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迷思——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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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一 前言

　　【一】理论

　　张维为先生的《中国震撼》一书自年初出版以来，随着阅读人数的增多，渐呈洛阳纸贵之势。坊间与士人热议此书，官媒多有赞颂，只是民间批评文章不多。中国选举网有方绍伟的批评文章，惜乎未击中要害。

　　此书的长处在于作者凭借外交官之身份对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实证考察，作者能以大量的经验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模式在与西方普世价值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我估计，这也是民间批评家一时难以下手出击的原因。

　　但在我看来，本书虽长在经验事实，却短在学术理论。许多赞扬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给力的对30年改革开放的理论总结。然而，恰恰在理论总结上，张是失败的，至少张的理论总结很难被中国学术界接受，或说，这是体制内精英不满于“只做不说”而施行的又一次不成功的理论探索。

　　正如方绍伟的批评所指出的，张维为此书的言说方式横跨学术、政论与新闻三个领域，基本是一种介于新闻与学术间的政论式言说，但在学术的严谨与规范上，张有所欠缺。特别是张新造的学术概念：“文明型国家”，恐难被国内学术同行认可。

　　张是外交家兼学者，其学者的专业应为国际政治或地缘政治，但张的此书由于是力求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作理论总结，因此其本来的专业学识显然不足以支撑，这也是他理论探索失败的重要原因。

　　窃以为，要对这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总结，至少需要有围绕人、社会、文化这三大领域的学科理论支撑，这些学科应该是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缺乏这三个学科的必要修养学识而奢谈理论总结，不过是痴人说梦、夏虫语冰。具体说来，至少牵涉这些学科的下述理论：

　　1，哲学认识论领域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

　　2，社会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Theory of Modernization);

　　3，人类学领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本文即以这些理论对张展开批评。张的《中国震撼》立足政论而偏向新闻，本文作为对张的批评，为要兼顾可读性与说理性，则立足于政论而偏向学术，对于一些理论观点，基本以阐述为主，省略论证过程，除非被批评者或读者提出要求。

　　【二】陷阱

　　中国震撼、中国奇迹，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关键在于如何看、如何解读。中国模式(道路)是相对成功的，也蕴含着一定的道理，否则不会出现中国震撼与中国奇迹，但这个模式中也确实存在着陷阱，极有可能会使中国在十年内陷入一场比陆肆更严重的危机。

　　中国模式之争，实际就是中国与西方价值观念之争，或说是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之争。中国模式基本是在违背普世价值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这就使二者之间的对立具有了相当的尖锐性与重要性，因为这个争论的解决对于大批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很显然，中国模式在当下面临着三种选择：

　　1，继续坚持，从而无可避免地步入陷阱，迎来危机;

　　2，完全放弃，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3，对之做重大调整，基本接受普世价值的约束，与西方实现良性互动。

　　张显然主张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我主张的是第三种选择。

　　近日笔者在中国选举网上见到尹保云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等收入与“陷阱中的增长”》，因与本文讨论的问题相关，这里做一简单介绍。尹先生是笔者十分钦佩的一位现代化理论专家，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下为数不多的杰出学者之一。

　　他认为，虽然所有陷阱都包含着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都等于陷阱。陷阱的特点是表面平坦下面却隐藏着深渊。我这里再补充一下，陷阱具有进去容易出来难的特点。

　　尹认为，后发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三个陷阱的诱惑：1)大政府;2)国有化;3)传统文化。只有日本与亚洲四小虎摆脱了这三个陷阱，成为特例。其余都是陷阱中增长的常规国家。中国不幸也属于常规。在他看来，一个时期的高增长不能说明体制有效，在陷阱中，各种问题将持久化或永恒化，改革动力则持续递减，造成此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纠缠与制约。

　　张维为当然承认中国模式存在问题，但他显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陷阱。对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几种不同态度，一种是由于体制新创，尚不能彻底纠正旧体制以及外来的错误影响，只要假以时日，新体制彻底完善巩固，目前的问题就能彻底解决。这种态度类似于老毛当年为自己大跃进三面红旗的辩护，所谓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或说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张显然是这种态度;另一种态度就是我与尹保云的观点，新体制先天不足，存在着致命缺陷，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以此出发，但要在适当时机对之改变，否则体制中的缺陷会酿成大祸。

　　【三】现代化

　　为要说明中国模式所包含的陷阱，必须先谈谈现代化的问题，或说，陷阱的问题必须放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来考量。

　　中国历来的问题，表现为两个矛盾：1)官民矛盾;2)贫富矛盾。但这两个矛盾不是井水河水互不相干的平行发展，而是彼此纠缠互相影响，官民矛盾基本居于主导地位。不仅现在，从秦汉以来一直如此(外族入侵时期除外)。这两个矛盾不仅是困扰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问题，相对中国而言，其他国家还有宗教与种族(部落)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是现代化的任务。

　　现代化不仅仅是飞机大炮、道路桥梁，而是要解决困扰着人类的官民与贫富矛盾。这不仅要使生产力大大发展，而且要使人摆脱异化与依附，获得相对自由。这就要求人类驯服权力与市场这两大文明机制。现代化通过民主与科学驯服了权力与自然，不说彻底，但基本解决了官民与贫富矛盾，使社会摆脱了周期性的治乱循环。但是在驯化市场方面，还不成功。然而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不如对权力的驯服，目前还不是中国人的重要问题。

　　当下中国以传统的和谐为社会价值，无疑是一大进步。因为此前，执政党追寻的是斗争哲学，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整个社会天天忙于窝里斗。然而，即使和谐登上大雅之堂，和谐于我们仍如地平线，可望而不可及  和谐稳定总是来之不易。反观西方发达国家，那里基本可以说实现了和谐，至少官民、贫富之间的矛盾，不再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何故?因为人家实现了现代化，而我们还在转型途中。

　　西欧历史上也存在着官民与贫富矛盾，但由于地理文化的原因，西欧的主导矛盾一直是贫富矛盾居于主导地位，这也是马克思提倡阶级斗争的原因。或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现代化的理论、一种试图通过阶级博弈解决人类传统矛盾的学说。

　　有各种现代化理论，但笔者赞同的是西方主流的理性主义现代化理论。这个理论的奠基者有两人：德国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与法国的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又译迪尔凯姆)。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一般分为器物、制度与观念三个层面(中国首先提出三个层面的似乎是梁启超)，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分层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分法，这种分层容易忽略文化观念的作用，导致经济决定论，因而不宜采用。所谓的现代化，应该是三个层面的现代化。我国在上个世纪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仅仅只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基本未跳出清末李鸿章把现代化看做“坚船利炮”的狭隘视野。

　　经典现代化理论包括了器物层面的工业化、城市化(不是城镇化)与科技化;制度层面的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私有化;以及观念层面的理性化、世俗化与多元化。

　　以此反观30年的成绩，要说现代化或准发达，顶多只是东部沿海地区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则是半现代半传统，文化观念层面还是落后的中古文明观念占压倒优势。

　　现代化最关键的是文化观念层面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充要条件，而器物与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根据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得出的结论。现代化、资本主义，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其核心是理性/合理性(rationality)。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是二战后西德与日本的重建。由于日本与德国在战前基本完成了现代化，故器物层面的恢复只需要短短的20-30年(约一代人的时间)而没有观念与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上去快，下来也快。譬如曾经的伊拉克与伊朗。

　　本文对《中国震撼》一书的批评，基本是围绕着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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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二 看上去很美的“中性政府”
　　
【四】传统文化的基因

　　张维为全书的主旨是在呼吁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他概括出中国模式有八个特点(1实践理性;2强势政府;3稳定优先;4民生为大;5渐进改革;6顺序差异;7混合经济;8对外开放)，而这八个特点的基础就是传统的中华文明。他进一步指出，“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着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万变不离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引文见该书P.100)

　　中国模式是不是张所概括的这八点，还可以商量，但中国模式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却无多大争议。这个党国的合法性曾经来源于反传统的红色革命，按照宪法规定的意识形态  马列主义理论，共产党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见《共产党宣言》)，因此，30年来的改革实际就是摆脱革命宪法的束缚，向传统文化回归。张维为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派，实际是在向党内高层呼吁，要义无反顾地告别马列、回归传统。

　　如何看待传统?是彻底决裂还是有选择吸收?现在看来当然不可能彻底决裂，也不可能全盘照收，只能是有选择吸收。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张认为只能“中体西用”，这与中国普世价值派的“西体中用”诉求形成了尖锐对立。

　　本文主要讨论传统文化是如何变成陷阱的，但在本章，我得先把由传统文化构成的中性政府剖析一下，看看这个看上去很美的中性政府是不是陷阱。中性政府的概念是由海外华人学者姚洋先生提出来的，基本等同于张维为的强势政府。张维为也赞同姚洋的中性政府的概念，因此，本文将以中性政府的指称代替强势政府。

　　中古时期的文明帝国，都是专制的，然而中华帝国的专制却独树一帜，成为有着现代性的专制帝国，这个制度上的现代性有两点：1)郡县制;2)科举制。由此造就了类似现代一党制的儒家文官统治集团。张维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指出：“中国今天的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P.72)。

　　【五】中性政府的由来与优势

　　张维为概括的中国模式的八个特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指导思想，就是第一点的“实践理性”，这是传统文化带来的，也是整个中国模式的灵魂。第二部分则是主要价值与方法：“强势政府”。第三部分则是在实践理性指导下摸索出来的具体方法，即张概括的八个特点中的其余六个特点。对于“实践理性”，我将在章三里专门分析，本节将主要剖析“强势政府”(中性政府)。

　　所谓中性，显然是针对西方两党制所分别代表的社会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譬如美国的共和党一般代表中上阶层，民主党则代表中下阶层。因此，美国政府就不是中性政府，总是偏向某些社会势力。张对姚洋的“中性政府”概念基本是赞同的，也成为他为中国模式辩护的一个有力根据。

　　说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这基本没人反对，但要把这个强势的专制政府说成是中性的，许多人并不赞同，特别是那些秉持民粹主义的毛左派人士。他们认为当今政府并不中性，而是站在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一方，欺压穷人。

　　本着事实判断与价值中立的立场，我认为，一党执政的儒家集团确实是如姚洋所言的“中性政府”，只是这个“中性政府”难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这个“中性政府”铸成了陷阱。

　　但是儒家文官集团的“中性政府”或“强势政府”曾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铸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一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前，其GDP都是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之所以有此神力，我以为除了郡县制与科举制之外，还有儒家学说的“仁理性”。

