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从制度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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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2012年金砖四国谁会裸泳




2012年的金砖四国，是继续黄金时期，还是折戟沉沙？事关金砖四国前途，更涉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基本判断。



十年前，高盛资产管理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提出金砖四国概念，这一概念如此成功，以至于引领了十年间的全球资金流向。而在十年后，全球债务危机爆发，金砖四国是否会被债务链条压垮，建立在出口与资源价格上升地基上的经济成长能否得到延续。



只有用常识与真实的数据，才能对中国乃至金砖四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作出相对准确的预测。反思亚洲四龙、五虎的衰退，可以让我们更加清醒，目前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全球经济泡沫的红利。



经济增长是用钱堆出来的，还是市场内生的？这是判断好增长与泡沫式增长的标准。曾经正确预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保罗·克鲁格曼，其使用的分析方法就是生产效率，他观察到东南亚经济体经济不断增长，生产效率却在下降，直陈危机：“高增长与生产率之间正常关联的失效，至少同时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这些经济体可能马上就有麻烦事，二是这些经济体在将来可能会遭遇困难。”



如果经济发展建立在生产效率与公平分配的基础上，我们就有理由表示乐观，反之，我们只能跪下祈祷。现在，祈祷吧，然后改变增长方式。



2012年，金砖四国将遭遇极大挑战。



原因很简单，此前源源不断流入金砖四国的资金，在债务胁迫与避险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往欧美回流。资金回撤，资产泡沫下降，高负债国难以维持增长，俄罗斯等国家不可能靠石油等资源品价格上升维持高增长假象，而中国建立在投资与出口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也将大幅下滑。



2011年金砖四国衰退初露端倪。拉美新兴市场股市基金资金净流出11%，逼近2008年的净流出12%；E M E A （欧洲、中东和非洲）新兴市场股市基金资金净流出9%，已超过2008年净流出（8%）；亚太新兴市场股市基金净流出6%，接近2008年净流出（9%）；印度卢比汇率在年末贬值至历史新低：自2011年8月1日至12月15日，印度卢比对美元贬值约18%，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其最高贬值幅度也仅约25%.其他金砖国家货币，除了中国人民币之外也均出现大幅贬值：8月1日至12月15日，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约17%；俄罗斯卢布对美元贬值约13%；南非兰特对美元贬值约21%.金砖国家之外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也基本是震荡贬值趋势。



2012年对金砖四国是个严峻的考验。这些国家所积累的财富是否足够应对目前的债务风险？这些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改革？



印度风险在增加。谢国忠先生认为，印度每个月的贸易赤字约为100亿美元，相当于G D P的7%-8%.弥补贸易赤字缺口的三个渠道都在枯竭：出口到西方的服务、印度劳动力在海外的收入以及热钱流入。印度的外汇储备约为3000亿美元，该国的热钱规模约是外汇储备的两倍，随着热钱流出，这一储备将很快被耗尽。



俄罗斯风险加剧。如果全球货币泡沫消失，实体经济紧缩，依靠石油、天然气为生的俄罗斯人的福利生活将告一段落，随之而起的将是国内动荡，财富枯竭。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对于俄罗斯政府而言，最好指望全球货币泡沫持续，中国等国继续大规模投资，将传统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上。



就国际收支而言，巴西与印度隶属难兄难弟。巴西和印度拥有相同的国际收支模式，面临庞大的经常项赤字，并依赖资本账户填补缺口，巴西雷亚尔的波动与印度卢比类似，均遭遇大幅贬值。需要注意的是，巴西经常项赤字形成的原因是大规模的收益项逆差，主要体现的是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入。由于资本项目开放，巴西资本金融账户波动更为剧烈，金融危机期间从盈余300亿美元以上下滑至赤字200亿美元以上，随后又跳升至盈余300亿美元。



上述三个国家可能最终摆脱不了裸泳的嫌疑，不过还没有穿上皇帝的新装。



表面看来，中国情况最好，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印度的10倍，资本账户基本不开放，不太容易受到全球债务危机的影响。但中国并非西装革履，存在的经济制度问题如同难治的沉疔：此前十年靠房地产与汽车拉动的内需动力已经衰竭，新的内部消费基础没有培育出来，财富差距还在扩大，积极的投资政策遭遇通货膨胀天花板。未来的最大风险在于，中国是否满足于企业规模的扩张，而对企业效率置之不顾   国进民退可能使潜在的风险变成现实风险。



