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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转载] 中国模式的迷思——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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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14 17:17:3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正在可能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模式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有区别,我想,其主要区别在于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中,政府的基本政治导向是尽量用计划机制挤压和排斥市场,并尽最大努力来缩小市场机制的范围,以达到政府用计划机制统御全社会的整体目标。在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政府是放出了市场,引入了市场,因而不再排斥市场,并常常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法强势地参与并驾驭市场。这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本身作为掌控着巨大自然资源和金融资产的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的驾驭者的双重角色,为处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上的一些官员运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配置权力(包括征税、财政支出、政府投资、土地和矿产的运用和利用等等)进行个人以及家庭和亲属的寻租创造了诸多空间和可能。近些年来,各级和各地政府官员腐败大案要案不断出现,且屡治不果,甚至在增设了中纪委、审计局和反贪局三套反腐倡廉的控制系统和制度机制,都无法完全堵塞和制止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寻租的发生和蔓延,其制度根源恰恰在于这种正在渐进成型的强势政府参与并统御市场的体制模式。

  这种尚未固定且本身处于转型过程中“体制模式”的效率如何?在回答和认识这个问题上,国内各界显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我感觉,人们的分歧还是发生在如何理解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上。这里,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在从一个政府统御社会的计划体制向一个政府主导市场的市场化社会的转型中,在一个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的低发展国家,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和竞争机制的生成会自发地导致经济的高速补长,而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又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所爆发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绝好的机遇。在这一国内国际格局下,市场本身解放和扩展所爆发出强劲的增长动力,又被政府发展市场经济政策导向和和参与市场的推力所增强,于是,就有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接近十个百分点的快速增长。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伴随着这种“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渐进成型和运作,中国过去30年确实有着高速的增长,但是未来呢?未来这种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转型体制还能支撑、蕴育并维持过去30年那样的高速增长么?

  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后,西方国家可能会长期时间陷入一个慢性的复苏过程之中。过去中国依赖超高速外贸出口的增长模式也显然难以为继。在这种国际环境中,我怀疑,甚至担心,我们目前这种强势政府运用和统御市场的模式,会把我们在过去30年“引入市场经济的增长红利”快给吃尽了。吃尽了引入市场经济的“红利”,还靠什么来拉动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谈到这里,我想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目前“可能渐进成型中国模式”,一个是作为我们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理想社会模式”。如果说目前人们往往会把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种处于转型过程中的非稳态的“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讨论并企划我们国家的“理想模式”,应该旨在为未来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的久远福祉寻求制度保障。

  众所周知,从20世纪八十年起,我们国家就把发展市场经济确定为基本国策,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但是,一个21世纪的“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目前似乎并不清楚。我个人认为,如果整合“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我们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这两个基本维度,应该进一步把“构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确定为我们下一步的社会发展目标。

  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才能被认作为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为什么只有在民主和法治的条件下才会有“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很显然,这都是些极其复杂且颇具争议的重大论理论问题,需要政治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深入讨论,以求逐渐达成某些社会共识,这里我们无法展开说明了。我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法治和民主,对我们的目前社会来说,早已不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因为,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以及中国**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把民主与法治确定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发展目标。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到底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民主?或言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法治?什么样的民主?

  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法治,并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守法,即政府及其官员在事先制定的抽象规则的约束之下。政府守法,意味着政府及其任何政府官员的权力都不是无限的,是应该受到宪法和各种行政法规所实际制约的。政府守法,受预先制定的规则约束,就是宪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法治理解为宪政民主。认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政治学上来说,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任何政权和政府一旦建立,都秉有无限扩张自己权力和利益  尤其是征税  的冲动。一个实际不受宪章性法律约束和人民意愿制约的政府,自然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并有不断增加税收的冲动。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尤其是政府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个社会能会是稳定的么?这些年我也一直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不受任何实际约束的政府,可能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在长期来看更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讲更危险。在无宪政民主政制的政府的治理之下,民众的福利肯定不会太高,且该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绩效也可能比计划经济体制更为糟糕。这说来不仅仅是个纯理论猜测。因为,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的长期经济停滞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法治就是且首先是政府守法,政府的行为要在宪法划定的范围内,那么,民主,也不仅仅只是个选举  或言普选权  问题。最近,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短评中,我曾提出,民主政治,不只在是个在形式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以及党内民主问题,而实质上是个政府的民主预算问题。没有预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将是空的。没有预算民主,法治国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没有民主预算,中国经济从长期来说将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近年来,我一再呼吁,要从修改我们的预算法开始,再考虑修改宪法,逐步建立民主预算制度,从而逐步推进我们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什么是预算民主?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征税要征得纳税人选出来的代表的同意和批准后,才能征收;政府的财政支出,每笔钱花在什么地方,也必须向纳税人及其代表交代清楚。只有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权受到到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同意和批准后才能征收,只有政府的财政支出对纳税人来说透明了,并受人民选出来的代表的实际审议和约束了,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

  概言之,到中国社会演变发展到今天的节骨眼上,越来越多的国人正在逐渐达致这样一个共识:没有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就难言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良序社会。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都在呼唤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首先在呼唤着民主预算。

  2010-3-31韦森修改定稿于复旦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9 14:03: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模式的六大独特之处
作者:张维为



  中国模式总体上是一种“稳健改革模式”,它有下列独到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多年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总人数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至9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瘫痪,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当地学者告诉我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像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金融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书中,我又把中国模式归纳为8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某些领域内的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也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智慧。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鲜有成功,这是我走访100多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这些与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腐败程度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几乎都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易如反掌地获得实权,为自己的腐败找到合法的保护伞。



  而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转型导致了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全面瘫痪,结果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问题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相比之下,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成为亚洲反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我们今天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却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异教徒送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这样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前欧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30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在的近80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年反复讲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楼主| 发表于 2014-1-22 15:43:37 | 显示全部楼层
法西斯主义式的资本主义

    韩毓海

    现在研究中国的人,只研究中国,对世界的问题不太了解,这当然还是一个小问题。更主要的是,我们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研究,往往没有历史的视野,特别是经济史的水平比较差,搞经济的人,往往只是从一些抽象的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而不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产生和发生作用的。而不知道历史的人,说话往往就很绝对,但好处是声音特别大,因为没有历史观念,自然也就很容易天然的得出一些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看法。

