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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中国问题:从制度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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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2-16 09:44:40 | 显示全部楼层
周小川:需要更加注重实体经济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15日17:13  中国广播网
周小川:央行已经不再把年度新增贷款总规模当作最重要指标(资料图)

  导读: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财经》年会发表主旨演讲透露:央行已经不再把每年的年度新增贷款总规模当作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年度新增贷款总规模不再作为重要指标,信贷规模如何把握?反思金融危机教训,应该如何把金融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有机结合起来?

  中广网北京12月15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刚刚在这次年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在演讲中,周小川透露,央行已经不再把每年的年度新增贷款总规模当作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周小川说,现在社会融资越来越多元化,金融市场深化和金融工具发展,使得银行贷款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只说贷款总规模,恐怕已经不全面。另一方面,中国在去年提出了“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概念,来衡量社会融资活动。

  周小川认为,这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带来很多教训,危机的产生是从金融业开始的,但是金融业的问题反过来拖累了整体经济特别是拖累了实体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争取经济复苏时,由于金融体系受到危机的冲击,金融业给实体经济复苏提供的支持不够。经验表明,经济需要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对于金融部门要加强监管,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也需要加强。

  周小川表示,对于违法的民间借贷行为,相关部门要做好监管;对于利用信息优势进行的正常借贷行为,可以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他还表示,目前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划分有一些概念不对。比如理解金融就是虚拟经济,制造业或者是其他类别服务业就是实体经济,这个理解是不对的。

  有趣的是,正当周小川在财经年会上发言,强调金融业要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时,身后的背景板轰然剥落,对此,他笑着调侃,“看来办年会也是需要风险控制。”

  年度新增贷款总规模不再作为重要指标,信贷规模如何把握?反思金融危机教训,应该如何把金融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来做评论。

  叶檀:央行行长的话其实代表了好几层意思。第一,我们以后不再用行政性手段来控制贷款、控制信贷,而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潜台词是利率市场化的角度会相应快一点。那么到底发放多少贷款是由商业银行自己来决定,而不是听命于央行。第二,牵涉到基础货币的发放,我们知道贷款会产生衍生贷款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会被归入基础货币领域,现在如果不抑制信贷,我们会用其他指标来替代。所谓的其他指标,以广义货币发行量作为指标,当广义货币发行量比如M2增长幅度高达14%-15%时,它足以支撑中国未来GDP8%的增长率。所以从历史经验来看,广义货币发行量跟GDP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对应关系。此外,我们还有过另外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比如说税收指标、再贷款指标等。我想周小川行长现在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即我们肯定要逐渐摒弃行政化调控手段,以市场化利率手段或者存准率手段来进行调控。那么对于基础货币的调控,我们会以其它的广义货币发行量或税收来进行调控。

  主持人:就是说调控的指标已经不再是过去单一的信贷规模,可是这样一来,调控的难度会不会进一步加大?

  叶檀:调控难度是会加大,因为每次动用行政手段时,虽然对于市场不利,但每次调控都特别有效。比如市场进程不那么快的时候,或者行政色彩比较浓的时候,用信贷调控手段或者是用存准率手段来调控,都会对市场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当你用市场化手段去调控的话,作用比较间接,可能见效比较缓慢,这时候市场和调控者本身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即要适应滞后期比较长这一情况,但是为了未来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个适应还是有必要的。

  主持人:接下来看第二个重点,金融业如何给实体经济复苏提供足够的支撑动力。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国家金融产品相对来讲较少,周行长也说,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其实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美国的金融相对来讲比较发达,但是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却给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留下隐患,甚至还形成了金融危机,接下来您觉得我们国家的金融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能不能做有机结合?

  叶檀:金融跟实体之间结合确实比较难。像美国这样的金融发达国家,在金融离开实体经济自行发展之后,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金融泡沫。所以像美国这种模式发展到现在为止,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吸取,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刚刚起步,我们必须要建立在金融为实体服务的基础上来考虑中国未来金融业的发展。如果我们摒弃这一条,那金融只是通过金融泡沫来增加高管收入,增加银行利润,这样的发展模式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很不利,很多人会因此离开实体经济而转入到金融领域。

  主持人:那您认为既然金融创新不能够离开实体经济,而且必须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接下来对于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金融业的支持应该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呢?

  叶檀:金融业的支持会体现在许多方面。第一,我们建立比较健全的金融层级体制。比如地方层面的银行由于对地方信用比较了解,可以服务于地方小微企业。另一方面,在金融的融资方面通过利率市场化,给某些企业以比较高利率的利率贷款,因为这些企业的风险比较高。与此同时,它可以给一些当地的小型企业贴息贷款加以扶持,这样,中国的中小企业制造业就发展起来了,而不是“一刀切”。
 楼主| 发表于 2011-12-16 11:51:42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能源局15日正式公布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对于风电、光电“上网难”瓶颈,国家能源局透露,下一步将推出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可能在明年初形成和实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称,随着“上网难”等短期瓶颈在两三年内得到解决,“十二五”风电、水电装机容量目标仍有望上调。

  在15日召开的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成果总结会上,国家能源局披露,到2015年,我国将努力建立有竞争性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太阳能热利用及核电等非化石能源开发总量将达到4.8亿吨标准煤。其中,到2015年,风电将达到1亿千瓦,年发电量1900亿千瓦时,其中海上风电5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将达到1500万千瓦,年发电量200亿千瓦时。

  对于风电、光电“上网难”瓶颈,国家能源局透露,下一步将推出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目前该配额制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框架,可能在明年初形成和实施。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15日说,要继续制定和完善可再生能源政策设计,特别是配额制、交易制度;大规模风电的并网、管理运行,包括海上风电,太阳能的分布式利用。

  对电网企业而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微博)指出,在国家电网(微博)和南方电网之下,各地电网的容纳能力不一,配额划分存在难题,“比如内蒙古、宁夏等地,电网既要新增输出风电、光电,又要保证输出既有煤电,输电压力较大,为了提高当地配额而新增的技改等成本,最终仍将转嫁到上网电价”。

  对发电企业而言,周大地认为,即便明年有望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假设按发电量3%至5%去设置配额,一方面要考虑“就近输配”有无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要考虑跨区域输送的成本问题。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说:“我国要继续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创造新的条件实现一些突破。如果现有的电力运行机制不做调整,电网容纳更多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会遭遇‘瓶颈’。”

  周大地最后呼吁:“除了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热电联供的‘上网难’问题也亟待解决。电网优先接纳对象,应该综合考虑经济性、技术性等指标,不能只有可再生能源一个选项,还应囊括综合利用、高效利用、分布式等其他优质能源。”
 楼主| 发表于 2011-12-16 14:12:49 | 显示全部楼层
对“国进民退”的四点思考


  
  1. 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缺乏社会契约观念,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不仅征税抽捐从来没商量,抄家夺产也很随意。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直持续至今。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失去弹性的政治体制,最终令革命在与改良的赛跑中一举夺标,导致了满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中国近代以来几次的“国进民退”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与垄断和特权息息相关。
  
