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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原创] 中国问题:从制度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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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02:42 | 显示全部楼层
王长江: 我们可以设想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套在一起开,这类似于每年二、三月间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交错进行的方式。具体的交错形式,可以采取党代会稍先、人代会稍后的做法。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可以把党的决策和人大的决策很好地结合起来。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由于人代会也在差不多的时段召开,党的纲领在讨论过程中实际上能不断从人代会那里得到反馈,便于及时调整和修正,人代会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同时会成为党的代表大会关注的问题。这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党在制定自己的纲领时有人民代表参与、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意愿的良性互动。不仅如此,什么内容应当写在党代会的决议中,什么内容应当由人大出面决定,过去常常会发生一些混乱,要么相互打架,要么相互推委出现空白点。现在则由于两个大会都仍在进行中,实际上为相互之间就上述问题进行交流和协商提供了一个足够的时间和平台,这就有效避免了党代会越俎代庖、该由人代会来决定的事情在党代会上做、人代会权力被架空的情况的出现。

  第二,它可以把党推荐人才和人大选举很好地结合起来。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党代表的产生和人民代表的产生可以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二是把党委会的选举和政府机关领导人的选举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还有助于解决其他可能发生的问题。例如,当某个政府岗位应选人数为一人,而人民代表推举出的候选人不是中共党员时,党代表大会可随时推出一名本党候选人参与竞选。

  在党的代表大会回归最高权力机关的定位后,现行的党和政府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即狭义上的党政关系)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

  共产党完全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执政。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是执政党,就应该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然后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把自己的优秀分子输送到政府机关中去,来实现执政。

  我们党应该选派自己最有能力的骨干参与公共权力的竞争,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公共权力之外,处于一种从体系外不合法理地干预公共权力运作的状态。实行竞争性选举和党代会、人代会套开,为此提供了可能。在党代表大会上推举出的候选人,既是党的委员会的候选人,也是人大、政府职位的候选人,均实行差额推荐和选举。至于由此带来的党的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合一、使权力更加集中、因而更容易导致权力滥用的问题,则应当通过加强党代会和人代会的监督职能、充分发展社会监督功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战争时期使用的执行权之间相互牵制的办法来解决。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04:44 | 显示全部楼层
马立诚(《人民日报》前评论员): 政治改革就是要推动宪政发展,只有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中国才能够得救。村委会选举已经 20 多年,该往前走了。 1998 年以来,已经有三个省进行选举乡镇长的试验,取得了经验。其中一个是四川遂宁市步云乡乡长直选,我参与了这件事,选得很成功。新的领导班子应该在全国推进乡镇长选举,取得民主建设的突破。

  周为民: 市场化改革本身,它逻辑的要求社会和政治等等方面体制的改革,市场活动也好,公民社会的参与也好等等,他们共同的实质在于都是民众的自主活动。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要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为民众的自主活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来提供条件,提供制度的和法律的条件。作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交汇点和共同的基础,我认为就是推进法制化的进程,就是实际地推进,以充分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为目标的良好的法制建设。

李丹钢: 需要有一个改革路线图。第一步是由以党治国向宪政治国来发展。第二步就是宪政文化环境形成后,再迈向宪政民主。

  王占阳: 针对不稳、对抗与动荡,真正切合实际的良方实际只能是官方通过改革实施对于全国人民、特别是全国大多数人民的 “ 让步政策 ” ,从而从根本上缓解和化解积怨已久的官民矛盾。由于这种真正符合人民重大利益的重大改革已是决定整个大局走向的中心环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当前我国的反危机措施只应是 “ 改革压倒一切 ” 。

  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什么?是建立民权中心,这个民权中心就是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是基于普选的议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选举搞起来,我主张在今后十年时间把县级和县区级的竞选搞起来,下一个任期再一个十年,把间接选举的竞选搞起来,然后是党政分开的问题。

  何兵: 很多人只看到选举制的民主,到现在没看到陪审制民主的重要性。陪审制全世界都在搞,只有中国不搞。这是人民有秩序的民主的最好形式。西方人将陪审制比喻为: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制度。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06:05 | 显示全部楼层

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

  郭道晖: 社会管理改革应该做到以下:

  首先应当明确社会管理的主体与客体,社会管理不应当理解为主要是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管理社会,单向控制、统制社会。社会管理的主体首要的应当是社会自己,社会应当享有充分的社会自治权力和民主参与和监督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国家(政府)是社会管理的第二层次的主体,即经由社会(人民)授权治理社会,其职能和义务在于尊重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和公民权,为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和促进社会福祉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至于社会管理的客体,应当是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而不是对公民的私人活动和社会上的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加以过度的控制、强制。党和政府无权垄断经济和社会生活,更不应垄断思想文化。

  其次,社会管理创新重在社会管理改革。社会管理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执政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政府的行政统制制度的改弦更张,要害是“控制控制者”,也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这些曾经是 “领导一切”即控制社会一切的党政权力本身首先控制起来,以遏制其不受法治约束的权力专横和腐败。为此,在加强社会管理的同时,还应谋求管理与保护的平衡 , 行政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和互控。不能只是无制约地单向地扩大行政权力,侵权越权。

