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迷思——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

cplanning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违法广告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
    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
    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
    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
    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

cplanning

茅于轼：中国剩下的战争是避免与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2011年09月05日 15:12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茅于轼


      100年以前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在过了100年，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

孙中山那个时候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而现在的潮流是发扬普适价值，什么是普适价值？

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但这些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儒家，都有共同的道德：不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等。共同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年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

当前世界有各式各样的矛盾，不管是在中国，在利比亚，还是在突尼斯，其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的冲突。但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而“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等普适价值。中国从满清的封闭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有一段时间国际社会曾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有一些是普适价值，例如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等。

但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却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上，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放弃了。中国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

所以回归普适价值，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对中国而言非常紧要。而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置资源。

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而不必然需要打仗。例如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而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却是经济上的强国，不用打仗就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

所以，在我看来，传统意义上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但剩下的“战争”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而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

cplanning

有各种现代化理论，但笔者赞同的是西方主流的理性主义现代化理论。这个理论的奠基者有两人：德国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与法国的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又译迪尔凯姆)。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一般分为器物、制度与观念三个层面(中国首先提出三个层面的似乎是梁启超)，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分层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分法，这种分层容易忽略文化观念的作用，导致经济决定论，因而不宜采用。所谓的现代化，应该是三个层面的现代化。我国在上个世纪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仅仅只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基本未跳出清末李鸿章把现代化看做“坚船利炮”的狭隘视野。



   腐败只是潜规则，令民众与社会不堪忍受的还有明规则  一个不断自肥、扩权、免责的昂贵的政府。古代儒家官僚以保守为价值，因此政府开支增长不快。当今的文官集团以发展为要务，故而政府开支在无他律的情况下呈爆炸性增长。这之中除了必要的增长外，很大一块属于官员个人先富的价值使命。现在官员公私消费都在向发达国家水平看齐，这就使行政经费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我估计，就政府办公费用占GDP的比重而言，我们这个中性政府恐怕为世界之冠。

cplanning

中性政府的垄断地位使官员面对民众时具有了超脱的心态，一方面使官员不必谋求民众中任何一方的单方面支持，同时也使他们具有了“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能力  官员不仅可以勒索穷人，更可以勒索富人，或说，他们可以用富人来压穷人就范，也可以用穷人来逼富人就范。总之，中性政府的官员绝对不是富人的狗腿子。因此，中性政府由于缺乏制约，腐败便成了难以遏制的弊病。虽然官僚体制中有监察官员的廉政机构，但这基本属于体制的自律。因为稳定、因为官官相护等原因，“不可不反，不可全反”成了历朝面对腐败的金科玉律。因此自律机构无法抑制中性政府的贪腐。当然，腐败的难以遏制更在于，导致这个政府腐败的机制，正是使之强势的机制  不受制约的权力。

儒家文官集团之所以被称为“中性政府”，首先是指其在社会贫富对立上的立场。民粹主义仇官仇富，总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府”是代表富人利益的，是压迫穷人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儒家文官集团的价值是“为民父母、爱民如子”，这不仅是招牌，也确实是一种施政价值。此外，儒家伦理也不支持嫌贫爱富的官员，儒家追求的是大同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郡县制、科举制与仁理性这三者，共同支撑了中国中古时期的中性政府，使这个政治体制获得了“超稳定性结构”。

孙中山提出，民国建立后政制发展要经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1949年革命胜利后，中共曾经嘲笑孙中山的“三政说”，认为孙文的理论不如“人民民主”来得干脆彻底。及至1957年的风波，中共才知民主不是那么好玩的。现代政治学认为，从传统专制制度或极权制度向宪政民主的过渡中，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是“威权主义”或“威权体制”阶段，类似于孙中山的“训政”阶段。目前国际上的威权体制比较典型的有新加坡、俄罗斯等。中国现在还算不上威权，应属“极权”或“后极权”阶段。极权与威权的分水岭是允不允许反对派的合法化。威权政体不是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统治政体。它本身面临着两种前途：或者是以威权发展经济、发展公民社会，最终实现宪政民主；或者是以威权抑制公民社会、强化政府，结果陷入传统的合法性危机或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张维为提出的非西方国家不能实行民主制的论点是错误的，日本、韩国、台湾这三个政体民主转型的成功说明，把普世价值与本国、本地区的实践结合起来，走渐进民主的道路，非西方国家可以成功转型。

现代化最关键的是文化观念层面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充要条件，而器物与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根据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得出的结论。现代化、资本主义，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其核心是理性/合理性(rationality)。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是二战后西德与日本的重建。由于日本与德国在战前基本完成了现代化，故器物层面的恢复只需要短短的20-30年(约一代人的时间)而没有观念与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上去快，下来也快。譬如曾经的伊拉克与伊朗。

在“实践理性”一节中，张比较了西方与中国不同的改革方法之后，他强调：“我们使用的更多是‘归纳法’，而非‘演绎法’”（P.101）。

张也许不知，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是无法归纳出真理的。所谓真理，应该是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认识或知识，是对客观规律的准确反映。我看到一只天鹅是白的，看到第100只天鹅还是白的，那么我能否归纳出“凡天鹅皆白”这样的全称判断呢？显然不能。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的认识或知识，谈不上是客观规律。以此来指导实践，必然隐含着危机与陷阱。

正确的政策是，在保持强政府功能不减弱的前提下，政府应将培育公民社会的发育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当前情况下，不妨优先鼓励县级以下工人建工会，农民建农会，商人建商会，学人建学会，市民则建各类公益、慈善、环保组织。政府所要压制的是跨地区的或政治性的组织。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存在是一个很广泛、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但是在经验主义那里，存在的内涵少的可怜，只剩下在场的（the present），并且是能被感知的事物。同样在场却不能由感官感知的事物内部的属性  本质、规律，在经验主义看来，其存在性是不确定的，除非这些属性能被感觉所确定。因此，经验主义用归纳法进行归纳时，往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中性政府之所以昂贵，在于不受其他利益集团的制约。这就使文官集团成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成为最具刚性的利益集团。在西方民主选票制约下的政府，不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只是选举他们的那个利益集团的雇员或**人。他们如果忤逆选民的意志，马上会被反对派取代。而中性政府则不然，譬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在民选政府的情况下，这是专业人员的业务，政府不用关心，但在中性政府成为利益一方时，如何估价与政府利益息息相关。估价越低，政府获利越多，官员不但政绩能突出，而且官员个人福利也会有保障。此外，高速公路收费也是如此。中国物流成本为何那么高?就是因为我们养着一个昂贵的政府。