　　费正清等西方学者在讨论到东方的专制主义起源时，都认为与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有关。据说大河流域上中下游的水利工程需要强力政府的统治。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与中国，都诞生了专制政府，而地理环境不同的欧洲、特别是西欧，却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中国由于文化上的创新  郡县制、科举制与“仁理性”，使农耕为主的生产力得以在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内达到极致。工业时代之前，人类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农耕、游牧、渔猎与采集。这四种生产方式中，以农耕的生产能力最强。其余递减。而农耕方式中，又以大河流域的农耕最为强盛。中国无疑是几个大河流域农耕生产方式中的翘楚。明清时期中国的茶叶、丝绸与瓷器三宗产品，在与西方的贸易中把西方从新大陆掠夺来的白银系数吞没。也正是由于工业化的西方无法与中国正常竞争，才想出了以鸦片来换白银的卑鄙勾当。

　　郡县制、科举制和仁理性是如何使中国的专制政府在东方成为翘楚的?比较一下郡县制与分封制，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本人有一旧作《中国特色之一：外媚内压》其中专门比较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对于农业社会的作用，同时也谈到了导致中国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儒家“仁理性”：

　　“中古时期，专制统治是各民族的普遍政治组织形式。每个君主、诸侯，都想利益最大化，因此其内部组织最易形成一种金字塔结构。一个大王要征服天下，必然会在行动前向其跟随者许愿、在胜利后兑现诺言。分封封建制是最能调动下属积极性的方法。于是阿拉伯、奥斯曼、蒙古这些帝国先后出现。在封建制的体制内部，不仅将军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就是基层的士兵、百夫长的积极性也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于是帝国的疆界无远弗届。因此，封建制又是一种分权制。

　　“郡县制不是分权制，而是集权制、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的条件下，各级官员都是皇帝的雇员，在皇帝面前一律平等。严格来说，郡县制的组织结构不是金字塔形的，而是点面形，即皇帝一极点，面对臣民一大面。然而，实行起来，官吏不免要捞要贪。各级官吏依据手中权力大小，形成事实上的金字塔结构。皇帝对下面的官吏贪腐不是不知，但要驱使人家为你卖命，就不得不默许其存在，实际是变相的分封制。反腐败不过是帝王南面之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腐败，任何一个中央集权制帝国都是‘不可不反，不可全反’。但在农业社会，郡县制无疑要比封建制更合理、更具有统治的可持续性。

　　“在对外的征伐掠夺上，封建制要强于郡县制，因为从士兵到将军，每个人的贪欲都被调动了起来，因而会出现阿拉伯、奥斯曼与蒙古这样的疆域辽阔的大帝国。而郡县制的情况下，对外扩张的欲望只皇帝一人有，顶多再加上些高级将领。中下层的军官只是拿俸禄的雇员，对于拿自己的生命去博取功名利禄，远不及皇帝与将军积极。因此往往会向上级强调客观条件的困难。而皇帝虽然想开疆拓土建立霸业，也要顾及成本与长远利益。所以在一番衡量后，其贪欲会受到合理性的限制，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帝国疆域的扩大与皇帝要付出的辛劳成正比，但却与带给皇帝个人的边际效益成反比，因为皇帝个人的享受是有限的，而且纳贡、掠夺及开疆拓土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愉悦逐步递减。所以，郡县制更能减少战争、更有益于社会的和平。而封建制只会带来无休止的杀戮。

　　“由于郡县制的中国基本只有一个人的贪欲是合法的，而且这个贪欲受到地理自然与人力等一系列条件的制约，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对外扩张都是有节制的，整个帝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有一种和平主义的传统。严格说来，近代以前，中国人并无欧亚大陆上其他民族的国家观念。中国人有的只是天下的观念。天下可以有许多邦国，但中国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统治天下所有的国家，而天子居住的国家位于天下的正中，故谓之中国，有中央王国的意思。天子不仅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天下所有邦国的统治者。华夏中国有天下最发达的文明，四方诸国只是未开化的蛮夷。皇帝对四方蛮夷并无领土要求，只是要求他们能称臣纳贡，领受仁义的教化。所谓纳贡，也非皇上要占他们的物质便宜，而是一种要他们表示臣服的礼仪。实际上为显皇恩浩荡，皇上在接受贡品之后的赏赐，价值远远高于贡品。

　　“集权的郡县制在中古时期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曾存在，但实行得最彻底、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只有中国。这显然与大河流域的农耕生产密切相关。因为是大河流域的农耕生产，因此集权制在上古时代就成必须，否则无法协调大河上中下游各地的水利工程。而集权制发展到取郡县制的具体形态，也与这种依赖自然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反过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又促进了这种农耕生产的稳定发展，使其达到了工业文明诞生之前生产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有人以为中华民族能一脉单传、绵延二千多年而不中断，关键是儒家学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第一位的作用是独特的地理条件，第二位的作用是集权的郡县制，儒学的作用只能是第三位的。如果没有秦始皇创造的郡县制，中国一直实行儒学崇尚的周朝的分封制，中国也会如欧洲一样，分裂成20-30个小国。当然，起源于分封制的儒学，也成功地支撑了郡县制的帝国。但不是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是阴法阳儒或儒表法里(类似现在的打左灯，向右拐)，儒学对郡县制帝国的成功是实实在在的，并不仅仅是为了骗人。这就是儒学的‘仁理性’。

　　“所谓‘仁理性’，有些类似现代的人道主义，但其内涵要比人道主义丰富，因为它不但包含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还蕴含了和平主义的方法论。我以为，其内涵大致分为三个方面：1)统治集团内部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之间，不是强势者通吃、把弱势者赶尽杀绝，而是分清尊卑贵贱的前提下，双方共存共荣;2)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是行暴政、苛政，而是行仁政，在上尊下卑的秩序中和谐相处;3)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具体说来就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两手政策：一是武力征服，一是和平安抚。武力中有消极防守(筑长城)也有积极进攻(征服、驱赶、遏阻);和平安抚中以和亲方式最为普遍，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等，这是一种低成本、也是较武力更多被采用的手段。但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怀柔和亲，都不是为了对外扩张，而是为了阻止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掳掠。”

　　科举制对于帝国而言，首先不是它的公平价值，而是人才选拔的合理性带来的统治效率，这是东方其他专制帝国所没有的制度，也是儒家“中性政府”的中性来源之一。

　　儒家文官集团之所以被称为“中性政府”，首先是指其在社会贫富对立上的立场。民粹主义仇官仇富，总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府”是代表富人利益的，是压迫穷人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儒家文官集团的价值是“为民父母、爱民如子”，这不仅是招牌，也确实是一种施政价值。此外，儒家伦理也不支持嫌贫爱富的官员，儒家追求的是大同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郡县制、科举制与仁理性这三者，共同支撑了中国中古时期的中性政府，使这个政治体制获得了“超稳定性结构”。

　　这个中性政府的中性，从儒家理论上来说，还应表现在民族与宗教上，既然官员“为民父母、爱民如子”，则当民族宗教矛盾爆发时，理应站在中性公允的立场来处理，但实际由于夷夏观念的影响，历朝政府并未真正做到。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政府，才把中性政府的理念很好地贯彻于统治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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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性政府的弊病

　　以上是儒家文官集团组成的“中性政府”的优势。下面再来谈谈这个“中性政府”的弊病。

　　中性政府的最大特征是垄断，这种垄断不仅是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且也是对经济、文化等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垄断。因此，中国的中古时代集权也是具有现代性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体制。它造成这种垄断的原因有二：

　　一)郡县制下的官僚与分封制下的官僚不同，分封制下也有官僚，但由于封建贵族的存在，社会形成了君主、贵族与平民三大集团，官僚则成为君主或贵族的雇员，一直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郡县制由于消灭了贵族诸侯，使文官集团客观上填补了贵族留出的空缺，构成了金字塔的中间部位，对于皇帝与民众而言，这个集团是不能或缺的。

　　二)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不同，由于儒家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与政教合一的集权体制，中国没有祭司阶层的存在。儒家官员不仅是民众的父母，同时也是他们的老师与牧师(韩非子：以吏为师)。中国民间一直有佛道信仰，但佛道教神职人员对民众思想的影响与官员不能相比。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使中国的儒家文官集团从表面上皇帝的雇员，变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集团，形成了皇帝、官员与百姓这样的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这个三足鼎立的态势中，大部分情况下皇帝与官员为一方，与百姓一方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这个主要矛盾之下，也有皇帝与官员之间的矛盾。皇帝对官员的忠诚、效率与廉洁不满时，常会以宦官外戚或特务等势力来控制、监督或取代文官的统治。但是历史证明，凡皇帝不依靠文官而依靠那些未经过儒家理论训练的人，都会导致政权的迅速崩溃，而皇帝依靠文官的，相对而言能长治久安些。

　　具有垄断特征的中性政府，其所带来的弊病大致如下：1、腐败而昂贵;2、扭曲市场机制;3、抑制公民社会的发育;4、选贤任能上的劣势;5、外媚内压。

　　.一)昂贵而腐败

　　中性政府之所以昂贵，在于不受其他利益集团的制约。这就使文官集团成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成为最具刚性的利益集团。在西方民主选票制约下的政府，不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只是选举他们的那个利益集团的雇员或**人。他们如果忤逆选民的意志，马上会被反对派取代。而中性政府则不然，譬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在民选政府的情况下，这是专业人员的业务，政府不用关心，但在中性政府成为利益一方时，如何估价与政府利益息息相关。估价越低，政府获利越多，官员不但政绩能突出，而且官员个人福利也会有保障。此外，高速公路收费也是如此。中国物流成本为何那么高?就是因为我们养着一个昂贵的政府。

　　中性政府的垄断地位使官员面对民众时具有了超脱的心态，一方面使官员不必谋求民众中任何一方的单方面支持，同时也使他们具有了“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能力  官员不仅可以勒索穷人，更可以勒索富人，或说，他们可以用富人来压穷人就范，也可以用穷人来逼富人就范。总之，中性政府的官员绝对不是富人的狗腿子。因此，中性政府由于缺乏制约，腐败便成了难以遏制的弊病。虽然官僚体制中有监察官员的廉政机构，但这基本属于体制的自律。因为稳定、因为官官相护等原因，“不可不反，不可全反”成了历朝面对腐败的金科玉律。因此自律机构无法抑制中性政府的贪腐。当然，腐败的难以遏制更在于，导致这个政府腐败的机制，正是使之强势的机制  不受制约的权力。

　　马列主义的阶级论相信，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是由于阶级压迫，但据我国历史学家秦晖先生的研究，主要不是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引爆民变，而是赋税徭役，官逼民反。官员集团的贪渎，是导致朝代更替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豪强兼并土地中，所谓的豪强主要是有官员背景的大地主。中国从秦汉以来的历史，主线就是中性政府与百姓的矛盾(官民矛盾)，贫富矛盾(阶级矛盾)只是从属于这条主线。这也是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细亚社会不同于西欧的原因 。