  第三,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的潜力。社会管理也不能只是党和政府对社会的单向行政管制、政治控制,而需要着重依靠社会组织的自治和社会主体协同党政共同治理。目前我国提倡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但不应当以之作为唯一的模式。我们还应当有多元化的管理模式。譬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国家公权力与社会组织公权利的互动互控、合作管理;进而由社会组织主导、政府辅助、公众参与、社会自治的模式。后面两种优于单向的党政管理。

  现今执政党重新强调“联系群众”,就应当着重联系公民社会。有的党政干部还声言 “公民社会”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设置的陷阱”,实属过度敏感和杞人忧天。脱离或排斥公民社会,甚至加以抵制、打压,就不可能对社会管理有创新的改革和建立真正  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唐欣: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第一件事,首先要巩固市场经济成果,政府要摆正位置。把它看成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政治大问题,我们应该敬畏人民对我们的服从和尊重,要抓紧时间转换。第二,变国有制为公有制。公有制是大伙儿的,但是公有制有个问题,如何防止内部人侵害股东的利益,这可是大问题。第三,加强社会管理,由社会团体自己管理自己。

  蔡霞: 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而引发人口结构的转变。我们现在遇到人口结构转变,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转变的问题,又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刚好冲突叠合在一块儿,我们现在的所有代价都让农民自己来承担,我们中国最大的人口群体就是农民,如果我们要讲幸福的话,先关注我们最大的人口群体农民的幸福。所以我们政府收了这么多钱,能不能专门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专门用于人口结构的转移,人口结构的安置,对他们实行市民保障待遇,而不要让农民自己通过所谓被迫的卖掉什么东西来获得他自己的权利保障。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15:34 | 显示全部楼层

推进党内民主,加强公民权利

  王长江: 党在干部的培养、使用、任免等各个环节都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但不能架空、取消甚至侵犯公众的选择权。这应当作为“党管干部”原则的底线。超越了这条底线,就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唐欣: 未来能做的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一定要提倡启蒙运动,要把思想启蒙运动当成一个长征来看待,特别是有启蒙作用的思想,给它一个坚持到底。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变我们党的集中民主制为民主集中制。列宁党的特点叫集中民主制,是先集中,后民主,这是集中民主制。集中民主制是个不稳态,最后搞着就变成个人专制了,我们党五年或者十年以后,能不能考虑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局服从党中央,党中央服从党代会,党代会服从全党,现在是执政党,执政党掌握了政权以后,首先要想的是老百姓怎么监督你,公权力怎么受监督。

  王彦 君(政治学家): 当前官员腐败,确实是人民群众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党和政府权力膨胀,乱象丛生,民怨沸腾,根本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直接的原因是权力没有监督。离开了监督的权力,肯定要疯狂扩张,肆意侵害别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要迅速健全监督机制,而加强监督,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米鹤都(文革史专家): 一定要吸取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家要求出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从而建立最广泛的改革共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我的看法,这个突破口就是如何遏制体制性的腐败,以此入手,理应得到社会最广泛的支持。

  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和推进,一定要符合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什么是当前社会最急需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二是什么是当前政治环境上下左右所能接受的改革?我认为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建立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的监督体系。

  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除了要有压力,还必须有取舍才行。民主制度的三个层次是价值、制度和程序。对于价值观的讨论、“彼岸”的讨论要舍;对于宪政制度和权利的诉求要舍。程序中又包含决策和执行两个过程,其中决策的民主程序也要舍,全部焦点集中于制度化程序化的监督体系。只取这一点,即最大公约数,得到改革力量的最大化支持;同时也必须舍掉一些很有价值、很正确的诉求,为执政者留下充分的空间,以取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

  一个有制度保障的监督体制的形成,既可以一定程度满足民众当前的民主改革要求;可以有效地遏制官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严重的腐败;也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长远利益;更有利于社会平稳和谐地发展。当一件事情于人民、于国家、于执政党都有利的时候,才意味着它的历史条件成熟了。这可能是当今中国现实的和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17:02 | 显示全部楼层
雷颐: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经济改革,我们看到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是控制人的方式的变化,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由于有了市场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有民营企业,这时候人就有自由了,于是公民社会开始产生了,当然不能说已经建立,更不能说很成熟发达,只是开始有了。这是 1979 年以来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一个成果。现在的冲突就在这里,从极权体制向专制体制变革的时候,面临着种种的冲突,人们开始有一定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有冲突,如果不用传统的方式管理,都用法治社会管理,通过警察管理,这个成本特别高,它又觉得维护不下去了。于是,现在不是往前走,不是通过改革来降低管理成本,相反,这些年是往回退,又觉得用那一种极权体制的管理社会的方法成本更低。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逆转的话,社会管理方式一定要变化,而这个变化就在于要有民间社会,有公民社会 , 要承认 NGO ,而现在之所以没有改革,还是在于公民社会不够发达,没有足够的压力使它觉得必须改。

  要避免社会动乱和极权的最好的办法,应该走像梁启超当年主张的从上而下的立宪变革,关键的在于统治者要足够的开明,统治者要主动地变,如果不主动地变,就为革命开辟了一个道路。希望主动改革,不要当革命的制造者。

