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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中国青年报:宽容小贩除了建设部还有谁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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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30 12:30: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全国许多地方的城市管理中,都采取了对小商小贩禁止性政策,其结果不仅断绝了弱势群体的生存来源,也引发了大量纠纷甚至血案。仇保兴的讲话应该引起许多城市管理者对自己政策的反省。同时,我们也感谢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官员敢于讲话的精神。

  今年早些时候,建设部首先披露《无极》剧组毁坏天池,使香格里拉遭毁容的消息。当时有人提出:为什么揭露问题的是建设部,而不是环保局?现在,当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就城市管理问题发言时,我们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国家没有对口的城市管理部门,所以建设部就发言了。那么,除了建设部,还有谁应该讲话?
   
    我觉得,有两个部门应该对城市管理中驱赶小商小贩和禁止农民进城出售农副产品的问题发言。这就是负责全国创建的“爱委会”和“中央文明委”。

  现在,全国许多城市发生的城管流血事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事件是在“创建”中发生的。理由当然很简单:许多地方的“创建”都是为达标进行的突击活动,一旦检查过关,管理立即松下来。“创建”是个简称,具体的却有“创建卫生城市”和“创建文明城市”两种,而按级别,又有省级和国家级的区别。洛阳市禁止农民进城卖桃就是因为“创卫”,在温总理亲自过问后,总算解决了卖桃问题;想不到到了卖枣,其难依然如故,其缘由还是为了“创卫”。

  那么,我要问,不管是“创卫”,还是“创建文明城市”,为什么要与小商小贩做生意和农民销售农副产品有关系?他们卖东西,只要他不弄脏环境,或者在一定时段内弄脏后,销售结束能清理干净,那么,他在城市的任何地方设摊,甚至肩挑担子,沿街叫卖,应该与卫生无关,因而也就与“创卫”无关。“创卫”为什么不准他们卖东西?而他们做生意时,只要不短斤少两,不以次充好,也就属于文明经营,“创建文明城市”又为什么不许卖东西呢?

  现在的情况是,城市里有无法就业的弱势群体,农村里有进城经营和销售农副产品的农民,他们为了生活,必须摆摊设点经营,我们的“创卫”和“创建文明城市”却要打破他们的饭碗。那么,这样的“创卫”和“创建文明城市”有什么意义?难道是要穷人让出地方,使城市完全成为富人的天堂?况且城里人也不都是富人。“创卫”和“创建文明城市”首先要保护民生,否则就是舍本求末。让弱势群体打破饭碗的“创建”,就是达标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一钱不值!




  

 楼主| 发表于 2011-5-18 09:08:48 | 显示全部楼层
教授称需要合理法律程序规范城管制度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8日03:27  中国青年报
  当杀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在二审判决中被判处死刑时,一部可能制约城管制度的法律刚刚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4月底,在第三次审议结束两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强制法(草案)》进行第四次审议,将这部即将进入废止程序的法律重新激活。

  曾在23年前参与起草这部法律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部曾被寄予厚望的法律,自1988年起草至今,始终未获通过,甚至一度销声匿迹。

  “直到最近几年,拆迁、城管等行政强制行为所引发的案件开始逐渐增多,《行政强制法》才重新被提上立法日程。”他说。

  夏俊峰案就是其中一个最新并且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案例。2009年5月,在沈阳街头摆摊卖烧烤的下岗工人夏俊峰捅死了两名城管人员,凶器是自己用来切火腿肠的水果刀。

  夏俊峰的辩护律师滕彪将这场小贩和城管人员的冲突称作“整个社会的悲剧”:“一个下岗工人在街边卖火腿肠,却变成了杀人犯;两名城管人员的家属也同样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因此,当人们还在为夏俊峰“故意杀人”还是“防卫过当”争论不休时,滕彪和姜明安,已把目光投向了更为深入的问题。

  作为著名律师,滕彪曾经在8年前参与推动了城市收容制度的废止,而这一回,他把目光瞄向了城管制度。“自城管制度1997年出现以来,弊端早已显现……可谓民怨沸腾。”在夏俊峰案的二审辩护词中,滕彪这样说道。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这位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师说,希望“整个社会能够以夏俊峰案为由头,深入思考整个城管制度的问题”。

