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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转载] 中国模式的迷思——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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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3 15:17:5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并不看好中国经济模式,甚至认为中国这种大搞福利输出的外贸依赖型经济,爆发危机的时间应该比美国早,但美国金融危机却早于中国瞬间爆发连锁漫延,这种强大的破坏力让我重新审视一个问题,作为贸易失衡的两头,谁更加脆弱?

由于中国能公开的数据并不多,即使公布的也尚缺乏可信度,我只得站在官方的立场模拟官方的思维来推导中国政策背后的逻辑:

中国用税率杠杆和汇率杠杆,保持出口商品的低廉,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央票利率作为杠杆来回笼资金,控制结汇投放的高能货币,以调节国内的流动性,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如果把出口看作是长期国策,一个问题就必然需要引起当政者思考,财政能支撑多大程度的退税和利息支出?这是外贸的延命丹。

或许过去巨量国债的运作经验给一些官员以启发:必须让本币对内保持一个较高的贬值速度,以对冲财政在退税和利息上的损失。我很可怜那些在银行排队买国债的老人,中国的改革史就是政府花钱史就是平民通涨史,国债年限越长国家获利越大、购者损失越大,可惜这些老人不知道。让本币贬值是任何一个投机取巧的政府不二法门,他比调整经济结构要容易得多,因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政政策从来都是御用经济学者(不是家,中国经济界少有大家之才,实际上如果激情点,称为奴更确切)为权贵代言的基调之一。我们对此应该不稀罕,过去时时来潮,而今只是选择一个新的高度而已。这些政策之所以成为偏好,是因为恰巧和中国其他困境的解决途径耦合。

中国货币现状正在陷入一个怪圈,财富不断集中和消费不断收缩,造成存量资金对经济拉动意愿凝滞-投资和消费两方面都是如此,经济越来越依赖增量资金投放和疯狂的货币扩张。这当然容易理解,经济危机时期如果能尽量用别人的钱投资,那么就是最大程度保存自己,权贵们的小算盘无疑对宽松的基调是欢迎的。而扣题的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出口的强劲,就必须减轻本币的升值压力和维持人力资源的廉价,特别是在资源价格变得不怎么便宜的时候,本币至少得和美元的贬值同步。

理念上共鸣还得益于操作手法上的有利可图,宽松财政政策下的基建热潮意味着权力寻租市场的复苏,而赤字则永远是贴补政府支出最高效的注射疗法,宽松货币政策的另一个含义是把银行作为经济危机的挡箭牌。

这意味着当你为工资增加而窃喜的时候,可能不久增加的数字就变成了海市蜃楼。没人觉得奇怪吗?中国消费品和美国消费品有着巨大的价差,中国GDP长年的高速增长,这么多年来那些底层的消费能力愣是没多大改善?实际他们的命运早就被安排好了的,那些工人必须廉价,以带动出口的齿轮永动转动,维持占据强势分配地位的食利集团不断增长的贪欲,因为失衡的内需喂不饱这些食利者,他们恐惧于出口的萎缩。

官方一贯的基调是:通涨下的投机热情合理而通缩下的休生养息是一种罪过,为什么通缩是一种罪过?通缩只是货币现象,而经济活力下降本质在于分配结构的失衡,把经济活力下降归罪于一种货币现象,只是想推销宽松货币政策,为又一轮向大众索取的意图打伏笔而已。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中国的集体主义从来就是行动上强制共同付出,口头上强调共同享有。

至此,本币贬值是举国出口体制中承接过去和未来的一项长期耕耘的计划,剩下就是寻找货币挂钩的战斗对象。

知道为何要选择美元挂钩?因为世界上还有谁具有美国那种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承受中国廉价商品持续不断的汹涌冲击,中国的行政体系和食利集团不是一般地大,需要庞大的出口规模才得以维持。所谓耕战的结局,一旦六国灭,秦国也随着耕战体制而消亡,举国出口体制的转向不是那么容易的,进口国的经济如果崩溃,作为出口国的中国经济也不能幸免。所幸,美国傲慢的大国个性促使其即使在困境中也必须让美元和经济恢复强势,中国便也乐享其成。

无论如何一国货币代表一国的综合实力和政府信用,美国不能也不愿随意大幅度贬值来降低货币信用,崇尚经济自由又促使美国不能象俄罗斯一样强力地干扰民间自由贸易  对外强势关闭某个行业的消费市场,美国就象一个贪嘴无法克制的小孩,廉价商品对他有不可抵御的诱惑力。中国举国出口体制必然在俄罗斯面前碰壁,俄体制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又有深厚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结,其限外的经济政策风雷厉行,说什么行业对外关闭就关闭,中国苦不堪言,却还必须和俄罗斯照几张合影来企图让美国吃醋,一副近则不逊远则怨的样子,很是搞笑。

同时美国作为最大的消费帝国,其货币强弱和资源价格强弱联动,这促使中国在持有美元过程中不怕美元的波动,美元贬值却可在资源贬值中获得弥补。美元虽然不是黄金,但也是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象征,挟美元以令诸国,能让中国借助美国的综合实力和政府信用,获得诸多国际政治上的好处。

这是一个体制对体制的对决,一个可以通过货币不断对内贬值来保持一个庞大的底层劳役群体,以此获得充盈的财政和廉价的商品,能向世界不断倾销并抵冲各种贸易失衡的负面冲击,另一个则必然贪恋廉价商品而进入周期性的经济错乱。

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自由贸易让各国从事自己擅长的行业,但等价的商品背后实现的就业岗位数量是不同的,因此即使是没有顺差和逆差的平衡双边贸易,双方创造的就业岗位不同、丧失的就业岗位也不同,交换的商品每单位价格技术含量越高,人工含量越低,反之技术含量越低,人工含量越高。就业岗位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更具有政治价值,交换中产生的福利只是时点价值,就业率却对整个经济周期运作都至关重要,这正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倾销的可怕之处。

过度的双边贸易,潜移默化地都会让双方的经济结构都产生异变和扭曲,经济层面的矛盾会上升至政治层面,这时......稳定这个词有时和价值观是分道扬镳的,对内残酷有时能增强国际贸易中的战斗力却不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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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16:42:2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模式总体上是一种“稳健改革模式”,它有下列独到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多年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总人数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至9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瘫痪,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当地学者告诉我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像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金融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书中,我又把中国模式归纳为8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某些领域内的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也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智慧。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鲜有成功,这是我走访100多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这些与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腐败程度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几乎都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易如反掌地获得实权,为自己的腐败找到合法的保护伞。

而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转型导致了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全面瘫痪,结果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问题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相比之下,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成为亚洲反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我们今天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却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异教徒送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这样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前欧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30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在的近80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年反复讲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17:31:30 | 显示全部楼层
薛涌:公布财产麻烦多

公布个人财产,这在美国的选举中成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出任公职的代价,是牺牲基本的个人隐私。据说这一风气和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父亲有关。当年的老罗姆尼先是美国汽车公司的总裁,后当了密西根州的州长,在准备竞选总统时,一下子公布了自己12年的收入。没想到这一举动几十年后给儿子出了难题。这次共和党预选的南卡辩论,主持人盯着罗姆尼问:“你父亲当年带头公布财产,你怎么样?是否准备公布财产?”罗姆尼哼哼哈哈,结果输掉南卡。他吃一堑长一智,立即公布自己的收入。还好,虽然他收入高得吓人,但15%的收入用来搞慈善,显得相当慷慨。这才慢慢赢回来。

两个罗姆尼的表现,自然和他们不同的“老底儿”有关。老罗姆尼是从底层混上来的。他当总裁时有个规矩:自己的收入不能超过同事的十倍,并经常以此为由拒绝红利。所以,他虽然是富人,但没有什么可藏的,真亮出财产,也许比常人想象得还少。当今这个罗姆尼却对自己的收入不封顶。他虽然没有继承父亲的财产,是一点一点自己奋斗出来的,但据说身价高达2.5亿美元,比从里根到奥巴马五位总统的资产加起来都多,面对选民自然觉得有点“拿不出来”了。现在他总算过了预选关,但奥巴马肯定还要拿他的收入做文章。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奥巴马的财富虽然远不及罗姆尼,自己也早已是百万富翁。但两人的慈善捐助在收入中的比例,都在15%上下,不分彼此。

这种公布财产的把戏,早已超出总统政治而变得无所不在。你要竞选稍微大一点的公职,就别想在这方面保持什么个人隐私。2012年的选战,并不仅仅事关总统,国会的许多议席都要更换。所以你在许多州都会看到许多政要忙着公布财产。比如,在麻省这个民主党的大本营,一场大戏正在上演中。共和党人Scott Brown在2010年出其不意地抢得已故参议员肯尼迪留下的议席,实在是太岁头上动土。民主党人誓言雪耻,集中资源要把他搞掉。如今,Scott Brown正在受到前奥巴马政府高官、哈佛大学教授Elizabeth Warren的强劲挑战。两人在民调上不分上下,使选战充满悬念。

两人拼政纲不分胜负,自然要拼公布财产了。四月退税日后,两人的家庭收入如数公布,而且不是一年的,都追溯到几年前,其中包括配偶挣多少,自己挣多少,各项收入的来源,用图表展示得清清楚楚。比较的结果还是不相上下。Scott Brown在2009年家庭收入不到30万美元,虽然很殷实,但并不特别突出,况且主要还是在电台当记者的妻子挣的。但他意外击败民主党对手、抢下肯尼迪占据几十年的参议员席位,顿时成为全国的明星,甚至有人说他可能是日后的总统。他的书也一下子有洛阳纸贵之效,大赚版税,2010年夫妻俩收入加起来将近84万美元。Scott Brown成为家庭经济的主力。到2011年势头略减,但也有五十多万。Elizabeth Warren也相当不俗。在过去四年中,她有两年的收入和同在哈佛任教的老公加在一起接近百万。