  鄢烈山: 未来的改革路径,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民间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来施加压力,这种压力是综合各方面的压力。官员应对有两种,一个我们寄希望于上层,能够更开明。再就是各行各业各界的精英要允许竞争,这个竞争现在有一点点,但是很少,不能保守,要鼓励各界精英来竞争,政治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党内有竞争才有民主。

  王霄: 南方都市报最近有个社评说得好:今天讨论改革与发展,最重要的是回归当年“改革开放”的精神与意念,回归改革与开放的内生逻辑,并打破所谓路径依赖。

  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我们真正要在改革与发展中实现人民性,扩大人民性,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这里只说一点,即真正发展与扩大党内民主。扩大党内民主要来真的,允许开展良性竞争。

  人民性的三个基点:一是公正性。人民大众具有自由、平等的各种权利,获得平等、公平的就业、创业、个人发展、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分享社会资源的机会。

  二是普惠性。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要使大多数人受益,也就是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原则。如果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不能为最广大的人民所享受,那么,不但这种改革与发展的正当性要被质疑,而且也不能持续。

  三是法治性。改革要建立平等与公正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必须体现在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上,通过法治来保障。即要有公平、周全、先进的法律体系,也要有良好的治理。良法善治是人民性的根本体现。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18:23 | 显示全部楼层

凝聚改革共识,做好顶层设计

  汪玉凯: 要用改革来破解危机,关键在于重构对改革的共识,推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最近有调研说, 90% 的中国老百姓都希望民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们下一步关键,是通过改革来化解我们的危机,最关键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最高权力交替机制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关键是要启动解决最高层的权力交替,不是要靠人,要靠机制,靠制度,靠这个制度通过选举,扩大差额选举。首先通过党内扩大差额选举,包括政治局委员,扩大差额选举以后,包括最高领导人都可以采取竞争式的产生办法,只有把最高层级制度理顺以后,才能谈其他的。

  孙立平: 未来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顶层设计,前提得有一个超越型政府,如果有一个超越型政府推动顶层设计,这是最好的结局。第二个,体制内改革的力量,然后这个体制内改革力量究竟有多大,它能不能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寄希望于社会,推动社会的发育,这又是一种可能性。第三种,就是这种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的改革。

  马晓力(中央统战部原四局副局长): 我们这个党还是有民主传统的,在执政之前就有三三制,三分之一是贫下中农和共产党,三分之一是小资产阶级,三分之一是开明绅士。选举的时候出了问题了,当时在陇东地区选参议会,结果选着选着,老百姓把一个开明绅士选上了议长,我们党内指定的那个人叫段德章,就没选上。

  1980 年讨论《历史决议》时,那次四千人大会,我是旁听的。李维汉说反封建,他是敲着拐杖这么说的。刘澜涛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毛主席的善男信女,我们把毛主席当神一样,磕头啊,把老人家熏黑了我们还在磕,制造个人迷信我们也有责任。这事我一直印象特别深。

  1980 年 10 月,邓小平见了科学家朱传渠,他说,我们共产党犯了很多很多错误,我们对人民欠了很多债,我们要向人民还债。当时就是以这种情绪,这种精神进行改革的。

  1980 年 8 月 18 号,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篇讲话,太精彩了,我当时觉得这个党太有希望了,热血沸腾。“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接受了,要改变一人系天下之安危,天下之安危系于一人这个惨痛的局面有望了。他说权力过分集中,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头是很危险的,之所以能产生“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在十年当中陷进去出不来,就是权力过于集中,集中在一个人手上。当时如果把邓小平推到一个华盛顿的位置,那多棒啊。

  1987 年,我曾经给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提了一个建议,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先中央,后地方,绝对不能乱。先党内,后党外,搞一个很大的路线图。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先把自己的权力制约一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绝对是不能有利益诉求的、有升迁诉求的人来担当,必须是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的人才能坐这个位置,这个要在全党讨论选举。

  吴思: 1992 年 1 月份,邓小平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他说我们当年怎么怎么难,农村怎么怎么难,将来还会怎么怎么难,他说我们的办法,叫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我们可以把这三句话称为九字方针,大胆试,就把所有的反对者都给稳住了,就把所有的积极因素,想改革的人给调动起来,不管你是为了理想,还是有野心,还是为了权利,还是为了利益,什么都行,只要想动,你就大胆试。第三句话不争论,当时一争论就问姓社姓资,环境非常恶劣,一句不争论,就把这个稳定住了。大胆试把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这个局面就活了,这时候邓的这三句话,等于在最核心的意义上,或者在顶层设计上,他完成了一个授权,就是对于第一线的改革者的授权,主导权在当事人。

  现在的意识环境跟过去大不一样,是可争论,可讨论。如果我们模仿邓小平当年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这个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改革路径是现成的,而且是成本很低的。

  何兵: 为了解决失控现状,下届领导人首先要整顿秩序。左右中各方,可以达到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恢复法治。无论左右派,还是党内外,什么人都得恢复法治。中国下一步应集中全部资源,来进行司法建设。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现在无论是左还是右,都需要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都在反腐败上,这就必然形成对权力的分解。