  姜明安教授的论断更加简单:“我们需要合理的法律程序来规范城管制度。”

  有问题的制度让各个阶层“过不好”

  阴云笼罩着夏俊峰的家庭。9岁的沈阳男孩夏建强在父亲杀人之后变得内向了。看到认识的小朋友,他会悄悄躲起来;看到别人一家三口在外面玩,他会低下头小声哭泣。

  阴云也同样笼罩着两个城管人员的家庭。张旭东的家庭失去了“顶梁柱”,而申凯的母亲提起儿子就忍不住落泪:“我不可能原谅他,他杀了两个人,必须判死刑。”

  在城管制度设立之初,谁也没有料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1997年,为了节约执法成本,根据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16条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相关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一个“综合执法部门”,集中执行各个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从那时起,全国先后有100多个城市成立了城管执法机构。

  而制度的问题也从一开始就埋藏下来。城管代表其他部门行使职能,没有法律依据,也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滕彪举例说,在北京,城管部门拥有14项职能,300多项执法权:“把这么多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不出问题才怪!”

  有时候,引起“问题”的是经济利益。有报道称,南京城管把收缴的桌椅、塑料筐甚至灯箱牌都当做废品卖掉赚钱,而各种罚款也成为赢利的重要方式。

  另一些时候,“问题”却更加复杂。滕彪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城管系统中一些人员素质不高,只能“依靠野蛮行为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地位”,这也推动着城管行为和“暴力”被越来越频繁地联系在了一起。比如,2008年1月,湖北天门市湾坝村村民魏文华在村口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冲突。他掏出手机录像,被城管人员发现当场打死。

  “暴力已经被城管当做了‘特权’和有身份、有面子的标志。”滕彪说。在给沈阳小贩夏俊峰的辩护词中,这位法学博士这样写道:“在法律地位不清、权利不利的制度下,城管人员的暴力习惯,已经成为城管制度的需要,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不过,相比于那些夺路狂奔的小贩,在制度的另一头,处于强势地位的城管也常常满腹委屈。北京城管人员郭欣总是被繁琐的工作搞得疲惫不堪:一天的时间里,他一会儿要在马路上堵截漏污水的泔水车,一会儿要赶到居民区里劝说居民把放在公共绿地上的大白菜搬回家,一会儿劝说服装厂修理快塌下来的广告牌,一会儿又要去处罚在路上违法散发小广告的人。

  但这已经让这个普通的城管人员很满足了  至少,他没像前几天那样,被小贩偷偷扔来的烤红薯砸中脑袋。

  作为夏俊峰的辩护律师,滕彪坚持,被杀害的两名城管人员曾经对夏俊峰拳打脚踢施加暴力,夏俊峰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但他更加坚持,在整个制度中,城管人员同样是受害者。“他们在妻子和孩子面前绝不会表现出残忍和暴力,而会遵循爱和良善,但在城管集体执法的环境里,一切都变了。” 在那篇流传广泛的“激情辩护辞”中,这位律师写道,“他们,与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之中;他们,毫无疑问,是城管制度的受害者。”

  如今,关于城管的新闻、争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夏俊峰案的二审判决宣布后,热烈的讨论中,作家郑渊洁的一句话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我们的社会有好城管,但不好的是制度。它让各个阶层都过不好。”

  法律的步伐在“哆哆嗦嗦”地前进

  就在上周,四川也发生了和城管有关的故事。在成都街头,一个卖杨梅的老大爷和城管协管员发生争执。拉扯中,老大爷的杆秤被折断,杨梅也撒了一地。围观的人们当即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们挡住执法车,坚持让协管员为自己的暴力行为道歉。

  照片很快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不过,在姜明安看来,这并不是解决城管问题的好办法。“对于城管行为还是要通过法律约束,防止权力的滥用。”这位法学专家说。

  在过去的几年里,《行政强制法》曾经被法律界寄予厚望。这部法律意在通过职权和程序方面的规范,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同时也为执法提供依据。人们普遍认为,它对目前争议严重的拆迁、城管等行政强制相关问题都能起到约束、控制的作用。然而,从1988年起草至今,这部命途多舛的法律始终未获通过。