　　腐败只是潜规则，令民众与社会不堪忍受的还有明规则  一个不断自肥、扩权、免责的昂贵的政府。古代儒家官僚以保守为价值，因此政府开支增长不快。当今的文官集团以发展为要务，故而政府开支在无他律的情况下呈爆炸性增长。这之中除了必要的增长外，很大一块属于官员个人先富的价值使命。现在官员公私消费都在向发达国家水平看齐，这就使行政经费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我估计，就政府办公费用占GDP的比重而言，我们这个中性政府恐怕为世界之冠。

　　再说官员收入。官员在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下，在中国则属于中等偏上。而中高级官员的收入，恐怕属于中上之上，基本可归于富人之列。当今士农工商几个社会阶层，公务员属于旱涝保收的肥缺，引无数青年才俊尽折腰。这样下去，公务员队伍必然膨胀，十羊九牧的局面无可避免。

　　中性政府的最大祸害，是形成了一个不受制约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时时处处会与民争利。民众在与这个被称作“公家”或“官家”的集团的博弈中，处于不对等的弱势地位，因而只能以种种非理性的手段来回击  从违法犯罪到暴力革命。民众的非理性则反过来使统治的成本上升，最后使统治无可持续。

　　二)扭曲市场机制

　　中性政府是市场机制的大敌。中性政府由于自身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因而极易以权力来干预市场，为自己牟利。这时政府可以“国企”、“央企”的名义进入市场，这些恐龙级的企业以税收、自然资源以及银行贷款为资本，垄断市场，盘剥人民。故而，中性政府之下，国进民退是常态，民企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中性政府既可以与富人结盟，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阶层，也可以站在弱势阶层一边，打着宏观调控或民生工程的旗号来挤压中上阶层的利益空间。在中性政府的统治下，市场体制不过是计划经济、命令经济或长官经济的拐杖。

　　我们常说，政府是必要的恶，也是必要的善。市场在善恶方面与政府相同。但是中性政府的存在，使市场的恶的一面迅速膨胀，而市场的善的一面却遭打压，这是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始料不及的。

　　三)抑制公民社会的发育

　　谈到这个问题必须介绍一种社会学理论，即美国加州大学Perry教授关于政府与社会博弈的四种模式的理论。

　　他概括了古今以来所有政府与社会博弈的情况，总结出了如下四种模式：

　　1)强政府对强社会;

　　2)强政府对弱社会;

　　3)弱政府对弱社会;

　　4)弱政府对强社会。

　　第一种模式是当今的发达国家，政府强，社会也强。政府即使一时瘫痪或消失，社会也不会陷于混乱。

　　第二种模式如俄罗斯与中国，即有着专制历史的国家。其特点是离开政府，整个社会就成一盘散沙。原因是政府过强，抑制了社会功能的发育。按张维为在书中所引的涂尔干(迪尔凯姆)的话说，就是国家多纵向联系，少横向联系。

　　第三种模式是菲律宾以及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这些国家似乎还谈不上民族国家，基本处于部落或部族社会状态，缺乏国家认同。政府软弱无力，社会亦同样如此。

　　第四种模式比较少见。80年代波兰可算一例。当时共产主义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领导的军政府面对的是瓦文萨的团结工会以及势力更强大的波兰天主教会。

　　Perry教授认为，这四种模式中，只有第一种模式为可取，其余三种博弈模式都是失败的。Perry教授的理论国内并无系统介绍。我的理解，这实际还是韦伯理性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深化发展。政府与社会的博弈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才能导致双赢。一方强、一方弱或双方均弱的博弈，则是非理性博弈，结果不是零和就是双输。

　　第一种模式是双赢博弈，其余三种不是零和就是双输。双赢是1+1大于2，零和是1+1=0，双输是1+1小于0。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理性。只有理性才会导致双赢，缺乏理性的博弈结果只能是零和与双输。双赢的博弈正如民谚所云：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强弱对比过于悬殊的博弈，即使一方原本具有一定的理性(譬如理性的西方殖民者)，也会因为弱方的非理性反抗或非理性屈服，在欲望的驱使下而逐渐丧失理性。

　　在切入正题之前，我有必要就张维为书中的观点以Perry教授的“政府-社会”博弈模式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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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维为在书中反复唠叨的一句话：“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P.125）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张将之归因于普世价值本身的问题，这是不对的。在我看来，直接的原因在于非西方国家多数属于第二和第三这两种模式，强政府或强社会对于理性博弈而言，单个因素都是必要条件，只有二者同强，才成为充分条件。即以第三类模式而言，缺乏强政府，是劣质民主的产生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现代性的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民主制度若建立于部族社会基础上，有如沙滩建楼，必然失败。

2） 俄罗斯转型的坎坷在于，无视自己公民社会软弱的现实。在强社会建立之前，先消解强政府，结果是社会严重失序，民间成长起来的首先不是公民社会，而是黑社会。这种失序状况到普京上台后采取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使叶利钦时代的弱政府回到了威权性质的强政府，俄罗斯才步出泥潭。有人认为，普京的成功在于运气好，遇上了国际油价上涨。这显然不对。没有普京的威权主义，油价上涨只能成为俄罗斯更加混乱的的导火索。

3） 孙中山提出，民国建立后政制发展要经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1949年革命胜利后，中共曾经嘲笑孙中山的“三政说”，认为孙文的理论不如“人民民主”来得干脆彻底。及至1957年的风波，中共才知民主不是那么好玩的。现代政治学认为，从传统专制制度或极权制度向宪政民主的过渡中，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是“威权主义”或“威权体制”阶段，类似于孙中山的“训政”阶段。目前国际上的威权体制比较典型的有新加坡、俄罗斯等。中国现在还算不上威权，应属“极权”或“后极权”阶段。极权与威权的分水岭是允不允许反对派的合法化。威权政体不是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统治政体。它本身面临着两种前途：或者是以威权发展经济、发展公民社会，最终实现宪政民主；或者是以威权抑制公民社会、强化政府，结果陷入传统的合法性危机或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张维为提出的非西方国家不能实行民主制的论点是错误的，日本、韩国、台湾这三个政体民主转型的成功说明，把普世价值与本国、本地区的实践结合起来，走渐进民主的道路，非西方国家可以成功转型。


中性政府的弊病之二，在于忽视公民社会的建设。儒家文人有天下一统的情结，凡事迷信正统、迷信权威。因此对于来自民间山野江湖的力量，一直持怀疑、警惕的态度。这导致他们只相信官方的力量，凡事好由官方大包大揽。每年中国开两会，代表委员都在呼吁政府要管这个管那个，政府如果顺应民意，必然成为超级政府，而民间社会必然萎缩。

现代人类创造了三类“组织”：政府、企业与NGO(非政府组织)。这三类组织应该各有其活动空间，互相不能取代。政府不可能、也无必要对所有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然而所谓的中性政府必然难以容忍NGO。除了儒家的大一统情结外，更重要的在于革命党对异己力量的恐惧。这个党是靠布朗基主义的专制原则建成的“组织”而夺得天下的，因此对任何自己不能控制的组织具有本能的戒备。担心这些异己组织成为自己的潜在对手。因此，根据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除非由党政官员控制，否则“宁缺毋滥”。这正是一种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非理性政策。

政府压制公民社会的发育，并非良策。随着民间财富的增长，这种愚蠢的政策只会使黑社会在暗中发育。或说政府只能在白社会与黑社会的发育中二择一。

正确的政策是，在保持强政府功能不减弱的前提下，政府应将培育公民社会的发育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当前情况下，不妨优先鼓励县级以下工人建工会，农民建农会，商人建商会，学人建学会，市民则建各类公益、慈善、环保组织。政府所要压制的是跨地区的或政治性的组织。

张维为的中性政府，正是在公民社会发育的问题上，起到了压制的作用  无论是富人或穷人要求结社的诉求，一律不批准。

四）选贤任能上的劣势

选贤任能是许多对专制制度怀有好感的学者总结出来的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优势。张维为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与现在的领导选拔和党内选举的结合而成的选人制度，要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凭一人一票选出的政客。在本书第五章《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第二节“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中，他这样写：“法国汉学家西里尔. 雅瓦里（Cyrile J-D Javary）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层是通过选拔产生的‘文人儒臣’，现在是通过选拔产生中共领导层。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是个好思路。”（P.138）总之，在他眼里，选贤任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点，现在执政的中共领导集团，当然不会放弃优秀传统而取西方的劣质民主。

我的看法正相反，相对于中世纪的西欧，科举制使我们这个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有了选贤任能的好方法，但在现代西方民主面前，这种中古文明便成了劣势。

苏共亡党亡国，很大程度上与苏共党内的选人制度有关。苏共最后三位年迈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面临着一个选拔接班人的任务。当时摆在他们面前有两位人选：一位是桀骜不驯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一位是正直聪明、但相对听话的戈尔巴乔夫。最后，选中的当然是听话的戈氏，而非具有孙悟空性格的叶氏。

如果由当时的民众投票，叶氏当选总书记的可能性更高，因为打着反官僚旗号的叶氏在民众中的声望高过党内的任何一位官员。假若叶氏当选，可以设想，至少在他主政期内，苏共不会解体。因为他这个人比戈氏多出一股霸气与蛮横之气，这从叶氏在总统任内敢用坦克炮轰议会大厦的行动中可看出。

比较叶氏与戈氏的优缺点，很难说谁在道德、能力上更优，但俄罗斯民众显然更喜欢具有霸气的领袖。苏共这种由大佬选人的机制，只能选出沙和尚，很难选出孙悟空。因此，可以说正是苏共这种专制体制葬送了自己。其实当今世界，正是在选贤任能上，专制不敌民主。

中国传统的皇帝选接班人的方法，除了嫡长继承外，还有选贤制，即从几个皇太子中选拔最好的一位。因此，其选拔方法除了一个人从少数人中挑选，还有就是少数人（皇帝、大臣、皇族成员）从少数人中挑选。这种传统方法面对的民主选举则是多数人从多数人中挑选。

不管专制统治集团如何励精图治，最后总是在接班人上出事，使帝国的统治不可持续。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如下：

首先看少数挑选者。

1） 挑选者不可能全知全能、洞察一切，总有被欺骗、被蒙蔽之时。特别是在选拔最高统治者的事上，被选拔者无不尽其所能掩盖短处，展示长处。睿智过人如毛泽东，选老婆选不好不说，在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也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

2） 挑选者如与被选者间存有亲情血缘关系，挑选者的理智易被亲情遮蔽。这也是法官审案回避制产生的原因。我国的统治者主张从熟悉的人中选拔接班人，这固然有知悉被选者长短处的好处，但理智易被亲情迷惑。譬如，明明甲乙二君从各方面看，都是甲君优于乙君，但乙君由于是某大佬的儿子，故还是被选中。