  上世纪末,湖南有一批学者,他们研究了用廉政账户来化解腐败,主动退赃以后不影响什么东西。这个建议当时准备抛出来,结果有的民众不干了,民众不干上面领导也不敢干了。其实这些钱一旦退出来以后,工人农民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些解决,其他部门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19:26 | 显示全部楼层

四、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 限制政府权力

  秦晖: 不管是英国、法国最早的宪政民主,还是后来的东欧、匈牙利、波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财政上都是高赤字,老百姓要求他们承担很多的责任,但是老百姓又坚决反对他们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况下,他拿钱很困难,老百姓又逼着他花钱,这种情况下,他想不宪政都难。改革应退到政府的权力应该更小一点,而它的责任应该更大一点。

  朱善利 :未来我国经济改革的攻坚战就在于土地市场,怎么样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土地市场改革主要是农村土地改革。

  怎么样约束政府的权力,怎么样进一步促进政府财政收入的公开,怎么样限制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这是我们未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周为民: 中国改革从逻辑上来说,第一是以富民为目标,第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因为市场化改革就是为民众能够自主地获得财富,自主地支配财富来提供相应的权利、条件和机会。这样性质的改革,是能够带来这几十年当中,民间经济力量长足成长和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马立诚: 放开私人小银行。这个太迫切了,庞大的民间资金找不到出路。政府不时发起打击地下钱庄运动,与民为敌。我们的金融体制非常落后,都在政府手里垄断着,利率也不放开,傻子也能赚钱。结果服务很差。

  童之伟: 以民富带动国富的共同富裕之路,这条道路强调重点发展民营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然后是要遏制国进民退,争取民有所进,国有所退,有效保障合法私人财产和民营企业财产,扩大市场因素,争取我国早日成为主要国际经济体承认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

  我们应该看到,今天的经济成就是主要靠发展私营等非公有经济、非按劳分配和扩大市场调节、放松国家控制取得的。但我们中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国有经济、国家干预控制等传统制度性体制性因素,并据此奢谈 “ 中国模式 ” ,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是削减国有经济规模、按劳分配比例和逐步放弃计划经济等传统因素带来的。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民营经济、按劳动要素等比重更大、市场更活跃,我们今天的经济可能会发展得更好更平衡、更加合理。

  世界经济史早已证明,相对于民营或私营经济,国有经济是缺乏效率、成本过高的经济,相对于国家统制,市场是更有效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我们不应该在经济有所发展后又试图走回头路。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国有经济、按劳分配的主导作用和国家宏观调控,只是说要注意方向和量的问题。

  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分配并存,我们要坚持这个东西,我们要认识到关键是要坚持发展民营经济,要发展私营经济,或发展所谓非按劳分配制度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进一步推动经济资源分配的市场化,而不是强化国家的控制。我们实现共同富裕,要通过制定法律和严格实施法律这个途径,来解决共同富裕的内容、途径和方法问题,而不能是各行其是。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20:34 | 显示全部楼层

学习成功地区经验

  徐景安(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 深交所副理事长): 我有个口号,以幸福中国作为口号,左右派都会接受,民众也很拥护,为此我就奋斗、努力。要想幸福,首先是解决发展和幸福的关系,现在发展是第一,哪个国家不在发展,哪个政党不在发展,关键是为谁发展,这是意识形态最核心的问题,发展是手段,幸福才是目标,我们应该为老百姓而发展,这句话就解决了当前意识形态的大问题。

  怎么幸福呢?我们在广州搞了一个居民幸福感调查,两千多份问卷,涉及到八个问题,调查结果和政府职能有关的全部不及格,但是对幸福建设的口号高度拥护。这个问卷完了以后,在媒体上公布,向全民公布,而且每个月调查一次,大家说这到底什么意义?有意义,我们党代表你的利益,代表你的幸福,但没有问过老百姓他们满不满意,我们搞的问卷,让老百姓表态,表态完了以后,各个部门针对这个意见提出整改措施,然后到媒体开辟专栏,反映民生民意,这就使媒体在慢慢改革,让媒体成为政府和民众交流的平台,这是不是改革?是不是起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搞客观评价体系,搞了八个指标,这八个指标和民族兴旺全部是关联的,代替 GDP 考核,这是不是进步了。第三,我们搞社会民生长远规划,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民生规划,民生规划一公布,非常有意义,我们财政支出 80% 向民生倾斜,但是它的行政整个成本占 25% ,怎么办?最后把行政开支降下来,把民生问题弄上去,这财政问题不也在慢慢解决吗,同时财政公开,把财政体制慢慢推进。最近又提出来,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他们说这个体制,中国为什么民生问题那么严重?是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政府是有力量了,民众没有组织程度,这是社会结构的不均衡。所以汪洋书记决定,明年七月开始,广东省所有社会组织取消分级制度,全部变成备案制,所有基金会全部是地市一级批等等,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社会组织搞什么政治。广东汕头的实际改革经验,要靠实践去破冰。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22:08 | 显示全部楼层
许向阳: 用一句话来概括江苏改革的精神特质的话,那就是:在制度竞争中创建和市场相适应的良治政府。