  “各方的博弈是主要原因。”姜明安说,“《行政强制法》涉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调整重构,也会影响执法部门和执法者现有的利益,因此必然会遇到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阻力。”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向记者介绍说,《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宣布让行政部门清醒意识到法律对自己权力的限制,也会导致后面的法律通过“难上加难”。

  姜明安还记得自己23年前参与起草《行政强制条例》的情形。当时,来自全国两所高校、两个事业单位的四位专家各自提交了第一版草案,但谁也没有想到,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这部法律步伐缓慢,甚至一度销声匿迹。

  “它不像有的法律在争议声中缓慢推进,”姜明安说,“它的步伐‘哆哆嗦嗦’的,中间甚至一度停了好几年。”

  直到最近几年,拆迁、城管等行政强制行为所引发的案件开始逐渐增多,《行政强制法》才重新被提上立法日程。姜明安还记得这些血淋淋的案例:2000年9月6日,四川眉山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管理中队郑光永、吴顺乾、驾驶员张卫东等人上街整治乱摆摊设点将杜某乱拳击伤,唐德明被甩下货车身亡;2001年5月29日,宁夏灵武市城建局城市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强行没收锅灶时,将杨文志打死,并打伤杨建荣夫妇等人。

  “没有法律的控制、制约,城管制度出了很多问题。”姜明安感慨,“《行政强制法》能够赋予城管必要的权力,同时又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对暴力执法行为予以追究。”

  专家们在变化中寻找自己期待的好消息。在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审议的草案中,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教授发现,法条的变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行政机关的让步”。“立法者的目的可能想通过这种让步获得‘最大公约数’,从而保证该法律尽快通过”。

  姜明安也猜测,把《行政强制法》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说明立法部门对它并非不重视,但这部法律争议不断,“可能领导也觉得心里没数”。

  “法律本身当然是重要的,房屋拆迁、城管执法都要靠它来约束。”姜明安说。滕彪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有执法依据,有制度约束,才能真正解决城管制度中出现的暴力问题。”

  城市管理需要包容的精神

  夏俊峰的故事让很多人想起了5年前的退伍军人崔英杰。2006年,23岁的崔英杰在路边卖烤香肠时,被城管人员依法扣押。当执法人员将崔英杰“前一天刚借钱买的三轮车”抬上执法车时,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抽出小刀,刺死了一位城管人员。

  姜明安感慨,很多时候,城管的行为虽然是合法的,但管理的观念也需要变化,“对弱势群体应该有一些包容的态度”。“没工作,有老婆有小孩,不摆摊怎么生活?”姜明安说,“把这些人引导到市场上去做生意,而不是砸了他们的摊子,可能效果会更好。”

  这位一辈子致力于推动法制建设的教授在采访中承认,在中国,城管问题不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它还包含一种观念,城市有没有一种“包容的精神”:“很多领导觉得城市就应该干干净净,不应该在街上摆摊。可即使在发达国家,路边一样有卖菜摆摊的人。”

  2010年,印度小贩赢得了一场官司的胜利。当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准备在即将到来的英联邦运动会前驱逐流动摊贩时,印度的“街头小贩联合会”把市政府告上了法庭。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宣告了小贩的最终胜利,因为“小贩诚实经营的自由和尊严不可剥夺”。

  “并不见得把小摊砸了,城市就会更好。”姜明安说。

  这位学者赞成为政府保留一定的行政强制权力,去处理“瘦肉精、地沟油的问题”,但同时也要通过法律程序的制约,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中找到一个平衡的“度”。

  在他的理想中,当法律完善时,夏俊峰这样的小贩面对的城管再不会不由分说地没收、态度恶劣地争执,甚至像他在供词中所说的那样,对自己拳打脚踢。在法律制度的约束下,那些城管会主动亮明自己的身份,说明自己执法的缘由,并听取小贩的申辩;在一般措施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绝不会动用查封、扣押、拍卖等强制措施;而即使真的遇到暴力执法,小贩们也能够在法院申请正义的裁决。