两个家庭的收入虽然有些差距,但都在六位数的范围内,按说半斤八两,在波士顿这个富人集中的地区也算不得什么。但是,双方都风言风语地嘲讽对方的“高收入”,把自己描绘为“草根小民”。这惹得《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出来把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这位专栏作家写道:本来,两个人都是从社会底层奋斗上来的。Scott Brown是个穷孩子,受继父的虐待,甚至受到牧师的性虐待,曾经浪迹街头、偷过东西。Elizabeth Warren是南方一个修理工的女儿,年轻时在餐馆给人家端盘子。两人如今能挣这么多,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着他们的成就。这本来是经典的美国故事,应该骄傲才对,怎么成为互相攻击的把柄?不过,真把收入和他们的政治主张联系起来,两人都挺虚伪。

Elizabeth Warren是典型的民主党人,主张劫富济贫,口口声声要让富人多缴税,为社会承担“公平的责任”。既然这是她的信仰,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呢?从2002年起,麻省就鼓励富裕的纳税人多缴税,为此还制定了一个自愿税率:5.85%;而麻省的法定税率则为5.3%。这种自愿税率虽然仅高出那么一点点,却为麻省那些富裕的自由派人士提供了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可是,Elizabeth Warren挣了那么多,还是决定把钱留给自己。

Scott Brown也好不到哪里去。作为一位共和党人,他口口声声要低税,理由是富人纳税少了,手里多出来的钱就会用于慈善。但Scott Brown自己怎么样呢?从2006年到2010年,Scott Brown的慈善捐款从来没有超过家庭收入的2.7%。到2011年连任的选战即将打响之际,他才把这个比例提高到3.2%。但是,美国的穷人家庭,慈善捐助平均则达到其收入的4%到5%。

公布财产这一游戏,看来只能越玩儿大家都变得越丑。可惜,选举政治,又逼得你明知要出丑也非玩儿下去不可。看了这么多年的选举,我总算悟出个道理:选举就是让政治家知道自己是孙子的游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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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7 15:08:35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维迎:看不见的手改变中国

2012-08-16 来源:长江日报

凡事一旦开了口子,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改革本身也是有一只“手”在指挥。

  中国改革如何一路走来?经济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当下全球经济低迷,中国改革如何突破?著名经济学家、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推出新著《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一书,回顾来时路,阐述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并提出了对未来改革方向的预判。

  7日,本报记者赶赴北京,与张维迎教授面对面,围绕在书中提出但未及展开的部分话题、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发挥人的创造性

  在社会转型时代,改革如果要高效推进,开明政治家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优的选择。

  关于“再出发”

  记者:有学者提出,推动改革有时候需要领导者力排众议,大手笔推进。你认为当下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动力从何而来?

  张维迎:改革的动力可以是社会的合力。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来自领导者,他们的领导力,在一定社会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宪政制度的建立,主要就是靠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即为美国带来了数百年的稳定的基石。

  在社会转型时代,改革如果要高效推进,开明政治家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优的选择。一旦我们建成了法治,社会按部就班了,个人作用相对来说就不是很重要了。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强人可能有这毛病那毛病,就意图完全撇开他们。

  当然,强人政治、能人政治、贤人政治,都带有偶然性,可遇不可求。机会不好,强人就可能是双刃剑,很可能把国家的发展带向相反的方向,造成灾难。

  而底层老百姓的观念对精英、对政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各方力量的博弈要达到一个良性互动的局面,不要零和博弈。

  记者:在你看来,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张维迎:核心是建立有限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政府权力越大越好,政府强大了,人民特有面子。我们可以看看英国的历史。英国通过革命,将王权限制在了议会之下,法律之下。在此前的王权专制时代,国王借债,总是借不到,打仗不行,国力和国防都很弱,人民并没有面子。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借债能力大大提高,国防力量增强,打了不少胜仗,本国的商队也能得到保护。是什么促成了改变?原来你国王耍赖,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我不敢借钱给你。现在你要耍赖,议会要制约你,我借钱给你比较放心。英国后来国力大增,在很多战争中取胜,而打赢战争是需要财政支持的。

  可见,权力受到限制,政府受到约束,不等于国力会打折扣。纵观全世界,什么性质的政府最强大?法治国家的政府最强大,有限政府最强大。反倒是那些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并不强大,在国际谈判中往往处于劣势。所以,下一步改革,首先要把政府行为放在法律之下运行,建设有限责任政府。

  老百姓和政府之间各自都是有选择权的,都是参与博弈的力量。只有老百姓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形成良性互动了,才有可能实现法治社会了。

  记者:你说中国改革有时“假戏真唱”,有时“真戏假唱”?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改革方案呢?

  张维迎:真戏假唱或假戏真唱,包涵着一种改革的策略、智慧。历史上很多改革,如果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所有的方案,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小平才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告诉我们究竟要去哪。

  改革到了今天,出现一些好的结果,也有一些坏的结果,小平当年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比如土地包产到户,当时大家认为一年一包,提高产量解决温饱就成,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是一年一包的做法使得农民不会对土地作长期投入,比如施肥、兴修水利等。后来就接着改,一包就是5年,10年,30年。

  凡事一旦开了口子,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改革本身也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好多东西都是“有意识设计的非意识后果”。计划之所以不行,正在于人的无知,不可能预计所有事情的后果。人的本性需要自由,安全感。而只有解除束缚,人们才能发挥各自的创造性,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楼主| 发表于 2012-8-17 15:09:40 | 显示全部楼层
竞争解放生产力

  放权让利,权力逐步分解,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下放到企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一直坚持的路数。

  关于地方

  记者:你很早就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竞争发挥了巨大作用,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张维迎:多个计划经济比一个计划经济要好,计划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竞争的结果就是计划经济逐一破产,一个个垮台,市场最终出来收拾残局。放权让利,权力逐步分解,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下放到企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一直坚持的路数。

  地方政府竞争就跟国家间的竞争一样,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变革、解放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但是社会如果总要依靠权力来维护竞争的局面,那么竞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停滞不前。

  记者:张五常等学者曾提出,偶然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是“五千年最好”的制度安排。有些学者担心这个过程会被变革打断,你怎么看?

  张维迎:现在很多人担心地方政府竞争的进程被打断,也有道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地方自治非常重要。要实行法治,这是绕不过的话题。我希望决策层能够通盘考虑这些问题。

  作为个人,我们不要凡事都呼吁政府干预,动辄呼喊“怎么政府也不管管!”这是缺乏自立和独立精神的表现。普通人要养成没有政府自己也能协作办事的能力和习惯。

  以慈善为例,这本身是一个民间的事物,但是在我国基本是政府在做。政府做慈善就不会有真正的慈善,老百姓的责任和爱心都会大打折扣。有人在性格上喜欢大政府,有人则喜欢小政府。美国有调查显示,喜欢大政府的人在社会公益方面往往还不如喜欢小政府、信奉市场的人热心、积极。相信市场的人都相信个人的力量。而喜欢大政府的人,则把献爱心看成是政府的事。

  记者:前不久你出席某论坛时曾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区位优势已越来越不重要,而制度优势才是经济长远发展的不二法门,你希望地方政府致力于制度创新。以目前来看,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腾挪空间有多大?该从哪里着手?

  张维迎:地方政府实施制度创新的空间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目前地方的束缚主要来自一些精神性的束缚,得过且过,宁可不干事、少犯错。

  这样说,不等于说地方政府不能有所作为。比如广东,这么多年一直在试。上世纪80年代很有意思,广东的开放,深圳的开放,其实是中央和地方互动的结果。中央内部意见不是很统一,但是广东的地方大员们,包括习仲勋、任仲夷,认准了就干。有人跑到中央告状,中央把大员叫来批评一通,勒令做检查。他们回去之后闷不做声,不告诉下属做了检查,因为一旦告诉,他们会泄气。当然,地方大员之所以敢那样做,还是因为中央有小平等人支持他们。

  所以,各级领导人的观念在未来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路怎么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勇气。其实在制度创新上努力,个人声名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这种超越物质利益的观念收益,未尝不是一种利益。一个人要么改变别人的理念,要么被别人改变理念。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他的观念和行为会让更多人受益。

  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要让企业家对政策有安全感

  关于经济刺激

  记者:当年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前,你就公开表示过反对。面对如今的经济困难,政府和企业该怎么做?

  张维迎:如今的局面跟当年的刺激有密切关系。一个人本来是聋了,结果给治哑了,现在又开始研究新的治疗方案;这方案可能把那人治瞎。所以,我认为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我知道自己的影响有限,也算是立此存照吧。

  作为企业,他们必须做好应有的准备。有的企业自身存在问题,可能活不下去。不要寄希望宏观调控来拯救自己。政府的资源不是无限的,他没办法的时候只有印钞票,而印钞票无异于饮鸩止渴,全民财富大挪移和大缩水。企业也不要寄希望于客户。客户没有良心,他要你天天讨好他,提供最好的服务和质优价廉的产品。企业必须苦练内功。

  记者:改革有无可能被形势倒逼着进行下去?

  张维迎:形势倒逼改革,是我们这30年一个主要的基调。日子混不下去了,非得改不可。我之所以对改革前景不是特别悲观,原因就在这里。一个国有企业,假如现金流很好,账面好看,它不可能有心思改革。这个时候要想理念战胜利益是很难的。突然有一天,全行业亏损了,怎么办?最近又有会议出台鼓励民营企业的措施,那还不是国有企业指望不上了,回过头又想到了民营企业。

  所以当务之急是政策变化不要太频繁,要致力于重新提振企业家的信心,提升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对政策的安全感。预期和安全感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什么文字、文件。上世纪80年代,很多改革哪有文件指导?就是脚踏实地地干。大家对改革都有紧迫感,就看谁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记者:2004年前后的“郎顾之争”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年政府的诸多决策,引发了“国进民退”,不少改革从此停步不前。当时那样一种社会心态,有没有可能与民意无关,而是被激发和操弄的?

  张维迎:当然与民意有关。民间很复杂,对于改革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的确没有多少共识。那个时候互联网已经兴起,个人博客什么都有了,加上媒体喜欢凑热闹,舆论飞快就沸腾了。当然,媒体的这个特性也无可非议。不能责怪媒体。媒体对理念的塑造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内心强大、有着自己坚定信念的领导人,可能不太容易被社会舆论影响,不容易发生动摇。但是如果自己本身没有理念作支撑,那就只好被舆论牵着走了。

  相信时间的力量

  法治是人心的内在需求,尤其是有产者赖以心安的基础。

  关于中产

  记者:你为何认为法治国家要建立在一个稳固的中产阶层基础上?