  在近来“国进民退”,私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的大背景下,江苏的私营经济却是逆流而上,发展得又快又好。江苏的快速发展全凭企业家精神和制度创新。在超越了“苏南模式”,发展了“苏州模式”之后,一个新的“江苏模式”正在形成之中。假如说,“苏南模式”和“苏州模式”都是“追赶型”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新的“江苏模式”则是一个统筹性的体制改革的模式。

  江苏改革的首要特点是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真正和市场相适应,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良治政府。

  由于改革的价值方向明确,并能得到大多数精英和民众的认同,派生出江苏改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改革的主导者,能够比较有效地约束部门利益。这是改革能够取得成效的前提。

  江苏人心目当中的良治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第一,江苏的改革要构建的是一个有效的法制政府,它不是一个全能政府,江苏人非常实在,对控制思想,控制意识形态毫无兴趣。在十五期间,省级的项目减少了 60% ,十一五期间,各市的审批又减少了 70% 到 80%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兴趣?各个地方政府在为了引进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减的越少,外资来得越多,  通过竞争,建立有效的法制政府。

  第二,江苏改革要构建的是高效、优质的服务型政府。南京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城市,但是这个保守现在已经跟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去年南京破除了大量的私营企业投资的条条框框,专门针对私营企业搞了个 22 条帮扶措施,所有人来投资,帮你在注册、融资、落户、孩子上学各个方面全面优惠,市委市政府发出号召,服务大中型企业,扶持中小企业。

  第三,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江苏改革的突破口和亮点。这个是李源潮在 2003 年推动的,一句口号叫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在十年时间里,有十万干部进行重组。最后苏南苏北,原来只有苏南是最有优势的,现在变成了苏南的文化均治化,推广到全省。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22:58 | 显示全部楼层
丁力(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广东现在正在探索新模式,这个模式用一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 3.0 的宝贵实践。什么叫社会主义 3.0 呢?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 1.0 ,他追求公平,不惜牺牲效率,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最经典的。到了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时代赋予他的责任,所以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突出效率,社会主义 2.0 。事实上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小平同志做。现在我个人认为,十八大必须要高举社会主义 3.0 的旗帜,就是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

  广东现在不仅在这样想,而且事实上在这样做,幸福广东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现在的问题,效率公平怎么统?我认为是可以统一的,现在的核心问题在哪里?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问题,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要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

  但第二个问题,公有制这个大关不能退,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公有制只强调它的占有,不强调它的利益实现形式,我们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成了少数人垄断,自我分享利益的机构,这个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它的利益实现共享,我认为完全可以让我们做到公平和效率有机统一起来。

  所以我认为,共产党只要把这个主题做好,我相信我们是有出路的,广东现在已经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多自己宝贵的尝试。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23:32 | 显示全部楼层
陈有西(一级律师、法学教授) :未来中国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保护问题;二是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落实宪政的问题。浙江省的经济模式,可以比较清晰地表达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与法治保障的密切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民营经济,加依法治省。这是历任的浙江省委和政府一直坚持的方针。 浙江各级干部对民营经济的保护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才保持了长期健康发展的势头。 时任 省委书记 的 习近平不遗余力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和保护,浙江人民是记在心上的。

  2006 年 4 月,在历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基础上,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依法治省”的实践。提出依法治省关键在于治官,强调依法行政,官员依法办事。树立全社会按法律规则办事的观念。习近平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随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依法治省的决议》。以地方立法的方式确定了法治浙江的目标。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目前我们党面临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 “ 四种危险 ” 、 “ 四种考验 ” ,我们国家面临着权力腐败、人民的权利被漠视和侵害,经济发展方式扭曲等问题,因此,改善党的领导,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 “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的思想作风、改革创新的工作方法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 ,以此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47:24 | 显示全部楼层
一盘棋快下完的棋:30年改革的“起转承合”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e=1&1=1#8025944

  若论30年,将来必是中国历史之一大关节。今人身在局中,不能完全置身事外,窥之不免短视。然非昏昏噩噩之辈,多少会有一些感知。
  
  我以为,中国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起转承合”四个阶段, 恰如一首七律诗,有首,有颈,有腰、有尾。这是我认识和研究这30年历史的基本框架。
  
  所谓“起”,指1978-1989年。这一阶段,是以结束文革为起点的。文革的结束,也是整个30年的起点。然而,结束文革后,朝什么方向走呢?是未定式。当然,“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是明确的。这个有点像一盘棋的序盘阶段,方向不明,空白地带还比较多,利益格局尚未成型。驾车手对未来也感到不明确,大概只知道不能往什么方向朝,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四个坚持”是也。所以,也放松缰绳,暂且信马由缰一把。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不确定性,利益格局尚未成型。
  