3） 唐僧若要在孙悟空、猪八戒与沙和尚三个徒弟中选拔接班人，一定选沙和尚。其中道理，不言自明。

4） 西谚云：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蒙蔽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内蒙蔽一部分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内蒙蔽所有的人。一些心术不正、治国能力低下的政客可以蒙蔽几个大佬或全国选民，但在西方这样的发达开放的社会里，其劣迹难以瞒过无孔不钻的现代媒体人。

再从被选者一方来看。精英在人群中的分布，应该有一定的规律。譬如，富裕阶层往往比赤贫阶层多一些，当然，并不绝对。一个基本规律是，十几亿人口中的精英一定比几万人口中的多且好。

如果以为信奉了某种理论、学说，就会产生出较一般人群更多更好的精英，那一定是神话。这种神话往往建立在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基础上。在信奉这种理论的人看来，从本体论上说，每一类事物都有唯一不变的普遍本质，从方法论上来说，只有一类方法能够揭示事物普遍本质。由于至善的动机与这种科学的绝对主义，他们相信自己垄断了真理。但有人认为，单有至善的动机与这套理论还不够，还要有符合布朗基主义的组织仪轨，只有凭借这种带有神秘气息的“组织”，才能最终垄断真理。

张维为的选贤任能，不是从所有人中选拔与选举，而是从垄断了真理的小集团中进行选拔，如此狭隘的选拔方法能称为“选贤任能”？特别是在各级握有选拔大权者私心较重的情况下，此种方法更易演变为“负淘汰”。但是，这些都不是致命的。这种权力私相授受的实质是“近亲繁殖”，这才是致命的。它必然带来接班人素质的退行性病变，其结果是“一蟹不如一蟹，一代不如一代”。这是统治不可持续的最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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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媚内压

在“中性政府的由来与优势”一节中，我已经提到了外媚内压的问题。许多中国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历朝历代政府对外有和平主义的传统，但不知如何解读，也没有将之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联系起来，误以为是儒家文化在起作用。在中国势力强于外国势力时，中央集权制的帝国不积极对外扩张的确起到了进步作用。但在清末的洋人面前，这种中央集权制帝国的腐朽性便充分暴露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不要说西方的选民无法接受丧权辱国的外媚内压，就是部落社会或穆斯林统治者也不敢外媚内压，却独有中华帝国拥有这一传统。其核心理念就是：外国人无非是要钱要物，他们不要帝国的统治权。因此，为了保住政权，什么都可以给。但是对国民就不同，那些乱党要的就是权，因此“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许多人以为，外媚内压是在帝国势力衰弱时的无奈之举，如今中国崛起了，我们腰杆子硬了，外媚内压不会有了。不对，只要是不受制约的中性政府，外媚内压就无可避免。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解放初期红色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革命与生产生活的改善。其后，特别是市场化改革之后，合法性危机日益严重。那么，这个合法性危机是怎么来的，与这个中性政府又有什么关系？

这里首先要简单介绍一下统治合法性的理论。所有的政治统治都是基于暴力的统治，国家机关说到底就是暴力机关。要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暴力，这就需要统治的合法性。统治合法性的问题首先由古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共同提出，他们认为，具有合法性的统治是正义的统治，缺乏正义的统治不能持久。过了两千多年，又有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提出，只要能实现有效统治的政权，都是具有合法性的政权。现代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总结，柏拉图与亚氏的合法性是理性主义的合法性，也是高门槛的合法性。按照这个标准，恐怕古往今来，很少有政府能符合，或说这些统治者在正义性上都是“山寨”的。而韦伯的标准，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有“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味道。韦伯具体概括出三种能实现有效统治的政体：1）传统型的；2）克里斯玛型的；3）现代法理型的。

传统型政体的合法性靠两个因素，一是君权神授，一是能提供一种秩序。克里斯玛型的统治也基本如此，只是君权神授换成了统治者个人的神秘魅力，譬如毛泽东时代对毛的个人崇拜。严格来说，传统与克里斯玛型的统治，并未真正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后。韦伯认为，只有现代法理型的统治，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应该是正义与有效性的统一，或说是价值合理与方法合理的统一。韦伯的标准，表面不谈价值，只谈有效性，似乎有失偏颇，但实际上现代法理型统治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这种统一。只是在非西方的世界，法理型的统治往往并不成功，失败之因在文化基础，表现则是统治的效率（有效性）。哈贝马斯对韦伯法理型统治的批判，这里就不展开了。

中国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来源于价值方向的不合理，因此效率或有效性的提高不是加强合法性，反而加深了了合法性的危机。古代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于君权神授，1949年之后来源于共产革命，现在呢？只剩下有效性了，而且这个有效性是靠高压严管、靠超过军费的维稳费来实现的。现在的统治者面临着1945年之后成为革命对象的那些统治者共同的问题。在这个死结面前，统治集团的成员不免缺乏信心，特别担心外部局势的紧张。

也许有人会不明白：外部局势的紧张与内政有何关系？因为现在的合法性仅靠日益增长的经济来支撑，否则老百姓早就对官员的腐败不能容忍了。如果国家对外用兵，势必影响经济，经济一旦下滑，任何官员的腐败丑闻都会成为导火索。这是明的担心，还有暗的担心：一旦国家进入战时体制，军人的发言权会上升，这对文官统治也是一大威胁。

清末统治者的外媚内压来源于对丧失权力的恐惧，颟顸的大清官员认为，洋人只是要钱要地，不要满清的江山；孙中山的乱党，要的是江山。因此才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一说。现在的统治者之所以外媚内压依旧，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合法性不足。

有人以为外媚内压只是实力不济时的“韬光养晦”，一旦羽翼丰满，这个中性政府就会抛弃“外媚”，走上德日、苏联当年对外扩张的老路。这一点，我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外媚内压的根源在于缺乏统治的合法性。统治者终日忧心忡忡，担心政权被颠覆，官员遭清算。这种担心不会因为实力的增强而有所改善。恰恰相反，经济越增长，腐败越严重，贫富矛盾越尖锐，合法性危机也越突出。因此，即使经济实力再增强，外媚内压的总政策不会改变。当然，不排除在只会导致局部冲突时，统治者会允许军方鹰派露露脸，但他们断然不敢陷入全局性的军事冲突中。

俗话说，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中性政府也是如此。张维为眼中只看到中性政府带来的效率上的优势，对其很美外表下掩盖的陷阱竟然丝毫不察，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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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三 经验主义是如何铸成中国陷阱的


我认为，张的毛病源于哲学修养的欠缺造成。张可以说是以实践为主的外交理论家，年轻时未经过系统的哲学训练，踏入外交家的行列后，又因为工作繁忙，无暇进行哲学通识的学习。这从张在此书中对实践理性或说经验主义的盲目推崇可以看出。

张在本书第四章的“二、中国模式可能胜出”与第五章“二、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这两节中，分别把中国模式或中国理念的灵魂概括为“实践理性”和“实事求是”。这两个不同概念在哲学上说的是一回事：经验主义。在分析经验主义是如何铸成中国陷阱之前，我先向诸位介绍一下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关系。

【七】 价值观与方法论

我以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社会理论，都可以大致分成价值观与方法论这两大部分。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就是方向、目标。方法论则是到达、实现这个方向、目标的手段与工具。从哲学上说，方法论又包括本体论与认识论这两个部分。依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正确和错误，我们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模式：

一） 价值观与方法论基本都正确；

二） 价值观基本正确而方法论有严重错误；

三） 价值观基本错误而方法论一时正确；

四） 价值观与方法论都错。

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属于第一种模式。其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方法论则是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平衡。比较典型的样本是美国，其主流价值是从清教文化发展而来的价值体系，其方法论则是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摇摆或平衡。在代表中上阶层利益的共和党掌权时，方法论上倾向于放任自流的经验主义和利己型的个人主义；在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民主党掌权时，又会倾向于价值应然的理性主义和利他型的个人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欧洲社会党的理论，基本属于第二种模式（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俄国的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很明显带有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胎记，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最高纲领，直接是由基督教神学家提出，非马克思先生原创。但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视作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解放与发展，成为当今普世价值的基础，这一点无疑是非常可贵的。但在如何实现这个崇高理想的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犯有严重错误。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西欧的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具可行性，因而其价值理想一经实践，便不可避免地产生方法上的修正主义。当今欧洲的社民主义就是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而西北欧的斯堪德纳维亚五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冰岛）可以看做这一模式的典型。

第三种模式，有二战之前的德日帝国与前苏联。今日中国，也可归入这一模式。处于此类模式的国家，其发展轨迹如抛物线，“其兴也勃，其衰也忽”，说白了就是“上去快，下来也快”。究其原因，在于大方向的错误。方法论上一时的有效终究无法掩盖方向的错误，帝国一时的辉煌不过是陷阱的美丽。之所与喻其为陷阱，还因为一旦陷入，靠其自身力量往往无法自拔。

第四种模式属于当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张维为在书中批评的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的国家，实际他们的问题不在于照抄照搬，而是国家意识的形成。这些被西方殖民者强行拖入全球化时代的部族人民，首先面临的不是学西方还是学中国的问题，而是如何在部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国家认同与国家秩序的问题。

本文所要批判的经验主义属于方法论。我认为，正是方法论的错误，导致我们民族价值观的错误。

价值观与方法论二者间存有对立统一的关系。通常看来，似乎是价值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目标的不同决定了实现目标的方法不同。譬如，我要渡海到某个岛屿去，只能选择轮船或者飞机，步行与开车绝对不行。这种想法诱惑了许多人，以为只要选择了正确的价值方向，正确的、好的方法，是迟早会被掌握的。西欧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出发，最终不是摸索到了社民主义的道路吗？非常遗憾，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对于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而言，是目标决定方法，譬如上述要到某个海岛的例子。价值观或某种政治理想，则是一种抽象的、模糊的、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方法论中的认识论。为何会如此？因为目标只是一个大致方向，而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陷阱与障碍（约束性条件）。如何绕开陷阱与翻越障碍，就得依赖你的方法。而方法中，最关键的是你获取正确认识的方法  认识论。

正是由于意识不到这一点，才有了制度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认为，只要制定了符合普世价值的制度，就等于确定了正确的航向，接下来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地臻于完善。张维为书中批判的，基本都是制度决定论。第三世界的政治家大多都是制度决定论者，他们以为选择了与西方一样的政治制度，就会有与西方一样的社会结果。他们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并将普世价值列入宪法，但结果却是南辕北辙  橘逾淮则枳。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严格说来是文化的核心哲学认识论）。西欧19世纪的工人运动能从马克思主义激进的道路上回归到温和的社民主义道路，关键在于西欧的文化。东方社会缺乏西欧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大致正确的价值观也不能在东方引领出良好的结果。