  1999年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时,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曾尖锐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纵观60年来的财富分配,前30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后30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团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明显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2. 立法自坏无法取信于民
  
  前三场“国进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经济政策上来回切换:清政府在铁路民营政策上失信于民,国民政府利用战时体制,扶植官僚资本,打压民营资本;50年代不顾《共同纲领》的承诺,迅速吃掉全部民营资本。近代经济的几度轮回,都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重复支出。今天,当有人为山西“煤老板”的覆灭叫好时,却没有意识到社会“仇富”心理所痛恨的资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为背景的;同时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正在挑战《物权法》和宪法。
  
  这种以政策对抗法律的举措,60年来已出现过多次,给政治、经济造成了无数折腾。“文革”结束后,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就国家对公民的伤害作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的政府中多有先例。立法自坏,则无以取信天下,不仅政府自贬信用,法律尊严尽失,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3.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他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违背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及配套的监督机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权力寻租下的官商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公众权益……。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后果往往是化大公为大私。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4. “国进民退”违反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局部地区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民进国退”才是人间正道。
  
  52年前,张奚若先生曾批评过党政工作中的“四大偏差:“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11]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屏蔽历史,只许讲成绩不许讲错误,既违背实事求是传统,也违反科学发展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实为60年来官场之积弊;鄙视既往,不知慎终追远,就没有将来可言。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2009年12月4日 重写
                                         2009年12月14日 改定
                                           《财经文摘》2010年第一期
                                           《文史参考》总第三期  
 楼主| 发表于 2011-12-16 14:13:3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农立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转而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的主张,被称为“自强运动”的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惯性思维,历经清末、民国迄今,一直持续存在。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的枪械、机器制造和造船,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轮船运输、矿业、冶炼、纺织、电线电报、铁路等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所谓“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利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即官督商办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其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甲午年(1894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1]。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在李莲英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俨然成为朝廷重臣。地位变化后,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于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二、第二场“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如果说清末的“国进民退”有较鲜明的人治特色,国民政府的“国进民退”则带有深刻的团体烙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继承了会党传统,而“以俄为师”重建的国民党,融入了列宁式政党的集权血液。其经济政策中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外患的加深和权力的膨胀而日益凸显。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抬头,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全国实现了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1927 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发展,互有消长,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包括矿业)约有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本约为11.7亿元,官营资本只有2.06亿元,约占15%[2]。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计划经济。例如卢作孚就主张:“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3]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孔、宋等豪门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乘机凭借体制权力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
  
  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
  
  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不仅导致了政权的腐败,也加大了“国进民退”的比重。在经济部接收的2243家工矿企业中,除保管未处理者448家外,转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交资源委员会等机关经营者1017个,发还原业主者298个,标售给民间经营者441个,其中电厂因多系国营或战前已有原主,未作标售[4]。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国进民退”已成定局。
    
  民营企业家事前曾警告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
  
  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当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出于扩充税源等考虑,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时,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令这一方案无疾而终。
  
  从宏观上观察,当民族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民族主义的向心力便无法维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要求便成为新的主题,而宪政民主和平均地权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军事失利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财政崩溃、社会解体、民心思变,令三民主义遭遇了最惨重的失败。
 楼主| 发表于 2011-12-16 14:13:5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冲击,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企业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推行“对资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前发动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5],“对资改造”在 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势,令工商业者别无选择。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当时资本够2000元即划为资本家,95%的人领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几元钱。很多人宁愿放弃定息,以摘下尴尬的“剥削”帽子。
  
  1957年“鸣放”中,上海企业家李康年建议: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年期分为20年,一次性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关于定息的性质,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民建、工商联副主委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但毛泽东坚持定息是剥削,这两人的主张成了“右派言论”。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6]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1981年又从当时在世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这些人已被改造、专政了25年。
  
  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问题上,国家财政部1979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7]。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8]。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造成人口统计上负增长2000万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内乱,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以国营经济垄断一切,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资本失去了发展动力,经济生活成为铁板一块。这一时代的的特色是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悖离了现代经济多元发展的主流去追求现代化,无异于南辕北辙。
 楼主| 发表于 2011-12-16 14:14:19 | 显示全部楼层
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民营经济的复活,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30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我国企业的99%为中小企业,其中80%为民营。
  
  民营企业新的原始积累周期,浓缩了从晚清到民国八十余年的历程,其间既有矿难、黑窑奴工那样的汗血“原罪”,也有凭借科技、商机等掘取“第一桶金”的艰辛与惊险,不可一概而论。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民营经济从被消灭到重新崛起,资本犯了两次“原罪”,社会成本是重复支出的。在前苏联及东欧阵营,也存在相同的历史教训。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国际论坛上承认: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另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9]。
  
  银行“嫌贫爱富”,难得雪中送炭,偏爱锦上添花,是多年形成的惯性。已有的放贷门坎,从设计上就不像是为中小企业制定的;银行不愿承担正常的风险,放贷决策受到营利性担保公司的制约;审贷程序繁复,有时即便贷款到位而商机已失,缓不济急还须照付利息。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 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规模和财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很难组建和保持高素质员工队伍,在竞争中越来越陷于劣势。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今年股市冲高狂跌,楼价不降反涨,多起“地王”争夺战硝烟弥漫,诸多违背经济常规的表象,不难追索幕后兴风作浪的巨资来源。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在中小企业萎缩、就业率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在刺激消费与增进税收上的挹注,笃定要打水漂。
    
  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用纳税人的钱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是最大的不公。以往的投资偏向金融、商业投机而不是实业振兴,偏向股市、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去年一场股灾,荡涤了一亿中产阶层;今年楼市的非理性狂涨,已令80后以降的新生代担心终生买不起房子;这些都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国有企业中的国家股,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全体人民皆为股东,却从来未见国企给人民股东分红。2008年开始实施的“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大部分的盈余仍保留在国企。包括三家石油公司、三家电信公司与两家电力公司在内的大型国企,今年的获利比去年金融海啸前增长30%,企业总部富丽堂皇,员工平均薪资较私人企业高出82%。今年某石油企业斥资20亿团购商品房,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在关注山西民营小煤矿重组的同时,最近的黑龙江国有煤矿瓦斯爆炸惨剧也在向人们昭示,国企的管理未必安全。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认为,建行中小企业业务相对于大型企业业务综合收益更好,达到了大型客户的2.8倍。“从战略上来看,把中小企业业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业务是非常有道理的。”[10]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两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便捷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
  
  中国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楼主| 发表于 2011-12-16 17:34:1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是山东的一家小型生产企业,举例说明我的沉重的税费负担。我真后悔死做实业了!