  张维迎:正常的发财致富者,必然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取得财富。这样的个人和阶层必然有着更强大的责任心,对规则和法制的渴望非常强烈,他们所做的决策也更符合社会普遍需求。即使那些通过不正当不公平规则致富的人,不是依靠市场竞争取得成功的人,最终也会产生对法律和规则的需求,因为他的财产需要保护,子女对财产的继承需要切实的保障。哪怕他就是一个小偷,他在偷盗之际无视法律,但是一旦得手了,就会希望自己的财富不要再被人随便偷走。所以,法治是人心的内在需求,尤其是有产者赖以心安的基础。

  健康的发财致富者越多,社会越良性。市场社会的流动性很强,极少出现依靠继承财富而致富的贵族。通过市场竞争而致富的社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只有那些特权遍地的社会才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记者:你对我国中产阶层的发育和现状有着怎样的观察?

  张维迎:中国究竟有一支多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不好估计。由于我们的环境,很多人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价。但是你可以通过那些富豪榜进行观察,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房价,都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还有奢侈品市场,他们的客户如今大多来自中国。

  记者:你很强调观念传播的作用。有一个困境,那就是你真正想说的话不能直接说出口,而一些错误的观念却可以凭借“正确”大喊。对于这种观念传播上的“不平等”,你有没有具体感受?

  张维迎:在我国的观念竞争中,有一些观念天然就要冒风险,有一些天然不用冒风险。观念的变革是我们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的一部分。很多所谓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是不真诚的,带有投机成分,他们并不真心相信自己的观念。

  对于观念竞争的终极结果,我本人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好的观念会深入人心。我对改革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所谓谨慎乐观,就是从长远看,我是持完全乐观态度的。

  慧聪书院位于现代化的中关村[6.370.47%股吧研报]大街旁,紧邻新中关购物中心,是一幢低矮的四合院。天井中种有松柏,树枝上挂着鸟笼,鸟鸣瞅瞅。7日下午3时,张维迎身着浅蓝色T恤,应约准时出现在天井之中。

  1959年生于陕西吴堡县一个普通农家的张维迎,父母并不识字。他25岁获得西北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同年即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1990年9月,他入牛津大学读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任教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目前为北大经济学教授。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他在知识分子、政府和社会大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

  他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发表的看法,经常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6年3月,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一个高潮。

  去年7月,他出版了《市场的逻辑》一书。今年7月,他再推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张维迎善于用通俗简单的语言表达复杂的经济学道理,其著名言论有:

  “政府审批公司上市,就好比新人去政府部门领证,长得不好看的,政府不让结婚,不给办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类似的生动言论还有很多。面对中国改革千头万绪的难题,他喜欢从最实际、最可能达到效果的角度切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措施。但是由于他的过分务实,很多观念超出了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比如他提出:与其任由“三公”等腐败行为任意侵蚀财政,不如从财政预算中拿出一块补贴官员,用度超出部分由他们自理,有盈余则让他们落袋为安。他的“金钱赎买权力”论,被认为可以有效控制财政无限度支出,但却不能被大众接受。

  他对凯恩斯主义的高度警惕,对经济刺激计划的一再公开反对,让他在政府一方有时候也觉得难以接受。

  
 楼主| 发表于 2012-8-28 17:42:48 | 显示全部楼层
顾志坚:中国的改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


    吴敬琏先生痛批既得利益者阻挠改革,立即赢得很多人的好感,吴老带头反对既得利益者,人们怎么不高兴呢,然而,吴老先生,怎么不告诉大家,改革一直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才是改革的反对者
    既得利益者钱权勾结,大肆贪污抢劫,整个中国成为他们的天下,难道他们有神功吗?不,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只有两只脚,两只手,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有权,用权制定改革方案,用权牟利,再用钱换权,别看中国到今天没有出一个本土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其实,中国官员的钱权转化效率,在世界第一的,得不到化学奖,也应  该得一个经济奖呀,中国谁最有资格得奖?非朱融基前总理莫属
    还记得高薪养廉这个词吗?就是在朱总理时代,为了让公务员安心工作,清廉无私,,说是要向新加坡学习,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和奖金,收入高了,他们就不腐败了,这不是改革吗?全国吃国家饭的收入一下与企业工资拉开了,造成了新的不公,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同时,由于公务员收入的提高,他们对于小钱已经提不起兴趣,这就是为什么被揭露的腐败案子一个比一个大的原因,这些改革的推动者,不是既得利益者吗?
    再说说国有企业改制,这是世界上范围最广,国有资金流失最大,造成失业工人,制造了最大的不公最多的资产转移,不还是政府主导的?政府是什么人组成的?这些改制产生的纠纷,竟然没有地方诉苦,因为最高法院下文,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予受理,全国各级法院甚至仲裁办公室都收到了,这些改革,或者用改革推动的抢钱运动,不还是既得利益者干的好事?
     现在的高房价,让中国人大多数人住不起房子,有多少沦为房奴的人,是自己愿意的?房改政策,让政府炒土地发了大财,也让开发商成为中国最有钱的人,与房地产政策伴生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不都是用改革的名义,在民众的血泪里开展的吗?
     不说了,中国的改革,说几千条,也说不完,但是,我可以负责的说,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既得利益者主导的,得到利益的也是既得利益者和附庸他们的朋友,当然,他们的朋友是新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在中国,一直是少数人,对于这样的改革,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满意,我们坚决反对,我们才是要阻挡改革的人,我们有很多建议,有许多苦恼,可是,我们的话没有地方发表,我们被剥夺,我们还要被当作欢呼改革的人,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蔑视
     既得利益者从来没有忘记改革,也从来没有阻挡改革,只有改革,他们的利益才会越来越大,如果说,真有既得利益者反对改革,那也是他们内部分赃不均,方向不一致,但 ,他们绝对不是因为考虑大众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而发生争执,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权和钱,
     你们狗咬狗,随便你们怎么咬,但是,别把自己打扮的多高尚,好象其中一个人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好,希望我们明白另一个人不好,希望我们成为红卫兵,对不起,您真的打错了如意算盘,虽然,很多人说你是中国的良心,但是,更多的人是清醒的,那就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你一直是改革的鼓吹者,在改革中,你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一个既得利益者对既得利益者的愤慨, 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我这个失业工人,先到外面想办法吃顿早饭,再回来和你论理.


顾志坚旧作重发。  13815201367  QQ 1848104960

http://nnoc.tk/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3&extra=



唯有民主,才是改革朝向正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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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9-6 15:39:13 | 显示全部楼层
南都专访张五常:邓小平100分,朱镕基100分,现在
1、兩百年思路最清晰的領導人

記者:鄧小平逝世十周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已三十周年,似乎可以做一個初步的總結了。對鄧小平主導的中國經濟改革,如果讓你做評判,你能打多少分?

張五常:(略為思考,笑)一百分。滿分。還沒有改革好……還是一百分。我在1997年的文章中說得很清楚,他75歲開始改革,做了十多年,還沒有做完就退休了嘛。雖然他的工作還沒有做完,但是也可以給他個A+了。

記者:他的工作還沒有做完,具體指什麽?

張五常:中國的制度還沒有形成,這些制度包括地區性的競爭制度、銀行貨幣制度,還沒有搞好。後來是朱鎔基搞好的。當然存在貪汙等種種不對的事情,但是以縣來作為地區性經濟制度的核心,讓縣與縣之間彼此競爭得這麽厲害,是人類歷史上沒有見過的。經濟制度在中國從來沒有這麽好過。

記者:在中國的改革中,領導人的意誌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

張五常:這不是個意誌的問題,鄧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因為鄧小平這個人思想清晰。中國兩百多年來,沒有出現過思想這麽清晰的一個領導人,他說話不多,但是思想很清晰。其次是,他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因為他18歲就是黨員了,三下三上,他的判斷是很準確的,而且很明顯他是沒有私心的,是為了國家好。但是即使為國家好,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他那樣做的。這是中國的福氣,有誰能夠做到?一般人到了七十多歲就已經糊塗了,但他七十多歲頭腦還那麽清晰。

記者:你說鄧小平改革的思路非常清晰。但似乎他對現代的市場經濟理論並沒有很深的研究,他提出“摸著石頭過河”,也表明他對改革的方向不是很明確。

張五常:他比一般教授精通很多倍了,好些大名家跟鄧小平是沒得比的。斯密當年也沒有讀過經濟啊。鄧小平的主要概念是,你想要社會有進步,一定要鼓勵每個人發揮個人所長。這個是他的主要觀點!這些話是中國的老子說的,後來斯密也這麽說,弗裏德曼也是這麽說的,這也是張五常講的。但是我們只是會說而已,鄧小平卻能做得到。這個是普通常識,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相信這一點呢?沒有多少人能夠相信的,北京有很多智囊,他們也不相信,要搞什麽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麽最低工資,還有什麽反壟斷法。這就是他們不懂得這一點。他們聽過,但是不相信。可是鄧小平相信。

他說了很多次:你要社會有進步,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你要鼓勵每一個人,發揮他們的潛能。這是鄧小平的信念。他相信、他明白,這一點是不容易的。



2、中國的改革是激進的

記者:中國的改革成就,除了領導人的決策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和蘇聯比起來,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改革之初人均GDP很低,比較容易實現收入和經濟的增長?

張五常:這不是主要原因。我們的人均還不如印度來得低,農民的收入還不及越南的低,但是他們都搞不起來。你說印度搞起來了?也算是搞起來了一點,但是跟中國還差很遠。所以這個不是理由。

記者:最開始,大家願意把中國的漸進改革和蘇聯的休克療法做比較。一般認為中國的改革比蘇聯成功,你覺得這中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麽?是漸進改革本身比休克療法優越麽?

