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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原创] 韦森:哈耶克与米塞斯 社会主义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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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5:18:51 | 显示全部楼层
(3.2)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见Yang,Wang,Wills,1992;Sachs and Woo,1999,P30;Wu,1998)在中国的农村改革里,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在70年代末分给了农民。在1980年代,土地的出售被完全禁止,尽管从1984年起,已经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Yang,Wang,Wills,1992,P18),村干部根据村庄人口的变化控制土地的重新分配。资料表明,在农业改革的早期,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和定期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产生了令人瞩目一次性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一个简单的外推计算表明,1978年农业改革使水稻和小麦产量恢复了它们被1954至1977年集体化所压制的潜在增长趋势(集体化在1950年加速,在1958年灾难的大跃进达到顶峰)。具体而言,使用1952-57年期间产量的增长率,1982-91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水平落在1952年产量水平外推的直线上。

1985年后,农业部门的增长放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民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尽管1984年政府决定,农民承包期延长到15年,普拉斯特曼、汉斯坦德和李(Prosterman,Hanstad and Li,1996)在他们的实地调查中发现以下事实:地方官员没有真正贯彻这项政策,在许多村庄,来自集体的代表每三到六年收回村庄的所有土地,重新分配小块土地以适应家庭规模的改变,其结果是抑制了农民对土地进行许多小型长期改进。(例如挖井和小型支流排灌系统,施更多的有机肥),而这些改进将会提高粮食产量。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广泛的不确定性解释了为什幺中国尽管有租约转移的立法,农村土地市场出人意料的不活跃这个长期困惑。关于另一个案例研究,见「中国农民,没有权利意味着没有激励」,《纽约时报》,1996年12月15日。

詹森(Johnson,1994)指出,针对1985年后农业增长减速,政府的一些政策增加了农民对土地安全的担心,因而降低了农民的工作努力和对土地的投资。例如,政府在1990年后期宣布,为了实现机械化的规模经济,像耕地、施肥和收割这样的农事活动,将重新集体化。农业生产停滞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从1994年起,粮食收购和流通网路的国家垄断被强化,垄断的流通体制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腐败和浪费,在1993年后期,国家决定扼制通货膨胀的时候。粮食收购配额被再次引入,对27种农产品实施价格控制,更糟糕的是,当紧缩银根对付通货膨胀的时候(1985,1989和1992),政府对它的粮食收购支付一部分白条而代替现金(Sachs and Woo,1999),这也解释了为什幺粮食生产增长减退。

导致1985年后农业生产率增长放慢的第三个因素是1979年以后的那些年里对农业基础设施(即灌溉工程)投资的大量减少,例如,1994年农业基础设施真实投资水平只是1979年水平的58%。然而,看来很明显的是在广大农村区域,农业基础设施国家投资的下降伴随着国家开发人力资源努力的降低。这能够用土地市场和相关合同的缺乏来解释。即使在缺乏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农业基础设施也能够通过相关的土地合同来发展。但在制度约束下,基于地权的工程合同不可行,同样,在缺乏土地贸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土地的财产税和销售税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必须用乡镇企业的利润、征税和收费增加足够的收入,以保持地方官员的士气,但这使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其它机会主义制度化。

根据吴(Wu,1998)的档记载,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双轨制产生了土地的有效商业化使用和社会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沿海省份的许多地方官员把村庄所有的土地划成两部分:能租给外国或私人企业的商用地和家庭耕作的口粮田。在两田制下,村庄的官员获得了对商业用地的控制权并从中攫取租金。作为交换,村民有在租赁土地的企业就业的优先权。但租金与就业收入之间的差别巨大,因此整个过程是地方官员从集体拥有土地的农民手里偷租的过程。既然这种偷取那幺不公正,许多农民抗议因此发生,中央政府被迫禁止了两田制的实验,这项禁令阻碍了地方的工业化,消除了许多对社会有利的商业机会。

总之,由共产主义的宪法强加的制度约束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Yang,Wang,andWills(1992)估计了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潜在收益。根据他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商业化程度(劳动分工水平)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指数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在1987年如果土地自由贸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这再次验证了萨克斯和胡的断言:尽管在双轨制下,中国的农业部门有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但如果双轨制被完全的私人所有权所取代,就象1949年前的中国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绩效将会更好,当前的农业停滞不前将不会发生。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5:19:55 | 显示全部楼层
(4.3)中国的乡镇企业

双轨制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乡镇企业(TVE)。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提出,TVE一词有两种通常用法,这两种用法可能令人混淆,统计中的官方用语和所有权类型讨论中的学术用语。官方统计的乡镇企业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了。1984年后,乡镇企业统计也包括合火和个人所有(一个人或家庭雇用不超过7名雇工)。官方统计用语所给的乡镇企业印象,在性质上压倒多数的是私人企业。因为在1994年87%的乡镇企业是个人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乡镇企业生产了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27%和工业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19%。资料来自《乡镇企业年鉴1992》,李(Li,1999)记录了广东省顺德市乡镇企业通过转变为公众控股公司而自发私有化的一个例子,据他的资讯,从1980年代末起,一个长期的自发私有化过程已经把该市的大多数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在1990年代末,私人企业在这个市场成了主导角色,然而腐败、掠夺和其它国家机会主义猖獗。

