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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转载] 中国模式的迷思——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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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2-28 18:22:58 | 显示全部楼层
41  [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第859页,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2  [美]卡尔威因、帕尔德森《美国宪法释义》第127页,徐卫东、吴新平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版

43  [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第190页,静海译,三联书店1977年第1版

44  Will and Ariel Durant《历史的教训》第81页,郑伟民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3第1版:“战争是一个历史的常数,并且它未曾因文明或民主而归于消灭。在有历史记载的三千四百二十一年中,仅二百六十八年没有战争。”

45  [美]威廉•L.夏伊勒《柏林日记》第42页,张若涵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版

46  王建华主编《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选》第13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

47  [美]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261页,戴瑞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

48  [美]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445页,戴瑞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

49  [美]埃德蒙•莫里斯《罗斯福王》第二十一章,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1版:国务卿约翰•海在给美国驻丹吉尔总领事的回电中说:“总统希望尽最大努力确保帕底凯里斯先生获释,他希望他们明白如果帕底凯里斯先生遭到谋杀,美国政府将要取谋杀者的性命……” 后来才知道帕底凯里斯已在内战期间放弃美国国籍。

50  [德]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第197页,杨成绪、潘琪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版

5[1]  [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三卷,第102页,钮先钟译,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1版

52  王颜昱主编《日本军事战略研究》第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

53  [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第271页,胡和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

54  [日]丸山真男《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第107页,区建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版

55  [英]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第151页,高年生、张连根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版

56  [日]鹤见祐辅《火与剑的一生:铁血宰相俾斯麦传》第77页,佚名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初版

57  [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第186页,马骧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版

58  [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第208页,马骧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版

59  [英]艾萨克•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376页,于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

60  [英]艾伦•沃森《德国人》第162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1997年

6[1]  柏林,3/4的住宅化为废墟;([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六卷,上册,第162页,李子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版)科隆,建筑物的72%毁;杜塞尔多夫,90%的城市建筑已无法居住;埃森被夷为平地;慕尼黑市中心的豪华商业区,一遍瓦砾。([英]艾伦•沃森《德国人》第161、159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1997年)

62   [美]威廉•L.夏伊勒《柏林日记》第420页,张若涵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版

63   在纳粹德国,别说向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就是希特勒始终宠信的高官,一样活得提心吊胆。比如布卢门特里特将军。1944年9月他被电召去元首大本营报到,其实是希特勒想给他授勋,可不知就里的布卢门特里特却吓得够呛。在家里,无论是听到电话铃响,还是听到门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哆嗦。当美军逼近他的家乡时,他甚至“感到在美军占领区家属更为安全”。([英]李德•哈特《山的那一边》第275~277页,张和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版)

64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06页,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版

65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367页,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1版

66   1935年11月头一批获元帅军衔者五人  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和布留赫尔,其中有三个  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和叶戈罗夫  在随后的三年里被罗织罪名给弄死了。布琼尼虽然活到了1973年,可是人寿多辱。他老婆因为去过外国使馆就被怀疑为间谍,于是这位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人,在1937年亲自把她送到卢比扬卡监狱受审;妻子关在劳改营里,元帅连声冤都不敢喊。等斯大林死了,他才向检察院写信,要求给妻子恢复名誉。等老婆回来了,讲述了在劳改营被强奸的经过,布琼尼元帅却声明说她这么讲是因为精神失常。([俄]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第451~452页,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版)

67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0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

68   [苏]阿•雷巴科夫《基洛夫被暗杀以后》第147 148页,王志棣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版
69   晨曦,“内容提要”,[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晨曦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

70   [俄]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452页,王南枝等译,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版。集体化过程中,估计死亡人数最低为600万人,最高为1450万人。(尹保云《现代化通病》第9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7[1]  尹保云《现代化通病》第9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72   米•伊萨柯夫斯基词、弗•查哈罗夫曲《沿着村庄》,见薛范编《苏联歌曲珍品集》33~3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第1版

73   [苏]亚•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下册),第415页,钱诚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第1版

74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56页,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版

75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1~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

76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65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

77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651~6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

78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647~6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

79   [英]雨果•扬格《铁女人撒切尔夫人传》第6页,汤玉明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艾尔弗雷德•罗伯茨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父亲。
 楼主| 发表于 2012-3-2 17:42:50 | 显示全部楼层
汪晖:为何中国不会崩溃?

2012年03月02日 人民网

http://view.news.qq.com/a/20120302/000004.htm

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发展的稳定性,认为没有出现重大危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最大的危机是1989年危机,而最深刻的和持续性的危机则是政治领域和国家机器日益为市场关系所渗透。正如今天的金融危机一样,1989年的危机同样是国际政治与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可以视为苏东危机的前奏。像中国一样,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它们一样倒掉?究竟是哪些要素维持了中国的稳定性并提供了高速增长的条件?在经历了30年改革之后,这些条件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异?要讲中国经验的独特性等等,首先要回答的是中国与苏东国家、尤其是变迁之后的俄国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大分流。这个大分流至今仍然在延续。

中国体制区别于苏东体系的第一个特征

苏东体系瓦解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比如官僚体系与民众的对立、冷战政治中的专断政治,以及短缺经济带来的民众生活的困苦等等。这些要素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中国体制区别于苏东体系的第一个特征是,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主权地位。

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家常用“勃列日涅夫定律”这个概念嘲笑东欧国家的“不完全性主权”状态。在《华沙条约》体系中,东欧国家没有完全的主权,受制于苏联支配,苏联一旦出现问题,整个苏东体系都跟着垮掉了。二战后,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得以确立,但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非常少,不仅是苏东国家,即便是西欧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在冷战的构造里,它们的主权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样是不完全性主权国家。在冷战的构造里,两个阵营都是结盟性国家体系,每一阵营中的霸权国家发生变化或政策转变,其他国家都会深受影响。

而正如中国革命过程本身有其独特道路一样,中国在建设时期也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随后又与苏共展开公开论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逐渐摆脱了有些学者所说的与苏联的“宗主关系”,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主义体系、进而整个世界中的独立地位。这个过程有被迫的成分,也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为艰苦、付出巨大牺牲的过程。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家的政治性格向主权性的和高度独立自主的方向转变,在这一政治性格主导下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也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没有这一自主性前提,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很难设想中国在1989年后的命运。

在改革开放进程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改革的前提。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改革来看,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自主性的改革,一个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改革,这与东欧和中亚的各式各样的、背景复杂的“颜色革命”截然不同。中国的发展不但与拉丁美洲的依附经济有别,即便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恐怕也不能简约为东亚模式(尽管在国家角色、政府产业政策和某些发展策略方面有相似性和互动性)。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前提是自主的,而上述各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可概括为依附性发展。

没有模式的时候靠什么?靠的是理论辩论、政治斗争、社会实践。理论辩论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改革的理论源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就是从有关商品、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理论讨论中产生出来的,也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孙冶方和顾准发表了有关价值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论文,其大背景是中苏分裂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这个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再度成为党内辩论的中心课题。

没有这样的理论辩论,也很难设想此后中国的改革会沿着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发展。在知识分子层面,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等问题从未中断。改革有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理论源头。到今天,有关发展道路的辩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主要局限于政党内部,但理论辩论对于政策路线的调整意义仍然重大。如果没有体制内外发生的对单纯注重GDP增长的发展主义的批评和抵抗,对新的科学发展模式的探索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界的辩论部分地替代了以往党内路线辩论的功能,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2003年后对医疗改革的反思、2005年对国企改革和劳动权利的关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宣传和社会运动等等,都对国家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影响。理论辩论在引导方向的问题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现在常讲民主是一个纠错机制,其实理论辩论与路线辩论也是一个纠错机制,是政党的纠错机制。在20世纪的历史上,党内路线辩论时时出现暴力和专断的特征,对此进行深入和长期的反思是必要的,但对党内斗争暴力化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对理论辩论和路线辩论的否定,事实上,后者正是摆脱独断、自我纠错的途径和机制。随着社会构造的变化,理论辩论不再局限于政党和国家内部,也发生、甚至主要发生在社会公共空间之中。因此,如何激发并创造有利于公共讨论的思想空间,是探求中国的发展道路、避免公共政策被特殊利益关系所左右的首要课题之一。 (作者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原题为《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原稿15000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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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角度看,中国经济决不会崩溃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951100

从崛起的悖论,谈中国将痛苦,但不会崩溃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707122

冯梦云: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673314

托夫勒:中国经济不会崩溃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2570677
 楼主| 发表于 2012-5-22 15:56:50 | 显示全部楼层
袁剑:“中国奇迹”的秘密在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


袁剑 1964年生于湘西。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曾经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后历任《价值》杂志主笔、《董事会》杂志主编,现为独立评论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以亲历者的视角,观察、体认和思考中国的转型。2000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华语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政经评论。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奇迹的黄昏》、《大拐点》。


看中国问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

时代周报:相对之前的《奇迹的黄昏》,在刚刚出版的《大拐点》中,你对中国经济的观点有哪些不同?

袁剑:《奇迹的黄昏》是一种更系统的写作,而《大拐点》作为紧贴时代的评论集则更有历史的连续性。《奇迹的黄昏》大致写的1989年之后到2002年的中国。对于这一段的中国当代史,我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性框架或者说模型,那就是所谓“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我所说的“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并不是说所有官僚系统都是,也并不是只有官僚系统才是。而是围绕着官僚利益集团并以之为核心所形成的一个利益集团。对于中国这一段的改革史,也有一些竞争性的理论,但是我依然认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这个框架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模型。1989年之后,中国改革在动力、指向以及约束边界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嬗变,所以其在逻辑上的结果也一定与1989年之前的改革会有巨大的不同。《奇迹的黄昏》主要描述和解释的就是这个问题。《大拐点》要回答的问题则是,为何在扭曲的改革中,中国可以出现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我的回答是: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我觉得这个模式大致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中一系列疑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它通过其独有的政治禀赋压低并转移了各种成本。比如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并将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巨大成本推给了沉默和匿名的社会。这样,政府与强势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变得靓丽无比了。看中国问题,不能仅仅只看政府与企业这两张资产负债表,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看看这张负债表上我们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道德上的负债以及种种无法被统计的负债。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是怎样被转移的,被隐匿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中国模式”的秘密,可以在这三张资产负债表的对照及关系中找到。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制度负债,公共品负债,都将成为在未来某一天重创中国奇迹的杀手。
 楼主| 发表于 2012-5-22 15:57:13 | 显示全部楼层
时代周报:在《奇迹的黄昏》中,你把1978-2003年的25年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阳光灿烂”、1984年“蹒跚之旅”、1992年“后改革时代”。又是十年过去,你会怎么来归纳目前这个改革阶段?

