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世界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热搜: 规划
楼主: cplanning

[转载] 中国模式的迷思——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2-9-11 14:36:43 | 显示全部楼层
125年的“德国制造”经验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2年09月10日

可以说,德国人依靠自己的制造业,抵挡住了这些年的经济危机冲击,而这一点,是眼下身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中国,应该潜心研究的地方



  【曹劼/文】或许你已经知道,2012年是“德国制造”这个名词诞生的第125个年头。如果再能够看到一些德文媒体最近的相关报道,你就更能够切身地体会到,德国人对“德国制造”这个词有多么自豪。可以说,德国人依靠自己的制造业,抵挡住了这些年的经济危机冲击,而这一点,是眼下身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中国,应该潜心研究的地方。

  全球经济低迷,各国都开始拼起了制造业。在美国,民意支持度和现任总统奥巴马旗鼓相当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罗姆尼,早前专门针对制造业工人做出连串承诺,让人有种“制造业兴,美国兴”的感觉。但此言的确非虚,试问如今全球有多少消费者在等待着苹果公司在9月12日推出最新一代iPhone?自身股价节节高的苹果公司带活的制造产业,不仅是美国在受益,全球业界大到代工企业,小到一家手机附件销售网店,无不都在跟着受益。在中国,制造业同样是大课题,中国最新PMI指数出现滑坡,全球投资者都在紧张,唯恐2012年成为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末日之年”。

  这个时候,德国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好老师。和英国,西班牙动辄失业率高达两位数相比,德国眼下的失业率只有7%左右,这比最近为就业形势回暖感到庆幸的美国还要好,也让债务危机缠身的欧元区各国,不得不唯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政府马首是瞻。

  “德国制造”这个名称其实源于英国,在该国1887年颁布的《商标法案》中,“德国制造”一词作为一个法律新词,用来区分“英国制造”。英国人当年的言下之意是“德国制造”就是提醒国人“这是质量不怎么样的德国货”。但到了1894年,德国制造业界已经可以骄傲地告诉国人,“德国制造”比“英国制造”还要强。

  这种因为国家品牌标识带来的效益很快就让德国各行各业争先效仿,逐渐“德国制造”变成了有质量保证,“完美产品”的代名词。125年来,德国人努力让销售到英国的产品比本地货的口碑还要好,此后,德国人源源不断从中获益,任何一件“德国制造”的产品,就像德国人自己所说的那样,“像一块热气腾腾的新烤蛋糕”,受到大家的欢迎。

  历史证明,制造业的成熟,是国家经济强盛的必要条件。德国其实直到四五年前,国内经济都谈不上非常好。但在最近,欧洲央行不断调降利率,让欧元对其他国际货币的价格一降再降,这才让德国借着欧元贬值的东风,大卖产品获得利润。如果说,这算得上是德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独善其身”的话,那么德国也是借助了外因,占到了先机。欧盟是德国最主要的出口交易市场,凭借“德国制造”,德国销往欧盟市场的产品,占到了德国出口总量的半数以上。

  面对有着125年制造业经验的“德国老师”,中国该学些什么?首先,正如德国比尔费德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维纳•阿贝尔施豪森所认为的,德国制造业的百年多历史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新兴的制造业强国很少能够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那里获得出口贸易的丰厚利润,赚钱的来源多数还是来自和自己经济发展速度相当的国家。

  其次是民族产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就像“德国制造”当年诞生的历史情境一样,“日本制造”,“中国制造”在上个世纪陆续冲进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者们看到这些新产品,就像当年英国商家初拿“德国制造”的产品时的情形一样,仔细端详,心存疑虑。大家心里想的往往都是“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制造手法呢?” 其实,中国曾在1850年左右就占据过全球最大商品生产国宝座,但之后在西方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和美国先后从中国头上抢走了“制造业大国”的桂冠。西方国家能够在制造业领域超越中国的关键,就是有强大的自主开发实力。

  英国华威大学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克拉夫兹认为,中国取代美国反映出的是全球层面上的劳动分工根本转变,这将经历一个很长的周期。如果我们乐观地看待这句话的话,可以理解为,中国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用来准备和竞争者在制造业赛跑。但如果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工成本上升速度也加快的话,那么这个留给中国热身备战的时间,就不算多了。
 楼主| 发表于 2012-9-11 15:47:24 | 显示全部楼层
迈克尔舒曼:中国2015年将重演日本式危机
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

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眼中,中国是坚不可摧的。在其他国家都深陷日益严重的危机之时,中国似乎丝毫不受干扰,甚至有愈战愈勇之势。一些商人和决策者深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未来应对现代全球经济挑战的一大法宝。

对此我的看法是:请君三思。

“国家资本主义”致价格错位

在中国住的时间越久,我就越确信其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很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会给出种种理由,论述这个国家是如何之独特,因此很多一般性的经济学规律对它并不适用。但归根结底,经济学问题永远逃不出数学规律。而数字上的问题无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发展速度多快以及国家地位如何强大。对于中国,是它的数字出了问题。这些数字上的问题多数可归咎于所谓“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采取的是亚洲传统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源自日本,但东亚很多发展迅猛的国家都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模式。通常来讲,它是这样运行的:1)通过低工资加速资本积累,再以高投资推动工业化和高出口,获得经济快速增长;2)国家的手操控整个经济过程;3)产业政策和政府注资双管齐下,加速发展高精尖产业。这种模式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但终有一天它会崩溃。日本经济在1990年初彻底垮台(至今仍未恢复);韩国作为日本模式最忠实的复制者,也在1997~1998年间遭受了经济危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这种模式的发展是以牺牲价格为代价的。艾丽丝?阿姆斯丹(Alice Amsden)在其对韩国经济的研究中将之定义为“价格错位”。为促进高投资、保证高增长,国家会对特定行业或部门直接投资或提供补助,从而增加其吸引力并减少其投资风险。银行并非商业导向,更多是作为政府发展部门调控政策的工具。以上这些行为都会聚敛公共和私人的资本,并将其注入到工业化中,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亚洲经济奇迹。

问题是价格不能无限期地错误下去。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向潜在投资者发出正确的信号,指引其资金的流向。一旦价格指标被扭曲,那么正确投资方向将不复存在。操纵价格的亚洲模式必然会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有补贴的公司不必像没有补贴的公司那样精打细算,这会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比如建造不必要或是不实用的工厂和建筑物。最终,贷款变成坏账,银行破产倒闭。这正是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两国的危机最终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  日本是资产泡沫破裂,韩国则受到了外部冲击  但两国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相同的:孱弱的银行、负债累累的企业以及不明智的投资。

危机已渐成雏形

中国也正沉湎于日本和韩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中,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接近50%,即便是以亚洲标准来衡量,这也太高了。对于这种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支持者通常解释为,作为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亟须其所正在建设的楼宇和公路。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是否获得了正确的投资。事实是,在某些领域,如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这些企业挥霍着通常是从银行借来的钱,疯狂地建设了过多的工厂。此外,中国斥资建设了大量的高速铁路,而其高票价却让大多数国人无法负担得起。与此相比,中国的很多主要城市仍没有地铁。

大量错误投资的另一个去向就是房地产行业。理论上来说,房地产开发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但这也要看中国开发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地产。在普通商品房依然紧缺的情况下,无度开发豪华住宅显然是过度开发。而在我北京的公寓的两边,有三个大型商场,但每日进出的顾客却寥寥无几。

更糟的是,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依赖于负债。尽管这种状况尚未对中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但很多分析者担心银行最终会面临不良贷款增加的问题。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一次危机已渐成雏形:过多的错误投资,包括由贷款和政府官员推动的庞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熟悉吗?危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的话。

无法违背的基本规律

当我向中国观察家们阐述这一系列观点时,通常会遭致批评  我被告知,北京的执政者们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的确,在近年来如此瞬息万变的经济浪潮之中,中国的决策者们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业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分析家也认为日本的官员们近乎超人。但现在因循守旧的日本官僚主义已被视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今天,中国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执政者们相信经济可以由人来操纵。而古典经济学的工具  矫正价格  则是次要的。既然银行唯“你”是从,还何必要用那些抽象的措施,比如说利率来引导经济呢?