马列主义的阶级论相信，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是由于阶级压迫，但据我国历史学家秦晖先生的研究，主要不是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引爆民变，而是赋税徭役，官逼民反。官员集团的贪渎，是导致朝代更替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豪强兼并土地中，所谓的豪强主要是有官员背景的大地主。中国从秦汉以来的历史，主线就是中性政府与百姓的矛盾(官民矛盾)，贫富矛盾(阶级矛盾)只是从属于这条主线。这也是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细亚社会不同于西欧的原因 。


一)郡县制下的官僚与分封制下的官僚不同，分封制下也有官僚，但由于封建贵族的存在，社会形成了君主、贵族与平民三大集团，官僚则成为君主或贵族的雇员，一直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郡县制由于消灭了贵族诸侯，使文官集团客观上填补了贵族留出的空缺，构成了金字塔的中间部位，对于皇帝与民众而言，这个集团是不能或缺的。

　　二)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不同，由于儒家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与政教合一的集权体制，中国没有祭司阶层的存在。儒家官员不仅是民众的父母，同时也是他们的老师与牧师(韩非子：以吏为师)。中国民间一直有佛道信仰，但佛道教神职人员对民众思想的影响与官员不能相比。

    俄罗斯转型的坎坷在于，无视自己公民社会软弱的现实。在强社会建立之前，先消解强政府，结果是社会严重失序，民间成长起来的首先不是公民社会，而是黑社会。这种失序状况到普京上台后采取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使叶利钦时代的弱政府回到了威权性质的强政府，俄罗斯才步出泥潭。有人认为，普京的成功在于运气好，遇上了国际油价上涨。这显然不对。没有普京的威权主义，油价上涨只能成为俄罗斯更加混乱的的导火索。

cplanning

农业社会时期，大河流域的农耕是规模最大的生产力，加之中国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两个现代性的因素（郡县制极权与科举制的文官制度），因此综合实力远胜于分封分裂的欧洲。宋朝时候的中国，无疑在三个层面都遥遥领先欧洲。



   西方为何要对中国输出鸦片，就是因为不敌中国的丝绸、瓷器与茶叶三大宗商品贸易，这可以说是中国领先的证据（据西方学者研究证实，鸦片输出之前，新大陆带来的白银系数被中国获得）。

西方的蛙跳源于科学革命带来的巨涨落（普利高津的耗散系统理论），或说是科学进步的量变导致的质变。

鸦片战争，是一个老朽帝国与新兴帝国之间的博弈。


再补充一点，在3R运动之前，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恰恰走进了教条主义的死胡同，教条主义是理性主义的短板、软肋。直到英国经验主义理性复苏，西方的理性主义才开始插上双翼（指客观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器物层面的文化换血实际上早己不停留在无所顾忌了，简直是贪得无厌和鸠占鹊巢了。我们不时听到指责西方不卖高科技产品使中国得不到最好的器物，看到中国的企业到外国大肆收购。管理一个企业和管理国家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没听说过哪个中国企业家抛弃国外现代管理理念不用，在收购的外国企业里施行基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智慧的管理模式。
至于于丹到英国讲学儒家思想，则是纯粹为交流而交流，其实质是某种freak show。人家和科学紧密结合的理性主义文化会真正需要你的基于经验主义原始农业文明的智慧吗？人家表面可能是客客气气的，但其实质是什么  抱着参观一个畸形展的心理。


如果是波利尼西亚土著向英国人展示自己的原始巫术仪式，那还有些意义  展示我们的懵懂年代，于丹展示的则是畸形发展的文化。

长期的科举制的影响可能是压垮骆驼的那根最后的稻草。既可以解释明朝的落败和灭亡（据有关资料人口都被灭三分之二），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很慢和不成功。日本没有可比的科举制，他们的转型非常快。
科举制为中国制度性、系统性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太多的思想受到禁锢的中国文化大师。即使在取消科举后的一百多年也可见他们的影响。

科举制对于维护专制统治特别有效，所以在专制体制转型时，又是一大阻碍。

cplanning

当下中国以传统的和谐为社会价值，无疑是一大进步。因为此前，执政党追寻的是斗争哲学，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整个社会天天忙于窝里斗。然而，即使和谐登上大雅之堂，和谐于我们仍如地平线，可望而不可及  和谐稳定总是来之不易。反观西方发达国家，那里基本可以说实现了和谐，至少官民、贫富之间的矛盾，不再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何故?因为人家实现了现代化，而我们还在转型途中。


依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正确和错误，我们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模式：

一） 价值观与方法论基本都正确；

二） 价值观基本正确而方法论有严重错误；

三） 价值观基本错误而方法论一时正确；

四） 价值观与方法论都错。


根据我的这种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我认为，中国也许会朝着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发展，从而出现一个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和共产制于一体的蜂蚁帝国。纵然这个帝国创立了全球最高的GDP，其内部人民依然是悲惨的。整个帝国是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底层的人民如同蜂蚁社会内部的工蜂工蚁，中间阶层则是类似蜂蚁社会的兵蜂兵蚁，处于顶层的则是类似蜂后蚁后那样的权贵阶层。这个帝国靠着外媚内压，与全球跨国公司建立起一条盘剥与利益输送链条  用中国的工蜂工蚁滋润全球各国，使得全球人民默认这种秩序。目前的中美国已经勾勒出了这种盘剥与利益输送机制的雏形。西方人既要少纳税又要高福利，如何解决？中国的工蜂工蚁来帮你们解决，作为交换条件，西方不得干涉这个蜂蚁帝国的内政，这不就是东西方合作互利双赢的最好模式吗？