  不过,姜明安和滕彪都知道,一部《行政强制法》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它可能会对现状起到推动作用,却并不足以让现实产生质的飞跃。滕彪直言,需要改变的是“中国整个法律体制的问题”。

  夏俊峰案还没有尘埃落定,这个沈阳的小贩在等待着最高法院对自己进行死刑复核。妻子张晶坚持继续上诉,而作为律师,滕彪也在努力“保住他的性命”。

  但即便夏俊峰的判决真的改成死缓或者无期,滕彪的心里依然不会感到喜悦。制度赋予的不同身份让两位城管人员和一位小贩对立、争执,并最终夺走了两个人的生命,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一场不可改变的、“整个社会的悲剧”。






 楼主| 发表于 2011-5-18 09: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城管体制存在缺陷:粗暴执法与制度设计有关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1日15:17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月11日电题:“城管体制”之痛

  “新华视点”记者 宋振远、苏晓洲、邓卫华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城管与市民冲突事件,让“城管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新华视点”记者最近跟踪调查几起“城管事件”时,了解到城管体制的缺陷,听到的是改革城管模式的呼声。

  “三强形象”抹黑“城管”

  2008年12月16日下午,湖南衡阳市珠晖区城管队员发现人行道上有人摆放毛巾晾晒架,强行查扣,遭遇一家美容店员工抗拒。双方在冲突中受伤,店员肖某晕倒,引发附近商铺、“摩的”等围观群众起哄,有人用马路隔离栏阻断道路,酿成群体突发事件。事后,“衡阳城管暴力执法、殴打市民”的照片和帖文,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

  两年前衡阳市曾因强行收缴“老爷车”(载客三轮摩托车),发生过恶性事件。当时,一位残疾人因车子被查扣,冲进负责市容整治行动的一位副区长办公室,引燃了随身携带的汽油,两人被烧后死亡。

  记者最近到衡阳采访获悉,这次阻路事件中,肖某等受伤人员被送往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地方财政为其预交了医疗费,伤情正在恢复。当地公安部门已介入事件调查,对冲突的定性尚无结论。

  就在2008年初,湖北天门市水利局员工魏文华目睹城管人员与群众发生激烈冲突,当他用手机拍摄混乱现场时,不幸被城管人员殴打致死。

  几个月后,杭州两位西瓜商贩因不满电子秤被城管人员拿走,持刀闯入杭州城管部门的一处办公地,捅伤三人。

  在山东滕州市,因一名男孩在广场叫卖小物件,当地城管人员与男孩的父母发生冲突,引发数千名群众聚集围观事件,持续两个多小时。

  近期,广州番禺城管举行“新城管、新形象  队列会操”,本意是为提升队伍素质、展示良好形象,却被网民斥为城管“阅兵”,向市民炫耀“武力”,足见城管与市民“积怨”之深。

  在采访中,城管人员认为主要是执法环境差,执法对象普遍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暴力抗拒。

  而一些市民特别是小商贩,则批评城管人员普遍素质低,并形象地称之为“三强”突击队,即强拆房、强拖车、强拉财物。有的市民说,“三强形象”外加追打商贩,几乎成为“城管”的工作常态。“这样做怎么能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呢?”

  扭曲的“城管心态”

  为加强与市民沟通,衡阳城管围绕道路整治等问题,曾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问计于民”,结果显示90%以上的市民认同整顿城市面貌。

  但将“问计于民”的整治措施付诸行动时,又产生另外一种结果:几乎所有的整治对象,都不同程度地抵制。

  “不整治群众不满意,整治起来群众还是不满意。这是一个城管怪圈。”衡阳市珠晖区城管局有关负责人感觉很无奈。

  这就形成一种复杂的“城管生态”:地方政府要城市的“面子”,城管部门和执法队员要守住自己的“位子”,而小店主、摊贩和“摩的”司机,要顾自己的“肚子”。

  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会长包永江等专家分析说,从表面上看,复杂的执法环境扭曲了“城管心态”。但客观地说,主要矛盾还在于城管队伍缺乏公共管理训练,工作方式简单僵化,预案设计不充分、不科学、不成熟。尤其在处置突发事态、矛盾热点问题时,更是集中暴露出程序不到位、经验不足等问题。