张维为批评制度决定论，但错误不在普世价值，而在于照抄照搬者错误的认识论。问题还在于，张自己的认识论也是错误的，张不过是以一种错误来反对另一种错误。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必须深入讨论文化观念的作用。

我以为，每一种文化大致包含着四个不同部分：

一） 价值应然（哲学中的价值论）；

二） 思想方法（哲学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

三） 伦理标准（伦理学）；

四） 审美取向（美学）。

在这四个部分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方法”，所谓的思想方法，其核心是哲学上的认识论  唯物、唯心或经验、理性。

唯物唯心的划分方法，在认识论领域很重要；但认识论领域还有另一种划分方法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我们可以把中国人划分成东部人与西部人，但由于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居住于东部，所以这种划分毫无实际意义，而把中国人划分成南方人与北方人则有实际意义。同理，认识论中的问题并不能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全部概括（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不是认识论中的所有问题），相反，经验与理性却是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两大基本工具，如何正确使用这两种工具因此，一直是人类文化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来区别不同的文化模式比唯物唯心的划分更有现实意义。

要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何把我们引入陷阱的，必须从剖析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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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经验主义之谬

张在本书中对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推崇备至，“中国模式的哲学观主要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这种哲学观和中华文明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入世文化有关。中国文化中对人生，对现实，对社会的关注总是第一位的。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学传统，中国今天的实践理性背后是中国文化的世俗性。”（P.100）

求实、世俗，这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张概括的很准确。但是，任何特点都不仅仅是优点，同时也是缺点。譬如吃苦耐劳，很多人以为这是优秀品质，但能吃苦耐劳的人，往往也是奴性十足、不善创新的人。作为一个学者，张仅仅只强调民族文化的优点，不揭示隐藏在这种优点背后的缺点，这着实令人诧异：究竟是学识素养差还是有意误导？

在接下来对实践理性的论述中，张强调了中国文化在“知、行”，“实然、应然”方面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如果说西方重“知”，则中国重“行”；西方重“应然”，中国重“实然”。一般的读者都知道，知与行，实然与应然，二者都重要，以中国的中庸之道来看，应该寻求在二者间的平衡，不能以偏重一方而自得。但愿作者的这些论述只是事实描述，不是价值判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实践理性的缺点进行事实描述。

一）经验主义，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

在“实践理性”一节中，张比较了西方与中国不同的改革方法之后，他强调：“我们使用的更多是‘归纳法’，而非‘演绎法’”（P.101）。

张也许不知，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是无法归纳出真理的。所谓真理，应该是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认识或知识，是对客观规律的准确反映。我看到一只天鹅是白的，看到第100只天鹅还是白的，那么我能否归纳出“凡天鹅皆白”这样的全称判断呢？显然不能。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的认识或知识，谈不上是客观规律。以此来指导实践，必然隐含着危机与陷阱。

动物也会使用归纳法，巴甫洛夫用狗做的条件反射实验证明了这点。从这点上说，动物都是经验主义者，因为它们都会使用归纳法。但是，没有一种动物会使用理性主义的演绎法。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经验主义是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但是，从功用学的角度看，经验主义又是一种基本的认识方式。没有经验，先验的理性、形式都将无法存在。或说，没有经验是万万不能的，但经验也不是万能的。经验与理性，单独对于真理而言，都是必要条件，只有二者的正确结合，才能构成真理的充分条件。

说到经验主义，有人也许会将之与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联系起来。但是东方的经验主义与英美建立在理性主义文化基础上的经验主义有很大的区别。东方的经验主义是一种主观的经验主义，英美的经验主义则是一种客观的经验主义。主观经验主义者只承认自己的经验，不承认他人的经验。为何会有这种态度，这又与东方经验主义的原始性有关。

我们知道，动物都是唯我主义者，以为世界是为我存在。因此原始人也都具有这种唯我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本体论认为，天人一体，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上帝，认识论则是主观经验主义，其伦理观则是以我为善恶标准  我抢他人部落的财产女人，那是天经地义，他人这样对待我，那是邪恶。从亚马孙雨林到大洋洲各个岛屿的土著居民，虽然远隔万里互不往来，但在唯我主义经验主义的文化上却是高度一致。人类学家弗雷泽的专著《金枝》一书中写到，整个澳洲大陆上，毛利人个个几乎都是巫师，却没有一个人是神父。这种现象，黑格尔也曾提到。他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小孩子也知道上帝，但在远古时期，只有最伟大的祭司才知道神的存在。唯我主义，是东方经验主义的根基，也是除了西方文明之外所有文明的根基。顺便说一句，鸭绿江对面金家王朝的主体哲学，就是这种唯我主义哲学。

按理说，人类都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因此，所有的古文化都应该是经验主义类型的。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却出现了反经验主义的古文化，这就是古希腊文化  西方文明的源头。

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世界各地不同的古文化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

1） 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古希腊与古希伯来）；

2） 中国的经验主义文化；

3） 印度的神秘主义文化。（有学者认为，印度的神秘主义可以归于经验主义，因为这种神秘文化，也与经验主义一样，都是是建立在主观感觉之上的。）

我认为，以认识论上的差异作为文化分类的依据，就如同植物学以繁殖器官为分类依据一样，十分科学合理。

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之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因为此前的上古时期，世界各地的文化还未出现认识论上的分化。而在这个时期，这种分化开始出现，西方的苏格拉底、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摩尼，都是活动于这个轴心时期。自轴心时期之后，各种文化开始分道扬镳，独立发展。

为何说西方的文化是理性主义的？这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三大支柱：

1） 理性主义的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科学源于古希腊哲学）；

2） 理性主义而非神秘主义的犹太教（基督教的前身）；

3） 理性主义的古罗马法（与东方各国的法律比较，古罗马法更重形式，法律中的形式就是理性）。

为何说古希腊哲学属于理性主义并且是西方科学的源头，这里介绍一下卡尔. 波普尔爵士对此的评论：

“尽管现今大多数知识分子轻蔑地看待那些（指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哲学－引者），然而理性主义至今是西方缺之甚至便不能存在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它与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它是产生了自然科学并且这种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文明。（引自《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96年10月版，范景中、李本天译）   

理性主义文化以求真为第一要务，经验主义文化以求实为第一要务。西方的求真文化最后形成了利益本位，而东方的经验主义文化则形成了伦理本位。或说西方文化是知识中心，中国文化是伦理中心。截止20世纪之前，整个世界历史，可以看作是这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竞争。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一直是中国的经验主义文化遥遥领先，此后，西方最终胜出。

曾经落后的西方，为何最终会胜出？理性主义认为，其中一定有原因、有道理；经验主义则认为，也许有原因，也许没原因。我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当然认为其中有原因，找出这个原因，也就能明白今日中国为何会身陷陷阱而不自知以及经验主义之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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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验主义的谬误之一：求实导致我们在科学上的落后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存在是一个很广泛、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但是在经验主义那里，存在的内涵少的可怜，只剩下在场的（the present），并且是能被感知的事物。同样在场却不能由感官感知的事物内部的属性  本质、规律，在经验主义看来，其存在性是不确定的，除非这些属性能被感觉所确定。因此，经验主义用归纳法进行归纳时，往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与中国古人重实然、实际、实效的态度不同，古希腊最早的那些哲人，从一开始就怀疑我们的感官，认为感觉到的东西总是流变不居，因而是不确定、不可靠的。为此，有的哲学家甚至弄瞎自己的眼睛，以防被眼睛所骗。他们认为，人甚至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由此，西方人开始了追问现象背后那个本体与真理的历程。哲学之父泰勒斯认为，这个本体是水，他的学生阿纳科西曼德则认为是“无定物”，而这位仁兄的学生又认为不是无法理解的“无定物”，而是气。其后又有赫拉克利特提出，世界的本体是火。而恩培多科勒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气火水土四元素。这其中，最奇特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数”。而最接近现代认识的是德谟克利特，他认为这个本体是刚性的小颗粒  原子。

与希腊人的好奇不同，讲究实际的中国人没有这么多的追问。中国人与埃及人都有发达的数学知识，但都没有建立起体系，只有希腊的欧几里德先生，建立了抽象的几何学体系。荣获国家科技大奖的数学家吴文俊先生为此十分感慨，他说，中国古代有《九章算术》，其中对面积、圆周率和利率的复息这些复杂的计算，都有精到的方法，但中国始终未能发展出几何学或数学的科学体系。思想家顾准也说，中国古代的科技，只满足于“知其然”，而不关心“知其所以然”。

“实践出真知”、“人的正确思想来源于实践”这些实践理性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如果西方人像我们一样，至少物理学、生物学这些学科达不到现在的水平。牛顿定理里面有摩擦力为零的状况，如果牛顿也是经验主义者，秉持实事求是、从存在的事实中提出问题、发现真理，那么就会认为，现实中没有摩擦力为零的状况，因此如此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不符合孔圣人“慎思”的教导。这样，我们就不会有牛顿定理了。其次，砸中牛顿脑袋的那只苹果，在人类日常的生活实践中也曾千百万次地发生，因此可以说，实践只是出真知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实践当然不会有真知，但是仅有实践也无法出真知。达尔文发现物种进化的规律，并没有进行多少年的实践，相反，那些一生都在实践的农夫、渔夫、畜牧者，却根本不可能发现物种进化的真知。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几乎与实践经验毫无关系。相反，实践经验越丰富，越难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理性主义并不反对经验，认为经验是理性的基础，但是不应满足于经验，而是要求人们在经验的基础上超越经验。超越并不是抛弃，而是扬弃  通过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观察  舍弃那些偶然的、个别的因素，从中发现普遍的必然的因素。

中国人以为，求真务实是最好的态度。实际这仍然是囿于经验主义的一种片面态度。求真与务实在中国人的语境里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偏正关系。求真只是手段，务实才是目的。求真仅仅为了务实才有意义，为了求真而求真，这不是求真务实的本意。这里涉及到中国人对真与真理的理解。

“真理”一词直到清末，才由日语从西方转译过来，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真理的概念，只有“至理”的概念。中国人的“真”的观念，首先是现象、表象的真实，其次是有用，根本没有本质真实的概念。所谓的“至理”，也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道理。“实事求是”是中国经验主义文化的一条根本原则，但在经毛泽东先生改造之前，仍然是求表象与现象之真，而非本质之真（你必须说真话，不能说谎）。毛泽东先生将实事求是改造成具有理性主义特点一个思想原则  从事实中求出事物的本质与客观规律。但是严格来说，实事求是仍然是一个有着局限性的思想方法，这是后话此处不表。

中国人求实的经验主义文化在与西方的理性主义求真文化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首先输在了科学上，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中国人轻视理论、轻视抽象，只发展出经验技术，由此只能建立手工工业。