    比如说,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他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写了一个书,叫《金融的逻辑》,也很畅销,我前两天学习了这个书之后,吓了我一大跳。我说我的天哪,这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可真不得了啊。为什么不得了?当然首先是因为他讲了不少大实话,比如他说概率论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想用数学的办法来算出投机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但实际上,市场风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风险不是数学工具能算得出来的,――这对于那些把经济学吹成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科学的说法,当然是个很大的嘲笑。还有,他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钱,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很多财富,那个时候所谓中国的“穷”,不是说中国没有财富,而是说没有把财富统统变成钱、没有把真正的财富变成“纸上的富贵”、变成钞票而已,这个说法,恐怕也会使那些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说成“人间地狱”的糊涂虫们很不自在。作为一个着名经济学家,陈教授确实敢言,比如,他说中国过去改革开放前是有财富,只是有政策管着,不能变成钱而已。这个话就很有意思,别人恐怕还真不敢这么说,或者不愿这么说;他接着又很精彩地说: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说是创造了财富,而是创造了钱,当然还创造了债务,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方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财富变成钱了。怎么变成钱了呢,他说我们通过四种方式把财富变成钱了:第一个是,我们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变成钱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卖土地就变成钱了。第三个是把个人和家庭,把他们的未来给卖了,又变成钱了,第四个是,把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当债券发售,把未来透支了,更变成钱了。不过他说现在还有阻力,就是卖得还不彻底。等政策全面开放,把所有的财富都卖成了钱,把未来也都统统透支了,中国就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了。简而言之,这个穷得只剩下钱的中国与世界,就是陈先生的理想。

    可惜,陈志武教授的理想,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就被一个德国女思想家说成是人类的末日,甚至被她说成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这个人叫汉娜·阿伦特,大家知道,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她的名言是:资本主义乃是一个彻底的“无财产社会”,因为它要把一切人类财产都变成纸上的富贵――就是钞票。由于钞票不是财富,也不是财产,因为钞票的价值是随时变化的,是水一样哗啦啦流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所以,那些手里有一大把钞票、债券的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钞票保值,于是他们要么投资地产,要么要投资股票,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末日,都是与房地产和股票的泡沫一起到来,因此她说,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埋藏着要消灭一切人类财产――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财产的邪恶逻辑。而比阿伦特还要早得多,另一位伟大的德国人――依曼努尔·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出:英国人与荷兰人发明了一种野蛮的毁灭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战争国债,它使这两个小国能以不断借债的方式,得以超出其国力数十倍的能力不断发动战争,同时又以战争和掠夺别人财产的方式来壮大和发展自己,康德说:欧洲的金融制度,就起源于战争融资制度,而战争国债的方式,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永久威胁。众所周知,不久前,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把美国推向空前的经济危机的,不是哪一届政府,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套经济哲学最荒谬之处是声称: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负债和透支未来而变得无比强大。而正是这样一套经济哲学摧毁了美国。――而这位法学教授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是,陈志武教授却告诉我们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有钱?是因为美国人特别聪明,他们早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负债”、透支。美国为什么这么先进?就是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个负债经营、透支未来的优秀制度。为什么美国会产生负债经营的制度呢?用他的话说就是:美国的文明太先进了,它天生了自由和法制,养育了勤劳和自立的民族性格。反之,中国人没钱,就是因为文明有问题,中国人胆子小、不敢负责,结果造成中国人不敢负债,不愿自立,而是一切靠家庭、集体、靠社会、靠国家。所以干脆受穷。

    我想,如果阿伦特、康德再世,他们读了陈教授的书,会有什么想法,如果这书翻译成英文,奥巴马教授读了,他会有何评论?惭愧得无地自容也未可知。一方面,陈教授似乎不太可能比阿伦特和康德更了解欧美历史,――不但陈教授不可能,恐怕谁也不可能,而且,好像他也不太可能比奥巴马教授更了解美国,如果那样,去年的11月4日被选上总统的就可能是陈志武而不是奥巴马,但是,另一方面,陈志武教授却被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推荐为“最懂得欧美和经济学的人”,甚至比欧美自己还懂自己,所以看到他的书,我一方面是吓了一大跳,另一方面是设想这个书如果被欧美的明白人读了,究竟是个什么感想。他们会怎么看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的经济学。

    所以,今天想起毛主席讲的那个话,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好,教书的人也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起码这三条,第一,言必称希腊,即使你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关于欧美和希腊的来历、利弊,你真能说清楚吗?第二,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对我们的传统缺乏了解,也不愿意研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欧美通自居的经济学家,没准在奥巴马这种明白人眼里,可能真的就是“特傻特天真”。毛主席说是一百年以来,现在是两百年了,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纠正的学风,但是要纠正,也要从很具体的学术工作来做。

    顺便说一下,我当然尊重陈教授,而且他对金融问题的很多见解我是赞同的,比如他说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有钱,这个说法很明快,但是“没有钱”的说法实在太简单了,实际上,应该说是“国家没有解决好货币主权”的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4-8-7 14:42:38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维为(1):中国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
2014/8/7 6:12:1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副主席张维为近来发表了有关中国改革崛起的系列讲话。本文开始逐步将其讲话中有可能反映“中央大脑”的要点摘录如下。

张维为一方面承认中国走向民主是内需之必然。

他说:“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

另一方面又否定了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

他说: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而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却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我想起了英国大政治家丘吉尔在40年代评论西方民主制度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与其他制度相比较,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我这里只想套用丘吉尔的句式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问题和抱怨为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别的模式似乎还没有中国模式好,也就是说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可能属于最不坏的发展模式。当然,我把中国模式看做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

在张维为看来中国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他说: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回答也体现了中国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认知。

   张维为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因为诞生了一个中国模式,其实中国经济成功的本身就是引进消化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企业管理模式和先进技术。中国模式的实质是靠“中央威权”统治主导经济发展,随着政府腐败恶化“威权”的权威受到质疑和挑战,这种模式还有可持续性吗?
 楼主| 发表于 2014-8-7 14:46:18 | 显示全部楼层
几乎一切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都有工具性的一面,这是一个现实,我们要承认。我们追求一个东西,即使看起来本身并无明确效益,但我们通常会对那个东西感兴趣,去关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可以达成某些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一切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工具的。但我们不会因为所有价值都有工具的一面,便认识为它们仅仅有工具的一面。我们要注意到,有些价值本身有其独立的、内在的意义,这种内在价值,我们不可否定。.