   前几天有一单生意,生产加工一种产品,原材料进价每吨1万2左右,总生产数量2000吨。该产品加工工艺简单,各种损耗很低,每月可做350吨,算上工厂的水电气,人员工资等综合成本每吨200元(考虑到现在生意不好做,设备折旧等一些损耗就不计算了),我打算在1万2的基础上加价600元出厂。想想除去检修、停电或其他特殊原因,6个月可以完成生产,如此算来,半年毛利润120万还是合算的(大吨位产品,这样的毛利不算低了)。

   结果,财务给我算了一笔税务和费用帐,我的心马上哇凉哇凉的,要求需方每吨加价50元,对方说现在生意很难做,加50元钱后他也没有竞争力了,我们反复讨价还价,最终降到每吨加30元生意都没有谈成,我快郁闷死了!

   现在晒一晒财务给我的账本(为计算方便,数额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大家看后自然明白现在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做实业了,已经做实业的为什么连肠子都悔青了:
   首先说税:

   国税:要缴纳的国税有增值税和所得税。
   一、增值税:大家都知道增值税税率是17%。
   1、原材料进货价格及进项增值税税额的计算,以每吨12000元计算。原料进货价格(不含税):12000/1.17=10256.41元;进项增值税税额:12000/1.17*0.17=1743.59元。
   2、产品销售价格及销项增值税税额,以每吨12600元计算。产品销售价格(不含税):12600/1.17=10769.23元;销项增值税税额:12600/1.17*0.17=1830.77元。
   3、销售后应缴增值税税额。1830.77-1743.59=87.18元
   4、税负。国家为了防止偷税漏税,设定了一个行业增值税税负率。计算方法为:税负率=应纳增值税额/不含税销售收入*100%。当地税务部门给我公司核定的税负率为2%。如果我按实际应纳税额87.18元计算,则税负率为87.18/10769.23*100%=0.81%,远低于2%的设定税负率,那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税务局有个金税系统,它会预警,提示该企业存在税负偏低的情况,应该注意是不是有偷税漏税的嫌疑。于是,企业的税管员就要调查,同时写报告向上级税管系统进行说明。那结果会怎样呢?税务部门会坚决认定你的税负率过低是因为你有未开票销售的情况,所以你必须补缴税款到核定的税负率。应该交多少呢?2%*10769.23=215.38元。则你实际多缴纳增值税:215.38-87.18=128.2元(这样收税是不是比拿刀去大街上抢钱还爽)。

   二、所得税:为方便征收,当地税务部门核定的所得税征收计算方式为:销售收入(不含税)的1%。即10769.23*1%=107.69元。

  综上所述,国税要缴纳:215.38+107.69=323.07元。如果按实际情况缴税应为87.18+107.69=194.87元。加税128.2元。

   地税
   一、增值税附加税。当地增值税附加税包括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和水利建设基金。

   1、城建税。按增值税税额的7%征收。215.38*7%=15.08元。如果按实际应缴增值税额计算为:87.18*7%=6.11元。

   2、教育附加税。按增值税税额的3%征收。215.38*3%=6.46元。如果按实际应缴增值税额计算为:87.18*3%=2.62元。

   3、地方教育附加税。按增值税税额的2%征收。215.38*2%=4.31元。如果按实际应缴增值税额计算为:87.18*2%=1.74元。

   4、水利建设基金。都说政府在给小企业减税,可我们企业的税收不但一分钱未减,到是在大约3个月前增加了1项水利建设基金,按增值税税额的1%征收。215.38*1%=2.15元。如果按实际应缴增值税额计算为:87.18*1%=0.87元。

  上述税额相加,增值税附加税共计28元,而按实际计算,应该缴纳11.34元。

   二、印花税。当地印花税的计算方式为:按销售收入(不含税)*130%后的万分之三收取。10769.23*130%*0.0003=4.20元。

   三、土地使用税。当地为小城市,按每月每平方米0.3元收取。企业占地约10亩,即6667平米,则每月应缴土地使用税0.3*6667=2000.1元。折合每吨产品摊入成本5元。

  各项地税相加,总额为28+4.20+5=37.2元。而按实际计算,应该缴纳11.34+4.20+5=20.54元。加税16.66元。
   总之,国税地税相加应缴纳323.07+37.2=360.27元,而按实际计算应为194.87+20.54=215.41元,实际加税144.86元,实际加税率为67.25%。
  
   我上面只说了税,那费有多少呢?

   税务部门代收工会费每年大约3000元,代收残疾人基金每年大约3000元,其他还有不仅仅税务部门收取的,还包括工商、技监、电力、环保、安监、公安、银行、计划生育、乡镇等部门收取的诸如年检年审、考核评比、检查验收、购货审批、会员注册与会费、软件使用与升级、汇算清缴等等等等叫不上名字,多如牛毛的费用,每年顺利的话,拿出8万是有的,但如果你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掏多少钱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多少了!

  如果把上述费用摊入成本,每月大约6000元,折合每吨产品增加成本15元。

  如果我再把逢年过节(中秋和春节)孝敬各部门各领导的费用算上,就算10万吧,每月约8000元,每吨成本至少增加20元。那么费用造成的成本每吨为15+20=35元。

  那么,我的产品600元钱的毛利润都是由哪些构成的呢?税360.27元,占毛利润的60.05%;费35元,占毛利润的5%; 生产成本200元,占毛利润的33.33%。合计非材料成本595.27元。

   我的纯利润是多少呢?600-595.27=4.73元,占毛利润的0.79%。

   辛苦半年会挣多少钱呢?4.73*2000=9460元!平均每月赚1577元!如果生产过程中一有特殊情况发生,那赔钱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如果正常收税的话,我还有点活路:360.27-215.41=144.86元,一单生意下来,可赚30万左右:144.86*2000=289720元。

   而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呀!为什么就成税了呢?我没有偷税漏税,也没想过偷税漏税,可现在我想明白了,我要请大家教教我,怎样才能偷税漏税呢?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呀!!!
 楼主| 发表于 2011-12-20 17:28:21 | 显示全部楼层
土改最终会不会变为涂改?这个不好说。但确实是又一种寅吃卯粮的一种方式却是真实可预测的。土地私有造成的后果肯定不利于社会稳定(在当前这种体制,国民素质,国际形势的制约下)。那么土改最终会演化成什么呢。估计不外乎这几个情况。1.如房地产一样,振兴中国经济10年以上,2.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政府维稳可控力下降。3.权贵资本主义完全抬头。土地集权再次出现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面。4.后土改时代,国家机器调控能力逐步下降。往散沙状发展。5出现私人寡头,国家资源不再为国家垄断,转而成为私人权贵垄断。6中国9亿农民人彻底的站起来。7社会主义所有制彻底让位于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红色转为蓝色。7外部势力可出手围剿分解中国的形势更有利。8农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抵抗政府及买办。9骑虎难下,一锅夹生饭。前苏联的危局出现。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

     一。中国的民主进程完全不成熟,近代中国民族都是学习西方揠苗助长式的,是被师傅点拨的,不是自我的意识觉醒,是邯郸学步式的。一个从2000多年封建社会突然转型为一个最优质的理想模式下生活的民族。它目前的承受能力还很脆弱。选择民主的方式还很幼稚。(有人说你读过中国近代史吗?中国是走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的。而且这个历程太短了!简直不值一提。没有积淀,没有内容。但记住,这个提法里面没有半资本主义,有人说有民族资本主义,笑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历程也算得上“历程”?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主义。我们是从地下室一下子住到了迪拜的最高楼)就像宋丹丹的小品保姆“我叫魏淑芬!”