張五常:中國的改革是共產黨領導改的,這是成功的主要原因。而蘇聯的改革呢,因為共產黨已經沒有了,沒有黨的領導。中國的改革是共產黨領導的一個由上而下的改革,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有組織性的改。科斯和我都這樣想。

記者:你的意思是,漸進與否不是中國改革成敗的主要原因?

張五常:中國的改革是激進的而不是漸進的,絕對不是。

記者:和蘇聯比起來,中國的改革還能算是激進的麽?

張五常:蘇聯有石油,油價上漲,現在有很多錢。他們只要沒有石油就頭痛了。蘇聯的礦產很豐富的,有石油、有金子、有鉆石,中國有什麽?

蘇聯的的礦產很豐富但是他也沒弄出什麽成就出來。而我們中國什麽資源都沒有,卻能夠有這樣的改進。要是我的話,我也做不到。你把所有的權力都給我,我也做不到他們今天做的這麽好。



3、不存在經濟泡沫

記者:你的意思是說,中國連續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奇跡,主要是因為在強有力的領導之下,沿著一個正確的決策方向所導致的?

張五常:但是有的時候不是那麽正確。所以我現在比較擔心。我現在看不清楚北京的方向。鄧小平的時候我看得清楚,朱鎔基在的時候我看得也清楚,就算是李鵬在的時候我也看得清楚。可是現在我覺得比較模糊一點。

你現在看看銀行的制度吧,亂七八糟。取美金出來又有限制,拿港幣出來也有限制。一天到晚的改政策,不知道到底要做什麽?壓抑樓市,建築商不可以建超過多少平米的的房子。要加這個稅,抽那個稅。天天都不一樣。那就是有問題了。

記者:像壓抑樓價,大概是決策者覺得有經濟過熱的成分在裏面。

張五常:完全不是。你看看現在人民幣的匯率一下子又說要升,一下子又說不升。不準人家買人民幣。現在的宏觀調控,一方面又不想樓價升值,一方面又約束土地的供應,到底想怎麽辦呢?我看不出來,朱鎔基的時候沒有這個問題,鄧小平的時候也沒有這個問題。

記者:朱鎔基的時候也有宏觀調控啊,是調控得不如現在這麽嚴重?

張五常:不是嚴重的問題,那個時候的宏觀調控主要是要壓制特權分子的借貸問題。這一點是應該做的。現在沒有這種問題。朱鎔基時代,隨便哪個高幹子弟打個電話就隨便可以借幾千萬,他是要杜絕那一方面的問題。他那種調控是應該的。要不然的話,是沒辦法控制貨幣量的。

朱鎔基把央行改成是不能夠做生意的,那是1995年的事情,他那時候的調控,和現在不一樣。現在的人說過熱過熱,那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朱鎔基時代,通漲達到百分之二十幾,現在我們通漲只有百分之三左右,我們還需要做什麽宏觀調控呢?

記者:在很多年以前,就一直有經濟學家把中國和日本作比較,認為現在的中國和1970年代經濟高速發展的經歷很相似,可能重蹈日本經濟泡沫的覆轍。

張五常:胡說八道。完全沒有這個問題。日本的問題,第一,是日本控制農產品的進口,比如說,一個西紅柿,七十年代,在日本零售要達到五美元;一粒葡萄,賣一美金。這種情況之下,土地就很貴。房屋的價格高,他們住的不是上下鋪的那種床,而是像堆積的信封一樣,一層又一層的。這是他們第一個錯處。

第二個就是受到美國的壓力,日幣升值。我是第一個說日本沒有希望的。那是一九八六年的時候,現在算起來是二十多年前。中國沒有這個問題。但是現在美國在逼著讓人民幣升值。因為他當年就是逼日幣升值的,那我們為什麽還要受逼於美國呢?央行有些人是哈佛大學回來的,為什麽對歷史的教訓就記不清楚呢?為什麽美國說要我們怎麽做我們就怎麽做呢?當年美國就是逼日元升值,逼到日本垮臺為止,日本經濟不景已經二十多年了。
 楼主| 发表于 2012-9-6 15:40:09 | 显示全部楼层
4、中國沒有拉美化

記者:中國的貧富差距過大問題,兩極分化,也是海內外經濟學家關註的熱點話題,有人認為有拉美化的傾向。

張五常:這也是胡說八道。這是世銀作出來的。很多好事之徒給作出來的。中國農民在近幾年改進了很多很多,差距已經是越拉越近了。這是很明顯的事,不曉得他們說兩極分化根據的是什麽資料。大概是2001年開始,農村進步得非常快,這是無可否認的,無可置疑的。

《中國農民調查》那本書,是不對的,可能在個別的地方是有這種情況,你把最壞的地方拿出來寫,整個中國不是這個樣子。我不是只是說沿海一帶,很多窮鄉僻壤,西紅柿沒人摘,荷蘭豆也沒人摘,農地都沒有人耕種,因為他們出去打工去了。你告訴我中國現在有多少是全職農民?大多都是出去打工去了。出去學兩個月,拿了個車駕照,出去可以找到一千多塊錢一個月的工資。這是絕對不困難的。

農民的生活實際上改進得很快。我去農村調查了很多次,看見他們的生活改進的,年年都不一樣。當然還是不如城市,當然還是清苦,我們當然還要把他們的生活改進得更好。這是一件大事情。這是一個大前提。但是你如果說中國是兩極分化,那是胡說八道!那個是什麽數據來的?這個數據是怎麽算出來的?

記者:有國際通用的基尼系數啊。中國的基尼系數顯示貧富差距已經很大了。

張五常:這個是怎麽算出來的?誰算出來的?這些人念過書沒有,他們做我的學生都沒有資格。

記者:你是說,他們的計算方法是錯誤的?

張五常:很多農民(外出打工)賺了錢是不報稅的。你無從統計。你要去問他,他當然說自己窮啦!難道他會說自己賺很多錢麽?但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看他們家吃什麽飯菜,你就能看得到。看他們家有沒有電視就知道了。現在有多少農民家是沒有電視的,有電冰箱的你也可以看得到了。

記者:中國的失業問題,你不覺得是一個很嚴重的威脅嗎?

張五常:一點問題都沒有。因為下崗,很多他不是被老板辭工、炒魷魚,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魷魚。很多人下崗,人口的流動,轉工,一家公司每年有百分之二十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個朋友在東莞做廠,軟件企業,一年會有百分之五十的工人流失。沒有辦法。是他們工人自己要轉來轉去的,不是老板要炒他們的魷魚。是這樣子的,工人隨時都可以走,轉工轉得很快。你不能把他們稱為失業。

記者:可是按官方的數據,失業的比例還是很大的。很多大學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

張五常:這些數字要看你是怎麽算的,假如一個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話,你找到一個月六百塊錢的一份工是沒有問題的。你要多少份這樣的工作都有。你去東莞找,馬上就有。你六百塊錢的不做,要做八百的,那你就要花兩三天的功夫去找。那麽要找一千五百塊的呢?那就難找一點了。



5、印度模式不一定比中國差

記者:你剛才提到印度的腐敗比中國嚴重。中印比較這兩年比較熱門。黃亞生和卡納2004年寫了一篇文章叫《印度能否趕超中國》,他們說中國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印度是由下而上的改革,現在中國比印度強,但印度在一些關鍵領域比中國強,將來誰比誰強還很難說。你覺得呢?

張五常:印度有軟件方面的優勢,但只占很少部分的人。印度是有很大的進步的,但是現在看起來,要追上中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中國在政策上有嚴重的錯誤,要不然要追上中國不容易。表面上印度好象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比如軟件。但是印度本身有很大的問題:臟!衛生條件很差,環保比中國還要差,很多乞丐,人人去了印度都很失望。它也跟中國一樣沒有什麽天然資源。這也是很不公平的。在澳州,跟本就不需要做什麽事情,你看看加拿大,根本就不需要做什麽事情。

印度很大部分的困難是他們的語言太多、宗教太多、印度缺少電力,工會又開始非常的厲害。

記者:你覺得印度的民主對它解決汙染和腐敗都沒有什麽作用?

張五常:印度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民主的問題。印度那些領導人,是難得的好的領導人,經濟師也都是一流的。但是就是有民主的問題,約束了他們做不出什麽東西出來。象他們工會的勢力又那麽大,導致很多工廠都做不了。我們的人工是不如他們便宜。但是他們有工會的管制。這些印度的上層是知道的,但是也沒有辦法。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工會的存在或許會對資方構成限制,但可以提升工人的福利啊,他們可以和資方談判、抗爭。

張五常:這也是胡說八道的。美國的經驗,工會中得意的永遠都是工會的上層階級,他們才是受益者。工會的頭頭被謀殺,為了搶奪那個位子。那個位子是肥缺。

他們跟資方談判,會導致很多人被資方開除。留下來的工人工資就比較高,底層的都被辭掉了。

記者:有學者認為,經濟的增長速度最終取決於技術的進步。中國在追趕階段可以利用先進國家的技術,獲得更快發展,但20年後技術上的後發優勢沒有了之後,經濟增幅肯定要降下來。而印度的科技比中國發達,所以他們更有潛力。

張五常:說印度的科技比中國的科技發達是不對的。印度的軟件是比中國的多,但軟件並不代表科技。中國的科技現在發展得很快。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資全世界上升得最快。

記者:中國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是很差的。

張五常:原則上也不需要擔心。因為剛剛才起步了兩三年,這幾年很快。

中國現在有很多工程師。中國學生的數學都很好,所以現在很多中國學生去外國念經濟,他不懂經濟但是他的成績非常的好,因為他們的數學都很好。在中國這方面,搞科技人才是很多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9-6 15:40:26 | 显示全部楼层
記者:中國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靠外資的投入帶動的,而本土的私有經濟一度受到很大排擠。但在印度是積極支持本國私有企業發展的。

張五常:外資越多越好,全部都是外資的更好。我開玩笑說,如果美國總統要搬來中國,我們在中南海劃個地方給他。越多人來中國,中國也就越安全。世界的形勢不是那麽好,這邊要打仗,那邊要打仗,越多外資進來越好,越安全。這有什麽關系呢?資金是他們的,知識也是他們帶進來的,那給中國人學習有什麽問題呢?