虽然有关部门从来不肯承认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面临的风险，但据吴敬琏研究团队的《无锡经验》研究，最近几年，包括中国最发达地区在内的企业经济效率没有得到提升。如果中国实行鸵鸟政策，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将在规模增长而效率下降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会看到国企、银行资产规模在全球领先，而对投资者的回报越来越低。



虽然克鲁格曼的话并不总是正确，但他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总结是正确的，值得在此复述，“就像一种曾经引发致命瘟疫的病菌，人们认为它已被现代医学征服，但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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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中国转型陷阱症状：假借维稳拒绝改革



2012年01月09日04:41

中国青年报   庄庆鸿



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  



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本报北京1月8日电（本报记者 庄庆鸿）“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

“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来的？

报告指出，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

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第四，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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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民众谁有力量解决“利益集团”问题



祝振强 于 2012/1/9 21:41:1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元旦刚过，一份由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即重磅推出。看过之后，无不令人有触目惊心之感。



相信这样详实、仔细、全无一丝遮掩的报告，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学术报告，也不仅仅是停留在学术的领域和范畴，而是事涉上层授意、上层首肯、事关民众、社会与中国发展未来的宣誓。这是继高层发出“政令不出中南海”、警惕特殊利益集团做大、阻挠改革之后，又一次公开对“利益集团”及其极端腐败的指斥。



谁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包括谁？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毋宁说，非常有趣  当事人心里明白，非当事人心里也明白；利益集团中的个人心里明白，非利益集团的个人心里也明白。可是，就是没有人说，就是没有人点破。既然你连指出谁是利益集团的勇气和胆量都没有，利益集团中的个人，当然也没有必要撕破脸皮承认自己是利益集团成员。



按照这份报告的说法，“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即，利益集团用“维稳”做理由，拒绝改革。表现为五大症状，依次为：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社会溃败日渐明显。



这份报告归纳分析认为：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这份报告对打破僵局给出的可能路径是：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不管哪一条路，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第四，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笔者以为，这份报告的主持人与参与者的道义勇气与担当非同一般，在当下污浊、龌龊的肮脏社会政治现实中，尤显得难能可贵。它至少使我们明了，在社会陷入绝望之际，仍有理想、负责任的知识者在努力探索社会变革的路径、在不懈求索社会前行的可能。



但是，笔者以为，上面的这个报告，至少回避了如下几个重大的问题。



其一，“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等等，“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权力与这些利益集团有着怎么样的关系？上述整个过程，与权力之间，究竟又着怎样细致、因果互动？换言之，”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是否属于一种窃取国家、掠夺民众及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若如此的话，权力及其掌控者，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该不该被追究？



其二，在上述过程中，无不充满着一整套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以改革为名的大话语。这些话语与大话语，实际上充当了利益集团合法性、正当性的外衣，充当了他们的保护伞。欲打破利益集团的控制，这样意识形态话语、改革大话语，又当何以冲破？不冲破这样的话语掌控，打破利益集团的合法性、正当性、现实性何在？



其三，利益集团及其成员无疑属于千古难赦的罪人。对于这样强大的、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原罪，又当何以处置？是原宥、既往不咎、下不为例，还是依照法制社会有法必依的原则，一一予以追究。实际上，这也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  现实情形是，利益集团庞大如象，社会正义小如蚂蚁。大象对蚂蚁之战，正当、正义性根本不可能作为获胜的决定性因素。



其四，利益集团为了庞大的集团利益、家族利益、个人利益，究竟采取了哪些保护自身非法利益不被侵犯、不被追究的手段？换言之，利益集团之所以强大，他们靠的是什么？是权力？还是国家机器，抑或是意识形态的力量？



笔者尤其不满意的是，这份报告给出的变革路径，竟是如此的语焉不详、含混笼统  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这三条路径，没有一个提及对既有利益集团及其成员该如何发落、处置？该怎么办？是井水不犯河水、不触碰利益集团之利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利用利益集团的力量进行变革，还是部分利用利益集团的力量进行变革？无论如何，此无疑都会陷入早已存在的多重悖论。并且，理论上的推理和实际、实践之间，还有着多重复杂的迷宫、陷阱。



