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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原创] 中国问题:从制度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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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10 18:01:09 | 显示全部楼层
四、诱致性变迁模式在宪政实现上的局限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在中国实现宪政是一场具有正式制度安排性质的制度变迁。其中,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存在着正的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 由于努力实现宪政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冒很大的风险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宪政实现所带来的好处不能为努力者所独享,因此,在宪政实现问题上就会有大家想得到宪政实现的好处,但很难刺激人们努力去实现它的状况。宪政实现上的“搭便车”问题会因为宪政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产生。人性使每个人在骨子里都希望他人是谭嗣同,去冒杀头的危险以使“维新变法”成功而自己坐享其成。加上维护落后政制的统治者又惯常使用“枪打出头鸟”的有效策略,这就使得宪政之类的制度变迁很难得以启动和实现,加上“组织良好的少数人”能统治“无组织的多数人”,以及其它的一些原因,宪政的实现就难上加难。虽然个人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但是,当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与宪政实现出现冲突时,政治权力的掌控者是否能够改变其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
正是由于宪政的实现是一种公共物品而“搭便车”又难以避免,所以,如果把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作为宪政实现的路径,那么,一个社会中的宪政可能就很难实现。虽然国家权力的干预可以弥补其不足。但是,按照既不同于“契约理论”,又不同于“掠夺理论”,而是把两者统一起来的诺斯的暴力潜能分配论来加以分析,国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性质:一是向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二是通过为不同的集团设定产权来换取收入最大化;三是面临着其它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 在这里,国家实际上面临着对实现宪政的可能的收益和可能付出的成本的权衡和算计。越是权力大一统的国家,与不进行宪政改革所能带来的收益相比,进行宪政改革的可能面临的成本和风险也就越大。所以,讲到这里,中国的宪政改革可能就有所谓的“制度悖论”这一难题。
   
五、通过多元权力互动和上层政治权力主导去实现宪政

今天,我国的宪政改革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近二个世纪以来全体国民长期努力奋斗所争得的。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我们结束了帝制,毛泽东带领我们奠定了现代化和宪政实现所必须的国家统一和对外独立的条件,邓小平又带领我们逐步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使市场经济改革不可逆转。这些都是宪政改革的必要基础。
可以这样说,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正处在社会巨变前的历史性时刻。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称得上巨大的历史性转变可能只有三次,一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集权国家,二是1911年二千年的帝制的结束,三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们现在可能正处在第四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  启动和实现宪政  的前夜。在这一历史时刻,我国社会整体的态势是:希望与挑战并存、机遇与危机同在。好在是我们的国民、有识之士,尤其是领导者,可能已在不同程度上洞悉了社会整体的局势、宪政的真谛和宪政实现的历史性意义。下一步可能就是如何不失时机的去启动宪政改革,积极和稳妥地将宪政在中国的大地上逐步建立起来。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的初步结论是,在中国启动和实现宪政,首先要发挥多元权力互动的作用,更要在多元权力互动的基础上发挥上层政治权力的主导作用。这里讲的多元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包括上层政治权力与人民的权力,包括国际权力格局,我国大陆、台湾、香港之间的权力格局,以及各自内部的权力格局,包括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力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权力关系,人大、政府、政协、法院的权力关系,以及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等等。这是也可以说是一种多元的权力格局。在这种关系中,多元权力的掌控者所达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宪政共识、权力分立上的权力制衡、权力斗争上的自我约束、法治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将是启动宪政  政治的民主化和民主政治的法治化的必要基础。
同时,由于宪政实现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尤其就需要有“‘为’政治而生存,” “所以要权力是为了利用权力来有所作为” 的政治家。需要上层政治权力的掌控者的主导和掌控。这些上层权力的掌控着,应该是英明睿智的领导人,其英明睿智有如英国“光荣革命”时期各方的领导者,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的华盛顿及其他开国元勋,日本明治维新及二战后被占领时期的领导者,苏联从极权主义向宪政体制过渡时期的政治精英,能在国家和民族的关键的历史时刻和重大的历史机遇面前,凭借其政治权力、政治气魄和政治能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为构建完善的宪政体制,使国家真正迈向宪政的坦途而努力奋斗。在启动和实现宪政的历史过程中,这一英明睿智的权力的作用应是理性和统领的作用。这里讲的理性的作用,就是指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有原则、有互动、有妥协。这里讲的统领的作用,就是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的驾驭、主导和能动作用。宪政是历史性的伟大事业,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体制基础。宪政的实现是极其复杂的过程和重大的历史性机遇。把握好这一机遇,平稳地迈向宪政,需要上层政治权力的掌控、协调和驾驭,需要不失时机的决断、良性互动和明智的妥协,需要有理论、组织和策略方面的准备。这些都是走向宪政的所必需的。
(张正平2007年发表于《珞珈山政治学评论》第二卷)
 楼主| 发表于 2012-1-11 15:47:18 | 显示全部楼层
改革须理性,不能像农民造反只会破坏

许小年 经济学家

(原题:只会破坏,这个民族无法前进)

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社会,要以权利利益的利作为基础,不再以权力力量的力作为评判的标准。对垄断的国企,也采取社会赎买的方法,就像过去对资本家。解放初期的时候,为了拿到民营资本家的资产,你要付钱给民营资本家,这叫赎买。

将来你从这个国企出去以后,失业了,怎么办?我给你一部分股票,你可以拿着股息继续生活下去。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工龄买断,不都这样吗?将来垄断行业的改革,咱们也工龄买断,只不过价格付得比以前更高。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打破了这个行政垄断,社会生产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那么我们就有资源补偿他。不能再搞革命了,说你过去是垄断,我现在就像过去斗地主一样斗垄断。大家都要妥协,以暴易暴不会有新的制度产生。

要赦免,承认现有的权力和现有的利益。你要是查出身,查出身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但是这个大赦有个前提,就是在改革前提下的大赦。大赦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非常好的办法,要有这个大赦的机制在,你才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这个机制是人类的一大智慧。

大赦,这是洋人的叫法,中国人叫新老划断,或者叫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或者叫做增量改革,都是一个意思。从今天开始,我们新增这一块,都按照新规矩,老的利益呢,先不要动他。照顾到现有的老的利益,咱们从新的开始,由增量一点一点地增加,逐渐地把老的这一部分稀释。这个是比较现实的路径。

你像美国人,对非法移民,他为什么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大赦?你不大赦的话,这些人全去贩毒走私,他没有正当职业可以从事。所以他每隔七年,把这些非法移民大赦,从今天开始,我不查你们过去记录了,过去七年间,你干什么我不追究了,你来到我这儿注册,成为美国公民,我发你一本护照,这就消除了社会动荡的一个根源。

一定要有国民理性,千万不能再像过去农民造反那样了,千万不能再搞义和团运动了,只破坏不建设。我们现在新老划断,着眼点是建设新体制。过去农民战争、农民暴动,它都是一股破坏力量,它不是一个新制度的建设。

只会破坏,这个民族无法前进。所以一定要有理性,这个理性是什么呢?这个理性就是,我们都相信,这样的改革会把社会这张饼做得更大,只要这张饼做得更大,每个人都会比过去更好。(作者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楼主| 发表于 2012-1-11 17:39:00 | 显示全部楼层
危机四伏的2012

作者:知原



2012年的钟声已经响起,现在没有任何科学研究支持玛雅人的预言,因此世界末日不会到来、人类文明不会毁灭。但是发端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于2008年进一步演变成了美国金融危机,2011年随着美国国家主权债务评级的下降和欧元区主要工业国意大利债务危机的爆发,预示着这场席卷全球的低落仍在持续。现在,曾促使了近十年金砖四国的经济泡沫化发展的热钱开始从金砖四国回流欧美,金砖四国的经济泡沫也正在破灭。

二战结束后,全球建立了两大体系,以美国为首、欧洲和日本为两翼的资本主义体系和以苏联为首、东欧和中国为两翼的社会主义体系。1989-1992年苏东社会主义体系崩溃,西方世界幸灾乐祸,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美欧模式已是人类的终极模式。然而二十年后,2007-2012年美欧资本主义体系也在崩溃,这真是莫大的嘲弄!人类将向何处去?怎样的模式才是人类的终极模式?

从1949年一路走来,受到最大愚弄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先是学习苏联老大哥,因极早的发现了苏联道路的缺陷走上了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的道路,1989-1992年苏东社会主义崩溃,我们庆幸没有和他们一样倒下。然而现在,美国和欧洲也在崩溃中,看来美欧模式也不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迷茫了,我们的未来究竟该如何走?