正是这种态度毁掉了日本的经济奇迹,而且我看到的中国也正走向同样的命运。日本无法逃脱基本的数学规律。因此无论其决策者是何等有力,中国也不可能违背数学规律。

如果非要给这场危机预测一个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历史。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启动亚洲发展模式的35个年头后遭遇的危机  日本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1989年,韩国是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机大约在2014~2015年左右。

我无意于预测某个准确的日期。我想说的是,危机迫在眉睫,要解决经济弊病,中国须快马加鞭了。

■ (文章选自美国《时代》周刊 风见 译)
 楼主| 发表于 2012-9-12 14:32:48 | 显示全部楼层
再最后劝一次林毅夫先生



中国之所以在嚷嚷了许多年以后要痛下决心搞以经济转型为先导、以社会政治文化转型为后续的全面转型战略,就是因为有两大关系的张力已经蹦紧到了快要断裂的程度: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绷紧到了自然无法再让步而人必须让步的程度,主要是指资源、能源的严重稀缺性、生态的严重脆弱性、气候的严重异常性等;二是人与人的关系绷紧到了现有不公正的游戏规则下的弱势群体无法再让步而强势群体必须让步的程度,主要是指侵权和贪腐已经达到开始引起内嗜和普遍反抗的程度。又因为这两种张力是交织在一起的,过去的那种把做大蛋糕作为舒缓张力、转移矛盾的办法已经行不通。在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自然运行的部分才是中国国民真正一刻也离不开的部分,它就能保证即使在制度转型期也能维系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不至于出现断裂的灾难;而被政府刺激出来的部分则一定是抵抗全面转型的部分,它是在给抵抗转型的少数人群提供给养,它会继续加剧两大紧张关系直至系统断裂。

林毅夫多年来一直为不良制度系统和不良结构条件下的高增长摇旗呐喊,即使在眼下民主法治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依然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资源拼命叫嚣:摆脱经济危机有赖于政府对基础设施大规模投入!林毅夫就是充当一群冥顽不化的专制派的代言人,继续用“刺激增长”的办法破坏制度变革,破坏民主法治转型,这是一种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楼主| 发表于 2012-9-28 14:27:10 | 显示全部楼层
华尔街日报》:中国何以在腐败中增长

2012-06-13 07:51环球时报



摘要:安德鲁·韦德曼的《双重悖论》试图解释掠夺式腐败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如何成为可能的秘密,他认为,当今中国腐败严重,但并未失控。

  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1日文章,原题:解释中国的腐败悖论    安德鲁·韦德曼的《双重悖论》试图解释掠夺式腐败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如何成为可能的秘密。他提出一个复杂解释,但最终并无说服力。

  首先,他认为中国幸亏在腐败猖獗前启动市场改革。韦德曼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只是轻度腐败,最初问题不严重,所以其经济……有机会在腐败达到显著水平前进入强劲增长。

  其次,韦德曼引述涉及大笔资金的腐败案数据,再次确认不少学者的一种观点,即现在腐败比上世纪90年代初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土地使用权出售和国企或资产私有化及过程不透明带来的收入导致腐败上升,这与压榨企业的腐败不同。前者类似于价值流动增加带来的意外之财,其所产生的总价值远大于贪官的非法收入,因而并不损害经济增长。相比之下,掠夺企业会消耗现有资本,阻碍增长。可惜,韦德曼未能拿出数据或例证支持这种观点。此外,他应考虑到,若是私营企业家(而非官员)收获外快,中国增长率会更高。

  韦德曼认为当今中国腐败严重,但并未失控。但他忽视了腐败对增长质量的毒害作用。首先,腐败可以在不拉低名义增长率的同时降低增长质量。就中国而言,腐败造成食品不安全、加大收入差距、加剧环境恶化、削弱社会服务,导致个人权益遭到侵犯。若我们将中国人生活质量低下的因素考虑进去,那腐败的有害影响就变得明显了。

  其次,中国的增长模式属于国家主导、投资驱动。该模式下,腐败可促成增长率长期虚高。因为官方分配数万亿的固定投资,可从中捞取回扣并创造增长,而实际代价是由国有银行体系承担的。韦德曼还忽略了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腐败并未阻碍中国增长,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很大一部分是官员的掠夺之手够不到的。中国出口企业大多是外资公司,与世界市场联系紧密,相对不太容易受到贪官掠夺。▲(作者裴敏欣,乔恒译)


http://oversea.huanqiu.com/economy/2012-06/2813305.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2-12-5 15:33:3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模式”与下个十年的改革
发表于:2012-11-30 10:39:56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在当代西方政经和学术界是一门显血。由于这是一个宏大无边且与现实高度关联的问题,绝非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就能阐述清楚的。
    本文将要提出的假说要旨如下:第一,所谓“中国模式”的确存在,但它并非当局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意识地描绘和谋划出来的,相反,它是在渐进式经济改革中无意识地逐渐形成的,最高当局甚至未必愿意主动认同它;第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后形成的,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基本成型;第三,2002年至今的十年间是“中国模式”得以稳固的阶段,这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是前十年形成的“中国模式”的成果,而时下的大多数尖锐社会矛盾  如“国进民退”、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和生态恶化  也是它的结果。
    因此,展望下一个十年,如果要推进改革开放的话,首先要对众说纷纭的“中国模式”进行一番解剖。

一.“中国模式”的秘密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其内容基本上是经济性的。简单概括它的精髓如下:
    1)一概放开日常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就是一切“终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和所有制限制,让它们完全由市场支配。这极大地调动了13亿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在短短20年里使中国从一个几乎什么都紧缺的社会变成一个到处存在“结构性过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对金融以及资源、原材料行业实施高度集权的国有行政垄断,据说这是维护中国**的领导和所谓“社会效益”的最有效办法。但这种“新双轨制”造成了比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发政治动荡的“官倒”更加触目惊心的新的巨大寻租空间,是眼下司空见怪的绝大多数贪污腐败罪行的源头。
    3)如果仅有上述两条,是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以后持续10年两位数以上增长的,而且显而易见也是不可持续的。非常幸运地,西方新一轮自由市场经济的30年繁荣与中国伟大的30年改革开放几乎正好重合,而整个20世纪90年和21世纪前8年又是这一周期的高峰。期间,西方的经济结构转变、创新活动与雄厚市场购买力与中国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无穷尽的低成本生产能力,以及俄罗斯源源不断提供的以原油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和原材料形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优势互补。这造就了长达2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奇迹。换言之,“中国模式”也包含了主动融入“全球化”这一内容,所谓我在前文说,加入WTO是它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性节点。
    简言之,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一般产业完全市场化、金融及资源产业国家严密控制、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和购买力旺盛的全球市场。看得出来,后两者是可遇不可求的,并非主动可控,而且因为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而正急剧改变。
    下面,我将从“国有企业”和“金融管制”这两个关键词出发,剖析这种“中国模式”的弊端。

