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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规划专家:宜居是对城市建设透支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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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14 13:44: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的研究表明上有些惊人显示  北京的汽车尾气污染损害超过了沙尘暴,由于沙尘颗粒较大,人体无法吸入且易于沉降,沙尘暴天气结束后大气质量会迅速恢复到正常状态;而汽车尾气和其他工业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颗粒较小,可直接随人体呼吸进入肺泡,因而对人体危害更大。在推行安全排放标准的温哥华,人们还是在为尾气污染担忧,他们担心的却是汽车尾气虽然在当地已不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但仍然可能不利于街边花草的生长。在我们看来,这真有点身在福中而不自知的意味。

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宜居的?未来15年,是中国城市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的时期,建设宜居城市将成为主导城市化的总纲,同时,中央也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利器。建国56年来,中国第一次从居住优先的层面安排城市规划。杨保军说:“我个人认为,建设宜居城市是中央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对‘公平’和‘效率’进行的重新选择。”

“让大家像喜欢上海一样喜欢北京”

虽然无从考证“宜居城市”这个名词的创造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宜居城市的话题在中国引起空前关注,是因为杨保军。北京市的总规修编工作开始于2004年初,在此之前,杨保军率先提出北京应该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目标。

2004年11月,北京总规修编的成果开始向公众展示。在北京的定位中赫然出现了“宜居城市”的字样。2005年7月下旬,在全国城市规划修编工作会议上,北京建设宜居城市的思路开始作为经验,由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向全国部署。

“我提宜居就是希望让大家像喜欢上海一样喜欢北京,能够在北京津津乐道地生存,就不会阻碍跨国公司到北京来了。”杨保军说,最初提出宜居城市,是为了吸引和留住跨国公司。进一步讲,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北京市的经济转型。在后来,这也成为中央推行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城市,北京的问题其一是空间结构,其二是产业结构。”当时,北京市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定位还并不清晰。“我始终认为,北京应该利用智力优势发展高档服务业。我不赞成北京跟其它城市争夺制造业。我提宜居的目标,像首钢这样的污染大户就会感觉到压力。”杨保军说。

其时,中央也希望北京发展生产型服务业。“既然如此,我们必须考虑在国际化城市中,北京的服务业分工。进入北京的跨国公司工作人员,对医疗卫生、文化设施、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都很挑剔,北京必须发展高档服务业。宜居一定要让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有活力。”显然,杨保军提出宜居城市的发展目标,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北京经济结构的转型。

“经过我们对国内人均GDP排名前100位城市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方式是影响宜居的首要条件。”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告诉记者,“如果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内需、消费、节约、环保型的,这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城市的生活质量肯定是成正比的;反之,如果是资源型的、透支拉动的、污染型的、掠夺性开发型的,比如依靠土地批租支撑的,这个城市肯定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成反比。”

连玉明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部署建设宜居城市的工作,其中的一层深意就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宜居无标准

杨保军提出宜居城市的想法之后,关于宜居城市的讨论日渐升温。中央“扶正”建设宜居城市的思路之后,这种讨论变得炙手可热。不少拥有“先天”优势的城市开始高调谈论宜居。

2005年9月10日,“典范中国·住在昆明  2005国际人居发展高峰论坛”在昆明举行。原建设部副部长李振东在论坛中指出,昆明要争当宜居城市的排头兵。前来参加论坛的前纽约市规划局局长、曼哈顿区长驻中国代表饶及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宜居城市首先是一个值得居住的城市,但是标准由谁来定,是当地居民还是打算移居到此的居民?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宜居城市的标准也是困扰每个市长的问题。否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就不会委托调查公司四处寻访,询问究竟何为宜居城市。

对此,各路专家也莫衷一是。比如连玉明认为:“宜居不宜居,外来人口说了算。”连玉明是中国城市生活质量课题组的组长,在其不久前出具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中,出现了一个让他自己都觉得意外的结果:东莞排名第二。

连玉明于是认为,决定城市是否宜居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就业和社会保障。“没有一个城市能像东莞一样,常住人口100万,外来人口500万。一座城市首先应该能给予大量剩余劳动力能挣钱能养家糊口的机会。再过15年中国城市化率要达到60%,所以宜居城市更重要的是要适合人去工作,有就业机会。”

杨保军则认为:“不同阶段居住者的偏好排序是不同的,所以宜居可能没有客观标准。宜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

“比如,我还认为宜居应该体现各地风情民俗,在食文化发达的广州,有一条大排档街,曾经是当地旅游部门推介的亮点,后来当地担心这条街景象混乱,让商户们全都搬到一幢大楼里去,结果一下子就垮掉了。”杨保军说,假定中央给出了一个具体标准,反而可能因各地简单行事而使宜居城市的建设偏离轨道。“类似广州的事情,在北京也有发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周榕则认为,宜居城市没有统一标准,客观上有利于削弱城市规划中过强的政策刚性。“宜居没有一个固定的指标,凡事就怕一刀切。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讨论重新定义自己的资源组织方式。”

宜居主导城市化

周榕认为,中央部署宜居城市的建设思路,本身就意味着约束力。他说:“建设宜居城市,最终将成为中央考核地方政府的一项指标。”

周榕和杨保军都认为建设宜居城市,是中央在城市发展的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的一次重新选择。周榕认为,建国的56年来,始终没有把居住问题当成城市的核心问题。而是把城市当成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下,居住问题从来不是城市的首要问题甚至不是问题,建国后的30多年就几乎没有进行居住住宅的建设。

“效率优先在当时是必须的。我们可以把宜居看成城市的中级阶段,前面是可居,最后是乐居。宜居包含了公平的意义,由于包含了整个城市的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就把公平的意味放在里面了。这证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发展上了一个台阶,现在谈宜居正其时也。”周榕说。

“宜居不是一种城市形态,而是一个过程。”连玉明指出,未来15年是城市转型的关键时期,是城市化高速发展和快速推进的时期。必然要吸纳大量人口到北京,北京应该以建设宜居城市为目标,重要的不是最终能否建成,而是这个过程。

周榕也表示:“由于土地的私有,西方城市无法统一调动整个城市的资源,在建设宜居城市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中国则不同。未来15年是城市化飞速发展的15年,城市发展压力很大,这种情况下更要提宜居。把宜居城市变成一个发展的总纲,按照宜居优先而不是卖地优先的方式发展城市化,宜居是强势控制的过程。”显然,建设宜居城市的思路将成为未来城市化进程的主导。

实际上,杨保军当年提出宜居城市的目标,旋即遭到参与北京总规修编的不少专家的反对,反对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北京交通拥堵、居住成本极高、环境污染严重,谈及宜居没有发言权。

“正是因为我考虑到宜居是一个动态概念,所以我当时是赞成北京作为一个目标提出来。北京目前不能说是宜居,但是要为全国作出一个表率,这是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什么时候实现我不好说,但是政府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就更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杨保军坦陈,交通、环境和居住拥挤确实阻碍北京宜居进程,目前北京破解交通拥堵的办法寄希望于新城,新城的规划方案正在完善,10月应该能拿出成果。杨保军说:“新城建设如果真的能成功的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压力,也为北京改善居住环境提供了一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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