2008年底、2009年初,我们通过四万亿财政投资及相关配套的宽松货币政策成功的将这一危机延后了几年,但目前兴奋剂过后问题更严重了而弹药却更少了,经济的掌托人在通胀和经济下滑两难之间难以抉择。曾作为右翼领军人物的韩寒开始畏惧革命。

目前,外贸同比增长数据从2011年3月份的31.5%一路下滑到,10月份的15.9%,11月的13.8%。现今,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相关的专家、学者大多都认为,出口的严冬即将来临,2011年四季度到2012年一季度,出口形势将异常严峻。自从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外贸出口就一路高歌,迅猛发展,达到了令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难以承受的程度,于是引起了美国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不断施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中国外贸出口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国际环境已经大变,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又要回到过去的“独立自主,自立更生”时期。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自从去年的金九银十风光不再后,拐点已逐渐确立,泡沫已开始破灭。房地产涉及六十多个行业,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美国的这次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最初就是源自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8年,中央政府本是铁了心将房地产打下来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忙于应对从而暂时挽救了房地产行业。当时有经济学家就说过,能够拯救中国经济的也只有房地产行业。但房地产行业是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近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房地产功不可没,但是房地产行业如今已经长成了巨型肿瘤,它将社会的几乎所有资源都吸到了这个行业,从而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大潮退后,谁在祼泳?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很多问题和矛盾会被掩盖,但是一旦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后,这些掩盖的问题和矛盾就会逐渐暴露。随着这轮经济的下滑,温州高利贷危机爆发、老板跑路,鄂尔多斯出现“鬼城”、 天津频现巨大“空城”,铁道部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正在引爆,中小企业倒闭潮来临。

1989-1992年苏东社会主义体系崩溃,是先政治危机后经济崩溃;2007-2012年美欧资本主义体系崩溃,是先经济崩溃后政治危机。2011年9月17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转折点,2011年11月12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辞职是续集,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更多。

末日博士鲁里埃尔•鲁比尼说,“过去三年,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欧元区和中国  所奉行的政策,都可用一个令人生厌的委婉语来形容  ‘拖延时间’…… 最迟到2013年,或许就在2012年,一场由美国双底衰退、欧元区局面混乱和中国硬着陆构成的完美风暴可能就会来临。”
 楼主| 发表于 2012-1-12 14:49:03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忠:中国需要立即减税1万亿元来提高效率

  现在可能是中国实施经济改革的最后机会,需要立即减税1万亿元人民币来提高效率

  2012年是近20年来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考验。增长下滑不只是一场修正,也不只是周期性的下滑,而是长达20年的投资与出口增长模式的终结。转向新的增长模式需要痛苦的改革。如果中国拒绝变革,接下来就会经历失败的十年。

  经济放缓在短期内是一件好事。它减少了泡沫造成的浪费。由于蓝领劳动力短缺,政治风险随之降低。

  推动贷款增长的旧式货币刺激政策,只会让情况更糟,将会再起泡沫,在一年后导致大崩溃,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系。

  未来最关键的是要实现政府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再平衡。在过去十年中,由于成本较低,中国出口年增长率超过20%,这种成功掩盖了政府部门快速扩张的低效率。全球经济停滞是结构性的。中国出口在未来十年可能会增长缓慢。如果国有部门不收缩,中国将面临低速增长和通胀,亦即经历滞胀。

  中国承受不起一个失败的十年。2020年,中国人口将开始减少。一个人口减少而且老龄化的社会是很难积累财富的。中国现在人均收入为5000美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未富先老将是一场最大的悲剧。要避免这种命运,中国必须改革,恢复增长。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减税。

  最后机会

  经济放缓对效率和社会稳定都是一件好事。过去三年的增长太过依赖房地产泡沫和过分昂贵的政府项目,通过向效率高的行业征税来补贴效率低的行业。这可能会在短期内扩大经济,但是将在未来导致危机。

  中国经济尽管过去三年间名义上增长,但实际上可能仍然是倒退的。经济放缓阻止了经济中的肿瘤的生长,给中国更多时间来解决结构性问题。

  中国现在的情况还是比较适合结构性改革的。蓝领充分就业,工资上涨的压力有助于社会稳定,国际贸易仍然保持盈余,巨额外汇储备足以缓冲贬值压力。尽管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但中央政府和家庭部门负债水平很低。全国总负债率(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可能已经超过200%。但还不至于像欧洲和日本那样削弱增长。

  实际上,现在可能是中国在不造成大规模动荡的情况下实施经济改革的最后机会。如果国家允许债务继续快速增长两到三年,贸易可能就会出现赤字,调整期间债务水平可能就会过高而抑制增长。2012年,中国应该为能在有利条件下推行结构性改革而庆幸,而非抱怨增长率过低。

  中央政府现在可以在不造成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采取如下措施来增强信心:其一,将房屋的70年产权调整为永久产权;其二,将最高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率从45%削减到25%;其三,两年内将社会保障税减少一半。这些措施将向市场表明中国对待改革的态度是认真的,将立即终止货币贬值的压力。

  减税万亿

  快速扩张的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以及那些依附于前两者的私营企业,效率低下非常严重,给未来的中国经济未来带来了巨大威胁。过去,中国的低工资和高出口吸收了此类效率低下的成本,仍然能够保持经济增长。随着这两项优势迅速消失,除非这些成本能够大幅降低,否则中国经济将在未来几年经历滞胀和高通胀。

  随着经济吸收低效率成本能力的降低,通胀就更加容易发生,因为仅有货币扩张才能够通过通胀税支付低效率的成本。中国的通胀历来是政府扩张的副产品。通胀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是革命。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明显提升经济效率。通过限制地方政府最大的资金来源,浪费型的项目将会终止。由此将会导致增长放缓和经济效率提高,为未来的高质量增长奠定基础。

  在中国,一项经常使用的权宜之计就是反腐败运动。我希望政府这次也能采取这项措施。不幸的是,反腐败运动的成效两年左右就会消失。如果私有部门不能及时获得充分发展,经济仍将面临困难。

  一般而言,赚钱容易就会降低效率。政府部门通过税费和从银行低价借贷,轻易获取了大量收入。这部分过于容易获得的钱导致了政府部门的大规模扩张。减税将会显著刺激经济。随着出口疲软,这将是非常必要之举。通过减少政府浪费来提高效率是一项当务之急。

  
 楼主| 发表于 2012-1-12 14:49:1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需要立即减税1万亿元人民币来提高效率。这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投资项目实现。有可能被削减的项目本身就是累赘。1万亿元的减税目标可以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降低五分之一来实现。比如,增值税降低五分之一,将会从现在17%的税率降低到13.5%。

  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削减到25%并不会明显影响财政收入。个人所得税收入在2011年前九个月里只占中国财政总收入的7%。但是,这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很大影响,对各地的高收入人群有很大吸引力。这些人转向中国,将会提高中国的生产力和国际地位。这一行动可以说是投入小,回报高。

  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物价高是低消费的主要原因。将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减少五分之一,将肯定能够刺激消费。消费增长额很可能会超过减税额。

  提高效率

  过去几年内,中国企业由于容易获得投资并享受贸易保护,效率每况愈下。快速发展的汽车行业就是最好的例子。

  虽然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但这个行业的效率却很低,主要依赖一些关键零部件的进口,然后以高价卖给中国消费者。高价并没有抑制增长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带来了大量容易的钱。现在汽车行业增长放缓,需要通过降低价格,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来刺激增长。

  提高效率最快的方式就是允许平行进口,亦即个人可以在海外买车。现在这还是不可能的,因为海关不可能给这种进口清关,地方政府也不可能给这类车上牌。在平行进口被批准后,本地汽车价格就会大幅下跌到国际价格加进口税的水平。这将迫使本土制造商们像其他地方的竞争者一样提高效率。中国梦想成为汽车出口大国,但是,只要对这一行业实施保护政策,这个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国际社会很少批评中国的汽车行业政策,因为这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利益。他们用不着培育本土竞争者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地方政府支持这一体系是因为可以刺激GDP和财政收入。受害的是中国的消费者和经济效率。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就像房地产行业一样,都是向家庭部门收税的工具。

  就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选择和成本而言,政府部门的效率低下可谓根深蒂固。现行体系本应通过发改委的审批程序来限制此类低效行为,但显然无济于事。固定资产投资的浪费情况随处可见。专家评审也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专家从政府领取报酬,他们只说政府想听的观点。

