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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沈逸:互联网可能引爆世界大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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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8 18:28: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互联网客观上促成一个超越国家边界限制的全球信息空间。在虚拟网络空间传递的各种信息,首先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其次是影响现实生活,还在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互动。虚拟世界的信息传递,可能引爆现实世界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会激化、放大、加速抑或催化了原先就在现实世界已经存在的种种矛盾。


 沈逸: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者

  如何在变化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的主要议题。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美国已故的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必须兼顾制度化发展与参与热情的平衡,必须注重消弭预期提升的速度与满足预期能力之间的鸿沟。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这种担忧越发重要。


  互联网客观上促成一个超越国家边界限制的全球信息空间。在虚拟网络空间传递的各种信息,首先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其次是影响现实生活,还在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互动。虚拟世界的信息传递,可能引爆现实世界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会激化、放大、加速抑或催化了原先就在现实世界已经存在的种种矛盾。


  当然,信息革命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真正的挑战在于“政府能力”:有效的政府不但可以应对挑战,而且还能借助信息技术获得远比过去更大更有效的影响力或权力;处于相反情况的政府,其权力则可能受到强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双重挤压,从而加速权力的流失。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亚、约旦、叙利亚、也门、沙特、伊拉克等所有国家都面临粮价飙升、信息技术扩散、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的考验和挑战,但各自的应对能力、策略以及后果各不相同,但在应对来自网络空间的冲击时都很乏力。就应对的基本思路而言,以下三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关键的:


  首先,短期内,面对包括来自发达国家信息干涉在内的网络空间冲击,转型国家或许可以拦阻甚至切断网络空间的信息,一如埃及政府在2011年2月做的,但这种压制的代价一是付出经济成本,二是支付了因为信息不透明引发的政治与社会成本;三是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解决真正导致问题的社会原因,只能面临更加激烈的反弹,把更多的行为体从虚拟空间逼上街头。


  其次,彻底的摊牌或者说原有秩序在短期内的迅速解体,并不能自发带来新秩序,不会自动解决原有的问题,更加不可能实现人类对某些价值的良好追求。利比亚的局势显示,彻底摊牌之后,冲突双方乃至国际社会就是个“三输”的局面。网络空间变身为更加直接和血腥的武装冲突,尽管看着没有某些战争游戏刺激,但宝贵的生命在这种冲突中会流逝。社会矛盾的真正解决,民众生活的实质性改善,幸福指数的提高,都必然而且只能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实现。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稳定”的内涵正逐渐从工业化时代基于科层制的“静态稳定”,向着网络时代的“动态稳定”演进。信息的高速流动,注定加剧人们的心理波动,设置足够有效地制度边界,确保变化的规范发生,将其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将成为考验各国政府能力的新问题。


  第三,迅速发展的技术,在提升各类行为体行为能力的时刻,也呼唤着必要的自我克制。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个体,本能地凭借自身最大优势,追逐最大、最显著、最快的回报。这是基本的经济理性使然。但无数个体理性的叠加,最终出现了整体的无序状态,比如抢购日用品。显而易见的是,信息技术在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短期获得优势的行为体有滥用这种优势的内在冲动,“互联网自由”从一种“价值”变身某个国家的“战略”,又或者用某种特立独行来冲撞既存制度的不合理之处,都是这种诱惑和冲动下的产物。


  这是个大时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的年代。生逢其时,唯有激流勇进,别无他途。▲(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者。)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4/1615477.html




  

发表于 2011-4-9 19:03:05 | 显示全部楼层
看一下。。。。。支持。。






 楼主| 发表于 2011-8-18 09:58:07 | 显示全部楼层
网络改变了中国吗?

  由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就像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资本主义时代,机器运作取代了手工作业,任何技术逻辑的飞跃都会演变为社会逻辑的进步。互联网革命亦如是,中国的第一家网吧诞生在1996年,它有50台联网的电脑,每小时收费30元,其时中国网民的数量不足2万。2011年,中国有网民4.85亿,网站191万个,网络是生活工具、生活方式,也是人性展示场。

  4.85亿网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构成,他们中有官员、意见领袖、草根民众,这个族群的社会身份各有落差,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丰富性成就了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让我们得以目睹网络问政、恶搞精神、人肉搜索等各种气质迥异的互联网作品横空出世。网络其实只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流窜通道,把碎片拼接到一起,就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浮世绘。线上的中国风貌就是线下的中国实景,大喜和大悲同在,有举国欢腾的盛会奥运,也有彷徨无助的弱女邓玉娇。