袁剑:最近这10年,是前面10年的改革全面开花结果的十年。其中正面的成果和负面的后果如影随形,难以分离。而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这些正面的成果和负面的后果都在全球化的加速器中被放大了。如果说这个十年我们有什么看得更清楚了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们更清晰地洞见了中国转型的成本及其成因。

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以及推动力量变得更为复杂,除了延续所谓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外,全球化因素全面卷入。但大家可以看出,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主要逻辑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在发生重要的作用。可以说,2002年之后的10年,是中国核心利益集团在全球化环境中全面收获他们改革成果的10年。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全面重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直接表征。这并不是说其他人没有收获,我说的是相对份额。比较有力的证据是,中国的财富差距在这一阶段又一次显著扩大了。我也不是说,中国领导人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形势比人强,机制比人强。机制所引发的形势以及所带来的惯性会远远超过了一些领导者的良好愿望。

  
阻止权力经济的只能是利益集团自己

时代周报:你很早就分析了改革的“权力经济”现象,指出利益分配模式正趋于锁定。今天人们呼吁改革再启动,你认为,当下的权力经济现状如何?改革能否在这方面有突破?

袁剑:权力经济是对应于权利经济的,权力经济意味着特许,而权利经济意味着自由地创新。当然,真实世界并不是理想国,往往处于某种中间状态。从某种消极的角度讲,权利经济首先授予并培育公民反抗财富被剥夺的权利。但现在的情况却是,权力对权利的剥夺似乎愈演愈烈,而公民的抵抗也愈演愈烈。这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系。在蛋糕在不断膨胀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在迅速做大的蛋糕中获得较多的东西,而在蛋糕增长速度越来越低的时候,要保证自己的贪欲被满足,就必须对另外一部分进行更深刻的剥夺。至于如何启动这种改革,那是政治问题,也是当下最大的难点所在。既得利益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唯一可以阻止这种进程的,是它自己,是它自己毁掉这个游戏。


时代周报:你在新书中用“大裂变”来形容2008年后的中国,我也注意到,你早先也提到改革二十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淘汰出局”。请问这和孙立平教授“社会断裂”的说法是否有类似之处?

袁剑:孙立平老师是特别贴近中国当代现实的一位优秀的学者,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孙老师的社会断裂大致是从社会学视野提出来的。我的“大裂变”是一个隐喻。我是指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所导致的自我解体或者说内爆。而这种内爆与中国参与其中并作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条件的全球体系的内爆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人被淘汰出局,当然是这个裂变的一部分,也是裂变的一个特征。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会毁掉这个游戏,其实就是指一部分人终究会看透这个游戏,不玩了,或者不按既得利益集团的制定的规则玩了。没有人参与这个游戏,强势集团又到哪里去觅食呢?


泡沫化生存在中国有强大动力

时代周报:新作开篇以对冲基金LTCM崩溃为例,提到即使概率是非常小,危机还是可能发生的。你是否特别担忧危机可能始自金融领域?

袁剑: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案例为开篇是偶然,并没有特别的指向。在私下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经常将次贷危机比喻成一个超级版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但在相当意义上,所谓金融危机都不是孤立的。它是实体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的一种表现。其实,更加历史地看所谓次贷危机,它是冷战之后的一场全球体系的实体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在《大拐点》一书中曾经谈到个这个问题。至于中国,如果它一定会发生一场危机的话,那它可能和美国次贷危机的顺序正好相反,它将先从实体经济开始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和一系列其他的危机。如果实体经济本身并无太大的问题,金融危机并不可怕。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力保银行不失,但实体经济出了大问题,银行、资本市场再保也保不住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5-22 15:57:24 | 显示全部楼层
时代周报:2005年你曾发出房地产泡沫“清算的时刻正在临近”的呼声,2010年你也断言“房地产十年牛市即将结束”。但房市的变局似乎异常波澜诡异,最近有媒体报道房企在复苏。你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是否过于悲观?

袁剑:从技术上讲中国房地产如何不可持续已经讲得很多了,包括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货币政策等诸如之类的分析。这些数据当然是判断房地产形势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我觉得,中国房地产一个最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悖论在于:全民创造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少部分人所攫取。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丘吉尔早在一战之前就讽刺过,却在当今中国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所以我说,中国房地产非但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更首先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一位朋友曾经问我,你从不预测,为什么在房地产问题上做出如此大胆的预测?我笑答:吓唬吓唬那些自以为是、到处忽悠的房地产老板没有坏处。事实上,支持中国房地产不崩盘的理由也的越来越少了。如果你是房地产巨大利益链条上的一员,那么你可以找到房地产会继续膨胀的太多理由,但如果你是投资者,我劝你还是谨慎悲观点好。不要以为政府坐庄这个游戏就能永远玩下去,再大的老板也有缺钱的时候,也有做不动庄的时候。


时代周报:在新作里你提到“泡沫化生存”的概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八年来首次将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调整到8%以下,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管理者正对“泡沫化生存”做出某些修正?

袁剑:我说的泡沫化生存讲的是通过扩张资产泡沫来拉动经济增长。在中国这个政治合法性对经济高速增长有着非同一般渴求的国家,泡沫化生存就有更强大的制度性动力。毫不意外的是,这个泡沫会被制造得更大,更难以收拾。将经济增长目标调到7.5%,有主动的因素,也有被迫的因素。中国经济管理者实际上已经看到继续通过海量货币来推动经济增长可能陷入恶性通胀的冲天大火。这是被迫的因素。但主动将经济目标调整到更低的目标,带来的挑战会同样多。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本届政府的政治勇气。但是我要提醒的是,经济增长并不是你想要多少就是多少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不是魔术,它可以做属于它的事,但不能影响它不能影响的事情。很多人以为经济增长速度的调节器完全掌握在宏观决策者手中,是十足的糊涂和荒唐。我个人认为宏观经济工具可以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


人民才是改革和创新的主体,他们必须参与表达

时代周报:海内外很多学者将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概括为“中国模式” 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似乎你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袁剑:199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并非独独是一种中国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并不成立。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并没有脱离地球引力。当然,中国经济增长自有其独特性所在。而这个所谓独特性就是我在“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个框架中极力试图解释的。在我看来,这种独特性不可持续,更谈不上所谓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它缺乏基本的道德上的依托和支持。至于你说,有很多海内外学者把它概括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这可能是出自他们对中国一种不切实际的投射。


时代周报:在给《事变 2006中国经济记录》一书做的序中,你认为中国经济是“车到山前更迷惘”;你在新作中也发问:改革到了拐点,我们该怎么办?你对具体的路径或应对之策是否有明确的观点?

袁剑:中国改革早在1989年之后就发生精神上的深刻嬗变,而这种精神嬗变逐渐外化为显性的制度结构,则经过更长的时间。在本世纪初期,我们终于可以宣布它的终结。这是1989年中国改革变性之后一个必然的后果。在这种前提,再奢谈什么“改革”、奢谈什么“改革再出发”,我觉得特别的荒谬。少数人垄断和挟持的改革,其后果必然是自弹自唱,无人喝彩。我觉得,如果现在再谈改革,首先要谈的是改革的程序正义。换言之,不是改什么,怎么改,而是谁来同意、批准和监督改革。显然,这是一个政治转型的问题。不形成这样一种机制,任何改革都是有疑问的。前面几十年的改革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人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乱改就怎么乱改。人民才是改革和创新的主体,他们必须参与表达,而不是“被改革”。改革是一个社会追求进步的永恒主题,不必刻意将其作为一块金子招牌加以供奉,实际上,改革这块招牌早就光环褪尽了。


时代周报:不少乐观的人士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是积累了很多问题,但“危”中有“机”,本届政府在公平正义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现在言“大拐点”,是否可能有点早?你认为的拐点有具体时间线还是更多指一种压抑的气氛?

袁剑:“危机”这个中国词语确实非常妙。危机危机,危中有机,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愉快的辩证法。不过,首先是“危”,然后才是“机”。你可能必须首先应对“危”,才能争取“机”。如果被危击垮了,你就出局了,“机”有何用?作为一个力求独立的思考者,我对任何执政者的赞扬都必须表现得十分克制。但是我的确愿意承认,他们做了不少事情,也希望做更多的事情。但我还是那句老话,制度比人强。大拐点何时来,以什么样的形式到来,谁也说不清,那是上帝干的事情。我说大拐点,主要是提醒谋事者要尽快进入战略的转型。


时代周报:最近关于美国衰落的论调不少,你的新作中也多指出全球霸权体系不稳定的迹象,是否美国某种程度上也处在“拐点”上?如果是,跟中国的“大拐点”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

袁剑:在现阶段,美国的任何衰落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的衰落早就开始了,并不始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只不过是将这一潜在的历史进程公开化、正式化了。如果这种相对衰落是拐点,那美国早就拐了,早在冷战正式胜利的那一刻就开始拐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美国为自己培养了一大批光着脚的模仿者和竞争者。历史就是如此充满了悖论。不过,就可见的未来,美国的拐点还仅仅是经济份额意义上的。其政治及社会韧性暂时应该可以吸收这种拐点所带来的冲击。但中国之拐则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全球体系公共品的最主要的提供者,美国的相对衰落,都会引发全球体系的重大变动。在我看来,从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观察,所谓次贷危机本质上就是美国越来越难以胜任越来越膨胀的全球体系公共品提供者这一角色所导致的。作为全球体系的依附者,中国之拐的确可能由美国之拐所开启。
 楼主| 发表于 2012-5-22 15:58:33 | 显示全部楼层
袁剑:谁的镀金时代?