    按照流行的说法,国有企业  特别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  之所以有万分的必要存在,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来控制“重大国计民生”;而之所以“重大国计民生”必须由国有企业掌控,又主要是因为据说它们不像唯利是图的外资或民营企业,它们会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这套理论因为被一再重复而仿佛已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的确,我们看见过中国工商银行像珠三角的民营玩具企业那样拖欠员工薪水吗?我们听说过宝山钢铁公司直接向上海黄浦江里排污吗?当然,南方航空公司也不可能给乘客吃过期变质食物,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更绝不会对它的员工搜身打骂……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表象而已。事实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有企业自身的光鲜,正是靠它们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攫取和掠夺支撑的,它们所具有的不是“社会效益”,而是“社会负效益”。上面说得那些可能都是事实,但那恰是因为:不是任何人都能随随便便成为工商银行、宝刚、南航和中石化员工的。
    因此,指望国有行政垄断企业去“回馈社会”、实现社会效益,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国有公司本身说到底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尤其是行政的垄断央企  最典型的是那些“中字头”基建施工企业  一样,真正“干活”的人是它们的转包企业,也就是说,还是那些“散、乱、小和管理不规范”的民营企业,国有垄断企业不过是一些由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包括准入证、许可证等等许多民营企业不可能逾越的坚固壁垒)供养着的“食利者”而已!
    而在近年来牵涉到重大贪腐案件的各地许多工程建设项目中,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总承包的所谓“国有企业”实际上不过是相关利益人用来遮掩外部耳目的一件外套罢了,它不会去建设任何工程,它的功能只是合法地收钱(不管是来自财政的钱还是来自其他国有企业的钱)和转帐而已。通过它们的所谓子公司和分包商,相关利益人可以安心地坐地分肥,肆意捞取各种合法或不法的利益。它们自己一般也不会去亲自施工,这样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盘剥那些民营小施工企业,而且出了一般的事故,上面来查、电视台来拍的时候,当然都是那些黑心的私人老板的时期,与它们毫无关系……
    国有企业日益扮演的“二房东”食利者角色,这些年来,从大到渤海湾漏油事故,小到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维修工程(若非其后来所致震惊中外的“11•15”特大火灾事件,它将是数神州大地上每天上演的千百万未遭揭露的钱权交易故事之中最默默无闻的一个),都可以一目了然。它们残酷地将包裹着层层糖衣的“国有企业社会效益论”砸得粉碎。
    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摸索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大锅饭”和“低效率”这些它们时常表现出来的表面病征。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国家,私有产权的企业只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那些股票上市的公众公司,其所有者与经营者就必然是分离的。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外部又有运转良好的经理人市场(这些构成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它在理论上完全可能与产权清晰的私人公司同样有效率。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与政府行政权力的关系。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经常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后者出台的倾向性、保护性和行政垄断性政策取得竞争的优势,从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往往是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裁判明显偏袒甚至吹黑哨)赢得所谓的“市场竞争”的。而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政府无法成为一个公正的裁判。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即便政府  尤其是中央政府  主观上并没有“国进民退”的意图,甚至还非常希望并连续出台各种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但客观上它实际上每天都在意无意地做着促使“国进民退”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不公平竞争一定会阻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甚而为国家迈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制造重重障碍。
    因此,眼下已经到了必须要从根本回答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属性与定位问题的时候。否则,不仅国有企业本身难以避免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终究难以继续推进下去。
 楼主| 发表于 2012-12-5 15:39:14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有企业的上述地位,即便有了行政垄断,若无金融管制和金融扭曲,也是不可能长久屹立不倒的。这就牵涉到了金融体系对它源源不断的输血。
    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媒体,许多人都在讨论所谓“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当前的中国金融业,的确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亦即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近年来从楼市到“蒜你狠”、“豆你玩”等等市场的疯狂炒作,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以所谓“温州危机”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去年以来备受舆论关注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结构性问题  这些应该说效率很高的中小民企难以从国家的银行里获得信贷资金,因而被迫进入非正规金融市场寻求资金。
    那么,既然这些中小民企明明是有竞争力的,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却不愿意配置资金给它们呢?这个问题的违法广告就要从中国行政垄断的金融体系本身去寻找了。
    说得不客气一点,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初衷,并不是实现社会资本的最有效配置,而是以行政力量扭曲市场机制配置,使社会资本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向国有经济内。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人曾精辟地指出过,“在改革的年代,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目的恰就是为了维护计划经济的残余势力。”
    而这种扭曲,最集中地体现在银行体系的国有垄断、利率的非市场化,以及股票发行市场的审批等诸多有意识的制度设计上。仅以后者为例,如果IPO市场的审批制度取消,所有符合上市门槛的企业均可自由上市,那么还会有多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用天价圈到股民那么多的钱?这种制度设计就其初衷而言显然是成功的,其结果是:粗略地说,目前中国的GDP和就业当中有2/3以上是由民营和外资企业贡献的,国有企业仅贡献了不足1/3,但全社会金融资源的流向却正好相反,其中的2/3以上流向了国有企业。
    这才是中国金融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根源,既然制度设计和行政力量使得社会资本难以流向那些创造了主要社会财富和就业的民营中小企业,那么,这些社会资本也就只能自我循环和以钱炒钱了。过去的十多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在大声疾呼的那句话  “中国股市比赌场都不如”,就是这种制度性障碍的真实写照。现在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了。

二.撬动改革的支点

    由此可以看见,未来十年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最需要做的是改变视金融为国有经济输血脱困之工具的错误观念,还原其一个中性的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定位。而在这场宏大的改革中,我认为当下最急切地需要做的有几件事情:
    在银行业,必须放开民营银行,并放开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浮动。只有同为中小民营企业的乡(村)镇银行、私人贷款公司、同业合作社……才最能够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市场需求感同身受,从而以最低的成本为它们提供最迫切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储户的钱应当以更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更需要它、同时也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而不是让那些背后由政府撑腰的国有大企业无偿(或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占用。
    在证券业,则是取消发行审批制度,让合规的企业自主、自由地上市融资,平等竞争社会资本。
    此外,或许还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放开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当然,仅有金融改革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推得动。古希腊哲人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对于踯躅不前的中国改革事业来说,当前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支点。
    现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同意,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乎每一个领域内都存在大量制约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制性障碍,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改革。但分歧在于:朝什么方向改?怎么改?改革的轻重缓急和先后秩序如何确定?……面对所有这些棘手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已不像30多年前那样能够轻易地取得共识。而关于这些问题的南辕北辙、甚至尖锐对立的违法广告和争论,足以使亟待推进的改革长久停留在原地踏步。
    许多人于是呼吁,重启改革需要重新凝聚共识。但我以为,如果把所谓“共识”理解为在上述所有主要问题上都取得一致的话,那么这个共识恐怕永远都不可能重新获得。因为在今日中国,利益和思想的多元已经根深蒂固,人们既没有共同的敌人,如当年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的“极左路线”;也缺乏共同的目标,如当年令全国人民向往的“温饱”和“小康”(还记得“三大件”吗?)  许多人在许多年以前就实现了“小康”,一些人如今甚至已是巨富。因此,现在和今后的改革共识,大概只可能存在于模糊的大方向上  例如,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更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社会等等。
    但这仍然不足以直接回答“如何启动下一步改革”这个迫切的问题,因此我主张,当下亟需的是寻找到一个新支点,就像当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文革时期国家宣传机器动员政治运动时常喜欢用一个词,叫做“纲举目张”,改革时代其实也一样。系统性的改革应当像化学中的连锁反应,经由这个支点,一个改革撬动下一个和下一系列其他改革,直至最终完成全方位、整体性的变革。
    很显然,这个支点本身应当是经济性的,这是因为中国当下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经济问题  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但它必须能够催化政治层面的变革。照此标准,在我看来最合适的,莫过于政府财政预算的民主化和透明化了,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管住了政府的钱袋子,差不多就等于管住了政府本身;而管住了政府,则就基本上自然消除了社会中的绝大部分问题,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尤其如此。
    所以西谚有云:“悠悠万事,惟税为大。”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议会  英格兰议会正是因税收和财政的分歧而诞生的,而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国会两党的争吵也主要集中在财税问题上。就中国未来而言,可以预计的是,只要公众能够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充分知情并行使真实而有效的监督权,则必将对政府行为、人大代表选举、国有企事业监管、新闻监督与言论自由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预算民主的操作路径很简单:惟“公开”二字而已。就此意义来说,温家宝总理去年起亲自督办的国务院各部位公开三公经费,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接下来不仅是三公经费,还应当将这种公开推开到各级政府的所有财政支出,一言以蔽之,政府收进来和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让纳税人清清楚楚。

    按照许多有识之士的分析,中国改革之所以陷入僵局,共识难以取得,动力日益衰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所谓“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大阻力。应当看到,它们本身正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造就的。在改革之初,这些群体曾是改革的热心支持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仅仅“做大蛋糕”  所谓“发展”  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所有社会群体的诉求,如何“切蛋糕”  “分配”  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转而利用自身掌握的话语权,试图在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里,将尚存诸多不合理性、原本属于改革中途的 “过渡体制”永久地固定下来,从而谋求本集团利益的持续最大化。
    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权益则因为他们无权无势、缺乏基本的话语权而被漠视和损害。因此,如果想要为改革重新注入动力,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帮助他们将自身的诉求转化为切实的博弈力量。
    要做到这一点,几乎不需要政府做什么,事实上很可能恰恰相反,它要求政府少做或不再做什么  只要在社会管理层面逐步放开各种民间自发团体的设立和监管,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去年以来,广东省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可喜的尝试。可以想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严厉管制,降低它们的门槛,允许民间自发成立各类社会组织,在当下并不会对任何一种依靠政府行政壁垒维护的既得利益造成直接的冲击,因而几乎不会遭到什么团体和个人特别强大的反对。然而,一俟这些不受党委和政府“领导”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发育成长起来,它们本身也会成为具有足够博弈力量的“利益团体”  由100个会员组织起来的四川建筑工人同乡会在与雇主和政府谈判时,其议价能力毫无疑问比100个互相不认识的分散的四川建筑工人不可同日而语。而随着各种类型、性质、规模的自发社会组织纷纷茁壮成长起来,那么,目前社会上那些掌握了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的肆无忌惮的强势利益集团今后的行为恐怕必将受到有力的束缚。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事实上绝大多数社会组织也并不是政治性的,而且它们的目标大多只是追求某一种微观的、单一的经济利益。然而,组织性质的非政治性并不妨碍它们在追求各自具体和独特目标的过程中对政府权力发挥有力的制约功能。
这是一种非典型的“增量改革”模式。过去人们常说的“增量改革”,是指在不触动既有体制的前提下在它之外另做出一块蛋糕,最终由于增量越来越大而逐步“覆盖”掉体制内的“存量”。而像放松社会组织管制这类改革,也不会直接损害到现有体制之下的既得利益,但它不是通过直接“做大增量”,而是通过在既有体制框架内扶持弱势的利益集团参与博弈来促进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形成。
 楼主| 发表于 2012-12-5 15:40: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回到改革的原点