  只有公众监督能够提高效率。地方政府应当将其各项支出放到网上让全体公民监督。

  国有企业的浪费行为和财政支出不相上下。资本支出的采购是效率低下的最大源头。国有企业可以通过银行贷款为资本支出融资,以此掩盖这种效率低下。只要资本支出保持增长,国有企业似乎就是健康的;一旦降低了资本支出,问题就会浮现。实际上,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维持,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可能会引发一场银行危机。

  中国的现行体系表面上似乎有严格限制。上市公司必须具备设有独立董事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但实际上这都是表面文章。独立董事通常都来自关系方。监事也完全不监督。中国的国有企业通常都是由有政府后台的人员进行管理的,因此在经营决策方面常常会受到政治驱动而做出取悦政府官员的决定。

  改革国有企业治理,提高经济效率,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在当前环境下,已经没有空间继续容忍这种明显的低效率了。如果无所作为,国有企业就会像1998年一样再次走入危机。

  (《新世纪》-财新网)
 楼主| 发表于 2012-1-13 17:16:15 | 显示全部楼层
“左”派钟情于“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强调“权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只有“国进民退”才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利益集团对此是满心欢喜,10年来利益集团就充分地迎合了这种“民意”,从而导致了“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毫无疑问,左派的观点为利益集团的掠夺找到了坚实的“民意”!

但右派也好不到那里去,可能更糟。“右”对“自由市场”和“资本”的推崇后果同样严重  在没有完善民主法治的前提下,“资本”和“自由市场”同样成了权贵集团谋财害命的手段。

这就是目前中国体制的根本作用,维稳仅仅只是为这种体制服务的一种方式。

中国在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权贵要继续“摸石头”,“左”要回到“毛泽东思想”时代,“右”要“普世价值”,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切,都有效地削弱了改革的动力!可以说,中国改革动力的消失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楼主| 发表于 2012-1-13 17:34:58 | 显示全部楼层
对在国债上错误观念的评判







(一)

我国受西方庸俗经济学的影响,当前一些十分错误的经济学观点横行,己经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正确决策,再不奋起而批判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国民经济的发展潜力将白白地耗损贻尽,国民福利的损失是无形的。本篇就国债问题上的错误观念进行批判。

直观地看问题是所有庸俗经济学家的通病,这些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虽然也能描绘与解释一些经济的表面现象,但却不能解决任何的经济问题,既使是有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当下的欧洲盟紧缩财政的方法解决欧债危机,就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解决方法的典型。而中国用紧缩货币解决通胀问题则还达不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水平,有点像断箭疗伤。而由此产生的白白耗损中国本应有的,由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所决定的内生增长动力,则是多数人都不会明白的。(由于这些人只能看到经济的表面现象,从下文开始,以后通称现象经济学家)



为什么欧债危机用紧缩财政的方法是表面现象看问题的结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解决方法?



首先,我们必须要理解国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国债?不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么?怎么欧美国家这些人在发国债时难道都疯了么?在我国的一些名为老百姓张目的人看来,发国债是大逆不道的。其实,在发达国家的民选政府,国债在多数情况下恰恰是为老百姓的福利买单。因为,一次分配是按资分配,此时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关于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定义与在宏观经济中的演进,请参看《货币迷局》第六章、第七章)是绝对不平衡的,因此,发达国家用二次分配的手段,并辅助以三次分配手段(关于三次分配定义、四次分配的论述,请参看《印钱消费》第三编、第四编),使国家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后,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会发生更大的不平衡。因为各个国家的经济素质不同、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等各方面情况不同,国家用二次、三次分配手段所解决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均衡水平是绝对不同的,由此也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程度与水平。但不管在那一个水平与高度,这个不平衡是绝对会发生的,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虽然有些国家发生点会比较高,有些国家发生的点会比较低。



当一个国家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手段用尽后,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继续不均衡怎么办?有些人会说,反正国家己经发达了,民众富裕了,可以不用去管它!那些只懂企业财会,或者个人投资理财的人,或站在自身个体的角度上看问题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如是说(看看那些充斥于媒体的评论、大小火爆的名家演讲,无不讨伐国债)。是不是真的可以不用去管了呢?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当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分配不均衡,最终的消费货币分配少于投资货币的分配时,就会产生相应部份的社会商品买不出去,下一轮的社会再生产就会相应的缩减,经济就会进入萎缩的循环(此理论原理请参看《货币迷局》第七章、第八章),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最终会用经济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用经济危机方式表现时,通常是因为经济还有一些其他的循环周期规律在起作用,例如景气不景气周期等,从而引起矛盾的激化)。



能够不管吗?显然是不能不管。那怎么管?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民选政府通常会选择国债的方式。也是就由国家举债借钱为老百姓福利买单,以补充消费货币分配不足的这一部份。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增加了过剩部份的消费也就意味着增加了生产,此时的生产量是由需求量决定的(此经济学原理请参看《货币迷局》、《印钱消费》)。



就债务本质来说,因为终是要还债的,借债只不过是透支未来的消费。当人们仅看到这一点时,又是属于直观的,表面现象的。作为个体企业,个人来说,这个债是一定要还的,不错!因此,我们就有不少经济学家大叫着,要警惕欧元崩溃、欧盟崩溃等等,还有些人预测说中国经济即将由地方债而崩溃,并准确预言2012年崩溃、2013年崩溃(关于中国债务的问题,后面还要详说)。



个人债、地方债是一定要还的。包括希腊国债,因为欧元联盟关系也一定是要还的。但如果是国债,则情况就复杂得多,简单地说,最后的结果是未必就用得着还。



凡看懂了《货币迷局》的人,一定会懂得国家信用创造价值的原理。这里不仅是国家在对基础货币的发行中可创造价值,其实对适当方式的国债发行也是可创造价值的。当然,要真正地透沏地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对我对货币的定义、信用创造价值的理论原理、以及“印钱消费”理论深刻理解。国债发行如何也能创造价值?原因在于,在过剩经济时代,大量的投资货币过剩,既然投资过剩,投资利润与银行利息都会双双走低,过剩的这一部份就会没有出路,没有比国债投资更高的预期投资利润。这种过剩的投资货币(有一定经济学功底的人一定会注意到我在这里用“投资货币过剩”与用“资本过剩”时是有区别的)往往会选择购买国债。国债投资因为国家信用高,就会因为过剩的年代里会有不断增长的投资量。就购买国债方来说,由于是多余的货币,因此,他选择的是货币的价值保持功能而不是货币的媒介功能;对发行国债方来说,只要市场经济体中的投资货币过剩越来越严重,就不用担心国债发不出去,国债需求量总趋势只会越来越大(虽然其间会有波动)。虽然作为个体来说,会有对国债的买进卖出,但就像银行的活期存款一样,在一定的时期内都会有一个常存的量产生。这个常存的量就是国债发行中的存量,也就是国家在国债发行中所创造的价值量。为什么格林斯潘说,国债发行了是不用偿还的,有些人老说是美元霸权原因,其实不是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的发行国债的信用,这个信用保持,就能使国债发行的常量保持下去,这个常量的国债就在实际上不用偿还。



所以说,国债要不要债还?能不能创造国债的发行价值?回答是不确定的,是有条件的。要想创造价值,就需要有反映事物本质的理论,要有高一层的知识。我的欧债危机解决方案之所以远要比欧盟现在采用的建立在紧缩债务国财政,并由此引起希腊、意大利工人罢工的解决方案要更好,就是因为我在《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中所揭示的国家信用创造价值的原理,不是任意就能创造的,是有条件的,只有采用适当的措施,增加国债的信用,才能创造出增量的价值。当然,欧盟政治领导人想利用危机以建立统一的欧洲,我的欧债危机解决方案暂时不被全部采用,但己有部份被采用了,例如,用欧元债收购希腊、意大利等国债。



必须要懂得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在投资货币过剩的年代里,国债的需求量会不断地增长,是因为国债的需求给借新债抵旧债造成条件。不断地发债,债务不断地增长是一种必然,不是偶然的。购买国债者,实际上起到窖藏货币的作用。一边是窖藏了,另一边的国债量只不过是一堆数据而己,用不着偿还,由此就叫做它为货币发行债务化。当代过剩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信用所创造的价值,是包括基础货币发行量加债务货币发行量两个部份组成的。但也不是说国债发行就可以无止境,多到一定的量也会因为支付利息而产生困难。像美国当前的国债就多到因支付利息问题,而影响到美元的货币信用。这其中还有一些十分复杂的货币贬值、“印钱消费”问题交织在其中。希望国债与信用的数量关系有人来做具体的量化研究。