我有一个感触,在中国近代追求自由时,往往过于强调自由的工具价值,例如我们相信,如果社会里的自由制度多一点,每个人的自由空间多一点,可以激发更多的活力,刺激社会更好的成长,可以养成更有责任感和能力的国民。自由是达成这些重要目标的一个手段或者工具。这些都是事实,自由的确有其工具价值。可是如果我们只把自由看成是工具价值,一旦发现有另外一种方式,例如集体主义在某些条件之下的确可以让大家发挥潜能,获得良好的社会发展,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自由了?应该不会。即便自由不是达成某个目标唯一的一条路时,我们也并不可能因此抛弃自由。这背后的理由是自由内在的价值。可那是什么呢?

    自由的内在价值牵涉到一个基本原则:人应该过得像一个人,每一个个人能够活出人的尊严、价值、发展潜能等等。只有一个拥有自由的人,才能表现出这些特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其实是对他的人格和价值有着比较高的期待,因此自由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让我们假定,用集体主义的方法可以很快的达成文明的发展,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些目标都有某个程度的价值,我也相信一个集体主义的制度,可能可以很快达成国家发展的目标。可是我们想想国家发展的目标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要让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个国民都活得更好,丰衣足食,免受疾病、贫穷、外敌之威胁吗?而这些东西又为了什么?当然是每一个人能够活得有尊严、价值,都活得像个人。但是这种活的方式也是一种自由的状态。终极而言,自由主义或者是自由的价值有其工具面,但也有其内在面。

    当然,在谈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很多社会制度时,我们得把相关的政治价值从工具跟内在两个方面来看。如果只谈内在价值,会变得很空,脱离了现实;只谈工具价值,则容易被取代,所谓秋扇见捐。这两种态度都是只见一面,并不全面。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的发展方向或是力量,诚然始终遭遇许多挑战,不仅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族主义或者是后现代思想,在历史上各种保守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左派,都对于自由主义都提出过挑战。然而,自由主义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其实需要挑战,自身才有调适、发展的机会,这是自由主义基本的哲学。似乎是密尔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敌人的话,守卫的兵士就去睡觉了;而因为自由主义一直有人向它挑战,所以自由主义才有发展的机会。我很认同密尔这个看法。自由主义的问题不是有人挑战它,而是遭遇挑战时,自由主义要怎么样响应挑战。

    这个时候,自由主义需要自己先想清楚,自由主义到底是在追求什么价值?经过深刻自省和道德承担,自由主义才知道自己已经有的东西是什么,哪些必须坚持,哪些要与时俱进。这些需要与时俱进的东西,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任务驱动的,看它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自由主义可能的着重点就不同。比方说像当年台湾处在一个党国专制体制之下,政府的威权性格很强,所以像殷海光先生他们一辈人就会特别强调追求自由,追求一套宪政民主体制,这个时候自由主义的论述很自然的就会发展这个部分,着重个人权利,健全法制,发扬民主,一方面限制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保障人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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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8-7 14:47:16 | 显示全部楼层
自由主义会跟着它所处的社会而变化。在威权和集中体制下,利伯维尔场、自由经济是自由主义的重要主张。但实现这一部分经济领域的自由后,在东方在西方,社会公正的问题都会凸现出来,利伯维尔场对于个人的自由造成某种妨碍,这个时候就变成我们必须要想到,应该用什么东西限制自由主义某些部分的消极影响?这个时候就要追求一些社会立法,以公共权力节制资本,进行再分配调整,这才是自由主义的三昧。从自由主义的通常批评来说,自由主义就永远是帮资本主义辩护吗?不是,自由主义它的根本价值是要让人活得像人,要看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状态之下,威胁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因素是哪里来的,从而做出自由主义的回答。.


我们的民族到底准备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和形象?这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着的一个挑战。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在半殖民地时期,中国的要务是争取它自己的地位。但今天中国已不仅是独立、自主,并且是在几方面都是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竟然在心情上面还有一种屈辱感,还念念不忘过去人家怎么欺负我,还斤斤计较人家是不是瞧不起我,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情绪顽疾,而回答的方式就是我们之前的阐述:大家好好想想,中国究竟代表什么?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在这个问题上面有过不同的尝试,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保守主义,但到今天看起来都只有局部的******,未来有待去探索。.打赏  赞  
 楼主| 发表于 2015-12-8 17:50: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文/罗伯特卡帕

    什么是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加上市场经济,或者威权体制加上市场经济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前二十年,曾令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一时令世界为之惊叹,大陆的领导人与愤青也一时忘乎所以,以为这种模式会成为世界的楷模。

    然而,如今中国经济在持续的衰退中,即使领导人想尽各种办法,如一带一路,高铁,地铁,亚投行等,然并卵。

    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不尽快转变模式,最后会死得很惨!

    昔日中国模式是权力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比较适合拥有庞大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比如,资本家看好一块土地要建设工厂,在民主体制模式下,资本家与农民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这可能会影响投资,进而影响经济。

    但是,在中国模式下,即权力加市场经济模式下,权力会动用一切力量,包括警察与黑社会,逼迫农民低价出卖自己的土地,而且出让土地的效率奇高。在权力的命令下,大片土地可以在一夕之间迅速变成工厂,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来工厂出卖劳力,在大量血汗工厂的带动下,经济可以实现快速增长。

    另外,在中国模式下,权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条高速铁路,从立项到审批到征用土地,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省却了民主体制下各方势力博弈讨价还价的时间。

    然而,当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存在,当东南亚与非洲的劳力比中国更加廉价,中国模式在发展经济上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相反,中国模式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

    比如,权力可以命令农民在一夕之间让出他们的土地,把土地变成工厂,变成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然而,权力却无法靠命令来产生高科技含量的企业,产生创新型的企业。

    在如今中国各大城市,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高新区,即高新产业经济区。中国模式可以靠命令来创造这些高新区,然而却无法靠命令产生高新区里的高科技企业。

    中国各大城市的高新区由于缺少真正的高新企业进驻,缺少就业机会,几乎都成了鬼城。而产生高科技企业,需要的是民主法治的制度与文化。

    比如教育,民主文化下的教育,课堂以讨论为主,老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与质疑精神,学校培养的是独立的公民。而在威权文化下,老师培养的是服从精神,重视的是死记硬背,寻求的是标准统一******,学校培养的是听话的臣民。

    在威权文化的教育体制下,学生很难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与质疑精神。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与质疑精神,就不会有发明创造与创新。

    除了民主文化有助于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与质疑精神外,民主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减少贫富差距。在威权体制下,财富更容易集中在极少数富人手中,因为制定法律的是他们,而不是占人口多数的人民。而民主是多数决,少数服从多数,当财富出现极大差距时,民主制度有纠偏功能。