  目前国内城市的城管人员大多仍采用现场执法,管理方式传统,更加剧了与市民的正面冲突。

  一些行政学专家甚至表示,城管事件频发,从本质上说暴露了城管部门的定位不清。“目前的城管职能设置与城市发展现状明显脱节。”

  据调查,目前城管都是地方性的执法机构,大多数人不在公务员编制之内,一般还聘有部分“协管员”,而政府下拨的办公经费有限,城管人员普遍感到待遇低、晋级难,工作缺乏成就感,积极性不高。

  但迫于考核压力,城管人员往往陷入被动执法,工作容易简单粗暴。

  据了解,目前许多城市对基层城管人员的考核,往往由市级城管执法局和城市管理办公室联合进行。实行“一天一督查,一周一考核,一月一小结”的制度,考核结果,与职级升迁、工资待遇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扭曲的“城管心态”,导致城管执法困难重重,形成与流动摊贩、小门店打城市“游击战”的态势。

  山东滕州发生城管冲突事件后,该市城管局长刘新反思说,过去城管部门对新形势下城市发展和管理规律研究不够,常陷入“为执法而执法”的怪圈。今后如不转变职能,尽快树立“执法就是服务”的理念,城管执法将难以为继。






 楼主| 发表于 2011-5-18 09:10:16 | 显示全部楼层
城管的执法范围该有多大

  记者发现,目前城管部门执法所涉及的内容,几乎都可找到对口的职能管理部门。

  一位城管局长表示,目前城管的职能涉及市容环卫、规划管理、交通秩序、工商管理、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等十几个方面,统算起来不下100项具体内容。

  “权限界定本身就复杂混乱。而执法的依据,又散布在20多部各种法律和法规之中。由于城管执法的复杂性,目前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城管法规,少数省市近年来出台了相关法规,但其科学性、认同度、有效性还有待实践检验。”这位局长说。

  显然,在城管执法的许多领域,权属多头,但出现问题时总把城管推上第一线。这使城管经常站在公众和舆论指责的风口浪尖。

  湖南、山东一些城管干部举例说,仅仅一个广告牌,目前建设、规划、工商、城管都有管辖权。“但其他部门往往是争利益,一旦因强制拆除等发生矛盾时,怨恨就集中到城管一家身上”。

  一些城管领域不仅与百姓有执法争议,与政府部门之间也有执法争议。

  据介绍,像城市静态违章停车问题,交警部门不愿放弃罚款权。为了协调矛盾,一些城市规定人行道边缘以上归城管,边缘以下归交警。“如果一台违章停放的车辆,前轮在人行道边缘以上,后轮在边缘以下,该归谁管呢?”

  “很显然,城管的执法范围很宽,但其法律地位不明确,权责利不一致。”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说。

  正如一些网民的质疑,当“追打、没收”成为城管的社会代名词时,这就不是哪个具体城管人员的问题了,而与城管制度设计有关。

  10年前起步的城管执法,是我国改革现行行政执法体制、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一项新实践。其本意是整合分散的执法力量。但不断曝光的“城管事件”显示,城管在被赋予众多执法权的同时,却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履行职责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行为变异。”

  城市管理不等于“城管”

  频频发生的“城管事件”显示,当下一些地方只关注了城市化“光鲜”的一面,而没有给由来已久的城市“城摊经济”一个合理出口。

  城管执法的对象多为城市低收入群体。调查显示,衡阳市区人口约100万人,其中10万人靠沿街小门面、流动小摊贩、跑“摩的”等维持生计。

  这是一道不难计算的“民生问题”:衡阳城管搞问卷调查,即使靠“地摊经济”谋生的10万人都反对,全市赞同度也能达到90%。而一旦推行起来,普通市民往往选择“沉默”。面对的执法对象,不满意度则达到100%。

  据记者调查,“地摊经济”的主体是进城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农民工兄弟有意无意中把乡村习惯搬进城市。在城管看来是违章行为,在他们看来往往顺理成章。

  包永江说,城市化应是“化”农民。城市管理是一个系统性、社会性课题。仅靠城管部门一纸“拆除令”、几场“取缔”行动、几声“罚款”吆喝,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明表示,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期,城管执法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现阶段,城管执法目标需要考虑:我们是仅仅要一个简单干净的城市,还是要一个生动丰富的城市?