试问，若利益集团若然如上述所为、上述性质，则首先动用组织的力量解决行不行？组织的章程、纪律、可为不可为，规定得事无巨细、了了分明，怎么就失去了功效？动能？其次动用行政的力量解决行不行？利益集团明火执仗，都是有身份、有等级、有级别的体制内人士，这些人士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大问题，行政的力量怎么就对这些人束手无策了呢？再次，从理论上说，无论何人，只要是触犯法律，都将由法律裁决。何以对利益集团及其成员，果然成为“窃国者侯”了呢？最后，若真的出现“窃国者侯”、危及国家安危之情形，则动用国家机器最终解决问题行不行？



如何看待、认定利益集团的归属、性质问题不解决，组织的、行政的、法律的甚至国家机器功效、动能都已然缺失、失灵的情形下，所谓的“顶层设计”、“相应的力量”究竟何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又何尝不是一句空话？而最后把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寄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又焉不是在痴人说梦？



我们在肯定这份报告巨大的、前无先例的披露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开出的药方过于匆忙，对解决问题路径的假想亦过于脆弱、过于幻想。这或许就是这个药方的价值所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1dcd8c0101059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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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明确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
    薄熙来特别指出：“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薄熙来说，当前，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万众关注、众目睽睽。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现在重庆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老百姓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百姓有急用却没钱花、不敢花；这样矛盾的消费状态，经济自然会大受影响。

    薄熙来说，过去30多年，低成本劳动力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将带来道义上的后果。过去中国人均GDP七八百美元，现在已是几千美元了，还照一二十年前的作法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也说不通。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力搞加工贸易，也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伴随着国内外经济的进步，这种落后的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走不动了。

    薄熙来说，三个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党的执政基础是工农大众。90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愿意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而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首先就要在分配问题上倾向于人民大众，实实在在为人民大众着想，要注重劳动的价值。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人们自然会怀疑党的政策，随之人心涣散。存在决定意识，分配决定生存条件。这些年一些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以至动乱，背后的原因不少是贫富差距过大，值得我们反思。

    薄熙来说，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薄熙来说，尽管自作聪明的人很多，给重庆扣大帽子的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到那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跟班和“精英”，你在去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也就无法去解决了。

    薄熙来说，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从几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看，德国70%最贫穷的人口只拥有财富总额的9%；英国1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私人财富的44%；美国20%的富人占有50%的财富，而千分之一的顶尖收入者掌握了美国10%以上的财富。这能说明市场可以自行修复吗？

    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国家的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以调节。

    薄熙来说，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大锅饭”，而现在一些人住豪宅、开跑车，吃山珍海味，整天胖得发愁；另一些人却为生计四处奔波。把“共同富裕”和“大锅饭”相提并论的人，看来需要做点最基础的社会调研和道德。事实证明，缩小贫富差距，不是不能干，就看想干不想干。毛泽东主席讲过：“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

    薄熙来说，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　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住房，“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有的群众感叹：“三十好几难拜堂，只因至今没买房。”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土地革命，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现在坐江山，就要给老百姓盖房子，实现“居者有其屋”。盖好了房子，老百姓心里踏实，社会自然就稳定。重庆大规模建公租房，而且是花园式的，生活和健身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同志看后鼓励我们，说这是“一大善举”。

    重庆要建开放高地，还要建道德高地，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新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和先进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薄熙来彻底发飙：对贪官污吏说出了这样的话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无论“大贪”还是“小腐”，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指出，腐败大案要案让人警醒，而“小贪小腐”面宽人多，也不容忽视。一些干部认为，小牟私利、法不责众，所以收红包，拿购物卡，“捞外快”，打“业 务牌”，曲线敛财；一些权力部门的干部，变着法子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他强调，腐败往往有个量变到质变，渐进到突变的过程。无 论对“大贪”还是“小腐”，我们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说，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

    薄熙来还给这些人“画像”：一是讲话、作报告、写文章，不动脑筋，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还不时拼出个四六句，不知所云。二是习惯当“甩手掌柜”、做“二 传手”，层层批转，坐而论道，不干实事。三是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落实文件，工作飘浮。四是不下基层，不搞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拍脑袋”决策， “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当“三拍干部”。五是报喜不报忧，专拣好听的说，讲成绩夸夸其谈，讲问题一带而过。六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上班 一杯茶，一支烟，一个电话聊半天。七是不读书、不学习，玩游戏、炒股票，“斗地主”、打麻将。八是铺张浪费，贪图享乐，办公室越修越豪华，小汽车越坐越高 级。九是处事圆通、好人主义，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