    在昔日中国模式下,中国短时间内建设了大量的出口血汗工厂,可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但随着血汗工厂撤出中国,中国经济现在无法靠出口来拉动,只能靠内需来拉动。但中国的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财富分配不公,中国内需无法承担起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这是中国经济日渐下滑的根本原因。

    昔日权力加市场经济的模式的另一个弊端是缺少法治,权力大于法律,官员可以随意干涉司法的审判,比如,政法委的存在。

    没有司法独立的法治,就不可能有健康的金融业的发展,这就是中国股市不如赌场的原因。没有司法独立的法治,就不能有创新,因为创新得不到司法的保护,所有创新都会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中国被称为山寨大国,正是这种创新得不到司法保护的反映。

    原有的威权加市场经济的所谓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需要新的模式即民主法治加市场经济的模式。只有新的模式,才能让中国经济真正转型,创新型人才才能得到大批地培养,金融业才能健康发展,贫富差距才能缩小,国家才会进入长治久安。
 楼主| 发表于 2016-1-26 10:38:23 | 显示全部楼层
很多到欧洲的人,都会被西方人的懒惰所震惊啊,整天晒太阳,工作仅仅几个小时,动不动就休假旅游,高福利养了一大批懒人,勤劳吃苦,已经在新一代欧洲年轻人身上看不到影子!在各个大都市,根本看不到中国大都市这种高速运转、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一个快,一个慢,你说最后谁死?……

   

    既不努力工作,又要过好日子,那怎么办?如今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赌场资本主义。他们发明了很多的所谓金融创新工具,卖给发展中国家,也卖给自己人。其实就是赌博,他们自己算出自己获胜的概率高,你的概率低,于是你就把钱输给他了。

    这个方式一开始看起来确实挺好,挺挣钱,于是大家纷纷涌入诸如金融工程等专业,毕业后进入投行,而医生、教师、工程师这些本分的工作者,却往往被认为是没本事的人。社会的价值观变了,好人不再被好评。欧洲的文明真的没落了,他们确实出现了精神危机。

    欧洲经济滞缓,人民懒于工作,沉迷于物质主义,信仰危机,有文化传统原因。鲁索、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的极权主义思维仍在欧洲徘徊,反映在欧盟模式中。

    由法德两国领衔的统一欧洲运动,最近接连受挫,在主要推动者的法国,公投结果竟是「法独」占多数,不接受统一。

    按道理巴黎最热衷统合欧洲,但为甚么法国人拒绝了「欧洲宪法」?主要原因在于,在这种时刻,法国人想的不是希拉克(还有柏林的施罗德)要建立「新欧洲合众国」抗衡「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自己的经济利益,担心他们的福利等受到原东欧国家影响(波兰的人均收入仅是欧盟十五国的百分之四十二)所以投票结果越是下层法国人越是反对「统一欧洲」。

    法德两国领导人致力的统一欧洲运动受挫,亦使他们失去了对抗美国的势头,同时再次凸显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脱离美英的价值方向,走向衰落的趋势。自七十年代以来,欧洲(除英国等外)走了一条和美国不同的道路,结果陷入经济困境和信仰危机。
 楼主| 发表于 2016-1-29 17:54:43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才流失是中国最要命的硬伤

    作者:姚树洁

    中国大学的排名,有各种各样的指标,包括研究论文、发明专利、院士人数、国家级人才数量,科研经费收入等。另外,就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初次就业薪酬,升学率和出国留学的比率。

    当我看到留学的比例以后,久久难以入眠。第一,中国最好的大学,出国留学的比例是最高的。也就是说,中国最好的大学,把最好的学生源源不断地送外国外,其数量之大,当属世界之最。

    最近,一位叫“青塔”的发来一个题为“2015年211工程大学本科毕业生深造率排行榜”,里面提供的数据,着实让人震惊,当然,很多人却已经见怪不怪了。

    首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大、复旦大学、对外经贸大学,这五所国内最牛的高校,2015年成功地把3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送往国外的大学就读研究生。

    排在上述五所大学后面,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同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著名的高校,出国留学比例都超过20%以上。

    此外,中国最早的两所中外合作大学,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和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学,虽然学生规模比国内的高校小很多,但是,这两所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有80%以上的人直接出国深造。其中,诺丁汉大学宁波校区有20%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全球排名前10的大学读研究生,英国的五大高水平大学(牛津、剑桥、帝国理工、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是他们最愿意去的世界顶尖大学。

    好大学,国际化水平必然高,家长的收入高,孩子出国的可能性也大。这是为什么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西交利物浦、北京和长三角各个国家重点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出国比例最高的缘故。

    出国留学当然是好事,因为国外的顶尖大学,确实比国内的211和985大学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有着压倒的优势。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留学生最后都能回国服务也好,如果那些最优秀、最有研究天赋的人才最终留在国外,那么,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流失,财富的流失,对中国长期的发展来说,就是非常不利的。

    最好大学有最高的大学生流失率(指出国),到底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值得国内高校和********门的反思?

    数十年来,中国派往国外留学的优秀大学生和研究生多达200多万人。仅2015年一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就超过45万人,是1978年全国所有大学生数量的两倍。

    虽然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内大学的教师新酬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国内广大“青椒”的生活却因为“房子、教育、医疗”三座大山而感到生活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对那些“有幸”出国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来说,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对“洋博士”来说,只要在国外能够谋求一定职位,一般就不愿意回到国内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工作,这是吸引高端优秀人才的痛苦之处。

    国家的各种人才计划,对吸引少数高端人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大多数“千人专家”和“长江学者”,因为家庭、孩子和国内机制不配套的原因,不愿意彻底回国。相当比例的高层次人才,在国内干几年以后,又回到了国外。

    为了解决中国高端人才问题,必须两手抓。一手就是“割韭菜”式的,把一些在国外学有所成的高端人员引进来,为我所用;另一手,就是培养国内自己的高端人才,尤其是国内的顶尖大学,要想办法把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为国内输送大量的高水平研究和教学人员。不过,这两手抓,能否抓的好的前提条件,就是高校的体制机制建设,在这方面,国内211工程大学和985大学,应该多向欧美一流大学学习它们的有益经验。

    附件:2015年211工程大学本科毕业生深造率排行榜出炉!(青塔)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某某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出国率有多少多少,然而各大高校真实的本科毕业生深造率究竟是多少,我们其实并不太了解。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本科毕业生国内外深造率是衡量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参考,最近各大高校都陆续公布了2015年度的就业质量报告,青塔也独家统计分析了211工程大学的深造率,结果供大家参考。

