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哈耶克与米塞斯 社会主义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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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拔毛 于 2012/1/30 11:07:4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内容提要】20世纪初，米塞斯唤醒了沉迷在社会主义幻梦中的哈耶克。哈耶克最终意识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所需要的价格信息只有通过市场才可以获得，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

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曾深刻地指出：“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玩味。

20世纪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哈耶克的这句话。在20世纪20年代，由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刚刚成功，随之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信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会必然取代市场经济，当时是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坚定信念，计划经济也构成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这其中包括像罗素、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大哲学家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物理学巨擘。在20世纪初各国的经济学界，更不乏对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赞美和同情者，包括像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这样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熊彼特。

然而，就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第3年，米塞斯于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commonwealth)的经济计算》的短文，从根本上怀疑乃至彻底否定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却言简意赅直指计划经济的核心问题，从而引发20世纪20～30年代在世界范围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

米塞斯的这篇石破天惊之作，曾惊醒了年轻的哈耶克，使他从早期费边社会主义的迷梦中醒悟过来。在晚年，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就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1978年，哈耶克在为米塞斯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也曾写道：“《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和战友哈耶克对这本书有极高的评价，就连作为他的论敌和对手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也认为，“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中央计划经济的经济核算和可行性问题的功劳，应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兰格甚至主张，米塞斯教授的肖像应当风光地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大厅的一个显要位置上”。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因而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联合共同体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进行消费品的交换，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米塞斯还指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所能凭以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经济合理性计算的抛弃。针对一些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其后的《人类行动》一书中，米塞斯又进一步指出：“一个有市场和有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观念，如同一个有‘三角的四方形’的观念一样是自相矛盾的”。

米塞斯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这篇论文和专著一发表，立即遭到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和商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正是为回应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质疑，兰格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文，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式”。兰格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更多，因而中央计划局可采用试错法来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使供求得到平衡，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和不能解决合理经济计算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难题。

针对兰格对米塞斯和商榷和所提出的“兰格模式”(中央计划者可以运用价格来模拟市场以达致资源的合理配置)，哈耶克在30～40年代进一步提出了三点意见，与兰格等人商榷：第一，中央计划经济秉有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困难。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者的指导要替代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主动决策和作用，只有将经济体系的一切知识都应用于中央计划者的计算之中才可以做出恰当的决策，但这一数据信息收集的任务就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即使搜集到了数据，还需做出具体的决策。每一个决策都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做出，这个任务从已知的手段看是中央计划者终身都完成不了的。第二，中央计划经济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又对自己管辖的生产资料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其责并做出合理的决策。第三，兰格等人的方案对于静态均衡理论过于迷恋，根本不理解千变万化的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

1945年9月，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在社会中运用”这一导致他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典名篇。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他在社会主义大论战中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系统的阐述。哈耶克指出，如果要理解价格制度的真正功能，必须把它视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由于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而有效配置资源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又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这就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来看的非可行性。由此哈耶克论证了自由市场中价格机制和分散决策远比中央计划能更好地利用价格信息。哈耶克的结论是：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市场经济远优于中央计划经济。

哈耶克对于兰格模式的分析和批评，比米塞斯的文章和著作的论述显然更深了一层，且鞭辟入内，深中肯綮，乃至可以认为是发现了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这里要指出的是，世人乃至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家所不知晓的一个史实是，在1980年代曾发现了兰格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兰格曾表明他赞成由完全的市场过程来定价，从而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向哈耶克表明他在这场论战中在理论上服输了。兰格说：“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我还要补充的是，正如在我小册子的最后部分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这场有关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的回顾，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正是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可行性的质疑，唤醒了早期沉迷在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幻梦中的哈耶克，并从而了构成哈耶克从《通向奴役之路》到《致命的自负》这数十年经济社会思想著述的一个主旋律。由此可以认为，没有米塞斯的理论发现，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博大的经济社会思想。就此而论，尽管米塞斯为人和思想被一般认为执着乃至偏激，但其经济社会思想的深刻洞识却与其尖锐性一起，载入了20世纪的人类的思想史。

米塞斯的思想，已载入了历史，但却并没变成为有关历史的思想。在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后的当今世界，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的以下一段话，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要么停止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物质资料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管理权交给政府  除此之外我们根本别无选择”。如果米塞斯的这一论辩逻辑成立，那么，在我们面前，立即就会出现两个大问号：有没有第三条道路？什么是中国模式？

在1973年，当米塞斯92岁高龄米塞斯去世时，哈耶克为米塞斯所写的讣告中曾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2000年6月25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保罗(Ron Paul)在美国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在追问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时对后者说：“……其实我到希望听你说别去在意哪些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因为你越是在意，他们过去的预言越是应验，我们对未来就越发提心吊胆”。现在的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21世纪中国的未来，是否会再次验证米塞斯的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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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一）
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在西方并不是什么理论问题，似乎至今没有有关的自完其说的理论。其实，西方市场经济完全是自生的，自我演化的。因此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西方经济理论界并不必要在此花太多的精力。西方经济学的实证性的原因也源于此。当然市场经济是有基础的。众所周知，经济系统只是社会统一复杂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系统、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共同构成这一社会大系统。如果抽离出经济系统，那么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便成了经济系统的支撑环境，即基础。

具体来说，西方市场经济系统有如下的的支撑环境：

第一，信仰基督教，形成了一种罪感文化。基督教是一种博爱的高尚的宗教，把天堂建在人们心中。还有一大特色是，所有教徒都是上帝子民，都是兄弟，但对异教徒就不是兄弟了。西方社会的强大的内聚力和对外的侵略性，根源就在此。我还证明了西方勃兴的创新创造力，根源也在此。请见《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创新创造力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第二，完善的法治社会。在西方守法既是义务，也是尊严和信誉所在。法律已经内化于人们的行为之中，规范着人们的各种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违法便有罪恶感，并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我国法治刚刚起步。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普遍存在，屡见不鲜。

第三，民主政制。这一政治体系能有效地处理劳资矛盾和约束权力，从而有效地避免官商勾结掠夺弱势群体。并且有发达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为供给和需求双方，厂商和劳工之间等等构筑了讨价还价的平台。社会的公平正义便由此演生。

当然本文的目的是从形而上学层面上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即从上述的支撑环境中进一步抽象。这论题在当今中国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众所周知，虽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一直进行市场经济方向的经济改革，但总的来说，成绩很大，问题也很严重。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虽然当今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大腕，但他们对市场经济本质能透彻了解了吗？回答似乎是否定的，从目前看来，他们指导的改革误尽苍生，后果非常严重。因此，很有必要对市场经济的基础进行深入详尽研究，否则，无法在我国建立一个运行有序有效的市场经济。

目前也有人试图否定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回归计划经济。其理论根据是改革中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其实，计划经济问题更大。在世界上，市场经济至少有成功的的先例，而计划经济并不存在这样的先例。显然回归计划经济并非明智的选择。因此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便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二）

    中国经济学家怎样回答这一论题？也即他们以什么信念指导中国改革？从此入手，提纲挈领，足可以理清中国改革的脉络和历程；以及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也可以大白于天下。显然这不仅具有反思的意义，也能为今后继续改革指明方向。



    近日笔者仔细阅读了李义平先生发表于《读书》2012年第三期的文章《为什么必须选择市场经济？》。此文被列为该期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李义平先生的观点深得编者认同。文中李义平先生明确认为，利己心是构建市场经济伦理学前提。换言之，他断言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其实，此论并非李义平的独家之见，有普遍的代表性。在上世纪90年代樊刚先生也在《读书》发表高论《“不道德”的经济学》。樊刚先生此文的深刻意蕴也是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这并非偶然，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经济人就是自私自利的化身。如果经济人假设被抽离，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就不成立了。自然而然，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信仰。近期张维迎先生出版了《市场的道德》一书，对这一信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论述。



    总之，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共同信仰。可以说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真可谓成也潇何，败也潇何。



    中国改革开放可粗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十年为一个时期，后二十多年为一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农村，主要特征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非常成功。约束农民的枷锁被解除后，勃发出巨大的创新创造力，乡镇企业也随之崛起，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后一时期的改革却走另一条路，显著特点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指导的改革，是一个有预设目标的改革，并剥夺了人民的参与权。主要推行如下一些方面的改革，教育改革，特别是高校的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另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本来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但由于出现了“顾朗”之争的偶然事件，令私有化改革无法如期进行。



    现在我们来回顾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国的美好河山被严重污染了；利益集团掠夺了绝大部分经济发展的成果，致使贫富差距很大，富者豪宅可以连城，贫者难求一个窝；社会矛盾重重，整个中国已成一个大火药库；人民无法安居乐业。
更有甚者，社会走向全面溃败。何谓社会溃败？溃败和健康是相对立的概念，健康的反面就是溃败，即道德丧失，行为失范。具体来说，社会溃败包括，平民溃败，权力溃败和知识分子溃败。
　　
　　平民溃败可见诸于发生于我们身边的，丧尽天良的兽化事件，诸如，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事件等等，还有风传的，耸人听闻的人肉胶囊事件。
　　
　　至于权力腐败，正是国人关注的焦点。民怨为之沸腾，政府的权威诚信也因之扫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贪污腐败不断在滋生漫延，不断升级。有学者认为已经演进到“三化”状态，即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可见我们依然处在中国几千年的大循环之中，即腐败  革命  再腐败。
　　
　　更为甚者，学术腐败，精神沉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疾呼：“当今学术腐败五光十色，如趋炎附世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等，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研究生招生中，存在万恶的潜规则：学权交易，学钱交易，学色交易。
　　
　　本来，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背骨。在任何社会，知识体系都是正义力量，是良知和崇高的守护神。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最有担当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正是中华民族之魂的化身，维系着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但今天在崇尚权力、金钱和肉欲之风的涤荡下，知识界已乌烟瘴气，支撑社会的栋樑坍塌了。中国当前的最大危机莫过于此。

　　这些严重的事实表明，当前中国缺失有效的约束机制，权力没有制度约束，资本缺失应有的约束，而全社会缺失道德约束。显然，这并非利己主义缺位，而是利己主义泛滥了，成了社会的信仰，导致崇尚权力、金钱、肉欲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可见，利己主义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不可能保证市场有序有效运行，而负面作用很大，甚至罪恶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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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其实，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诚信，并非利己主义。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款约经济，而款约的基础是诚信，没有诚信，款约不能订立、执行。