    薄熙来指出，脱离群众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有的干部，心思不在群众，对老百姓疾苦视而不见，不屑于跟群众打交道。去年的“大下访”和今年“大走 访”，接到1.8万个积案，80%是该解决、而没认真解决的群众实际困难。还有一些干部，长年“走读”，村级干部住乡镇，乡镇干部住县城，区县干部住主 城，根子不在基层，这就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

    薄熙来说，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那些松松垮垮、脱离群众的干部，当然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有老百姓批评说：“现在的路越修越好， 干部下基层却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多，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办公楼越盖越气派，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反躬自问，有没有 这些问题？干部“只有沉得下去，才能提得起来”，市委一定要多用、重用那些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干事的干部。

    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

    薄熙来说，革命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实实在在去为人 民办事，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反之，你文化再多再高，背离了这个宗旨，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次“打黑除恶”，群众寄来1万多封举报信，80%是实 名举报，也是一场人民战争！战争胜负、政权兴衰，最根本的是人心向背！

    不要像那些腐败分子，不识文化瑰宝，只认金银财宝

    薄熙来说，人生真正的财富是什么？是钱财吗？它害了多少人！积极做事，为国家、为百姓做事，才最高尚，也最充实！领导干部要算好“人生大账”，在有限的人 生，“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这样心里才踏实。“一要干活，二要干净”，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活得充实、积极，才能干出很多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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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怀（北京大学地方政府学院院长）： 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各个地方城市化的推动，要地不要人，造成了 1.3 亿的失地农民， 1.3 亿到 2.5 亿的八零后、九零后的新生代农民，这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动荡不安的根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不是改革的时机和压力不足的问题，改革的时机和压力就在我们眼前。



　　更糟糕的，我们提倡教育产业化，孩子进了大学以后，每年产生六百万左右不能就业或者不能充分就业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有怨气，我父母的血汗被我榨干了，但是我却不能报答父母，怎么办？所以一方面是流民的大军，另一方面是每年六百万的毕业大军，危机一定会来自于这里。



　　再加上人民币也升值了 24% ，今年又升值了 5% ，这种情况导致了所有过去面向国外的出口加工型的小微企业利润缩水，这样一来谁来做实业，这就是国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就业岗位了，这些解决 1.3 亿到 2.5 亿的新生代农民和失地农民的就业岗位不存在了，所以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就来了，谁也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都没有饭吃了，我们必须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王海光： 把大量的农民用行政手段赶到了城市，但我们这个城市体系实际上没有准备好接纳这么多人，这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在城市中间，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或者移民阶层，没被城市所接纳，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对他们来讲，有个和过去农村境遇的比较价值，比较能够安于城市的底层生活。那么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已经是在城市里面生长起来的，他们已经回不去农村了，但是他们也不能真正进入到城市主流中去。城市的繁华对他们来讲，就像橱窗一样，看得见摸不着。过去历朝历代一个王朝的灭亡，都是有着大量移民阶层的出现。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农民工二代的问题，很可能就是造成以后社会崩溃的社会力量。



　　与失地农民相对应的，就是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我们的大学生们，大批找不到工作。他们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没有工作的，这对于任何社会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激进的城镇化过程中间所造就的问题，恐怕会造成下一步的社会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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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目前改革的压力是维稳，背后原因是失控。失控表现在：第一，中央对地方的失控。比如中央的法令地方不执行，比如拆迁。第二是党组织对党员失控。比如出事的官员都腐化。第三，是人民对官府的失控。小事没人和你讨论，大事不让你讨论，说是政治，只有政治家讨论。第四，是道德对人心的失控。四种失控不断强化，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原因在这里。



　　中国社会这么多矛盾，深层危机是我们追逐的现代生活方式，根本不适合中国。所谓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不适合十几亿人。我们的这种现代化，方向是错的，要向北欧而不是美国学习。这个问题不解决，麻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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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政治学家）： 2001 年以后，我感到改革仍在继续，但面临的问题也多了，主要是以权力为中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它们取得国家或各方面资源的支配权，要固化这些利益，这样激化了多数弱势群体和少数强势集团之间的矛盾，官民矛盾突出，各种群体事件爆发性增长即为证明。



　　第一个十年，是上下结合搞改革，老百姓有要求，领导层也支持，当然也有矛盾，包括反精神污染等，但总的趋向还是上下结合搞改革，社会多数人认同改革，包括党内高层，中层和基层老百姓。后来十年，强势集团利用权力，攫取改革成果，甚至以维稳为借口，封杀反对意见，把持话语权，引起社会不满，对改革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了。