  身处细节之中的人们,恐怕很难用一种历史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今天。然而,有心的观察家可能已经察觉:从新千年伊始,尤其是在2002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几乎是突然间驶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当代史中最为夺目的镀金时代。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GDP以平均10%以上的增速全速前进,不仅傲视老牌发达国家,更傲视同样为人艳羡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谓风头十足。及至2010年,中国GDP总量快速超越日本而成为全球老二。不仅如此,伴随着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以远远超过GDP增速的速度跳跃式增长,国库充盈不在话下。对于那酷爱排名的国人来说,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中国财力鼎盛的雄辩证明。

  如果财富增长仅仅体现在政府及国家层面,恐怕还很难称得上真正的镀金时代。显然,中国的镀金时代有比上述数据远为丰满的景观。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公司由小到大。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其市值都呈几何级数般膨胀。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的自由经济学家们曾经言之凿凿声称:不经过经典的私有化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将通通死亡。然而,那些昔日曾经令中国领导人绞尽脑汁,在新闻媒体中被视为老大难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一夜之间老树新花,不仅生机盎然,而且急速扩张。最令那些经济学家们尴尬的是,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完全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完成这种变身的。在镀金时代,中国不仅迅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石油企业。在其他行业里面,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同样也让老牌跨国巨头瞠乎其后。

  与公司财富的急剧膨胀相对应,中国的居民财富也以大爆炸的形式飞速增长。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叫胡润的英国小伙子,仿佛是提前嗅到了中国财富大爆炸的味道,编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榜。从这个财富榜的富翁人数以及拥有财富数量的变化,你可以最直观地目睹中国财富大爆炸令人眩晕的活剧。在1999年,进入中国百富榜的门槛,不过区区5000万人民币,而到2010年,这个门槛已经达到近100亿人民币。在富豪人数上,2010年中国10亿元富豪的人数更达到1300多名。在西方国家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中国只有短短十年,甚至短短几年。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中国前面十年的财富积累及膨胀速度,商业史上罕有其匹。显然,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镀金时代。当然,中国的财富增长并不仅仅局限在金字塔的尖顶部分。在普通居民层面,拜资产价格暴涨以及金融深化之赐,中国的一般城市人口也切身体会了这种财富的快速增长。虽然绝大多数人可能只是纸面富贵,但节节攀升的名义财富总是会让人产生离富翁越来越近的幻觉。

  然而,财富大爆炸本身只是镀金时代的一个面向,更为重要的面向是这个民族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嬗变。在中国的镀金时代,财富不仅是人人趋之若鹜的目标,更是唯一的价值所在。这可能才是中国镀金时代最为本质的精神向度。最能刻画这种时代精神的案例来自中国一位教授。这位学问甚为可疑的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声称:“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其精神之卑琐程度让人目瞪口呆。公然将这种令人作呕的标准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现出来,甚至多少有些自视高明。如果不是这位教授太愚蠢的话,就只能说明这种极端的价值观已经蔚为民族之风尚。

  在中国的镀金时代,中国财富在全球体系中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从一个刚刚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猛然变成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拯救者,变成了西方国债的最慷慨的金主。一位前不久到过中国,目睹了中国基础设施先进程度以及酒店豪华程度的美国人大为疑惑:美国和中国究竟谁才是发展中国家?于是,那个一直被视为古怪的意识形态异类的中国,转眼间变成了独家模式(所谓中国模式)的发明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造就了我们这个令人血脉喷张,荣耀加身的镀金时代?

  1990年代中后期以及本世纪初期,中国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激进的内部制度变革。择其要者,大致有所谓宏观体制层面的分税制改革、公司层面的国有银行救助及改制、以抓大放小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以黑箱私有化为典型方式的中小企业改革。在要素方面,中国完成了以剥夺农民土地权益为主要方式的房地产改革。所有这些制度变革,集中在经济上的结果,就是大量成本(通过政府之手)从企业与政府的损益表中被转移出来,如此,中国境内的大量企业就在全球市场体系中赢得了一种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  低成本优势。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低成本是全方位的,囊括了涉及企业成本的方方面,远远不止所谓劳动力成本那么简单。它包括低环境成本、低土地成本(通过地方政府的作用)、低资金成本(通过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机制),低劳动力成本(通过政治抑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早在上个世纪,中国就已经为这个镀金时代做好了充分的内部制度准备。

  然而,如果没有市场,这种低成本优势就只是潜在的。不过,这种历史性的机遇很快就到来了。在新千年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迎来了二战之后最为猛烈(也可能是最后的)的一次扩张。这一扩张,以新兴的巨型国家“金砖四国”全面、深刻的卷入全球体系为标志。于是,中国无与伦比的低成本优势就在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中被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而它带来的一个金融后果,就是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的迅速重估。很清楚,内部的制度变革以及外部的全球体系扩张, 正是中国进入镀金时代最为重要的两个历史推手。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市场体系的卷入早已经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低端产业向中国的迁移而逐渐加速,而到了2002年中国加入WTO,中国与全球市场体系则已经浑然一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将中国的镀金时代的起点界定在2002年的原因。

  诚如人们已然感受到的那样,财富爆炸只是中国镀金时代前最为耀眼的那一部分,在它的另外一面,则是中国社会一幅灰暗的图景。就像我已经指出的,中国的超低成本优势乃是国家通过其行政权力将成本从企业及政府那里转移出来而一手塑造的。然而,成本不会自动消失,它到哪里去了?违法广告是:社会。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它进入中国绝大部分家庭的福利损益之中。考察低成本优势的方方面面,这种转移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在巨富不断冒升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新的国营寡头重新崛起的背后,是中小企业的利润损失及家庭部门的福利损失;所以,在银行巨头攫取垄断暴利的背后,是被迫忍受负利率的储蓄者的财富缩水;在土地产业飞黄腾达的背后,是中国农民遭受的悲惨剥夺。同样的原因,在甩掉了教育、医疗等义务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因此变得无比亮眼的背后,是广大居民越来越深重的财务负担;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是无法忍受的环境质量及败坏之极的食品安全。从这一组组几乎互为因果的现象之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镀金时代的真正底蕴。一句话,中国的镀金时代,是以中国社会的崩溃为代价的。在很多年以前,我引入“竟次”一词来解释中国经济。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实际上是将工商业及社会运行的文明底线不断向下推移。显然,中国经济发展成本不断向社会转移的过程,正是这种竟次模式的集中体现。表现在经济现象之上,则是经济学家口中念念有词,政治家念兹在兹的所谓各种失衡。实际上,任何所谓经济现象都是有其社会及政治起源的。基于此,我曾经断言:看得见的经济牛市有多大,看不见的社会崩裂就有多深。不幸的是,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这种社会崩裂始终没有被“看见”。

  诉诸常识,我们应当了解:国家及企业是离不开一个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的。如果社会遭到破坏,国家及企业又何以为生?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社会无力继续承担这种成本转嫁的时候,或者说当社会无法被继续压缩的时候,这种竟次模式就无以为继了。这就是说,中国的镀金时代之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自我裂变力量。但谁也料到,裂变来得如此之快。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没有人意识到,镀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本书第一篇“镀金时代”收录了我在2002年  2008年之间部分评论文章,作为一个思想者,我更多的记录了这个镀金时代繁华世相之下本质上的内在紧张。毫无疑问,这种记录都是出自我个人有限的视角以及有限的经验。但我希望并且相信:以此为历史线索,我们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今天与明天。).
 楼主| 发表于 2012-5-22 15:58:59 | 显示全部楼层
袁剑:大裂变进行时

  用“温水煮青蛙”来描述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可能再恰当不过了。

  在经过巨大但却短暂的冲击之后,随着全球看似有志一同实则貌合神离的反危机行动,世界似乎重归平静。于是,经济学家开始重操旧业,用典型的周期性思维继续指点江山;政治家们虽然提心吊胆,但暗地里却一致庆幸:最危险的时间总算过去了。而那些危机最大肇事者的金融家们似乎比以前更忙、赚得比以前更多、声音比以前更响亮了。

  达官显贵们依旧气定神闲,往返于各种峰会、论坛的景象似乎是要向人们暗示: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世界也仍然按照过去的时钟乖巧地运转。总之,一切如常,无须担心。

  然而,危机真的过去了吗?世界真的回到从前了吗?

  在金融危机之前几个月,我曾经在“大裂变”一文中,明确指示了全球体系离析的前景。结果,几个月之后,大危机呼啸而至。有朋友调侃:你乃神人。我回答说:谁也无法预测黑天鹅何时降临。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异常简单的逻辑:以美元为主的全球体系不可能在吸纳了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大国之后,而不发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回望二战之后美国体系的扩张史,波浪式的扩张 吸纳 危机的历史线索异常清晰。体系每吸纳一个重要力量,就会遇到一次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是以为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在吸纳老欧洲及日本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在吸纳亚洲四小龙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之后,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吸纳全球最重要的人口大国金砖四国之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如果我们意识到在金砖四国之后,全球再没有可以推动体系扩张的吸纳对象。我们就会明了,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体系扩张的最后一幕了。而这一幕的主要剧情将是世界体系的裂变和重构。毫无疑问,这种改变将意味着剧烈的对峙、紧张、冲突甚至战争,直至一种新的全球稳定系统的出现。在此期间,随着全球体系扩张的停滞以及之后的萎缩,总体性的经济低迷将一直持续。至于它以何种事件肇始,以何种形式收场,持续多长时间,恐怕谁也无法知晓。我一直认为,现在也依然认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市场体系瓦解的开端,是一连串危机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次贷危机甚至远不是这一连串危机中最具有破坏性的一个。次贷危机之后的这几年中,危机从未消停。欧债危机、美国评级危机陆续有来,这表明的是:我们仍然身陷同一个大型危机之中。简言之,我们从未离开过危机。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反危机措施,通过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刺激经济,但时至今日,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仍然萎靡不振。时髦的定量宽松,甚至已经沦为可疑的毒药。美国的刺激政策,或许是一次必然要进行的赌博,但也是一次一开始就注定要输掉的赌博。三年之后,那些一贯以周期性思维观察世界的人失算了,那些将自己的经济政策押宝在美国会像从前那样很快恢复的战略家们失算了。对此,斯蒂格利茨先生无奈的讽刺道:“如今,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心:即相信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情况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经济长期低迷好像还是一个乐观的前景”。作为全球体系的发动机,美国的这种前景所可能演绎出的全球后果不言而喻。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一直顽强地试图向人们揭示这样一种前景:美国经济将日本化。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将会陷入日本1989年之后那种不死不活的状态。现在看起来,正如斯氏所言,这的确还是一个不错的前景。对于那些依然沉浸在镀金时代亢奋情绪中的人们,要他们突然相信一种灰暗的全球前景,是需要一种顽强的意志的。这就像我们告诉那些刚刚在泡沫中尝到甜头的人们泡沫即将破裂一样不合时宜。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一位美国投资家非常敏锐而又及时的评论道:“鉴于美国占据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上周五的评级下调,将逐渐侵蚀其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地位  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到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其它国家存放储蓄最佳场所的地位。这将削弱美国作为全球支柱的有效性,加速向多极体系不稳定的转变。”这就是2008年以来我一直向人们揭示的所谓全球体系的大裂变。既然支柱已经坍塌,接下来的景象就不问可知了。剩下的悬念只是时间及形式问题。对于那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来说,我们应该非常明确的提示他们:世界真的不同了,我们正在滑向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化的全球前景虽然令人沮丧,但的确算得上一个不错的未来  因为他多少具有某种可以描述的令人安慰的确定性。

  那么,更加不测的未来是什么?