     二,土改对不对,对,但是现在提出土改对不对,不对。土改本来不用改。因为建国初期其实老百姓是有土地证的地契。中国革命的本质是什么,是土地的革命。这个毛选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革命革的是谁的命?革的是土地集权的命。土地是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最后的依赖。所以革命成功。在建国初期中央毛太祖时不同意土地收回国有的。但在十年文革后,却变成了土地国有,邓也是反对的。可以说,没有不反对的,但是后来再没人提过,因为当时平凡,政改。重振经济才是大事。而且土地国有确实有利于国家在困难时期的资源分配和调节。现在土改,会把土地最终改给谁?违法广告是唯一的-“权贵资本家们”他们将来囤积土地,大肆圈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没有了土地的农民大到按将来的人口增长速度的总和30%(最保守的)来算,这些失地的人不好说会不会再上一次“井冈山”。所以说,这份大礼来的有点晚,而且来的有点大,一般人儿估计接不住!当然,我相信,你肯定不是“一般人儿!”

     四,拿家中最后的“镇家宝”只为了搞点闲钱这个理由确实只有真正的败家子才会想的这么透彻,看得这么明白。庸人是看不明白的。拿到国土证爽不爽?爽!把它明天就卖了换来一百万爽不爽!?爽!换来一百万咱进城天天下馆子去爽不爽?爽!顺便也去个“天上人间”爽不爽?爽!找媳妇好找了,可以在城里没有房没有车,但我村里有地,不嫁给我我找别的人了,爽不爽?爽!确实挺H的。但是土地流转后,权贵肯定比你先一步。一番连抢带买带圈,你还剩什么?剩下意大利的皮草?法国的香水?你什么都没了。直接从有产者变为彻底的无产阶级。这是2000多年的历史经验决定的。中国的历代政权的更替核心是什么-土地!(思想,文明,社会进步那都是它的农副产品而已)过去是地主把你家的地全部放高利贷“典”走。现在是微笑着给你钱“买”走。结果一样的,你彻底的无产阶级最光荣。然后你会干什么,你会干三件事-想念毛主席!2想念当年被“圈养”的日子。3.上井冈山继续革土地的命!
    
     五,学习经济的人,要懂得政治。而要想这两门都及格,你必须还得学习历史。忘记历史的人迟早被历史遗忘。不要只图射的时候那个爽快。别忘了,备点去做人流还是结婚买房子也是要考虑进去的!现在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在饮鸩止渴,为了搞活而搞死!眼巴前儿时搞活了,就像中国的房地产一样。开始的时候规划的好好的。可是计划确实赶不上变化,最后。却走上了不归路。西方文明史经济史里总说房地产功不可没。那是因为土地在西方社会从来没有改变过它的属性,所以流通后世没有问题的。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怪胎!怪胎就是怪胎。既然没有了腿脚,你却要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可能吗?可能,那是在你的美好愿望里。吸了毒你还能把它戒掉?有人说就有人戒掉了。别扯淡了!你去问问戒毒所的回访记录,那是个什么百分比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些年愈有钱愈穷困?中央穷,地方穷,老百姓更穷?
    
     六。真正的药方只有一个分配!分配解决不了,谈民生?进而谈民主,最后奢望民权?那是白日梦!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要解决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假如分配问题解决了,“两桶油”拿出发给高管的几百万年薪在良好的分配体制下分给了你10%.你想想会是什么概念?国家经济会是什么概念?还怕经济不繁荣?还怕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还用得着打“土地”的歪主意?!假如分配问题解决了,社会还要什么维稳?还要什么打压?人民自发就打压那些跳起来破坏社会和谐的了。假如分配问题解决了,进出口形势不好又怎么样?南海问题又奈我何?还用的上建什么“池子!”我看,全建了澡堂子了倒是真真的!
 楼主| 发表于 2011-12-20 18:02:12 | 显示全部楼层
1、耕地不保证,粮食问题会凸显,而且,现在由于气候恶化,全球未来都会出现严重的粮食问题,这是根本;
2、土改问题未来的走向,谁都别说会路线很清晰,想不到的可能性很多,这里面只有一个较为肯定的情况就是要有大量的失地农民阶层出现,他们的未来生活 工作 教育 医疗 养老各个方面如何保障,欠账太多,殊为严峻。并且将来直接影响城市居民职业阶层,带来新的问题;
3、如果考虑发达地区低端制造向中西部转移,从而吸纳失地和失业劳动力,也是可以选项,但从总量上感觉并不乐观。因资源已经消耗,环境已无法承担更大的破坏;而且,东部产业升级感觉已是不可能的任务,总不能东西部将来干同样的低端制造吧;
4、农地流转后用来干什么?现代农业吗?置换再来盖房子吗?保证耕地红线不管怎么做都是前提,而且必须保护良田,整理的劣田替代良田的话会变相挤占耕地,我们的耕地数据到底怎样我不清楚,除非你相信统计局现在每年都是丰产;
5、长远来看,水资源会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瓶颈,特别是中西部,大量的工厂若真转移到中西部,对环境进一步进行破坏,将会造成恶果;
6、理性的分析,善良的愿望肯定不是现实,所以现实是对立面。并且作为一个文盲,我对组织那种神奇的力量还是必须相信的,你说一个技巧会有很大效果的吗?将来看细节吧
 楼主| 发表于 2011-12-20 18:04:59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的农村城镇化是虚幻的,是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的人凭一般常识作出的错误判断。
现在的农村三流异常严重,城镇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因素基本丧失。农村留守儿童近3000万,留守老人3亿,农村城镇化带来的只能是沉重的负担。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流转也将是谎言,在农耕只能保本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谁还会去开荒?当前解局的方法是把有钱人“赶”出房地产、银行、煤炭等行业,让国民经济从泡沫经济走回实体经济,而不是继续在泡沫圈里想招。只有大量的人群真正去努力工作,才是出路。
发表于 2011-12-21 09:05:44 | 显示全部楼层
古琳达姬,回帖是种美德!!
 楼主| 发表于 2011-12-22 16:04:51 | 显示全部楼层
茅于轼:2012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还是在房地产



    首先感谢中国有色峰会对我的邀请,今天我将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所有的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要省去很多内容。首先讲讲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还是GDP问题,GDP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就是全国人民一年生产的财富总值,这个财富包括我们所有用交换得到的享受,不管你这个交换是拿来买粮食吃还是理发、旅游,都是一样的,它是用钱来表示的。