  “转”,1989-1993年。这一阶段,是未来方向的更明确化。89明确了右的边界,93明确了左的边界。标志着序盘的完成。
  
  “承”,1993-2002年,是利益格局的成型期,是对上一阶段确定的路线的继承,相当于一盘棋的中盘阶段。
  
  总的说来,93之后,主流知识分子上了老大的船,同舟共济,从而形成了当前的官僚加学阀加资本的分享社会利益的格局。主流知识分子与老大合流的缘由多种多样,一些是主动卖身;一些是驾不住利诱;一些是想上船后幻想能劝诱老大改变方向的,但最终却被老大绑架,困于朱绂酒食。老大邀主流知识分子上船的动因则是要利用他们与国际接轨。用“工人阶级”或者“农民阶级”是无法完成与国际接轨的。所以,另一方面,工农被抛弃就是必然的。“工人阶级”下岗了,农民则进了“血汗工厂”。
  
  
  这一阶段,除了形成上述的各阶层的利益分野外,另一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分割重新向中央倾斜。分税制的推行,财税、银行、海关、工商、质监等经济职能部门的垂直领导大大加强了中央在经济控制和分配上的权力,强化了官僚体系及利益。从而,这一阶段的经济集中为后一阶段的政治上趋于集中奠定了物质基础。
  
  “合”,2002年至今,以权力的平稳交接为始。此一阶段,为上一阶段形成的利益格局下的矛盾滋生与激化期,所以“和”字当头。相当于终盘阶段。30年改革之结局,无疑低于大多数人的期望值。众多的底层民众和窘迫之士不用说了,即便是一些享利丰厚的优渥之士,也是如此。矛盾的滋生与激化是不可避免的。
  
  然则,是开创新的局面,建立新的博弈规则,按新的博弈规则再下一盘棋呢?还是执着于混合古住今来的理念与手筋,如毛左新儒,将时间耗在这盘棋的收官上呢?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目前看来,这盘棋的利益边界还没完全确定,尚有官子可收,尚有劫材可打。所以,也许要等官子收完了,才会开下一盘棋,结束这一个历史的小循环。

这正是:
从来神州多苦难,雄鸡再唱天转明
衣食渐宽思自由,信马有缰遭鞭笞
江水蜿蜒迷航途,朱衣乘势强吏治
湖光暗借旧灯烛,转瞬三十又一梦

2009/2/17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7:55:46 | 显示全部楼层
改革成不成功,只要比一下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可以了,明治维新首先是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法制治国,限制贵族特权,举国上下唯才是举,日本政治家产生于东京帝国大学,而不是贵族集团的世袭制,有特权的武士阶层到明治维新后有的从事学术,有的从事工商业,国家提供必要的支持,但绝不是特权。国家将教育作为振兴国家的最重要的事业,为了提高日本现代教育质量,他们不惜出重金到欧洲发达国家请知名科学家、大学教授到日本任教,国家在公平、公正、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全民奋发,记住:三十年,同样是三十年,日本从一个落后的东方岛国,一跃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三十年时间他们从毫无工业基础到产生出国产火车,三十年,在日俄战争中,他们打败了欧洲强俄罗斯,令世界震惊。
  今天我们也三十年了,
  我们的教育如何?
  我们的科学创造力如何?
  我们的政治公平与法治如何?
  我们的民众心态如何?
  我们的国家认同如何?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8:00:0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语境下宪政实现路径探析