  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一片哀鸿中的绿洲,也由此构成了绝望者对新世界的唯一想象。在中国,由于采取了超大剂量的刺激政策,经过短暂而急速的探底之后,经济迅速拔地而起。股市繁荣(不断创造全球纪录的IPO数量及 IPO金额即为明证),房地产泡沫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更上层楼,GDP更是继续以飞奔姿态领袖全球。在整个危机中,中国人不仅丝毫没有感受到危机的痛苦,反而由于服用了过量的兴奋剂而感到十分欣快。以心理学的眼光观察,危机之后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一种典型的催眠状态。所谓催眠,指的是一种无意识支配状态。看似清醒实则迷糊,期间伴随着诸如幻听、幻觉、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无视其他现实状态的现象。梦游即是深度的催眠状态。观察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无论思想界还是民间,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难怪在此期间,中国模式被叫得整天介响了。庞氏游戏的始作俑者庞兹曾经非常精辟地嘲讽过:“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固定时,他可能与瞎子差不多了。”想当初,这位波士顿骗子大概正是利用人们这种普遍的错觉大发横财的。

  我一直以为,中国近2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从属并依附于全球体系最新一轮扩张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并以其作为外部条件的。不仅如此,除了主动的内部改变之外,中国在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全球体系扩张的一种适应性变化。换言之,中国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是深嵌入全球体系这个更大的结构之中的。没有这个更为宏大因而也经常被观察家视而不见的结构,中国对应于这个外部结构的内部制度也就丧失了用武之地,由此而生的经济增长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脱钩论”(及所谓新兴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脱离而单独增长)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误导。一句话,外部结构环境的裂变将倒逼中国内部制度的新一轮变革。

  从中国内部看,正像我已经反复指明的,其制度结构中也酝酿着巨大的裂变力量。此处不赘。需要提示的是,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可能提前引爆并加大这一内部裂变力量。这两种裂变力量连环引发,相互激荡,在推动中国内部结构突变的同时,也将推动全球体系结构剧烈重组。显然,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

  金融市场总是提前反映即将发生在实体层面的危机。作为全球体系的金融中心,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预言的实际上是全球体系的实体危机  是属于那些深深嵌入这一体系的所有民族国家的危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全球的未来。发生在中心地带的金融危机由于具有巨大的短期冲击力而引人注目,而分散在全球的实体危机就远没有那样夺人眼球。它缓慢,低调,但却更具有毁灭性。这个过程难道不正是“温水煮青蛙”最确当的例证吗?

  在当今这个无远弗届的全球体系中,四处都布满了可能被引爆的地雷。2008年美国爆了,2010年欧洲爆了,2011年欧洲美国又爆了。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连环地雷爆炸,至今还在延续。不过,在我看来,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最猛烈的爆炸,还没有到来。基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缺乏稳定性的经济结构的理解,也基于对他们在2008年之后货币泛滥的理解,我倾向于认为:最猛烈的危机将来自新世界  那些被人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全球新贵们。这可能才是始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的正剧。


  (第二篇“大裂变”收录了我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直到2011年的部分评论文章,在“镀金时代”中,我更多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在这一篇中,我更多的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视角,即:中国模式是如何嵌入全球体系以及全球体系的巨变将如何影响我们这个国家。我希望这种视角能够为我们理解更宏大历史背景中的中国提供一些线索。).
 楼主| 发表于 2012-5-28 11:14:18 | 显示全部楼层
激烈碰撞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介绍
    历史之河不会断流,人类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与争论便永远不会停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儒道法等影响以后中国数千年历史的重要思想。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想展开论战,中国社会再一次品尝到不同思想同台竞技、自由争鸣的硕果,马克思主义从中胜出。进入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们唇枪舌剑,展开了新的思想交锋。著名记者马立诚把当前的时代称为“中国思想界----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并撰写了《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对中国大众传媒上分别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八种社会思潮(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进行了大致的勾勒。虽然不够全面,仍能够让我们了解中国民众思想意识的基本脉络。
   这八种社会思潮及其主要观点大致是: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张经济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但也不反对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反对民主与人权,虽然其民主与人权理论与西方有较大差异。
   (2)老左派思潮。主张计划经济,主张公有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主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否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国际上主张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
   (3)新左派思潮。批判资本,否定资本主义,批判市场经济,反对跨国公司的统治,批评全球化和世贸组织,赞赏文化大革命。
   (4)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主张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著名学者谢韬说:“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谢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始,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
   (5)自由主义思潮。主张私人产权和自由竞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和推动民主发展,反对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主义,提倡程序民主与代议民主。
   (6)民族主义思潮。激烈地反对西方,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张中国在经济上“光荣孤立”,反对中国向西方学习,甚至主张中国应该来一场对外战争以提振民族士气。前几年喧嚣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论是其典型。
   (7)民粹主义思潮。主张极端平民主义,反对精英主义;反对代议制民主,提倡“大民主”;主张“均贫富”,要求结果均等。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是其三大特征。
   (8)新儒家思潮。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认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主张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可以看出,这八种社会思想仿佛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开出的八种药方。虽然其目标都是致力于中国的发展与民众的幸福,但药方差异极大。不同的思想,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势必导致天壤之别的发展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八种社会思潮并不能概括当前中国社会民众中思想意识的全部内容。例如基督教思想,有学者估计说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众已经达到了8千万 1.2亿人,也就是说与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经不相上下,其信众中不乏社会精英与白领人士。
   再如新权威主义思想。新权威主义主张集权制和政治垄断,主张应该有一个伟大领袖和配合默契的决策集团。新权威主义有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作为经验证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即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肆无忌惮地掠夺民众财富。社会上虽然没有人敢公开宣扬这种思想,但是奉行这种思想的大有人在,而且其大都是掌握有行政资源、经济资源的当权者。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中国严重的贫富分化与社会分裂,民怨四起。古话说“会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权贵资本主义典型地属于“咬人的狗不叫”这一种,没有人宣传,但许多人奉行,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一再提醒我们注意的。
   本文仅就各种思想做一概要介绍,即展示“各种思想的激烈碰撞”。至于“宪政主义是中国唯一出路”,则是作者另外撰文论证的问题。敬请期待。
 楼主| 发表于 2012-6-1 16:51:0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那些荒谬的经济现象 老百姓想破脑袋也想不通



  1、为什么我们是美国第一大债主,但要去优惠引进外资?

  问题背景:到2009年底,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8000多亿美元,购买其他债券至少4000亿美元。连美国媒体都惊呼,中国成了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最大债主。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引资,每年都大力引进外资,根据国家统计公报,2008年引进外资924亿美元,到2008年底,29年来共引进外资8千8百多亿美元,根据国家工商总局通报,外资在中国资产到

  2007年底已经膨胀到2.11万亿美元。这种荒谬现象是怎么回事?

  2、到底物质财富是财富,还是美元欠条是财富?

  我们为什么宁愿拿物质财富低价贱卖,换来无法使用,越积越多,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是不是将所有物质财富都送走了,换来无数美元欠条,就代表我们富裕了,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了?问题背景:29年来(1980-2008),我们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低价贱卖自己的物质财富,根据国际公认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法计算,我们总共拿价值40万亿美元物质财富,只换来6万亿美元商品加2万亿美元欠条,免费奉送32万亿美元(附录1)。由于我们一直贸易顺差,就没有机会在国内使用这些美元欠条,这些美元欠条还在不断增多。由于低价贱卖,我们如果拿美元欠条换回物质财富,换回的物质财富就会大幅度减少。到底是让老百姓保存价值 34万亿美元的物质财富,还是让国家保存2万亿美元欠条更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和老百姓?

  3、为什么我们有钱搞出口退税,但没钱将住房、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化,让老百姓自己解决?