马克斯.韦伯证明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源于新教伦理。谈及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不能不关注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的富兰克林，他是被公认的资本主义精神化身的伟大人物，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是他自己所说过的一句话“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如果我们精读《富兰克林自传》；那么便会发现富兰克林光辉的人生没有半点利己主义色彩，反而他为美国和人类的利益无私无畏，献身于公益，献身于科学。他在自传中阐述了人生十三条戒律，也即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表述，此中也没有利己主义的意蕴。在此，我们不妨列举诚信和正义这两条规戒。诚信：不害人，不欺诈；思想坦荡，公正，说话实事求事。正义：不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行为永不沾边；利公利民的应尽义务切勿放手。可见资本主义精神和利己主义似乎是两码事，风牛马不相及。



而且，现在信息经济学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无法有效运行。必须依靠信誉，即品牌、商誉等，才能提高市场的效率。可见诚信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漠视这些事实，而迷恋斯密的理论？违法广告可能是，或无知或无耻。因为现在西方经济学深度数学化了，可能这些经济学家无法企及，只能炒冷饭了。



众所周知，斯密的经济理论是一种原始的低级的经济学，论述了一种完美的“无形之手”的机制，即在利己主义之下，通过自由竞争，市场便达到一种完美的均衡。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抽象，离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同共产主义社会一样是乌托邦。



现在西方的市场运行表明，市场不存在这样的完美均衡，完全自由竞争不是市场经济常态，而垄断和垄断竞争才是常态。垄断市场根本没有均衡，垄断竞争市场虽有均衡，但和斯密的均衡完全是现码事。而劳工市场根本也没有均衡。因为如果我们把劳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结果是剥削可能存在。可见这些事实和斯密的理论背道而驰，永远没有交点。



众所周知，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博弈，此博弈充分说明利己主义无法实现社会效率，自私自利，结果是大家皆输，没有赢家。如果可能有人怀疑西方经济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那么博弈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不容置疑。



虽然博弈论主要研究非合作博弈问题，也研究另一类博弈，即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博弈双方或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合作互利共荣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佳选择。但合作博弈的存在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旁支付系统。
　　　　
何谓旁支付系统，简而言之，比如一盘棋局的对赌中，除了双方的注金，来自外部的补贴，就是这盘棋局的旁支付。更准确的定义，请查阅有关博弈论的教科书。
　　　　
但在现实的物质价值体系中，很难存在这样的旁支付系统。而在《论语》中，父子，君民等等之间的关系；或称博弈都是纯合作性质的。而事实上，这些博弈是合作博弈吗？孔子首先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论语》才能自完其说。那么孔子怎样自完其说呢？孔子通过“正名”，即通过扩拓人类的非物质利益的人生价值来为人类构筑一个恢弘的旁支付系统，促成人类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变成合作博弈。从而和谐、小康、大同便成儒家的必然理想了。可见儒学有极为严密的内在逻辑。这也是《论语》最显无垠无涯之处。这一点被世人漠视了，于丹也未明此中深意。由其可知，很多人所理解的儒家学说仅仅局限于表面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儒家学说如此，宗教也如此。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如此。即都试图为人类构筑一个可行的旁支付系统，从而实现人类合作博弈，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冲突和纷争。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对这一旁支付系统的解释和赋予的内涵不同而矣。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旁支付系统是否合乎人性，是否可行。若可行，便有强劲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因此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利己主义是完全荒谬的。市场经济要有序有效运行必须有相应的支撑环境，从西方几百年的实践经验看来，有效的支撑环境是本文第一部分所揭示的。而从中进一步抽象，那么市场的基础恰恰是诚信，并非利己主义。


　　                               （四）

现在关键问题落在诚信与利己的关系上了，它们之间是相容的，还是不相容的？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此中正关涉到人性本质的问题。人性本质的问题又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笔者已经研究多年。在此先给出简明的独创的结论。
　　
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经济人或权力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宗教人和权力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诺贝尔奖离中国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如果要给权力人下一个定义，就是：以权力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以增进权力和潜在的影响力为终极目标，深谙权谋政略，等等。
　　
可见经济人和权力人，只揭示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而文化人和宗教人却是人类良知和崇高的载体。虽然文化人和宗教人也是追求人生价值最大化，但初衷出于私，结果成于公，即其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净化心灵，惠及他人甚至全人类，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

因此，经济人和利己主义只是人性本质的一维，不是全部。所以，诚信与利己主义虽然有时是相容的，但常常是不相容的，不相关的。诚信更有理由是文化人或宗教人内生的，关涉到经济人的可能性不大。

                                     （五）

如果上文论证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支撑环境，不然，天堂变地狱。

第二，私有化并非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

第三，中国当务之急，重构信仰体系，拓扩人们非物质性人生价值，促使人心向善，减少罪恶行为。

第四，中国经济学家不值得信任，他们所怀之术纰漏百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第五，警惕中国以经济人和利己主义为信仰的经济学教育可能成为社会毒源。最近，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语出惊人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不能不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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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窗理论的经济学
李俊
   很多时候，人们喜欢用破窗理论给刺激经济做辩护。破窗理论说到，小孩打破了窗户，破窗人更换玻璃，从而使安装玻璃的人和生产玻璃的人开工，从而推动社会就业。因此，就有得出结论，打破窗户是好事。
  表面看起来，要是破窗不被打破，就不会更换玻璃，所以相关人员就业问题就不能解决。实际上，这个理论是相当荒谬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如果别人打球击中了你家的窗户，却因为窗户质量好，没有损坏，那么你就可以节省一笔修理费。你有一笔钱之后，可以网购一本《为什么剩女不结婚》的书。你购买这本书之后，出版社、书商和作者都可以带来一定收入。作者拿到版税之后，然后又可以去消费，从而带动相关人员就业。
   我们都知道，窗户被打破了，财富是被消灭了。如果破窗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只需要不断搞破坏就行了。薛兆丰说，“‘破窗理论’错得这么离谱，却依然非常流行，这恐怕要归功于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他们炮制的‘鼓励消费理论’、‘假日经济理论’、‘拉动需求理论’，都是半个世纪前‘破窗理论’的翻版。”
    经济学者秋风说到，“巴斯夏对于有些经济学家的短视和荒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我看来，这些经济学家要么是缺少正确的知识，他们从错误的假设出发，经过错误的逻辑推理，最后当然是得出错误的结论；要么，他们就是缺乏常识，而被神秘的数字给震慑住了，给宏观指标的数字游戏迷惑住了。但愿不要有人又站出来说，美国这次遭受恐怖袭击，可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带来建筑业、市政建设的繁荣，玻璃工也可以创造出多少GDP。妈呀，饶了我吧，别跟我提玻璃工。中国的‘玻璃工’可太多了。中国的很多‘窗户’造出来就是为了打破的。”
   实际上，中国很多经济政策就是破窗的做法。他们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消灭财富。把好好的房子拆掉，就是消灭财富的行为，但是却被创造出来的GDP。房子是一个存量，所以把房子消灭掉，虽然消灭了财富，然而却没有消灭了当年的GDP。同时，拆掉房子过程，工人还付出劳动，似乎看起来又可以创造GDP。事实上，工人不在这里拆房子，在别处干活一样可以创造GDP，所以这个GDP并没有增加。另一个方面，房子没了，财富不见了。
   破窗并不能增加财富，但是还是很多人对它产生迷恋。很多时候，他们依然把促进经济的法宝押在这个“窗户”上。事实上，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必须走出破窗理论的误区，否则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
201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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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穷途末路


     【日本《世界》月刊10月号文章】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终结(作者福井县立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服部茂幸)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破产所带来的恶果。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段历史的终结。


随着上世纪8 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的退潮，以弗里德曼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兴起。世界政治舞台上诞生了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他们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大政府、福利国家等这些支撑二战后经济的框架统统打碎。当然，里根政府的赤字财政又被称为美国在二战后奉行的最大的凯恩斯政策。美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渗透到了全世界。


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正被巨额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的“双重赤字”所困扰，经济形势并不好。不过，时至90年代后半期，被冠以“新经济”的美国经济表面上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也是事实，当时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的确很高。


然而，罗伯特·波林在《衰落的迹象：美国经济衰退和弥漫全球的经济萎缩》一书中指出，9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IT泡沫。在IT泡沫的推动下，企业进行了设备投资。在资产效应的带动下，家庭消费也扩大了。在IT泡沫催生的股价上涨情况下，以股票作为担保而借款也变得更加容易。按照波林的计算，在IT泡沫的全盛时期，由于资产效应带来的消费扩大，消费支出增加2%至3%。设备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IT泡沫的刺激。如果扣除经济中的泡沫因素，那么经济增长率并不算高。


IT泡沫在2000年破灭。不过，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迅速放宽了货币政策，使得美国经济起死回生。但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复活，是因为有了房地产泡沫。波林在书中指出：“如此重的家庭负债必定会制约今后的经济增长。”泡沫破灭后，波林所担心的情况真的发生了。


“赌场资本主义”惹祸


在此次危机中，凯恩斯的做法再次受到重视。不过，凯恩斯政策=赤字财政政策，这种通俗的理解即使不算错，也存在着偏颇。我们不应忘记凯恩斯是反对“金钱游戏”和“赌场资本主义”的。


凯恩斯在其著作中曾经这样说过，投机者如果仅仅是企业发展潮流中漂浮的一个个泡沫，那倒无妨。一旦企业也成为了投资漩涡中的一个个泡沫，那么问题就大了。如果一国的资本成为赌博活动的工具，那么绝没有好的结果。


我们不应忘记曾经发生的大萧条。当时的人们认为是没有限制的金融市场引起了大萧条。随着对大萧条的反省，人们开始认为金融市场是应该受到限制的。由此而诞生的二战后金融体制，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稳定。


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认为政府的干预会降低市场效率。弗里德曼一向认为投机能够稳定价格。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一直采取了放宽金融的做法。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格林斯潘也极力推进市场的自由化。


依据新自由主义理论放宽金融而产生的并非生产性的财富，而是赌场资本主义。其最终结果就是此次的金融危机。无视凯恩斯的警告和大萧条的教训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