一、中国宪政实现路径的若干设想及其局限性

  在我国究竟如何才能使宪政得以实现,学者们有多方面的论述和探讨。在这些启动和实现宪政的设想中,有的强调政府推进,自上而下的变法,修宪和制宪,进行法律移植和制度建构;有的强调基层选举和自治,全国性大选,通过政治民主去实现宪政;有的强调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建立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以司法为突破口;有的也强调通过多元权力的制衡去实现宪政等等。限于篇幅,下面仅就几种有代表性的设想和思路作些归纳和分析。
首先,是社会自然的演进之路。 这一理论和设想强调宪政实现的社会自然的历史演进过程,突出强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的反复博弈所引致的社会结构变化,是法治以及宪政最终得以确立的基础和条件。其对法治和宪政实现问题上的唯理设计和政府推进的“建设”模式的怀疑和诘问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它恰恰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所由产生的直接的或根本的原因: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所引致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无不都直接发轫于国际或国内权力格局的变化。几千年中国社会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而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变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秦始皇以来的大一统权力的遏制和窒息。20世纪及其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重大变化,原因和过程虽然复杂,但直接的原因,或者是由西方的武力从外部强加或触发的,或者是由社会自身原有政治权力格局被打破所诱发的。我们也可以设想,没有开明和务实的邓小平的掌权,会有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即便有,那也可能是不确定的未来的事情。况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广度和深度,在根本的意义上也是由政治权力掌控者的意愿和意志所制约的。不是经济、社会结构决定政治权力的变化,而是政治权力决定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是诺斯的论断。 这一论断已为西方的长期经济史所验证,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其次,是市民社会的培育之路。 这一理论和设想是那些认识到社会结构的变化由政治权力所决定,但国家权力对宪政又有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的人所提出的。同时,这一思路也是西方以及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市民社会理论在宪政实现路径上的拓展。这一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看到了西方历史上市民社会对强大的国家权力的消解、规范和抗衡及其在宪政生成和发展中的重大历史性作用。在国家政治权力羁阻宪政实现的今天,此一思路不失为一个通过个人权利、社会权力去制约、消解、规范化和抗衡国家权力以型构宪政的有意义的宪政设计。然而,在西方的历史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及其良性互动关系的型构,可以说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的侧面。虽然市民社会及其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互动、抗衡和博弈是西方社会宪政生成的直接动力和深层原因,但问题恰恰还在于,早先就已形成并始终有着强大力量维持和复归的多元的权力格局,在根本上也是市民社会本身得以存在、维系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中国,由于社会初期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权力格局,并有着一股强大的无形的力量在保持、回复和强化它,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过去和今天的中国,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的勃兴与否、其未来可能的前景及限度,在根本上都受制于大一统权力的掌控者及其难以预见的意志。现实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的有限复兴是由权力格局变化后掌权者的“开明”程度所决定的,其有限的“开明”决定了其复兴的限度和可能,况且其意志和意愿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权力的交替和领导者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今日,中国社会已有很大进步,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即便宪法所明确规定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也并未真正得到落实。因此,作为“双刃剑”的国家权力,它如何可能真正让消解、规范和抗衡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去生长发育,让其在规范、抗衡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去型构制约国家权力的宪政体制?这是这一设想很难予以回答的问题。
第三,是依法诉求的渐进之路。 这一理论和设想强调依法的公民维权,发挥法律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等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让人们“为权利而斗争”,以使法律信仰和法治的基础逐步确立起来的;针对中国宪政问题上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重视作为制度化基石的程序的作用,把难分难解的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来处理,从而打破政治僵局;强调护宪以及护宪与改宪的相辅相成,促进体制内的良性互动,为宪政实现创造条件;强调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在正当程序和法治框架内逐步使政治民主化、民主政治法治化,等等。这些有意义的设想是建立在接受现实、告别革命、力求改良、化整为零和反对激进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具有很大的合理性、适应性和可行性,其理性、务实、渐进和可操作的特点,对于及时地启动宪政、逐步地实现宪政是一个可为各方接受的构想。然而,其局限性在于,依法的公民维权尤其是触及行政权力的大规模的群体诉讼往往会对社会政治稳定性构成威胁,而为政治权力所难以接受;发挥程序的重要作用最终也会触及难以回避的重要实体价值问题,而会与持有这些价值的政治权力发生抵牾;护宪及其与改宪的结合还是要触及宪法的核心价值,这实际就触及到了制宪的问题,而制宪需以政治权力的接受为前提;合宪性审查所体现和保障的分权和制衡原则在现阶段好像也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依法诉求的渐进的宪政实现设想,如果缺乏上层政治权力的容忍、支持和主导往往也就很难成功,况且它还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连续性的考量。
以上主要就几种有代表性的宪政实现设想在理论上做了一些分析。下面主要从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看宪政生成或难产的原因。

二、 西方社会多元权力格局对宪政实现的促进作用

西方的宪政生成多是早发内生型模式。现代的自由、共和、法治和宪政,起初几乎都同时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 宪政可以说产生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但其根源可追溯至西方历史发展初期的雅典民主制、罗马共和国崇尚法律或法治传统的历史时期。
我们知道,古代西方城邦生活的特殊经验,使得他们区分于其它的民族。古代西方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建立和谐集体行动的基础。古代西方的政治家们大都认为,法律应作为统一城邦社会的惟一力量。这一尊奉法律的传统,既源于不绝如缕的远古,也源于古代小规模部落或地方社会对习惯法的绝对尊敬,更源于雅典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国时期多元权力的斗争、妥协和平衡的格局,以及从长远来看为避免社会瓦解而“只能”用法律来统一城邦历史现实。古代西方对法律的尊奉,既是多元权力斗争达致均衡的一种结果,也是多元权力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睿智选择。古代西方的法律,其实可以看作是“武力”(权力)和“和平”这两个矛盾的因素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所达致的一个较为理想的折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和罗马是在法律的内部(或者说是通过法律本身)实现“武力”(权力)和“和平”两极的对立统一的。它不像老大的帝国中国那样,在法律的外部,而不是在法律的内部,实现着武力(权力)和和平的爆裂的冲突,这实际上就几乎永远的放弃了对法律或法治的真正信奉,具体就体现为“恐怖”和“谎言”的作用,即权力的暴虐统治和道德的教化作用(主要是奴化和愚化)。这就是值得好好玩味的、并非就是简单巧合的法家的“法治”和儒家的“德治”在治国指导思想的对立统一。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8:00:22 | 显示全部楼层
古希腊的政制理论最有影响的贡献是“混合政体”学说。这一学说意指国家应由体现统一的君主一人统治、体现智慧的贵族少数人统治和体现自由的民主多数人统治的纯粹政体形式混合而成。通过这样的制度结构,可以较好地反映和平衡共同体中各社会经济阶层的利益要求,并使各阶级的利益和权力要求能在法律或法治的框架内得以调处。这一理论构想,既是当时社会实际生活中多元利益及多元权力斗争、妥协和平衡的反应,反过来它又使社会实际生活得以型构,从而形成了难得的、不同于东方社会的:无任何权力至始至终绝对至上,只有多元权力相互抗衡并在法律下博弈的全新局面。这在古希腊就体现公民大会、议事会、执行委员会和法庭的多元权力结构,以及在此权力结构下人们对在法律这一政治游戏规则下斗争和妥协的信奉。这就开创了一种通过权力制衡以及掌权者的自我约束控制权力制度结构。类似情形也出现在共和时期的罗马。波利比乌斯和西赛罗对罗马的对抗性权力体系有较好的分析和概括。波利比乌斯认为,“所有三种政府因素都可以在罗马共和国中找到。实际上,不论在政治体系的结构中,还是在日常实践的作用方式中,三者都是平等、和谐、平衡的。”罗马的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大体是贵族制、民主制和君主制因素的一种混合。在那里,“国家的每一个部分的权力不是牵制其他的部门就是与它们相互合作。” 尽管他也有时宣称罗马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元老院,有时偶尔也把罗马描述成贵族制,但他始终认为罗马政体在实质上是不同于那些政府权力单一的国家政体的。
在古代西方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以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和1295年的“模范议会”为基础,点滴的积累和逐步的推进,就有了英国17世纪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对宪政的巨大历史意义,英年早逝的华人宪政学者杨小凯就有深刻地论述,他认为“光荣革命”是“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着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循环,能有效控制‘控制者’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共和、制衡,就是法治和宪政。这对那些还没有实现宪政的国家的意义在于,它能避免“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虽然英国宪政生成的根源和过程值得我们作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但其产生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应该就是多元权力的理性斗争。
现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宪政国家,都是通过美国从英国导入的。美国宪政的实现是独立战争的“革命模式”。法国宪政的实现是在经历了长期革命和复辟的曲折和反复后才逐步奠定的。日本的宪政实现是一种“占领模式”,它是二战后美军通过日本领导人的间接统治自上而下“强加的”,其过程充分体现了美军和日本领导人在对日本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宪政改造上的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和英明睿智。