　　孙立平： 现在能够定型社会的力量，其实是在改革当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原来是同意改革的人，不是反改革的人。现在这个状况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状况，他要求停在这儿，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样一个转型陷阱当中，要求把这个东西固化下来，成为一种体制，而且这个体制要体现利益的最大化。



　　我觉得改革真正的阻力不是反改革的力量，而是维护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两个东西一定得分清楚。我们现在老是把改革的阻力理解为是有人要倒退，是旧体制的拥护者，这些是有，但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你要求改革往前走的这样一种要求，和所谓的反改革，在精神上的共同性，远远多于和现在要求维护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性。这两者，无论是反改革还是改革，都是表达一种对现状的不满，只不过是路不一样而已。但是它真正面对的，其实是一个要求将现状凝固下来的这样一个东西。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间是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过程，总要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体制变革的过程，一个是结构变迁的过程。体制变革是指一套制度的转变，结构变迁是指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这三十年当中可以看到，前后两个阶段的逻辑是很不一样的，前半段是体制变革推动结构变迁，也就是说，由于体制的变革，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体制变革当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先于体制定型了，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开始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这个转型陷阱的逻辑就是这么发生的。到现在谁在定型这个东西？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垄断国企集团，金融 - 虚拟经济集团，这是最主要的三股力量。那么这三股力量定型下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最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加市场的体制。然后这个体制将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概括成三个东西：一个叫畸形发展。第二是定型的结构。第三是溃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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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现在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中，由于权力与资本的密切结合，所形成的垄断力量，社会资源的提取能力非常强大。这种体制不仅在财富分配上具有“杀贫济富”的提取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低工资低福利的提取能力，而且在环境资源消耗上具有“吃子孙粮”的提取能力。
章立凡（历史学家）：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上的仇富、民粹主义等等，还是几十年前的心态。我很感慨的是，这 22 年的时间，把改革耽误了，我们已经从中年人变成老年人了，现在还要面对这些问题。辛亥革命一百年了，中华民族像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形铁路上行驶，我们绕了一百年圈子，仍在追求宪政，最后还追尾了，现在遇到的问题，全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可悲不可悲？我觉得很可悲！中国能不能有宪政，改革能不能成功？我们还是要多参照一些失败的先例，中国历史上改革没有成功的，改革家的结局都是悲惨的，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封闭的循环之中。



　　当今已是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利益盘根错节层层博弈，地方不对中央负责，部门不对全局负责，党员不对党的执政地位负责。这样的体制不改革，一味重金维稳，最终只会压垮自己。


　　现在所面临的局面是，除了今天在座的各位在党的同志，已经很少有人为执政党的未来着想。不少党员都在谋私利，党垮台与否与己无关，捞够了钱，孩子家人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船。有的没准还在琢磨，手里的昧心账不好交代，一旦变天了，这烂账就抹了 …… 。

　　我感觉现在中国不危险，党真的很危险。我是一个不在党的人，只是从自己专业的角度观察目前党的处境。从情感上来讲，我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力政权突然崩溃后，变成一个失控的暴力世界，经济民生遭遇重大灾祸，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场景。



　　我个人心境是： “ 五年看改，十年看埋 ” 。如果下一届核心在第一个任期内，不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也就无须启动了，我会放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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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 探究建设性改革的路径，属于技术层面问题。我们应该积极提出政治改革的操作性建议，但要更加重视理念问题。如果政治理念缺乏现代性，甚至与现代性背道而驰，那么，顶层设计会设计出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有疑问的。



　　毛泽东在 1973 年 8 月写给郭沫若一首诗说：“劝君莫批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的政治模式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高度集权；二是最高权力不受制约，不可以分权；三是地方官员系中央派出或上级委任，不由选举产生；四是强力镇压反对派。



　　这样的体制使我们的财富有两个结果，一是贪腐溃烂；再就是大规模贪腐引发和积累社会仇恨，酝酿动荡，最后结果玉石俱焚。今后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财富会不会毁灭？还要看。由于我们的体制存在很大问题，否定普世价值，所以我们跟世界主流文明对立，与人类政治发展的走向南辕北辙。我们的软实力之所以不行，原因在这里。



　　我觉得政治改革就是要改变秦政，推动宪政发展。只有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中国才能够得救。当然，事情要一步一步来，也不能急。

周为民： 中国这样的一种改革，它的方式是渐进的方式，渐进改革的方式，它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有这样几点：