然而,关于乡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的大多数学术讨论使用一个狭义的定义:只包括那些正式登记(在我们看来,日益不真实的登记)为乡镇所有和村庄所有的企业。这种狭义的定义解释了为什幺诺顿和沃尔德(Naughton and Walder,1995,转引自Sachs and Woo,1999)把乡镇企业描述为地方政府所有。除非另外提到,在下面关于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分析里,我们将坚持乡镇企业作为公共所有企业的这个狭义定义。乡镇企业几乎没有创新性,因为这样的地方政府或集体所有的企业19世纪末在许多国家,如日本和中国清王朝都试验过,但是在保护企业私人权利的宪政秩序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企业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不具有竞争力,乡镇企业完全在政府计画外运作,有非常硬的预算约束(几乎收不到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国家预算补贴,只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相当少的一点补贴。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已经把乡镇企业看作地方预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潜在来源(Oi,1992)。198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引进税收合同,中央政府与各省商定收入数额的一种财政合同制度,这种财政合同安排被各级政府逐级复制直至乡镇一级,其结果,地方政府使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包括许多越过法律界线的方式,推动农村工业发展。同时勒索它们以补充政府预算(Zweig,1991)。

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融合了市场激励与公共所有权的一个重要且高度成功的制度创新,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通往真正私人所有权的道路上一个半截子改革方案。而前者强调乡镇企业是中国不发达经济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后者强调如果中国现在不推动乡镇企业的真正私有化,它将面临着严重的制度束缚和问题(Sachs and Woo,1999)

集体所有农村工业企业的根基是在十年文革间奠定的,当时官方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和国家分配制度的崩溃造成农村公社扩大他们非农活动。1979年公社制度开始瓦解时,这些社队企业被重新列为乡镇企业。出于对农村低就业和地方发展的担忧,导致了对建立乡镇企业规则的不断放宽。从1984年起批准成立和监督乡镇企业的条件在各地差别很大。乡镇企业有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被称作苏南模式,因为它集中在苏南的三个城市:无锡、苏州和常州。江苏省地方当局对乡镇企业实施牢牢的控制(例如,参与投资决定,控制工资及不同乡镇企业之间的劳力流动),并通过限制能创办的合伙企业和私人企业的数量来保护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第二种类型被称作浙江模式。浙江省的地方政府,虽然是许多乡镇企业的重要股东,以乡镇企业向村庄基金进行年度捐款为条件,平常限制对乡镇企业的生产、分红、人事任免的干预。浙江乡镇企业类似于租赁的企业,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管理者可能被地方官员免职。

第三种乡镇企业形式是伪装成乡镇企业的真正私人企业。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整个资本来自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被允许登记为乡镇企业,企业向地方当局付费,这是一种被一般地称作戴红帽子的不加掩饰的伪装。掩盖真实所有权愿望的主要原因是更低的税率,更容易的批准程序,对企业规模和经营的更少限制,以及在改革者的政治命运可能反转下找到政治保护。通常认为红帽子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已登记的私人企业数量多。一份1993年调查发现在河北省一个县有至少1000家私人企业,而官方数字是8家(〈企业动摇保护盖〉,《中国日报》1995年3月31日)。

直到1990年代,江苏模式被认为是最佳乡镇企业形式,因为它的信条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接近。然而,就象传统的国有企业一样,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也遇到了财务困难。结果是1992年第四季度,无锡、苏州和常州通过固定租金或竞价销售的方式把一些为赤字所困的小型国家所有或公共所有企业的经营权转移到私人实业家手里。2999年江苏政府官员也承认苏南模式是一个失败。

在乡镇企业多样化,它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演变性质都模糊的情况下,不同的作者强调乡镇企业不同的基本特征,而经常不承认它们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极大差异。例如,倪(Nee,1996)把乡镇企业看作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不正规合资企业,经常伴随着集体所有的资产和企业不正规的私有化。而沃尔德(Walder,1995)把乡镇企业看作公共所有权的一种形式,与大型城市国有部门没有差别。彭(Peng,1992)强调乡镇企业的半私有性质而解释它们的经营自主。而欧(Oi,1995)突出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乡镇企业是由县、乡镇、村庄分层管理的一个巨大的多层公司的一个生产单位。1990年代,随着附加的对企业登记为乡镇企业的限制的减轻,许多地方出现真正的乡镇企业和红帽子私人企业共存的现象,专门用语的模糊更是不胜其繁。

在改革时代,乡镇企业制度沿袭了毛的社队企业的许多优势和劣势。它歪曲了企业的地理分布,阻碍了有效的城市化,把资源从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重新分配到技术落后的地方企业,创造了中国式的双轨主义:技术落后的灵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的僵化的国有企业共存。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远低于人均收入相近的资本主义经济(何,1997,P275)。

这种双轨制表明在技术效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与X效率的利用之间的两难。因此,乡镇企业令人瞩目的增长也有它的代价。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许多乡镇企业可能被位于城市的,比城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的大型私营企业所代替的。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乡镇企业非常高的增长率也许有反效率的一面。阿文杨(Alwyn Young,1999)提供了由乡镇企业和相关的区域分权产生歪曲的经验证据。乡镇企业具有地方政府的控制下的企业系统的全部常见缺陷,既然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是同一个地方政府,它产生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制度化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因此,游戏规则不稳定、不透明、不可信。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同时许多中国专家对它与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下的苏联式国有企业制度相比的优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乡镇企业有着比更高级别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更硬的预算约束。根据吴(Wu,1998)出色的实证工作,乡镇企业,加上折衷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方法和户籍制度,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中国式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地方领土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对土地的控制权,他们在党组织里的官位,成立企业的权利,筹集资金的权利,以及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是不可分割的,就象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大邱庄的例子表明了封建制度的特征(何,1997)。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在一件谋杀案中阻挠国家员警执行法庭命令。禹是村长、党委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长。他控制着地方民兵力量,有实际的司法权。许多媒体报导也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用乡镇企业作为掠夺的一个工具,他们迫使村民捐资成立乡镇企业并承担这项风险投资的全部风险。然后来自风险投资的收入被官员所掠夺(何,1997)。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5:20:17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中国式封建制度下,人们被排列为有不同权利的不同集团,地方党组织官员是一等公民,他们有全部权利和特权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牟取其既得利益,二等公民是有当地户口的村民。他们能在乡镇企业找到好工作,并有权得到一部分村庄福利基金。三等公民是外来移民,他们在乡镇企业干最脏的工作,不能得到丝毫福利津贴。这类似于一种封建制度,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由她的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而不是由她的收入和宪政权利所决定。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封建制度,连同户籍制度和城市的国有房地产制度造成的低劳动力流动性,解释了为什幺地方政府所有和集体所有企业在中国农村兴隆,而它们并不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具有竞争力,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个人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交易劳动、资本、土地和其它财产。封建制度和低劳动力流动性表明社区成员期望永远住在同一地方,在同一地方性的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他们比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出力。