  他说,从现实情况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彻底取消小商小贩,因此,如何让“地摊经济”在城市中有序经营,既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更需要提供有效服务。

  2009年1月初,浙江省推出“城管新规”,首次提出对初次或轻微违规的小商贩不处罚,只签订《不再违法保证书》了事。同时规定市、县、镇政府在制定城镇规划时要确定相应的经营场所,供农产品、小商品等小商小贩从事经营。规划确定的经营场所不能满足需要时应当及时修改。

  从浙江“城管新规”的一些内容看,实际上承认了小商小贩的背后有民生所系,承认了流动摊点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生存的意义。

  此前,北京、深圳、厦门、汕头、青岛、西安等地也出台了“城管新规”。记者查阅这些城市出台的城管执法条例,发现大多强调了“公众城管”等理念。如查扣物品限期处理、轻微违法及时纠正不处罚、城管部门不得以罚款作为经费来源等。这些条例还强调了对城管人员违规行为的处罚。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等专家表示,寓管理于服务以及“公众城管”等新理念,应是城管改革的方向。今后“执法型城管”必须向“服务型城管”转变,坚决杜绝粗暴执法行为。
 楼主| 发表于 2011-5-18 18:56:38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民时评:如何挽救更多的“夏俊峰”
金苍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与2006年北京小贩崔英杰被判死刑一样,刺死城管的沈阳小贩夏俊峰,在最近激起了同样巨大的情感波澜。城管与小贩之间扣货掀摊的“猫鼠游戏”,已然升级成你死我亡的“搏命争斗”。

  无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着一样的情感情绪,也有着一样的行为逻辑。不能“妖魔化”小贩,也不能“妖魔化”城管。只有在这个共识之下,才能开始考察,究竟是什么让小贩和城管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屡屡酿成悲剧。

  一个共识是:城市管理不可能“分兵把口,各管一摊”,需要有综合执法队伍  城管。而一个矛盾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关于城市管理的独立法律法规,城管的各项执法权,原本应由相关的业务主管部门行使。可以说,这样的矛盾,正是来源于城市管理中存在着的制度断裂。

  从具体的行为来看,城管的暴力执法,或许是一个“霍布森选择”  17世纪的英国商人霍布森贩马时,只让顾客挑选最靠近门边的马,这是一种无选择余地的“选择”。执法时,“合法”的过程应当包括表明身份、告知权利、收集证据等。但“猫鼠游戏”使城管只能自创规则,最终往往走向暴力之路。

  而另一方面,小贩又如何?小商小贩可说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下岗职工、进城务工人员等是这个群体的主体。对他们,“摆摊权”可能是“生存权”。但也要承认,他们面临“非法化”的问题:流动摊贩确实有很多负面效应,对于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甚至对于其他合法小商贩的利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侵害。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城管行为方式的改变;第二,小贩身份地位的改变。

  对于第一点,需要完善城管执法行为的控制机制。现在,城管的收入,很多还是跟罚款挂钩,这种“执法经济”,必将损害执法的态度与公正。说到底,罚款只是手段,维持城市秩序才是目的,首先要改变的是这种可疑的“绩效工资”。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城管执法的监督  深圳剥离城管部门的监督职责,建立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值得借鉴。

  对于第二点,政策路径相对明朗。可以划定区域和时段,对小贩进行疏导,使其有序经营:山东济南城管制作“西瓜地图”,在全城划出四百多处临时经营点让瓜农卖瓜,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或是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引导小贩成立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和约束。另外,也可以探索城市管理的公众参与,利用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猫鼠游戏”中引入第三方力量。社会管理社会化,这或许也是未来社会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当然,改变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疏导管理是否会增加小贩的经营成本,从而恶化其生存条件?而对城管行为的控制机制,如何调配所需的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这些,不仅是对夏俊峰、崔英杰的保护,也不仅仅是给城管队员的“正名”,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和谐有序,需要相关的管理部门,以更多精力、更大智慧和更好耐心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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