业区较新、供给多、小工厂关闭多”有关。

    但核心区域的租金价格则出现提升，例如岛内的湖里区，将主干道两旁老厂房改建为“文创园”、“设计园”后，租金价格从20-30元/平米.月，提升至55-60元。

    但价格提升的原因不是工业繁荣，而是功能改变，该区是伴随厦门经济特区在80年代初设立，2000年已实现生活区功能，目前政府促进商业、文化转型，以盘活老工业区资源。

    次核心区域的租金价格“滞涨”，例如海沧工业区，2012年以前每年租金价格上涨约10%，2013年后工业活动下降，许多厂房租不出去。城投业主将传统厂房转型为电商仓储、物流，意图提升价格，此消彼长力量，导致该区价格“摒住”。该区目前价格14-16元/平米.月，自定位电商仓储功能后，许多传统制造业主，已将工厂搬迁至外围更廉价的区域。

    3.上海也不是铁板一块，已经出现“涨跌互现”局面：例如2012年，普陀区临近中环路的厂房，2012年出现价格向上拐点，二楼租金从0.8元/天.平米，涨到今年的1.6-1.8元/月.平米，涨幅100%（周边的店面、住宅租金、房价，也出现50-60%的涨幅）。

    直接原因是地铁13号线开通，但厂房租金涨的更凶，可能与生产便利有关。该区域地处上海西部、临近虹桥机场、贯通中环线，长期以来规划为仓储中心（麦德龙、农工商、红星、百安居等总部均在此）。

    同时周边的城乡结合部提供廉价房租，便于工人聚集。有的工厂从该区域迁出，在昆山自盖厂房了，但运行一段时间后，仍把生产基地回迁，原因就是昆山当地不好找到合适的工人。

    租金下跌的案例出现在上海西南部的老闵行区，某羊绒轻纺城，占地4-5万平米，2009年一个50平米的店面租金价格12万元/年，但从2012年开始，租金每年下降，2014年至8万元，今年至7.5万元。

    分析原因，一是老闵行区一直开发慢（原来上海的化工厂主要集中地），周边缺少现代的shopping mall、缺乏商圈，人流量少，该轻纺城就显得孤零零一块，没有协同效应。

    二是2009年的价格有点“哄抬成分”，新进入者不清楚内情，听说生意好做，都想挤进来，造成租金水涨船高。此后两年真相慢慢出来了，经济不好需求少，位置不好人流少，导致生意难做，就出现上述的租金年年降的局面，至今已从高点下降30%。

    2、行业

    4、行业变局三方向：成本挤压剩者为王、外部冲击行业洗牌、半径优势强化

    在成本竞争格局下，传统制造行业的突围（或说变局、洗牌）至少有三：

    一是成本挤压，优胜劣汰，行业集中度提升，导致“剩者为王”。

    二是高成本+外部冲击，导致行业洗牌。如民营地炼样本，在原油进口配额放开后，将导致行业洗牌分化。还有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中国种植成本高企，在WTO十五年保护期即将结束背景下，一旦放松关税、配额保护，非主粮种植易受国际低成本冲击，可能导致国内部分农产品被洗牌。

    三是运输半径的区域优势强化，要么靠近消费地、要么靠近原料地。这个现象一直存在，但在工业品价格下滑、毛利率低位、未来价格弹性不大的背景下，物流成本的重要性大幅提升。调研中出现物流成本决定企业生存与否的案例。

    规律推广看，“成本挤压下优胜劣汰”的线索，重点看点是民营化、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浙江企业表现出色。“外部冲击下行业洗牌”线索，重点看初级产品，因为其主要成本来自人力、土地，这恰是中国的比较弱势。“运输半径下区域龙头”线索，沿海内地均有，沿海重点看偏向消费的行业，内地重点看偏向原料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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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浙江某地废旧金属再生行业，当地70-80%企业倒闭关掉，倒掉的都是占地20-30亩的小厂，原因就是前面提及的环保成本、人力成本扛不住。现在能生存的就是上规模、能满足更高的环保要求的大企业。

    例如当地一家在全国同行数一数二的企业，总资产规模近50亿。原占地500亩，再往海边搬迁扩建500亩，上更新的环保设备（工艺涉及焚烧---鼓风分离—粉尘尾气处理—排放），一套环保设备投资几千万，一般小企业根本弄不了。

    行业内流传一个说法：环保证很难取得，一个环保证值2000万，能拿到环保证意味着赚钱。因为符合环保资质的工厂太少，市场有点“从过去的买方市场转向现在的卖方市场转变”的迹象。