这种新型封建制度不仅歪曲了管理者和企业之间的匹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阻碍了城市化,也产生了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不公。

依照国际标准,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极不正常,在大多数有农村工业的东亚国家,如印尼和泰国,小企业的所有权是私人的,经常在一个家庭内部。相反,乡镇企业的所有权至少根据官方统计所说是集体的。一些学者论证集体所有权反映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模式。然而,这种合作文化假说已被质疑:在台湾农村小型私人企业占绝对多数,整个东亚小型的华裔私人企业盛行。如果有关于小企业的任何中国文化特色,看来是私人、家庭所有的企业而不是集体所有的企业。其它学者说集体所有权是农村企业筹集资本金并通过缩短监督距离而减少委托一**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Qi,1995,Walder,1995)。他们用这些理由把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解释为适应中国落后的生产要素市场,对市场失败的一个最优反应。诺顿(Naughton,1994)认为在转轨的早期,银行在办理小额贷款申请和评估风险方面条件很差。在中国,地方政府所有权扮演着一个金融中介的关键角色。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在他们的控制下创办企业的风险,并作为向个别的乡镇企业贷款的担保者。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解释为反对私人所有权是小型企业的天然所有权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确切证明,并论证说决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Nolan1993)。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尤其是它所强调的国家在金融中介中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在1960至1995年间,即使台湾的中小企业遭受着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仍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增长,非正式金融机构自发出现以迎合它们的需要(Shea and Yang,1994)。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当被地方当局容忍时)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刘(Liu,1992)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不顾地方私人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政府仍然遵循禁止私人银行业的规定,关闭了许多地方私人银行。(Lardy,1998a,PP53-57)。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般理论应当基于两个主要考虑: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权在许多地方被严格控制和歧视。个人所有权在1978年被给予宪法保护,而私人所有权,在中国被认为不同于个人所有权,在1987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由于企业登记为私人所有面临的歧视,因而(登记的)农村工业的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策。张(Zhang,1993)用「非集体乡镇企业」来称谓合伙、个体和私人企业。他报告说「实际上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所有方面(比起)情况相当的集体乡镇企业,非集体乡镇企业往往被歧视」。地方政府表现出对非集体乡镇企业歧视的领域包括:取得银行信贷、获取更大的生产场地,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企业。等等。有证据表明,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着被过度勒索的更大风险,地方政府往往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地对待非集体乡镇企业。

简言之,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象外部性和公共财)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特别地,银行因为国家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面对着更强的市场激励(包括更硬的预算约束)。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三种乡镇企业类型的两种,江苏类型和浙江类型,在本质上相当类似于红帽子私人企业。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直接影响(Oi,1995)。又因为当地居民和工人都没有通过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们的所有权的方法。简言之,乡镇企业由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经减少委托一**问题,并导致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幺彭(Peng,1992)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如果这种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释有根据,那幺只有地方官员的集体凝聚力不堕落为个人掠夺资产的努力时,乡镇企业继续有效率才有可能。我们看到在1980年代的江苏和山东,集体凝聚力的关键是对这些地区私人企业的严重歧视,在这些地区缺乏隐藏掠夺来资产的经济空间的结果,消除了单个官员掠夺他们所监督的乡镇企业的激励。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强烈法律歧视,掠夺资产将更随意地发生,通常观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无效率将变得更加普遍。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决定性的影响是:私营部门相关规模和劳动力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的基础(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1992年初以后,打算改善由1989至91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业状况,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许多乡镇企业摘掉了它们的红帽子。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私营企业不再觉得有登记为红帽子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的差别已经缩小范围。但有一个问题,集体部门现在表示说没有它们的帮助,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作为这些公司的所谓「所有者」,党组织通常要求「离婚」的高额补偿或者要求这些公司与国有企业合并(〈私营企业快速行动摘掉红帽子〉,《中国日报》,1994年10月4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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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5:20:56 | 显示全部楼层
(4.4)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

双轨制的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Sachs and Woo,1999,P17)。到1983年,一个事实上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已经出现。一个国有企业与它的主管部门签订一个合同,规定每年上交国家的收入(税收连同利润)的数量,因而一般相信给予企业最大化其财务盈余的激励。然而,国有企业仍然受软预算约束支配,如果财务结果不佳就被免除了支付合同规定数量的责任。管理者和工人合谋以奖金和各种实物津贴的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其结果,国家发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得比预计大得多。