正确的政策是，在保持强政府功能不减弱的前提下，政府应将培育公民社会的发育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当前情况下，不妨优先鼓励县级以下工人建工会，农民建农会，商人建商会，学人建学会，市民则建各类公益、慈善、环保组织。政府所要压制的是跨地区的或政治性的组织。

张维为的中性政府，正是在公民社会发育的问题上，起到了压制的作用  无论是富人或穷人要求结社的诉求，一律不批准。

“有人以为中华民族能一脉单传、绵延二千多年而不中断，关键是儒家学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第一位的作用是独特的地理条件，第二位的作用是集权的郡县制，儒学的作用只能是第三位的。如果没有秦始皇创造的郡县制，中国一直实行儒学崇尚的周朝的分封制，中国也会如欧洲一样，分裂成20-30个小国。当然，起源于分封制的儒学，也成功地支撑了郡县制的帝国。但不是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是阴法阳儒或儒表法里(类似现在的打左灯，向右拐)，儒学对郡县制帝国的成功是实实在在的，并不仅仅是为了骗人。这就是儒学的‘仁理性’。

cplanning

经典现代化理论包括了器物层面的工业化、城市化(不是城镇化)与科技化;制度层面的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私有化;以及观念层面的理性化、世俗化与多元化。

中性政府的最大祸害，是形成了一个不受制约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时时处处会与民争利。

但是中性政府的存在，使市场的恶的一面迅速膨胀，而市场的善的一面却遭打压，这是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始料不及的。

中性政府，正是在公民社会发育的问题上，起到了压制的作用  无论是富人或穷人要求结社的诉求，一律不批准。

中国人求实的经验主义文化在与西方的理性主义求真文化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首先输在了科学上，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中国人轻视理论、轻视抽象，只发展出经验技术，由此只能建立手工工业。

张维为的儒家文官集团一党专政的思想，其合理性来源就是古代的君子小人的分野。

东方的经验主义者，都是非理性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既崇拜暴力又偏好流氓，因为他们不相信理性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正义的力量。

实事求是这种经验理性的局限性又使我们陷于更大、更难爬出的一个无形的陷阱。这个经验主义铸成的陷阱曾经使我们民族陷于长达两千年的治乱循环中，至今我们仍未能爬出这个陷阱。

欧洲文化有三大支柱，它们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古希伯来的理性主义宗教，古罗马的理性主义法律。

西方文化的这三大支柱是经过了欧洲14-16世纪的三R运动，才催生出资本主义的。这三R是：1）文艺复兴（renaissance）；2）宗教改革（religion reform）；3）罗马法复兴（recovery of  Roman Law）。

中国也许会朝着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发展，从而出现一个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和共产制于一体的蜂蚁帝国。纵然这个帝国创立了全球最高的GDP，其内部人民依然是悲惨的。

如果没有西方列宁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强奸，实事求是与见贤思齐的这一优良传统早就把中国带上如日本和东亚四小虎一样的道路。

====================================
摘录一下吧。
全文拜读，楼主高人!
本人在天涯有一杂文，尝试从经济(尤其是商业层面)解析中国问题，虽然有些杂乱，欢迎共同探讨(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336376.shtml)。

cplanning

如果用一种比喻来说明中国模式的成绩与缺陷，我以为，闯红灯这个比喻很合适。中国模式所对立的是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则相当于交通规则。中国模式则是违反交通规则的闯红灯。

中性政府的弊病之二，在于忽视公民社会的建设。儒家文人有天下一统的情结，凡事迷信正统、迷信权威。因此对于来自民间山野江湖的力量，一直持怀疑、警惕的态度。这导致他们只相信官方的力量，凡事好由官方大包大揽。每年中国开两会，代表委员都在呼吁政府要管这个管那个，政府如果顺应民意，必然成为超级政府，而民间社会必然萎缩。

为何说西方的文化是理性主义的？这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三大支柱：

1） 理性主义的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科学源于古希腊哲学）；

2） 理性主义而非神秘主义的犹太教（基督教的前身）；

3） 理性主义的古罗马法（与东方各国的法律比较，古罗马法更重形式，法律中的形式就是理性）。

古希伯来的一神论宗教也是一种违反人类本能的文化现象。上古时期，人类都发展出了神灵的观念，这是人类把自己的想象猜测投射到自然界物体的结果。图腾崇拜与多神论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但是希伯来人的一神教，确是一项文化变异或超越。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在由人的本能发展出来的图腾崇拜与多神论的文化里，人处于主观主义的思维模式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世界是为我存在的，它就是我感觉到的那个样子。对于各种神灵，我可以利用它、讨好它、躲避他，但不必服从它。

中国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这个种族（东亚黄种人）是少数族裔，占世界多数人种的是欧洲白种人。但是就智商而言，我们这个种族却是世界上两个个平均智商在105的种族之一，另一个种族是犹太人。欧美人的平均智商是100，黑非洲的平均智商则在75-85，个别种族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甚至还要低。中国人的高智商表现在心算技巧上。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做小生意，每个老板都会熟练的心算，白种人对此十分吃惊，觉得中国人聪明得不可思议。体质人类学家比较各个种族人的犯罪情况，发现东亚黄种人属于低犯罪族裔，原因在于东亚男子血液中雄性荷尔蒙水平低于白种人与黑种人。

cplanning

第四种模式属于当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张维为在书中批评的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的国家，实际他们的问题不在于照抄照搬，而是国家意识的形成。这些被西方殖民者强行拖入全球化时代的部族人民，首先面临的不是学西方还是学中国的问题，而是如何在部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国家认同与国家秩序的问题。

中国虽然有这么多问题，但无可讳言，中国又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中干得最好的。我一直认为，所有发达国家都是成年人，所有后发国家都是问题少年，中国是这些问题少年中迄今表现最好的一个。