“金融立国”走向失败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未解决上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的任何问题。尽管如此，90年代之后，唱衰美国经济的论调却越来越没有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经济复苏论。这是因为“金融立国”获得了成功。美国和英国表面上看似成功地实现了金融立国。


然而，金融立国的内容更加重要。美国版的金融立国，本质上是怎么一回事呢？美国的房贷公司向没有能力还贷的人提供了次级贷款。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将这种次级贷款变成了证券进行销售，赚取了手续费。投资银行本身和相关的公司购买了部分证券，赚取了利益。然而，泡沫破灭之后，次级贷款化为泡影，投资银行也破产了。


美国的金融立国实际上是在泡沫中，将资金贷给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赚取利益。即使这种经济模式能在短时间内赚取巨大的收益，但一旦泡沫破灭，就会走向崩溃，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美国的金融立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成功的。但所谓的成功应该是带引号的，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贫困人群在日益增多。不能使大多数国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增长，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少数政治精英鼓吹的成功只是泡沫吹出的海市蜃楼。泡沫破灭后，海市蜃楼即刻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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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 从零碎定性到系统定量的艰难跨越

廖仁平

关键词：社会科学 系统 序参量 定量研究

提  要：通过社会系统序参量模糊值的概率分布及其动态演化、人类价值选择与社会现实的动态影响等分析，揭示出在人类社会科学研究从零碎定性到系统定量的艰难跨越过程中，需要中西思维互补、动态描述各社会系统序参量模糊状态值的概率分布并逐步深入研究各社会系统序参量间的动态关系、发扬光大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历史经验、逐步建成理性的普世价值观体系及其保障机制等。

前言
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各种社会系统序参量的演化规律受系统规律支配，其中充满了非线性、非单调、临界多分叉性及概率性，当人类的认知能力尚不足以驾驭这种复杂系统演化规律时，每个个体对社会系统这个“大象”的认识都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知识挖掘技术和整合技术并不特别有效的时候，“盲人摸象”型争议就必然会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常态，由此而频起的各种纷争仍将继续缩减人类福利…
关于此，旁证的材料比比皆是[1～3]。其中何凡兴在《各国社科知识分子四大智力盲区》一文[1]中揭示得颇为深刻。这种状态的存在有它历史的必然性和阶段性，因为人类现时的智慧一般也只能对这些复杂问题进行简单的、零碎的定性描述（部分实证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少许社会系统序参量的静态定量，但很不全面，也并不一定准确，更没有各序参量间的动态影响等研究结果…），这种研究结果的局限性当然十分明显，人们面对这些海量的知识碎片常常无所适从… 部分理性的社会学者也已经开始寻求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但有效的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新方法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远未根本解决，本文就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从传统零碎定性研究过渡到更科学有效的系统定量研究方面进行了部分思考。

1社会系统序参量及其模糊值的概率分布
社会系统状态由其中各种序参量具体描述，不同序参量代表不同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各种序参量的状态值(有数字型序参量如人口数量、GDP值等，更多的则是非数字型如人们的认知态度，行为模式等，这些非数字型社会序参量一般可用模糊数学技术进行数字化处理)就是各种社会事实的存在真相。逐一弄清各序参量的现实存在状态后，则可以认为基本了解了社会现状。
如一国的国情可由其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科技、教育、历史、地理、气候等进行模糊综合性描述，其中如教育这个参量项，既可看成是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又可看成是一种社会系统序参量。教育这个子系统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大学、中学、小学、职业教育及成人继续教育等更小的子系统，显然，这当中的小子系统如小学教育这个参量就可以看成是一国教育系统中的序参量。
大多数社会系统序参量的各种状态值的概率密度都基本上遵从正态分布（正态分布因此而又被称为常态分布），此以一国国民科技文化水平这个序参量进行一些简单分析。
每个国民个体的科技文化水平可以用诸如学历、科研经历、科研成就、社会人文知识知行度等进行分层描述，经模糊数学技术处理可以得到一个数字化的量值（假定某国民I的此值为CI），统计每个国民的CI值，就可以得到表征国民科技文化水平的一个正态分布函数。
同理，经过比较谨慎科学地处理，可以得到社会系统中其它各种序参量的分布函数（有的序参量的概率密度分布可能并不严格遵从正态分布）。汇总社会系统所有已知序参量的概率密度分布情况，就得到了社会系统现状的违法广告。
认知难点：社会系统中的序参量成千上万，且动态变化。可以想像得到，即使人们实事求是且全面细致地科学调研并百家争鸣性包容，要真正了解所有已知社会系统序参量的概率密度分布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历史事实是人类总是用其有限理性去模糊性地认识特定时空中的一些主要社会现象。人类过去和现在也许从来就没有完全了解过全部社会系统序参量的真实分布状态，将来也不可能完全了解[4]。

2社会系统序参量的系统性动态演化
社会系统各种序参量的状态不可能静止不变，它们之间在系统中不断对立统一性协同演化，在这些演化过程中，充满了非线性、非单调性、临界多分叉性等，进而决定了任何一个序参量的未来演化结果都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多种可能，且每种可能发生的概率还存在差异。这是系统论研究中得出的定性化科学结果。
遗憾的是系统科学迄今仍不可能准确定量任何序参量的远期演化结果，迄今所有系统序参量的远期演化预测均以失败告终。
预测难点：人们虽然也能根据经验及有限理性，近期内预测出一部分社会系统序参量的近似演化结果，但无法预测出较远期后的演化结果，更不可能预测全部序参量的演化情况。这决定了人们永远无法找到十全十美的现存发展策略，多数情况下只能谨慎地试错性探索，并动态性纠正错误[4]。


3人类价值选择与社会现实的动态影响
人类开始有思考以来，各种价值选择就如影随形了。各种价值选择寄托了人类的各种“美好期望”。这些 “美好期望”既可以引领人类逐步文明进步，也可以误导人类走向灾难。
因人生境遇不同，不同人选择的价值观集合会不同，“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决定了人们总是力图在生存博弈中掘取最大化利益且不断强化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但每一个人或社团又都不可能永远强大到能征服另一些人或社团的程度，当人类的理性达到了寻求长期共存的水平时，相互妥协的博弈就开始了。
社会各阶层间各种可能的博弈均衡点在哪里？这是人们进行博弈时自觉不自觉地要寻找的违法广告。一般情况下，人类凭常识与经验在多数时候都能找到博弈的均衡点，但也有不可调和的时候，此时就不得不用极端的战争方式确定生存权或其它权益的归属。
选择难点：当今人类的价值观集合不同的程度仍比较大，在选择社会进化策略方面，人们虽然在有些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相互妥协性的均衡性博弈结果，但仍然经常性地发生一些剧烈冲突，且这种剧烈冲突仍将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当下的民主化发展模式争议中清晰地看到（如2011年岁末，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论的争议现象）[4]。
认知难点、预测难点、选择难点这三类难点是人们达成共识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性地动态协同关系。
准确的认知是较准确地部分预测的前提，也是正确选择的前提。人们选择一定的策略组合后，实践中会不断总结而形成新的认知，并在新认知基础上形成新的预测及产生新的决策…这个过程无始无终，不断动态发展。
三类难点的存在决定了有限理性的人类必然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没有什么人可能做到全知全能。此时此地有效的策略并不代表彼时彼地也有效，“此是而彼非”或“此非而彼是”的情况广泛存在于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之中，这决定了社会系统中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且永远不变的真理。这是系统复杂演化性的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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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系统序参量动态演化的科学定量研究方法展望
4.1动态描述各社会系统序参量模糊状态值的概率分布
在描述各社会系统序参量模糊状态值的概率分布时，首先要有比较科学的序参量分层及其赋权方法，所以，不断地试错性优选改进其分层技术及模糊数学处理技术是此类工作中的重要基础之一。
此再以国民科技文化水平为例简述其模糊状态值的概率分布。
假定每个国民个体的科技文化水平可以分层为学历、科研经历、科研成就、社会人文知识知行度等层次，经模糊数学技术处理（处理过程一般为：首先定出每一分层模糊性赋分标准并赋予其一定的权系数，比如学历一项其权系数可赋值为0.35，博士、研究生、大本、大专、中专、高中、初中、小学等的模糊性赋分标准可分别定为100、85、75、65、60、60、50、40分等…然后再针对每一个体就每一分层进行模糊性赋分，最后再加权求和各分层模糊分值等）就可以得到一些数字化的量值（假定某国民I的此值为CI），统计每个国民的CI值，就可以得到表征国民科技文化水平的一个正态分布函数。
同理，经过比较谨慎科学地分层和加权处理及统计处理，可以得到社会系统中其它各种序参量的分布函数（有的序参量的概率密度分布可能并不严格遵从正态分布）。汇总社会系统所有已知序参量的概率密度分布情况，就基本上得到了社会系统现状的违法广告。
社会系统中的序参量成千上万，且动态变化，要及时全部弄清其模糊值的概率分布，没有科学的统筹及全社会的协同，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何统筹及协同又将是此类工作的重要日常任务。不难推知，如何利用好互联网统一协调地进行全国实时动态性数据收集及分析等是今后社会系统序参量研究的重要措施之一。
此外，如何确定区分系统中快参量（发展变化快的序参量如交通事故率）、慢参量（发展变化慢的序参量如国民科技文化水平）及其动态化地选择出各参量间的轻重缓急关系，也是此类工作中要经常遇到的问题，因为它决定了相对有限研究力量的合理分配及其研究时的各种具体化对策。
动态描述清楚了各社会系统序参量模糊状态值的概率分布，也仅仅是为研究各序参量间的动态影响关系提供了一些必要条件。

4.2逐步深入研究各社会系统序参量间的动态关系
4.2.1 社会系统序参量状态的混沌性及其研究要求
当今人类已经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其间充满了各种混沌现象，原则上讲，所有社会系统序参量都具备混沌性质。
“混沌现象起因于物体不断以某种规则复制前一阶段的运动状态，而产生无法预测的随机效果…具体而言，混沌现象发生于易变动的物体或系统，该物体在行动之初极为单纯，但经过一定规则的连续变动之后，却产生始料所未及的后果，也就是混沌状态。但是此种混沌状态不同于一般杂乱无章的的混乱状况，此一混沌现象经过长期及完整分析之后，可以从中理出某种规则出来。混沌现象虽然最先用于解释自然界，但是在人文及社会领域中因为事物之间相互牵引，混沌现象尤为多见。如股票市场的起伏、人生的平坦曲折、教育的复杂过程…”[5]
人类经验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常常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其实就是一些重要的社会系统序参量在不同时空处的有序性遍历表现（如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古今中外王朝更替及治乱循环现象等），这些有序性遍历现象其实就是混沌中的某种规则（如吸引子等），弄清楚其有序的存在前提及演变为混沌的条件及规律等，对人类认识社会并主观能动地推动社会向更和谐的方向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显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弄清楚各种社会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存在前提及演变为混沌的条件及规律等。