1983年,国家开始以收入税代替承包制,然而,这种收入税制度是短命的,因为它不仅不能抑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而且国有企业试图与政府就税收条款讨价还价,并宣称对低利润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定价而不是他们的管理。到1986年,国有企业转向扩大的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下,许多管理者建立集体企业把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那里,把所有坏债留在签合同的国有企业,许多承包者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合同(见《企业经济》1995年第7期,P45)。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根据产权经济学,如果没有人对国有企业有剩余权的话,没有人有激励找到好的承包者并有效地执行合同,1994年1月,承包制再次被收入税代替。杨和黄(Yang and 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1,第8章)认为,企业家服务的直接定价成本高得无法接受,而对一个企业的私人剩余要求权是对企业家服务间接定价的根本。因此,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成功改革的根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是否证实这一点有赖于经验证据。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PP19至28)?述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绩效仍然是一个高度争论的问题。一些研究者看到了提高,而另一些没有看到。然而,在评论这些争论以前,值得记住两个重要的一致观点:(1)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低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2)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与国有企业财务表现急剧恶化同时发生。根据白,李和王(Bai,LiandWang,转引自Sachs and Woo,1999),在中国,TFP 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不增加经济福利,这是为什幺中国公众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看成一个失败的原因。一些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但有着更大的生产效率。宏观存货资料支持这一理论。1980至93年间中国的存货投资平均是GDP的7%,而相比而言OECD (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2至3%,只有一些东欧国家在1990年以前有那幺高的存货投资率。这幺高的存货水平表明相当多的产品没有市场,特别地,在中国,卖不出的存货也算作国有企业的产量。因此,基于产量资料的TFP的估计被明显高估。拉迪(Lardy,1998,P206)也用文件证明了卖不出的存货的堆积如山和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坏帐之间的相关。

即便有人相信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最大化利润,技术创新只构成最大化国有企业利润的方法之一。对于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而言,花时间与政府官僚搞好关系与增加生产效率相比,也许在财务上更划得来。直到1990年代,大中型国有企业必须以低于市价向政府交售生产定额。他们收到补贴的投入品作为补偿,如果补贴的投入品的数量高的话,这种定额制度将给企业产生高的租金,李(Li,1997)估计,一个在定额生产之上有市场利润的国有企业,在1986至1988年间收到其市场利润2.7倍的租金。官僚主义的讨价还价远远比市场竞争更有利可图。李的租金估计也许是下限,因为它不包括国有企业从税收协议中收到的租金。代替当时开始生效的55%的法定税率,国有企业事实上支付33%的收入税率的习惯做法相当普遍。

经济学家们对国有企业的极差财务表现并无异议,从1980代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亏损稳步增加,1990至91年间当国家试图收回一些移交给国有企业的决策权时,这种状况稳定下来,1992年,为了避免苏联的命运,邓小平号召加快经济改革,那以后,分权的努力在地方领导的带头下加快了,想不到地结果是更高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更大的国有企业亏损,1992年当年产出增长13%,而大约有2/3的国有企业经营亏损,这些企业亏损不能归罪于价格控制,因为在1992年价格控制只覆盖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从此以后,国有企业的亏损继续加快,在1996年第一季度,整个国有企业部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滑入红灯区,它报告了34亿元的净亏损。(〈创记录的国有部门亏损〉,《南华早报》,1996年6月29日)。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管理者和工人对企业利润的自发侵吞是国有企业利润普遍下降的最重要原因,随着中央计画的终结和财务决策权下放给国有企业,工业局有关国有企业资讯的主要来源是由国有企业自己提交的报告,在持续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国家监督能力的降低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几乎没有激励抵制工资需求,因为他们将来提升到更大的国有企业部分地由他们任期内增加工人的福利所决定的。