苏共亡党亡国，很大程度上与苏共党内的选人制度有关。苏共最后三位年迈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面临着一个选拔接班人的任务。当时摆在他们面前有两位人选：一位是桀骜不驯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一位是正直聪明、但相对听话的戈尔巴乔夫。最后，选中的当然是听话的戈氏，而非具有孙悟空性格的叶氏。


如果我们用理性等高线来划分世界地图，则西欧北美与大洋洲的前英国殖民地，都属于新教文化圈，这个文化圈里的国家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第一梯队。有第一梯队就有第二梯队，这个第二梯队是谁，这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都关心的问题。

物质、存在之所以不能成为精神、意识的决定因素而只是制约因素，这在于精神与意识的自由本质。物质与存在的确是精神与意识的必要条件，但是相同的必要条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从远古时代人类的丧葬习俗来看，物质条件制约的作用很明显，但古人类丧葬习俗的五花八门却不是单纯的物质条件所能解释的。农耕民族多土葬，游牧民族多火葬（亲人骨灰便于携带），但你如何解释西藏人的天葬？古希腊历史学家还提到，印度某部落实行的是把死去亲人遗体分割吃掉的葬俗。

cplanning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的成绩与问题，都出在实事求是上。实事求是的经验主义使我们避免了震荡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激进民主化这些具体的陷阱。但实事求是这种经验理性的局限性又使我们陷于更大、更难爬出的一个无形的陷阱。这个经验主义铸成的陷阱曾经使我们民族陷于长达两千年的治乱循环中，至今我们仍未能爬出这个陷阱。毛左派的猖獗，第二次文革的迫近，都在说明，新一轮的循环又要开始、周期性的折腾似难避免  正如前言中尹保云所言，各种问题将持久化和永恒化。

所以我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不是因为财富增加才有了三R运动，而是有了三R运动，才有了财富增加。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两个国家通过在新大陆的掠夺，积聚了许多财富，但是由于观念的错误，导致与资本主义擦肩而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赶上西欧的发展步伐。
任何一种模式,只要从结果上能大部分满足以下条件都是好模式,中国模式也不例外,
1,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2,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人群共同的价值观
3,有人民公决,公投的体制
4,有充分辩论的平台
5,有实业资本总量占所有资本总量大部分的经济结构
6,有廉洁的社会总秩序维护队伍
7,有教育优先,科技优先,节能优先,降耗优先,青少年优先的发展机制
8,有奖勤惩懒同时兼顾基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福利的保障制度
如何看待传统?是彻底决裂还是有选择吸收?现在看来当然不可能彻底决裂，也不可能全盘照收，只能是有选择吸收。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张认为只能“中体西用”，这与中国普世价值派的“西体中用”诉求形成了尖锐对立。

cplanning

政体与大国的兴衰



黄钟（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凤凰周刊前主笔，《改革内参》编辑）

2012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对于所谓政体，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笔者采用的解释，是指一个国家中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自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大国经验显示，不行民主，不搞共和，也有可能富国强兵，不过试图用国家富强来替代和阻碍政体向民主共和转变，是一条充满危险的不归路。



政体与大国的衰亡



一、300 年来，虽然专制大国寿有长短，但是19、20 世纪新兴的专制极权大国，由兴到亡，时间都不超过80 年。



罗曼诺夫王朝自1613 年起统治俄罗斯，至1917 年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其间存续了300年之久。法兰西第二帝国自1852 年12 月宣告成立，到1870 年9 月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不到18 个年头。奥匈帝国自1867 年至1918 年，存在了半个世纪。德意志第二帝国自1871 年在普法战争的凯歌声中应运而生，到1918 年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寿命不足50 岁。大日本帝国从1867 年大政奉还、1868 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945 年战败，不到80 年。而从希特勒1933 年1月上台，到1945 年5 月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三帝国只存在了12 年。可谓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创下了300 年来强国由兴至亡的最快纪录。



苏联与上述国家的政体不同，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强国。当赫鲁晓夫叫喊“我们将埋葬你们”时，可谓踌躇满志。然而，这个强大的国家顶多能让人民和别无选择，却经不起让人民自愿认同和自由选择。1991 年12 月崩溃降临时，这个1922 年12 月成立的红色帝国，也只延续了69 年时间。即使从十月革命算起，也不到75 年。



与这些专制极权国家相反，英国自1688 年光荣革命之后，迄今为止，王冠已经和平地传承了300 余年而不坠。英国这个工业革命的先驱，虽然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辉煌，日不落帝国变成了日不落联邦，但它今天依旧是世界的主要大国之一。曾被苏联视为死敌的美国，自1776 年独立以来，已经立国235 年，它自从19 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头号强国。



然而，英美的例子，并不表明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就都比专制、极权的国家生命力更旺盛。民主共和政体下，也有短寿之国。法兰西共和国自1871 年成立至1940 年崩溃，只存在了69 年，并且还是被极权的纳粹德国打垮。而共和政体的德意志国，即魏玛共和国的寿命和纳粹德国差不多，起于1919 年，殁于1933 年希特勒上台。不过，应该一提的是，吸取了魏玛宪政教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创造了让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而今依然是世界上最为繁荣的经济强国之一。这仍然体现了民主共和政体之可取。



二、由于不同政体下的国家都有可能崛起，甚至出现长时段的繁荣，这就使得专制极权政体的缺陷及其可能的致命后果，更难以在“盛世”时为人所注意和重视。



在过去的300 年里，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等国，跟与他们政体不同的英国、美国一样，都曾是盛极一时的世界强国。像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一战”爆发，甚至还处于长时段的繁荣富强状态。德国人对自己的“特殊道路”很是引以为豪。这是一条什么样子的道路呢？欣赏普鲁士经验的伊藤博文就说：“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