4.2.2 “过犹不及”的普遍性及其研究要求
中国人早就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过犹不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是中国传统“中庸”文化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
但中国人不善于（或不屑于）精确分析，所以，中国先贤们无法告知其后人们任何社会序参量演化过程中动态性“过”与“不过”的临界曲线是什么样子。
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分析产生的成果之一如“拉弗曲线”，就对税率与税收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精确”定量探讨，如下图所示

拉弗曲线的意义可以理解为: 在原点O 处税率为零时, 将没有税收收入; 随着税率增加, 税收收入达到最高额A（此时的税率为C，它是“过”与“不过”的临界税率点）;当税率为100% 时, 没有人愚蠢到还要去工作,所以也没有税收收入, 因此曲线是两头向下的倒U 型。拉弗曲线说明, 当税率超过图中C点时, 挫伤积极性的影响将大于收入影响。所以尽管税率被提高了, 但税收收入却开始下降。图中的阴影部分被称为税率禁区, 当税率进入禁区后, 税率与税收收入呈反比关系, 要恢复经济增长势头, 扩大税基, 就必须降低税率。
本文此处引用的拉弗曲线是一个二维简图，若加进时间维，则随着时间推移，“过”与“不过”的临界税率点C也会动态性变化，其变化也表现为一个二维曲线（时间-税率），可简称其为临界税率曲线。
所以，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又一重大任务就是逐一找到各社会系统序参量在演化过程中“过”与“不过”的临界曲线。

4.2.3 社会系统序参量核心集合体动态演化规律的研究
    现有的人类智慧不可能同时研究清楚全部社会系统序参量间的动态关系，但却可以相对准确地把握一些关系相对紧密的一些序参量间的部分近期关系。本文将这些具有相对紧密关系的序参量集合暂名为“社会系统序参量核心集合体”（以后简称“序核”），显然，逐步弄清社会系统中各种“序核”及其动态演化规律也将是今后社会科学家们的重大任务之一。

4.2.4 中西思维互补找出社会科学研究共识性方法
中国的宏观整体思维和两极和谐思维方式与西方的“不断分解的还原法”和“经验实证”等思维方式各有利弊，如何有机结合也是人们经常要遇到的问题。也许，中国整体思维和两极和谐思维方式（形象直觉思维成份较重）在洞见人类理性的普世价值体系时有它的独特优势，而西方的“不断分解的还原法”和“经验实证”等思维方式（抽象逻辑思维成份较重）正好可以为这些普世价值体系的成立条件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对某社会系统序参量的局部精确量化研究结果，实际上只可能涉及到其序参量遍历时的一种特定状态，这种特定状态在将来的系统演化过程中再次出现也仅仅只是一种概率性可能，在没有弄清其序参量的遍历性质时，应用这样的结果时要特别注意避免犯经验主义性“以偏概全”类型错误。
“必须承认，在重大问题上，人类整体还处在半野蛮阶段，因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就所有重大问题讲道理的多数认同的方法。在目前情况下，社科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是：尽快创造出讲道理的多数认同的方法，然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种讲道理的方法，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在重大问题上，只有采用充分讲道理的“招标竞赛”方式去寻找解决办法，并将获胜方案进行局部试验，不断改进，才可能使所有人（或最大多数人）获得可持续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建成一个讲道理的、尽量减少损人害己的、可持续生存的国家和全球社会。相反，采取批判和对抗的态度，只能引发暴力，只是损人害己或损国害己，没有出路…社科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大概应该是这样：不但提出问题，也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解决办法不过是一种假设，究竟它们是否可行，需要用招标竞赛和“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来选择。”[1]

4.3逐步建成理性的普世价值观体系及其保障机制
理性的普世价值观体系应当是全人类多数认同且也能保障少数人基本权益的价值观集合。
这些价值观大致可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高层次的价值观如平等、和平、天人合一等具有人类总宪法的功能；中间层次的价值观如法制、民主、科学等可以是一般性社会管理策略；最低端也最具体的价值观就是国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经常要实际遵循的各类法规守则等，这些操作层面的法规守则等一般不具备普世性，它们可以因地因时而变化，但它们必是高、中层次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而不能与其根本精神相悖。
所以，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理论的和实践的探索动态性地完善这些价值观集合，并找到各层次价值观平稳过渡及其保障的策略性、操作性建议。

4.4 发扬光大人类克服认知、预测、选择难点时的历史经验
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认为人类文明史就是克服社会系统序参量中的认知难点、预测难点、选择难点这三大类难点的历史。关于此，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试错优选过程中积累的部分有效经验大致如下。
在克服认知难点时，尽可能科学地、全面地、细致地做实证调查，尽可能多地客观挖掘出各社会系统序参量模糊状态值的概率分布及其各类“序核”中的动态演化规律，反对文过饰非，反对弄虚作假，阳光行政，民主监督，创造说真话无害且光荣、说假话可耻且受罚的社会氛围及其保障制度，尽可能公开并让国民们共享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信息…
在克服预测难点时，要充分发扬民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客观地就事论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客观公正地推测和评价各种社会系统序参量的未来可能演化结果…
在克服选择难点时，要鼓励独立思考，互谅互让，平等协商，不搞一刀切，既要尊重多数人的共同意愿，也要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益，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创造条件允许各种策略都有自由试错的机会…

5结束语
社会科学研究要能真正地从零碎定性研究跨越到系统定量研究并产生出广泛而持久的效用，道路既漫长又艰难！也许，它需要千百万社会科学学者们和各国政治家们持续努力数百年才能完成之。所幸的是人类在这次伟大的跨越中，并不需要等数百年后才能看到其实效，探索过程中的每一次微小进步都会无声无息地扩增人类的福利！


参考文献
[1]何凡兴:各国社科知识分子四大智力盲区...www.aisixiang.com/data/54105.html 2012-08-22
[2]童大焕：文人思维停留在先秦时代…blog.sina.com.cn/s/blog_6322f7dd0102dy3m.... 2012-07-31
[3]朱大可: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 将抽空公知的能量和灵魂 ...culture.ifeng.com/jieri/special/2012duanw... 2012-09-07 -
[4]廖仁平：共识之难及对策…lrpxjcdc.blog.sohu.com/203174486.html 2012-05-25
[5]混沌理论：www.hudong.com/wiki/%E6%B7%B7%E6%B2%8C%E... 2012-09-18



2013年1月7日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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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累进税制的第一次冲击被击退之后，鼓动实行累进税制的运动却又以一种
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改良者，尽管一般来说都不承认他们具有任何欲求改变收入分
配制度的企图，但却一开始就论辩说，全部的税收负担  曾经被认为应由其他因素来
决定  应当依“支付能力”（ability to pay）来分配，以求获致“平等的牺牲”
（equality of sacrifice），而依累进税率课收所得税的方法能够最好地达致这个目
的。在支持此项措施的众多论点（我们仍能从当今公共财政的教科书中看到这些观点）
中，有一种看似最为科学的论点获得了支配地位并被人们广为传播。我们需要对这一论
点做一些简要的考察，因为仍有些人相信它为累进税制提供了一种科学上的证明。这个
观点的基本要点是，持续性的消费行为会使边际效用递减。撇开此一论点的抽象性质不
论，或许也正由于此，它在把那些先前被公认为以专断观点为基础的措施说成是具有科
学依据从而应当得到尊重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效用分析（utility analysis）领域本身在现代的发展，却完全摧毁了前述
论点的基础。此一论点之所以丧失了解释的效力，部分是因为人们已普遍否弃了那种认
为有可能对不同个人的效用进行比较的观点；部分则是因为人们已从根本上开始怀疑边
际效用递减的论点是否能够被恰当地适用于对全部收入的分析，这即是说，如果我们将
某个人从利用其资源中所获得的各种益处都视为收入，那么这种边际效用递减的论点是
否还具有意义。人们现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效用乃是一纯粹相对的概念（这就意味着
我们只能说，同其他事物相比较，某物具有较大的、相同的或较小的效用，然而仅从某
物本身出发，就说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效用，则毫无意义可言），因此根据这个论点，我
们便可以从逻辑上推论说，只有当我们根据某种其他可欲的利益，比如闲暇（或不需费
力工作），来表达收入的效用时，我们才能讨论收入的效用问题（以及这一效用递减的
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另一种论辩的要点来进行思考，即依据获得收入的“努力”
来说收入效用正在递减，那么我们将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事实上这意味着，随着个人收
入的增加，为诱导同样的边际努力所必需的对额外收入的激励也将增加。这可能会导致
我们主张累退税制（regressive taxation），而决不是累进税制。然而，循此思路再
做进一步的分析已毫无意义。在今天看来，毋庸置疑的是，在税收理论中运用效用分析，
全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它之所以是一种遗憾，乃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最杰出的经济
学家也都犯了这个错误），而且我们如能更快地摆脱由其所导致的思想混乱，我们就能
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的实质。