    我们从各大211高校公布的就业质量报告中,对各大高校的毕业生人数、国内升学人数、出国(境)率进行了数据分析,从结果上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深造率位居前三,其中清华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深造率高达81.33%,北京大学以79.52位居第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77.67%位居第三,不过如果仅仅看出国(境)率的话,则北京大学以32.95%位居全国第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则以32.30%位居全国第二,两者的本科毕业生出国(境)率差距非常小,这也意味着北大和中科大2015年有将近1/3的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深造率排名前列的几乎都是顶尖的985名校,不过非985的北京邮电大学以64.94%的深造率位居全国第五,其本科毕业生不但在国内读研的比例高达42.01%,出国(境)率也高达22.92%,超过了很多的985名校。

    最后来看看211工程大学2015年本科生深造率的具体情况吧:(说明:截止统计日期,还有个别211高校未公布其就业质量报告,本次统计的高校数量为107所,其中个别高校未公布具体的国内升学和出国(境)人数,因此个别高校的数据暂空,但是总体的深造数据都公布了)
 楼主| 发表于 2016-5-20 16:45:23 | 显示全部楼层
胥志义:“中国模式”的内在悖论


    中国在最近几年一定会发生重大变化,变化的方向却不确定。我们曾说不走资本主义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但中国的变化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就是走向封闭僵化。二者必居其一。决定方向的因素在政治,政治是最难预知的变量。政治的不确定决定方向的不确定。然而有一点却可以确定,中国近期一定会大变。为什么?因为非驴非马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一,“中国模式”的形态特征

    1,计划与市场共存。每年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五年一次的经济发展规划制订,说明中国仍未摆脱计划经济框架。如果这些计划只是涉及经济环境的改善(如基础设施),经济政策的倾斜(如税收和信贷),则属于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服务的范围。但这些计划大多包含政府的生产项目管理和投资,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决策。这种微观经济活动服从于政府目标。另一方面,私有经济的发展和外资的进入,则是非计划产生的经济活动,它取决于社会个体的能力和意愿,并不受制于政府意愿和目标(比如GDP增长目标),经济活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服从于市场。所以中国存在两类经济活动,以完成政府目标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和以取得市场效益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2,存在不同质的市场主体。合格的市场主体应有什么特征?A,它是经济人和责任人;B,不具有强制力且非垄断;C,独立和完全的自由。显然,完全私有制经济中的私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大体符合上述特征。当政府直接进入微观经济活动(如垄断土地买卖),或政府扶持的国企参与市场活动时,市场中出现了不符合上述特征的市场主体。国企就是这样一个市场主体。国企是一个模糊的经济人与责任人,如国企经常出现贱卖国有资产和高价采购原材料,且经济责任模糊,没有具体的自然人责任主体。国企具有强制和垄断的特征,如石油银行电信的垄断。国企不能做到独立和完全的自由,其决策常受政府各种目标(如政治目标)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有经济包括外企获得快速发展,但中国国企在政府的支持下,在一些关键行业中也获得快速发展,于是市场中出现不同质的市场主体,它们之间进行着各种交易活动,由于不同质,这种交易出现大范围的混乱,它使真正的市场经济始终难以建立(参看《胥志义:混合性经济的失序与F·B》)。

    3,规则为经济发展服务。由于政府本身成为经济主体,且政府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发展压倒一切”的思维下,规则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保护民众权利的武器,而是为完成政府发展目标服务的手段。比如开放初期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予外资以超国民待遇,便破坏了公平规则。再比如我们实际上有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但在主要领导追求GDP的压力下,环境保护法律形同虚设。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仅破坏成文法,还破坏自然法。比如强制拆迁房屋,强制征收土地,便是一种强买强卖行为,与土匪的行径没有什么区别。它破坏了市场交易中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由买卖的约定俗成的自然规矩,侵害了市场主体讨价还价的权利,毁灭了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秩序,必然给社会带来混乱、给人民带来恐惧和不知所措。

    二,“中国模式”的内在悖论

    1,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悖论

    我们说要以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但实际上现在政府是在其发展目标驱动下,以政府意志来配置其控制的大量资源,这种政府意志与市场机制相互冲突。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每一社会个体或生产经营组织,或有自己的发展规划,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并没有具体的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千百万有着不同目标,不同利益的社会个体(企业),它们独立自主的决策和自由的经济行为,构成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体现。什么叫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千百万有着不同利益的社会个体,在完全自由基础上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竞争所产生的经济运行规律。没有千百万个体的自主与自由,便没有市场机制。所谓市场配置资源是千百万不同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没有千百万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主决策,便没有市场配置资源。所以,市场经济不能有强制,不能有垄断,不能有统一。

    政府大量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政府意志和目标的统一性,垄断性,强制性,将削弱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自由性和竞争性,由此带来市场信号失真,何来市场配置资源?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由于地方政府权力深度介入,房价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由此房价引导的资源配置(如土地、资金、劳力、相关产业等),是权力的意志,而非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那来的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本末倒置。所以,当政府为了自身经济利益或经济发展目标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时,不论是采取投资的手段,还是采取政策的手段(有时还叫政策组合拳),都将破坏市场机制。显然,只要一个国家有着统一的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如五年规划),并以国家权力即强制力的手段来保证其实施时,这个国家并不存在市场机制。

    问题还在于,现在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划不同,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规划不仅有数量增长规划,还有结构比例规划,它建立的前提是国家能控制所有的微观生产活动。但现在的中国,存在大量私有经济,国家并不能控制所有经济活动。所以国家规划只是经济总量发展规划,比如GDP增长目标。如果达不到GDP增长目标,政府会增加投资来达到目标。而这增加的投资,并无结构比例的考量。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既不受市场机制控制,也不受传统计划机制的控制。完全是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如财政收入)或政治考量(如增加执政合法性),运用权力的任性所为。

    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相互冲突,并不能相容于同一经济体中。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运行要么依靠市场机制,要么依靠计划机制,既有市场,又有计划,就会变成既无市场,也无计划。这是一个混乱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要解决这种混乱,要么走向计划,要么走向市场。

    2,国有制与私有制同存的悖论

    我们要发展混合性经济,直观地说,就是既发展国有经济,又发展私有经济。前面说了,国企(或政府)并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它借助于行政权力,具有强制和行政垄断的特征。这种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将破坏市场的公平和平等,妨碍市场自我均衡机制的建立。