这些20 世纪显赫一时的专制极权大国，在数十年间无不烟消云散。可是，当威廉二世在1892 年声称“我们肩负伟任，我要带领你们走向美好的时代”，当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昭和八年（1933年）说“看啊！看啊！昭和日本的前途上真是光焰万丈”，当赫鲁晓夫扬言要赶超美国并在1980 年实现共产主义时，信心十足，他们哪会觉得自己国家的政体存在着系统性的、根基性的致命缺陷？



哪怕是国外的旁观者，也容易被这些国家一时的繁荣所蒙蔽。美国《新闻周刊》在1959 年发出警告说，苏联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辈子共产党的尼克松，到了1980 年还在讲“除非我们迅速行动，20世纪80 年代中期将是美国和西方危险最大的时期。……苏联将是头号强国；美国将是二号强国”。



可是，尼克松有生之年就看到了苏联解体。

cplanning

政体与大国崛起

一、自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世界上存在过不同政体类型的强国。强调只有搞专制、极权才能强国，和坚称民主、共和才是强国的不二法门，同样缺乏历史根据。

在过去的300 年里，如果仅就国家强盛而言，一些国家是在不同的政体下走向强盛的。

一是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政体的强国。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和英国、美国，虽然政体不同，但同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政体差异更明显的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则是20 世纪30 年代末世界上的三大强国。“二战”之后，苏联和美国虽然政体迥异，却同为争雄全球的超级大国。

二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政体下都是引人注目的世界强国。

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和共产主义时代的苏联，君主专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都曾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强国。尤其是俄国，苏联解体之后，共和制的俄罗斯联邦，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强国之一。

“二战”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经过了民主化改造，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早在上个世纪50 年代，世界就在谈论“德国奇迹”这个话题了。日本从1952 年到1973 年，国民生产总值以10%的速度迅速增长。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 世纪，相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日本在两种不同的政体下，都是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国。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也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

三是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可能找到未能崛起的案例。

在1840 年以后的清帝国，许多中国人富强梦的破灭，是与君主专制政体联系在一起的。而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人来说，无论是否巧合，经济萧条，财政崩溃，则是跟一个民主的德国臭肉连皮。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笼罩在东方强邻的阴影之中，它再怎么不忘国耻，其国力也没法盖过全盛之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或纳粹德国，最后崩溃在了纳粹军队的枪炮之下。

二、对世界文明的某些方面，不同政体的大国，都有可能做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创造性贡献。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都是罔顾历史经验的臆说。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要能成为“大国”，总得有些出类拔萃之处。即使像1868 年之后的日本帝国，虽然在科技和文化方面没有德国那样表现出色，也有诸如池田菊苗从海带里提取出味精、汤川秀树提出介子理论之类泽及世界的贡献。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则堪称创新型的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典范。

在19 世纪乃至20 世纪初，德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日本史家汤浅光朝据1965 年版《科学和技术编年表》作过统计：从1851 到1900 年，意大利、美国、法国、英国的科学成果数分别为8 项、33 项、75 项、106 项，而德国高达202 项。在21 世纪，从1901 年到1914年，总共42 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里头就有14 个是德国人。

在文化教育领域，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表现非凡。“一战”前共有14 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德国就有4 位，位居列国之首。德国教育之发达，则如一位经济史家所说，到1914 年时，“不仅建立了世界前所未见的一流综合大学体系，而且也建成了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好的技术与商业教育体系”。仅美国去德国留学的人，在1914 年之前的100 年里，就有大约一万人。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赫鲁晓夫就说：“全世界的人都指点着这颗卫星看，都说，美国失败了。”倘若按照赫鲁晓夫的逻辑，德皇威廉二世同样可以摆出前面提到的那些成就断言，美国的共和政体有何优越性可言！？

不仅在建国之初，美国多少有点像法国神父雷纳尔（1713 1796）所说的那样，“至今尚未产生过一个优秀的诗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一个在单独一门艺术或单独一门科学中的天才”，而且就是建国百年之后，也还是德意志帝国而非美国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可是在“二战”之后，美国无疑是全球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中心。1943~1977 年，超过90 位美国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1978~2007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超过60%是美国籍。

而同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从成立至崩溃，总共只有8 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仅相当于德国科学家在“二战”后至苏联解体期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数。

由此可见，用是否文化强国、是否科技强国作标准，推断出某种政体是优或劣的一般性结论，并不合适。

三、崛起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政体优良。在过去的300 年里，一些不同政体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具备特定的自然基础和人力基础，崛起不见得是一件多难的事情。

日本帝国自明治天皇1868 年在诏书里放言“欲开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至甲午战争大胜清帝国，不到30 年；而从1868 年到1905 年在日俄战争中又败俄罗斯，不到40 年。一位西方史家说：“在仅仅半个世纪内，日本从一个被西方国家斥之为偏僻且有点落后的国家到被认可为列强，这可能是世界史上任何国家的最不平常的成就。”就拿许多中国人视为强国标志的航空母舰来说，在1941 年12 月袭击珍珠港之际，日本现役的航空母舰就已经有10 艘，比美国还多3 艘。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也是其兴也速。德国的工业革命直到19 世纪40 年代才真正开始，比英国晚了大约80 年，而“统一大业”也是1871年才算完成。但是德国后来居上，1874 年，工业生产超过法国，1895 年超过英国。纳粹德国的崛起，更可谓是神速。1933 年希特勒上台时，恐怕不会有人认为德国是欧洲的经济或军事大国，可是在1941 年，德国却是一个所向披靡的世界强国。

“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又在民主制度下崛起，成为经济强国速度之快，也是令人目眩。1949 年的联邦德国，面积只及中国1/40，在1948年时，人们还在这样预计它的前景：“每个德国人每5 年会得到一个碟子，每12 年得到一双鞋，每50 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装……”日本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1/25，1952 年盟军结束占领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只略高于英国或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可是到了1970 年，也就是它们战败25 周年之际，日本和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位。

苏联的崛起也不慢。在1946 年，莫洛托夫就对莫斯科人说：“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大的国际关系问题……”苏俄从1918 年与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到1945 年攻克柏林，成为二战后与美国比肩而立的军事强国，不到30 年的时间。