　　第一，因为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所以改革当中的每一步推进，包括每一个改革措施，往往都是与旧体制妥协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和旧体制的妥协，可能是妥协过大。于是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些改革措施，说起来是改革进程当中的过渡措施，但是它本身没有向新体制过渡的能力，反而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第二，我们在渐进改革当中，往往容易导致一种倾向，就是始终回避、绕过实质性的改革，总是希望用一些其他的招数，很聪明的一些办法，来把实质性的改革回避掉，绕过去。



　　第三，就是改革当中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第四，就是在这个渐进过程当中，旧体制的控制方式、控制因素，乃至于一些控制机关，它的权力，它的控制方式迅速地进入刚刚形成的新的市场关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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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改革后面二十年是太平了，但是它那个震荡幅度收窄，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结果，是强人政治演变为常人政治的结果，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制度建设的结果。那么在某种刺激因素下，突然又放大震荡幅度，这完全可能，不能陶醉在这一根平线上，这个平线是强人政治化为常人政治的结果，没有制度建设。



　　李楯 ( 清华大学教授 ) ： 什么是中国特色？作为后发国家，被打开国门之后，进入一个被现代化时期，然后又重新封闭起来，在封闭中形成独特的制度文明，也就是我们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分治，这在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没有。那么在中国特色之下发展的这种路径依赖，形成今天的中国模式，这种中国模式对世界而言，别国无法学习效仿，对国内来说，也不是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



　　法学界在九十年代初就提出，最可担心的，是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 , 无宪政。



　　这三十年来，中国是在往前改，还是在修复原来的制度？我做过不恰当的比喻，秦始皇那套制度执行得不大好，到汉的时候，汉承秦制，把它修复得很稳定了，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做某种修复？为 13 亿人也为共产党计，改革虽然有风险，还是要改革。我们有很多事情，还需要民间充分的讨论 , 中国这几十年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 还要做一个充分的讨论。

吴思： 不稳定因素究竟有多大力量？ 2011 年的公共安全预算为 6244 亿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 13.8% ，确实超过了军费开支。这六千多亿人民币，至少可以表明不稳定因素的分量。从体制稳定状态的角度看，维持均衡状态的代价越来越大，也就是说，稳定性越来越差。当然，任何社会都有公共安全问题，都要支付相应的开支。为了维护独特的体制而支付的额外开支很难计算，我们找不到这种数字。不过，我们知道一些现有体制特有的不稳定因素。大家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耳闻目睹也能说出来几项。



　　比如说维权，与维权相关的上访，每年十几万起群体事件，这是一大类，背后牵涉到公民权利的保护，还有不健全的司法制度。这里特别突出的是土地问题，牵涉到土地产权制度，还有土地财政以及财政制度这一系列的事。



　　另一大类，包括对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防范，不是有公民社会陷阱一说吗？陷阱不能不防。防范更严的是体制外的政治组织，敏感人物的政治活动，严防死守，露头就打。还有对媒体的控制，从报刊出版到网站和微博，这方面也是耗资巨大，据说网军队伍就相当庞大。



　　这些东西的背后，又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核心价值的争论，涉及到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自主，涉及到传媒领域的禁入和文化产业的繁荣，涉及到全社会的道德重建。这是一些隐形的成本。更进一步，还涉及到所谓的软实力问题。中国在这些领域里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和成就，其实就是变相支付成本。



　　所以，这个体制虽然基本稳定，但前景并不那么乐观，当然也不那么悲观。继续坚持下去，集中资源，大笔投入，稳定十年八年未必办不到。有的老师说，新一代农民工，失地失业农民，可能是乱源。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正在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再把“非公 36 条”多落实几条，增加就业机会，不见得就乱得起来。政治体制依然可以不动。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的现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极权体制，从极权体制向专制体制过度。简单说，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是从专制体制向民主宪政体制过渡，而中国毛死后是从极权社会到专制社会过渡，这个过渡还未最后完成，也就是说，还没有到 1975 年的佛朗哥时代。极权体制就是没有社会，是党、国家、社会高度统一，每个人都在一个单位之中，党管一切，它很稳定，但是经济没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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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为民： 现在面临着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改革在半途上出现了变形，出现了半途而废的这种威胁，这一点主要就表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远远的没有实现，远远没有完善，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走向了行政权力控制市场的这样一种体制。