現在港商在廣東投資,臺商在昆山投資,西方企業在蘇州工業園、在浦東投資。中國本土的資本家,不少在杭州一帶。如果你問我,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企業家,大家一起開始比賽,二三十年後誰會勝出來呢?我會把賭註放在中國人身上。更長的時間段,也還是中國人勝。我賭杭州。我賭中國本土的企業家,他們會贏。

記者:理由是什麽?

張五常:他們懂中文,對中國的文化有了解。而且他們拼命努力。他們知識也很高。他們能力都很強。他們是很特別的一批人,為什麽多在杭州我不太知道。上海也有很多,北京也有很多。外國人到中國來跟中國人競爭不是那麽容易的事。因為有文化的問題。中國的文化是很有厚度和深度的。你可以學會中文,但是要學會像我張五常的中文程度,不是那麽容易的,

記者:印度現在發展不如中國,但這未必是他們發展模式的問題。如果沒有宗教、種族、語言、邊界衝突這些問題,按照他們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也是不如中國的麽?

張五常:這個問題比較麻煩一點。也不一定。因為印度人很聰明的,不比中國人蠢,也有它的文化傳統,印度人的英語水平比中國好。



6、腐敗不可避免,但需要改進

記者:去年有一次關於改革的大爭論,包括郎鹹平質疑國企改革在內,整個知識界開始了對中國改革公正性的探討。

張五常:我曾經批評過郎鹹平。他說中國五千年來最差是今天。這一句話我不能原諒。大家做了那麽多功夫,郎鹹平怎麽能說是五千年來最差的?不罵他不行。我就罵了他這一句。看小了中國的文化,侮辱了中國人的尊嚴,這個是不可以原諒的。

記者:可是國企改革中不是存在著嚴重的“掌勺者私分大鍋飯”這些問題麽?

張五常:你現在要講國企私營化。搞私企的時候,有的人是賺得到錢的,有的人是輸錢的。這個國企我把它買過來,我拿過來的手段未必很正確,但是我把輸錢的國企變成賺錢的國企,這對中國的經濟整體來說不是一件壞事。

在某種程度上,你可以批評他拿過來的手段不正當。但是郎鹹平說國企比私企好,這樣就是根本沒有念過經濟學,因為他不是念經濟學的。

記者:中國改革過程中,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狀況,改革的結果是,當權者從中撈取了很多不應得的好處,從最初的價格雙軌制,到國企改制……

張五常:我知道,我知道。可是這些事情,我們怎麽能夠避免得了呢?據我所理解,中國的那些貪汙,那些所謂“好處”,比起印尼、比起泰國、比起印度,相對來說不嚴重。

不可能完全沒有這種事情的,可是總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麽多人全部殺掉,你殺不了那麽多人的。改革過程中,有些事情是無可避免的,是需要改進,但你不要因為有這種事情說這個國家不行。怎麽可以避免呢?

我並不是贊成這些事情,我是覺得這種事情是無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定會發生的。中國已經改進了很多,跟九十代的初期比較起來,改進了很多。既然是改進了很多,而且你也知道北京是知道這些事情的。你也知道北京是有決心要改,那我們也就不要再批評了。假如北京不知道的話,我們可以提醒他們。或者他們知道但是不做,我們要提醒他做。但他們是知道的,是要做的。

很多先進國家都有這種事情。中國有的事做得不夠,但是在一個國家還在改革的時候,你說沒有這種事情發生?這是不可能的。中國在貪汙方面的改進,就目前來說我是滿意的。當然也還有很多的腐敗。

記者:沒錯,在一定程度上,轉型過程中尤其不可避免腐敗。但我們現在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改革能不能比現在做得更好些,腐敗再少些?讓經濟增長和公正較好地兼顧?

張五常:可以說可以做得更好,但以我張五常的本領,我做不到像今天這麽好。

記者:所以雖然存在很多問題,你仍然給中國改革打了100分。

張五常:目前我是給不到一百分了,最近是比較差的。目前我覺得是有不少的問題,只能打80分。鄧小平的時候是一百分,朱鎔基是一百分。

記者:現在中國崩潰論的信眾現在越來越少了,有了“北京共識”的說法。中國改革了三十年,你對中國改革的形勢一直都是非常樂觀的麽?中間有沒有變化?

張五常:沒有什麽變化,我比較擔心的時候還是現在,也不是悲觀。1989年之後,我悲觀了6個月左右,就開始再看好了。



《南方都市報》記者  韓福東
 楼主| 发表于 2012-9-10 11:38:46 | 显示全部楼层
袁剑:“中国奇迹”的秘密在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


袁剑 1964年生于湘西。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曾经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后历任《价值》杂志主笔、《董事会》杂志主编,现为独立评论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以亲历者的视角,观察、体认和思考中国的转型。2000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华语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政经评论。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奇迹的黄昏》、《大拐点》。


看中国问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

时代周报:相对之前的《奇迹的黄昏》,在刚刚出版的《大拐点》中,你对中国经济的观点有哪些不同?

袁剑:《奇迹的黄昏》是一种更系统的写作,而《大拐点》作为紧贴时代的评论集则更有历史的连续性。《奇迹的黄昏》大致写的1989年之后到2002年的中国。对于这一段的中国当代史,我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性框架或者说模型,那就是所谓“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我所说的“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并不是说所有官僚系统都是,也并不是只有官僚系统才是。而是围绕着官僚利益集团并以之为核心所形成的一个利益集团。对于中国这一段的改革史,也有一些竞争性的理论,但是我依然认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这个框架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模型。1989年之后,中国改革在动力、指向以及约束边界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嬗变,所以其在逻辑上的结果也一定与1989年之前的改革会有巨大的不同。《奇迹的黄昏》主要描述和解释的就是这个问题。《大拐点》要回答的问题则是,为何在扭曲的改革中,中国可以出现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我的回答是: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我觉得这个模式大致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中一系列疑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它通过其独有的政治禀赋压低并转移了各种成本。比如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并将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巨大成本推给了沉默和匿名的社会。这样,政府与强势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变得靓丽无比了。看中国问题,不能仅仅只看政府与企业这两张资产负债表,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看看这张负债表上我们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道德上的负债以及种种无法被统计的负债。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是怎样被转移的,被隐匿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中国模式”的秘密,可以在这三张资产负债表的对照及关系中找到。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制度负债,公共品负债,都将成为在未来某一天重创中国奇迹的杀手。


时代周报:在《奇迹的黄昏》中,你把1978-2003年的25年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阳光灿烂”、1984年“蹒跚之旅”、1992年“后改革时代”。又是十年过去,你会怎么来归纳目前这个改革阶段?

袁剑:最近这10年,是前面10年的改革全面开花结果的十年。其中正面的成果和负面的后果如影随形,难以分离。而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这些正面的成果和负面的后果都在全球化的加速器中被放大了。如果说这个十年我们有什么看得更清楚了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们更清晰地洞见了中国转型的成本及其成因。

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以及推动力量变得更为复杂,除了延续所谓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外,全球化因素全面卷入。但大家可以看出,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主要逻辑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在发生重要的作用。可以说,2002年之后的10年,是中国核心利益集团在全球化环境中全面收获他们改革成果的10年。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全面重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直接表征。这并不是说其他人没有收获,我说的是相对份额。比较有力的证据是,中国的财富差距在这一阶段又一次显著扩大了。我也不是说,中国领导人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形势比人强,机制比人强。机制所引发的形势以及所带来的惯性会远远超过了一些领导者的良好愿望。

  
阻止权力经济的只能是利益集团自己

时代周报:你很早就分析了改革的“权力经济”现象,指出利益分配模式正趋于锁定。今天人们呼吁改革再启动,你认为,当下的权力经济现状如何?改革能否在这方面有突破?

袁剑:权力经济是对应于权利经济的,权力经济意味着特许,而权利经济意味着自由地创新。当然,真实世界并不是理想国,往往处于某种中间状态。从某种消极的角度讲,权利经济首先授予并培育公民反抗财富被剥夺的权利。但现在的情况却是,权力对权利的剥夺似乎愈演愈烈,而公民的抵抗也愈演愈烈。这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系。在蛋糕在不断膨胀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在迅速做大的蛋糕中获得较多的东西,而在蛋糕增长速度越来越低的时候,要保证自己的贪欲被满足,就必须对另外一部分进行更深刻的剥夺。至于如何启动这种改革,那是政治问题,也是当下最大的难点所在。既得利益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唯一可以阻止这种进程的,是它自己,是它自己毁掉这个游戏。


时代周报:你在新书中用“大裂变”来形容2008年后的中国,我也注意到,你早先也提到改革二十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淘汰出局”。请问这和孙立平教授“社会断裂”的说法是否有类似之处?

袁剑:孙立平老师是特别贴近中国当代现实的一位优秀的学者,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孙老师的社会断裂大致是从社会学视野提出来的。我的“大裂变”是一个隐喻。我是指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所导致的自我解体或者说内爆。而这种内爆与中国参与其中并作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条件的全球体系的内爆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人被淘汰出局,当然是这个裂变的一部分,也是裂变的一个特征。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会毁掉这个游戏,其实就是指一部分人终究会看透这个游戏,不玩了,或者不按既得利益集团的制定的规则玩了。没有人参与这个游戏,强势集团又到哪里去觅食呢?


泡沫化生存在中国有强大动力

时代周报:新作开篇以对冲基金LTCM崩溃为例,提到即使概率是非常小,危机还是可能发生的。你是否特别担忧危机可能始自金融领域?

袁剑: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案例为开篇是偶然,并没有特别的指向。在私下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经常将次贷危机比喻成一个超级版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但在相当意义上,所谓金融危机都不是孤立的。它是实体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的一种表现。其实,更加历史地看所谓次贷危机,它是冷战之后的一场全球体系的实体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在《大拐点》一书中曾经谈到个这个问题。至于中国,如果它一定会发生一场危机的话,那它可能和美国次贷危机的顺序正好相反,它将先从实体经济开始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和一系列其他的危机。如果实体经济本身并无太大的问题,金融危机并不可怕。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力保银行不失,但实体经济出了大问题,银行、资本市场再保也保不住的。


时代周报:2005年你曾发出房地产泡沫“清算的时刻正在临近”的呼声,2010年你也断言“房地产十年牛市即将结束”。但房市的变局似乎异常波澜诡异,最近有媒体报道房企在复苏。你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是否过于悲观?