    有些人经常忧心忡忡地说,蛋糕不可能永远做大下去,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这是正确的,但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政治力量来重新规划、进而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的方式来补偿另一部分人。事实上,这样强制推行的改革既阻力重重,一般也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利益格局的调整完全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帮助一部分人增强博弈力量、进而让他们自己去通过讨价还价来实现。时下许多人一提到“利益集团”就反感,实际上,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存在太多太强的利益集团,而是相反  中国的利益集团还不足够多元、还没有公开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地不平衡  只见强势利益集团的主张而听不到弱势利益集团的呼声,因而在各种法律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形不成真正公平透明的博弈。
    就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继续顺利、平稳、有序地推进改革,放开乃至求助于“民间社会”,是必须要迈出的关键一步。没有一个拥有强大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充满生机的“社会”,中国未来必将发生的政治变革的前景将会非常叵测和险恶。
    写到这里,或许有必要特别指出一下我个人最反对的一种思维模式:在它看来,面对积弊丛生的社会现状,一切局部的、枝节的修修补补都是无济于事的。相反,它怀着一种“这是最后的斗争”的理想情怀,试图为未来描绘一幅完美的蓝图,在此基础上设计一套看起来可以一步到位的全局性方案,并规划详尽的实施战略和步骤……一旦这种思维模式遇到适合的社会土壤,再度发酵成为支配性的主流语境,那么,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未来,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将被彻底葬送。如果说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给予我们现代中国人留下了些什么的话,这应该就是最宝贵的教诲。古往今来一切成功而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从来都不是哪个先知在书斋里根据什么“主义”事先规划出来的,相反,它们都是从看似枝节性的修修补补出发,一点一滴积累演化而来的。

    作为推进下一步改革和谋划更长远的变革的另一个补充环节,我还认为,下一个十年应当恢复在改革开放前半程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国家体改委那样的机构。事实上,不少分析人士正确地指出,过去10年来改革之所以陷于停滞,与体改委作为一个独立机构于2003年的被撤销、其职能并入实权在握的发改委有很大关系。过去的体改委基本不具有国务院其他部委所拥有的政策审批权,作为一个为改革出谋划策和设计方案的“半智囊”机构,其自身相对超脱,因而比较容易做到不受部门利益左右,它出台的政策也被认为更具全局考量、更着眼于长远。未来的中国改革必定需要诸多更深刻的“顶层设计”,类似过去体改委的独立机构将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目前这样一个需要更广泛和全面变革的新时代,简单恢复国务院下辖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旧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改革形势之需,因为该新机构的职能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亦非国务院职权所能涵盖。依我之见,在最合理和最高效的架构下,新的改革政策设计机构应当隶属于中共中央,其地位差不多相当于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例如现有的纪委。未来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叫“中共中央体制改革委员会”,由一位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中央主要领导主持。如此,则未来的改革事业庶几既能够稳妥可控,又不至于被利益集团所劫持。
    作为一个一贯主张分权和放权的自由宪政论者,以往我几乎从不主张(而且几乎总是坚决反对)为某一特定社会目标新设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但改革必然要动到人们现有的“奶酪”,因而其政策的设计和推动需要有超然于现有利益格局之外的“旁观者”。这就呼唤一个类似于体改委这样的部门  我们不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管制能力而呼唤它,而是因为它自身有可能不陷入既得利益纷争而期待它。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5:31:24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九霖:我眼中的新加坡“经验”

  近两个月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一连刊登至少4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新加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据悉,央视也在筹备拍摄一套10集有关新加坡模式的纪录片。新加坡《联合早报》对此津津乐道,称中国政治精英看好新加坡执政模式,将学习新加坡的理政经验。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改革在不断寻找着路标。其中,新加坡在影响我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等方面,起步更早。新加坡很早就通过建立“市长班”、“总裁班” 和组织官员培训等形式,兜售“新加坡模式”。

  本人在新加坡工作生活达11年之久。11年间,我缔造过辉煌,也蒙受过不幸。“鱼游水中,冷暖自知”,我对新加坡的社情民生有着切身感受。回到祖国之后,异国的得失成败对我来说,“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 。但祖国的安危祸福却永远萦绕心头。借鉴新加坡执政模式的提法,让我惴惴不安。

  本人观点和理由如下:

  首先,所谓的“新加坡在一党长期执政之下能建立公民社会、经济开放和坚守司法独立等制度”,并不准确。

  第一,关于新加坡的“公民社会”。事实上,新加坡并未建立起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新加坡只有报业控股和新传媒两大传媒集团,均由政府100%控股,且同步审查新闻稿件。对于新媒体的兴起,在选举提名日前,特别宣布使用网上播客、网上新闻等方式竞选是非法行为。此外,经常通过对城市建设与生活保障基金的控制权,来干涉选民的投票行为,如取消“祖屋翻新计划”和“新新加坡股票”等。

  这种看似“合法”的手段,也是当年20宗针对反对党的“诽谤”起诉,悉数胜诉的玄机所在。

  所有这些,显然都与“公民社会”背道而驰。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于2012年12月20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地球上最不快乐的人群在新加坡。在这个花园式的国家里,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幸福,其普遍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受到有尊严的对待”。

  第二,关于新加坡的“经济开放”。新加坡的崛起,得益于天时地利:地处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地带,时逢周边国家动荡不安、欧美游资寻求出路且欧美国家希望在东南亚插入一个“楔子”的发展良机。除此之外,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主要受益于明显的功利主义。例如:当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显示出比苏中的计划经济更有活力时,新加坡积极仿效,乐此不疲;但当欧美国家利用人权价值观和国家福利来限制市场的过分自由和膨胀时,新加坡却视若无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种功利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下,道德和人格等核心价值沦丧为利益的工具。新加坡倡导精神文明,但为了繁荣旅游产业,却保留了红灯区,视之为合法存在;新加坡宣称痛恨赌博,但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却设立起两个赌场,并以“综合度假村”的名义进行伪装。

  第三,关于新加坡的“司法独立”。对此,不能只看表象,更要看其实质。司法独立的要旨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受法律之外因素的干扰。然而,在新加坡,司法体系沦丧为打击政敌的工具。最明显的证据便是,新加坡自其独立以来一直施行的《国内安全法》。这部当年主要用于对付马共的法令,授权政府不经审判即可无限期拘禁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一些早年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即因该法被拘禁长达20多年,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林清祥。此外,新加坡虽然在刑事立法上奉行“无罪推定”原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阳奉阴违,普遍实行“有罪推定”的做法。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常出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先入为主、事先定案。对此,本人的亲身经历可作有力例证:2004年12月8日,本人前往新加坡协助调查中国航油案件,所谓的“调查”尚未展开,我一下飞机就遭到逮捕,警方甚至没有出示逮捕证;未经审判,我就被监禁到日军侵占新加坡时留下的女皇镇候审监狱。其境遇之凄惨,比正常的监狱还要糟糕好几倍。一个法律上尚被推定无罪的人,为何遭受如此对待?判决生效之前,我再次被投入到女皇镇监狱,警方劝诱我放弃上诉,并以转到条件稍好的监狱为诱饵。不少人因不堪痛苦折磨,而被迫认罪或者放弃上诉。除此之外,新加坡法律公然蔑视“上诉不加刑”的法律基本原则,上诉失败者被加刑数倍的事例比比皆是。很明显,新加坡司法领域的种种,都与司法独立相去甚远。

  其次,新加坡模式是不可复制的。新加坡是弹丸小国,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实际就是一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城市。同时,新加坡也不存在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对经济建设和政治体制都易于控制。而反观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既有城市又有农村,56个民族共居,是一个典型的大而复杂的国家。“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管理一个城邦小国的模式,很难成功移植到一个泱泱大国。

  再次,新加坡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新加坡的体制是由在其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资政李光耀所创建的,它是一种家长式的治理体制。“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历史教训,不得不察。

  总而言之,新加坡模式是不可持续、不可复制的。**报告指出,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的发展模式,要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决不能邯郸学步。



来源:华夏时报

链接:http://news.hexun.com/2013-01-11/150076836.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3-3-15 16:25:52 | 显示全部楼层
王锦思:中国经济三次超过日本的启示


近日,中国有官员指出,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媒体7月30日刊发题为“中国称其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报道。由此可见,日本被中国超过已是大势所趋,甚至成为现实。不过,这并非中国经济第一次超过日本,而是历史上的第三次。我们从沧海桑田的中日经济发展变迁之中,可以看到中国命运的曲折多艰,悟出许多治国安邦的道理和思考,有许多启示和经验。