这些国家虽然政体不同，但都是其兴也速，好像崛起不是什么难事。换言之，崛起这一事实
本身，并不能证明此种政体就一定比彼种政体要优越。因为，这种政体的国家能够快速崛起，别种政体的国家不也能快速崛起吗？

cplanning

四、政体影响着大国崛起的路径。在专制、极权国家，因为政权压倒民权，政府在国强民弱的格局里，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无视民意甚至不惜代价、不顾人民死活去实施强国战略；而在民主、共和政体之下，民权重于政权，政府在民强国弱的格局里，没有能力无视民意、不惜代价而一意孤行地谋求强国地位。

在历史上，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的崛起，虽说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可以说是在民弱国强的格局下崛起的。其中苏联最为极端，它能在和平时期采取疯狂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饿民强国政策。法国《费加罗报》就曾这样评价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

斯大林统治时期，则是极端中的极端。

在1946 年，斯大林曾得意地说过，苏联“从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实际上只花了13 年多的时间。可苏联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啊？一国崛起万骨枯。在国为刀俎、民为鱼肉的格局下，苏联当局不惜代价地追求国家强大。据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日后的谨慎估计，“从1929 年到1953 年总共有1950 万到2200 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

虽然说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维护国防安全的问题，但要像苏联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实现崛起，在民主政体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司法独立、文官统治军队等等一套机制，使得在苏联被视为暴力机器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在民主政体中难以成为任何个人或党派一逞私欲的便利工具。

就拿常备军来说，英国有着不信任常备军的传统，这种传统又为美国人所继承和发扬。1776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规定，“在和平时期，常备军会危及自由，应避免设置”。在1787 年的制宪会议上，麦迪逊就说：“一支常备军，加上一位膨胀的行政官，绝非公民权利的长期安全伴侣。……整个欧洲，总是以防御为借口，保持常备军，奴役人民。”建国之初，一般美国人最为忌讳的，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除1812 年美英战争、墨西哥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期间外，美国陆军一直处于“国大军小”状态。比如，1789年至1845 年间，只有10 年，现役陆军兵力上了万人；从1849 年到1860 年，现役陆军兵力最多的年份，也不到1.8 万人；1871 年至1897 年，美国现役陆军兵力没有哪一年超过3 万人。从1899 年到1914 年，美国只有1900 年的陆军现役军人略微超过了10 万人。不要说跟俄国比，就是跟德国比，这也只能算是支微型军队。1911 年秋，德国陆军有59.5 万人；1913 年冬，德国陆军的实际兵员为75 万人。

在美国这个公民拥有持枪权的国家，1890年人口已达6297 万余人，1910 年增长到9222万余人。况且，美国国土辽阔，常备军难以成为人民的异己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政体下，分权制衡原则也体现在军权问题上。美国对军队实行文官统治原则，总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军官任命权由国会和总统共享   “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所有的军事官员”，国会有权招募军队，提供给养，等等这些制度安排，使得任何个人或政党都难以把军队培养成自己的家丁、打手，以实现个人或党派的意图。即使需要对内动用常备军，那也是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个理由可以使用部队，那就是支持法律”。这一切，足以决定美国的强国之路不同于苏联。

五、在过去300 年里，没有不曾卷入到战争漩涡的大国，也没有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与他国发生过战争。经验显示，不存在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和平崛起。无论何种政体的大国，和平的诺言并非总能履行，和平的愿望不是都能实现。

战争是历史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它从未因政体的变化而长期消弭过。300 年来，英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美国、沙俄、纳粹德国、苏联等大国，无不多次参与战争。尤其两次世界大战，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参入其中。这些大国的崛起无一完全是和平崛起。

比如，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普鲁士在7 年的时间里进行了3 场战争   1864 年丹麦战争、1866 年普奥战争、1870 年普法战争，从而确立了欧洲大陆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日本帝国也是在先胜清帝国，再胜俄罗斯之后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苏联继承了沙俄的武力扩张传统。在苏德爆发战事之前，苏联就打过中国，侵略过芬兰，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苏联跟纳粹德国一样，都不是和平崛起的。就是美国，也是在1898 年美西战争之后确立了世界强国地位。

尽管近代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和平崛起，可是大国信誓旦旦地表白和平的意愿，却从来都不是罕见的事情。希特勒就喜欢叫嚷“绝不”如何“永远”怎样。1936 年3 月7 日，希特勒面对600名国会议员说：“我们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破坏和平！”甚至连柏林的奥运村，都叫“和平村”。而这一切，一点也不妨碍希特勒点燃战火！

即便对于民主政体的国家来说，长期和平也是难得的奢侈品，政府首脑的和平诺言或愿望未必就能够实现。在1897 年的总统就职演说里，麦金莱还在讲“几乎在每一种意外情况下，和平都比战争可取”，第二年美国就向西班牙宣了战；1916 年，威尔逊亲口对选民说他“不希望美国参战”，第二年美国就对德宣了战；1940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的父母们许诺“你们的孩子决不会被派去参加任何外国战争”，第二年美国就对日宣了战。

换言之，无论政体是什么，当一个大国政府在和平问题上使用“绝不”或“永远”一类的词时，是不会怎么被其他国家当真的。没有任何一种政体能够确保一个国家一定能够做到和平崛起，也没有一个大国能够长期远离或大或小的战争。

很多情形下，由于更加倾向讨好民意，民主政体下的大国，有时会更加倾向于诉诸武力。比如，1904 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军舰去地中海营救被摩洛哥匪徒绑架的帕底凯里斯。与之相反，专制政体下的大国蔑视民意，反而可能更倾向于避免战争。因此，1904 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一个专制国家，哪怕被匪徒绑架10 个公民，政府可能也不会出兵救援。