袁剑:从技术上讲中国房地产如何不可持续已经讲得很多了,包括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货币政策等诸如之类的分析。这些数据当然是判断房地产形势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我觉得,中国房地产一个最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悖论在于:全民创造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少部分人所攫取。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丘吉尔早在一战之前就讽刺过,却在当今中国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所以我说,中国房地产非但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更首先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一位朋友曾经问我,你从不预测,为什么在房地产问题上做出如此大胆的预测?我笑答:吓唬吓唬那些自以为是、到处忽悠的房地产老板没有坏处。事实上,支持中国房地产不崩盘的理由也的越来越少了。如果你是房地产巨大利益链条上的一员,那么你可以找到房地产会继续膨胀的太多理由,但如果你是投资者,我劝你还是谨慎悲观点好。不要以为政府坐庄这个游戏就能永远玩下去,再大的老板也有缺钱的时候,也有做不动庄的时候。
 楼主| 发表于 2012-9-10 13:39:10 | 显示全部楼层
时代周报:在新作里你提到“泡沫化生存”的概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八年来首次将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调整到8%以下,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管理者正对“泡沫化生存”做出某些修正?

袁剑:我说的泡沫化生存讲的是通过扩张资产泡沫来拉动经济增长。在中国这个政治合法性对经济高速增长有着非同一般渴求的国家,泡沫化生存就有更强大的制度性动力。毫不意外的是,这个泡沫会被制造得更大,更难以收拾。将经济增长目标调到7.5%,有主动的因素,也有被迫的因素。中国经济管理者实际上已经看到继续通过海量货币来推动经济增长可能陷入恶性通胀的冲天大火。这是被迫的因素。但主动将经济目标调整到更低的目标,带来的挑战会同样多。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本届政府的政治勇气。但是我要提醒的是,经济增长并不是你想要多少就是多少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不是魔术,它可以做属于它的事,但不能影响它不能影响的事情。很多人以为经济增长速度的调节器完全掌握在宏观决策者手中,是十足的糊涂和荒唐。我个人认为宏观经济工具可以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


人民才是改革和创新的主体,他们必须参与表达

时代周报:海内外很多学者将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概括为“中国模式” 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似乎你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袁剑:199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并非独独是一种中国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并不成立。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并没有脱离地球引力。当然,中国经济增长自有其独特性所在。而这个所谓独特性就是我在“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个框架中极力试图解释的。在我看来,这种独特性不可持续,更谈不上所谓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它缺乏基本的道德上的依托和支持。至于你说,有很多海内外学者把它概括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这可能是出自他们对中国一种不切实际的投射。


时代周报:在给《事变 2006中国经济记录》一书做的序中,你认为中国经济是“车到山前更迷惘”;你在新作中也发问:改革到了拐点,我们该怎么办?你对具体的路径或应对之策是否有明确的观点?

袁剑:中国改革早在1989年之后就发生精神上的深刻嬗变,而这种精神嬗变逐渐外化为显性的制度结构,则经过更长的时间。在本世纪初期,我们终于可以宣布它的终结。这是1989年中国改革变性之后一个必然的后果。在这种前提,再奢谈什么“改革”、奢谈什么“改革再出发”,我觉得特别的荒谬。少数人垄断和挟持的改革,其后果必然是自弹自唱,无人喝彩。我觉得,如果现在再谈改革,首先要谈的是改革的程序正义。换言之,不是改什么,怎么改,而是谁来同意、批准和监督改革。显然,这是一个政治转型的问题。不形成这样一种机制,任何改革都是有疑问的。前面几十年的改革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人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乱改就怎么乱改。人民才是改革和创新的主体,他们必须参与表达,而不是“被改革”。改革是一个社会追求进步的永恒主题,不必刻意将其作为一块金子招牌加以供奉,实际上,改革这块招牌早就光环褪尽了。


时代周报:不少乐观的人士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是积累了很多问题,但“危”中有“机”,本届政府在公平正义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现在言“大拐点”,是否可能有点早?你认为的拐点有具体时间线还是更多指一种压抑的气氛?

袁剑:“危机”这个中国词语确实非常妙。危机危机,危中有机,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愉快的辩证法。不过,首先是“危”,然后才是“机”。你可能必须首先应对“危”,才能争取“机”。如果被危击垮了,你就出局了,“机”有何用?作为一个力求独立的思考者,我对任何执政者的赞扬都必须表现得十分克制。但是我的确愿意承认,他们做了不少事情,也希望做更多的事情。但我还是那句老话,制度比人强。大拐点何时来,以什么样的形式到来,谁也说不清,那是上帝干的事情。我说大拐点,主要是提醒谋事者要尽快进入战略的转型。


时代周报:最近关于美国衰落的论调不少,你的新作中也多指出全球霸权体系不稳定的迹象,是否美国某种程度上也处在“拐点”上?如果是,跟中国的“大拐点”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

袁剑:在现阶段,美国的任何衰落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的衰落早就开始了,并不始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只不过是将这一潜在的历史进程公开化、正式化了。如果这种相对衰落是拐点,那美国早就拐了,早在冷战正式胜利的那一刻就开始拐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美国为自己培养了一大批光着脚的模仿者和竞争者。历史就是如此充满了悖论。不过,就可见的未来,美国的拐点还仅仅是经济份额意义上的。其政治及社会韧性暂时应该可以吸收这种拐点所带来的冲击。但中国之拐则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全球体系公共品的最主要的提供者,美国的相对衰落,都会引发全球体系的重大变动。在我看来,从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观察,所谓次贷危机本质上就是美国越来越难以胜任越来越膨胀的全球体系公共品提供者这一角色所导致的。作为全球体系的依附者,中国之拐的确可能由美国之拐所开启。
 楼主| 发表于 2012-9-10 13:51:55 | 显示全部楼层
袁剑:谁的镀金时代?

  身处细节之中的人们,恐怕很难用一种历史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今天。然而,有心的观察家可能已经察觉:从新千年伊始,尤其是在2002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几乎是突然间驶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当代史中最为夺目的镀金时代。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GDP以平均10%以上的增速全速前进,不仅傲视老牌发达国家,更傲视同样为人艳羡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谓风头十足。及至2010年,中国GDP总量快速超越日本而成为全球老二。不仅如此,伴随着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以远远超过GDP增速的速度跳跃式增长,国库充盈不在话下。对于那酷爱排名的国人来说,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中国财力鼎盛的雄辩证明。

  如果财富增长仅仅体现在政府及国家层面,恐怕还很难称得上真正的镀金时代。显然,中国的镀金时代有比上述数据远为丰满的景观。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公司由小到大。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其市值都呈几何级数般膨胀。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的自由经济学家们曾经言之凿凿声称:不经过经典的私有化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将通通死亡。然而,那些昔日曾经令中国领导人绞尽脑汁,在新闻媒体中被视为老大难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一夜之间老树新花,不仅生机盎然,而且急速扩张。最令那些经济学家们尴尬的是,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完全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完成这种变身的。在镀金时代,中国不仅迅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石油企业。在其他行业里面,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同样也让老牌跨国巨头瞠乎其后。

  与公司财富的急剧膨胀相对应,中国的居民财富也以大爆炸的形式飞速增长。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叫胡润的英国小伙子,仿佛是提前嗅到了中国财富大爆炸的味道,编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榜。从这个财富榜的富翁人数以及拥有财富数量的变化,你可以最直观地目睹中国财富大爆炸令人眩晕的活剧。在1999年,进入中国百富榜的门槛,不过区区5000万人民币,而到2010年,这个门槛已经达到近100亿人民币。在富豪人数上,2010年中国10亿元富豪的人数更达到1300多名。在西方国家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中国只有短短十年,甚至短短几年。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中国前面十年的财富积累及膨胀速度,商业史上罕有其匹。显然,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镀金时代。当然,中国的财富增长并不仅仅局限在金字塔的尖顶部分。在普通居民层面,拜资产价格暴涨以及金融深化之赐,中国的一般城市人口也切身体会了这种财富的快速增长。虽然绝大多数人可能只是纸面富贵,但节节攀升的名义财富总是会让人产生离富翁越来越近的幻觉。

  然而,财富大爆炸本身只是镀金时代的一个面向,更为重要的面向是这个民族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嬗变。在中国的镀金时代,财富不仅是人人趋之若鹜的目标,更是唯一的价值所在。这可能才是中国镀金时代最为本质的精神向度。最能刻画这种时代精神的案例来自中国一位教授。这位学问甚为可疑的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声称:“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其精神之卑琐程度让人目瞪口呆。公然将这种令人作呕的标准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现出来,甚至多少有些自视高明。如果不是这位教授太愚蠢的话,就只能说明这种极端的价值观已经蔚为民族之风尚。

  在中国的镀金时代,中国财富在全球体系中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从一个刚刚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猛然变成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拯救者,变成了西方国债的最慷慨的金主。一位前不久到过中国,目睹了中国基础设施先进程度以及酒店豪华程度的美国人大为疑惑:美国和中国究竟谁才是发展中国家?于是,那个一直被视为古怪的意识形态异类的中国,转眼间变成了独家模式(所谓中国模式)的发明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造就了我们这个令人血脉喷张,荣耀加身的镀金时代?