引文来自　贵希阿迪尼（F.Guicciardini）（ca.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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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
发表于：2013-01-07 10:27:21
? 近年来﹐"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我认为﹐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把这些概念梳理一下。
??
??在改革以前我国施行的是一种类似于斯大林模式的体制。而在西方有它的左派思潮﹐"新左派"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在欧美的话语系统中﹐他们讲的"老左派"指的是**和社会党﹐但是西方大部分国家中**的势力都不如社会党﹐因此"老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社会党。比如说在美国﹐"老左派"指的是以哈灵顿为代表的社会党人﹐就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共和人民党。这样哈灵顿就被认为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所谓"新左派"就是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不同的另外一种(在美国带有一种雅皮士式的)左派。在欧洲话语中"新左派"指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倾向﹐包括现在的布莱尔﹑吉登斯等标榜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既不要福利国家﹐也不要自由放任。他们讲的"老左派"是以社会党国际为代表﹐和以在西欧﹑北欧执政的社会党的理念为代表的那种思潮。
??
??与此同时存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欧陆叫自由主义﹐在美国叫保守主义。美国主流学术话语中的保守主义是和欧洲话语中的保守主义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欧洲的"自由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是个人自由﹐而欧陆的"保守主义"在美国被称为"托利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正是美国革命革掉的那些东西:贵族传统等等。)﹐目前这几年在欧美话语中流行的"新左派"也就是90年代社会党国际中流行的"社会自由主义"(布莱尔提出"新工党"理念﹐就是自由主义化的工党理念)。
??
??与此不同﹐中国90年代以海外华人学者崔之元等倡导的所谓"新左派"立场实际上是在中国原有的斯大林体制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取一个折衷。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在中国非常强调在改革以前的体制中吸取资源﹐比如说﹐认为"人民公社"是经济民主的典范﹐"文革"是政治民主的典范﹐等等。当然他们也讲了一些西方社会民主的内容﹐如伊索普模式(雇员持股计划)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过去正统的理论有所不同。另外他们吸收的思想资源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来自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来自西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与社会民主思潮有很大的不同。
??
??许多中国人都误认为"西马"和社民党差不多﹐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西马"就其产生的思想理路来说﹐它发源于已经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传统决裂后的第三国际内部的一支异端﹐以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为代表﹐虽然与第三国际正统有异﹐但与社会民主传统却没有因此接近。葛兰西等人当初与俄国人的分歧主要是形而上的﹐即反对唯物主义﹐更强调文化自觉﹑阶级意识等类似"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显而易见﹐这里潜藏着一些比俄国人更"左"的苗头﹐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对中国毛泽东式的主观浪漫主义感兴趣﹐并不完全是对我国现实的隔膜﹐也有形而上的根源。这在欧美自由社会中作为一种批判的声音自有其价值﹐但这些资源再被传入中国后﹐它和斯大林体制之间的距离要近于它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距离。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斯大林体制和"西马"之间﹐而不是在斯大林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当然更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这就是中国话语中的"新左派"。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点:中国的"新左"和西方的"新左"有很大的不同。
??
??就中国的情形看﹐这两种"新左派"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显然和中国"新左"不同﹐与他们在种种事实上有不同的判断﹐对他们承继的两种资源也持否定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与西方的"新左"也有明显的不同点:西方的"新左"取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畅?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他们完全不同﹐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国家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国家。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
??
??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面﹐它们共同对付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而自由主义赞同但社会民主派反对的价值与社会民主派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这两部分都很些?这里讲的价值重合面主要就是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价值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并不是什?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畅?最近《天涯》杂志发表了我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韩文版序﹐这篇文章原题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但编辑部没有改动文章内容﹐却未经我同意把题目改为"我的第三条道路"。两个主义重合的那些基本价值决不等于两个主义之外或"之间"的"第三"立畅?
??
??随着自由秩序的建立﹐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重合部分在缩小而两者价值歧异﹑观点对立的部分在扩大﹐同时作为两个"主义"之共同敌人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分离﹐这时才可以说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比自由主义"左"而比社会民主"右"的那种立场才有了发展余地。而我们现在的立场用语言表述就是﹐我们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在中国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存在着主要的重迭之处﹐我们就是站在这些重迭之处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而我们反对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赞成的那些东西﹐即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
??
??至于自由主义赞同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价值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我们认为对目前中国人来说还是假问题。比如说﹐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一个重要点就是关于工会权利问题。在西方话语中﹐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之一来自工会(这里指的当然是民间工会﹐而不是官办工会)﹐但实际上正如我们以前在东欧看到的:在一种与哈耶克所处环境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真正的工会力量的强大并不是对个人的威胁﹐恰恰相反﹐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促进。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工会和自由个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反过来讲﹐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东西﹐如美国那种充分竞争的规范化自由市场﹐在今日中国也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不限制就会危害"平等"﹐而在我们这里危害平等的根本是另外的东西。
??
??这里要指出﹐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底线的优先地位﹐这与所谓历史决定论并无关系。如今有个有趣现象:一些"新左派"对马克思的反感似乎比他们所说的"右派"还大﹐他们在津津乐道于文革﹑大跃进的同时﹐张口闭口批判马克思的"西方中心论"﹔在津津乐道于"后学""前沿"的同时﹐一提到马克思就是"科学主义"谬误﹑"历史决定论"与"机械进化论"的过错。有时他们甚至宁可从"保守主义"那里借用非理性﹑民族性等武器﹐而批评"右派"没有和马克思划清界限!
??
??葛兰西以来的"西马"主流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无论其它方面如何对立﹐在批判马克思(尤其是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性主义倾向方面却存在着有趣的一致性。"西马"以浪漫主义﹑哈耶克以经验主义来抵制理性主义的僭妄﹐这或许反映"后现代"西方对启蒙理性的过分扩张之反感已成为超越左﹑右的潮流。对此我们应当怎样看﹐这是一个问题。然而中国"新左派"的反马克思却没有这种后现代背景﹐他们的反感只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论为肯定资本主义优于中世纪提供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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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19世纪的人们﹐包括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之敌视中世纪而向往公民社会﹐不仅是出于唯理主义﹐更是出于人道主义。这与"历史规律论"是否成立﹐其实并没有什?关系。简而言之﹐"交换"比"抢劫"要好﹐这是人道的常识﹐它完全不必以证明从"抢劫"发展到"交换"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为前提。"交换"也许并不高尚﹐它不是"慈善"﹐然而一个抢劫横行的世道是决不会有兴旺的慈善事业的﹐因而禁止抢劫就成了交换者与慈善家的共同底线。这与他们相信不相信历史决定论毫无关系。没有底线伦理﹐高尚道德就不可能站得住脚﹐如果说这也叫决定论的话﹐那它也是一种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决定论﹐而不是什?"历史决定论"。因此﹐真正的慈善家(不论他是"新"的还是"老"的)必然比交换者更激烈地反对抢劫﹔而如果一个"慈善家"竟然认为"抢劫"比"交换"更可取﹐"交换"比"抢劫"更可恶﹐他当然会被怀疑为伪善﹐甚至被怀疑为劫匪的同谋。这与"否定的否定"无关﹐更不是可以"反对历史决定论"来辩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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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我们为什么需要人文经济学？

【编者按】本文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2012年12月29日在人文经济学会成立典礼上的讲话。人文经济学会由茅于轼发起成立于2012年7月，旨在推广人文经济学，促进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交流与应用。目前共有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王巍、陈浩武、胡释之、岑科、傅小永、刘业进、雒亚龙、周克成等十一位理事成员。本文由人文经济学会授权FT中文网刊发。

　　演讲者：中国经济学家、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 茅于轼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个会，今天我的发言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人文经济学》。我最早有这个想法是两年前，现在慢慢成熟了。大概半年前我们开始有所活动，我们发起人讨论了好几次，今天是头一次以开放的会议形式来纪念学会的成立。我觉得自己过去十几年做的事，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人文经济学的实践。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一门很难的学问，要花很大的精力研究它。但是对经济学有兴趣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他们没有机会成为经济学家。有多少人呢？中国有13 亿人口，假如1%的话就是1300万，我想不止1%，所以有几千万人对经济学有需要。他们怎么满足这个需要呢？只能零零散散看看文章、上上网、听一些报告。我觉得这还不太够，我们要给广大对经济学有兴趣、但又不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提供一个服务。

　　经济学是一门很严密的科学。为什么要推广经济学？就是要培养一种理性的思维、一种符合逻辑的思维。我想只有经济学能最恰当地把你的生活经验和逻辑思维结合起来。推广这种逻辑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社会有很大的意义。

　　中国人是东方人，跟西方人比较，东方人思想比较缺乏逻辑和精密的思考，也因为这样，我们在自然科学方面是比较落后的。经济学有点接近于自然科学，所以如果我们掌握了经济学，对提高我们的思维方法、思维能力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吸收会员，我们的门槛很低很低。只要你对经济学有兴趣、承认我们的会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会章已经在网上公布了。但是要成为我们的会员还有一些特别的义务，什么特别的义务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一个愿意学习的团体，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我们不主张互相斗，我们主张互相学习。

　　互相斗没有什么好处，不符合经济学智慧。经济学强调双赢，大家都得到好处，参加这个学会要能够得到好处，而不是去伤害别人，这是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如果我们同意这点，我们不希望用讽刺、挖苦、损人的方法讨论问题。我们主张如果我跟你意见不同，那我学习你对的那一点。

　　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学者，但是不大有学派。你像美国有货币主义学派、芝加哥学派、供应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等，我们中国有很多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学派？因为我们不善于向别人学习。所以我们学会提倡学习，从学习里头长进自己，对自己有好处，也对别人有好处。这样的群众性组织我觉得有特别大的前景，今天已经是一个证明，在座诸位连坐都坐不下，很多人只好站着。

　　讲人文经济学还是得回顾一下经济学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一般认为是亚当·斯密。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经济学，所以他是一位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教授，但居然写了一本《国富论》，把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思想提出来了。从那以后，经济学有了非常大的发展，特别是大约100年前有了数学进入经济学，这使经济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学得到巨大的发展。现在诺贝尔奖把经济学也作为一个科学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一，把微积分用到经济学里边，特别是偏微分，擅长分析许多变量同时变或者个别变怎么影响事物，这种思想方法使我们对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表达更清楚了，对经济学的本身问题想得更清楚了。

　　二，数学对经济学的帮助，就是把经济学看成一个财富生产的极大化，所以可以用数学的极大化来研究问题，企业要利益极大化、家庭个人要效益极大化，两个基本假定把经济学理论大厦建立起来了。当然现在的经济学差不多变成数学了，它跟数学不同的地方，是引进几个假定，假定人是经济人，就是说人是关心自己的利益，又假定收益递减，投入不断增加产出慢慢递减，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假定，比如A大于B、B大于C那么A一定大于C等，有了这些假定，数理经济学把经济学推到非常高的阶段，而且使经济学方法直接用于政策方面，一个政策怎么制定、怎么选择，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告诉你什么方法对、什么方法错。