三、中国社会大一统权力格局对宪政实现的阻碍

与西方国家历史与政治传统不同的是,中国自古至今就没有自由、民主、共和和法治的历史传统,也就没有宪政的历史传统。这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更是如此。当然,这也不妨碍有人认为中国人的自由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认为古代中国也有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 历史上也存在过“周召共和”,认为春秋战国和秦朝就存在着“非民主形式法治” 。
中国自古至今政治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大一统权力”。人们对“大一统权力”有不同的界定。本文主要借用“大一统权力”一词来概括中国自秦始皇以来至1911年帝制结束之前中国政治权力的性质和状况。这种政治权力一般认为是专制的权力,它除了通常所具有的权力来源上的不民主、权力结构上的无分权、权力范围上的无限度、权力行使上的无制约和最高权力交替上的非程序等性质之外,还存在更深刻的恶本质:周期性的自我保持、自我毁灭和重复再生机制;癌症式的自我强化、疯狂辐射和“染缸”“黑洞”效应。 如果我们看看谭嗣同的“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毛泽东的“百代皆行秦政制”的概括,对古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大一统性质就不会再有更多的疑问了。新中国的政治权力虽然也经历了周期的集权与分权的收放循环,但仿造苏联所建立的是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中国没有萌生古典的宪政,近一百年来时断时续的宪政运动终究也未能酝酿出现代宪政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可能就是大一统权力的阻碍和制约。大一统权力的一个直接和(或)间接的效应就是,在尚能进行改革和调整的历史时期,窒息一切可能动摇、侵蚀和消解其政治稳定性的新生事物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这就是使得正常时期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点点滴滴的累积性推进难以实现,从而也就失去了社会结构与制度革新和改良的历史性机遇,致使政权在真正面临崩溃而再行改革时也就无力回天,只能听任其在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中瞬刻瓦解。历史上演的就只能是一幕一幕改朝换代的活剧,历史就陷入到可悲可叹的“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恶性循环的轨道之中而难以自拔。
当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存在过作为大一统权力间隙期的多元权力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近现代史上也有过辛亥革命后、抗战胜利后通过多元权力理性斗争而生发宪政的历史性契机。但是,由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原因,尤其是由于存在着一股难以解释、难以想象的回复到大一统权力格局的巨大和无形的力量,我们终究也未能把握住这些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在维护中国专制体制的历史过程中,大一统权力是同作为政治文化主体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和法家专制主义思想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强化的。它们两者是政统与道统的关系。虽然我们不能说儒家思想中就没有民本主义和制约政治权力的思想因子,但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中,它和法家思想主要还是作为大一统权力合法性的辩护士和助纣为虐的帮凶而存在的。陈独秀就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李大钊也说过,“孔子者,历代专制帝王专制的护符也。”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儒家思想与大一统权力的密切关系。
由此看来,我国实现宪政的最根本和最直接的阻碍可能就是大一统的权力。米海依•戴尔马斯-玛蒂在《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进程:进展与阻力》一文中指出,中国法治的真正实现要求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法律本身,二是实施这些法律的政治意愿,三是法律意识。并且特别强调政治意愿这方面的阻力是明显的,只有“超越政治上的障碍”才可能实现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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