最早的把国有企业的利润流失归于分权改革的是198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了国有企业出现的通过各种记帐手段来过度消费和过度投资的趋势。即使国有企业绩效改进,这反而会加强裁判-球员一体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因此国有企业绩效改进对社会福利而言可能并不是好事。中国的儒家学者早就了解这点。他们认为政府经商是与民争利。现代宪政规则也严禁执政党直接从事营利性活动。美国的执政者必须将其营利性生意交给独立的信托行。一些经济学家声称国有企业关心政府的社会福利,新的非国有企业有更年轻的员工,几乎没有养老金支付和其它福利津贴的负担。因此,当私人部门的规模相对于国有部门增加时国有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可以理解。拉迪(Lardy,1998,pp.53-57)记载了这个事实:依据产出和就业水平,依据就业比例和资金融通比重,国有企业一直在扩张。尽管它的产出比重下降,财务状况恶化。由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提拱的贷款大多数进入了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其它投入也持续增加。如他所示,在过去的二十年,尽管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持续的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国有企业负债对资产的比例在1995年升至平均85%,这也许是最有力的证据。根据拉迪(Lardy,1998,p.119)的分析,中国的四个主要国有银行作为一个整体的净值为负,因而无清偿能力。这个潜在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恶化的财务状况造成的。他指出,上升的储蓄率和国家发行货币权力相结合已经提供给中央政府用来暂时掩盖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的金融资源。与白等人(Bai,et.al,1999)相反,这个观点表明在中国造成异常高储蓄率的存款匿名制,是潜在金融危机的一个来源而不是中国发展的一种推动力。匿名存款制一方面能够保护私人财产防止国家掠夺,另一方面它也保护了洗黑钱和与之相联系的腐败。因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随着私有部门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征税能力迅速减弱。因此白等人(Bai,etal,1999)把与利率的控制相结合的匿名存款制,当作政府间接向居民征税的一种有效方式。但这再一次产生了效率和对腐败的容忍造成的不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何清涟(1997,PP71-240)记载了由土地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轨制造成的大规模腐败。在她看来,大规模的腐败已普遍到使不道德和机会主义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接触过的许多中国人认为,对这种大规模的腐败造成的社会不公的不满,可能造成政治动乱。但双轨制这个严重的潜在后果并没有得到中国以外的经济学家们的应有注意。从1995年起,报告显示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全面出售已经在全中国发生,最为人知的例子是山东省诸城市。1992年诸城开始私有化国有企业,当时它的国有企业有2/3亏损或者刚刚收支平衡。在诸城差不多90%的县属国有企业已经被私有化。国有企业转变到股份合作公司的加速反映了领导层的看法:通过股票市场上公开的证券出售以及与外国公司合资的局部私有化是承包制的一个改进。然而在缺乏正式私有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公司化造成大规模腐败。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5:21:36 | 显示全部楼层
何清涟对中国两种类型的自发私有化的记载说明了双轨制和腐败之间的关系。何(1997,pp.101-138)记载了1987至93年间在中国,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在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都是同一政府**人的游戏规则下,这种自发的私有化产生大规模的腐败。她分析了在这种政府内部人控制过程中的四类腐败。腐败的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把国有合股公司的股份分配给那些有成立和管理这些公司的批准权的政府官员和有权分配土地、银行贷款和其它重要资源的政府官员。(何,p.55)。在第二种方式下,在香港或海外建立私人公司作为国家合股公司的合作者或子公司,然后通过两个企业间不正常的各种交易(例如低价卖出高价买进),国有资产从后者转移到前者(He,P60,P69),在第三种方式下,在这样的合股公司里,私人股东收买政府代表通过各种所有权的重组计画无偿地把政府的股份转移给前者。(何,pp.57-60)。在第四种方式下,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中的政府代表故意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然后在私下得到外国合资者的报酬。最终,许多真正私人合股公司在这个期间产生,但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必须支付非常高的贿赂金以使它们得以登记并保持运转(即得到土地和其它基本原材料以及各类官方的批准和允许,以避免政府没收和限制私人企业)。在中国,有权的政府官员对私人企业的有力监护,是私人企业生存之绝对必要条件。陈益南,周致仁(1996)记载了很多私人公司的案例,说明1992年前私人公司受到政府的极端歧视和打压,政治的波动尤其使私人公司经营的风险加大。而1992年后,私人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大大改进。项飙(2000)提供了北京市浙江村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分工不断加深,城市化不断发展的极好案例。

何和其它中国学者坚持说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是一个失败。大多数股份化的国有公司的绩效没有改进,甚至在1994年中国的《公司法》通过以后,中国的《公司法》的同股同权原则在这些股份化的国有公司里没有贯彻。政府持有的股份有更多的投票权,内部人交易和腐败非常普遍,在何(1997)的记载中,这种国家控制公司的自发私有化的许多实例,涉及到资本外逃。根据邢(转引自Sachs,Woo,and Yang,2000),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的巨大数位,反映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个数字1994、1995、1996、1997年分别是98亿、178亿、156亿和169亿元。

何(1997,pp.71-100)也记载了在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双轨制下,土地使用权自发私有化的许多例子,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大规模腐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取得买卖土地批准权的政府官员为了钱而出卖他们的批准档。用于购买土地的钱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因此,在1988至94年大规模的中国圈地运动中,许多有贷款审批权的国有银行官员和他们的主管人卷入腐败。再一次,双轨制一方面创造了土地使用权市场,另一方面制度化了腐败和国家机会主义。在1995年,「国际透明度」进行的41个国家腐败严重程度排序,中国按腐败程度排名第二(Sachs and Woo,1999)。继续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滥用将进一步降低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支持。双轨制的负面效果也许大大超过通过赎买其既得利益而增加改革支持者的正面效果。这种公司模式变成了内部人窃取国有资产的一个工具。

另外,双轨制产生了与无效率相结合的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由户籍制制度化的对农村居民的歧视造成了城乡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给予部分沿海地区贸易特权制度化了对内陆地区的歧视,它造成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由简,萨克斯和沃纳(Jian,Sachs and Warner,1996)所记载的沿海和内陆省区增大的收入差距以及一个日益增加的基尼系数不仅限制了市场的范围,阻碍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产生了对政权普遍的强烈不满,这已经造成许多抗议并可能导致大规模反抗。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上升到1994年的0.433(何,1997,P25),她认为官方1994年的基尼系数因为富人隐瞒的不法收入而低估了不平等。她援引一个基尼系数非官方的估计,1995年为0.59。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其它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资讯。

它恰好再次验证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2000年,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基本制度的改革是解决制度化贪污的关键。WTO的入会谈判也使中国的制度设计不再完全由执政党垄断,而是由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平等讨价还价过程决定。中国的经济立法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长足进展,民法,刑法,公司法,专利制度等方面都逐渐恢复到民国三十年代的水平。特别是最近正在制定的物权法,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杨小凯,王建国,威尔士(1992)定量分析了这些法律政策变化对交易效率和人均收入的正面影响。中国参加WTO的谈判过程使中国政府认真考虑对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游戏规则作出可信承诺。WTO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WTO成员国要求中国制定实现这些规则的具体日程表,例如废止党的红头文件超越法律的地位的具体日期,废止不准私人经营的行业表的具体日期。但是中国的立法过程仍十分封闭,咨商面太窄,太草率,没有充分辩论,因而产生过分立法,立恶法,也没有宪法司法(通适当程序可告法律,如胜诉,可使法律被判违宪),使司法执法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全文完).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6:23: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偏好新自由主义