　　数理经济学厉害的地方差不多就是数学。比如几何学是数学，几何学已经有2000年历史，这2000年就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现在用的欧式几何，2000年没有变化，再过2000年我看也不会变。所以数理经济学，我看也是再过2000年也不会变，除非你假定不对，人不是自利的。因此数理经济学确实给我们极大的信心，不分时间、而且不分东西南北，没有什么东方经济学，也没有什么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好像几何学一样，几何学没有东方、西方分别，物理学也一样，不因为你是穷人、你是富人，就有穷人经济学、富人经济学，没有。不分立场、不分喜好，因此数理经济学确实非常厉害。自从1967年开始给经济学家颁发诺贝尔奖以后，得诺贝尔经济学家估计一百多人，他们大部分是数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对经济学有贡献。

　　数理经济学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虽然是数理经济学的结论，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还原成人文经济学，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容易理解的经济学。

　　举一个例子，我们学经济学都知道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怎么回到人文经济学呢？我的解释很简单，就是你拿钞票能买一切东西。其实这个里头包含很深的道理，一般人很少想。为什么钞票能买东西？你能买粮食是因为“18亿亩红线”的保护？不对，你可以买好多东西，不光买粮食，商店里几千种东西随便买，有几千条红线吗？没有的。

　　你拿钱买东西不需要票证、不需要审批、没有身份的限制，谁拿钱都可以买。这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商品之间可以作比较。一个面包两块钱，一度电一块钱，我吃一片面包等于用了两度电，我不吃这个面包，省了两块钱，可以用两度电，因此一个面包等于两度电。本来面包跟电没法比较的，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照明的，有了一般均衡所有商品都可以比较，可以通过钱比较。

　　我们口袋里的钱可以比较所有的商品，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了GDP，而面包可以和电比较，如果没有钱买一切东西是算不出GDP来的。改革以前，中国社会钱不能买很多东西，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那时候GDP是算不出来的，当然现在人民币也还不是能买一切东西，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你就会知道拿钱不能买土地，要审批的。

　　也因为投资领域不自由，我们价格有所扭曲，只有钱可以无障碍买任何东西的时候，也就是一般均衡，这个时候任何产品都可以做比较。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要生产财富而不是消灭财富。怎么生产财富？生产钱，因为钱能买一切的东西，你赚钱就是财富的创造。

　　过去我们认为企业不要赚钱，要为人民服务，结果企业赔了好多钱，国家越搞越穷。企业就是生产东西，生产水泥、粮食等，但是东西生产出来国家更穷，为什么？投入太多产出太少。投入了好多东西，劳动、资本、土地、原材料等好多东西，有了一般均衡，有了价格就可以把不同的投入加起来，一比就知道投入多还是产出多。企业必须赚钱，就是必须为社会创造财富。如果没有一般均衡就没法比较投入和产出，企业就没有方向，就只知道生产，而这生产却不一定对社会有利。劳动也是一样，有些劳动不但不创造价值，还消灭价值的，改革以前我们的好多劳动，都是消灭价值的，结果越劳动国家越穷。

　　有了一般均衡，我们也能比较两个方案，比如煤炭发电，把电送到用电的地方，还是把煤运到用电的地方，哪个对社会更好。运输煤可以走铁路，也可以走公路、水路，用什么运输好？这都是可以做比较的，对社会节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可以运用到国际贸易怎么合理配置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优利用资源都需要一般均衡。

　　我举的这个例子说明数理经济学的很多重要的结论，我们可以把它还原成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比如钱能买一切东西，钱为什么能买一切东西？如果想到这个问题，你对人文经济学就开始入门了。

　　人文经济学也是对经济现象的充满好奇心的探讨。为什么钱能买东西？我的钱哪里来的？我挣来的，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挣来的。这个钱为什么能变成那个东西？为什么能变成面包、变成电，这里头是怎么样的过程？这就是人文经济学需要做的事。

　　也就是说人文经济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理论出发。数理经济学是从理论出发，不需要生活，而人文经济学从生活出发。人文经济学一定要有一个特点，它的知识来源是我们对社会的观察。很多人学经济学是从书本上学的，书本的知识是第二手材料，甚至第三手材料，不是第一手的材料。第一手知识从哪里来？是你对现象的观察，不管经济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第一手的知识都是对现象的观察，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学的东西。

　　我们学力学，牛顿力学三定律，你学书本的，学了半天还不懂，你怎么能懂啊？你要知道牛顿还有他以前的人，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些科学规律，他怎么思考的？他疑惑的地方在哪里？怎么一步步克服了疑惑的点，达到正确的结论？经济学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现象可以观察，对这些现象不断去问为什么？这就是人文经济学的第一手知识。而不是从书本上去看，书本上看，你要是缺乏这种思考的习惯，你只能得到第二手的材料，不大会用。你把它还原成一手的知识，就会用了。这知识才算真正被你掌握了。

　　我提倡的学习经济学的方法，就是还原到最现实的生活，从里边想怎么得出经济学的结论。供给需求、一般均衡其实最原始的就是对生活的观察。所以我们要培养对事物的好奇心，对于人跟人的关系的观察，从观察里头能够发现知识。

　　数理经济学贡献非常大，但是它有严重的缺点，缺点是不分时间地理、不分美国、中国还是日本、德国，都是一句话，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所在，每个国家不一样。因为有客观环境不同，有主观传统、文化等等种种的不一样，所有这些不同在数理经济里头看不出来，但是在人文经济学里头需要看出来。

　　因此人文经济学不仅仅包含数理经济学，而且要包含其他学科。我觉得它要有伦理学、历史、逻辑、自然科学的知识。

　　而且我们看到人文经济学也跟数理经济学有类似的地方，既然是一门学问，应该各种人都能接受。我们提倡的经济学立场，是眼界很宽、站在人类立场上的，而不是狭隘的、只顾自己的。我想既然是讲学问，我会向你学习，你把你的道理告诉我，我也希望你向我学习，我们互相补充。我反对用不讲理的方法来探讨学问，这样对你我都没有任何好处。

　　经济学可以回答很多问题，不仅仅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我们知道人类几万年的历史，最近200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1800年到现在也就是200年，人类历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几万年变化也有，但是很小。

　　人的历史有几十万年，但是奋斗了几十万年，全世界人口有多少？在公元元年的时候，全世界人口两个亿，公元1800年的时候10个亿，经过1800 年，人口从两个亿增加到10个亿。现在的200年呢，从10个亿增加到了70个亿，200年增加60个亿，之前是1800年只增加了8个亿，差不多一条水平线，到1800年的时候忽然上去了。

　　这是非常大的变化，人类历史几万年没有这么大的变化。人口这么大变化，说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已经被突破了。马尔萨斯说，人口增加比食物增加快，所以人口增加不上去，因为没得吃，这话不错，但是到公元1800年以后，没有问题了，现在人口增加了60亿，而大家吃得比过去还更好、更饱。其中原因很多人说是由于科学技术，我觉得这个看法比较肤浅，真正的原因要用经济学来解释，就是市场出现了。

　　市场的安排是双赢，我好你也好，在1800年以前不是双赢，我要得到享受，要获得权力，而权力是有排他性的。权力最大是皇帝，皇帝一个人住故宫那么大地方，但是他当了皇帝我当不上，我要当皇帝就要把他干掉，从皇帝到九品芝麻官都有排他性，不可能人人都当官啊。因此人要享受的办法，就是损害别人，自己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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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市场出现以后这种规律变了，我靠赚钱得到享受，而赚钱是共赢的，我赚钱，你也能赚钱。一个人赚不了钱，赚钱是通过交易赚出来的，交换才能产生财富。所以大家忙着交换、忙着赚钱，赚钱不但没有排他性，而且有互补性，要你赚我才能赚，这样的结果是社会的状况完全变了。

　　人的寿命也是一样。人类发展了几十万年，平均寿命26岁，现在到68岁，也是在这200年里头发生的，寿命、人口都是市场经济出现之后发生大变化。科学技术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在商品市场基础上发挥的。商品市场筛选对人类有好处的科学技术，凡是能商品化、能够赚钱的科学技术就会得到发展。

　　现在大家都有数码相机，不用彩色胶卷了，为什么？它价钱便宜、又方便、质量好、又方便管理，就把彩色胶卷淘汰了，这是市场在起作用。我们的计算机每年都在更新，不更新你就赚不到钱，逼着你去竞争，这都是市场的作用。

　　所以真正的原因是市场在起作用。我估计再过几十年，顶多再过100年，人类发展可能会停下来，人口不可能增加过多，90亿到头，寿命也不会活到200岁，活到120岁有可能，再多不可能。所以人类社会是一条水平线，现在突然上升，然后又是一条水平线。我们现在正好处在200年变化中，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的。这一切变化得益于市场的安排。

　　市场是很自然的，交换得到好处，这也不需要教，但为什么过去没有市场，到了1800年以后才有呢？因为市场需要对人权的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需要得到保护。而过去在皇权社会下，这些生命财产是没有保护的，因此市场发展不起来。

　　由于有了人权的思想，首先从西欧开始，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政府不得侵犯老百姓。由于这个观念就出现了市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原因也是人权逐渐得到保护。改革开放以前人的命一点不值钱，现在很值钱，现在要杀吴英还不容易呢，要杀一个人是很大的事，但是过去杀人是不计其数地杀，这样不可能有市场。现在生命财产比过去有了很大的保护，但是还不够。也正因为这样，很多有钱的人移民走了，这不是好现象，希望国内人权保护会更好一些。

　　人文经济学跟数理经济学比较，不是一个精密的科学。数理经济学是很精密的，是数学推导出来的，人文经济学有点模糊，不那么可靠，这也是我们自己要加以注意的问题。但是模糊不等于错误，有正确的模糊，有错误的模糊。

　　我想起胡锦涛主席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现在胡锦涛要交班了，但是他的“科学发展观”，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提倡做事要符合科学。科学的思维要建立在非常牢靠的基础上，那些模模糊糊的事不见得错，很可能是对的，但它不是科学，不是科学你就得加点小心，就要加以思考。现在我们把“科学发展观”变成我跟中央保持一致，开口也好，文章也好，一上来就提“科学发展观”，但是到底科学不科学？天晓得。我们真的需要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建立在很牢靠的逻辑基础上。我们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一个事情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

　　我到深圳去，深圳出租车等红灯每分钟8毛钱，北京出租车等红灯每分钟2毛钱，从科学发展观你就看出来了，深圳和北京差4倍，怎么差这么多呢？有什么道理吗？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了，你要想这个问题，比较一下就能看出问题来。当然你没有解答，没有说深圳为什么贵，北京为什么便宜，是定价错了，还是本来就应该这样？但是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就是一个科学问题。