从古到今,中国共有三次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显而易见,从古代到清末,中国一枝独秀于东亚,曾占据世界GDP头把交椅、领先日本至少3000多年,即便甲午战争时,清朝的GDP也数倍于日本。而随着外强入侵、军阀混战、社会凋敝,中国的GDP不断下降,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日本GDP历史性地超过中国,改变了数千年来GDP弱于中国的局面。但是日本GDP领先中国的现实仅仅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就由于美国的战略轰炸而终结。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山下奉文中将宣布进攻美军命令,每一个将士都泪流满面,意识到同美国作战的后果。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在闻知偷袭珍珠港成功时,脸上显出失败的愁容。他认识到弱小的日本要与美国作战,简直是发疯。面对美军日益不休的空袭和打击,日本共损失50%的城市建筑、70%的工矿业、85%的军工业、90%的重工业、舰船和生产资料,共损失653亿美元,相当于1940年日本国家预算的十倍,导致经济倒退25年,使日本失去了再战的实力和信心,比军队损失更促使了日本决心投降。

不过,尽管中国比日本多打了三年内战,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远远超过中国。因为1949年新中国建国初期,饱经战乱的中国的GDP竟然相当于日本的两倍,由此可见战争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之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虽然中国人生活水平很低,但基本上安居乐业,比日本强出许多。

大跃进时代,“超英赶美”的口号激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就是因为不了解日本置之死地而后生,化腐朽为神奇,率先“超英赶美”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随着日本逐渐崛起,1960年GDP与中国持平。此后几年接连上窜,连续三年超过传统老牌欧洲强国,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日本经济鼎盛时期,中国经济规模只不过是日本的11.7%。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2008年跃升至300670亿元。三十年间,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升至全球第三位。2006年,中国赶上了英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中国,正在逼近日本!

按照中日两国增长速度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已是不争的事实。连日本内阁也坦然承认:“目前可以基本肯定,2010年日本将被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超越。”而在许多具体经济领域,中国早就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乃至跃居世界第一。不过,众所周知,两国经济具体情况仍有很大差异,中国人均年收入只有3800美元,这和日本相差很远。

2009年12月24日,《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分析评估,位居第二的是日本,中国仅仅位列第七,这显然比单纯GDP差距更加明显,同样落后于日本的领域还有很多。我们看到,即便甲午战争时期中国GDP超过日本,仍然免不了落后挨打。因此,看GDP的数量也要看质量,既看GDP本身也要看其他诸多领域,这是衡量一个社会和国家是否成功的标准。

中国GDP三次超过日本的历程,是一部血泪史,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衰落和挫折。也是一部奋进史,更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奋进和复兴。以GDP第三次超过日本为契机,中国人需要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就。 分享到0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0:45:0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已变为权贵资本主义 要么改革,要么文革



    网易财经3月18日讯 首届诺贝尔奖中国经济学家峰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开幕。

    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在演讲中讲解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制度基础,这种制度基础是建立在剥夺民权的基础之上。

    比如,投资依靠的是高税收,政府拥有不经民众同意而征税的权利。比如,出口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民众不能因为工资低而游行。比如,城镇化是建立在对产权侵犯的基础上。中国的工资总额只占GDP总额的8%,远远低于25%的平均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某种渠道,如贪腐,积累在国家的财富进入了一些特权阶级的腰包,使中国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了权贵资本主义。

    如何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权,把属于民众的权力还给民众。

    以下是文字实录:

    王建国:

    前面听了几位教授的演讲,让我很有启发,我主要讲中国模式与变革问题。

    第一点我想讲为什么经济模式很重要?如果你看一下中国三十多年前和三十多年后的经济发展和成长,你就可以看到,当时邓小平做的就是一件事,把模式改了,改了什么模式?我们叫改革,事实上就是政治体制上没变,经济制度上把原来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然后第二点,他把两个权利都扩充,第一是人权,以前你不能自由迁徙,还有不能自由择业,还有不能自由创新,这些都放松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人权放松了。还有产权放松了,尤其私有财产。

    这两个权利的放松,就改变了体制,所有制结构也改变了。但是另外一个限制他并没有改,就是权利还是中央集权。再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上层,还有权力之间相互不制衡。他就改了这一个,结果就到了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今天的中国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描述它,就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管制经济,我们又叫做全控经济。

    当我们讲到这个经济模式的时候,我记得费老讲,到底什么叫经济模式?其实我这几天晚上一直在想就是这个概念,下面我想给经济模式下个定义,什么叫做经济模式呢?可以看成四个战略的系统组合,或者叫做组合。四个战略组合是哪四个战略呢?第一就是价值承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必须对国民有一个价值承诺,这也是从商业模式借过来的。第二,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对他的国民制度定位,必须给制度有一个定位。第三,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怎么满足他的价值主张,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GDP的创造战略。第四,就是财富分配战略,实际上就是GDP的分配问题。这四个战略的组合构成了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不是战略,而是这四个战略的组合,并且是有一系列的活动系统构成的,这是一个定义。

    下面我们从这四个方面看中国模式。中国第一点就是价值承诺。如果你看我们国家或者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其实跟西方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照样说人权平等,照样说产权受到保护,照样说为人民服务,照样说执政为民,价值承诺我认为比西方讲的还好,或者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承诺。这是第一。

    第二,看中国模式的制度定位,制度定位主要是人权,产权,人权是不是平等的?你必须要定位。产权你也要给一个定位,是给它鉴定清楚,保护还是不保护。

    第三,就是权力限制问题,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哪里?来自上层还是下层?必须给它定位。

    第四,权力之间应不应该制衡,是制衡还是不制衡,这四个定位就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约束,你要一个模式必须有制度约束。中国后面的财富创造战略和财富分配战略,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里才得以实行。我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模式,财富分配战略,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制度不允许这么做,你想学也学不到。

    那我们制度定位,第一有特权,人权不是完全平等的,界定也不清楚。第二产权我们界定不清楚,也没有保护。第三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上层而不是下层。第四,我们界定的权力不制衡。这种制度定位就给我们第三大战略创造了条件,第三大战略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有几个特点,主要是政府投资拉动需求,需求拉动主要靠投资。政府通过高税收,高费,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上,然后用财政投资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这种拉动经济如果没有前面的制度基础是不可能的,你凭什么收我这么高的税,老百姓不让你收,那你的人权产权都不受保护,他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政府投资发展战略。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出口拉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出口拉动在经济成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出口拉动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最低工资,如果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美日都要游行的,我们不给你游行。就是说只有有这些优势,我们才可以跟别人竞争。所以我们经济拉动,第一是投资拉动,第二是出口拉动。

    第三就是城市化,这个城市飞速扩张,飞速扩张实际上就是把农村土地,把老房子,棚户区进行改造,变成框架,是变成这样,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我们中国模式是走不通的。

    另外,财富的分配战略,我们给你承诺了,一般来说我们要翻几番,要达到小康水平等等,这个就把普通居民的收入,通过高税收高税费变成了国家资本,然后再进行投资拉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财富分配战略就是这么一个战略。国家的投资占了GDP的24%,还有国家与社会资本没有算在里面,也就是大约有60%的GDP被政府和国家花掉了,留下的只有40%给所有的民营企业和老百姓。这就导致了我们内需是疲弱的。还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就是中国的这种分配制度除了政府拉动大部分以外,政府拉走的部分通过其他的途径转化成全国资本,我后面会说为什么会做这个转化。所以按照这个道理这个财富收到国家,由国家投资,可以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如果将这些资本从国家流到权贵手上,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化成权贵资本主义,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变成权贵,贪官,奸商聚集了大量财富,普通老百姓赚的很少,中国极少数人占了中国极大部分人的财富,这个不需要统计数字了。

    这四大战略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要素。另外讲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内生矛盾。刚才我们讲我们经济是定位在权力控制经济的,中央集权的权控经济导致了所有的生产要素,所有商品和资源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要受到集权的批准。如果没有权利允许你是进不了市场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管制,不管你是要拉项目还是做别的,都需要进行批准,都有管制,所以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污,权钱交易是中国模式的第一规律,它的价格配置资源是第二规律,第一规律就是贿赂价格配置资源,谁的贿赂价格高就流向哪里。这个权钱交易的模式就使得有权力的权贵得到巨大的财富,还有奸商也可以得到财富,贪官也得到财富。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就变成一个权贵资本,就以老百姓的成本获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国就从国家资本主义转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第一个矛盾。贪腐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矛盾,也是原因,也是动力。这就造成一个问题,老百姓收入低,房子被抢了,福利低,环境差,我们剥夺了老百姓的财富,还剥夺了环境财富,现在气是毒的,水是毒的,这是马云讲的,也不是我讲的,喝水得肝癌,呼吸得肺癌,所以我们这是剥夺资源损害后代的财富,用我们生活质量来换大量的资本,而这个资本又通过权钱交易转变成权贵的资本,那么我这个模式值不值?我以巨大的成本获得这个财富,值不值得?另外老百姓允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NO,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模块很快就会停止,它走不下去。