首发:毛泽东旗帜网站(www.maoflag.net
作者:老田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中国学术界,主流经济学家也不能说算是一个特别庞大的群体,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以他们那似是而非的谬说,对这么多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造成如此深重的损害。在这些谬说的背后不仅是对第一世界经济理论的病态嗜好,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立场在表述,而且更是代表一个纯粹消费者的群体,在肆无忌惮地表述独特的消费欲望,并通过影响重大经济政策系统地破坏中国生产者群体的利益和地位。

在小学算术里,加法所得的违法广告正确与否,可以通过移项做减法来进行验算,乘法可以用移项除法验算结果。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从西方贩卖来的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数据解释学,应该用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资源加工和分配过程来验算;他们依据第一世界经济理论所作出的政策建议,也应该用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来进行验算。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全球都是独树一帜的极端精英主义者群体,比中国的资本家更能体现“资本人格化”的特点。在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发展什么以及发展为谁的问题上,主流经济学理论有三个特色极为鲜明:

1) 纯粹的消费者立场:主要表现是拒绝从中国的生产者的实际处境出发去考虑问题,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切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是以马上就能够获得国际先进水平消费品为出发点,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看不到;
2) 第一世界理论嗜好:表现为白色教条主义或者“洋八股”,具体表现为在理论上推崇代表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在和政策主张和实践上追随西方国家确立的针对对第三世界国家竞争方略---“华盛顿共识”;
3) 浓厚的伤痕学术情结:表现为从“非毛化”出发,反对在中国进行一切基于多数人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的制度安排,反对把多数人生存利益与国家政治稳定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当然这也许不是他们的本来认识,但是他们需要这种叙述作为体现自身意愿的表述路径,也因为如此,就很好的呼应了上面两者。

这些特点使得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主要结论和政策主张方面出现高度的一致性,他们不仅拒绝考虑中国生产者的实际处境,而且坚定地否定中国多数人的利益,否定国家整体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在一切问题上他们都坚决反对做任何关于整体利益的制度安排,最后走到了在事实上反对增强民族企业的实际竞争力这一事件本身。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既不能解释中国的过去,也不能用以分析中国经济的现实运行过程,又不能指向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洋八股”。唯一的作用只在于:做为一种纯粹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为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为国际垄断资本掠夺中国有限的经济资源提供合法性辩护。

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普遍陷入这三重局限,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他们的主张不仅直接反对工人农民的利益,而且对中国的民族产业资本的利益也完全不予照顾,只有官僚买办资本、金融投机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才是他们愿意为之服务的,因此在一切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上,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向人们输灌了极端错误的观点和结论乃至政策主张。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不是因为智力不足,而是出于“私欲之蔽”。他们执着地宣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宣扬能够实现国际垄断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学术观点,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职业利益和“纯粹消费者立场”刚刚好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高度一致。

主流经济学家的“洋八股理论”,严重脱离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一、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言说

“资本与劳动的均衡”是“效率优先”能够最终带来“社会公平”的全部依据。而“资本与劳动的均衡”其实现条件是资本过剩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存在,资本过剩会带来平均利润率下降,劳动力短缺则能够带来均衡工资率上升。中国没有“资本与劳动的均衡”的实现条件,因为今天中国的产业群体已经普遍地“边缘化”了,资本积累过程不能顺利完成;而中国的劳动力又呈现无限供给态势,使得今天中国工人的工资率急剧下滑,从打工者的处境看,均衡工资率已经达到了不能维持劳动力生命的简单再生产的地步。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里,绝对强调所谓的“效率优先”只能是加剧社会经济分化,甚至带来社会分裂和阶层矛盾的激化,引发社会对立威胁政治和社会稳定。这已经不是什么轻飘飘的“社会公平”,而是“社会稳定”这样的严峻问题,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在理论中不能抛弃“公平”视野,实际上中国只有公平才能实现政治稳定,从而稳定地保证“效率”实现。

在欧美日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均衡”,一方面是通过扩大外围地区对中心地区的利益输送来加快资本积累进程,快速实现了资本的总量过剩,使得平均利润率下降;同时在另一方面通过国界限制和种族文化歧视等方式遏制劳动力的跨国界流动,在中心地区局部实现了劳动力短缺。在少数殖民地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和劳动的均衡,是通过接受密集转移出来的第一世界的夕阳产业,而迅速实现劳动力短缺的,其资本积累过程由于本身是殖民地(殖民地的政治特点就是主权不完整,成为第一世界的政治经济附庸),由于第一世界政治权力和军事影响能够全面到达,因此成为第一世界资本最放心的输出地,从而也加快了殖民地的“资本和劳动均衡”条件实现,最典型地体现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发展进程上,台湾40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工资率迅速提高和低水平劳工运动的进程。

“资本和劳动均衡”的实现,使得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分配趋向均衡,实际上是精英阶层失去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经济条件,没有办法走极端的结果;这使得平民阶层有经济能力完成长程教育,完成自组织过程,并能够有效地对精英阶层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得精英阶层必须自觉地接受“游戏规则”,这是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基础。世界上采用西方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中,只有欧美日的政治民主和法治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质性意义,所有的人均收入在3000美圆以下的国家,其民主和法治都是徒具形式,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没有实现资本过剩和劳动力短缺的条件,资本和劳动的均衡无法实现,导致整个社会阶层的力量对比也是失衡的,因而就无法具备民主政治的基础经济条件。因此民主和法治,也一样是建基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之上的,本身也是一种适应性的社会政治安排,并没有带来社会矛盾缓和和经济富裕的功能。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本身,也都是被决定的、第二性的制度因素,并没有反过来决定一切的能力,无论是市场万能,还是民主和法治万能都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宣称“制度万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具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功能,最合适用来妖魔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和民众。