  问题背景:近年来,每年搞出口退税,让出口企业降低出口商品价格贱卖,等于补贴外国消费者,每年支出5000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减少支出,将住房、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化,让老百姓自己解决。为了增收,不断提高房价,使普通老百姓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辛苦工作都解决不了一家人基本生存问题。例如,由于技术进步,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国内从事农业的农民很少,大部分农民都进城打工,却无法成为城市居民。减免农业税,实际不过减少200亿元人民币,与出口退税补贴外国消费者根本无法相比。

  4、为什么我们将物质财富出口换美元欠条,然后在国内增发人民币?为什么不能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直接在国内增发人民币?难道真正的物质财富还比不上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

  问题背景: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我们不能随意增发人民币,但是,中央银行可以增发人民币收购企业出口产品换的外汇,于是,企业出口物质财富获得外汇后,国内就增发了大量人民币购买企业的外汇。到2009年底,国家储备2.4万亿美元外汇,国内就增发了至少16万亿以上人民币。物质财富没有了,我们能增发人民币,物质财富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不能增发人民币,这是什么道理?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据说是依据手里储备的美元增发的,可是美元实际购买力是不断下降的,40年来,按照黄金价格计算,贬值幅度超过90%。而且由于低价贱卖换来美元,使用美元换回物质财富时,换回的物质财富比卖出时要少得多。

  5、为什么不能增发人民币给老百姓,让国内资本家赚走,使国人皆大欢喜,而物质财富也都留在国内?非要将物质财富免费送到国外,人民币也奉送外国在中国的资本家,手里收点无法使用,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

  问题背景:参见上个问题,笔者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路线,对比出口拉动发展经济的。两者唯一区别是内需路线是物质财富在老百姓手里,而外需路线是物质财富送到国外,国家免费奉送大量财富之后,拿着无法使用,不断贬值的少量美元欠条(存放1百年,恐怕1%原始价值都不到,99%都被美国人骗走了)。由于国外市场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出口企业大都被外资控制,海关统计资料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出口物质财富,获得人民币的主要是外国在中国的资本家。到底这两种路线,那一种对国家和老百姓有利?西方国家发达的根本原因是提高老百姓收入,增大国内市场。没有市场,产品卖不掉,如何扩大生产,发展经济。

  6、企业和银行都交给外国人管理,这对中国有利吗?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就是人是自私的,一切都依靠外国人,靠得住吗?不知道你们家财产是否也交给外人来管理?

  问题背景:30年来,我们搞优惠引进外资,搞三减一免,减免外资各种税,出口产品还退税,使其处于竞争优势,在开放的21个行业,外资都彻底打败内资,成为外资一统天下。去年底还在布置外资兼并所剩无几的国企(附录2)。我们是否要将所有内资企业都消灭,企业都交给外资来管理?学过西方经济学的都知道,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就是人是自私的,将民生相关的企业都交给外国人,如果外国人要撤走怎么办?最近发生的谷歌撤退事件,你是怎么看的?现在维持工业企业的运行,在技术上都非常复杂,一个水厂,一个电厂,都由无数机器设备组成的,关键设备或零件少一个都开动不了,企业如果都让外国人管理,有一天,他们都撤走了,你能将其马上运转起来?

  7、自己的企业都卖给外国资本家,国人都当打工仔,能致富吗?到底是做老板能致富,还是做打工仔能致富?

  问题背景:去年底,精英们还在鼓励外资投资和并购所剩无几的国企,优先给予土地和信贷。将企业都卖给外资,国人只能当打工仔。在中国当打工仔,一个农民工,都无法在城市安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更不用说致富了。这种方法能领导中国人民致富吗?

  8、为什么中国制定的银行法,不能借钱给自己的政府,而能借钱给敌视分裂中国的美国政府?

  问题背景:参见1995人大通过的中国银行法第29条规定,禁止央行借钱给自己的政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央行却购买美国国债8千多亿,借钱给美国政府。美国人炸中国大使馆,卖武器支持台湾分裂……敌视中国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和美国发生战争,你会借钱给美国人买枪炮弹药枪杀消灭你?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搞出来的荒谬法律。美国政府并不理睬这个理论,更不会立法束缚自己。08年美国危机期间,就大印美元7000亿给其救助的几家美国银行。我们为什么要采用这个荒谬理论来束缚自己?为什么看不到美日均从央行等大量借贷,甚至超过一年国民产值?

  9、由于引进外资的美元实际无法使用,等于免费将财富送给外国资本家办厂赚中国人钱,为什么不能印钱借给自己的老百姓办厂?

  问题背景:所谓引进外资,就是外国资本家拿一笔外汇,如美元到中国银行换人民币,在中国国内办厂。由于中国不使用从外资手里换来的美元,等于免费奉送财富给外国资本家办厂,而利润都归外国资本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钱给自己的老百姓办厂,让利润归中国人,非要送给老外?正是我们压制老百姓收入,使企业利润微薄,又优惠引进外资,挤跨内资,使国内企业彻底倒闭。

  10、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老百姓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还是提高生产能力,增加产值和外汇储备?现在我国生产的物质财富完全满足国人需要,为什么要大量贱卖出口换取无法使用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同时使国内大量老百姓温饱出现问题?

  问题背景:我们生产的粮食和肉类,按人均计算,超过日本人均消费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附录3)。我们建设的住房,按照人均计算,达到30平方米,也接近日本平均水平。我们生产的衣服供应了全世界,远远超过中国老百姓需要。可是,我们的老百姓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太低。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有4.3亿人,平均一天消费量低于7.2元,不够一个人在普通城市吃一顿快餐。普通居民,一场大病,就会倾家荡产,成为贫民。我们到底是赚一堆美元欠条就万事大吉了,还是需要为老百姓分配足够的物质财富,解决老百姓衣食住行问题?任何时代,如果有一定比例的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成为问题,这个国家还能稳定发展吗?(历史上无数事实都表明,将导致社会崩溃。)由于老百姓收入低,消费能力低,生产的产品过剩严重,导致生产发展也难以增加,从而经济陷入停滞。国家于是搞低汇率出口,增加生产,免费奉送敌对国家财富32万亿美元,却不管国内老百姓缺衣少食,这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  [ 俺想说几句 ] [ 查看网友评论( 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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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19 17:57:55 | 显示全部楼层
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一)
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在西方并不是什么理论问题,似乎至今没有有关的自完其说的理论。其实,西方市场经济完全是自生的,自我演化的。因此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西方经济理论界并不必要在此花太多的精力。西方经济学的实证性的原因也源于此。当然市场经济是有基础的。众所周知,经济系统只是社会统一复杂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系统、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共同构成这一社会大系统。如果抽离出经济系统,那么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便成了经济系统的支撑环境,即基础。

具体来说,西方市场经济系统有如下的的支撑环境:

第一,信仰基督教,形成了一种罪感文化。基督教是一种博爱的高尚的宗教,把天堂建在人们心中。还有一大特色是,所有教徒都是上帝子民,都是兄弟,但对异教徒就不是兄弟了。西方社会的强大的内聚力和对外的侵略性,根源就在此。我还证明了西方勃兴的创新创造力,根源也在此。请见《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创新创造力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第二,完善的法治社会。在西方守法既是义务,也是尊严和信誉所在。法律已经内化于人们的行为之中,规范着人们的各种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违法便有罪恶感,并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我国法治刚刚起步。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普遍存在,屡见不鲜。

第三,民主政制。这一政治体系能有效地处理劳资矛盾和约束权力,从而有效地避免官商勾结掠夺弱势群体。并且有发达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为供给和需求双方,厂商和劳工之间等等构筑了讨价还价的平台。社会的公平正义便由此演生。

当然本文的目的是从形而上学层面上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即从上述的支撑环境中进一步抽象。这论题在当今中国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众所周知,虽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一直进行市场经济方向的经济改革,但总的来说,成绩很大,问题也很严重。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虽然当今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大腕,但他们对市场经济本质能透彻了解了吗?回答似乎是否定的,从目前看来,他们指导的改革误尽苍生,后果非常严重。因此,很有必要对市场经济的基础进行深入详尽研究,否则,无法在我国建立一个运行有序有效的市场经济。

目前也有人试图否定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回归计划经济。其理论根据是改革中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其实,计划经济问题更大。在世界上,市场经济至少有成功的的先例,而计划经济并不存在这样的先例。显然回归计划经济并非明智的选择。因此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便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二)

    中国经济学家怎样回答这一论题?也即他们以什么信念指导中国改革?从此入手,提纲挈领,足可以理清中国改革的脉络和历程;以及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也可以大白于天下。显然这不仅具有反思的意义,也能为今后继续改革指明方向。



    近日笔者仔细阅读了李义平先生发表于《读书》2012年第三期的文章《为什么必须选择市场经济?》。此文被列为该期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李义平先生的观点深得编者认同。文中李义平先生明确认为,利己心是构建市场经济伦理学前提。换言之,他断言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其实,此论并非李义平的独家之见,有普遍的代表性。在上世纪90年代樊刚先生也在《读书》发表高论《“不道德”的经济学》。樊刚先生此文的深刻意蕴也是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这并非偶然,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经济人就是自私自利的化身。如果经济人假设被抽离,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就不成立了。自然而然,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信仰。近期张维迎先生出版了《市场的道德》一书,对这一信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论述。



    总之,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共同信仰。可以说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真可谓成也潇何,败也潇何。



    中国改革开放可粗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十年为一个时期,后二十多年为一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农村,主要特征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非常成功。约束农民的枷锁被解除后,勃发出巨大的创新创造力,乡镇企业也随之崛起,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后一时期的改革却走另一条路,显著特点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指导的改革,是一个有预设目标的改革,并剥夺了人民的参与权。主要推行如下一些方面的改革,教育改革,特别是高校的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另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本来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但由于出现了“顾朗”之争的偶然事件,令私有化改革无法如期进行。



    现在我们来回顾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国的美好河山被严重污染了;利益集团掠夺了绝大部分经济发展的成果,致使贫富差距很大,富者豪宅可以连城,贫者难求一个窝;社会矛盾重重,整个中国已成一个大火药库;人民无法安居乐业。
更有甚者,社会走向全面溃败。何谓社会溃败?溃败和健康是相对立的概念,健康的反面就是溃败,即道德丧失,行为失范。具体来说,社会溃败包括,平民溃败,权力溃败和知识分子溃败。
  
  平民溃败可见诸于发生于我们身边的,丧尽天良的兽化事件,诸如,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事件等等,还有风传的,耸人听闻的人肉胶囊事件。
  
  至于权力腐败,正是国人关注的焦点。民怨为之沸腾,政府的权威诚信也因之扫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贪污腐败不断在滋生漫延,不断升级。有学者认为已经演进到“三化”状态,即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可见我们依然处在中国几千年的大循环之中,即腐败  革命  再腐败。
  
  更为甚者,学术腐败,精神沉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疾呼:“当今学术腐败五光十色,如趋炎附世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等,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研究生招生中,存在万恶的潜规则:学权交易,学钱交易,学色交易。
  
  本来,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背骨。在任何社会,知识体系都是正义力量,是良知和崇高的守护神。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最有担当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正是中华民族之魂的化身,维系着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但今天在崇尚权力、金钱和肉欲之风的涤荡下,知识界已乌烟瘴气,支撑社会的栋樑坍塌了。中国当前的最大危机莫过于此。