不管怎么说，无论何种政体的国家，都难免会碰到诸如海外贸易、领土纠纷、侨民权益之类的问题，因此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免于在对外关系中使用武力的诱惑或压力。有时候，对于一个崛起中的专制大国来说，可能真的不想动武，因为使用武力可能加剧或引发国内危机，但是不惜代价避免武力冲突，却又可能使国际纷争转化为国内矛盾，引起或加重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再说了，对于一个为内忧所困的专制大国来说，一般而言，其统治者在国际事务上哪怕是叫嚷得声嘶力竭，其实更多的是虚张声势，期望借此稳住国内的阵脚。但是这并不表明这种国家就一定不会对外动武。道理还在于，谁能担保他们就一定不会打错算盘，试图通过对外开战来转移国内矛盾呢？

cplanning

政体与安全国家

一、任何国家都得面对防止外敌侵害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可是在有的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很容易产生不顾一切追求和维持国家强大的念头，即只要能够强国，即使采用专制、极权政体也无所谓。

在这一点上，德国和日本历史上都有着深刻的教训。国家弱小，一旦遭遇强敌确实难以自保。德国作家路德维希曾说，30 年战争中的德国，“像个皮球那样被外国势力玩来踢去”。而从1675 年到1813 年，仅法国入侵日耳曼就不下14次，平均每10 年一次。

德国历史上这种任人宰割的遭遇，日本虽然没有经历过，可是日本国门也是在列强炮舰的压力下打开的，而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威势下一再丧权辱国又殷鉴不远。从这个角度来说，德日两国有易于助长不顾一切追求国家强大的历史和现实土壤。

日本帝国憋足了劲要挤进强国俱乐部。明治初期的10 年之中，军费占了全部财政支出的80%。除去修筑炮台、购置军舰等的费用，陆海军的直接军费占国库岁出总额的比率，1878 年为16.5%，此后逐年增加，1885 年占到了25.5%，1892 年则高达41%。即使是像福泽谕吉这样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不仅梦想有朝一日日本能够“统治全亚洲”，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

只要国家强大，德国人同样可以忽视宪政民主之原则问题。俾斯麦上台后，在没有议会批准预算的情况下，居然波澜不惊地统治了4 年。议会对这种违宪行为，在1866 年奥地利战争胜利后，竟然以230 票对75 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豁免责任的法案。这个法案通过后，国王还对议会发言人说：“我过去不得不这样做，将来如果历史重演，我仍然不得不这样做。”普鲁士议会，既没有抓住钱袋子，又没有握住刀把子。早在1850年，俾斯麦就说“普鲁士的军队，必须永久是国王的军队”，他不想眼看着“把普鲁士的军队变成议会的军队”。俾斯麦的这个愿望，在一战爆发前就没有落空过。普鲁士德国和日本帝国有个共同点：两国都实行君主立宪，但是在崩溃之前，它们都竭力反对政体朝着虚君共和的方向演变。

德国人对待强国问题的态度，巴枯宁的描述虽然有点尖刻，但也不失其深刻。在1873 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巴枯宁认为“德意志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强大的国家”，他这样写道：我们的一位瑞士朋友是这样说的：“现在，任何一个居住在日本、中国和莫斯科的德国裁缝，都感受到德国的舰队和德国的全部力量，这种自豪感使他欢乐得发疯。每个德国人都想活到这一天，他可以象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以自己的国家为靠山，高傲地说：‘我是德国人。’

诚然，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是自由的人。’而德国人是说：‘我是奴隶，但是因此我的皇帝比任何国君都更有力量；我是德国兵，这个兵折磨我，也会折磨你们一切人。’”

二、斯大林有个著名的论断：“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历史的经验却表明，原本足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发达强国，因为政体的缺陷，统治者将国家推向战争后可能难以自拔，从而使国家沦落为一个人民饱经战争灾难的不安全国家。

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并非因为他们“落后”。相反，这些国家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军事强国之一。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在入侵波兰之前，没有哪个大国厉兵秣马要先发制人跟它血战一场，换言之，在侵略波兰之前，德国的国家安全并不缺乏保障。可是希特勒却把德国拖进了一场世界大战。“二战”不仅让650 万德国人送了性命，200多万军中男人严重残废，而且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际，也是德国满目疮痍之时。

其实，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愿意看到国家落得这般下场。早在1940 年，德国人中间就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乘坐的飞机坠毁了。3个人全死了。谁得救了？违法广告是：德国人民。

只要希特勒活着，德国人就没辙。因为希特勒的统治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国民无论乐不乐意，都得无条件地接受希特勒和纳粹党的领导，除了暗杀、造反和政变之外，德国人民根本就没有和平更换政府首脑的合法程序可资利用。这跟民主国家不同。在民主国家，别说是把国家推进了火坑，哪怕就是像刚领导国家打败了希特勒的丘吉尔，能否继续执政，也得看选民的选票答不答应。

三、一个专制、极权的大国可能兵强马壮，国力雄厚，对外而言，不乏国家安全，但是对其国民而言，却是不安全国家，或者说是危险国家，人民生活在生命、财产、自由和尊严没有保障的恐惧状态之中。换言之，它不仅威胁世界，而且更威胁本国人民。

在过去的300 年里，大国之中，不乏国家强大之至，人民却渺小之极的事例。纳粹德国、苏联只是其中两例。其沉痛的教训表明，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最残忍的黑社会分子、最嗜血的匪徒，对一国人民造成的危害，都不可能有专制、极权政府的危害那么大。

纳粹德国的劣迹，国人耳熟能详，姑且略去不谈，只说说苏联的情形。上至苏共中央书记，下至平民百姓，对他们而言，强大的苏联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国家。因为害怕被窃听，戈尔巴乔夫自1978 年当上苏共中央书记那天起，和妻子从不在家里谈重要的事情。这还已是后斯大林时代了。

在斯大林时代，当官比生手踩钢丝要危险得多。布尔加宁就说：“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   送到监狱里去！”

1935 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 个人中，在三年里被弄死3 个。斯大林称1936 年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可是参加制宪的人随后大多没好下场：30 名苏联宪法委员会委员中，有16 个人在1937~1940 年陆续被枪毙，还有2 人自杀身亡。在领导十月革命的2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首届布尔什维克政府的16名成员、国内战争的16 位前线司令员、1934 年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大部分人都是被斯大林杀死的。