    湖南某再生铅大型企业，占地300亩，年处理22万吨铅锌冶炼废渣，在建9万吨铅酸蓄电池拆解项目。上游原料来自铅锌铜冶炼企业产生的二次低品位废料、铅银废渣，回收加工成再生铅后，销售给铅酸蓄电池厂、有色深加工企业等下游客户。由于铅锌冶炼废渣的性状，不适合长途运输，只适合省内分区加工处理，因此该行业具备天然的运输半径壁垒。

    而湖南、中南五省是我国主要的有色冶炼、有色深加工集中地，因此该公司既靠近省内原料地、又靠近省内消费地，在物流成本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以再生铅1.1-1.2万元/吨价格计算，公司毛利率达到25%、净利率19%，净利率与毛利率差距不大，说明其销售费用、物流成本极其低廉。该公司在省内规模居前、环保设施达标，产品不愁卖，销售采用预收款模式，俨然已成“卖方市场”格局。

    2.安徽南部某县，前几年从东部沿海转移过去的小工厂，基本都关掉了。比如皮革鞋厂，产品质量较好，售价100多元，但当地觉得太贵，只接受40-50元的价格，在当地卖不掉，就得拉回沿海去销售，额外支付运输成本，不划算。类似这种“小打小闹”的工厂，干不了多久，原因就是“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物流成本高，单纯靠人工成本是没有竞争优势的。

    但是，大厂、配套厂能生存下去，比如当地的东风起亚汽车配件厂、大众汽车配件厂，就一直在做。因为当地人工相对便宜、地价便宜（一亩工业用地10万元），大厂的规模优势能发挥出来，而汽车配套厂天然解决了“需求端销售半径”的问题（这和汽车人士说法是一致的：乘用车属终端消费品，节奏较快，需要配套厂及时反应，加上有的部件体积大货值小—如保险杠，长途运输不划算，所以多采用就地配套生产模式，200公里外的供应商免谈）。此外，纸箱厂在当地也能生存，这个逻辑和上述一致，纸箱厂天然就是配套产业，具有半径销售特征。

    3.华东区某金属、化工品现货贸易商：往年冬天有“北材南下”现象，因为北方冬天工地不施工，但钢厂还得开工。但今年这个现象明显少了，原因就是运费太贵（从华北运到华东，运费2-300元/吨），本来钢厂就没利润了，运过来反而亏更多，所以干脆停产算了。

    大宗化工品也是有运输半径的，尤其是油价腰斩后，很多大宗化工品价格都不到5000元，运费就变得更加敏感，典型的例子就是货值低、液体性状不适合运输的甲醇，产品价格1900元/吨，从山东到华东运费要200元/吨，根本没法做。

    大宗商品现在一吨能赚50-100元利润就很不错了，所以物流成本绝对是个关键，销售半径是重要考量因素。他们配货时，也是华东配一部分、华南配一部分，当价格跳涨时才能抓到价差，否则就只能是“看得到吃不到”，因为都被物流费用吃掉了。

    5、新兴制造，“从蓝海到红海”的切换3-5年，最后逃不开成本竞争逻辑

    对于新兴制造业（泛指需求端爆发的行业），调研发现，“从蓝海到红海”的切换速度，短则3年、长则5年（过去的光纤、现在的饮料铝罐、环保、甚至部分电商）。这意味着依靠“需求瞬间爆发+供给瓶颈”的景气度，并不具有持续性，许多行业图景其实就像“2009年水泥”的“拉长版”（2009年水泥需求爆发---2010年产能压力释放）。在中国资本过剩、赚钱机会稀缺背景下，哪怕再靓丽的行业增长故事，再过3、5年，也逃不开“成本竞争”格局。

    这启发我们，新兴制造业的投资逻辑，应适时从“需求增长”切换到“成本竞争力”，这个切换点可能是3年时间。从一级、一级半市场看，企业采用“被并购”模式，或许比自主IPO模式，更能享受“高成长溢价”，因为中国的切换速度太快，到了IPO，往往已经是行业红海、企业的成熟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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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武汉某国企光纤制造企业，2000年行业是暴利，光纤制造工艺是高纯度玻璃预制棒，通过“拉丝塔”拉出光纤，一分钟能拉出2.5公里.芯，当年售价是800元/公里.芯，谁拥有拉丝塔，就等于拥有“印钞机”，当年他们的产能有1-2000万公里.芯，利润可想而知。但随后江浙一带民营企业进入，到了2005年就感觉进入红海了，光纤不像原来这么“高贵”，只能卖出“面条的价格”了。