四）经验主义的谬误之二：求实导致我们社会的溃败

中国人失败的另一领域是民主。西方用科学初步解决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又用民主初步解决了民族内部的矛盾，因而得以在工业革命之后，举国一致地对外扩张。
中国人为何只发展出了孟子的民本思想，而没有发展出西方的民主思想呢？这个根子还是在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就像榔头一样；另一种工具是理性主义，就像锯子一样。经验的中国人一旦使用榔头取得成效后，就以为这是天下最好的工具，进而认为，像锯子一样的理性主义不是好工具。

经验主义只有归纳法一途，来对经验材料进行理性加工。但由于对存在的狭隘定义，使中国古人遵循最严谨的经验实证归纳，因而得出结论：人与人是有差异的：一种是素质较高的精英  君子，一种是草根  小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被认为有如昼夜、阴阳一样，乃天经地义之自然。中国人虽然也有道德应然的思想，但始终未能发展出希伯来人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从思想方法上来说，这是由于求实的归纳法所限。须知，应然理想是人的超验性意志，不是归纳法所能归纳出来的。古人不懂尚能理解，张维为这种整天在国际上混的人还不懂，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张维为的儒家文官集团一党专政的思想，其合理性来源就是古代的君子小人的分野。21世纪的今天，普世价值乃世界最大、最高的价值，有如中国古人之“天道”，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面对这一严重压迫，张维为搬出了实践理性来为某集团辩护，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人的传统的实践理性只重“实然”，不讲“应然”  “学者赵汀阳曾这样概括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特点：哲学一般关心的问题是‘to be’（即关心‘存在’、‘是什么’的存在论）和‘ought to be’（即关心‘应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论’），而中国人有重视实践的文化传统，它更关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么因而是什么’（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干’、‘实践’、‘实验’为基础的‘实践论’。”（P.101）

张的这一辩护有诡辩之嫌。为何这么说？中国古人并非如张所言，不讲规范与应然，只是由于经验主义观念的束缚，不知人格平等的道理，但中国古人同样非常重视道德伦理应然，中国人的道德实践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道德规范，只有在古圣先贤道德规范的指引下才能进行实践。汉武帝为何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不是为了规范？离开了规范的实践，那是男盗女娼、禽兽不如。

普世价值是世界人民经历了二战的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表现为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这个普世价值其后又经历了美国与南非种族主义的与苏联极权主义的挑战，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最终水落石出，因而被有些历史学家概括为“历史的终结”。

我正是从普世价值对某集团形成的压力上指责张维为在诡辩。

中国人虽然十分注重道德应然，但整个文化从总体上来看，的确有重实然，轻应然的特点，这一点，张维为没有说错（只是不全面）。具有这种特点的文化，不太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但非常容易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错误。

文化人类学家、美国人本尼迪克.特所著的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菊花与刀》，提出日本人属于经验主义的耻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基督教的罪感文化。西方基督徒相信，我犯了罪错，即使无人知道，上帝也会知道，因此在获得上帝赦免之前，一直惴惴不安，处于良心的痛苦煎熬之中。这一情形，在处于经验主义文化模式的东亚不存在。这里盛行的是一种被作者称为“耻感文化”的道德文化。所谓耻感，系指我的罪错被人知道会有羞耻之心产生，在知道我罪错的人面前，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但如果没人知道我的罪错，我就不会有西方基督徒的罪感与东方人的羞耻感。为了免于耻感的折磨，我在犯了罪错之后，一是死不承认，二是尽量隐瞒，三是抽象承认，具体否认。这样我就会比较心安理得与自信。在德国人对二战罪恶的认识、担当面前，小日本的丑陋猥琐暴露无遗。中国同胞对此不可幸灾乐祸，相比之下，我们也属耻感文化的体系，只是我们比小日本更缺德。小日本加害的毕竟是外人，对于自己同胞，他们的耻感文化可不允许遮遮掩掩。而我们却是对自己同胞犯了罪错死不认账、百般抵赖（三年灾害与文革）。

支撑这种耻感文化的就是主观经验主义，或说是隐藏更深的原始人的唯我主义。为何我的罪错被人知晓与否在基督徒与东方人那里会有这么大的态度差异？这就是认识论的差异。基督徒相信，我之外有一个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却能支配我的客观的神明存在。而经验的东方人却认为没有这种超验的神，即使有神也是具体的土地爷或者山神，这些神灵不过如山川草木或其他部落一样，虽有法力，却不是法力无边，至少它们不能支配我。我是自己的上帝，外界的各种神灵不过是可以趋避或利用的工具。

由此，人类自己制定的应然法则一旦与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就会作为我的工具，潜规则由是产生。

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东亚人会耍花招，说一套、做一套。轻视应然重实然的中国人，在这几年更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玩得炉火纯青  当今我朝最高的政治智慧就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当然也不是所有说的都不做或所有做的都不说，而是有的如此，有的不如此，具体哪些“说的不做，做的不说”，你去猜吧。

在被张维为称颂的实践理性的指导下，我们这个社会陷于一种十分可怕的道德溃败状态。官员的腐败与基尼系数的高企之所以没有引发动乱，很大程度在于民众认可这种实用主义的伦理  别怪人家腐败，得怪自己没本事。动乱，这种急性症状虽然没有发生，但发生的却是转入慢性的溃败与腐烂。由于传统的道德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而革命带来的意识形态与道德约束又被证明是一种乌托邦。所以在改革年代，我们彻底抛弃了应然，抛弃了理想。取而代之的是实践理性的价值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再加上实然的归纳，社会被分裂为草根与精英、体制内与体制外、上层与下层，所以主流实然的人生价值观悄然形成：民众的人生价值就是吃饱穿暖；官员与精英的人生价值则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生物欲，精神上则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体制内一位高管提出，人民不但要有幸福，还要有尊严。此话虽然引发民间的如潮好评，但体制内却将此视为异端，其讲话遭到文宣部门的严厉封杀。

学者孙立平最近有一篇文章，道出了他对此的担忧：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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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2011-02-18 08:13:31，来源: 人民网）

五）闯红灯的比喻

如果用一种比喻来说明中国模式的成绩与缺陷，我以为，闯红灯这个比喻很合适。中国模式所对立的是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则相当于交通规则。中国模式则是违反交通规则的闯红灯。

闯红灯的驾驶员认为，我情况特殊  任务重、时间紧，要完成任务，非闯红灯不可。这个“任务重，时间紧”的特殊，相当于我国政治家的“人口多，底子薄”。交通行业驾驶员有一条鲜血换来的座右铭：“交通违章不出事故是偶然，出事故是必然”。但我们这位闯红灯的驾驶员却不信这个邪，他振振有词地说道：

“老子闯红灯闯了100多次，虽然有些小的擦碰事故，但至今车毁人亡的大事故并未发生。说明这条座右铭已经被我的实践彻底颠覆了。因为偶然都是小概率事件，我的100多次闯红灯与一两次的小事故相比，没出事是大概率，出事故是小概率。这说明，出不出事故与是否遵守交通规则没有必然联系，根据我的经验，出不出事故只与这三点有直接关系：1）车辆保养的好坏；2）驾车人技艺的高低；3）驾车人驾车时身心状况的好坏（昨晚睡眠是否充分）。”

张维为这本书，与闯红灯驾驶员的理论总结一样。

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我相信世间有普遍必然的规律存在，违反普世价值的统治因为不符合人性，因而是不可持续的。这有如闯红灯，你现在没出事不等于以后不会出事，30年能挺过来不等于你可以继续挺30年。当下的危机与问题无时不在提醒我们，最多不过十年，将有重大危机发生。这就是呆在陷阱里的结果。

六）对事实判断错误的批判

以上是对张维为书中基本论点的剖析与批判。由于张的理论修养欠缺，书中还有不少事实判断的错误，这里也择其一二进行批判。

1） 张在实践理性一节中所引的赵汀阳的观点，有错误。赵汀阳认为，哲学一般关心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的“存在论”和应该是什么的“规范论”。此说不确。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就不是这样。人类认识世界，第一步是要问“这是什么”（what）,这是为了将一事物与他事物区别开来,继而开始关心该事物的存在状况（how），这是人类认识深化的表现，反映了人们认识的不同阶段。譬如，铁这种物质。一开始我们关心的是这种叫铁的物质与其他物质的区别。我们会问，这是什么？这是铁。铁是什么？铁是一种金属。什么是金属？金属是一种有着致密结构、通常比较坚硬、比较沉重的物质。物质是什么……。这是我们认识必须经历的一个初级阶段。当然我们不会停留在此阶段，我们还会深入了解这种叫铁的物质，于是有了另一种追问：铁在常温下如何存在？铁在高温下又会如何？或者问，如何才能使铁坚硬而又不脆，这个对事物是如何存在的追问，是我们了解该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也就是说，认识始于区别，然后进入综合（联系），只有经过分析与综合这两个环节，我们才能获得比较准确全面的认识。赵汀阳对哲学的概括，完全是外行话。张维为把这种外行话当根据，实在是有失水准。

2）“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学传统，中国今天的实践理性背后是中国文化的世俗性。”（P.100）

张的这一判断既对又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具有很强的世俗性。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但是中国今日的文化不仅仅是传统文化，还有西方过来的马列文化。马列文化有强烈的宗教情结，特别是理性程度较低的列宁主义。由于列宁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因此苏联共产党具有强烈的领袖崇拜、组织崇拜等神秘主义特征。这种特征传染给了中国共产党，导致建国以来党的组织与领袖的克里斯玛特征。韦伯认为，所有后发国家、民族，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一个袪魅的阶段，否则，科学理性不可能得到伸张。我们把袪魅叫做解放思想。1978年的改革就是从袪魅（解放思想）开始，但是十分不彻底。中国目前就有鬼魅附身，这个鬼魅就是对毛泽东的神化。

巴基斯坦为何塔利班势力猖獗？就是因为缺乏这么一个政教分离的袪魅运动，所有政党都打着伊斯兰的旗号，以可兰经为最高价值，这种情况下，那些塔利班分子就有了存在的合法性。他们一说为了真主，巴基斯坦各级政府就没辙。中国现在也是如此。文革余孽现在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煽动颠覆政府，要是他们打着西方的旗号早给抓进去了。就是因为毛泽东的护佑，这帮家伙到处煽风点火，以唱红歌的方式在图谋搞第二次文革。尚处于后神圣化状态的中国政府，就同面对塔利班的巴基斯坦政府一样，不过是在养虎遗患。

3）“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靠‘价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实践真理’置于‘价值真理’之上，并通过自己成功的实践，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价值真理’”。（P.101）