  这些严重的事实表明,当前中国缺失有效的约束机制,权力没有制度约束,资本缺失应有的约束,而全社会缺失道德约束。显然,这并非利己主义缺位,而是利己主义泛滥了,成了社会的信仰,导致崇尚权力、金钱、肉欲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可见,利己主义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不可能保证市场有序有效运行,而负面作用很大,甚至罪恶沉重!
 楼主| 发表于 2012-6-19 17:58:35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其实,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诚信,并非利己主义。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款约经济,而款约的基础是诚信,没有诚信,款约不能订立、执行。



马克斯.韦伯证明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源于新教伦理。谈及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不能不关注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的富兰克林,他是被公认的资本主义精神化身的伟大人物,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是他自己所说过的一句话“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如果我们精读《富兰克林自传》;那么便会发现富兰克林光辉的人生没有半点利己主义色彩,反而他为美国和人类的利益无私无畏,献身于公益,献身于科学。他在自传中阐述了人生十三条戒律,也即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表述,此中也没有利己主义的意蕴。在此,我们不妨列举诚信和正义这两条规戒。诚信:不害人,不欺诈;思想坦荡,公正,说话实事求事。正义:不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行为永不沾边;利公利民的应尽义务切勿放手。可见资本主义精神和利己主义似乎是两码事,风牛马不相及。



而且,现在信息经济学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无法有效运行。必须依靠信誉,即品牌、商誉等,才能提高市场的效率。可见诚信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漠视这些事实,而迷恋斯密的理论?违法广告可能是,或无知或无耻。因为现在西方经济学深度数学化了,可能这些经济学家无法企及,只能炒冷饭了。



众所周知,斯密的经济理论是一种原始的低级的经济学,论述了一种完美的“无形之手”的机制,即在利己主义之下,通过自由竞争,市场便达到一种完美的均衡。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抽象,离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同共产主义社会一样是乌托邦。



现在西方的市场运行表明,市场不存在这样的完美均衡,完全自由竞争不是市场经济常态,而垄断和垄断竞争才是常态。垄断市场根本没有均衡,垄断竞争市场虽有均衡,但和斯密的均衡完全是现码事。而劳工市场根本也没有均衡。因为如果我们把劳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结果是剥削可能存在。可见这些事实和斯密的理论背道而驰,永远没有交点。



众所周知,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博弈,此博弈充分说明利己主义无法实现社会效率,自私自利,结果是大家皆输,没有赢家。如果可能有人怀疑西方经济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那么博弈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不容置疑。



虽然博弈论主要研究非合作博弈问题,也研究另一类博弈,即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博弈双方或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合作互利共荣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佳选择。但合作博弈的存在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旁支付系统。
    
何谓旁支付系统,简而言之,比如一盘棋局的对赌中,除了双方的注金,来自外部的补贴,就是这盘棋局的旁支付。更准确的定义,请查阅有关博弈论的教科书。
    
但在现实的物质价值体系中,很难存在这样的旁支付系统。而在《论语》中,父子,君民等等之间的关系;或称博弈都是纯合作性质的。而事实上,这些博弈是合作博弈吗?孔子首先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论语》才能自完其说。那么孔子怎样自完其说呢?孔子通过“正名”,即通过扩拓人类的非物质利益的人生价值来为人类构筑一个恢弘的旁支付系统,促成人类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变成合作博弈。从而和谐、小康、大同便成儒家的必然理想了。可见儒学有极为严密的内在逻辑。这也是《论语》最显无垠无涯之处。这一点被世人漠视了,于丹也未明此中深意。由其可知,很多人所理解的儒家学说仅仅局限于表面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儒家学说如此,宗教也如此。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如此。即都试图为人类构筑一个可行的旁支付系统,从而实现人类合作博弈,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冲突和纷争。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对这一旁支付系统的解释和赋予的内涵不同而矣。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旁支付系统是否合乎人性,是否可行。若可行,便有强劲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因此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利己主义是完全荒谬的。市场经济要有序有效运行必须有相应的支撑环境,从西方几百年的实践经验看来,有效的支撑环境是本文第一部分所揭示的。而从中进一步抽象,那么市场的基础恰恰是诚信,并非利己主义。
 楼主| 发表于 2012-6-19 17:59:50 | 显示全部楼层
四)

现在关键问题落在诚信与利己的关系上了,它们之间是相容的,还是不相容的?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此中正关涉到人性本质的问题。人性本质的问题又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笔者已经研究多年。在此先给出简明的独创的结论。
  
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经济人或权力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宗教人和权力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诺贝尔奖离中国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如果要给权力人下一个定义,就是:以权力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以增进权力和潜在的影响力为终极目标,深谙权谋政略,等等。
  
可见经济人和权力人,只揭示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而文化人和宗教人却是人类良知和崇高的载体。虽然文化人和宗教人也是追求人生价值最大化,但初衷出于私,结果成于公,即其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净化心灵,惠及他人甚至全人类,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

因此,经济人和利己主义只是人性本质的一维,不是全部。所以,诚信与利己主义虽然有时是相容的,但常常是不相容的,不相关的。诚信更有理由是文化人或宗教人内生的,关涉到经济人的可能性不大。

                                     (五)

如果上文论证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支撑环境,不然,天堂变地狱。

第二,私有化并非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

第三,中国当务之急,重构信仰体系,拓扩人们非物质性人生价值,促使人心向善,减少罪恶行为。

第四,中国经济学家不值得信任,他们所怀之术纰漏百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第五,警惕中国以经济人和利己主义为信仰的经济学教育可能成为社会毒源。最近,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语出惊人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不能不警醒!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30: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150年来的两个重大失误
    如果从1861年的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到今天实际上已经走了150年,在这15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曾经多次取得过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比如1861年到1894年洋务运动期间,1927年到1937年的黄金十年,还有就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在这三个黄金发展时间里,中国的经济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其中洋务运动使当时的中国具备了所有当时其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具备的工业制造能力,而1927年到1937年的黄金十年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其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了8%。
    这种发展速度,不管是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或工业化时期的美国相比,还是与战后的所谓日本经济奇迹或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但这种经济发展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看得见的幸福,相反,这150年来,国家腐败盛行,外患不绝,内争不止,几乎没有停止过动荡、内战,人民忍受了无尽的苦难,很多人死于非命。到今天,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少数非洲部落国家除外)都已经建立了科学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民主自由的情况下,中国仍然行走在钢丝绳上,并时时有跌落到动荡深渊的危险。究竟是什么使中国走到今天这种地步,笔者以为,以下两点失误是中国始终不能解决内乱外患的根本原因:
    一、没有充分认识到权力制约与权力更迭方式的重要性
    中国人对政治权力的运用,尤其是对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很有研究,但对权力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却认识不足,尤其是对如何驾役或如何制约政治权力从来就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思考,更没有从政治理论上对国民进行过这样的教育,也没有从国家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上进行过认真的设计。
    相反,西方国家自古希腊的学者开始就对政治权力滥用的危害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各国政治家都对政治权力可能产生的危害都有过非常认真的思考,他们在设计国家制度时都对可能出现的政治集权与独裁作过认真的制度防患,尤其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运行更是从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上作了缜密的设计,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权力滥用与危害都作了预防。对权力危害的高度警觉与制度预防,使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来就没有因政权更替而出现过动荡。
    纵观中国150年的历史,其苦难的根源就在于政治动荡,没有这种动荡就不会有外侵,没有这种动荡就不会有社会经济的破坏,没有这种动荡自然也就不会有内部的自相残杀。而政治动荡的根源一是权力的滥用;二是权力的更迭没有科学的并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规则,即不能和平地完成政权的更替。
    当然,仅仅有这种监督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权力的制约更加至关重要。这种制约即包括权力体系之间的制约(即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之间的制约),也包括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制约(主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制约),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制约更加重要。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野党的力量远远小于执政党,如果在野党的力量没有达到随时可以取代执政党的规模,那这个国家所有有关权力制约的法律与制度都形同虚设。试想,一个三岁小孩,他怎么可能去制约他成年的父亲。
    同样,新闻监督也无比重要。政治阴谋、政府腐败、权力交易这些罪恶的东西就如同霉菌,它们只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才能生存,一旦将它们放在阳光下,他们就会被阳光里的紫外线杀死,新闻监督就是令他们害怕的阳光。
    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让权力进行定期的有规则的更迭,对于执政者来说会很不舒服,甚至会丧失不少特权与利益,但从长远来说却是对执政者最大的保护。这一点,开明的英国王窒与其它国家不愿意放权的独裁者或集权集团的不同结局就能证明这一点。
    洋务运动的领袖们以为只要中国具备了西方那样的工业制造能力,中国就能如西方那样强大;辛亥革命的领袖们以为只要驱除了鞑虏,共和就能当然地建立;而毛泽东和他的农民兄弟们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想得最多的就是革命胜利了大家就能过上按需生活的共产主义生活。而对于权力这只怪兽,他们几乎从来就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观察与研究。当然,不仅仅是他们,直到今天,我们又有多少人认识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重要性呢。
    不管是以奕?、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员,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或者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革命者,纵观他们的一生,他们从来就没有认识到权力这只猛兽的可怕性,也没有如美国的建国先驱们一样认真考虑过从制度上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
    当外族入侵触痛了满清贵族的神经时,他们却试图依靠罪恶与苦难之源的皇权来进行变法;当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本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通过侦察、审判来确定并惩罚罪犯,但他却以暴制暴;当1960年的信阳事件使毛泽东看到基层最少三分之一的政权被邪恶人物控制并让农民受苦时,他同样没有想到用现代的民主制度去清除这些邪恶人物,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更多的坏人登了政治舞台。
    很多年以后,历经大陆政治失败的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毅然在台湾实行了民主,使台湾虽然历经多次政党轮替,使台湾虽然表面上政治乱象重重,但实际上却保持了台湾的社会稳定。
    历经了文化大革命苦难的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共产党人同样也认识到了政权更迭的重要性,他们在1982年的宪法中对权力的更迭也作出了类似于美国那样的规定。可惜,这种规定并没有细化,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全体大陆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尤其是精英阶层)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种以选举与任期限制为主的权力更迭方式的重要性,这就使中国大陆的权力更迭方式始终没有进入正规。
    新闻监督、政党监督与制约在1982年的宪法中基本是空白,而权力内部之间的制约(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制约)的规定也因党的领导高于一切的思想而徒有虚名。
    这种权力监督、制约与更替方式的欠缺必然导致行政权力的膨胀与滥用,而这种权力的膨胀与滥用就必然导致中国诸如政治腐败,城乡、地区、行业巨大的贫富差距,个人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自然环境的破坏,公民政治权力与尊严的被侵犯等问题的不断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安定。
    二、没有充分认识到宗教的重要性
    一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法律与制度的保障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其它诸如思想教育或道德说教就会显得很苍白,但仅仅有法律与制度的保障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完备的法律与制度都难免会出现漏洞,再好的法律也需要有人去实施。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各个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对人民的基本权力与义务,对国家政权的产生与更迭,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作了详细的规定,其先进性比作为世界各国宪法蓝本的美国宪法也逊色不了多少,但一个宋教仁案就让袁世凯与孙中山都不约而同的肆意践踏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严肃的宪法。
    而在反右运动及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当权者更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视若无物,以至于少数知识分子正当的民主要求让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成为二十世纪的政治奴隶。同样,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漠视也让上至国家主席、元帅,下至普通百姓的无数人丧失人类最基本的尊严与生命。
力   所以说,一个文明社会的建立,光有完备的法律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人的基本政治素质的提高。人的高素质必须来源于人的自我约束能力,即约束个人的不法欲望,尤其是要有自我约束报复他人、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能力。
    那么,人的自我约束能力从哪里来呢,一是来自于道德约束,即用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虽然由于文化、制度方面的差异,各个国家有不尽相同的道德标准,但一些基本性的标准,各国还是一样的,比如关爱生命,尊重他人的个人隐私,不以非法途径谋取权力、财富或其它利益,不任意侵犯或剥夺他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等等。
    人的自约束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宗教信仰,信教的人在其心灵深处确信:上帝(真主或佛主)无处不在,上帝(真主或佛)时时刻刻在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就逃脱不了他们的眼睛,如果坏事做多了,或坏事做绝了,自己就要遭报应,就要下地狱。
    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上述思想或许很可笑,但对于一个虔诚的信徒来说,上述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份,也是一种很严肃、很正统的东西。上述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他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制约着他的不法欲望。
    历史和现实证明,宗教信仰对个人欲望的制约是建立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工具,即使在美国这样法律高度完善、人民素质普遍较高的国家,如果没有宗教的劝戒与威慑功能,其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是不可想象的。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而且在绝大多数国家,一个不信教的人要进入主流社会是不可能的事。中国的宪法虽然写入了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但无神论依然是中国官方的思想,一个公开承认自己信教的人要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主流人群,中国的社会精英是不信教的,也是不敢信教的,除非他们愿意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的道德沦丧,中国官员普遍的腐败,制度的不科学、人的基本素质低当然是主因,但宗教的缺失同样是重要的原因。一个官员,当制度不能触动他的执政特权,当媒体不能监督他的执政过程,当老百姓不能借助在野的政治力量来制约他,当他的腐败行为几乎不会产生法律后果,尤其是当他不害怕自己的罪恶会给他的来生带来报应时,他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不敢做呢。
    没有全民对权力危害的正确认识与高度警觉,不让媒体真正介入对权力的监督,不培养一个成熟而强大的异议群体,不给人民以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国要避免陷入动荡的轮回并进入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是不可能的。2011-3-9星期三
 楼主| 发表于 2012-8-6 14:21:26 | 显示全部楼层
城乡不平等的起源
发表于:2012-03-05 16:04:10