必须说明,国债发行并不能等同于“印钱消费”,虽然国债发行价值创造的理论原理与“印钱消费”的理论原理都源于投资货币过剩,但运用方式是有不同的,虽然“印钱消费”手段在国与国之间的实现,也是通过国债的途径来进行的。有关“印钱消费”理论原理,请参看《印钱消费》第三编。



经常看到有些人老为美国越来越增长的国债耽心,甚至由此预测美元将崩溃。美元崩溃论早己破产,现在一些人又用美国的军事霸权来解释美元的高债务原因,除了缺乏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力一面外,也有迎合一些庸俗的观点。就我国来说为什么要去购买美国国债?是美国强迫的吗?我国的贫富差极大,消费货币在分配中的比例极低,而投资货币严重过剩,是美国“印钱消费”中国的过剩的产品,中国才得以GDP增长,资本家才能赚到钱。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还要感谢美国的不断发行的国债,要不中国权力资本怎能赚到那么多的钱?为权力资本服务的国家又怎能通过收购资本家手中过剩的美元以压低汇价而继续维持这种赚美元机制?大量的过剩的投资货币又能放到那里去?
 楼主| 发表于 2012-1-13 17:35:30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债的购买主体往往是一些人讨论国债时被忽略的因素。而不同的购买者往往决定着国债的性质。例如,美国财政部的国债,如果是由美联储局购买,就会成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一种方式,而且能在基础货币需要的范围内创造价值(这里强调基础货币所需要的范围是因为,当超过所需要的范围时,不仅不能创造价值,还会引起货币贬值,而且此也是美国贬值美元的一种方法)。当外国国家作为储备货币购买时,它是一种窖藏性质的货币,其中的存量(或常量)因为可通过循环发行而长期不用收回,因此也属于一种能创造价值的基础货币性质等同的货币发行。除上述以外的其他主体购买,例如由国内外的居民购买等,虽然流动性相对大些,但也有个常量的保持数,或叫存量,国债存量在创造价值方面的功能与基础货币相似,不同的是基础货币发行可以采用非国债方式发行,如果不是用国债的方式发行的,就没有国债的利息支付成本。其实,大家讨论的国债,通常都没有区分上述三个不同的国债购买者对国债在创造货币价值方面的不同影响。


不仅是购买国债的主体不同会引起国债性质的一些变化。国债用途不同,也会对国债的性质产生一些影响。


上面第一部份的讨论中说到购买国债的货币性质都是过剩的投资货币,他是不分主体,也就是说,无论国家主权货币基金也好,还是企业、个体购买者也好,都是由于投资货币过剩了,为了货币保值,因而购买国债以便窖藏。但是,在国债用途方面,是有两种方向的,一种是继续作为投资货币而用于扩大再生产,一种是转为消费货币用于国家购买社会福利或作为居民的消费支出。


用作继续投资,投资货币的性质没有改变,用着购买国家福利,就改变了货币的使用性质,改变的社会总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分配比例。在过剩经济时代里,这一改变有它的必然性,也是发达国家不得已而采用的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


必须要注意,我国的国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债在使用方向上是根本不同的。我国的国债至今为止几乎都用在投资方面,属于投资性的国债,也就是原来购买者手中的过剩的投资货币,转到国家手中后,仍用作投资货币而投资出去。而欧美国家,原来购买者手中的过剩的投资货币,转到国家手中后,用于购买全民福利,或者作为政府支出或国防开支,都是作为消费货币使用的。我国的国债作投资货币使用时,只不过是转换了投资主体,并不能起到调节社会总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平衡作用。而欧美国家的做消费货币使用,则起到了调节社会总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平衡的作用。


探讨投资性国债与消费性的国债在这方面的区别,能解决发债量的研究方法问题。消费性的国债大多是不能偿还的,发债量受到基础货币发行量、过剩的投资货币的窖藏需求量等方面的制约;而投资性国债大多数是能偿还的,例如,我国为高速公路、高铁、经济适用房(不是廉租房)而发行的国债都是可偿的,从历史上的情况看基本都收回了投资,少有产生银行坏账,它与其他的通过银行信贷渠道而产生的投资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主要的制约因素是社会总的投资增量、通胀因素、社会生产过剩的程度等方面。由为投资性国债的可偿性,比较不可偿还的国债发行量肯定可以大很多。


所以,当一些现象经济学家将我国的国债与欧美国家的国债进行量的对比,或者是将国债与GDP的比率进行对比时,与将我国的货币M2与美国的货币M2比对一样,必遭人耻笑。


其实,受西方现象经济学之害的其实不仅是我国,西方欧美国家自已也同样深受其害。例如,由于分不清国债在购买主体、使用性质、对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调节作用、国债的可偿性程度的区别、对货币创造价值方面的影响区别,仅以一个与GDP的简单比率来议论国债的发行总量,这一套方法论上的错误,就是欧债危机至今还不能很好解决的根源(虽然他们将要采用的方法也能解决,却不是最好的)。由美国国债所引起的美元货币危机,也有很轻松的解决之道。美国的基础设施己经陈旧落后了,受巨大的国债总量之累,连可偿性的国债发行也不敢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国债就没有区别的,因而也同受制约而不能放手使用。如果美国用可偿性的国债用于大规模改造基础设施,以美国的投资放大效益,必将带动一波大的经济增长,何来危机?


我国情况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又不一样。《印钱消费》一书中己经指明,欧美国家发达当前阶段解决发展问题主要依靠的是第三次分配与第四次分配的手段,而我国还处于必须解决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问题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在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在一次分配手段、二次分配手段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并不是说就不需要解决三次分配问题。恰恰相反,我国在三次分配上问题严重,当前的股市状况不是在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在促退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的股市一直是负财富效应点上,股市的滥发行、“圈钱”,使股市对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重新分配功能上,恰恰是将一次分配而来的消费货币通过股市转化为更多的投资货币,同时通过股市的大幅下跌还要湮灭大量的来自普通散户本来用于消费的货币,股市起到了更加加大了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不平衡,加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不彻底改造股市,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受阻。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幼稚的。有人批评我国自四万亿以来,国债投资(包括这两年的地方债)太大,其实,依靠国债投资来顶起GDP增速,其中的原因也有紧缩的货币政策给经济造成的灾难、股市滥发行“圈钱”、负财富效应加大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更大的不平衡,通过利益后门的分配加大贫富差距这些因素有关。由于这些因素都在制造经济体内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更大的不平衡,而过剩的投资货币越来越多,产能过剩的行业也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做除房地产外在其他产业上没有可投资利润可言,唯一的方向就只有依靠政府发国债,将过剩的投资货币由政府集中起来投资基础设施。此举不仅同时解决原料(水泥、钢铁)方面的产能严重过剩、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我国也确实有很大的基础设施可投资空间。
 楼主| 发表于 2012-1-13 17:36:13 | 显示全部楼层
救经济必须先救股市

     --对在国债上错误观念的评判


(三)
下面具体地讨论造成我国必须要依靠大量国债投资的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股市的负财富效应。《货币迷局》中己对负财富效应做过定义(要注意的是并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仅仅是股市上涨的概念,而是中小股民较长时间获得财富增值,从而获得消费增加(详见《货币迷局》第八章))。我国股市由于制度上向资本倾斜,有利于权力资本通过“圈钱”获利,中小股民的资金在股市上产生大量的价值湮灭,从而将更多的来自中小散户的本来是用于消费的货币通过股市相反地分配于投资货币,使本来在一次分配后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分配的不平衡通过股市三次分配更加不平衡,使贫富差距更加加大,社会总消费比例更低,投资货币过剩更加严重。

我在《印钱消费》一书中反复讲到,在过剩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总量取决于消费总量,“消费就是生产力(注意:这句话并不是准确的表述,而只是一个便于理解的表述,因此用引号)”。股市增加了投资货币量,减少了消费货币量,这在资金缺乏的年代里是好事,在过剩经济时代里就是灾难。有人说上市公司不是通过股市集资后增加了投资?但往往是上市的几家公司增加了投资,而更多的未上市公司倒闭,由于股市使消费减少,既使是上市公司的增加投资也会在一个投资周期后的产生生产过剩。因此,来自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必然使总的社会再生产大大缩减,经济进入萎缩的循环。像2008年、2011年,伴随着货币紧缩政策、股市大幅大跌,都同时发生民营企业大量倒闭,经济快速下行的危机,这是人人都眼见的事实。2011年浙江民营企业倒闭己经超过了2008年,而且还新增了高利贷危机,引发的民营企业“跑路”潮。