    市场经济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既是交易经济的代称,又是社会个体相互联系,相互对抗的体系。生产者和消费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相互利益对抗。如买卖中的讨价还价。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对抗,表现为通过价格质量等相互争夺市场。消费者与消费者的对抗则会抬高稀缺品的市场价格。这种依存与对抗,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表现,没有这种依存与对抗,便没有市场经济。社会个体之间的平等则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

    显然,当社会中的某一市场主体特别强大时(比如使用暴力或取得垄断地位),必定对另外的市场主体构成伤害。我们为什么需要国家?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对任何一个特别强大的社会个体进行制约(而不是消灭),或对弱势的社会个体进行帮助(也不是使其变得特别强大),从而使社会个体之间的对抗,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博弈。如果国家成了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市场主体,必定会利用国家强制力去谋求商业利益,社会的平等博弈机制即被破坏。因为没有任何市场主体,能与强大的国家权力相对抗。

    不平等的市场主体,必然带来不平等的市场博弈。它首先会破坏市场的公正分配机制,使交易成为一方掠夺另一方的手段。比如中国的石油垄断企业,利用石油产品消费者对石油产品的依存,通过垄断高价获得巨额利润,就是对石油产品消费者的掠夺。因为垄断降低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带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如果政府允许众多石油生产者包括外国生产者进入石油生产领域,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带来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平等博弈,垄断高价便无法维持。交易双方的不平等,是社会分配不公的主要根源之一(另一根源是生产组织内的分配不公),它将会不断的激化社会矛盾。

    其次,非竞争或不公平竞争的体制,是一个无法通过竞争来提高生产效率的体制。凡是行政垄断企业,大多是管理混乱并不思进取的企业。因为它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当社会中存在一批这样的企业,且占据这个国家生产链条的重要多个生产节点时,这个国家的整体生产效率难以提高。银行的垄断给其带来高利润,却使所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大增;能源企业的垄断使能源价格高企,也增加所有企业特别是高耗能企业的成本;交通运输中的千百万收费关卡,大大增加物流成本,当然也带来所有企业原料价格的上升。我们说做大做强国企是为了跟外国企业抗争,但做大做强如果不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只是政府给钱、给资源、给垄断、给保护,这样的企业能打败那些不断推出新产品,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因而能不断降低产品价格的国外企业?相反,国企的低效率,通过交易中的垄断高价,在不断向中国民营企业包括在中国的外企转移,使其成本大增,其产品也会在国际上日益失去竞争力。

    没有平等的市场主体,便没有公平的市场竞争,当然也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目前这种有着不同质市场主体的经济体系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因为市场不公,出现大规模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还表现在因为国企对民企的掠夺,民企的经济竞争力在国际上大幅下降。因此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候。如果国家继续支持国企发展,并占据国家生产链条中越来越多节点时,私企将会完全压垮,中国将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如果国家放开管制,允许民营企业(包括外企)进入国企的垄断生产领域,国企很快会在竞争中落败,中国将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两条道路必居其一。
 楼主| 发表于 2016-5-20 16:45:30 | 显示全部楼层
3,自由与控制的悖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被谓“松绑放权”,实质是减少控制、扩大自由。但这种改革是半吊子改革。政府是既想扩大人民自由来增加经济发展活力,却又不想失去控制。所以这种有控制的自由是恩赐和模糊的,随时可以收回去,是一种有限度或不确定的自由。

    中国改革的历程实际上就是在控制与自由之间进行选择和摇摆的过程。农村承包制便是这种摇摆的产物。通过承包给予农民一定自由,却又通过土地产权对农民实行控制。这种思维被运用于所有领域的改革。国企改革给予企业经营决策权,国企管理者却是行政任命而非市场选择,国企终究还是掌握在官员手中,如何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新闻文化单位的改革,是国家想甩财政负担的包袱,却又不想失去政治上的控制。新闻文化人要自己去求生存谋富裕,行为却要听政府的,内在的悖论使这种改革进进退退,如何能成功?即便是外企和私企,天然具有自主自由的特征,政府也是想尽办法对其进行控制。比如在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等。这种控制与自由之间的模糊和摇摆,最终会使控制达不到控制效果,也使自由的激励作用消失。

    比如农村承包制,只给农民土地经营权,不给农民土地产权和迁徙自由(户籍限制),农民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承包制本身就意味着土地可以包给你,也可以不包给你,今天可以包给你,明天不一定包给你。与土地私有化对人的激励完全不同。人们失去对未来确定性的预期,积极性只表现在获得短期利益,如何有对土地进行投资、改造、兼并、发展、爱护的长期动力?没有这种动力,如何有农业生产高效率集约化的发展?相反,承包制给了农民以土地私有的希望(本不应是希望),它既使外出打工的农民有一份故乡的牵挂,无法真正成为职业工人,并融入城市生活,也使政府通过土地所有权来侵害农民利益时遇到强烈的反抗,如政府征地过程中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承包制是一种短期激励机制,而农业生产真正可持续发展在于集约化高效化,土地私有才能产生这种激励作用。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此之谓也。承包制的自由无法产生这种长期激励作用,而承包制的控制却在农民的反抗下趋于崩溃。

    再比如国企改革,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管理层的收入与企业绩效挂勾等,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增加企业活力,其激励作用与农村承包制相近。其弊端也与之相同。即由于产权不私有,企业不具有技术创新、效率提高、确立品牌、开拓市场的长期动力。但国企改革远比农村改革复杂。也有明显的不同,它充分反映自由与控制的内在冲突。

    A,农村承包制是权利与责任的统一,给予农民自由,农民也得完全依靠自己去求生存谋富裕,责任是刚性的。虽然有限的自由只能产生短期激励,这种激励却是真实的。国企改革也扩大企业自由,也有绩效挂勾,也有某些短期激励作用,责任却是软约束。因为最终的亏损仍是政府买单。国企不管怎样变来变去,始终无法建立一个刚性的具体的自然人经济责任主体。私企亏损,资本家要倾家荡产,要跳楼,你见过那个国企管理者因为决策错误去跳楼?没有刚性经济责任,扩大自由便只能带来相当有限的激励,甚至无激励。