    最后怎么改革?只有一个字,刚才说权控经济,那首先我们要搞创新,搞资源包容,当然我们要承认改革取得巨大成果,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产生原因是非常可怕的,就是靠贪腐驱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官方是由官员管制的,官员没有动力他就不支持了,这个是我们这个模式不能长远发展的根本原因。怎么改?放权,把控制资源的权利放到老百姓哪里去,叫做返还民权,本来这个权力是老百姓的,你集中了,现在返还给老百姓,没有民权就没有民智,没有民智就没有民想。如果硬是不走,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我们都不想走,那么只有走这条路,我就讲完了,谢谢。
 楼主| 发表于 2013-4-16 11:02:32 | 显示全部楼层
信水清流2012年10月6日于广州
革命和改良的悖论

谁都希望改良,没有人希望革命。可是这个愿望和很多人希望成功一样都只能是愿望。

一个社会到最后出现了什么结局往往是出乎所有人意料,即使那些在第一线参与和推动的人。因为社会的变革是各种力量  不可知的力量合力的结果,再伟大的个人其实都必须承认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比如躺在广场的那块腊肉,雄才大略,心狠手辣,不过我相信最后那个结局不是他想要的  众叛亲离、身败名裂  很多人看不清,我相信以它自己的智力还是看得到这个后果的,它晚年的一些言辞也流露出来了。

在经济风云的论坛上,曾经有几位网友很为大清和袁世凯惋惜,很反对我支持工人维权的立场,在他们看来,唯一要警惕的是暴民而不是暴政,不知道几年过去他们是否改变了看法  现在不怎么看的到他们发言。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放开民众的手脚,努力发展经济的大清,壮志未酬就给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后来更加不堪的暴政出现,这个责任难道要老百姓来承担吗?换而言之,老百姓只能等待精英的安排吗?可是老百姓不是一代代人的等待精英安排吗?但是除了愚弄还是愚弄。最后他们只能以自己所能知道的方式进行反抗。

这个悖论早在法国大革命后就被学者发现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把(社会)罪恶当作命定来忍受是因为没有出路。一旦有出路可循,这些罪恶立刻便显得不可承受。而当改革开始上路,那么这些改革就会使还未列入改革的罪恶显得更清楚昭然,更难以忍受。”如果大家都过着赤贫的生活,社会可能还稳定,而发展的时候却会产生不稳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风险。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的时候,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的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

如果载沣和隆裕太后看过这段话,他们是否根本不应该派大臣出洋考察;不要释放想刺杀自己的汪精卫;不要把9年预备立宪改成5年。金三胖可能会含笑飘过,而卡扎菲则冷冷的打量着金三胖。

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果,无论你贵为卡扎菲,还是贱为阿Q,在历史的大潮面前其实根本无法选择,所以在1945年,香港只有60万人口,5年以后就是140万人口,30年后增加到600万人口,逃离是唯一的好方法,孔夫子也说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有没有在变革的时候发现危机然后戛然而止的?当然有,历史就象淘宝网,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沙俄的尼古拉二世  当时的俄罗斯和中国不同,中央政府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在1905年的大规模动乱后,中央政府反而在害怕动乱的贵族支持下加强了中央集权,“成功”的平息了暴乱,换来了“和平”,沙皇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从1885年到1900年期间,俄国的工业产值年增长率是5%到6%,在1890年到1904年期间,铁路通车里程增加了10倍,在1860年到1914年间,俄国在世界工业大国中从第七位上升到第五位。可惜后面的故事不说也罢。

那么历史的发展就象歌曲《错》:这样是错,那样是错,全部都是错。当然不是,追求幸福的良好途径就是普及教育和慎用暴力。最大的障碍是社会的、文化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态  缺乏知识和技术。换言之,就是缺乏使用钱财的能力。
 楼主| 发表于 2013-5-7 11:41:49 | 显示全部楼层
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

作者:宋鲁郑 (作者:旅法学者)
来源:《求是》   期号:2013/09 (转载自《红旗文稿》2013年第3期)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3 ... 20130426_226224.htm

   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

    一、近代以来的纵坐标

    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中国由一个“中央帝国”被带入强雄林立的国际体系。不管是满清还是随后的中华民国,尽管努力不止、代价不休,却都无法适应历史、回应历史,从而将中国带出五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低谷,国家和民族都沦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

    据中国当代国际法专家王铁崖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林林总总,将中国层层锁定,成为全球大小国家任意欺凌的对象。19世纪美国外交官、精通中国事务的何天爵曾愤怒地指出:“现代的万里长城主要是由鸦片箱构筑起来的。”

    中国彼时的国运正如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所叹息的:“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他们虽然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在这些弹丸小国眼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

    在世界新老列强瓜分中国达到高潮时,竟然出现了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荒唐现象:日本要求中国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法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岛不割让他国,德国要求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而这些列强瓜分时连最起码的外交程序也没有,直接派军舰占领,声称有租借的必要,就万事大吉;英国先是强迫中国向它借钱,当日本收到清政府以此借款支付的战争赔款而撤出威海卫时,英军就开进了。所有这一切,清政府都不得不全盘接受。

    这样的国家,其国民在世界上自然也备受歧视。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中方交涉,美国国务院竟回函称“美国大学没有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更使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和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尽管清政府如此不堪,相对而言,它毕竟对内还能勉强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对外则还能保持一个国家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而且战争结束和内乱平定之后还能有短暂的和平与喘息时机。到了所谓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亦即中华民国时期,则连这一点能力都丧失殆尽,甚至西方列强即使想签订不平等条约也不知道要和哪一个政府打交道了,百姓则是在接连不断的内战、外战和灾荒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苟延残喘。

    中华民国时代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37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挑战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

    在民国初年,中国有三条道路选择。一是旧体制内的新人物袁世凯选择走向帝制。二是代表体制外民间力量的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三是孙中山主张继续革命。然而,一番博弈下来,袁世凯固然称帝失败,横死而身败名裂。梁启超心仪的开明专制  君主立宪也同样没有实现。至于一向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仍然一败涂地,抱憾离世。中华民国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所有博弈者全盘皆输的历史阶段:帝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和的胜利,而是无一胜者,从而使中国陷入绝境和死路。《剑桥中华民国史》总结道:“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  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

    对民国,当时记者黄远庸(笔名远生,有“民国第一名记”之称)曾有如下评论:“一国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  中华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商人、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张謇(他曾被票选为民众“最敬仰人物”)1926年临死有如下遗言:“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成为一战、二战战胜国时也依然没有多少改变。一战后,中国代表团去参加巴黎和会,欲向法国总理颁发大总统勋章,却被一口回绝,最后什么权宜也没有争回。二战后,同盟国英美苏仍然侵害中国的主权,三国均在中国有军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权。

    蒋介石时期的中华民国究竟如何,不妨听听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口述自传》中打破外交惯例直言不讳的评论:“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30.5亿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共军,**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真正改变中国积弱积贫,一举消除了自曾国藩时代起就困厄国人的兵随将有的军阀化倾向,完全摆脱了国际强权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重建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还是1949年由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完成上述任务用了100多年。

    二、六十年一甲子的横坐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过一个甲子。纵向比,用台湾李敖大师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早就超越汉、唐。那么横向呢?我们不妨先从亚洲两大强国日本和印度说起。

    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是世界五强之一。这也是它在二战期间能够同时挑战美国、英国、中国以及苏联等世界大国的原因。二战它虽然是战败国,但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仍在。而且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和保护之下,享有巨大的和平红利。由于冷战的因素,得到了美国单方面的贸易优惠。60年间,它没有发生过战争、内乱,没有走过任何弯路。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20年后的今天,它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全球第一,高达225%  其政府预算中的一半要靠借债!2012年经济再度出现负增长,国民储蓄率(家庭储蓄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例)竟然连续5年仅为一向没有储蓄传统的美国的一半!与经济失去的20年相对应的,则是日本政治上混乱的20年。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7任首相、9个内阁  这其中还发生了6次内阁改组。这期间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零两天。21世纪头12年,更出现8个首相,11个内阁  这其中还有10次内阁改组。最短命的小泉第三内阁仅维持了一个月零十天(另一个短命的森喜朗内阁仅持续了三个月),实际已经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鸠山上台后竟然异想天开地“疏美亲中”、  2011年日本发生百年一遇的地震和海啸,时任首相的菅直人虽然无能还亲自指挥,结果导致核电站爆炸而在下台后被检方起诉!灾难过去几个月了,灾民还得不到安置,处于生活无着的状态。野田佳彦上台后竟然在主权问题上向中国挑衅(国有化钓鱼岛)。一个经济上20年无法摆脱困境、政治上20年持续混乱的制度,算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印度1947年独立建国,被认为接收了其殖民时代宗主国英国留下的民主、法治、行政体系以及流行全球的英语等优势资产。虽然前30年,发生过三次印巴战争、短暂的中印战争、全国性动乱引发的长达一年半(19个月)之久的全国戒严,但总体上来讲,其弯路要比中国小得多。尽管如此,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整体上仍然略优于印度(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印度和中国的差距迅速拉大。据印度媒体分析,经济发展上,它比中国落后10年,社会发展上,则落后30年。印度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贫穷人口比例,印度也相当于2002年时的中国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95年时的水平。在改善卫生条件上,中国领先印度17年。儿童死亡率,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世界还记得,2012年7月31日,印度发生了11年来最严重的断电事故,全国超过一半地区、约6.2亿人无电可用,受影响人数超过欧盟国家人口总和、美国人口的两倍。这不仅是印度10余年来最严重、也是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此时世人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竟然有1/3的家庭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