    目前全国光纤生产7大集团，全国产能大约2亿公里.芯，但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需求并不稳定，因3G、4G建设的高低错峰，每年集采有“大小年”之分，国内产能有时不足依靠进口，有时过剩，目前光纤价格基本只在46-58元/公里.芯，较暴利时代下降了95%。该公司以品质高、规模大，在行业内著称，但毛利率只是15%。由于毛利低，另一家外资巨头，甚至打算出售中国的资产。

    谈及未来的格局，主要担忧点是，民企产能的存在，导致价格提不上去。而光纤行业由于前期资本投入量很大，需要后面的高利润来支撑。但科技行业的特点就是，促进了社会进步，却“消灭”了自己，利润越做越薄。

    2.一环保类大型PE机构，污水处理在2012/13年好赚钱，当时政府刚开始加大环保投入，工业园区内没有污水处理厂，一********就进来了，项目好签，价格也好。

    但是现在污水处理项目主要三方面问题：一是政府缺钱，不会单独给你一个好项目，而是PPP模式，好的坏的项目一起打包；二是新竞争者进入，瓜分市场。三是环保要求提升，投资增加，摊薄收益率。

    以山东某污水厂为例，2007年一期项目，日处理污水3万吨，初始投资额2000万，IRR达到10%。后来受新进入者竞争（民企依托地方资源进入）、以及环保要求提升（污水监测指标从4个增加到7个，额外增加设备投入700万元），导致目前IRR下降到6%附近。业务主管认为，污水处理、垃圾发电这类“依靠政府买单、赚取稳定收益率”的环保BOT模式，从兴起到红海也就2-3年。

    目前环保类中，危废是最景气的分支，受限行业产能供给、以及需求瞬间爆发（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2015年新环保法，对危废处理做严格要求），其在江苏的危废处理工厂，处理单价从4000元/吨，提升到6000元/吨。

    但同时认为，危废再过3-5年也会进入红海（3或5年取决于环保证获批速度）。因为观察到产能扩张很激烈，例如“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废”装置，有些大水泥厂已经全线技改，水泥主业不赚钱，靠危废处置赚钱。

    还例如，观察到各路资本也在游说地方政府，新建危废处理厂（甚至贵阳这样偏远地区），未必是专业公司才会扩张产能，许多地方资本未必运营，只是依托资源，立项拿地取证，最后出售，这种模式也会带来产能迅速扩张。

    3、投资思考（关键词：宏观对冲）

    本期建议（或思考）以下五个方向：

    1.未来三年，传统中小企业战略收缩：需求下滑，政府将基建对冲，按目前速度，未来3年，政府债务仍在可控范围（根据净现金流缺口、综合财力测算，不展开）。

    政府基建对冲，相当于给市场提供“买手”，避免经济失速，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应珍惜未来3年机遇，上岸避险，而不是再度冒进（类似今年股灾，政府救市，提供买手，避免市场崩溃，投资者应该借机避险，而不是二次冒进）。

    因为供给压力、成本竞争是长期命题，而政府托举只是短期应对，目的在于避免风险集中、过快爆发。

    2.传统制造业的批量投资机会，或在3年后出现：未来的成本竞争，决定企业优胜劣汰。

    未来2-3年可望经历“土地流转成本、环保成本” vs.“资金成本、厂房租金成本”的“两升两降”，从而达到“成本新平衡”，届时中国格局可望从目前的“宏观维稳、微观不好”格局，切换到“宏观一般，微观向好”的格局。届时存活的传统制造业，可望出现批量投资机会。

    3.率先看好民营化、市场化、偏消费制造的行业：成本挤压是产能淘汰的现实路径。中国的产能淘汰，率先出现在民营化、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因为保护最少，直面成本冲击）。

    这里率先提高集中度，产生“剩者为王”。重点看好浙江地区企业，偏向消费类的制造业，因为多了需求支撑垫，更佳。

    4.初级产品（农产品）价格有下行压力：中国目前大致需要“亩产值2000元收入基准线，方能覆盖土地流转成本、人工成本。

    由此导致国内农产品（目标）收储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落差巨大。WTO后期，一旦放松配额、关税保护，非主粮农产品易有下行压力。