　　朱善利：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而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严重滞后。前几年经济学界一直呼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到现在为止进展很缓慢。在资本、劳动力、土地三个市场中，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资本市场非常原始。土地市场改革主要是农村土地改革，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模糊，使用没有效率。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但是这三十多年时间，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动过农村体制。我觉得农村的村或者组这种体制限制了劳动力流动，也限制了土地流转，应该打破这个体制，向社区这个方向发展。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权力也在逐步扩大，其中一个表现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从 2001 年到 2010 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十年平均计算的话，是 21.12% ，相当于我们 GDP 增长的 2 倍。财政支出的增长是平均每年 20.35% 。现在企业和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太重，税种很多，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费，还有财政预算之外的一些收入。而且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合理。许多支出不是公共财政支出，尤其是收入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公共财政方面的支出比例很低，行政开支占比例太高。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只有 10% 多一些。



　　王海光 ：从 2000 年以后，城市化的进程骤然加快。这种激进的城市化进程，和八十年代的改革，和九十年代的改革，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市场化的轨道。它实际上是国家用行政权力，强制实现的发展。各地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谓“经营城市”的方式，是低价从农民手里把土地套过来，高价卖给开发商，政府拿中间差价。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化是盲目开发，负债经营，搞了许多华而不实的建设，政府的楼最高，广场最大。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是卖地，依靠土地财政维持政府的运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用城市化的方式来剥夺农民，创造 GDP 的数字增长，这是最便利的，也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说过去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是剥夺他们的粮食的话，现在是借城市化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因拆迁征地激起民怨，维护土地权益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在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同时，也给干部的腐败提供了机会。现在一些干部的腐败程度太令人发指了，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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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我国现在的财富分配确有许多不合理处，但这种很不合理的现状不是“两极分化”，而是“贫富差距过大”。



　　经济问题的病根往往在政治，政治资源由极少数人垄断，而且是按计划分配，是经济上分配贫富差距过大且趋于固定化极为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没有政治资源的市场化及民主化分配，就必然形成新阶级或者既得利益集团，而且这个新阶级它的阶层和成员会趋于固定化。新阶级之外的，或者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的人，无法进入那个圈子，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会运用一切手段反对改革或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这样一来的话，所有的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方案，都不大可能获得通过，通过了也难以真正实施。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高福利，低福利的问题，我再三讲过，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负福利的问题，一讲福利，首先就是给权贵福利，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就要解决我们现在的福利观，要从感恩型福利观转变成问责型福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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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 金融危机必然影响中国的外需大幅度下降，中国经济整体向下的趋势不可避免，我们再不可能像前几年搞四万亿投资，再来一次重复的靠大面积投资拉动来保障经济，所以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正在上升。



　　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但是还没有完全破，房地产泡沫最后破了以后，会给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判断为时尚早，这是我认为经济层面我们不容乐观的一个判断。



　　从社会层面来看，经济如果下行的话，必然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再加上中小企业破产，经营困难，也会影响到社会。与此相联系，社会矛盾突出，有三个矛盾将上升为重要矛盾，一，官民矛盾。二，劳资矛盾。三，贫富矛盾。这三个矛盾将在未来逐步显现出来。



　　蔡霞： 第一就是实体经济的下滑，泡沫的破灭，然后它会引发社会矛盾的出现，这是从经济上讲的。然后财政和银行的危机将会逐渐显现出来。所以坦率讲，可能我们国家呆坏账你们后面几年还要去处理。这是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我觉得从社会关系上讲，我觉得是非常紧张，现在的情况是权力通吃贫富，穷人富人一块儿吃，有钱的人，有本事的人，趁着钱没有被吃完，自己还能够出逃的时候，都已经走了。这两年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给我们显示的信号，以及官员的出逃，裸官现象都要看到，这是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然后是民生问题，过去老百姓是上不起学，治不起病，买不起房，现在是吃不起菜，民生的艰难，可能会引发明年的经济困难，我们将怎么办？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我们国家现在存在一个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不允许贫民窟存在。第二，城中村又给拆了。第三，小产权房又不允许，商品房又买不起。那么这以后陆续增加的几亿人住哪儿？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一个事，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引起重视。政府各个部门没有用未来眼光来考虑这个事，保障房是肯定解决不了的，所有的路子堵死了最后怎么办？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居住，就这两个东西你怎么办，城市化这么迅猛的推进，你让他回去种地不可能。我这几年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第一，他在哪儿干事、就业、挣钱，第二，他在哪儿居住，安居乐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都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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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平： 政治体制改革很重要的，是要从上层做起，因为这个问题，不像其它问题，要靠很大的群众的推动力。因此，领导人应当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全面的规划。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政分开。第一个原则就是党权和政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绝对不能混淆。党权和政权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权是公权力，而党权是领导权。第二个原则，就是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必须有人民授权作为基础，这个权力的合法来源来自哪里，应当明确，人民应该至少享有两种权利，一个是知情权，一个是监督权。。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地方有权力，什么地方就要有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应当一致的，凡是有公权力的地方，就应该有责任，应该有监督的机制和责任的机制。