    尽管印度拥有很多的耕地,但根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饥饿指数(2011 Global Hunger  Index)显示,印度在81个国家中排名第67位(中国是第4位)  后33位被指饥饿是最主要的威胁,有两亿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全球饥饿指数根据一个国家营养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岁以下体重过轻儿童的比例以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等指标来衡量饥饿程度)2012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

    日本和印度,还有一个共性,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发表的2012年全球性别报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个国家中分别名列第101名和105名,远远低于众多非洲国家、中东国家。中国是第69名,名列亚洲最佳五强行列(该指数都分列各洲前五名国家),优于欧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匈牙利等国。

    最近,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起强奸案引发全国愤怒和抗议浪潮,就是对女性长期所受歧视不满的总爆发。根据路透社的调查,对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险程度第四高的国家,比索马里还要糟,略好于战乱不断的阿富汗。新德里更是以“强奸之都”而恶名远扬。印度除了严重的男女不平等,还有更触目惊心的种姓制度。目前印度低种姓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群体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视,再加上广大受歧视的妇女,这等于是说在印度绝大多数公民是二等公民。

    虽然日本和印度一个号称亚洲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一个没有平等或者严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是一个好的制度吗?
 楼主| 发表于 2013-5-7 11:42:12 | 显示全部楼层
再来看看美国。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陷入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5年间搞了四轮量化宽松却于事无补,其债务已经高达16万亿  奥巴马上任时还只是10万亿,他竞选时声称第一个任期要减少一半至5万亿,结果却是不减反增。今天的美国每花出1美元,其中的45美分就来自借债。经济危机中,许多中小城市宣布破产。如果不是宪法规定州政府无权破产,许多资不抵债的州也早踏上破产的境地。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设有债务上限的国家之一,但其债务上限自1960年以来,已经提高了78次,平均一年接近两次。债务上限的作用早就形同虚设。

    如果以冷战后20年来看,美国先是搞出互联网泡沫,后又搞出房地产泡沫,最后以次贷危机为标志,出现大崩盘。对外则战略性错误地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将其软硬实力无谓地大量消耗。

    从国家进步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内外战略显然都出了严重的问题,和同时期中国抓住每一个机会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面前,美国正在丢失一个个桂冠: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超越英国后,100多年来第一次被另一个国家反超)、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专利申请全球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达到50%!

    对于美国的制度,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倒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一席话,颇令人寻味。卡特2012年年末参加“三亚财经国际论坛”表示,他本人很讨厌攻击中国的言论,但很不幸,这就是美国政治生活运转的一部分,幸好选举结束后,这些言论会自动消失。

    和卡特只谈现象不同,美国也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美国民主制度本身。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有如下的评论:现在大家把民主奉为神圣的信条,殊不知建国之父很少谈民主,他们是以共和的原则来建构国家。民主与共和的一大区别在于,民主相信多数人,共和则对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设计一套制度来抑制变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力。

    和强调自由企业法则的美国不同,欧洲则是以福利制度为基础的庞大官僚体系、持续升高的收入再分配制度(税收)和政府控制企业为特征的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也同样不可持续。今天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最重的希腊,失业率高达25%,青年人失业率高达60%,百姓生活整体倒退10多年,许多孩子被父母抛至学校、幼儿园、政府机关。希腊原本是欧洲自杀率最低的国家,希腊东正教更拒绝为自杀者举行葬礼。根据希腊卫生部报告,2011年上半年的自杀率与2010年同期相比暴增40%,甚至发生了在雅典宪法广场举枪自尽、带着90岁老母亲一起跳楼的骇人案例。

    西方在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挑战面前,既没有出现指点迷津的思想大师,提不出指向性强、思路清晰的改革路线图,也没有出现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那样的政治领袖,以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整个社会依然处于混沌、迷茫、束手无策的境地,其精英的制度自信心迅速下降。

    中国崛起过程中,西方一直都在质疑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应该说,谁都不是预言家,中国模式未来是否能够持续只能由历史来验证。但历史(这场危机)已经告诉我们,欧美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进行重大、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否则将很难渡过难关。

    类似于今天西方经济危机的考验,自中国崛起以来已经几乎成为常态。上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危机,90年代先是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再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危机。  但中国大陆不但没有发生类似的危机,而且顶住了各种危机的冲击,进而又不得不担负起克服危机的区域或全球性责任。今天的中国,被称为金砖国家,但在五大金砖国家中,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远超其他四国总和(广东一省国内生产总值2008年就超过南非,和荷兰不相上下),全球竞争力更是以名列第29位而远远把另外四国抛在身后(巴西排名第48,南非排名第52,印度排名第59,俄罗斯排名第67)。反腐败问题,中国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也是表现最好的。根据透明国际2011年排名:巴西73位,中国75位,印度95位,印尼100位,墨西哥100位,孟加拉国120位,巴基斯坦134位,尼日利亚143位,俄罗斯143位。

    三、中国制度模式的特点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当回顾历史,环顾全球,只要尊重客观事实,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制度不仅是100多年来中国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总体看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制度。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读中国的制度模式呢?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以领导权力的更替为例。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最后,不妨借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一段话作为中国复兴的注脚。他在2008年7月参加中国经济变革3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说:“过去30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以外的人对此并不十分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担当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不是从欧洲每年进口1000亿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10年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的商品,也不是对欧洲的投资超过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不是减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多少债务和提供了多少援助,而是中国走出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这也难怪《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地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显然,当西方精英开始失去自信的时候,中国正迎来自己的自信时代。
 楼主| 发表于 2013-8-14 17:17:0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
作者:韦森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 ... _2010091018354.html

  按语:2010年3月27日,由胡德平先生和经济观察研究院新望院长主持,秦晖、华生、陈平、魏加宁我们几人在北京就最近一个时期为媒体所热炒的“中国模式”概念进行了对话。以下是我在3月27号发言的整理稿。这篇对话稿整理出来后,曾发给了我,我即做了一些修改增补。本文已经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5日43版,这里是全文。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了国内外媒体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且最近的讨论越来越多。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缘故,有些国内媒体曾专门邀我就此话题写点文章,也有一些大学邀我专门就这个话题做讲座。最近看了一下有关文献,我才注意到,原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在其有关“北京共识”的文章中就曾使用过“中国模式”概念。最近,有一本被国内国际媒体炒的很热的书,就是一位叫马丁·雅克西方人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在这本书中,雅克提出,过去两百多年间,是西方国家主导世界。在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的崛起,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不再是唯一选择了。因而雅克认为,我们将进入一个现代性并起与竞争的时代,而这个新世界的主角正是中国。雅克的这本书,无疑又为目前已被东西方媒体热炒的“中国模式”话题的讨论加了一把火。但是,我们注意到,尽管西方学者近些年来就很喜欢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直到最近,我们的外交口径和中国学者一般不大愿意使用这个提法。只是在最近,国内媒体和学界谈论这个话题才多了起来。

  为什么西方国家媒体和观察家们近些年老是喜欢炒作“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的GDP增加了31倍(也有人计算,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过去30年中国的GDP实际增长了大约16倍)。不但数字告诉了这一点,中国的快速增长,也是在中国的每个人时时处处感觉得到的。昨晚,我第一次坐火车到北京,坐的那趟车的软卧相当舒服,新车里面各种设备和条件都是一流的,这在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看不到。另外,经常在国内、国外旅行的人,也常常会发现,近些年国内新建宾馆的豪华程度也没得说,就连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没法比。这些年,中国经济确实在高速增长,那么多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那么多豪华宾馆和饭店开张,老外来到中国,一看就傻眼了,故提出个“中国模式”概念,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人自然会想,既然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确实高速成长着,那么,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或按照张五常一个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这样快的增长。于是,一些外国人自然而然地想出了一个“中国模式”概念。