对平民百姓来说，国家之强大，更是意味着政权为恶犯罪的能力之强大。因为强行集体化，仅1933 年苏联就饿死了近1200 万人。在那个人吃人的时代，苏联人并非没有人起而反抗，仅1930 年就发生暴乱3000 起，但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可是1934 年出笼的第一首以集体农庄为主题的现代歌曲，竟然讴歌“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好时光”！

粗粗做个对比就会发现，极权国家对人民带来的伤害，比世界大战还要严重。政权之恶的程度，超过了最凶狠的敌国。在“一战”中，俄国死了300 万人。在“二战”中，苏军损失了750 万人，还有600~800 万平民被德国人杀害，加起来不到1600 万。而一心要灭绝犹太人的希特勒，大略屠杀了600 万犹太人。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苏联，从1929 年到1953 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沃尔科戈诺夫估计就有1950 万到2200 万。

苏德战争的胜利，苏联维护住了国家安全，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敢打它，可是苏联国民却继续生活在挨国家打的恐惧之中。1946 年，苏联决定发展火箭武器。这一年，斯大林格勒州的一个女村民在信中说“我们吃猪饲料，吃橡实”。“已开始浮肿”的穆尔尼洛则在信里说“我不怕蹲监狱，那里好歹能领块面包”。这些诉说自己苦情的信件，落到了秘密警察的手里。在这种状态下，还要求穆尔尼洛们为祖国强大感到自豪，那就像要求小鸡因为主人宰它的刀在全世界最锋利而洋洋得意一样荒唐、霸道。

四、在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驯服权力，防止政府在国内“窝里横”，重于谋求强盛，以求确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不至于演变为压制、驯服和盘剥人民的暴力机器。就对内关系而言，只有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国家。

国家强大常常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国家安全的一个理由是保护人民免遭异国的伤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强大的国家实力不仅令异国有所忌惮，而且也让本国人民在权力面前卑微无助、噤若寒蝉，那就等于是说：在根本就没有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形下，仅仅因为担心外国入侵这种想象的恐惧，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给奴役了。这样一来，对于人民来说，无论是否国家安全，可能横竖都是处于自由、财产、人身和尊严没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状态。

相对于专制极权政体而言，民主、共和政体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   驯服政府，驯服权力，保障民权，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于沦丧为祸国殃民的暴力机器。无论国家是弱小还是强大，人民在政权面前都不会变得渺小、无助。也正因为这样，民主共和政体对人民的那种亲和力，是专制极权政体所不可能有的。20 世纪30 年代末，在就任格兰森市“扶轮社”主席的宴会上，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就曾这样告诉来宾：“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cplanning

1  [美]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85页，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

2 《德意志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德意志联邦为共和政体。”见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研究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五辑，第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3  伊丽莎白•庞德《冲破柏林墙  德国统一之路》第24页，二十世纪基金会公司1993年版

4  肖传国《近代西方文化与日本明治宪法》第14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版

5  [德]阿•米尔《德意志皇帝列传》第510页，李世隆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版

6 《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第18页，刘文典译，天津大公报馆1933年

7   [美]保罗•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第204页，张兆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8　[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第16页，常铮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版

9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一条（一）规定：“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制国家。”（《俄罗斯国防法规选编》第1页，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

10  [日]中村隆英《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第3页，史作政译，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版

11  [英]艾伦•沃森《德国人》第159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1997年

12 [日]汤浅光朝，“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载《科学与哲学》1979年第2期

13 [日]汤浅光朝，“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表2]，载《科学与哲学》1979年第2期

14景德祥，“不可拯救的帝国  兼论1871 1918年间德国的科技与政治现代化”，见方在庆编，《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第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

15 [英]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第572～573页，徐强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6 贺国庆《外国教育专题研究文集》第88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17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三册，第1105页，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

18 [美]杰斐逊《杰斐逊选集》第208页，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

19 这八位科学家是：谢苗诺夫、朗道、切伦科夫、塔姆、弗兰克、巴索夫、普罗霍洛夫、卡皮察。其中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空白，而帝俄时代，尚有巴甫洛夫、梅契尼科夫获得过此奖。

20 杨孝臣《日本政治现代化》第64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21肯尼斯•韩歇尔《日本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第126页，李忠晋译，巨流图书公司2003年初版

22  [日]桑田悦、前原透《简明日本战史》第113页，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

23  [日]汤浅光朝《解说科学文化史年表》第89页，张利华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第1版

24  转引自萧汉森、黄正柏主编《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第52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25  [德]路德维希•艾哈德《大众的福利》第9页，丁安新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

26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412页，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版

27  丁建弘《德国通史》第42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版

28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58～359页，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版。这是莫洛托夫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城莫洛托夫选区选民大会上说的：“目前苏联已列于世界最有权威国家之林了。现在若没有苏联参加，或是若不注意到苏方意见，无论哪一个关于国际关系的严重问题，都是不能解决的。”（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第24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

29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三册，第1109页，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

30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

31  [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二卷，第497页，张祖武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版

32  《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第20页，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5年

33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第238页，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

34  [美]拉塞尔•韦格利《美国陆军史》，“附录•1789年以来现役陆军实力统计”，丁志源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版

35  [美]拉塞尔•韦格利《美国陆军史》，“附录•1789年以来现役陆军实力统计”，丁志源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版

36  [美]拉塞尔•韦格利《美国陆军史》，“附录•1789年以来现役陆军实力统计”，丁志源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版

37  [美]拉塞尔•韦格利《美国陆军史》，“附录•1789年以来现役陆军实力统计”，丁志源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版

38  [美]加尔文•D•林顿编著《美国两百年大事记》第39页，谢延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版

39  [美]加尔文•D•林顿编著《美国两百年大事记》第248页，谢延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版

40  [美]加尔文•D•林顿编著《美国两百年大事记》第288页，谢延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