    用什么钱来表示呢?价格,什么价格呢?均衡价格,什么叫做均衡价格呢?就是以这个价格你一定能够买得到,而且如果你有一个货,按照这个价格一定能卖得掉。能买得到,能卖得掉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在座的诸位做有色金属的买卖,你们赚的钱是不是GDP呢?是GDP,但是按照老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你们赚的钱不是财富的创造,你们是从生产劳动中分了一点钱,所谓生产劳动是有色金属的开采、演练、他们创造的财富。你们做买卖的从他们创造的财富里分到了一点。因此一个国家要财富增加,不是去做买卖,而是去开采冶炼。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呢?因为你们赚了钱可以买一些东西,超市里好几千种商品都能买。你们赚的钱和做开采冶炼赚的钱是一样的,所以一样的钱,没有区别,所以你们赚的钱就是财富的创造。这一条特别重要,就是一个经济存的钱可以买到一切东西,这个事儿好象不奇怪,但确实是一个经济学里最基本的问题。



  你为什么能拿钱来买东西呢?诸位提供给社会的服务是有色金属的买卖,你提供信息、规避风险,在这方面你提供了服务。这种服务跟生产劳动的服务有没有区别呢?没有区别,在财富量上讲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你提供的服务为什么可以用来购买面包呢?如果你是个做面包的,你自己生产面包,自己吃面包,知道自己能吃多少就生产多少。但是你提供的是有色金属的买卖,你为什么能吃面包呢?这里最重要的奥妙就是有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保证一切商品的供给,用什么办法保证?非常简单,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一切商品,包括我们的有色金属,如果供过于求就会倒掉。因此在这个市场永远买得到,也永远卖得掉。



  你在超市可以买到好几千种商品,包不包括粮食?当然包括粮食,因此粮食的安全、粮食的供给靠什么?靠市场,市场是什么?供不应求涨价、供过于求降价,所以你在超市可以买到粮食,有人不放心,说超市能买到粮食了,必须要有耕地的保障,要有18亿亩耕地,没有了耕地,你怎么买得到粮食呢?所以他认为你在超市可以买到粮食的原因是因为国家设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许减少,所以你能买得到粮食。这个看法对不对呢?你在超市可以买到刷牙的牙膏,你买牙膏靠什么红线呢?超市有好几千种商品吧?是不是每种商品都有一条红线呢?不对,没有那么多红线,只有一条线:供不应求涨价、供过于求降价。因此,只要有市场就不可能有什么粮食危机,什么能源危机,什么水危机都不可能发生。只有金融危机是真的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把这个市场给破坏了,我们在50年代末发生了大饥荒,那时的3000多万人为什么饿死?没有市场,不是没有耕地,也不是没有劳动。北朝鲜为什么那么多人饿死?没有市场,破坏市场,大祸来临。这一条太重要了,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是绝对不能破坏的,破坏了国际市场以后灾难就来临了,全世界的金融学家要懂得保护市场,很可惜,现在做不到,他们不见得懂得这个,他们保护的是别人的,如果你保护的是别人的,侵犯了市场,灾难就来临了,大难就来临了。



  那么财富是怎么创造的呢?财富当然要有物,要有东西,要有粮食,要有矿等等,但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渠道是通过交换。GDP是怎么来的?就是交换出来的,统计局怎么算GDP?他们是把交换计入到GDP里面去。而且我们说的GDP是指用掉的东西,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GDP,要用掉,把它花掉了,这才是GDP。一个东西生产出来放在货架上,那不是GDP,把货架上的东西卖掉才是GDP。所以严格来讲,把GDP叫做国内生产总值不是太恰当,它不光是生产,更重要的是把它用掉。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诸位做有色金属交易赚的钱不是靠冶炼和开采,我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农民生产了100斤小麦,他拿这些小麦要磨成面粉才能吃,拿到磨坊去,请磨坊的老板磨成面粉,他拿了10斤小麦给磨坊,背回去90斤面粉,现在我问大家,磨坊得到的10斤小麦是磨坊创造的还是农民创造的?磨坊有没有创造财富?如果他们创造了财富,那么这10斤小麦是不是他创造的呢?你说他创造了财富,10斤小麦明明是农民生产的,他没有生产出小麦来,于是他没创造财富,但他把小麦变成面粉了,给社会服务了,你怎么说他没创造呢?这个问题就使得经济学家想不通,大概有100年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一直到马克思以后才得到了一个正确的回答:这10斤小麦,从东西来看,从“物”来看确实是农民创造的,但是从财富来看,从价值来看是磨坊老板创造的。怎么证明呢?农民拿回去的90斤面粉,它的价值比100斤小麦的价值高。他没有损失财富,他还得到了财富,从100斤小麦的财富变成90斤面粉的财富,90斤面粉的财富比100斤小麦要高,他没有损失什么。所以模仿得到的10斤小麦是他创造的,不是农民损失的。这个例子跟我们做有色金属交易是一样的,我们做交易赚的钱不是靠有色金属的开采和冶炼,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财富。我们赚的钱跟任何一个行业赚的钱一模一样,都可以买东西。所以中国改革30年,财富极大地增加,其原因就是大家都赚钱,而不是大家都不去种小麦,都去开采冶炼,是大家都赚钱,钱多了。现在中国什么多?钱多,钱多是什么意思?你买什么都行,什么东西都多。过去我们老是讲生产劳动,不讲劳动的价值,所以就很穷,现在我们换了理论,不用那种过时的理论了。



  我们希望GDP越高越好,现在GDP提高的障碍在什么地方?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用不掉,买得少。所以现在我们叫做需求不足,叫做生产能力过剩,生产的能力很强,但是货架上的东西卖不掉。你卖不掉又不能订货,不能订货工厂就不能开工,生产就没有了。所以生产的多少现在取决于消费,取决于用掉,过去的情况是卖方市场,买得很多,生产不出来,现在是相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时间都是需求不足,都是买得不够,不是产不出来。我们的GDP拿来干什么用呢?三个用场:一是消费,我们吃的,穿的,用的,玩的都是GDP;二是投资,比如盖一座大楼,修一条地铁,这不是消费,这是投资,我们生产的GDP被拿来投资了;三是出口,现在我们拿来消费的占多少呢?占47%。投资占到多少?占到49%,出口占4%,消费占47%,投资占49%,这两个加起来是96%,还有一个4%是出口了。我们消费的47%当中老百姓消费的是34%,政府消费的是13%。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年,创造了多少财富呢?拿去年来讲,4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我们享受的,我们吃的穿的玩的、美容理发上学医疗一共是多少?1/3,34%。这个数字是非常偏低的,我们创造的财富只享受了1/3,那2/3跑哪儿去了?政府消费了13%。政府的办公用品、出差、公车消费,不包括政府建大楼,政府建的大楼是属于投资。出口的4%不算多,但是我们每年都有一定数额的出口,因此积累起来现在变成了天文数字。现在我们出口在外的东西有多少钱?20万亿。我们一年生产40万亿,现在出口在国外剩下的钱是20万亿,也就是外汇储备,我们的外汇储备是3万多亿美元,相当于20万亿人民币。所以今后我们国家的结构调整要大大提高居民消费,像美国的居民消费差不多要占到70%,而我们只有30%,连他们的一半都不到。他们生产出来的财富大部分是自己享受掉了,我们生产出来的财富只享受了1/3.