二、 关于制度在经济发展进程的作用

诺斯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这也被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奉为圭臬,对制度在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强调,也在主流经济学家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果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不能有效地在市场上排斥竞争者,获取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用于经济发展,那么除非能够突破“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决定性制约,否则效率显然就无法体现,经济发展过程显然也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因此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以取得并在市场上实现其“竞争优势”为前提条件,否则单纯强调一个一成不变的制度模式的作用,实际上就成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谭震林语)的一个最新版本。因此在谈论制度设计与安排时,很显然需要联系市场竞争者情况来具体分析,没有一成不变的有效的竞争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尽管企业制度不完善,但是相对于世界各地的分散小农来说,西方国家那些商业和工业组织要相对优越,更能够从全球各地搜罗到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因此诺斯的断语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这是“有组织”对“无组织”的优势在起作用。

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再抄袭西方的企业制度和产权安排,在面对西方国家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全力支持的跨国公司这样的竞争对手时,显然就是一种组织程度更低的组织,是没有可能在市场集中足够资源用以发展壮大自身的,这种把西方的私有化企业制度绝对化的思路,在理论上很显然就是一种“白色教条主义”的恶性发作,在现实中当然有其独特的为既得利益阶层正名的社会作用与社会基础,这种“白色教条主义”比当年的“红色教条主义”,不仅缺乏道义基础,也更加禁不起理智的分析。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6:24: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关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心照不宣共同忘记了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价格”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特别是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交换,对中国的发展前景的含义。产品的实现价格代表的是生产者最终能在市场上具有什么样的购买力,从而能够集中多少资源用于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总量特别是价格水平,在总体上决定了一国在全球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份额。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建立在通过垄断价格实现的全球巨大资源分配份额,而中国的贫困和落后则是竞争性价格所体现出来产业边缘化所代表的资源严重流出。因此的中国的发展前景,除了与本土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紧密相关之外,还将依赖于中国能否突破垄断价格的盘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免于垄断价格的盘剥,减少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资源流出。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能力把欧美日边缘化,取得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在这样的背景去看待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入世双赢”论调,去对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等一系列主张,是非常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他们实际上在宣称---只要是中国在全球资源分配中所占份额越小,本土资源流出越严重,那么中国的发展前景就越好。这已经远远超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样的豪言壮语背后的魄力水平了。讲市场经济不讲竞争,而是双赢,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大发明。

四、 关于企业竞争力

在今天的市场上,企业竞争所依赖的不再是单个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而是一种“体系化实力”。这种“体系化实力”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竞争力要素,更重要的还有整个社会力量通过有组织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对企业所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以企业能够以“高速度、低成本”获取发展所必须的资金(资金背后代表的是企业发展所必须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体现出来。在没有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强有力的支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会处于弱势地位,逐步地失去从市场上获取发展资源的机会。金融资本有效支持产业资本发展,前提条件是总本总量的过剩,没有这个前提条件,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过程就无法完成,产业资本也就没有“低成本”获取资金支持的市场条件。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弥补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缺陷和不足的,只有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力,因为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力是以有组织地使用暴力为后盾的,从而具有最高程度的资源动员与分配能力,只有充分实现以政权的力量去支持企业的发展,才能加强企业的“体系化实力”和实际竞争力。

后发国家必须利用国家政权所固有的高度资源动员能力,去替代市场体系本身动员能力不足的缺陷,加速本国的资本积累过程,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提到的“迟发展后果”就是这个意思。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如此,就是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一样,如日本和德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家政权的力量是广泛介入的,由于资本积累过程的加速需要加大从外部输入资源,在德国和日本兴起的时代,也有可能从外部输入资源来加速本国资本的力量,因此德国和日本的兴起,都是伴随着殖民地掠夺战争而进行的。只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才具有更为深厚的道义基础和能够获得更广泛国内力量支持,加速在内部完成资本积累过程,增强产业的发展后劲和竞争力,苏联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如何有效利用国家政治权力的动员作用,是后发国家加强企业“体系化实力”的关键;反过来充分消解国家政治权力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则是第一世界国家防止出现有实力的竞争者的关键。“华盛顿共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核心---非国家化(企业私有化,金融贸易自由化,小政府主张等都是围绕“非国家化”展开的“套装”思路),就是要充分地把第三世界的经济力量分散化,防止出现足以与西方跨国公司竞争的竞争者。

五、 关于经济成长过程所必须的资源动员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源动员体系,其作用在于把分散的资金收集起来,相对集中地借给产业投资者,以推动产业的顺利成长和经济发展过程。资金的背后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所能够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资源,而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能够承担促进产业成长的社会功能的市场条件是“资本总量过剩”,在此前提下金融资本失去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条件,才能够“自觉”地为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服务。

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服务于产业成长过程,前提是金融资本的总体过剩,否则金融资本就会利用资本短缺的优势地位,强迫产业资本接受如高利率这样的合同条件,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产业资本无法取得垄断利润的情况下,高利率实际上是金融资本利用优势地位,通过高利率条件蚕食产业资本的正当利润,妨碍产业资本的积累过程。而且在资本短缺的态势下,金融资本如果具有自主条件,就会致力于充分利用优势地位,去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推动泡沫经济的发展使得自身获得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机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投机狂潮,东南亚金融危机,乃至中国1990年代前后的房地产热和股市热,都是金融资本在资本短缺态势下致力于改变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行动,这在长期上会导致一国资源分配和产业结构布局的严重失衡,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对于鼓吹在中国实现金融私有化和商业化的观点,需要给予足够的警惕。