  互联网是技术至上的产物,在发展中却渗入了更多人性的特质。网络走到今天,网民已经不再是受众,而是主体,他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情绪出口里参与这个国家的大喜和大悲,为邓玉娇呐喊,为“7·23”遇难者追问,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发声,少数派意见也不至湮灭。网民既是网络内容的创造者,也是现实社会的监督者,在破坏和创造的历练中,网民成长为网络公民,网民的声音即是民意的投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苏特在离职时留下名言:“和谐的国家生活,来自多股力量的相互抗衡和争论。”看起来互联网正在实现这一点,它独有的平等属性和互通的特质让人们学会了在争议中寻找社会共识。

  互联网提供巨大的信息空间和宽广的言论平台,它的触角也不限于此,门户网站拓展了新闻空间,社交网站拓展了沟通空间,B2C和C2C网站拓展了商业空间,搜索引擎拓展了知识空间,简而言之,它们拓展了中国人的选择空间。但这种选择未必是无限的,2011年中国的网站数量191万个,比上一年的383万个减少了将近一半。这种现状暗合了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在《沸腾十五年》中所说的“中国互联网必须接受中国式的监管”,但你不必担心互联网带来的新新气象和变革步伐会有所放缓,林军还说过“互联网是中国改革的下半场”,这句话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积极的方式解读:互联网是人类最美好的发明,而它带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文/胡尧熙)

  胡泳:互联网打破垄断

  互联网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译著有《数字化生存》、《比特之城》等,生于1965年

  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有三: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体长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现在被视为“沟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中介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Web2.0媒体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而这在传统的、国家控制的媒体渠道中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在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作用初显。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

  尽管有以上的进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障碍因素。这些可以归结为三点:政府仍然保持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网络控制体系并执行严厉的网络监控政策;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仍然较低。这些障碍使得互联网不可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相反,非正式团体和个人利用互联网创建自主社区、促进政治参与的方式产生了最大和最积极的政治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                              

  (采访/邝新华)

  方兴东:互联网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互联网学者,著有《IT史记》、《起来  挑战微软霸权》等,生于1969年

  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催化剂。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就是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一个是信息透明,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引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另一个是带来了全新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方式。比起房地产和股市,互联网领域并不是中国财富最聚集的地方。但是,互联网领域是中国财富最阳光、最干净的地方。截至目前,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总和达到2500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阳光财富创造地。这万亿财富,大致三分天下:大约有1/3的财富由国内外风险投资获得,尤其是国外风险投资,他们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得到了巨额的财富回报。还有1/3主要是国内外购买中国互联网公司股票的股民们,随着中国互联网股价的上涨,他们也分享了互联网的盛宴。还有1/3,主要是由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和管理团队分享。这万亿财富,正在全面推动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更为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浪潮,这笔财富堪称是中国最有社会价值的投入与产出。

  互联网已经成为公共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必争之地。与十年前相比,政府管制和互联网治理的力度空前加强。国家政策思路从“先发展再管理”转变为更为保守的“先管理再发展”的思路。各部委之间的互联网管理协调和互动成为全新的挑战,政府部门的政策极大影响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和成长空间。针对中国互联网本身的管理制度还没有突破,这是最大的遗憾。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也成为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10年前,互联网影响的只是人们的梦想和想象。而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都与互联网直接相关。这主要由四大倒置所造成:小孩比家长更懂互联网;学生比老师更懂互联网;员工比老板更懂互联网;群众比官员更懂互联网。这种倒置总体来说是好事,矛盾的积累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包括我们互联网管理制度的突破。

  十多年来,中国网民从0提升到5亿;从三大门户赶着泡沫破灭的末班车上市,到50多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阵营;领军的网站市场价值从当年的10亿美元级别提升到600多亿美元;一批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从无钱、无权、无势到今天的一个个首富……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巨大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这些惊人的数字上。最根本的是,中国互联网将数亿的中国人带入了网络时代,将中国从一个半工业半农业社会带入信息社会。互联网普及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带到中国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采访/邝新华)






发表于 2011-11-4 16:53:28 | 显示全部楼层
柏图仕,下载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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