在这种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经济下行、失业问题严重的情况下,要挽救经济,在我国现阶段可选择的政策只有两条:第一条是拉起股市,使股市不再产生负财富效应(要到正财富效应还路还很远),通过“双轮经济”的自激作用而拉动经济向下。但此需要一时间过程。美国2008年因金融危机,股市一度跌到6000多点,格林斯潘给出的救市政策首先就是救股市。



第二条就是增加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因为其他产业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产生大量的过剩,包括原材料等。只有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可投资空间需要国家来做。目标首先是要使失业的人口回到工地做工。除这二种措施可救急外,政府的政策选择还应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这其中涉及到调整经济结构,消化上游过剩产能,增加下游消费产能是有一个过程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国大量的国债投资(注意,这里的国债也包括了政府向商业银行贷款)与股市的负财富效应有关。或许有人说,四万亿是错的,就不应该进行国债投资。试想,当时股市最高点是二十四万亿市值,最低点只有七万亿左右,大多数股民是3000至4000点区间进去的,股市湮灭价值约十万亿左右,这个时候即使是发放一万亿消费券都不可能解决问题,而发消费券不可能获得通过,没有四万亿救急,在“双轮经济”自激情况下经济就会崩溃,应对处于即将崩溃状态下的经济四万亿应对是必须的。反对四万亿扩展投资政策者都是一些只懂西方经济学教条,不懂得实际经济运行的人。但这不是说四万亿配套政策没有一点问题(我国经济问题严重但却不是四万亿投资本身)。问题出在各地方各部门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乱开债务平台乱上项目,甚至仅湖北一省就搞出一个12万亿的投资规划来。我国历来就有国资预算软束缚、地方政府争项目,千方百计地扩展投资的冲动,因此我几篇文章中都强调对政府投资严格指标控制的必要性。我国的情况对政府、国企投资指标控制才是反通胀的有效手段,而不是紧缩货币的政策。



第二,我国权力资本通过利益后门的分配,会产生大量的游出实体经济的过剩投资币。有关利益后门问题,我曾写了一篇《“利益后门”正在腐蚀中国经济发展1-4》(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2dqxh.html)专文。从利益后门分配的价值总量,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实证的研究,该文取王小鲁的灰色收入量(2008年5.4万亿元的规模,占当年GDP的17.2%)作比喻,只是想说明一个量的数量级概念,未必准确。但既使按GDP总量10%来估算,2011年也有4万亿以上的规模。这笔钱的特点是:一、不是消费货币,造成社会总消费比例的降低,加重了生产过剩的程度;二、因某种权力渠道而来的钱,获得这种钱的主人并不会实业投资或资本经营,多数情况下会成为银行存款或成为窖藏货币(也有部份转移国外),要再进入实体经济就必须要银行向第三方放贷 (我国货币M2量大,这也是原因之一,那些老拿美国与中国对比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经济中的这些区别)。因此说,利益后门的分配是加大贫富差距,拉动经济向下的动力。



在过剩经济条件下会产生百业萧条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假如有四万亿利益后门的分配价值,是不可能被民营企业用于增投资的,而如果被闲置在银行或者当作存款准备金被锁在央行,第二年就会绝对地减少四万亿的产值(不计乘数效应)。经济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吗?不允许的。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杜绝利益后门的分配,但这是属于政治改革方面的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这里只是描述政府的经济行为规律。那么这时候唯一的也只有政府将这一笔钱借出来投资,才能保持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因此利益后门的分配也是造成我国必须要有巨大的国债(或政府)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因为一次分配于消费的比例低而远比欧美国家要低很多。经济处于一个通过股票发行谋利、高速公路建设与收费、高铁招投标、房地产方面(这只是列最大的四个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等利益后门流出造成暴富阶层,国家不得不依赖于加大国债(政府)投资,而国债(政府)投资因为利益后门的分配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低、造富运动高,如果不持续地进行国债(政府)投资,经济就无法维持,这么一个低效益、高暴富,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循环。



所以说,我国的国债(政府)投资量大、货币M2量大都是经济的表象,只在表象上做文章就犹如断箭疗伤一样可笑。片面地反对政府投资、反对货币M2(商业银行贷款量)增加,都是极端错误的做法,只有看到事物的本质才能找到对症之药。就我国当前来说,必须要尽快地解决股市的负财富效应问题、利益后门的分配问题,因为这二方面是当前拉动经济向下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股市,并不是一些人士认为的那样只要与己无关就无关紧要的一样,如果继续向下跌,必将引发经济危机(有关股市下跌到一定程度为何会引起经济危机,在《货币迷局》、《印钱消费》书中都有大量的论证,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2012年的经济如何走?仅仅有还不知何时能实现的一次分配改革是远不够的(我不是说一次分配改革不需要,而是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一次分配在解决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均衡分配方面远不够的)。必须首先解决股市的负财富效应问题,这是当务之急,同时在一次分配领域里改革、加大二次分配比例、会用三次分配手段(详见《印钱消费》第四编中的论述),斩断利益后门分配,同时仍需要适量的国债(政府)投资,以解决由延续而来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巨大不平衡,经济仍可步入正常增长的轨道。我反复说了,在我国当前条件下,危机都是滥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人为造成的,对症下药真正解决上述问题经济增长潜力仍然是巨大的。2012年经济如何走,要看政府在上述问题方面的解决程度。



注:文中所使用的“投资货币”“消费货币”“印钱消费”“三次分配”“四次分配”等概念,都来自我的《货币迷局》《印钱消费》二部论著。经济理论是概念思维的体系,要理解文中准确的含义,就必须对这些概念有准确的理解才有可能。尽管我凡在这些新概念出现的地方,都有说明概念定义来源的引文,但我发现还是有不少的人望文生义,用自己个人的理解来代替作者实际的含义。在这个基础如果想讨论问题,就会使得说话根本不在同一个语境平台上。



“投资货币”、“消费货币”首次分类与定义是在《货币迷局》中。我曾说过,这一分类与定义对我的货币理论成为宏观经济理论影响是根本性的。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正像本文一样,我的所有的宏观经济分析与数量模型都是建立在“投资货币”、“消费货币”这两个概念基础上的。因此,如果不对这些概念准确理解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印钱消费”这个概念最早出自《货币迷局》。它是一个理论体系的代名词而不简单地是一个概念。多数望文生义者连最基础的货币发行概念都是含糊的、甚至错误的理解。例如,当前最普遍的是将商业银行贷款(即M2的构成因素)也看作是货币发行(“货币超发”就是基于此而来)。在如此错误观念下,所理解的“印钱消费”与我所说的“印钱消费”是相距十万八千里。而我所说的“印钱消费”理论是对当代经济中客观规律的一种揭示,因而构成我的四次分配理论要素,成为解决当代经济危机的必然手段。其实也是分析当前欧美经济的理论工具。因此,需要建立在准确理解上的讨论才是有益的。



本文系列讨论的国债理论,同样也是建立在我的“货币发行”的基础理论上的。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我对“货币”、“货币发行”都在《货币迷局》中重新定义过。例如我对一般的货币定义:“货币是有等同价值或等同价值保障的交换媒介”;对当代信用货币定义:“货币是由其发行机构提供等同价值保障的交换媒介”。没有对这些基础概念准确的理解,同样也是很难理解本文中国债理论。若追究西方传统货币理论的错误源头,其实就是从对货币的定义错误开始。



《货币迷局》发行后,有一位读者曾批评说,《货币迷局》没有对普遍存在的国债进行论述,是个缺憾。我相信该读者一定看到国债发行在当代经济中的巨大作用。经济运行是由规律所支配的,当产生一个大量出现的现象时,正确的做法不是去怪罪经济为何不按自己的意图去运行,或者主观地规划一个框框,而是去发现隐藏在经济现象后面的本原。本篇文章也算是答谢该读者,并作为对《货币迷局》中关于货币发行方面的的补充。但从理论逻辑上说,必须是放到最后,因为是需要在论述了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分类、“货币放大”、“双轮经济”这些理论之后,因此国债发行是由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平衡造成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1-19 17:03:2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面对的所有结构性问题,背后都是体制问题