    B,与农村承包制不同,政府对国企控制的方法不仅有所有权,还有人事任免权,而人事任免包含有政治考量人身依附等等的复杂因素。当国企管理者的选择不是以唯一的明确的经济责任来确立,而是遵从科层体制中的官僚任命规则时,它将瓦解国企改革的所有作用。国企管理者承担的是行政责任而不是经济责任,大大削弱业绩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作用。而扩大企业自主权,使管理者有了经营权,分配权,资产处理权,也为他们滥用权力谋求个人利益提供机会。增加权力获得的好处大于搞好经营获得的好处,那来的激励作用?国企的自由带来权力滥用而不是激励,对国企的控制则带来上下利益勾结而不是有效监督。国企成了F·B的源头。

    经济自由意味着经济活力。有控制的自由不但削弱经济活力,还会带来经济主体与政府的巨大矛盾。经济主体要么在强大控制下依附政府失去活力,要么在与政府控制的对抗中难以发展甚至消亡。

    4,对外开放与“主权至上”的悖论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市场突破国界的过程。或者说是经济要素,如商品资本技术文化人员流动突破国界的过程。而国界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之一。海关、货币、国籍、法律等,无不对要素流动有阻滞作用。显然,对外开放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首先表现在自由与主权之间:个人自由在地域上的扩大,遇到国界的限制。其次表现在经济一体化对公正的普遍性要求,与国家管理的独立性之间:自由流动的要素不一定在所有国家获得公平对待。

    所以对外开放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取消国家对要素流动的大部分管制,二是确立以普世价值为共同基础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两者都对国家的独立性即主权形成强大冲击。如果坚持对外开放,就要逐渐放弃独立性或特色,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上与世界上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接轨。如果坚持独立性或特色,对外开放便很难长期坚持并不断扩大。

    在全球化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开放采用的是对等原则,即你允许我国的商品资本进入你国,我也允许你国的商品资本进入我国。你要保护我国公民在你国的权利利益,我当然也保护你国公民在我国的权利利益。这其中包括有关税、国民待遇、公平竞争等等复杂的讨价还价。按照这种对等原则,主权与主权的相互制约最终会削弱各国的主权,使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在公认的普世价值基础上趋于一致甚或统一。当各国的经济联系建立在政治经济法律体系一致的基础之上时,全球化由低级进入到一个高级阶段。

    但在中国,往往把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竞争性与对抗性,理解为经济侵略,国家对抗等,所以开放始终是一种主权的随意所为。比如允不允许国外资本进入,是一种国家意志,而非是投资自由权利普遍化的结果。当国家认为需要引进国外资本来发展经济时,便允许国外资本进入,甚至采用种种优惠政策,而当国外资本进入可能对中国(实际上是中国的某个产业)带来某种伤害(实际上不是伤害而是竞争)时,国家便阻止这种资本进入,并把控制资本流动当作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这种控制是建立在国家意志的随意性,而非稳定的规则基础之上,并随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官员看法的变化而变化。显然,不是建立在稳定规则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国家意志随意性基础之上的对外开放,很难长期维持。

    中国在加入WTO时,曾承诺对国外的商品资本进入中国逐步实行全面开放,以换取外国对中国商品资本的全面开放。但中国并没有全部兑现承诺,比如中国的一些垄断行业如石油电讯信息等产业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国外的一些商品如汽车奶粉等仍通过高关税或非关税措施阻击其进入中国,现在已经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反感。TPP的产生,就是对在主权口号下,国家不遵守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扬弃。如果中国不彻底掘弃主权行使的随意性,并尊重世界公认的人权、自由、公平、民主等普世价值,中国将很难真正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行高度和高级别的开放。

    不过,这种通过政治经济法律体系的趋同,来实现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方式,目前还只是出现在那些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反制将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但不紧迫。因为中国还可以和那些并不赞成这种方式的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实行一事一议经济交流,维持一种较低程度的对外开放。中国目前最紧迫的是,国家出于各种考虑(如经济发展,政权稳定等)对货币政策的任意运用,这种任意运用,很可能彻底终结中国的对外开放。

    经济理论界有一个蒙代尔“三元悖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并存。它虽然是对微观的短期的资本(货币)自由流动条件的分析,却揭示一个基本原理:完全自主的国家货币政策与经济要素自由流动之间存在根本的悖论。中国的货币政策,完全受制于政府,被赋于大大超出作为一般交易媒介的作用。成为实现政府经济发展目标、解决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其典型方法是大量印钞。2015年底中国的M2高达139万亿,超出GDP两倍,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M2普遍低于GDP。超发货币必然带来通胀,即人民币的实际含金量下降。如果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对内贬值也会带来对外贬值,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仍可维持,但人民币将在世界上慢慢失去信用。如果实行固定汇率(或有控制的小额浮动),人民币的实际含金量将在国内国外不一致(内贬、外升或持平),当这种不一致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形成经济要素流动的货币壁垒,并把中国的对外开放打回至改革之前(在下一节《“中国模式”崩溃的临界点》中有较详分析)。

    对外开放是中国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对外开放大步倒退,意味着中国模式走向崩溃。
 楼主| 发表于 2016-10-18 17:35:40 | 显示全部楼层
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
  

    撰稿作者:秦晖

    尽管长时段中印度的落后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差距拉大了。可见就制度方面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也的确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

    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国内的官式说法相反。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各邦各自选出的政府有左有右,拥有相当大的自治功能,选择的发展模式也差异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  

    一般地讲,印度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与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特色,主要以高税收高福利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不是它的基本特征。而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不是学瑞典,而主要是学苏联办国营企业。  

    原来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虽然因主张宗教宽容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但他的经济主张却是极有印度传统特色的:主张回归自然,耕织立国,反对工业化,也对建立“现代强国”没有多少兴趣。但他秉性宽容,默许其门徒尼赫鲁另搞一套。而尼赫鲁是个工业化迷,一心要通过国家集中投资来赶超发达国家,把印度变成工业化强国。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两代(连同几位过渡总理)执政37年,一直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搞经济。而且好搞大型企业。因此印度经济的产业集中程度相当高,很多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于若干大型国营公司。当然,作为宪政国家印度没有没收私人资本,私营工业一直存在并且有一定发展空间。但各基础工业部门都是以国营占优势的。例如钢铁工业,独立以前只有私营的塔塔钢铁厂,后来连续建起波卡罗、比莱、维萨卡帕特南、鲁尔克拉等六大国营钢铁公司,控制了90%以上的钢铁生产。其中最大的波卡罗、比莱等厂都是苏联援建、按苏联的“马钢宪法”模式管理的。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大钢厂中硕果仅存的私营公司塔塔集团厂龄最老(1907年建),设备相对陈旧,产量在全印总产中也只是一个零头了,但它一直是印度钢铁业中“管理得最好的企业”,其效益比那些国营巨无霸都强,工人工资也更高。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就整个联邦范围而言,在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当然,如今印度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但比起改革前的中国连农民养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农民兴办集体企业也被说成是“集体资本主义”的那个时代,印度再怎么搞“尼赫鲁社会主义”,其市场空间与经济人的活力还是要大得多。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官方仍然能够以印度为垫背的来进行“比较”呢?尽管如前所述,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比印度好,实在大可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印度经济那时也并没有明显胜过中国,至少不像亚洲小龙以至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当时那样,其繁荣与中国的凋敝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也不会老拿印度做“比较”的垫背了。  