　　再比如北京出租车好多年没有涨价，但是北京的其它物价涨了很多。物价涨了好多，出租车没涨价，这是一个现象，你就得想想这是否科学。而且不仅仅北京，其实中国很多大城市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打车越来越难，供不应求。你把价格压下来，供应就减少了嘛，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上海打车很难，北京打车越来越难，这是经济学的解释，可能不够科学，可能还有别的解释。你得想想别的解释对不对。我们要培养一种科学的、基于事实的分析方法，这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今天是成立的会，在这里有一个隆重的仪式，有这么多人见证人文经济学会的成立，而且今天有许多国内的第一流的学者参加这个会，还有一些他们同意参加但是临时有事来不了，这给了我非常大的鼓舞。我们几个发起人可以说都算不上经济学家，我不是学经济，我是理工科的，也没有博士学位，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对经济学有兴趣，喜欢研究、喜欢思考，希望有一个组织帮助我有所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到底我们怎么给大家服务呢？通过报告、通过网上文章、通过出版物，也提供大家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来互相交流、互相长进。最后希望我们的社会由于我们学会的存在而得到好处，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言，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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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以人文经济学开启新启蒙运动

　　演讲者：中国经济学家、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张维迎

　　我在三十年前第一次见到茅老师，他就给我讲数理经济学，今天他给大家讲人文经济学。我不想太细评论他的观点，因为他的好多观点我都很赞同。有时候，他的好多观点，包括在座听众不一定听得特别明白。但从我三十年的跟茅老师交往的经验来看，他的好多观点非常深刻，有些是自己悟出来的，不是借鉴别人的东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

　　我把茅老师讲人文经济学和发起人文经济学会理解为中国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茅老师越来越走向人文经济学以后，我感到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怎么更好地合作。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人类有史以来都在探讨这个。从思想角度看，人类有两个500年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最大，当然了，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经济学范畴。第一个500年就是公元前500年开始的所谓轴心时代，从孔子到耶稣，那个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另一个 500年是从17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

　　第一个500年，先知研究人怎么更好合作、怎么幸福，更多强调心，强调怎么改造人的心。第二个500年换了一个角度，强调人的行为，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第一个500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人物，但是很遗憾，第二个500年东方没有贡献，或者有，但是跟西方的套路不一样，我们没有走向理性、自由、民主这样的层面。

　　我们看一下，在100多年前中国就开始启蒙，非常遗憾，100年前特别是20世纪以后启蒙就开始中断了。我感觉对于西方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今天中国人的了解比100年前的中国人少得多，包括政治家也一样，好比慈禧太后对宪政的理解就比现在很多人深刻。她说为什么要搞预备立宪?她说这是普世价值，如果中国不搞预备立宪，全世界人不把我们当正常的国家看。

　　我希望人文经济学会的成立是中国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其实我们在三十年前就开启过一次，但是也就几年时间就被中断了，从此以后没有了。今年领导换届，预示中国有新的启蒙时代。

　　我觉得人类进步就是少数、可以数得出来的几十个思想家创造的。在过去200年，对人类进步最大的是关于市场的理念，它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亚当·斯密不是经济学家，它是伦理哲学家。过去认为一个人干事为了自己肯定是坏事，亚当·斯密第一个系统证明一个人追求自身目的可以为社会带来价值，这就是我们讲的“看不见的手”的价值。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亚当·斯密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被一些人认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一样，甚至相反的。我们要真正理解道德情操是什么东西，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密如此强调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怎么使一个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然后导致人类的合作，给我们人类带来共同的进步。

　　亚当·斯密特别强调同情心，人无论多么自私，天性当中都有关心他人的一面，看到别人生活得快乐，自己也会感到愉悦。亚当·斯密还讲同情心是以自我中心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不一定是自私的。亚当·斯密讲的例子就是，人最同情的是自己，其次同情和你生活在一块的兄弟姐妹、儿女父母，离你距离越远同情心越弱。

　　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设想一下假如中华帝国数亿人被一场地震所吞没，远在欧洲的一个富人、一个企业家会有什么感觉?他可能感觉悲伤、怜悯，他不能忍受数亿人突然间没了，但是做完这些事以后他该做生意还是做生意，晚上睡觉还是正常。但是同样一个人，如果想到明天早上手指头会被人剁掉，他可能一晚上都没法入睡。

　　所以亚当·斯密认为人类进步需要好多人协作，而一个人穷尽一生也交不了几个朋友，人类随时随地需要别人帮助，但是仅仅靠仁慈是根本不行的。所以他有名的一句话是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于厨师、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是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是对他们讲我们需要什么，而是要讲什么对他们好。”

　　我想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200年之后证明这样的思想仍然是我们人类为了幸福、更好地合作必须坚守的思想。我们中国现在改革出现很多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市场。当然像亚当·斯密这么伟大的思想，中国的古人2000多年前就有，像我的陕西老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面就讲到过。当然了，它不是严谨的科学论述，但他讲到了基本的自由竞争如何导致财富的增加。

　　茅老师刚才讲得非常透，我们经济学走到数理经济学的时候，把物质财富当成人类幸福的唯一度量，这个是错误的。人类有好多需要，包括自由的需要。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任何政府处罚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剥夺他的自由，由此可见自由是多么宝贵。只有市场才能保护自由，当然也只有自由才能保证市场。其实自由和市场完全是一回事。也只有市场，能够我们让每个人独立，让我们有自尊，茅老师刚才讲的货币可以买到一切，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经济学也受到好多人文学科的误解，所以今天这两个放在一块蛮有意思。因为人文学者大部分都会对经济学家不齿，经常会讽刺经济学家。我要特别谈到一点，理性人或者说自利人这个假设是多么的重要，有些人看到社会的道德堕落，就说你们经济学家作这样的假设，就让人自私，所以社会就变成了这样，这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学家的这个自私假设，是为了更好推进人类的合作。事实上证明也是这样。凡是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高，道德水准就高，凡是不按照亚当-斯密的理念、不搞市场经济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比较差，道德水准就差。比如中国和美国。

　　人类好多的灾难，为什么好人不干好事?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把人假定得太好了，结果我们都变成坏人，反倒如果我们都把人假定为坏人的话也可能都变成好人。看看我们的皇帝，我们过去假定皇帝是圣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早就假定皇帝是自私的，他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员也是贪婪的，那么我们早就走进民主制度了，那我们就不至于经历这么多灾难，包括文革灾难、大跃进的灾难。我们搞市场经济，不可能有大跃进，不可能吃大锅饭，也不可能有文革，所以市场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所以茅老师强调的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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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济学家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尤其是当我们按照数学方式处理问题的时候，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依赖于本身，而依赖于数学上怎么处理，凡是数学上不能处理的东西假定它不存在，这个是要命的。所以很多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它的假设完全不现实;错就错在，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有效的经济学理论，结果却玷污市场的名声。如今很多经济学家讲的“市场失败”其实不是市场失败，而是市场理论的失败，我们却认为是市场本身的失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经济学家也要不断地反思。

　　最后我用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人文经济学应该考虑什么。有一个经济学家开车出去旅游的时候迷路了，然后他找到一个农场主，问农场主路怎么走?农场主很客气地告诉他路怎么走。经济学家为了显摆自己的知识，说我打一个赌，十秒钟内数你有多少羊。农场主说，不可能，如果数对了我送你一只羊。经济学家说你有 783只羊，农场主很惊讶，只好说这么多羊你挑吧。经济学家挑了一只准备上车的时候，农场主说等一下，我也跟你打一下赌，我能猜出你是干什么的，如果猜着了我的东西你放回，经济学家说没有问题。农场主说，你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经济学家?农场主说，你数是数对了，但是你抱走的是我家的狗不是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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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中国现实

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潮恐怕非新自由主义莫属。新自由主义也纯粹是泊来货，似乎以美国等西方社会为观照物。国人总以为新自由主义就是美国主义，这完全是误解。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和美国发展模式是两码事，没有共同的本质。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最大化，私有化，反对国家干预，以及认同全球化的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而在政治上主张，民主政制。即新自由主义只局限于美国在私有制上建立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样的认知维度之内，但并没有能认识到在此背后还有更本质的驱动机制和支撑体系。总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美国发展模式才有借鉴意义。

我们先说说美国的私有制。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制度，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都必然是一种纳什均衡，即必须是全社会各个团体共同认可的制度，也即必须是公平正义的。显然私有制在美国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并且在私有制上建起的市场经济也是高效率的。当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明白这一点，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而在马克思看来，在私有制上建起的市场经济是人吃人的制度。马克思错了吗？其实这完全是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在适合的制度安排下，资本主义改良了。在美国私有制背后有着精致的制度安排，诸如，个人税收累进制和高比率的遗产税制。因此，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时，充满着罪恶，但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漂洗，已经有足够的正义性。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无视这一点，却要强硬推行国企私有化，必然阻力重重。

我们也有必要先弄清楚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上文我们已经介绍了新自由主义的具体主张。现在说说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西方也是主流思潮，建立在两大理论之上,即卢梭的社会款约论和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原理。我们先说说卢梭的社会款约论。其实卢梭的社会款约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对世界文明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的论证方法和逻辑铬有西方文化的印记。他的逻辑起于一个虚构的，以个人为原子的森林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原子个人有权拥有绝对自由。但由于人性是恶的，这样的绝对自由可能诱致互相残杀，这在人类历史上也缕见不鲜。因此卢梭认为这些原子个人很愿意让渡出部分自由，共同订立款约，形成社会秩序，以便增进各自的利益。这样社会秩序由原子个人共同订立款约而形成了。这就是民主政制的的合法逻辑。既然，社会秩序由国人共同订立，因此也有权进行修正和更改。这样卢梭论证了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并且民主政体的本质是权为民所有。

说实在的，作为一个东方人，起初我无法理解卢梭的论证逻辑。但在基督文化中，这便天经地义了。我们都知道，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教会规定了一些教徒要遵守的戒律，如著名的摩西戒律。教徒为什么愿意遵守这些戒律呢？因为这是进天堂的代价。此中使人们隐隐约约地觉得上帝在和教徒在订立条约，而教徒遵守这些条约，其付出：让渡了一定的自由，而所得：有了进天堂的入门券。可见卢梭的理论在基督教文化中易于理解，易于引起共鸣。