  1990年代中后期以及本世纪初期,中国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激进的内部制度变革。择其要者,大致有所谓宏观体制层面的分税制改革、公司层面的国有银行救助及改制、以抓大放小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以黑箱私有化为典型方式的中小企业改革。在要素方面,中国完成了以剥夺农民土地权益为主要方式的房地产改革。所有这些制度变革,集中在经济上的结果,就是大量成本(通过政府之手)从企业与政府的损益表中被转移出来,如此,中国境内的大量企业就在全球市场体系中赢得了一种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  低成本优势。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低成本是全方位的,囊括了涉及企业成本的方方面,远远不止所谓劳动力成本那么简单。它包括低环境成本、低土地成本(通过地方政府的作用)、低资金成本(通过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机制),低劳动力成本(通过政治抑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早在上个世纪,中国就已经为这个镀金时代做好了充分的内部制度准备。

  然而,如果没有市场,这种低成本优势就只是潜在的。不过,这种历史性的机遇很快就到来了。在新千年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迎来了二战之后最为猛烈(也可能是最后的)的一次扩张。这一扩张,以新兴的巨型国家“金砖四国”全面、深刻的卷入全球体系为标志。于是,中国无与伦比的低成本优势就在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中被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而它带来的一个金融后果,就是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的迅速重估。很清楚,内部的制度变革以及外部的全球体系扩张, 正是中国进入镀金时代最为重要的两个历史推手。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市场体系的卷入早已经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低端产业向中国的迁移而逐渐加速,而到了2002年中国加入WTO,中国与全球市场体系则已经浑然一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将中国的镀金时代的起点界定在2002年的原因。

  诚如人们已然感受到的那样,财富爆炸只是中国镀金时代前最为耀眼的那一部分,在它的另外一面,则是中国社会一幅灰暗的图景。就像我已经指出的,中国的超低成本优势乃是国家通过其行政权力将成本从企业及政府那里转移出来而一手塑造的。然而,成本不会自动消失,它到哪里去了?违法广告是:社会。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它进入中国绝大部分家庭的福利损益之中。考察低成本优势的方方面面,这种转移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在巨富不断冒升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新的国营寡头重新崛起的背后,是中小企业的利润损失及家庭部门的福利损失;所以,在银行巨头攫取垄断暴利的背后,是被迫忍受负利率的储蓄者的财富缩水;在土地产业飞黄腾达的背后,是中国农民遭受的悲惨剥夺。同样的原因,在甩掉了教育、医疗等义务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因此变得无比亮眼的背后,是广大居民越来越深重的财务负担;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是无法忍受的环境质量及败坏之极的食品安全。从这一组组几乎互为因果的现象之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镀金时代的真正底蕴。一句话,中国的镀金时代,是以中国社会的崩溃为代价的。在很多年以前,我引入“竟次”一词来解释中国经济。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实际上是将工商业及社会运行的文明底线不断向下推移。显然,中国经济发展成本不断向社会转移的过程,正是这种竟次模式的集中体现。表现在经济现象之上,则是经济学家口中念念有词,政治家念兹在兹的所谓各种失衡。实际上,任何所谓经济现象都是有其社会及政治起源的。基于此,我曾经断言:看得见的经济牛市有多大,看不见的社会崩裂就有多深。不幸的是,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这种社会崩裂始终没有被“看见”。

  诉诸常识,我们应当了解:国家及企业是离不开一个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的。如果社会遭到破坏,国家及企业又何以为生?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社会无力继续承担这种成本转嫁的时候,或者说当社会无法被继续压缩的时候,这种竟次模式就无以为继了。这就是说,中国的镀金时代之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自我裂变力量。但谁也料到,裂变来得如此之快。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没有人意识到,镀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本书第一篇“镀金时代”收录了我在2002年  2008年之间部分评论文章,作为一个思想者,我更多的记录了这个镀金时代繁华世相之下本质上的内在紧张。毫无疑问,这种记录都是出自我个人有限的视角以及有限的经验。但我希望并且相信:以此为历史线索,我们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今天与明天。).
 楼主| 发表于 2012-9-10 13:53:03 | 显示全部楼层
袁剑:大裂变进行时

  用“温水煮青蛙”来描述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可能再恰当不过了。

  在经过巨大但却短暂的冲击之后,随着全球看似有志一同实则貌合神离的反危机行动,世界似乎重归平静。于是,经济学家开始重操旧业,用典型的周期性思维继续指点江山;政治家们虽然提心吊胆,但暗地里却一致庆幸:最危险的时间总算过去了。而那些危机最大肇事者的金融家们似乎比以前更忙、赚得比以前更多、声音比以前更响亮了。

  达官显贵们依旧气定神闲,往返于各种峰会、论坛的景象似乎是要向人们暗示: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世界也仍然按照过去的时钟乖巧地运转。总之,一切如常,无须担心。

  然而,危机真的过去了吗?世界真的回到从前了吗?

  在金融危机之前几个月,我曾经在“大裂变”一文中,明确指示了全球体系离析的前景。结果,几个月之后,大危机呼啸而至。有朋友调侃:你乃神人。我回答说:谁也无法预测黑天鹅何时降临。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异常简单的逻辑:以美元为主的全球体系不可能在吸纳了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大国之后,而不发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回望二战之后美国体系的扩张史,波浪式的扩张 吸纳 危机的历史线索异常清晰。体系每吸纳一个重要力量,就会遇到一次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是以为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在吸纳老欧洲及日本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在吸纳亚洲四小龙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之后,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吸纳全球最重要的人口大国金砖四国之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如果我们意识到在金砖四国之后,全球再没有可以推动体系扩张的吸纳对象。我们就会明了,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体系扩张的最后一幕了。而这一幕的主要剧情将是世界体系的裂变和重构。毫无疑问,这种改变将意味着剧烈的对峙、紧张、冲突甚至战争,直至一种新的全球稳定系统的出现。在此期间,随着全球体系扩张的停滞以及之后的萎缩,总体性的经济低迷将一直持续。至于它以何种事件肇始,以何种形式收场,持续多长时间,恐怕谁也无法知晓。我一直认为,现在也依然认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市场体系瓦解的开端,是一连串危机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次贷危机甚至远不是这一连串危机中最具有破坏性的一个。次贷危机之后的这几年中,危机从未消停。欧债危机、美国评级危机陆续有来,这表明的是:我们仍然身陷同一个大型危机之中。简言之,我们从未离开过危机。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反危机措施,通过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刺激经济,但时至今日,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仍然萎靡不振。时髦的定量宽松,甚至已经沦为可疑的毒药。美国的刺激政策,或许是一次必然要进行的赌博,但也是一次一开始就注定要输掉的赌博。三年之后,那些一贯以周期性思维观察世界的人失算了,那些将自己的经济政策押宝在美国会像从前那样很快恢复的战略家们失算了。对此,斯蒂格利茨先生无奈的讽刺道:“如今,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心:即相信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情况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经济长期低迷好像还是一个乐观的前景”。作为全球体系的发动机,美国的这种前景所可能演绎出的全球后果不言而喻。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一直顽强地试图向人们揭示这样一种前景:美国经济将日本化。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将会陷入日本1989年之后那种不死不活的状态。现在看起来,正如斯氏所言,这的确还是一个不错的前景。对于那些依然沉浸在镀金时代亢奋情绪中的人们,要他们突然相信一种灰暗的全球前景,是需要一种顽强的意志的。这就像我们告诉那些刚刚在泡沫中尝到甜头的人们泡沫即将破裂一样不合时宜。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一位美国投资家非常敏锐而又及时的评论道:“鉴于美国占据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上周五的评级下调,将逐渐侵蚀其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地位  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到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其它国家存放储蓄最佳场所的地位。这将削弱美国作为全球支柱的有效性,加速向多极体系不稳定的转变。”这就是2008年以来我一直向人们揭示的所谓全球体系的大裂变。既然支柱已经坍塌,接下来的景象就不问可知了。剩下的悬念只是时间及形式问题。对于那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来说,我们应该非常明确的提示他们:世界真的不同了,我们正在滑向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化的全球前景虽然令人沮丧,但的确算得上一个不错的未来  因为他多少具有某种可以描述的令人安慰的确定性。

  那么,更加不测的未来是什么?

  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一片哀鸿中的绿洲,也由此构成了绝望者对新世界的唯一想象。在中国,由于采取了超大剂量的刺激政策,经过短暂而急速的探底之后,经济迅速拔地而起。股市繁荣(不断创造全球纪录的IPO数量及 IPO金额即为明证),房地产泡沫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更上层楼,GDP更是继续以飞奔姿态领袖全球。在整个危机中,中国人不仅丝毫没有感受到危机的痛苦,反而由于服用了过量的兴奋剂而感到十分欣快。以心理学的眼光观察,危机之后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一种典型的催眠状态。所谓催眠,指的是一种无意识支配状态。看似清醒实则迷糊,期间伴随着诸如幻听、幻觉、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无视其他现实状态的现象。梦游即是深度的催眠状态。观察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无论思想界还是民间,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难怪在此期间,中国模式被叫得整天介响了。庞氏游戏的始作俑者庞兹曾经非常精辟地嘲讽过:“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固定时,他可能与瞎子差不多了。”想当初,这位波士顿骗子大概正是利用人们这种普遍的错觉大发横财的。

  我一直以为,中国近2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从属并依附于全球体系最新一轮扩张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并以其作为外部条件的。不仅如此,除了主动的内部改变之外,中国在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全球体系扩张的一种适应性变化。换言之,中国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是深嵌入全球体系这个更大的结构之中的。没有这个更为宏大因而也经常被观察家视而不见的结构,中国对应于这个外部结构的内部制度也就丧失了用武之地,由此而生的经济增长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脱钩论”(及所谓新兴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脱离而单独增长)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误导。一句话,外部结构环境的裂变将倒逼中国内部制度的新一轮变革。

  从中国内部看,正像我已经反复指明的,其制度结构中也酝酿着巨大的裂变力量。此处不赘。需要提示的是,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可能提前引爆并加大这一内部裂变力量。这两种裂变力量连环引发,相互激荡,在推动中国内部结构突变的同时,也将推动全球体系结构剧烈重组。显然,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

  金融市场总是提前反映即将发生在实体层面的危机。作为全球体系的金融中心,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预言的实际上是全球体系的实体危机  是属于那些深深嵌入这一体系的所有民族国家的危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全球的未来。发生在中心地带的金融危机由于具有巨大的短期冲击力而引人注目,而分散在全球的实体危机就远没有那样夺人眼球。它缓慢,低调,但却更具有毁灭性。这个过程难道不正是“温水煮青蛙”最确当的例证吗?