2011-10-17 南方都市报 作者:许成钢

当前,关于中国面对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基本上获得了共识,比如在“十二五”规划中都已经写上大部分的结构性问题,指出中国存在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但是这里我想指出,对中国结构性问题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中国有这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个认识很不足。

中国面对的所有基本结构性问题,它的背后都是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结构性问题很难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体制落后是所有经济落后最根源的问题。国际间学者最近在研究中国结构性问题时有一个发现,对中国和美国的资源配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率比美国低50%,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结构性问题,能够修正自己的结构性问题,哪怕不再增加投资,中国的经济还能再增长50%出来,这本身就告诉我们中国有巨大的潜力。

公认的几个中国结构性问题

公认的中国结构性问题有哪些呢?第一个被公认的问题,是中国过去30年里快速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因素是出口。现在国际间和国内都公认,以出口推动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快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靠出口来推动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世界历史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来买一个世界最大国家的出口。为什么中国一直靠出口来推动,为什么经济增长这么依赖出口推动?核心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这也是现在公认的问题。

内需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是国内的消费水平低,换成统计数字,含义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G D P的比例低,中国老百姓消费占G D P比例中是全世界国家里最低的。不仅仅是中国老百姓消费占G D P比例低,而且过去几年里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如果我们只看老百姓的消费,消费的绝对水平是在上升,但是消费增长的速度低于G D P增长的速度,所以这个比例过去这些年里逐年下降,这导致了中国的消费不足、内需不足。为什么老百姓的消费低呢?原因特别简单,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收入低。老百姓的劳动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是一直低于G D P增长速度,积累多少年以后,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另外,中国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远高第二、第三的国家。这么高储蓄率的原因是什么?你看一下都是谁在储蓄,你就可以发现之所以中国储蓄率这么高,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储蓄,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储蓄并不高过韩国,这样特殊高的储蓄率,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储蓄高、政府的储蓄高。大量的财富在企业手里、在政府手里,而不在老百姓的家庭手里。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导致了内需不足。

其他结构性问题还有:

经济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一些不正义。

再就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直接和中国的体制相关,为什么?因为在任何国家里,企业的升级换代问题一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基本发展动力是中小企业,美国技术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中小企业,如果你去看一下,美国的发明创造从哪里来,都是从中小企业来,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变出来的,大企业可以有一些慢慢从市场退出去,一批接着一批的中小企业变成大企业,靠着不断有中小企业进入市场,靠着它们的发展。但是在中国中小企业严重发展不足,本身第一是直接带来就业不足、直接带来内需不足,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足也会影响到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还有环境问题等。

这些结构性问题,基本上在十一五规划里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五年之后,十一五规划说出来的绝大多数问题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恶化了。现在十二五又写进去,下面的问题就是会不会重蹈覆辙,有没有改进,能不能解决。这里有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在十一五,尤其是在十二五规划里,当写进经济结构问题时,里面都有一种提法,似乎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追求速度造成的。如果问题的根源是追求速度造成的,那么是不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就好了呢?我想说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判断。内需不足不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造成的,内需不足是因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大量的资源在企业和政府手里,没有到老百姓的手中。所以试图靠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最后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会带来自己的问题。将问题变得更坏,主要是在体制。

目前的体制体现好与坏双刃

到底中国的体制是什么?我将中国的体制概括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它的特点,第一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第二是分权,分权在什么地方呢?行政、资源、经济的控制权,这些方面大规模分权,一方面集权,一方面分权,政治、人事集权,行政、资源、经济分权,这样的制度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有的制度。这个特殊的制度决定了中国过去30年里它的改革和发展所走过的轨迹,如果我们讲到为什么中国过去30年能够经济发展这么快,直接是因为这个体制带来的。现在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从同一个制度来的,好的那一面和问题的那一面,都是从同一个体制来的。

分权式威权制很重要,重要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在这个制度下政治和人事高度集权。所有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是由上级任命的,省一级是中央任命的,市一级是省里任命的,县一级是市里任命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和行政分权,你作为一个县长、作为一个市长,手里掌握着本地区的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在他们的手里掌握着。在这两个条件下,第一他们是被任命的,第二他们手里有资源。那么这两个条件下怎么能够发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参与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这在任何国家推动改革时,都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怎么引导中下层的官员一起跟着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极其困难的事,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地区之间竞争,让他们比赛G D P增长速度。

当中国非常穷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经济增长是一切一切里最重要的,因此在那个时候竞争G D P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与大家的共识相一致。但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的中等收入水平了,再加上中国的规模这么大,就有巨大量的超出G D P的其他问题产生。当这些问题产生时,这些问题超出G D P.比如说G D P高速增长的同时,大量的财富被企业、被政府拿走,地方政府竞争G D P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了,地方政府竞争G D P之后需要将钱拿走,中央也需要将钱拿走,G D P是竞争了,但是钱在谁的手中,这是另外的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是G D P增长之外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是G D P增长之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在G D P增长速度之内。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基本的体制还是这样,中国的操作方式就仍然是要靠地方政府竞争来帮助解决地方政府自身动力问题、解决它的信息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可能采用的办法,一方面考核地方政府G D P增长指标,另外也考核其他指标,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当地方政府在竞争时,考核若干个指标时,实际上地方政府的竞争并不一定总能够保证你竞争时都是大家变成最好的,相反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逐底竞争,也就是有意变成最坏的。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保证G D P的增长,其他的部分它都不管了,比如说社会正义、比如说强制拆迁、比如说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占老百姓的土地等等。当我说地区竞争面对这样的窘境时,中国面对的这些结构性问题,是直接产生于这种体制、这种操作方式,只要是这样的体制、只要在这样的操作方式下,这些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不改变体制的几个思考

下面我们一起动脑子思考,有没有可能发明一个什么办法,不改变这个体制,只是改变操作方式,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很自动地大家会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即所谓的绿色G D P.设计一个指标,G D P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综合指标里还有所有其他的我们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内需、比如说老百姓的收入、比如说环境保护、比如说社会稳定等等,所有问题都放在一起,算出一个数来,G D P只是其中一个数,从此我们就用这个数代替G D P,还让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这一回竞争的是综合指标,而不是G D P了。但是,从经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1-19 17:03: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不可能?第一个原因,因为你为了造这个综合指标,实际上需要许多许多的具体指标,而许多许多的具体指标里非常多的指标之间它们有内在的矛盾,它们互相冲突着。第二个原因,在很多的这些指标里,有的指标界定是清楚的,就是怎么定义是清楚的,而且容易度量,可以测出来的,比如说G D P就是其中一个。但是也有很多的指标,它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它的度量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社会稳定,什么是社会稳定呢?第三个原因,许多的指标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地方政府、地区官员的自身利益,地方政府、地方官员有动力也有能力来歪曲这些指标。第四个原因,中国至今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独立于地方政府的,而且有权力的,全面收集和审计地方政府各方面工作数据的机构。

再下来一个可能的方案,是不是可能寻找单项的社会经济指标来取代G D P呢?尤其是当某些社会问题变得很严重时,是不是可能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最近一年以来中央有一个新的考核指标发出来,说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必须要保证将房价降下来,房价不降下来我拿你是问。但是这样的方法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是严重的错误,因为在使用G D P这个指标时,它考核的是全面的市场活动,当你一旦拿单向指标去取代的时候很危险,当你给地方政府非常大的压力,压力在某一个单项上时,如果地方政府可能以其他事为代价,比如可以G D P增长速度为代价,满足某一个单项指标,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分权式的威权制在中国并不是新的,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是这个体制,可以一直追回去,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基本建立的就是这个体制,这个体制从唐朝时开始正式成为制度化的东西。唐朝、宋朝,逐渐开始演化,然后到了明朝时,就非常非常像现在的体制了。满清结束之后,国民党代替满清,名义上看起来它是中华民国是共和制,但是实际上中华民国的结构基本上跟满清相似,主要差别就是没有了皇帝。就是说权力的分配、治理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相似的方式。当然,中国这样的帝国,在历史上持续2000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它能够维持2000年,本身就意味着这样的统治方式里有自己很重要的特点,这些很重要的特点使得它能够稳定。现在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体制不是新的东西。