    5.新兴制造业投资逻辑应适时从“需求增长”切换到“成本竞争力”：依靠“需求瞬间爆发+供给瓶颈”的景气度，并不具有持续性。

    “从蓝海到红海”的切换，短则3年、长则5年。在此转换节点，估值有下行压力，投资逻辑应适时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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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营业收入上看，2016中国企业500强中，有261家制造企业，合计营业收入23.29  万亿元，历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服务业企业规模则持续扩大, 入围世界500 强的数量达到40  家。我国服务业大企业的增长速度连续第四年超过制造业，营收增速连续4  年超过制造业，今年营业收入总额占比为40.2%，首次超过制造业。榜单中重化工行业入围企业持续减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入围企业持续增加。

    上榜的205家民企成亮点

   

    2016 中国企业500 强里, 有205 家民营企业，占比41%，其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 亿元的有32家,  进入2016 财富世界500 强的民营企业达到16  家。中国民营大企业的规模实力、经济效益、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中国企业上榜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连续15年增加，今年共有99家中国500强企业入围世界500强。2016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相当于美国企业500强的79.9%，与美国500强的整体差距又缩小2.4个百分点。

    84家上榜央企利润占半壁江山

   

    2016中国企业500强中,共有 84 家中央企业上榜，在数量上，占500强企业的16.8%  ,但在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纳税、员工人数等指标上占 500 强的 “半壁江山“ 或甚至七成。

    211  家地方国有企业上榜，营业收入16.56 万亿元, 同比下降1.18%; 共实现净利润4251.14 亿元, 同比下降4.09%；从亏损面看,有55  家亏损,亏损面达到26.07%; 亏损额合计达到937.54 亿元, 亏损额进一步加大。地方国有企业通常是地方经济的支柱企业，从经营绩效看,  地方国企的总体经营情况不容乐观,经营活力需要提升。

    500强企业分布：扎堆东南沿海地区

   

    从榜单中可以看出，今年东部上榜365家，中部地区上榜58家，西部地区上榜63家，东北部上榜只有14家，东北上榜企业正逐渐减少。从数量上看，北京、山东、广东分别以101、49、48家企业的数量位列前三。500强企业地区分布看起来非常不平衡，超过60%的企业集中在东南部环渤海区域、长三角区域和泛珠三角区域的五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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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鱼游泳——上海公园演讲之112

    文/范海辛

    教鱼游泳是西方的谚语，具体在哪个国家先产生、使用，没有考证。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来演讲呢？因为我有篇演讲批评当局刻薄寡恩]，被一些左派网友指责为恶意攻击政府，有煽动颠覆之嫌。为了纠正左派朋友的偏见，今天要借教鱼游泳这个题目，来展示一下政府对民众的父母之爱，以平息左派网友的革命义愤。

    中国历朝历届政府，都是以民众的父母官自居，要求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爱民如子”。当然，大部分情况下，父母官都是爱民如子的，只是有时候这个慈父（母）之爱有些过头，搞得老百姓受宠若惊不胜其烦。对此最确切的描述就是“教鱼游泳”。

    譬如土地私有化。现在不是经济不景气，政府要老百姓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吗？要创业创新，钱是第一位的，没钱一切免谈。钱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以为，如果土地私有，那么资金应该对想创业能创业的人来说不成问题。土地私有是个大课题，我们不妨化整为零，先从农民的宅基地入手。农民的宅基地你不可能收归国有或公有，只能让农民世世代代用下去，即使不是名义上的私有，也是事实上的私有。那么为何不能让这个名义上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私有呢？这里有个“慈父之忧”，——担心一旦宅基地私有可以买卖流通了，就会有人把地卖了去赌博嫖娼吸毒，最后成为流浪者或失地游民。我以为这个慈父之忧是多余的。因为农民都极其自私精明，懂得如何善待自己财产的。如果农民一有钱就胡吃乱用，那么农民工每月发工资都应该由支部书记保管，防止他月初三天有钱乱花，余下27天没钱吃饭。这样一来，农民工每天用钱都要向支部书记磕头，支部书记则免不了潜规则。这是第一例的教鱼游泳。

    第二例则是所谓的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是个新名词。我是在90年代搞风力发电宣传时接触到这个名词的。供给侧在电力行业包括发电厂和电网，与之相对的则是需求侧（用户）。现在有人把这个名词用到经济领域，也很正常，就如把建筑工程业的“顶层设计”用到政治领域一样。