　　郭道晖： 作为执政党，最迫切的改革任务是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专政党，转型为宪政党，即现代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依宪执政。对各级行政机关，则是必须严格依法行政，而且所依之法也必须是保障公民和公众权益的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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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 宪政社会主义就是秉持宪政优先、宪法至上原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为权力主体，以民主宪政体制为权力载体，以人民民主宪政为本质特征，以科学民主制为基本组织原则，以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根本核心价值，以促进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以实现 "" 阶级鸿沟 "" 和 "" 专政暴力国家 "" 的最终消解为目标。可见，保障人权自由，实行宪政民主，发育公民社会，促进民主宪政化、国家社会化、社会自治化、主体自由化，是宪政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要求。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根本核心价值就是公正与平等（这个平等首先包括平等的自由），那么，社会主义的宪政就是以公意为引领，以公民社会为基础，依据良宪，实施宪治。人民主权原则、公意立宪原则、共和治理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和终极自由原则等核心要素有机构成了良宪的内在尺度，宪政信仰与宪法至上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宪政平衡原则和竞争性选举原则等核心要素构成了实施宪治的条件。

　　宪政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合法性基础，公民社会是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的社会基础。脱离宪政，执政党的事业就有脱轨的危险。拒斥公民社会，只会使自发成长的公民社会日益与社会主义事业疏离。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容易权力集中，因此尤其要强调宪政的首要价值。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宪政笼头，集中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就成了没有堤坝的暴洪、暴政，构成对人类社会的毁灭性灾难。治水不能靠硬堵要靠疏导，治国不能靠压力体制而要靠宪政民主体制。治民如治水，以因势利导为先；治权如治洪，以分洪分权为要。讲宪政，就是讲筑牢宪法堤坝，形成法治的权力边界和民主的权力制衡，规制权力运行过程也即洪水的流向路径；就是讲制度性地分洪泄洪，形成科学的分权体制和解决政治争端的合作共赢机制，从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民民主。

　　政治国家向公民社会持续放权，直至全球公民社会时期的高度社会自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限制“国家的自由”。执政党要始终扎根社会，回归社会，而不是“党国不分”，使自身国家机器化，日益脱离公民大众。执政党领导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来自于社会的赋权。

　　未来三十年改革攻坚的关键领域在于社会政治领域，而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不能再依靠传统政治手段以及人治的权威力量，而要依靠现代国家治理手段以及宪治的权威力量，不能再依靠经验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而要依靠科学化理性化系统化的实践理性主义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方法应用到政治设计和宪制建设中，就是强调国家宪政制度建设优先，以立宪政治带动民主政治，主张从高端到低端、自上而下地、依宪依法地系统推动宪政民主建设。

　　目前，可供选择的政改路径主要有四大类，即财政公开化路径、社会自由化路径、基层民主化路径与宪政制度化路径。财政公开化、社会自由化、基层民主化的积极推进，能够推动实现局部的“增量民主”，为宪政制度改革积累有利条件，但政改的成败最终还是要看系统性的“存量民主改革” 即国家宪政制度改革。

　　积极稳健的正确选择也许是，优先推行经济改革，再推行社会改革，最后水到渠成地推行政治改革，并要保证使宪政制度改革走在自发成长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的“高热期”前面，“间距”阶梯式渐进推动改革进程。

　　秦晖： 历史上所有的财务公开，都是老百姓要他花钱，但是他又不能任意收钱，导致财政承受不了，出现很多赤字的条件下，他才会有动力，到了那个时候，你不要求，他也会公开了，他就会亮帐本说，你看我这个账上只有这么多钱，你们要求我承担的，我承担不了，我只有两种，你们自己讨论吧，到底是让我多收点钱，还是让我少办点事呢，如果到了这一步，财政公开就有了，宪政也就有了，这两者就是一回事。

　　在前宪政条件下，公民天然的就有对统治者进行无限制问责的权利，我们就应该从摇篮到坟墓都问政府，政府做到我们也不用感谢他们，因为这是他应该的，他不做，我们就要谴责他，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才有真正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