把真理区分为“价值真理”与“实践真理”，这本身就是外行话。应该改为“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这一段话中的毛病在“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价值真理”。张维为语焉不详，作为读者，我实在搞不清楚，中国究竟颠覆了哪些“价值真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是“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亦或是“民不选官，官不为民”？我可与负责任地告诉张维为，无人可以颠覆任何一条真理。就是西方的价值理性，也不见中国颠覆了那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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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个理念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P.127）

      这个理念是指“实事求是”。这句话可以说是作者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多的国家。这个偏见就是对言论自由的严格管制。这也是极权体制的主要特征。“古有文字狱，今有敏感词”。在出版、广电、网络方面，共产党是世界上最辛苦的执政党，为何辛苦？就是为了防止人民说出“皇帝没穿衣服”这种颠覆性的话语。台北当年不许有8路公交车，今日北京当局，更是把64和轮子这些稀奇古怪的词语作为敏感词，严禁使用。今年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这下苦了中国的种植茉莉花的花农。因为茉莉花已成敏感词，收了茉莉花的花农与花商无法通过媒体网络发布广告，致使花价大跌，花农花商欲哭无泪。

      实事求是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可惜中共最不讲实事求是，也最憎恶实事求是。所以党的基层官员认为，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因为他的基本理论都是以神话为根基，什么无产阶级、什么工农大众，这些漂亮话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更无法自圆其说，你叫他如何实事求是？

      要讲实事求是，首先中共应对自己90年的历史实事求是  把那些谎言神话驱除出去，揭露那些长期被掩盖、隐瞒的历史真相。但这个党敢不敢、能不能对自己的历史实事求是呢？如果这个党如张维为所言，最少意识形态偏见，那就首先对自己的历史来个实事求是。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是不敢，其次是不会。

      网民有曰：你和他讲道理，他与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与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与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与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化，他与你讲特色；你和他讲特色，他与你讲接轨；你与他讲接轨，他与你搞鬼。

东方的经验主义者，都是非理性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既崇拜暴力又偏好流氓，因为他们不相信理性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这个政党不是靠理性的实事求是讲道理而上台的，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张维为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官员兼学者，或说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学者。这就注定了他缺乏学者的诚实性。出于党性意识，他必然要对事实进行剪裁、歪曲，否则一是难以自圆其说，二是难以交差。因此本书中类似的事实判断错误还大量存在，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择其要者批判一些，其余还靠诸位读者自行判断。

【九】总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的成绩与问题，都出在实事求是上。实事求是的经验主义使我们避免了震荡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激进民主化这些具体的陷阱。但实事求是这种经验理性的局限性又使我们陷于更大、更难爬出的一个无形的陷阱。这个经验主义铸成的陷阱曾经使我们民族陷于长达两千年的治乱循环中，至今我们仍未能爬出这个陷阱。毛左派的猖獗，第二次文革的迫近，都在说明，新一轮的循环又要开始、周期性的折腾似难避免  正如前言中尹保云所言，各种问题将持久化和永恒化。

从上述的剖析中可以看出，实事求是的局限性与问题表现为：

一） 对存在的狭隘定义；

二） 单独使用归纳法的错误；

三） 只从可感性的现实中提出问题的局限。

这三点，使我们无法确定正确的价值方向，使我们对普世价值心生恐惧，于是出现了“河上有桥他不走，偏要下河摸石头”的滑稽场面。

战略层面，我们不需要摸索  傻子过年看街坊；战术层面，需要摸索，但是摸索必须有价值观的指导。普世价值正如当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样，属于战略层面。如何使普世价值中国化，这是战术层面的任务，这需要摸索，不能照抄照搬。虽然普世价值源于经验，但对于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具有某种程度的先验性，因此需要我们摸索出普世价值的中国化。但是我们目前拒绝普世价值指引的摸索是错误的，你不用先进文化指引，必然就是传统的落后文化指引，这就是我们陷于陷阱而难以自拔的原因。



章四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为何说中国站在十字路口？这是个怎样的十字路口？为要说明这些问题，先要介绍一种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

【十】 一种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

在历史哲学中，一直有决定论与非决定论（选择论）的对立。决定论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决定论最有诱惑力。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历史观上的。细究马克思的历史规律，我们发现，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该理论认为，人是被自己的经济地位、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这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最错误的阶级论（这里对阶级论的批判且不展开，有兴趣者可参考拙作《二评刘吉预测  对毛左派“阶级论”的批判》）

经济决定论对不对？不对。其错误的基础来源于唯物主义，或者说来源于这样一种教条：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决定与制约的概念。

什么是决定？既必要、又充分的条件对于结果，那可以称决定，而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单独对于结果而言，都不能称为决定，只能称为制约。即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例，米为炊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有了米还要有柴、锅等其他条件。船对于过河而言，是充分条件，有了船就能过河，但无船未必不能过河，因为还有游泳、架桥等方法可以过河。如果把米与船称为其结果的决定因素，就会产生悖论。因此，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制约因素。

物质、存在之所以不能成为精神、意识的决定因素而只是制约因素，这在于精神与意识的自由本质。物质与存在的确是精神与意识的必要条件，但是相同的必要条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从远古时代人类的丧葬习俗来看，物质条件制约的作用很明显，但古人类丧葬习俗的五花八门却不是单纯的物质条件所能解释的。农耕民族多土葬，游牧民族多火葬（亲人骨灰便于携带），但你如何解释西藏人的天葬？古希腊历史学家还提到，印度某部落实行的是把死去亲人遗体分割吃掉的葬俗。

精神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它不能被决定，只能被制约。自然界是被决定的，社会很难被决定。或者说，决定社会变化的因素很多，经济仅仅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地理、文化、宗教等等，也许这是一个无穷链条，但是其中最关键的是文化，我是主张文化决定论的。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文化是我们存在的方式、生存的方式，或说文化是引起社会变化的所有因素的综合。

自然界是被决定的，因此自然界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变化有没有规律？对此有不同的解答，决定论者认为有规律，选择论者（非决定论者）认为无规律。笔者十分推崇的卡尔.波普尔爵士也是选择论者，反对历史规律之说。

在决定论阵营中，有不同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笔者主张的文化决定论是其中主要的两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被经济决定的动物，经济发展到哪个水平，就会相应产生哪种观念。在他们看来，文化是被经济决定的，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出现的。经济决定论也是波普尔批判的历史决定论，其持有者以为人类社会，无论东西南北方或白黑黄人种，都要经过原始、奴隶、封建与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民主自由是资本主义阶段的东西，你的人均GDP没到，你就没那个资格，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初级阶段享受专制。要达到人们所向往的民主自由，只有一门心思发展经济，只要人均水平达到了，民主自由自然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我的文化决定论与此完全不同。我认为，正因为精神只能被制约而不能被决定，因此，各个民族不会遵循所谓的“五阶段论”发展规律。人类早期，由于理性较弱，因此自然制约的作用强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似度较高，但随着智力发育、理性化程度提高，精神自由的程度也相应提高，不同民族、部族间的相似度降低。这就是“性相近，习相远”。

东西方各个孤立发展的民族，都有原始社会与奴隶制社会，但是随后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欧洲，由于地理等因素，奴隶制后发展出了分封的封建制，但是亚洲却出现了与之迥然不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既有原始公社的遗迹，也有奴隶制与租佃制，甚至还有现代性的郡县制与文官制，你很难拿欧洲的模式去套它。欧洲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因此许多人认为，不是西方的入侵，中国早晚也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因为他们相信，明清之际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要说这种萌芽，汉唐与宋朝都有，但萌芽永远是萌芽，它不会长大。黑猩猩与人类在DNA上的差距只有1-2%，但是黑猩猩永远也不会进化成人类。亚细亚社会与欧洲社会是两种具有接近但相异基因的生物，你可以说一种是马、另一种牛，虽然都是哺乳动物，但马永远不会变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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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决定论认为，社会发展也有规律，但它的规律与马克思的不同。在我看来，社会发展规律某种程度上更接近生物进化的规律。在人类从原始部落进入文明社会后，随着精神自由度的提高，人类应对自然制约的手段方法都在丰富，好的方法会被广泛传播，差的方法会导致部族力量的衰落，因此难以流传。譬如吃死人尸体的葬俗会导致传染病，因此这种文化的部族会被其他部族消灭。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西方文化所独有的，因为这种方法好，能富民强国，所以被广泛复制。文化基因接近的，学的快、学的好，所以兵强马壮。不能复制的，就在民族的博弈中败下阵来。这个过程非常类此于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

生物进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变异，变异是随机的、无目的的。基因在复制转录过程中，根据概率统计，平均每30-40万次会发生一次错误。这些错误的基因如果能表现出好的性状，就会因为适应环境而在竞争中胜出被大量复制遗传；不好的性状，就是基因病，则难以得到遗传。

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现代之前，各大洲上的不同民族基本都是孤立地在发展，在应对环境的挑战中，各民族依据本能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各种不同的文化一直处于遗传与变异的运动中。文化的变异，有如基因的变异，呈现出偶然与整体无目的的特征，能带来好处的那些变异得到遗传，不能带来好处的文化变异则消亡。

比较欧亚非三个洲的古文化，我们发现，导致后来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欧洲地中海文化有非常独特之处，这是一种吸收了北非、西亚与南欧文化的混合体，其中有些因素我们至今无法解答。欧洲文化有三大支柱，它们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古希伯来的理性主义宗教，古罗马的理性主义法律。

欧洲文化与其他文化比较，它的最大特点是理性主义。在古希腊哲学之前，人类各种古文化都是经验主义的模式，或说都是主观主义的文化类型。古希腊的不同在于，它发展出了一种反经验的文化。古希腊最早的一批哲学家认为，经验不可靠，会欺骗我们。在这个流变不居的世界，人甚至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此智慧的目的在于找出经验表象后面那不变的本体与真理。这就是理性主义文化的发端。古希腊众多的哲学流派，都对世界的本体给出了自己的说明。比较这一时期三大古文化，古中华、古印度、古希腊，我们发现，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反经验主义最明显，古中华的经验主义最突出，古印度的主观神秘体验最突出。
马克思曾有对不同古文化的评论，他认为，古希腊是正常儿童，古日耳曼是野蛮儿童，古中华是早熟儿童。（马克思原话，“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P.114页）换一个角度，我认为，各个古代民族都是正常儿童，唯有古希腊是超常儿童。

古希伯来的一神论宗教也是一种违反人类本能的文化现象。上古时期，人类都发展出了神灵的观念，这是人类把自己的想象猜测投射到自然界物体的结果。图腾崇拜与多神论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但是希伯来人的一神教，确是一项文化变异或超越。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在由人的本能发展出来的图腾崇拜与多神论的文化里，人处于主观主义的思维模式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世界是为我存在的，它就是我感觉到的那个样子。对于各种神灵，我可以利用它、讨好它、躲避他，但不必服从它。