  十多年前,法国作家菲利普?德莱姆写过一本名为《第一口啤酒》的散文小集子。该书由34篇小文章辑录而成,写得细致入微,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情,如喝第一口啤酒、在海滩上阅读、早餐时读报、在影院里看电影等等。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帮人剥豌豆时的情景:“大拇指在豆荚的裂口处一压,豆荚就顺从地、情愿地张开了。”如此平淡的细节,相信会给那些尤其是曾经在乡村生活过的人们带来某种温馨的记忆。

  法国人真是好生奇怪啊!就是这样一本书在 1997年首发之年便再版了23次,平均每周卖了一万册。这样的时候,你又不得不感叹中文畅销书离中国人的心灵生活是何其遥远!以中国许多读者与书商的见识,所谓畅销书大概只有《中国不高兴》、《没有任何借口》之类的谋略与征服之书了。试想,在这样缺少美的国度里回想幼年,我怎可能与《小王子》相遇?即使我住在城里,最后遇到的恐怕也只有黑猫警长以及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了。除了教你斗争,就是教你学乖,至于那朵绽放在遥远星球上的玫瑰,从来没有人会告诉你她会存在,她在落日余晖中飘摇。

  德莱姆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不无感慨地说,在法国和在世界各地一样,“人们忍受着没有时间的痛苦。”想来也是悲哀,现代人虽然早已经衣食无忧,却像是被“成功学”诅咒,绝大多数人都在为消费与虚荣等并不存在的事业终日劳碌,荒废自己宝贵的人生光阴。

  好了,在您认定我要做起写书评这个行当之前,我还是趁早回到生活与回忆中来,讲述我的“第一口啤酒”。大概是1984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也就是在我刚上完小学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让我跟随村里的几个大人一起到最近的一家粮站去卖几麻袋谷子。一行人随车到了粮站,然而好说歹说粮站的大人就是不收本村的大人运来的谷子,万般无奈,大家只好继续租着车赶到十几里外镇上另一家粮站。记得当日酷暑难熬,直到下午两三点这些粮食也没有卖出,而我早已又饥又渴,于是就在粮站附近的小卖部里买了平生第一瓶啤酒。我一饮而尽,然后就躺在树底下的石条凳上睡着了。

  老实说,我当时一点也没有品味到德莱姆写在《第一口啤酒》里的美妙,更未见那“近似于蜂蜜与冰冷阳光的颜色”。虽说饥不择食,渴不择饮,但我还是觉得啤酒非常难喝,像想象中的猪潲水的味道。这个印象,直到上大学后,啤酒喝得多了,才稍稍有所改观。再后来,我对啤酒有了美好记忆,也只是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而不是在我的生活里。

  这部经典电影讲述的故事已经尽人皆知。最让我难忘的细节之一是,有一天,被错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和瑞德与其他几个狱友一起为监狱的屋顶铺沥青。在听到一位狱警在边上和他的同行一起抱怨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太高时,安迪突然放下手中的工具,向那位狱警提出自己能够帮他合法避税,交换条件是:完工后狱警能为今天在屋顶铺沥青的所有人送上三瓶啤酒。

  在自家屋顶上喝啤酒,世上还有这么美妙的事情么?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叙述者瑞德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工程结束的前一天,也就是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沐浴着温暖的春光,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顶。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不过,不要误以为我只是平平整整地躺在石条凳上,如果您有点历史感,也许还会发现这疲惫不堪的乡村少年更是躺在一场见证农民命运的时代波折之中。正是从那年夏天开始,刚刚尝到一点单干甜头的农民首次遭遇 “卖粮难”。世事白云苍狗,沉浮难料,而就在此前没几年光景,各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们还在像“鬼子进村”一般在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查他们是否私藏粮食,是否 “粮心”大大的坏了。如您所知,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尽管在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农民仍旧被逼着交“爱国粮”。此前搞劳动竞赛,更是鼓励农民早送“爱国粮”,而且“早送早光荣!”似乎一群人饿死在农村是自生自灭,只有饿死在城里才可能是政治事件,是人道主义悲剧。韩国电影《北逃》里有句经典台词:“填饱肚子,比祖国重要是吧”。可怜当年的中国农民,和所有生活在封闭年代的人们一样实际上“无北可逃”,更可怜有无数人活生生饿死在粮库边上。

  毫无疑问,此后之所以出现“卖粮难”,首先归因于生产力的大解放。1980年代前后几年间,各地农村陆续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一个个虽劳累如常却也意气风发。这一切的确有点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然而,当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冲击原有的收购体系,使其不堪承受,“卖粮难”也就不期而至了。而且,与卖粮难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打白条”。农民虽然“多收三五斗”,但是增产不增收,好不容易卖掉了粮食还拿不到现钱。如此年月,大家也只好暗自感慨:弱大一个粮站,任“白条”招展,似是被随风潜入夜的“白军”占领。

  经年累月的卖粮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城里感冒,农村吃药”的现象却有增无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却与时俱进、与日俱增。谈到农民负担,许多人首先想到的莫过于“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然而只要稍作思考就不难知道,导致农民命运沦落如厮者,远非这“三乱帮”这么简单,这么轻描淡写。如果不从制度上将盘剥农民的机制进行整体调整,农民的命运就不可能有真正改观。事实上,以农民一年的收入计算,即使不被“三乱”,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多少。这也是为什么现如今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许多农民依旧贫困之原因。

  2009年夏天我回到县里,一位乡党委书记对我大发感慨:虽然现在取消了农业税,但是农民的日子并未因此好过;你只要一想到工农业产品交换时有着这个大“剪刀差”,就知道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他直言不讳:“要说取消点农业税,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有所改善,说难听点那纯粹是忽悠。”

  谈到中国农民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与牺牲,早在2004年底陆学艺先生便在一个高规格座谈会上列举数据如下:

  首先,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很大,农民每年向国家贡献1000多亿元;

  其次,国家通过农村税收和支农支出收付相抵,农村每年贡献也是1000多亿元;

  再次,近20年内通过征地总共从农民手中拿走2万亿元以上,平均每年又是1000亿元;

  此外还有农民工的巨大贡献。据专家计算,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价值2.5万元的财富,而所得约为8000元,每个农民工每年的贡献为1.7万元,2002年9460万农民工,合计贡献16082亿元。

  通过上述几项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国农民每年向城市作了大约两万亿元的贡献。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数据是各国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态度。众所周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加大投入,补贴农业生产。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民不但得不到补贴,而且还要不断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输血。即使是在近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政府对农民的补贴依旧捉襟见肘。2005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补贴给本国农民的钱只占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20%,日本是58%,韩国是64%。