  我讲讲现在的状况跟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相比,人口从9亿增加到了13亿,增加了38%,但是小学生的人数从1.5亿减少到了1个亿,他们长大了就是劳动力。人口增加了这么多,小学生还减少了1/3,这是中国面临的人口大问题。进城打工的农民原来是吃不饱饭的,农村有很多人吃不饱饭,进城打工能吃饱饭,一个月还能拿到几百块钱,他非常满意,再苦再累的活他都肯干,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进城打工的人可以得到好的教育,信息非常通畅,国内的事儿国内的事儿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会上网了,不一样了。现在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30年前一年的收入,就拿买粮食来讲,现在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可以买一年的粮食。政府有老干部打天下、坐天下,现在这些人变了,原来那批人没有了,现在都是硕士、博士和留学回国的知识精英。本来是无产者,现在变成有产者了,我们让他们登记他们的财产他们还不太愿意。早先移民想到外国去多挣点钱,现在移民不是了,到外国是求安全,因为财产、人身比较安全。从前的国企赔钱,赔得财政负担不起,都被卖掉,现在国企赚钱赚得不得了,但是国企赚钱不是靠他们降低成本,主要是靠他们的垄断位置。社会民间也不同,老百姓过去要求的是平反,现在要求的是维权。政府也不一样了,政府那个时候要求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现在是维稳。中央集权、领导集权的形势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温家宝和吴邦国他们两个意见不一样,他们说的话不一样,这些都是党内的领导结构和30年前非常不一样了。



  这就涉及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中央经济工作提出“要发展实体经济创造财富”,我觉得这个话有问题,他们不承认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相关的,诸位赚的钱都不是实体经济,由于中央的这个看法的片面性,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制造大国,我们是全世界的制造中心,什么衣服、玩具、电子产品在全世界的超级市场都可以看到中国的产品,我们是制造中心,但是我们这个钱挣得很苦啊,人家没有搞制造中心却赚了很多钱,什么原因?他们就是虚拟经济赚的钱,各位做的都是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业,我们不懂得金融业是创造财富的,因为金融业就是把数字搞来搞去,这没有财富创造,但是人家金融业赚了好大的钱,他们赚的钱是财富创造吗?当然是,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怎么用这些钱买东西啊?财富跟物是两回事,刚才我举的例子已经说明,农民种了100斤小麦,这是劳动生产的小麦,没有错,但是把这些小麦变成面粉,它的价值提高了,重量却减少了,我们要的是价格,不是重量。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广东出香蕉,上海出不了香蕉,但是我们上海人也要吃香蕉,所以香蕉在广东吃掉和在上海吃掉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香蕉,你拿到上海、拿到北京来吃比在广东吃掉的价值要高。香蕉还是那个香蕉,拿到北京,拿到上海就不一样了,这叫做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一个社会怎么发财,怎么创造财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光是要有物,更重要的是物要尽其用。换句话说,物可以不尽其用,可以把它用错、用浪费了,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就是研究资源配置,什么意思呢?就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同样的物,我们把它用好了。过去计划经济就知道要生产物,却不知道这个物生产出来怎么用。人也不能够尽其才,我们的知识分子被赶到农村种地,种了十年地,我在农村呆了十年,你怎么能让我尽其才呢?在座的各位没有去种过地,老农种地有长处,你们种地肯定不行。所以财富的创造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楼主| 发表于 2011-12-22 16:05:04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么经营业怎么创造财富?经营业就是钱尽其用。钱可以用好,也可以用坏,看你怎么用,把钱用到最有效的地方去,最需要钱的地方去,你把钱给他用,这个金融业就非常好。你把钱借给那些不太需要的,并且赔钱的项目,你把钱给了他。那个非常赚钱的项目得不到钱,这个金融业就是很糟糕的金融业。利息率就表示一个钱的生产率,所以钱要给谁来用呢?给能出得起高利息的人用,利息越高说明生产钱的能力越高。因此就要发展高利贷,什么道理呢?高利贷,利息的最高,说明能够钱尽其用。你把钱给高利贷的人,钱就发挥作用了。你不给他,给那个低利贷的,你的钱就没尽其用了。所以我说要为高利贷平反。但是我也不赞成利息率很高,因为这确实是一种剥削,你享受了现在的高利贷50%,100万一年就可以拿50万的利息,这个太霸道、太不合理了。尽管他钱尽其用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合理。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为什么利息率高?因为很难借到钱,利息率就高了,很容易借到钱,利息率就上来了,怎么叫做容易借到钱?就是增加供给,任何东西都一样,供给增加了,价格就下来了。为什么高利贷少?愿意放高利贷的人少,政府禁止高利贷,不让它有,因此高利贷很少,要借钱就很困难了。所以解决高利贷的办法是大都放高利贷,高利贷就没有了,利息率就上来了。美国为什么没有高利贷?因为大家都在放高利贷。各位都出去放高利贷,高利贷的利息肯定会下来,而且放高利贷也好、在银行拿利息也好,这是财富的创造,这不是财富的转移,不是把别人的钱转移到你这里,你是创造财富的。



  财富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财富就是通过交换生产出来的。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交换扩大到了全世界。其结果是什么?全世界因为中国参加世贸组织都变富了,什么原因?我给大家说个很简单的道理,全世界有70亿人口,要吃25亿吨粮食。每年还增加1个亿,每年人口差不多增加1个亿。这1个亿的人口生出来之后要吃粮食吧?这个粮食请谁去生产呢?是中国生产?还是由美国、苏联生产?应该在一个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各个国家生产成本是不一样的,因为自然条件不一样。你怎么知道什么地方生产成本最低呢?通过贸易就知道了,凡是价格低的地方成本就低。因此价格低的地方粮食应该多生产,出口到成本高的地方去。这就是一个例子,怎么使得全世界的财富增加,降低你的生产成本?怎么才能降低呢?拿粮食作例子,粮食生产成本低的地方多生产。我们做有色金属也一样,中国是有色金属的一个出口大国,如果中国不出口有色金属,当然,我们有进口的,比如铜都是进口的,但稀土是我们大量出口的。如果我们不入口,让那些国家去生产稀土,他们的成本就非常高,中国生产稀土的成本就很低,因此中国生产稀土并出口,它们的价格就下降了,财富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所以中国入世十年,全世界得到中国的好处非常非常地大。刚才我说过,全世界的超市里差不多都能看见中国的产品,他们都享受了很便宜的、质量也不错的中国的产品,买到便宜东西了,那就是财富创造嘛。所以交换创造财富,不是等价交换。柯林斯说的等价交换是错的,等价干吗要交换啊?价格不一样才会交换嘛,因为你的东西贵,我出口给你我就赚钱了,因为我这儿的东西便宜。但是这里涉及到一个汇率的问题,就是你生产的成本要用到汇率,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压得很低,看起来我们干什么都是成本低的,因为有大量的出口,人家大量出口有他的好处,就是他们买到了便宜的商品,但是也有一个坏处,他们的消费都是在中国生产,在国内生产得少了,国内的就业就会发生问题,国内的就业非常困难。当前美国跟中国主要的矛盾就是就业的矛盾。