那么到底中国这30年改革里什么东西是新的呢?新的是全面地引进了市场经济,至少试图全面引进市场经济。地方政府竞争的不再是单项指标,而是全面的市场活动,这就是G D P,就是G D P增长速度,这是新东西。所以现在试图用单项社会经济指标取代G D P,这是倒退。现在之所以单项指标没有见到那么大的成效,原因是因为某一些要地方政府做的单项指标和地方的利益相冲突,地方政府在顶着。人们有时候会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坏事都是地方政府做的,其实不一定,有的时候地方政府顶着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扭曲的土地财政影响基层

与刚才问题相关的是土地财政问题,土地财政问题哪儿来的?是这个体制来的。虽然经济活动是分权的,但是实际上中央政府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利益所在就决定了中央政府有很大的动力要将更多的财权抓在自己手里。这个变化起始于1994年,进一步加深是1998年,更严重的进一步加深是2002年。这几次的变化之后,中央基本上将全国的财政收入大头拿到自己手中了。但同时中国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公共支出的主体是靠各级地方政府做的,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地方政府需要解决自己的财政收入问题,于是只能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资源。

而土地问题在好几个方面,从最基本的地方影响着中国经济结构。第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它影响了内需,第二是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是影响社会的稳定。当然了,中央政府有一种解释,财源中央拿走了2/3,地方留了1/3,但是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大概4/5,甚至更多是地方政府承担的,这怎么可能呢?你将2/3的财源拿走,而4/5的事情让他们做。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中央政府可以这么回答,他说实际上虽然中央名义上拿走2/3,但是拿走的这些财源里,它又用各种方式返还了。这个说法里有非常基本的问题,中央将财源拿走再返还的方式严重扭曲了激励机制,它将大量的财源拿走,然后再重新分配给各省,导致了在这之前地方政府的努力是增加财政收入,自己想办法发展经济,靠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现在变成了地方政府,尤其是比较贫穷一些的地方政府只能“跑部钱进”。第二个扭曲是中央向地方返还时,是返还到省一级,在这个财政政策改变之前,中国的财政收入是自下而上的,意思就是县里有县里自己的财政收入、市里有市里自己的财政收入,除了满足自己的财政支出之外,各县、各市向省里报,就是有一部分报到省里去,省里有省里自己的财政收入,省里再向中央上交它的财政收入。自下而上这一种过程,就是减少了扭曲,而且保证了最基层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这样不会严重地扭曲信息,不会严重地扭曲激励机制。但是现在是从上往下送钱,省里一定是拿掉大头,到基层就很少了,但是巨大量的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是地方基层政府解决的,严重扭曲了激励机制,严重影响了中国基层的发展。

地方是在严重的赤字运行下,中央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鼓励他们用土地收入来解决他们的财政收入问题。全国大多数相对比较发达地区的G D P,都是和当地政府的土地财政密切相关,而失去土地的民众,包括农民、市民,包括小企业主,他们怨声载道,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

经济结构问题里最大头的问题是内需不足,解决中国的内需问题,必须要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相关的这些内容一定要有所改动,没有改动的话,土地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内需就上不去,大量的社会矛盾也解决不了。解决的办法就是农民土地的权益要受到保护,市民的土地权益要受到保护,房地产是他们的基本财产,他们的基本财产要受到保护,民众的基本权益得到了保护,社会也就稳定了。

现在我们真正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要逐渐地用法治来取代分权式威权制,各级领导需要的不只是对上级负责,而是需要对民众负责,不只是对上级负责,必须要服从法律,要逐渐地将这个体制变成以法律为基础的治理机制,以此代替行政机制。刚才我们强调自上而下,这是行政机制,就是这样的行政机制要退出,不是彻底退出,而是逐渐退出,用法律的治理机制取代,要用宪法来保护民众的所有财产,保护其土地的权利。
 楼主| 发表于 2012-1-19 17:31:20 | 显示全部楼层
在2011年“两会”期间,《人民网》出了个“特别策划”,“热议12大热词,回应民生关切”。列出了12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1)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缺位,城乡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狭窄,水平低,失业无保障和社会缺救济;
  (2)反腐倡廉惩处力度不够,“金”“权”勾结前仆后继,从政府体制和机制消除腐败急待创新,“权力监督”期待新探求;
  (3)收入分配欠公平,“劳动性收入比重”期待加速提高,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保证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4)房价让民众揪心。房价“飞天”为众矢之的,千夫所指,虽然万千楼群拔地而起,但天价房迫使亿万人“蜗居”;
  (5)由市场导向的医疗改革改出了看病贵、看病难,而以民生为前提的新医改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
  (6)通货膨胀。在国内外流动性过剩的推动下,近年物价水平不断走高,怎样保证调控政策既控物价又不“误伤”实体经济,人们充满期待;
   (7)环境危机。中国环境问题在中国这30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下已经愈加严重,日益恶化,沙尘暴、暴雪洪涝灾害等极端天气的频繁发生,让公众和政府不得不正视中国人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
  (8)食品安全,为牟取暴利,无“道德血液”的厂商对食品“下毒”让人吃得心惊胆战,食品安全隐患已严重危害到国家的公共安全体系和社会稳定;
  (9)教育产业化的改革把学校异化成市场,教育公平和素质教育呼唤新的教育改革;
   (10)就业问题;
  (11)户籍改革,消除城乡二元化问题;
  (12)交通治理。随着“汽车时代”到来,大中城市交通拥堵引起空前关注,城市治堵,破解“城市病”被推上风口浪尖。
 楼主| 发表于 2012-1-20 17:25:52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要总盯着从你账面上流出的股票市值,特别在正有不少东西从这个国家流出的时刻。



  其一是钢铁需求。野村证券驻香港分析师Matthew Cross预测,除非中国政府推出更多刺激政策,否则今年中国建筑业对关键原材料钢铁的需求会降低。这位分析师对《华尔街日报》说,中国钢材消耗量可能在2011年就已达到顶峰。这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北京为避免经济衰退而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在短期内带来了大量需求。当刺激措施纷纷接近尾声,2012年中国可能会出现钢铁需求下降。



  2008年实施刺激计划以来,中国钢铁产量每年增加2.3亿吨,增幅超过50%,消耗量接近美国钢铁年消耗量的2.5倍。政府刺激措施引导的增长在速度和规模上都对原材料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野村证券估计,2011年中国总钢铁需求中有14.5%与其在建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刺激措施直接相关。按野村的逻辑,中国应该出台更多刺激计划,继续加强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



  其二是资金。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出现了自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降。下降额度为206亿美元。数据同时显示,去年12月中国央行及各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下降人民币1003亿元,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降,11月份下降了人民币279亿元。



  一般认为,贸易顺差减少与欧元兑美元贬值导致中国欧元储备的美元价值下降,两个因素造成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但其实,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的更重要原因似乎是资本流出。据《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估计,去年11月和12月流出中国内地的资本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上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热钱流出是在2008年底,而第四季度末外汇储备较上季度下降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



  投资者可以想到很多投机资本选择此时离开中国的理由。从人民币汇率看,其兑美元汇率2011年升值约5%,但预计2012年的升值幅度仅为2%到3%。中国内地房价正在不断下滑,如果调控措施不放松,未来还可能进一步下跌。基准的上证综合指数2011年全年下跌了21%,说明市场信心仍很脆弱。



  当然,对于流入为患的中国经济而言,适当流出并非完全是坏事。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表示,目前一定程度的资本流出在意料之中。中国《金融时报》援引周小川的话称,欧洲债务危机影响到中国的外汇市场,令资本流动方向出现变化,周小川还表示,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一大目标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让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届时资本将既有流入也有流出。另据媒体报道,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今年前几个月可能出现外汇收支小幅净流出,但今年晚些时候将可能恢复外汇资金净流入。换言之,中国资本净流出的情况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钢铁需求流出有助于中国钢铁业结构调整,须知,政府积极介入下产生的需求增长改变了行业生态。铁矿石和焦煤价格飙升,使得中国钢铁业利润微薄,增加的行业利润实际上转移给了矿业公司。据经纪商估算,2008年以来必和必拓与力拓单是铁矿石和焦煤业务赚取的利润便均高于中国钢铁业的总利润。而国际收支顺差减少和资金适当流出有助于缓解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解救中国央行于汇率稳定和货币供应稳定的水火目标。
 楼主| 发表于 2012-2-1 15:44: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位美国商人撕心裂肺的叫喊:中国啊 买点咱的货吧

动静聚散 于 2012/2/1 13:55:3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2005年,生活在那里的一位美国商人告诉我,中国很大,变化很快,一切耳闻亦真亦假。今天依然如此。中国消费市场增速世界第一,美国的公司在那儿赚了数百亿。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消费却远低于美国公司的期望。中国,一个最有希望又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不应该啊。2000年,美国与中国构建延续至今的经济关系,给予其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并最终协助中国入世。不过,默认的交易好像是这样的:中国生产大量廉价商品,有益于美国消费者,尽管会让美国失去无数低端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所以说,美国的跨国公司根本无意在芝加哥费力多争取一星半点的市场份额,那儿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打入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来弥补  那里有有史以来成长最快的中产阶级  都在准备买他们的第一台冰箱、电视和汽车呢。咱美国要发财了!