  2003年,我在法国一期杂志上看到有关中国腾飞的专题报道,封面用的是电影《卧虎藏龙》里的章子怡,但见这位东方姑娘一袭轻衣,足踏火箭  中国何等速度!然而事实上,谁都知道此时的中国早已经成为一个“悖论王国”:口号与行为、主义与顺口溜、东部与西部、赤贫与豪奢、白领与黑领、城市里的新留学运动与农村的失学大军,农民进城与贪官外逃,生活于底层的人更自嘲是“赚买白菜的钱操卖白粉的心”……

  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有目共睹,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别达1.8倍,到2004年,城乡收入差别扩大到3.2倍,而到了2007年,虽然几年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是这个差距继续扩大到3.33倍。而且,这是一个以户籍人口为标准进行统计的数据,如果以职业人口为标准进行农业、非农业人口收入的数据统计,差距势必更大。要想了解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状况,就应该把2亿多农民工的非农收入计入城市居民收入而不应该计入农村居民收入。

  如今回到乡下,偶尔你也会看到有些人家也用起了空调、彩电和冰箱,中国乡村在物质上获得进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电器通常都是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所得,而非来自国民待遇“在野派”的居家劳动。更何况,就目前的农业生产本身而言,种地赔本的事情并未完全消失。近年来的乡村变化真应了那句话:农产品价格比眉毛长得还慢,而农资价格长得比胡子还快。最让农民心理不平衡的还有,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却有着西洋胡子的速度。也正是这个原因,早已意兴阑珊的农民只把农村当作安顿生活的后方而非谋生之地,无论是自己种地还是将田租给别人种,通常也只是收点口粮。在此情形下,农村土地大量抛荒,自然在所难免。

  至于当年我曾经见证过的几家权倾田野的粮站,如今早已经荒弃凋敝,蒿草满街。不但不见满头大汗前来送粮的农民,甚至连从前颐指气使的“白军”也都已经逃之夭夭。灶台还在,铁锅无存,屋舍的内墙也已经爬满了爬山虎。随着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多年来的改革,购销市场化的推行,民营的粮食购销企业和个人在基层得到迅速发展。尽管农产品低价依旧雷打不动,但只要市场放开了,各路提着麻袋和秤杆走村串户的贩子也会有竞争意识,农民因此可以做到表面上的“养尊处优”,只等他们上门收购。过去那种在粮站苦等几天卖不掉粮食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楼主| 发表于 2012-8-6 14:21:4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悄然的变化是,炎热的夏天,原先是终于失去耐心的农民与粮站里的“白军”大打出手,而现在这种打斗则主要发生在抢生意的贩子之间。我在前文提到的当年那位扒光“特务家属”的衣服,推着她满地打滚的书记,离任后也做起了贩子。有一年,他在附近某个乡里收购花生,被当地一伙花生贩子打了个半死。由于身体本来有病,没过几年,这位曾经盛极一时的书记不到六十就死了。

  谈到城乡不平等,卢跃刚先生曾经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一驾向前奔跑的马车,上面本来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城里人,一个是乡下人,他们同是马车的主人。后来,车跑不动了。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就下去推车。马车又开始向前跑。可是城里人只顾自己风光,忘了把乡下人拉上车。车越跑越快,筋疲力尽的乡下人被远远抛在后头。乡下人努力地追上去,可他发现,车上已经没有了他的座位。城里人永远驾车在前面跑,乡下人永远在屁股后追,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规矩:乡下人想搭车,要看城里人脸色。乡下人这才大梦初醒:自己成了苦力,成了一个只会“种庄稼的怪物”,马车已经不属于他了。

  当然,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事实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同样发现,马车也已不再属于他们。

  当我们回顾历史,在古罗马时期代表平民利益的保民官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在于他们不仅是罗马平民用脚投票换来的结果,更在于他们可以适时说出“veto”(拉丁语,意思是“我反对”)。

  世间风物异彩纷呈,世人旨趣各不相同。比如,许多人知道郭德纲,却未必知道唐德刚;知道拉丁舞,却未必知道拉丁权利。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等,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有必要简单说说什么是拉丁权利了。

  而我写下《城乡不平等的起源》这一题目,也不是因为有着卢梭那样的雄心壮志。不过,卢梭在探寻人类不平等起源时所表达的部分观点我还是赞同的。比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文明使人类堕落,远离了本性;而人类又不可能回到古时的平等,徒劳心向往之。又比如,卢梭认为任何人都不具有统治自己同类的自然权利,合法权利的基础是人民自愿订立契约。在此基础上,人们虽然失去了“自然平等”,却获得了社会契约的平等。

  社会契约的伟大意义,19世纪英国法律史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有很好的概括:“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至于如何保持这种契约之伟大,使其不沦落为一种表面上的契约、实质上的强买强卖,不使平等的公民权利沦落为一种具有歧视性的拉丁权利,接下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扶正契约精神并订立契约了。

  那么,什么是拉丁权利?一切还得从古罗马说起。古罗马开疆拓土之时,对一些古老的拉丁城市采取了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以瓦解与罗马对立的拉丁同盟。与此同时,在允许这些城市保留自治与先前的统治形式以外,由罗马单方面为其订立条约,给予这类城市的男性公民一种新的权利   “没有参政权的罗马公民身份”,这就是所谓“拉丁权利”。这些获得部分罗马公民权的拉丁男性公民,可以受罗马法的保护,但是作为“半罗马人”而没有选举权与参政权。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拉丁权利”成了二等公民的代名词。而这种拉丁权利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地方亦有不同表现。比如清王朝当年对汉人做官便做了许多限制,汉人虽然在法律上受清王朝的保护,实际上在政治权利方面仍只是“半清朝人”。具体到新时代的中国农民,虽然他们在名义上是共和国公民,但是在具体权利方面同样被大打折扣。所谓农民的非国民待遇,说的也是农民只是个“半共和国人”。

  否则,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几十年间农民会被圈定在农村不能进城,为什么会有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天壤之别。即使近些年来城门大开,还有令人称奇的暂住证。这个证件像战时通行证一样似乎在暗示这个国家的城市进入了某种紧急状态。而这种紧急状态实际上是对农民进城权利的紧急剥夺。严格说,我在这里将中国农民所享有的非国民待遇比作拉丁权利,对古时候的拉丁城市亦有失公允,因为至少它们享有自治权。而农民的自治权,很多时候只能缩减为“自己治病的权利”,而非“自我治理的权利”。

  农民所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早已了然于胸。劳动方面,由于身份原因,农民在城里就业困难重重。通常,除非通过高考或参军提干变更其身份,农民子弟只能继续当农民   直到社会开放了,农民才可以升级为农民工。教育方面,国家每年数百亿的教育经费绝大多数都被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社保方面,城市居民享受了“高就业、高福利、高补贴”,而农村只有少量贫困人口能享受社会救济。而这一救济何等捉襟见肘,2009年曝光的“最牛养老金每月3元”即为明证。

  退休本是一项劳动者的权利,与休息权有同等性质。然而根据《宪法》第44条相关规定,这一权利也只限于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农民不能“养政府防老”,而只能养儿防老。当养儿防老也靠不住,就难免会出现傅达信这样的农村老人,不惜在北京站广场持刀抢劫,以故意“抢劫入狱”的极端方式解决自己“两年没吃过肉”的生活困难与养老问题。这种“自由换面包”的辛酸故事,还有其他版本。为了能够享受监狱里的公费医疗,北京亦有年轻农民不惜铤而走险。

  如上所述,衡量拉丁权利与普通公民权利的区别,关键就在于选举权与参政权。在推翻帝制以前,中国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只能是做臣民、顺民,其结果是经年累月的矛盾引发社会大动荡,直至改朝换代。这便有了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怪圈。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放。然而,事实上难得进城参政的农民所拥有的权利更像是一种辅助性权利。几十年前,历史虽然创造了农民陈永贵进城当上副总理的奇迹,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

  为什么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为什么农民进城做官后制定的政策仍在向城里人倾斜?除了农民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外,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城乡不同比例的现象也一直为人诟病。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农民代表比例很少超过10%……有人计算,即使按农村与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实际情况显然与此不符。

  2008年几亿农民工中终于出现了3位人民代表,媒体竞相追捧,更给人一种石破天惊的感觉。如有评论指出,各版本《选举法》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为了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突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而工人阶级当然是生活在城市的。无论借口如何,大家心知肚明的是,这样的规定既不合乎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也不合乎公民选举权平等的政治原则。

  除此之外,更关键的是已有农民代表如何履职。2009年两会期间,已年届八旬的农民人大代表申纪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番表白同样意味深长。从1954年第一次骑毛驴到长治市,再辗转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先后跟毛主席握过手,跟周总理吃过饭,被江泽民称为“凤毛麟角”,她也是中国唯一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说55年来“我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这句“政治正确”的话也许反映了申纪兰老人的真情实感,然而“55年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在这个时代已经略显突兀。

  在普通农民不能通过一人一张的选票左右公共政策以前,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本来就屈指可数,而许多代表又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反对的权利,只将此履职视为自己的政治荣誉,这无异于将农民的参政权拱手让出,让分饼的人同时第一个挑饼。当农村成为不设防的“无人之地”,城乡差距只能是越来越大。

  然而当我们回顾历史,在古罗马时期代表平民利益的保民官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在于他们不仅是罗马平民用脚投票换来的结果,更在于他们可以适时说出“veto” (拉丁语,意思是“我反对”)。保民官的人身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同样将这种神圣性赋予平民。如果政府官吏对任何平民采取危害行动,保民官有权加以阻止。到后来,他们甚至对政府的法令或者元老院的决议拥有否决权。现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的“否决权”,即是以古罗马的这一制度为渊源。据称,为了便于随时接待平民的申诉,保民官长期住在罗马,家门到晚上也是开着的。

  正是看到农民只有顺从而无抵抗公共政策的权利,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可以说不》那本书开始流行的时候,我更认为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中国人可以说不”,是“中国农民可以说不”。否则,任何不合理的政策都可能在毫无杯葛的情况下顺利推行。世间万物,都逃不出一个因果律,而农民的非国民待遇,正是农民一次次放弃或者“被放弃”“说不”的权利后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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