  金融业扩大了收入,但是配置却不公平,因为金融业是用别人的钱来赚钱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都一样,银行用别人的钱来赚钱,我们大家的存款存在银行,他们用大家的钱去赚钱。证监会我们买股票把钱给了企业,他们用我们的钱去赚钱。保监会用客户的钱,因为他们用别人的钱,所以要有监督,要有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其它的行业不需要监督,我用自己的钱,你们干吗监督啊?而且金融业用小钱赚大钱,它的利润是非常高的。各位如果买基金就知道了,亏的话都是你的,赚的跟你分。因此就扩大了贫富差距,拿钱赚钱,穷人没有钱,沾不到光,钱多的人就会更多,扩大了贫富差距。华尔街觉得这么赚钱很不公平,但是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我想不出来什么解决办法。所以这就会产生公平和效益的矛盾。市场能够有效地生产出财富来,但是产生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为了实现公平有各种方法,有的是用革命的办法,把有钱的人的钱没收掉,也有收税的办法,还有做慈善的办法,在民间做慈善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公平和效益总归是矛盾的。中国的生产能力非常强,全世界第一,为什么?大家都忙着赚钱。如果没有不公平,如果是全国人民吃大锅饭那就没有生产能力。你们信不信?假定从下个月开始,中央政府决定每个人一个月拿三千块,不管你干什么都一样。中国的生产力马上降低,过一年中国就要出大问题。不光中国这样,美国也一样,美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你让他们吃大锅饭,他们马上就完蛋,可见公平是不能绝对公平的,绝对公平要出大事儿。我们试验过,特别是让农民吃大锅饭他们就不想干了,他们就怠工了,粮食就产不出来,全国人民都挨饿。后来改成家庭承包包产到户,马上不就解决问题了?好几十年吃不饱,一下子就吃饱了,现在都吃得营养过剩了,肥胖病,这就是改革了吃大锅饭,吃大锅饭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差距。我们要承认,差距是合理的,但是太大的差距是不合理的,要缩小差距。但是缩小到什么算好呢?这个事儿很难说,反正是得有差距,不能没有差距。



  革命永远是对的,马克思、恩格斯、查韦斯、卡斯特罗都有大量的追随者,但他们指的是全社会更穷,没有办法使大家变富。大家可能不知道,印度有10亿人口,有2亿“毛派”,走毛泽东路线,这2亿毛派已经几十年了,他们就是穷,所以总是有人支持,有人相信毛泽东,但他们就是穷,几十年解决不了。他们不只是一个政党,他们也有武装的,印度政府派兵去打都打不过。印度的“毛派”是全世界最大的,有2亿人,别的国家只有几千万人口,印度有2亿人,这是不得了的数字啊,他们老是穷,所以老是追求公平,老是摆脱不了。



  刚才我讲过,收入分配要有差距,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权问题。我们的要就业率,只注重收入的分配,不注重权力的分配,很少人关注权力的分配。我们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提出了民主和科学,1966年联合国提出了人权,人权比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更重要,没有民权的民主和科学是口碑的。我们把民主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如果没有人权,少数服从多数是非常可怕的。,你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了。有人说你是个反动派,就把你给抓了,给打了,财产给没收了,没有人权。所以说反特权比人权的口号又近了一步。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是人权的问题,不是收入差距,但问题的根不在于收入分配上,在权力的分配上,在特权上。收入差距可以看得见,特权是看不见的,其实特权是问题的根本。什么叫特权?法律管不住他,他不守法你没办法,各地都有人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我相信全国各地都有,上海也有,北京是最典型的,我就住在钓鱼台旁边,每天都有特权者来来去去,他一来就交通管制,别人都不能走,就他能走,你凭什么就可以违反交通规则?国家垄断行业金融业、石油,连煤矿都想垄断,财经、通讯,3.3万亿美元的外汇,大家知道,我们在外国有3.3万亿的外汇储备,你们在座的诸位能用这个钱吗?那是中国人的钱,但是你们没法用它。特权的人可以用,我们老百姓不能用,很可悲啊。几千年就是个特权社会,皇帝的特权最多,一品官也有特权,一直到九品芝麻官都有特权,老百姓就没有人权了。解放后没有解决特权的问题,反而加剧了特权。领导人是不受法律制约的,你不要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是一个省长、一个市长都不受法律制裁。我们说“双规”是什么意思?这个领导同志有了问题,让他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交代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人有了问题,法律不能治他,等到“双规”说这个人有了问题,移交法院审判,这个时候法院起作用了,在此之前法院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你只要当上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你就进了保险箱了,检察院不能起诉你,要“双规”之后才能起诉你,你只要不被“双规”,在保险箱里呆着就没事。所以解决人权不平等才是当务之急。



  前面我讲过,粮食也好、能源也好,水也好,都没有危机,只要有市场,关键在于市场。所谓的市场就是价格是自由的、是浮动的,供不应求会涨价,涨价以后供比增加了,需求减少了,就不会供不应求了。可能能源价格很贵,1桶石油100多美元,但这是因为缺才贵,如果东西很缺又不贵,被人随便用,那就很糟糕了。所以一个市场的好处就是能够把稀缺性通过价格告诉全社会,现在什么东西缺,价格很高,大家省着点儿用,这正好就是一个市场的功能。所以所谓的粮食危机、石油危机就是价格贵了,价格贵是应该的嘛,他们东西缺了,当然应该贵了。真正的危机是金融危机,它破坏了市场,一旦市场停止工作,危机就真的要发生了。



  那么我们说中国明年的情况是怎样的?我觉得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房地产,房地产的风险非常非常大。全国各个大中城市空房都非常多,我看上海的空房也不少。空房多就是危险,这些房子并不是真正地被需要,空在那儿了,不住人了,它们是用来投机的。大家知道,投机赚钱是真正财富的创造,但是变成泡沫就不一样了,泡沫不是财富创造,它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风险。



  最后我谈谈中国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经济上进一步私有化,中国改革成功首先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化。我们从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现在有一半多的私有制,要使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要进一步地私有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靠着公有制能够成功的,成功的国家都是私有制,中国不可能例外,中国还是要靠私有制来成功。当然,私有制不等于就没有公有的企业,公有企业是可以有一些,但是很少。像美国就干脆没有,美国没有公有企业的,他们最大的公有企业就是邮政局,美国邮政局是公有的,但是美国的邮政局是很糟糕的,美国的老百姓非常反感,想了很多办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还是公有的。其它的美国国防、武器生产都是私有的,我们认为也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关犯人的监狱都是私有化的,美国有50个州,有33个州的监狱都是私有化的,监狱包给一个人去干,伙食、卫生、安全政府都不管的,政府给你钱,给它外包了。美国是最典型的,法国和新加坡有很多的国有企业,但肯定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不是以公有制为主。要改善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从管理型变成服务型,要取消各种价格的控制,取消限购,不能有限购,人民币要国际化,要符合WTO的要求,进一步开放,在政治上要还政于民,让人民的权利得到保障,严格尊重人权,取消特权,保护对外开放,流入世界大潮。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言,谢谢大家!
 楼主| 发表于 2011-12-30 18:04:02 | 显示全部楼层
两穷一富”的格局,即政府很穷,民众也很穷