实际上，基督教的那些戒律既是西方社会法律的原型，其社会道德伦理也生发于此。读者是否思考过：中华道德又起源于何处？其实中华道德和西方道德有不同的本原。中华道德起源于天道。如《阴符经》所说：“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何谓天道？概而言之，就是则天则地。此中有三层含义：一、天覆地载，养育众生；而成功不居，周而复始。二、天道好均，雨露均沾，阳光普照。至于第三层含义儒家和道家有不同的体认，儒家好阳刚，而道家喜柔和。因此如果说基督文化演生自由主义，那么中华文化胎育社群主义。

从上论述可知，中华文明和基督文明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这两大体系中各有自己的逻辑依据。目前有些人不明此理，因为自由主义在我国被认同度不高，便下了自以为是的结论：中国国民的素质太低，或认为是民粹主义作怪。当然对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的所谓精英来说，自由主义天经地义，卢梭的逻辑也天经地义。而对一般的平民大众来说，更渴望公平正义，特别当今中国最欠缺的也是公平正义。其实，公平正义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自由主义如果缺失了公平正义的内核，也失去了生命力。基督文化的内核也是公平正义：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如果中国自由主义者不正视这一问题，终归自欺而难以欺人。

现在我们来研究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即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实际上，哈耶克这一理论形成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阵营论战之中。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内核思想是：世界文明发展是随着知识体系积累而自我进化，而非人为设计而来。众所周知，在哈耶克之前，英国经济学家斯密发现了市场经济中存在“无形之手”的作用机制，也即市场经济存在自生秩序。可见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并非哈耶克自创。当然哈耶克对斯密的理论深化并扩展了，揭示知识体系不断积累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便是他的新发现。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现实世界中真的存在这样的社会秩序吗？显然，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要仔细思量了。从近几百年的世界发展史来看，西方国家发展总体上是有序的，虽然有一些干扰，如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发生了几次经济危机。可见从西方社会的历史现实来看，我们无法证伪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总的来说，西方国家一直在有序地发展着，并且由公平正义导向。而理论上，到目前为止，虽然理论界对此有异议和批评，但不足以彻底否定。

但我们把眼光转向东方，转向非基督文化的社会，情况就大大不同了。众所周知，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都实行私有制，一直存在市场，但我们并未能自然而然地发展出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而仅仅局限于小农、手工业作坊的小生产。而伊斯林社会也如此。此中的原因大实值得沉思。

原因何在呢？总的来说，中华文化中所形成的信仰和价值观不利于此。即中华历来是官本位社会，社会价值取向也由官本位定位。具体原因包括如下几方面：

其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并且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期玉。而读书之所以高，无非是学而优即仕。在如此价值取向下，社会上有条件的人士必然趋走于读书求仕。由于社会智力汇聚于这条独木桥上，必然不利于其他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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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长期实行重农，而轻工、商的发展策略。这必然限制工商业发展。

其三、君子不器。从根本上息窒了科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扼杀社会的创新创造力，也毁灭了社会发展原动力。何谓企业家精神？下文将详细论述。

其四、在儒家文化中，既没有天堂，也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人生只有现世，没有前生后世。因此人人求富贵。虽然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其实只有富贵才能立德、立功。而对平民大众来说，人生只有苦难，毫无价值可言。当然对一些大儒来说，还有立言可安身立命，但在读书人中能立言又有几人？所以中华历史上不乏鋋而走险之徒。将相宁有种乎？这也成了皇权更替的动力源。

五、并且在儒家文化中，社会并非人人平等的社会，而自生成等级社会。社会人群的最大分隔是：君子和小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人生取向也不同。所以那些从事所谓鄙賤职业者，并不愿安于职守。而在基督文化中，在天父面前，人人平等，即所有信徒一律平等。不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遵从上帝意旨，都能进天堂。从而有利于人们忠于职守，培育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如果说创新创造力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那么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便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精神支柱。

可见，单有私有制自生不出市场经济，自生不来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没有文化和信仰层次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不会有社会和谐、社会秩序。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市场经济要有序有效运行必须有相应的精神支柱，即创新创造的科学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忠于职守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在此我们再说说企业家精神。何谓企业家精神？包含如下几方面：其一、创新创造力。把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引入生产领域，或开发出新产品，或创新生产过程、工艺，或创造新的营销模式等等。其二、冒险精神。世界复杂多变，不能等待水到渠成，要有抢夺先机的胆识。其三、对未来时势要有预见力。即冒险并非一味蛮干，而要善于握时运机。总之，企业家精神是人类高贵的品性，恐怕单凭利润的激励无法生成。

目前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奉信斯密信条，即私有制并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市场经济存在一种“无形之手”的机制，便自我达到一种完美的均衡，也即存在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最大化社会福祉。但事实并非如此。放眼世界，最有效的市场经济都生长于基督文化圈。实际上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支撑环境。具体来说，西方市场经济系统有如下的的支撑环境：

第一，信仰基督教，形成了一种罪感文化。基督教是一种博爱的高尚的宗教，把天堂建在人们心中。还有一大特色是，所有教徒都是上帝子民，都是兄弟，但对异教徒就不是兄弟了。西方社会的强大的内聚力和对外的侵略性，根源就在此。我还证明了西方勃兴的创新创造力，根源也在此。请见《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创新创造力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第二，完善的法治社会。在西方守法既是义务，也是尊严和信誉所在。法律已经内化于人们的行为之中，规范着人们的各种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违法便有罪恶感，并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我国法治刚刚起步。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普遍存在，屡见不鲜。

第三，民主政制。这一政治体系能有效地处理劳资矛盾和约束权力，从而有效地避免官商勾结掠夺弱势群体。并且有发达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为供给和需求双方，厂商和劳工之间等等构筑了讨价还价的平台。社会的公平正义便由此演生。

毫无疑问，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确存在于基督文化的国家中。实际上，西方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建基于基督文化信仰之上，离开这一大背景，这些理论未必能成立。近代中国知识界有一股崇尚西方理论的风尚，但往往忽略这些理论的前提背景。如果不明白此点，生硬套用，后果不堪设想。可以说，当下中国的问题多少起因于此。前一时期的改革显然生搬硬套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形象地描述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了。不妨称之戏剧院里的秩序。从自生自发意义上说，在戏剧院里观众和演员的行为都是自生自的，并且有条不紊，非常有序。就观众来说，可以尽情抒发自己对戏剧的或喜、或怒、或哀、或乐的感受，有时欢呼，有时喝倒彩。至于演员可以施展千般能耐发挥自己的演技。但这样的秩序建立于戏剧院的大环境之中。即有舞台、观众席，舞台上还有灯光等器具，也有相关的习俗。可见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建基于文化信仰系统之上。

实际上，有共同信仰的社会都能创生出自己特有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基督文化有自发社会秩序，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也有自己特有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没有这样的社会秩序，任何文明都不可能承继延续。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得出如下的结论：社会共同文化信仰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并为社会构筑了精妙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确保人类文明不断发展。

但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明体不可避免地同时登台竞技，优胜劣汰。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世界各国拥有共同的资讯，共同知识。因此每一种讲文明的优劣必然眧示于天下，为各国人民所共识。显然最具公平正义特质，和最有内在自生力的文明体，才能成为人民追慕的社会范式、国体。这样这一范式成了世界之梦，汇成了浩浩潮流。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正确处理共性和特殊的关系。

当然，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如果没有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而能延续到今天，并能发展到如此高度的文明，难以想象。那么我们又有怎样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弄清楚这一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惜未能被学界认知和重视。笔者长时间思考这一问题，目前也有初步成果，在此不妨与各位分享。笔者认为中华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有如下几个维度：

其一、儒家文化成了社会主流信仰。从历史上看，这一信仰体系是成功的，有效的，深入人心。翻读《二十五史》，中华的确培育了不少仁人义士。实际上，君子人格是最高的楷模，精英都兢兢地践行之。
社会因之有了贤良之士，他们悲天悯人，有正己化人的伟大胸怀，实堪大任。

其二、科举制度，凭德、智诠选官员。实际上，科举取士制度至少有如下的不朽作用：A、推动儒家学说普及，而儒家学有利于培养具有伟大君子人格的士阶层，即培养了可用的贤才。B、公平地向全社会分权。中华历史上，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成为执掌一方的官员），大有其人。这就最公平、最有效地打通了上下两层流动的通道。也即从下层跃升到上层的依据唯智唯德。C、虽然王权是传亲的，但具体的施政者可能是一些贤才。

其三、皇权为家族所私有，家天下。即皇权外化于德、才标准。因此历史上贤君难寻，昏庸常有。这样很难确保贤良在位，杜绝邪恶。纵观中华历史，有着明显的规律：治乱循环。根本原因就在于家天下。

其四、儒家思想以经典为载体，传播仅仅局限于读书人，不能向社会普及。实际上，在几千年历史中君子人格是稀品，不象基督精神在西方那样普及。换言之，儒家理想未能被社会普遍践行，只局限于精英层。

其五、以家庭为社会的原子单位，并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伦理道德体系。治国先理家，家和万事兴，家和国亦和。正如《大学》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上文我们粗略地概括了儒家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五个维度。笔者曾记得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秩序有超稳定性。显然是有洞察力的，也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外力打破，儒家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将永远生生不息。当然在当今世界化的时代，受外力冲突是必然的，我们不能不面对基督文明的强力竞争。因此只有正视自己的不足，并加以补救，才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都不可取。

而目前中国的问题在于过去的社会秩序被打烂了，即中国固有的儒家信仰被完全否定了；但无法重建社会信仰，因而无法重建新的社会秩序。也许有人说，共产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全国信仰吗？但我要问：这种信仰有效吗？能构成社会最高层次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吗？回答似乎是否定的。显而易见，这些信仰连官员都不相信，还遑论普通老百姓。不然怎么贪污腐化盛行？要知道当今中国依然是官本位社会，上行下效天经地义。放眼中国，欺诈、虚假盛行，最次缺的就是诚信。最近社会科学院有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目前社会的互信度极低。显然这样的社会不存在有效的信仰，要有也是魔鬼信仰。因此中国当务之急是重构社会信仰体系。更详细的论述请见笔者《中国正兴起一种新思潮：问苍生，不问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