一神论宗教是一种客观主义哲学，它认为，在我们的主观之外，有一个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系统存在，我们是被这个系统产生的，因此我们要敬畏、顺服这个系统。当希伯来的犹太教变为印欧民族的基督教并与希腊哲学结合后，其理性主义的倾向越发清晰。什么是理性？按中文字义的理解就是合乎道理、简称合理，因此这个理就有着客观的性质。在英语中，基本也是这样理解。

古罗马的法律，也是古代文明留给我们的奇葩。自从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亡后，古罗马法曾一度湮没，直到1135年，一个偶然机会，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小镇的阁楼上，发现了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编撰的《国法大全》。这是一批写在羊皮卷上的古代文献，后来翻译成英语，有四千多页。人们消化吸收古代罗马法花了大约100-200年的时间。从罗马法发现之后，法律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在此之前，整个欧洲并没有明确的财产概念，这个财产是你的还是他的，全看现状，是罗马法使中世纪的欧洲恢复了古代的所有权概念，也正由于此，英国才有了《大宪章》，意大利的金融业与商业才能获得完备的发展。比较罗马法与奥斯曼、中国的法律，最大的区别是，罗马法是客观主义的，而东方的法律都是制定者的主观意志的表现。

西方文化的这三大支柱是经过了欧洲14-16世纪的三R运动，才催生出资本主义的。这三R是：1）文艺复兴（renaissance）；2）宗教改革（religion reform）；3）罗马法复兴（recovery of  Roman Law）。

所以我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不是因为财富增加才有了三R运动，而是有了三R运动，才有了财富增加。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两个国家通过在新大陆的掠夺，积聚了许多财富，但是由于观念的错误，导致与资本主义擦肩而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赶上西欧的发展步伐。

文化决定论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根植于人性的生存与发展的本能，这个本能说白了就是首先要活下去，其次要获得好一些。如何实现生存与发展，全由文化的变异、创新成就。面对自然条件的制约，人们进行了无数次的创新，这些创新大部分也许都失败了，但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成功，人类就像获得抗药性的细菌一样，又繁殖了下来。资本主义是一次成功的创新，因此被各地各民族普遍效仿。

如果不是这样看历史，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解释，我们就搞不明白。为何中国的现代化这么困难，而斯堪德纳维亚半岛就如此顺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1840年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可说是正式开展了工业化发展。经过20多年的进步，在19-20世纪之交，已在亚洲遥遥领先。而这时，斯堪德纳维亚半岛诸国，才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结果到20世纪中叶。这个半岛完成了有特色的现代化，而中国尚处于折腾之中。

按照文化决定论，这就很好解释，因为这个半岛的文化基因与西欧相同，他们的现代化不存在文化转型，故而平坦顺利。中国由于文化基因差距过大，因此现代化困难重重。

我以为，我主张的这种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实现了决定论与波普尔的选择论的调和。文化是人类的自由选择，这种选择如生物的基因突变，这是没有规律的，但在人类各族创立的多种文化中，必有一种最契合人的本性、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与潜能的，因而能被广泛传播复制。这个传播复制是有规律的，其规律就是马克斯.韦伯作为奠基人，而后被美国兰德公司总结出的理性主义现代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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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国的两种前途

一） 前途之一：蜂蚁帝国

根据我的这种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我认为，中国也许会朝着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发展，从而出现一个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和共产制于一体的蜂蚁帝国。纵然这个帝国创立了全球最高的GDP，其内部人民依然是悲惨的。整个帝国是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底层的人民如同蜂蚁社会内部的工蜂工蚁，中间阶层则是类似蜂蚁社会的兵蜂兵蚁，处于顶层的则是类似蜂后蚁后那样的权贵阶层。这个帝国靠着外媚内压，与全球跨国公司建立起一条盘剥与利益输送链条  用中国的工蜂工蚁滋润全球各国，使得全球人民默认这种秩序。目前的中美国已经勾勒出了这种盘剥与利益输送机制的雏形。西方人既要少纳税又要高福利，如何解决？中国的工蜂工蚁来帮你们解决，作为交换条件，西方不得干涉这个蜂蚁帝国的内政，这不就是东西方合作互利双赢的最好模式吗？

张维为所赞颂的，就是这种蜂蚁帝国。

二）前途之二：融入普世价值，争做第二梯队

中国虽然有这么多问题，但无可讳言，中国又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中干得最好的。我一直认为，所有发达国家都是成年人，所有后发国家都是问题少年，中国是这些问题少年中迄今表现最好的一个。

如果我们用理性等高线来划分世界地图，则西欧北美与大洋洲的前英国殖民地，都属于新教文化圈，这个文化圈里的国家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第一梯队。有第一梯队就有第二梯队，这个第二梯队是谁，这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都关心的问题。

有说第二梯队是组成欧盟的中南欧国家，包括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等天主教国家，也有说这几个国家非是因为文化理性的关系，主要是因为地理上接近新教国家而在经济上形成紧密联系，是被新教国家拖带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因此被笼统归入第一梯队。不管这个第一第二如何划分，在欧美日本这些先发国家面前，人们关心的是处于第三世界的国家，究竟是哪个文化圈的国家成为现代化的下一个梯队？

现在世界上还有这么几个主要的文化圈：1）东亚儒家文化圈；2）南亚印度教文化圈；3）东欧东正教文化圈；4）中东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5）拉丁美洲天主教文化圈；6）黑非洲原始宗教文化圈。

在上世纪的6-70年代，许多学者相信，下一个成功的梯队应该是南美天主教文化圈，因为当时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在经济上表现出色，同时，文化上又与欧洲接近。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令看好南美的学者大跌眼镜  南美经济的又一次整体下滑与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韦伯热，正是由于韦伯对儒家文化的较高评价。

儒家文化虽然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有落后的一面，但毕竟也有自己的优点，我以为，首先是中庸之道，其次是实事求是，第三是见贤思齐，从善如流。中庸之道这里暂且不论。如果没有西方列宁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强奸，实事求是与见贤思齐的这一优良传统早就把中国带上如日本和东亚四小虎一样的道路。也就是说，在第一梯队创造的高度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面前，在普世价值的强大感召力之下，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不会选择与之对抗，而是像蒋家父子一样：实事求是，见贤思齐，从善如流。

中国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这个种族（东亚黄种人）是少数族裔，占世界多数人种的是欧洲白种人。但是就智商而言，我们这个种族却是世界上两个个平均智商在105的种族之一，另一个种族是犹太人。欧美人的平均智商是100，黑非洲的平均智商则在75-85，个别种族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甚至还要低。中国人的高智商表现在心算技巧上。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做小生意，每个老板都会熟练的心算，白种人对此十分吃惊，觉得中国人聪明得不可思议。体质人类学家比较各个种族人的犯罪情况，发现东亚黄种人属于低犯罪族裔，原因在于东亚男子血液中雄性荷尔蒙水平低于白种人与黑种人。

人类学上的这些发现，因为不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被科学家与政治家有意隐瞒，以防被种族主义者利用。

我觉得，中国能在所有后发国家中脱颖而出，这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首先是传统文化的优秀，其次是基因的优秀。如果没有列宁主义的强奸，中国早已是超过南美与东欧的第二梯队了。

成为蜂蚁帝国与富强的第二梯队这两种前途同时存在，这就是中国站在十字路口的原因。何去何从，只能由上帝决定。

（全文完）

2011-6-28，于广西玉林


本文附录

1， 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2， 范海辛：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先验的价值实体？
3，范海辛：一评刘吉的预测  经验主义的危机
4，范海辛：二评刘吉的预测  对毛左派“阶级论”的批判
5，范海辛：三评刘吉的预测  只有社民主义能够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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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重读哈耶克之十一


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曾深刻地指出：“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玩味。
    20世纪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哈耶克的这句话。在20世纪20年代，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信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会必然取代市场经济，是当时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坚定信念，计划经济也构成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这其中包括像罗素、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大哲学家以及爱因斯坦这样的物理学巨擘。在20世纪初各国的经济学界，更不乏对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赞美和同情者，包括像帕累托和熊彼特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年（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commonwealth）的经济计算》的短文，从根本上怀疑乃至彻底否定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但却引发了20世纪20-30年代在世界范围进行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
    米塞斯的这篇石破天惊之作，惊醒了年轻的哈耶克，使他从早期费边社会主义的迷梦中醒悟过来。1978年，哈耶克在为米塞斯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曾写道：“《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在那篇著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联合共同体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进行消费品的交换，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
    米塞斯还指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能凭以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经济合理性计算的抛弃。
    针对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其后的《人类行动》一书中，米塞斯又进一步指出：“一个有市场和有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观念，如同一个有‘三角的四方形’的观念一样是自相矛盾的”。
    米塞斯的言论遭到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和商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为回应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质疑，兰格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文，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式”。兰格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更多，因而中央计划局可采用试错法来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使供求得到平衡，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和不能解决合理经济计算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难题。
    针对 “兰格模式”，哈耶克在上世纪30-40年代也提出了三点意见，进一步与兰格等人商榷：第一，中央计划经济秉有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困难。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者的指导要想替代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主动决策和作用，只有将经济体系的一切知识都应用于中央计划者的计算之中才可以，但这一数据信息收集的任务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即使搜集到了数据，还需做出具体的决策。每一个决策都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做出，这个任务从已知的手段看是中央计划者终身都完成不了的；第二，中央计划经济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又对自己管辖的生产资料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责任并做出合理的决策；第三，兰格等人的方案对于静态均衡理论过于迷恋，根本不理解千变万化的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
    1945年9月，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在社会中运用”这一导致他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典名篇。他指出，如果要理解价格制度的真正功能，必须把它视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由于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而有效配置资源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又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
    哈耶克对于兰格模式的分析和批评，比米塞斯的文章和著作的论述显然更深了一层，乃至可以说是发现了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人所不知晓的一个史实是，在1980年代曾发现了兰格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兰格曾表明他赞成由完全的市场过程来定价，从而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向哈耶克表明他在理论上服输了。兰格说：“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我还要补充的是，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有关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的回顾，我们知道，正是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可行性的质疑，唤醒了早期沉迷在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幻梦中的哈耶克，并从而了构成哈耶克从《通向奴役之路》到《致命的自负》这一系列经济社会思想着述的主旋律。可以认为，没有米塞斯的理论发现，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博大精深的经济社会思想。
    米塞斯的思想，已载入了历史，但却没有成为决定历史走向的“思想”。在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后的当今世界，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的以下一段话，仍值得我们深思：“要么停止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物质资料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管理权交给政府──除此之外我们根本别无选择”。如果米塞斯的这一论辩逻辑成立，那么，在我们面前，立即就会出现两个大问号：什么是第三条道路？什么是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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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路冠，回帖是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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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
    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
    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
    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
    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
    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
    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
    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
    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