当代的美国基本上呈现出了“两穷一富”的格局,即政府很穷,民众也很穷,但是少数富人却非常富有。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用涓滴效应来解释他的经济政策。“涓滴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这与中国的“先富带后富”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此对应,里根政府的政策就是为富人大幅减税,同时大幅削减穷人的福利,比如美国大幅降低了富人的资本利得税,同时基本上停止了针对穷人的社会保障房的建设,并鼓励穷人贷款买房,后者成为次债危机的根源。

“涓滴”经济学在美国实践的结果是: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控制了40%的财富。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塔尖1%的人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今天美国青年失业率约在20%左右(某些地区和某些社会族群为40%);每6个需要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没有就业机会;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要靠食物券生活。

现在1/3的美国人不再相信“美国梦”。一些人之所以对“美国梦”失去信心,是因为他们虽然一生都勤勤恳恳、不辞劳苦地工作,却在老年时仍要面对令人窒息的贫穷生活。而其他一部分人,则质疑“美国梦”本身的可信度。

现在美国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数达到4620万,这是美国人口普查局1959年开始跟踪该数字以来的最高纪录。据报道,现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有四分之三过着独居生活,属于无依无靠的“饥饿人口”。由于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大部分收入用于支付饭费,没有医疗保险,很多人因无法获得医院的治疗而死亡。而奥巴马总统好不容易通过的医改方案,在共和党的掣肘之下也成了废纸。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早已成为过去时。

大幅度减税,不仅仅是造成了民众的贫困,也造成政府的贫困,减税而不削减政府开支,那就会扩大财政赤字。结果几十年下来,美国政府债务迅速上升。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高达GDP的96.5%以上。债务上限在过去十年被上调了10次。现在美国基础设施严重陈旧,美国许多河堤由于资金缺乏,年久失修,抗灾能力低于设计水平。美国的桥梁中,大约25%有结构问题。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曾经估计,美国光是在高速公路和桥梁上就欠了大约1.6万亿美元的建设账。美国富豪甲天下,但是政府和中下层民众却陷入贫困甚至破产,以至于政府连维持基础设施和办教育的钱都拿不出来。

世界实践证明,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奉行里根经济学的非福利国家或是“去福利化”国家都出了严重的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2-1-4 12:41: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低收入群体究竟有多少人?按 联合国的标准是四亿以上!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id=1&id=7978559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城市低保 对象2282.4万人,农村低保对象5237.2万人,农村五保对象553.2万人,国家优抚对象623.3万人。这四类国家保障对象将近9000万人, 加之900多万的城镇失业者,低收入群体已接近上亿人,占全国人口近8%,这是民政部官方统计数据。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聚焦民生》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5000万也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6亿城镇人口的近8%。

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提高为1196元,2012年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26年来增长约11倍;而在此期间,中国GDP由9016亿元增至42万亿元,增长46倍。

中 央最近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似乎更接近国际标准。在目前仍采用国内“自定义”贫困线的86个国家里,贫困发生率 最低的是中国---2009年为4.2%,大大低于86国平均37.4%的水平。扶贫标准提高了,相应地,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字也会大幅增加。

以贵州为例,2000年的贫困人口为890万人,2010年下降到505万人,贫困率为16.5%,居全国第二。但是如果采用2300元的新标准,2011年贵州的贫困人口将有2000万,贫困人口比例占了贵州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中国贫困线标准的制定,长期都依据每人每天摄入热量2100大卡路里来推算。1985年首次测算贫困线时,在基本温饱的测算体系中,食品消费占到60%,而在1997年调整时,食品开支比例高达85%。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贫困线仍只是一条保障吃饭权的贫困线。

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属于“绝对贫困”,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属于“贫困人口”。2009年,中国新贫困线标准提高到 1196元后,中国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人口;但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计算,贫困人口的数字应该在2亿左右。而中国真实的低 收入群体不会少于4亿人,几乎占了中国人口的1/3。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id=1&id=7978559
2010年中国的税收是73202亿元,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上述收入不包 括高达2.9万亿的土地收入,如果算上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以及各种收费和罚款,光是车辆过路费、年审费、牌照费、交通罚款,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此前, 《新京报》曾报道,交通执法部门每年在公路上的罚款就高达4100亿!如果再算上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潜规则收费以及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等等,2010 年各级政府至少从民众手中拿走了15万亿以上。2011年这个数字肯定要被刷新,能否突破20万亿恐怕只有天知道!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国力增强的速度是惊人的,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其他收入,都大大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极少数人的收入早已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超级富豪,比如一些地产商、国企高管、资本大鄂、权贵官员……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特别是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面对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日本在战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韩国也是如此,韩国6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不过90美元,1995年突破1万美元之后,2007年进一步突破了2万美元。在香港,一个普通的泥瓦工,日薪也不会低于600港币。

至于西方国家的贫困线标准,比较起来意义不大,只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德国2009年划定的贫困线,是每人每月929欧元。929欧元大概合人民币8千元左右。按照这个标准,德国有10%即1000多万的贫困人口。

2011年,美国相关部门发布的贫困线标准是一个四口之家一年22350美元,相当于每年14.1万人民币。有消息称,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这样的贫困人口。

中 国目前至少有8000万人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还有至少一亿多人属于被社会遗忘的群体,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基本收入,没有最低生活保障;还有二亿 人仅仅维持基本温饱,没有任何资产和储蓄;还有二亿多人属于自给自足型,但缺乏基本的消费能力。中国金字塔上的富豪不到人口总数的5%,他们拥有的财富甚 至超过了欧美乃至亚洲的一流富豪,他们可能己经移民或正在移民,他们对中国经济除了攫取少有贡献;只有10%的所谓金领白领或者企业主算上是中国的中产阶 级,他们是中国当今的消费主力。剩下的几亿人属于所谓的夹心层,名义上过着小康生活,一旦遇上大病或天灾人祸,面对高涨的物价房价,他们随时都会成为贫困 线之下的低收入群体。

今天生活在物价高涨的中国城乡,其实世行公布的人均每天不低于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已经很难维持基本的温饱, 试问一天的消费不到10元钱,能干什么?能买到什么?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10元钱根本无法维持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因为这10元钱,不仅包括了衣食住行的 费用,还要包括再生产的费用。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缺失,比如高额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支出,使很多年收入即使高于贫困群体之上的人,其实也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撰文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已是领先于世界,中国面临的一个荒唐局面就是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id=1&id=797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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