  事实上,面对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增长,国内学界近年来也不断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贡献因素进行反思。这个周一,张维迎教授来复旦做了场讲座。我在给他做评论时,首先就问听众和学生们这样一个问题:“要你用一句话概括中国这30年高速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你们说是什么?”一提这个问题,大家几乎不假思索地同时回答到:“这是因为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这差不多一下子就答道点子上了。这实际上说明,大家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放出了一个市场经济。反过来说,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肯定没有我们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坚信市场经济,并在任何场合都要反复强调这一点,任何适合都不动摇。尤其是在2007年世界金融风暴袭和世界经济衰退接连发生后,西方一些左派的言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说美国也“社会主义”了。在这当下,我们更应该相信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资源配置体制,常常会出许多问题,但这丝毫否定不了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目前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点。故此,我常常讲:在当今社会,如果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还怀疑市场,那他那个“经济学家”的名号是要打问号的。维迎在复旦也大致讲出相类似的一句话:“经济学家的天职就是捍卫市场”。我们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我国30年改革,最主要的成就和最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放出了市场,从而市场经济不断的成长、发育和扩展。这一点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在政府放开和引入市场的同时,它本身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强势地参与了其中。政府参与市场,各级政府本身的行为乃至运作方式也随之“市场化”了,乃至政府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最强大的、最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无处不在的市场参与主体。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这盘大游戏中,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且比谁跑的都快,比谁都强壮,这还了得?在这种强势政府下主导市场的独特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中,政府不仅指挥市场、驾驭市场、调控市场、命令市场,还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和运作,乃至在2008年以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的刺激经济的计划实施中,政府竟成了全社会内部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刚才华生说,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中国模式”这个东西。最近,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也说,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但另一方面,一些西方观察家和媒体人士却数年来一直在侈谈“中国模式”。这将如何看?基于上述观察和认识,我个人有一点介于科尔奈、华生和西方观察家之间。我的基本看法是,目前可能正在形成一个古今中外所前所未曾有过的独特的“中国模式”。其理由是,上面所说的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独特或言典型特征已经开始显现了。

  为什么说当今中国有可能正在形成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呢?近些年我的一个感觉是,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甚至统御市场的模式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逐步成型,且政府主导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政府本身卷入市场越来越深。这个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非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很难找到类似的情况。

  回顾过去30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觉得大致可以把这30年的改革过程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从形式看,先是我们实行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再是城市的一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但是就其实质来说,我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最主要的社会转型是政府逐渐放出来了市场经济。第二阶段是从1994年到现在。在第二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体制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实质上都几乎以超过GDP增速两倍的速度在快速增加,有些年甚至超过了GDP增速的3倍。近十几年政府财政超高速增长的结果是,政府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1.2倍。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控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

  在过去30多年,尤其是在1994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过程中,人们往往只是注意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一面,只看到各地高楼大厦一片一片崛起,一条条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在飞速兴建,一座座彩虹般的大桥横跨中国的江河之上,但发生在社会深层的一些过程,却往往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所掩盖了起来。譬如,如果细心考察2000年到2008年这9年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如果你把每年财政部的预算报告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当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计划目标与当年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放在一起来比较,你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这9年间,中国的财税部门几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二百的增幅超额完成了自己所定的财政收入增收的计划。譬如,2000年,财政部定的当年的财政收入计划是增加8.4%,但实际却增加了16.9%,完成计划的201.2%;2001年,计划财政收入增加10.3%,但实际增加了22.2%,完成计划的215.5%;2006年,计划增加12.0%,实际增加24.3%,完成计划的202.5%;2007年,计划增加13.8%,实际增加了32.4%,完成计划的234.8%!这么多年政府财政收入如此超高速地增长,一个社会后果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于是,一个强势政府控制、主导和驾驭市场的独特的社会体制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渐渐成型。

  
 楼主| 发表于 2013-8-14 17:17:22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正在可能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模式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有区别,我想,其主要区别在于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中,政府的基本政治导向是尽量用计划机制挤压和排斥市场,并尽最大努力来缩小市场机制的范围,以达到政府用计划机制统御全社会的整体目标。在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政府是放出了市场,引入了市场,因而不再排斥市场,并常常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法强势地参与并驾驭市场。这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本身作为掌控着巨大自然资源和金融资产的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的驾驭者的双重角色,为处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上的一些官员运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配置权力(包括征税、财政支出、政府投资、土地和矿产的运用和利用等等)进行个人以及家庭和亲属的寻租创造了诸多空间和可能。近些年来,各级和各地政府官员腐败大案要案不断出现,且屡治不果,甚至在增设了中纪委、审计局和反贪局三套反腐倡廉的控制系统和制度机制,都无法完全堵塞和制止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寻租的发生和蔓延,其制度根源恰恰在于这种正在渐进成型的强势政府参与并统御市场的体制模式。

  这种尚未固定且本身处于转型过程中“体制模式”的效率如何?在回答和认识这个问题上,国内各界显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我感觉,人们的分歧还是发生在如何理解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上。这里,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在从一个政府统御社会的计划体制向一个政府主导市场的市场化社会的转型中,在一个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的低发展国家,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和竞争机制的生成会自发地导致经济的高速补长,而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又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所爆发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绝好的机遇。在这一国内国际格局下,市场本身解放和扩展所爆发出强劲的增长动力,又被政府发展市场经济政策导向和和参与市场的推力所增强,于是,就有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接近十个百分点的快速增长。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伴随着这种“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渐进成型和运作,中国过去30年确实有着高速的增长,但是未来呢?未来这种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转型体制还能支撑、蕴育并维持过去30年那样的高速增长么?

  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后,西方国家可能会长期时间陷入一个慢性的复苏过程之中。过去中国依赖超高速外贸出口的增长模式也显然难以为继。在这种国际环境中,我怀疑,甚至担心,我们目前这种强势政府运用和统御市场的模式,会把我们在过去30年“引入市场经济的增长红利”快给吃尽了。吃尽了引入市场经济的“红利”,还靠什么来拉动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谈到这里,我想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目前“可能渐进成型中国模式”,一个是作为我们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理想社会模式”。如果说目前人们往往会把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种处于转型过程中的非稳态的“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讨论并企划我们国家的“理想模式”,应该旨在为未来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的久远福祉寻求制度保障。

  众所周知,从20世纪八十年起,我们国家就把发展市场经济确定为基本国策,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但是,一个21世纪的“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目前似乎并不清楚。我个人认为,如果整合“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我们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这两个基本维度,应该进一步把“构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确定为我们下一步的社会发展目标。

  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才能被认作为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为什么只有在民主和法治的条件下才会有“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很显然,这都是些极其复杂且颇具争议的重大论理论问题,需要政治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深入讨论,以求逐渐达成某些社会共识,这里我们无法展开说明了。我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法治和民主,对我们的目前社会来说,早已不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因为,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以及中国**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把民主与法治确定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发展目标。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到底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民主?或言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法治?什么样的民主?

  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法治,并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守法,即政府及其官员在事先制定的抽象规则的约束之下。政府守法,意味着政府及其任何政府官员的权力都不是无限的,是应该受到宪法和各种行政法规所实际制约的。政府守法,受预先制定的规则约束,就是宪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法治理解为宪政民主。认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政治学上来说,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任何政权和政府一旦建立,都秉有无限扩张自己权力和利益  尤其是征税  的冲动。一个实际不受宪章性法律约束和人民意愿制约的政府,自然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并有不断增加税收的冲动。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尤其是政府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个社会能会是稳定的么?这些年我也一直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不受任何实际约束的政府,可能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在长期来看更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讲更危险。在无宪政民主政制的政府的治理之下,民众的福利肯定不会太高,且该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绩效也可能比计划经济体制更为糟糕。这说来不仅仅是个纯理论猜测。因为,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的长期经济停滞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法治就是且首先是政府守法,政府的行为要在宪法划定的范围内,那么,民主,也不仅仅只是个选举  或言普选权  问题。最近,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短评中,我曾提出,民主政治,不只在是个在形式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以及党内民主问题,而实质上是个政府的民主预算问题。没有预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将是空的。没有预算民主,法治国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没有民主预算,中国经济从长期来说将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近年来,我一再呼吁,要从修改我们的预算法开始,再考虑修改宪法,逐步建立民主预算制度,从而逐步推进我们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什么是预算民主?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征税要征得纳税人选出来的代表的同意和批准后,才能征收;政府的财政支出,每笔钱花在什么地方,也必须向纳税人及其代表交代清楚。只有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权受到到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同意和批准后才能征收,只有政府的财政支出对纳税人来说透明了,并受人民选出来的代表的实际审议和约束了,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

  概言之,到中国社会演变发展到今天的节骨眼上,越来越多的国人正在逐渐达致这样一个共识:没有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就难言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良序社会。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都在呼唤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首先在呼唤着民主预算。

  2010-3-31韦森修改定稿于复旦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都市世界-城市规划与交通网 ( 京ICP备12048982号

GMT+8, 2021-4-12 23:39 , Processed in 0.097003 second(s), 22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