    实际上经济学一直有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的争论，争论的目的是究竟是供给还是需求在经济增长中更重要。这犹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要看具体条件的。当下提出供给侧改革也是经济遇到了大麻烦，过去一向紧张的煤电油运现在都卖不掉了，外贸出口的服装鞋袜电子产品工厂也纷纷关门跑路，但是国内老百姓却涌向欧美日本扫货，大肆抢购奶粉马桶盖。于是教鱼游泳的慈父们断定，不是需求侧出问题，而是供给侧有问题。

    供给重要还是需求重要，我以为这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是不一样的。1978年改开刚开始阶段，供给最重要，因为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产什么都能卖掉，而设备、技术、人才、资金，这些供给侧的因素当时奇缺。老邓用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了供给侧的问题。现在则是需求侧的问题最大。现在市场称王的不是你手里有多少车皮煤炭指标，而是手里有多少订单，有订单的才能朝南坐。

    为何我要说供给侧改革属于教鱼游泳呢？因为作为慈父的官员应该是市场的裁判员，不应该是运动员。鱼儿如何游泳，不是教练教出来的，你要管市场，你就开闸放水，不要担心鱼儿会淹死。工厂应该如何生产，老板应该如何投资，你官员作为政治家如何能比老板工程师经济师懂得更多吗？

    现在真正的问题出在需求侧，不是市场没需求，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潜在需求巨大。什么叫潜在需求？老百姓穷，想把超市的东西都买回家，可惜没钱。甘肃金昌在超市里偷巧克力的小姑娘想吃巧克力没钱，这就是潜在需求。潜在需求加上钱，才能成为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不足，就是水塘缺水。供应水塘的闸门被不合理的制度关死了。政府不开闸放水，却在那里教鱼游泳，这个慈父之爱是不是用错了地方？

    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就是中国穷人太多，多到什么程度？我以为13亿人中能充分消费的大约只有2-3亿，余下的统统都属于消费不足阶层。这个消费不足是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造成。一句话，鱼塘的水太少是因为进水口被损人利己与损人不利己的制度卡死了。政府与其搞什么供给侧改革的教鱼游泳，莫如革除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开闸放水。

    2016-1-4

cplanning

厉以宁南辕北辙，林毅夫北辕南辙

    厉以宁认为现在的路径已经枯竭，必须尽早借助西方的路径；林毅夫认为切不可借助西方的路径，必须坚持现存的路径。

    厉以宁和林毅夫各自提出自己的理由。厉以宁认为，一些亚洲国家引进外资，取得增长，但是体制不变，依然一个字：穷。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改变穷字，是因为采取了西方体制路径。厉以宁和林毅夫两人都认为只要体制得当就可以改变穷字，但两人提供的路径却截然不同。难道经济学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吗？大经济学家开出这么相反的药方，问题在哪里？要么经济学错了，要么大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学。只有这两个结论。事实上经济发展是事实，经济是按照规律发展的。经济规律不可能错，只有可能经济学家没有掌握经济规律。这就破坏了经济学的名声。

    经济学应该怎样解释经济发展规律？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第一条是竞争，第二条是分工，第三条是认输。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这是规律。有竞争就有输赢。这是规律。有输赢就有分工，这是规律。这三条构成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发展中国家的数量永远大于发达国家。这是竞争、分工和输赢的必然结果。顶尖国家也只有少数国家可以担当，甚至只有一个。英国代替了西班牙，美国代替了英国。这是顶尖国家的竞争、分工和输赢的规律。

    用发展中国家一片贫穷的事实不能证明发展中国家道路选择错误。发展中国家依然贫穷不能证明经济学家能够开出正确的药方来解救发展中国家于贫穷。不可能的。这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厉以宁和林毅夫的经济学思想都错了。厉以宁和林毅夫开出的自己主观臆断的药方都只能给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发展中国家的道路不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世界经济发展或任何发达国家的发展都不是主观制度选择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结果的必然结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是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

    发达国家别无选择，必须强调公平竞争原则，因为只有公平竞争才能体现优势。发展中国家也别无选择，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被迫公平竞争，否则遭遇外来军事干涉；第二条路，尽力抵抗强者制定的规则。但两条道路都不能保证成功。厉以宁的错误在于强调必须采取公平竞争的体制；林毅夫的错误在于鼓吹有一种路径可以摆脱贫穷。两种都是雪上加霜的路径。正确的路径应该是倾听世界经济发展的召唤。要求你采取什么速度，你就采取什么速度，要求你放开多少，你就放开多少。没有一成不变的速度，没有完全的放开或绝对的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