十余年后,许多人眼巴巴地等着回报。当然,很多美国公司都赚了钱,但很多真正的劳动者却感到切肤之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Access Asia-Mintel常驻上海的分析师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说,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企业想当然以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会像美国一样。他指出,中国人的消费远低于预期,即使花钱是不太会用来购买美国商品。



弗伦奇说,误算者比比皆是。例如家得宝(Home Depot)就高估了中国人对自助家装项目和高端材料的需求,那里的劳动力便宜得惊人,黑市繁荣而昌盛。柯达的教训则是一直试图把卖不出去的胶卷兜售给那里的消费者,可他们希望自己的第一款相机是数码的。Gap(类似沃尔玛的连锁零售公司  译注)终于也明白了,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不喜欢寒酸式的别致衣着。弗伦奇说,欧洲公司一般做得比美国公司要好很多,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几十年跨国界、跨文化销售的实践经验。



许多美国高管也以为,中国富了,人们花钱就会更大方。但事与愿违:当前,中国的储蓄增长率高于消费增长率。中国家庭把四分之一以上的收入用于储蓄,而美国人不到4%。



有人说,这是因为千年古老的儒家节俭传统。也有人说是为现实所逼。2001年中国入世时广泛承诺打破“铁饭碗”  缩减数百万政府职位,这些职位薪水体面、福利优厚(就中国而言)。造成的部分后果就是,上海的成功专业人士都明白,她未来必须自己承担医疗和退休后的费用,而且由于是独生子女,还得负担赡养父母和祖父母的费用。



然而,中国消费的最大障碍当属央行的政策。每个月,美国购买约3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和服务,售出给中国110亿美元左右。自然形成24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货币和任何其他可销售商品类似,受供求关系调整。每个月,美国都需要大量人民币,而中国只需要少许美元。结果自然是美元走弱,人民币走强。



但中国政府通过人为增加美元需求的办法来干预这种调整,把240亿美元盈余的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这听起来很枯燥,但办法很有效,使所有中国出口商品便宜了约25%,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则贵了约25%。当然,我们买到了便宜的中国货,卖了这么多国债,我们的利率  诸如信用卡或抵押贷款利率  就低了。但长期影响是灾难性的。许多经济分析师,从左派人物迪恩•贝克(Dean Baker)到右派的大卫•波阿斯(David Boaz),都认为中国的钱来得容易,吹大了房地产泡沫,使之持续时间更长,一旦泡沫最终破灭,将产生更严重的危机。



干预汇市的机制如同机器巨兽,也制造出不平等。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巨兽拥有或利用中国的那些出口工厂,受益颇多,他们的股东也同样受益。由于美国股票的90%多都集中在20%的富人手里,于是绝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富人的腰包。同时,穷人得到的则是低工资、失业和难以糊口的制造业工作。我所采访的经济学家们估计,中国的货币政策令美国失去了20万至3百万个就业岗位。当然,测算差异如此之大,说明只不过算是合理的猜测。但从宏观上看的确如此。过去十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约600万。如果中国允许其货币自然调整,许多以前在美国工厂上班的工人日子会好过得多。



现在是向中国的经济规划者施加压力的绝好时机。许多市场分析家担心,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在大幅放缓,表明未来几年中国将维持弱势人民币。鉴于此,每次竞选演说要是不以中国的货币政策来开头和结尾就怪了。毕竟,假如这一情形得到改观,很可能是唯一可以立刻给美国制造出就业机会,使贸易更加公平的一件事。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经济方案会同时受到工会和大企业、自由贸易商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华尔街占领者和茶党的支持。



自克林顿总统以来,每届总统都在试图说服中国实施浮动货币汇率。几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包括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均支持向中国施压。但候选人总是嘴上强硬。总统们则倾向于温和而婉转的方式。他们心知肚明,只有中国才有决定权。
 楼主| 发表于 2012-2-3 09:52:43 | 显示全部楼层
吴敬琏:改革和革命赛跑

  

“排除特殊利益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这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刚刚出版的财新《中国改革》月刊2012年第2期发表署名文章《对新一年的期待》,提出上述观点。

吴敬琏称,2011年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继续发酵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各地在改善民生的政策设施上也有所建树。但过去几年被短期债所掩盖的诸多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吴老啊,不光是短期债务,还有中国特色的“量化宽松”呢。)

这些问题的症结,吴敬琏认为,在于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说此话时,老吴是否想起自己曾经在那个时候极力反对一个人?正是此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主导中国经济。邓公南巡中也称赞此人直接主管中国经济的五年里做得不错,以至于这段时间曾经想使之复出,但由于滑县人的倔脾气而作罢;难怪有人感言:中国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现错误!试想一下,如果没有20多年前那场事,或者按照此人的思路解决当时那件事,现在的形势还会是这样么?当时的阻力主要来自保守派的陈李,而他们都先于邓公驾鹤西去,而邓公一直是支持此人的,等于说,在邓公走之前,已经没有阻力了。)

他指出,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在此之下,中国社会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面对这样的形势,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还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原来我总怀疑自己受老人家影响太深,总是关注政治过多;现在看来,这终归是一个绕不过的trouble,连老吴都苦口婆心开始唠叨这个问题了)



张维迎:权力经济强盗逻辑死灰复燃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基本是强盗体制,是靠掠夺和再分配,而不是创造价值。当年之所以搞计划经济,是因为无知。因为不了解经济规律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国家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从事实上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计划体制的建立,完全是模仿老大哥的一套做法;早在80年代末期,邓公曾经和前边提到的那个人说过,计划经济的一套,人家苏联都不用了,咱们为什么还要抱着不放呢?刘邓曾经松了个口子,使奄奄一息的中国经济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被老人家给掐断了。)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还想再实行计划经济是无耻的行为,因为明知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还要实行,就是要以此来攫取利益。现在一些的决策,比如国进民退,已经不再基于信仰计划经济的理念,而是基于利益。有些部门有权力,所以才用强盗的方式来实现利益。(是的,当年施行计划经济就是基于马老克思的道德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剥削制度---估计他没有预料到还有掠夺的制度呢,资本家追逐利益的本能将置人民于不顾,我们今天来看,到底是谁置人民的利于不顾呢?!当年的决策者,自己处在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想当然认为私有化是罪恶的,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所享用的,是私有化无法至少是很难给他们提供的,比如北戴河的别墅,特供,职务终身制,个人崇拜之山呼万岁的“感人”场面,到如今的退而不休,和退休后保留专列的种种便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已经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国民收入在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升,人的自由也在增加。但是最近几年,改革进程有所逆转,权力经济的强盗逻辑又死灰复燃。如果这种逆转继续下去,前期改革的很多成就将有可能失去。中国改革仍然在上坡,但如果不使劲就会倒退。

深化改革,走真正的市场经济,需要正确的理念,还需要真正愿意为理念而付出行动的人。现在大部分政府官员并没有危机感和责任感,只关心在任期内不出现重大问题,不关心社会结构的真正稳定。(如果官员们能做到这些,已经不错了,然而,胡德平最近指出,96%的官员在包二奶,闭上眼睛想一想,还有不贪腐的官员么?)

在腐败蔓延的当下,要继续改革,需要勇气和领导力,需要力挽狂澜的魄力,不能光靠口号。如果不真正启动体制改革,那么不但经济改革的空间非常有限,甚至还很可能倒退。

知识界、企业界在改革的问题上已经有很多共识,并正在形成非常积极的力量。而许多社会的变革,是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出现的,我对未来仍有期待。(新的领导人值得期待,毕竟成长经历和见识不一样,正如当年的邓公1974年出席联大会议在美国所受到的震动一样,亲身感受和坐井观天是两回事,当然,首先要具有公心,像邓公一样具有公心,即使是指定,也是出于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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