    其实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政策部门一个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考查后有个内部报告,其中的基本结论是:印度的私营企业比我们中国的企业搞得好,但是他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搞得差。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  

    大家知道,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正处于“乔厂长上任”时代,那时工业还是国营的一统天下,私有化还没有起步,但是文革的大轰大嗡已经结束,“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当时苏联的那一套)上了台,实行了或者说恢复了苏式的“劳动纪律加经济核算”企业管理制度。而这样的国企尽管不如印度的私企(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却比印度的国企强——实际上也就是苏式的国企比“民主社会主义”的国企强。由于当时印度的私营工业比重不大,所以印度的国企比中国的国企搞得差,就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  

    “民主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既反对苏联模式又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许多好心人向往的东西,说它还不如苏式企业可能是一个煞风景的观点。其实笔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道理想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如果把人道、平等这类价值判断放下而仅就企业管理而论,“民主的国营企业”在效率上的确是经常既不如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的国营企业”。  

    仔细想想,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企业不管国营私营,它的运转要能够理性化,就必须有某种约束机制,即科尔奈所说的“预算硬约束”。在契约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方与劳方是利益有别的主雇关系,双方通过博弈而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资方不会T·W(企业是自己的,他T·W谁?)而工人不会“偷懒”。在“专制的国营企业”中,管理者与劳方不是主雇关系而是“主奴关系”,前者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虽无积累激励,却有升迁激励,也可能从严治厂而实现理性管理。在产权明晰的全员股份制企业中,经理与工人除了主雇关系外作为股东还共同对企业负资产责任,约束机制更是双重的了。然而在“民主的国营企业”中,管理人与工人既非主雇关系也非主奴关系同时又无资产责任,理性约束机制因此很难建立。相反却容易出现不顾企业利益的双方“共谋”。管理者既不像资方那样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产业来用心打理,又不能追求升迁而无视工会与“工人民主”的意向扮演技术官僚的理性专制角色,于是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经理“讨好”工人、双方都吃企业坑国家之类的积弊便难以避免。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国企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形成的许多行为规范使这些国家的国企病不像“印度病”那样严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中东欧转轨国家在民主化以后不管是左派还是***执政,尽快完成国营企业私有化都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可以靠温铁军先生所说的“奴工制优势”来使国营企业虽不景气但还能半死不活地维持。东欧民主化之后的国营企业,科尔奈所说的那种“预算软约束”危机往往会比专制的旧体制下更加严重。即使在转轨前,相对而言专制比较宽松的波兰,其国营企业状况也明显不如昂纳克统治下更为专制的东德,尽管波兰的经济学在东欧是水平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文革时代的企业管理混乱也有类似原因:尽管文革既非宪政民主更不是“经济民主”,宪政国家“民主的好处”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民主的坏处”,或者用学者的行话说,“过度参与造成的交易费用剧增”却毁了企业,大轰大嗡之下正常的企业管理无法进行,规章制度都成了“管卡压”而被废除,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东欧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会势力强大、经理权力削弱、企业管理困难、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即便你在理论上如何反对“休克疗法”,赞成“渐进改革”,在实践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希望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私有化问题。而的确,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在私营企业里工会漫天要价的情况就大为减少,甚至许多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工会运动竟然被主雇关系中个人化理性化的讨价还价所取代,出现“工会消亡”现象。团结工会这样**当年严厉镇压都未能摧垮的力量,一旦上台掌权就气数已尽,很快走向瓦解,在经济转轨进行到如今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  

    事实上印度(在更大程度上还有孟加拉)如今还是工会、农会乃至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的民主社会。我们这次盛会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里“公民社会”力量的强大。印、孟如今吸引外资都不容易,虽然他们的劳动力不可谓不廉价(据了解,在浦那这个地方,印度最好的私营企业塔塔公司汽车装配线上的的工人平均月薪为270美元,而浦那普通劳工的月薪更仅有45美元左右——至少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比他们高。但是印孟的工会农会可是不大好对付的,“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未必能使外资感兴趣。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政府,地方政府眼里除了上司就只有老板,工人的服帖天下无双,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投资环境”啊!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道理想虽然仍会有生命力,但在没有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专制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甚至专制资本主义的“可行性”都比她要大。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确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印度当然不可能转向专制社会主义或者专制资本主义,因此从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大概就成了她唯一的选择。但是民主制的悖论就在于:虽然“民主制下的国营企业”比专制奴工制下的国营企业更加急需改革(仅就经济效益而言),可是偏偏它也最难改革。因为“民主分家”的讨价还价多,“交易成本”要比强权之下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改革大。专制国家可以驾轻就熟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它可以把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土地说圈占就圈占,公产说给谁就给谁,民主国家可没这么容易。  

    东欧转轨之难是如此,印度从“民主社会主义”向民主资本主义转轨也是这样。印度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说说也有多年,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末的拉-甘地时代,而最近十年才真正出现实质性突破。虽说比中国改革晚,然而印度“尼赫鲁社会主义”旧体制中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也比改革前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要多,改革基础还是有的。但这种改革不仅要面对印度传统中前述的一些惯性阻力,更要经过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反复谈判,因而难免举步维艰。就在2002年4月,以孟买为中心就曾发生全印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的大罢工。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2:36:57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晖:极左、左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西方的左***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左与右的谱系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2:37:50 | 显示全部楼层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反对“***”的基础。

    福布斯在2001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十位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系分裂。极左称为***,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做“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我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苏联解体之后,一场以“私有化、自由化、西方化”为标志的激进变革迅速席卷俄罗斯大地。“私有化”是俄罗斯“自由改革派”上演的一台重头戏,是一场空前的财产“大分割”运动。图为失业者。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F·B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2:38:02 | 显示全部楼层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收入增长78.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年4月14日—1911年9月18日),俄国政治家。推行土地改革,使得200万农民退出村舍,成为富农,活跃了当时的经济,史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T·W、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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