  在当今这个无远弗届的全球体系中,四处都布满了可能被引爆的地雷。2008年美国爆了,2010年欧洲爆了,2011年欧洲美国又爆了。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连环地雷爆炸,至今还在延续。不过,在我看来,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最猛烈的爆炸,还没有到来。基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缺乏稳定性的经济结构的理解,也基于对他们在2008年之后货币泛滥的理解,我倾向于认为:最猛烈的危机将来自新世界  那些被人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全球新贵们。这可能才是始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的正剧。


  (第二篇“大裂变”收录了我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直到2011年的部分评论文章,在“镀金时代”中,我更多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在这一篇中,我更多的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视角,即:中国模式是如何嵌入全球体系以及全球体系的巨变将如何影响我们这个国家。我希望这种视角能够为我们理解更宏大历史背景中的中国提供一些线索。).
 楼主| 发表于 2012-9-10 13:55:07 | 显示全部楼层
袁剑:风险莫测的时代

  如果经济高速增长真的离我们而去,那么,即将到来的很可能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个速度更低但质量更高的时代,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对于经济危机,很多人都喜欢盯住泡沫破裂,银行倒闭之类的极端事件,虽然这类事件最夺人眼目,但它毕竟只是历史大戏中的一幕,甚至只是短短一瞬。真正推动历史的,往往是那些隐藏于重要事件之下的强大潜流。这些潜流,总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断壮大,并推动历史一幕幕展开。犹如一位深藏于幕后的导演。

  在未来的若干年之中,有几个强大的潜在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它们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因而也理解中国未来的关键线索。在我看来,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我们已经解释过,中国过往的超低成本优势  这造就了中国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远远不止是劳动力的低成本,而是囊括了所有影响企业利润的一系列因素,包括环 境、土地、税收、利率、基础资源、水电、汇率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中,完全没有被计入企业损益表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社会资本,被挥霍殆尽。我所说的 社会资本是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效率的那种隐形文化力量,比如普遍的信任关系。它是一种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一种社会自组织能力。政府与市场的运转皆受惠于这种隐 性的基础设施,任何交易都离不开它,但却从未将其计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作为一种要素,社会资本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合作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就像水与空气一样,我们虽然对社会 资本熟视无睹,但它却渗入并润滑了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历史的吊诡在于: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成立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对社会施以最大限度和最为严厉的抑制 。与此同时,中国大量企业也通过欺诈、蒙骗、造假等等手段普遍滥用和挥霍了这种资本。这种滥用与挥霍甚至成为很多中国企业一种普遍的盈利模式。结果是,一场高速经济增长下来,作 为经济增长基础的中国社会却已经奄奄一息。社会资本是经过代代相传的美德和文化逐渐积累起来的,如果它必须重建,我们将付出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代价,有时候,这甚至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种隐性坏账,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看到中国将必须为此付出巨额拨备。事实上,中国不断攀升的维稳经费,就是对中国社会资本严重匮乏的一种补偿。我相信,只有当政府与市场双双陷 入危机而孤苦无助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社会资本是何等珍贵,而它在中国又是何等稀缺。

  总而言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时期。与前面数十年中国成本所受到的严重压抑相反,社会的觉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反向运动,构成了这种成本上升的内在历史动力。虽然 抢夺仍然随处可见,但抢夺的成本将会骤然上升,偷窃虽然还会不断发生,但偷窃却会变得越来越难。所有这一切都将提高经济活动的各种成本。显然,这是对前面数十年中国转移各种成本 的一种反推和补偿。而这种历史周期一旦开启,将不会在短期内终止。这种历史的转向,远远不是一个所谓“刘易斯拐点”所能概括,它有着远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学与 社会学意义。因此,这种成本上升将超越所谓需求与供给的简单经济学分析框架,而成为一种非常独立的历史变量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逻辑。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趋势是长期的而非一 次性的,经常还是跳跃性的。它不会因为经济增速的下降而下降,也不会因为政府和企业所得减少而终止。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成本上升是零和博弈的。它意味强势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无条件 让利。简而言之,这种成本上升是独立于货币发行问题的一种自主的历史趋势。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不会被分化所撕裂。历史缓慢而又巨大的钟摆,正在向另外一个方向摆动。

  社会反向运动所造成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环境成本等等),对于社会整体福利分配是正向的,其本质是迫使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在更高的文明底线上运行。换句话说,它迫使政府与 企业以更高的文明标准来组织经济及市场活动。这其实是中国这一轮转型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或者我们干脆将其称之为中国式的社会进步运动。如果这种成本上升被强势利益集团通过通货 膨胀这种逆分配模式重新转嫁给社会广大民众,那么,成本上升所形成的正分配效果将全部丧失。中国的转型也将归于失败。.
 楼主| 发表于 2012-9-10 13:55:44 | 显示全部楼层
袁剑:利率向上发

  如果成本上升以及通货膨胀像我们上面所预判的那样是一种稳定的中长期趋势,那么,它势必诱发另外一个稳定的趋势,那就是利率的长期上升趋势。

  作为向大型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输送利益的主要管道,利率管制一直是中国亲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也因此,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当迟缓。事实上,中国那些看上去盈利能力十分强劲的银行以及各类垄断企业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对存款者的剥夺。没有中国居民无偿及无奈奉送的低利率存款,中国的银行业以及垄断企业,恐怕会倒掉一半。对于这一点,中国经济管理者心知肚明。所以,在通胀高企,存款负利率愈发扩大的情况下,中国货币当局仍然只象征性地微幅调整了两次存款利率,而更多地在使用可以不触动垄断企业以及银行利益的准备金手段。其中目的彰彰明甚:害怕大型企业发生连锁破产。但准备金以及其他数量型的收缩措施,最终还是会导致普遍的利率上升。所谓负利率,不过是存款人被迫向银行、大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输送财富的一种委婉说法。如果用更为直白通俗的中国话来说,其实就是利用垄断地位欺负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这种财富输送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的货币当局之所以可以如愿以偿,端赖于中国高度垄断以及控制严密的金融体系。这其中所所包含的讽刺是,以金融及经济稳定为标榜的金融控制及金融监管,实际上已经完全蜕变成强势集团予取予夺的自肥工具。

  然而,再严密的金融控制也不可能长期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在通胀愈加强烈,负利率日甚一日的情况下,被惊醒的存款人将千方百计突破金融限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的那样,存款人要么绕过正规金融渠道进入所谓民间信贷市场,要么抢购各类商品引发通胀,要么购买各类所谓保值产品推高所有领域的资产泡沫,在最后绝望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选择资本外逃。而这一切,都必将导致廉价存款资源的减少,并最终导致利率的不断提升。在利益面前,已经习惯了坐享垄断利润的金融机构,不应当低估存款人在绝望情况下争取自己利益的意志和智慧。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年市场经济的今日中国,滴水不漏的利率管制是难以想象的。即便可能,也不可能长久。事实上,在中国民间借贷市场上,利率的提升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报道称:在2011年年初,中国民间贷款利率已经飙升到50%的水平;在相对国有大银行更加灵活的所谓中国股份制银行,对微小企业的利率也已经达到15%。就我个人亲眼所见,中国房地产公司在通过信托等中介机构的融资利率已经普遍达到12%以上。与此同时,民间金融活动规模出现了跳跃式增长。有报道称:在中国一线城市广州,2011年前两个半月,民间金融活动的异常活跃,某些民间金融公司的业务增长甚至超过四成。中国民间金融虽然受到严密管制,但其规模却在迅猛扩张。有人估计,各种信托公司,贷款公司以及完全无法监管的地下银行在整个融资中已经占到接近一半。如果按照最新社会融资总额计算,这个数据2011年可能达到七、八万亿之数。这样看起来,中国金融格局实际上变成了赤裸裸的双轨制。其中利差就是垄断金融企业以及其他大型企业从家庭部门剥夺走的。在这样不公平的格局之下,以金融稳定之名打击民间金融,不仅是不道德的,根本就是邪恶的。民间利率可以被看作影子利率。影子利率飙升,国有银行的利率上升,恐怕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我相信,如果通胀恶化,民间金融的规模将会急剧膨胀,垄断金融企业的廉价存款来源将会枯竭,而现在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垄断金融机构或许会以超出所有人意料的速度被边缘化。巧合的是,就在本题写作时的2011年4月5日,中国央行又一次宣布加息。算是对上述判断一次及时的注脚。鉴于对通胀性质完全不同的认识,在我看来,中国利率上升周期还刚刚开始。这显然与大多数图表分析员们认为中国紧缩周期已经尾声的判断截然不同。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低利率时代的人们,有必要提醒他们记住1990年代中期,中国上一轮恶性通胀时期的灰暗景象:在1995年,中国的一年期贷款利率是12.06%,5年以上的贷款利率更高达15.30%。不过在稍微长一点的金融史中,这远远不是最为严峻的图景。在1970年代美国通胀达到15%的高峰期,其利率达到了21.5%。以目下中国的潜在通胀压力看,中国利率的上升幅度恐怕要远远超过1990年代中期。那可不是什么让人心旷神怡的时光。

  中国的实际利率,不光受到民间影响,也同样会受到其他主要经济体利率的影响,中国早已不是什么封闭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加息动作早已开始,老牌发达国家的加息也只是时间问题。外围的加息动作,必将增加国内利率上浮的压力。

  作为长期成本上升与通胀所派生出来的一个趋势,利率的上升趋势也将是持续的。如果通胀局面失控,利率突然的、猛烈的上升也是意料中事。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低利率作为低效率垄断金融机构、以及垄断企业等强势集团剥夺普通家庭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回复到正常水平,也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利率的上升趋势就有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动力。廉价资金的时代正在落幕。在未来,如果利率上升可能不是几个季度,而是几年,不是小幅上升,而是可能伴随着猛烈的短期上升,那么作为一根导火线,他就随时可能引燃熊熊大火。

  到此为止,我们梳理了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四个基本趋势:增速降低、成本上升、通胀加速以及利率攀升。应该予以强调的是,这四个趋势在相当程度上都逸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或者说,它不是政府能力所能够轻易操纵的,更不是经济学家、技术官僚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宏观调控所能够解决的。如此,中国经济在未来危机图像就变得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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