如果没有“金融资本过剩”这一经济条件,那么金融资本就有条件去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放弃长远利益的视野,不可能完成银行内部服务和监督体系的完善过程,损害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前景,不能承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资金动员体系的功能,推动产业的顺利成长。中国金融体系的服务能力与监管能力,终于没有能够在近20年的商业化改革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还有相当程度的退步,这其实就是中国市场不具备完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顺利融合过程的条件---资本过剩。

而中国行政权力不能够按照改革的初衷,最终顺利退出市场,其实也是中国社会缺乏西方国家那样的完善资金动员体系的结果,行政权力作为具有最高动员能力的资源,在政府官员的寻租意愿和企业对资源动员力量的强烈需求的共同作用下,表现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快速扩展的“权力资本化”进程。这是在中国金融资本无法在资本短缺的市场前提下,无法承担动员社会资源促进产业成长的功能的情况下,导致政府行政权力所天然具有的资源动员能力无法被“闲置”的结果。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6:24:58 | 显示全部楼层
六、 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地位和国家的作用

如果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够自动实现,那么宏观管理显然就不是必须的;如果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不存在,显然宏观经济管理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国家或者政府介入市场经济过程,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存在,而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无法自动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是局部或者个人利益的顺利实现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在低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规模和程度之下,假如政府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会带来运行效率损失的话,那也是为实现整体利益所必须容忍的成本。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执掌的行政权力所具有的资源动员能力,是快速替代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不足,增强企业形成“体系化竞争实力”的关键。有助于加快本国的资本积累过程,加快产业成长过程,在对外竞争中,有助于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增强。

从新中国50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政府退出经济发展过程的不适当,极大地降低了中国最近20年来的投资方面的资源配置效率,导致1980年代开始在投资上出现了一个各地同时追求上“短平快”项目的“合成谬误”,这使得整个国家的投资过分集中在产品加工装配的末端,造成投资效率低下和产品实现困难。

同时由于政府的退出,使得中国经济现实中“大投资者”缺位,中国的重工业中灵魂---装备工业---失去了后续投资,中国在技术上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重要工业装备严重依赖进口的现象,这使得中国成为西方跨国公司最大的垄断价格盘剥对象,加上中国自身的外向型工业群体的边缘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资源流出地区。根据粗略估计,中国国内不可再生资源的流出比例高达35%以上,这个里面包括国际贸易中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包括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的资源密集程度差异,外贸出超;此外还有资本利润汇出,跨国公司关联贸易价格低估,三资企业在境外节流部分货款以压低企业在国内的帐面利润等主要方面。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每开采10吨煤,每炼10吨钢,都有3吨半流出国境去帮助欧美日实现其富裕和发达了。这个庞大的资源流出数量的背后,是中国民族企业普遍陷入边缘化处境,边缘化的三个主要表现是:企业失去积累能力、对国家财政缺乏相应的贡献能力,企业对工人不作足以维持其生命简单再生产的工资给付。

政府不恰当地退出经济过程,还使得中国的国民储蓄不能得到有效使用。中国没有第三世界国家常见的资本和外汇的“双缺口”,国内的储蓄率长期高居不下却缺乏合理的投资去向(因为产品末端加工投资已经过剩),导致严重的资本外流,同时却以高昂的代价去引进外资和外债,这一出一进,使得中国在利息和利润方面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在实际经济过程中都表现为本土经济资源净流出,降低了中国国民福利的实际水平。

即便是政府参与经济过程一定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效率损失,也应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方面的损失做一比较,应该在与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受垄断价格盘剥的损失和资本进出方面的净损失进行比较之后,再决定我们应该接受一个什么样的损失,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而不能根据白色教条主义去盲目地追随“华盛顿共识”。由于整体利益不能自动实现所带来的现实后果,使得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也无法顺利实现所带来的损失十分庞大;而且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由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者状况;国内的大投资主体分布缺位等多个方面理由,使得中国整体利益的顺利实现变得非常困难,这要求政府全面深入地参与经济发展过程。这是由最近20年来经济发展现实中,在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方面的严重损失,体现出中国的整体利益的存在规模,这要求中国政府要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发展过程,也同时决定了我们可以忍受更高政府程度带来的效率损失。

政府参与经济过程,需要防范的是“权力资本化”和“官僚主义”,对资源有效利用的所带来的负面成本,这个防范确实不容易但是也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吏治现实,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管理在积极意义上要达到促进整体利益实现的目标,在消极意义上要能够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引发“管理悖论”,导致“统治者无法继续照样统治下去”(列宁)那样一种局面。因此政府必须在经济和政治目标上能够给多数人以出路,以政治力量来维持一种“给多数人以出路”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借以取得多数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感,没有广泛的认同感管理成本就会一直上升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今天的严重腐败现象,实际上国家管理目标首先失去了精英阶层的认同的结果,精英阶层改而以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结果使得国家宏观管理出现失控的严重局面。而精英阶层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已经严重损害了弱势阶层的生产和生存条件,使得社会认同感在管理对象那里也失去的认同感,这不仅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也会进一步使得国家管理的成本上升。目前基于行政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过程的财政转移(乱摊派乱罚款和农民负担问题等都是实质上的财政行为),一方面成为少数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已经成为企业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这是国家管理成本上升同时管理效果下降的明显标志。如果再不改弦更张,任其发展下去是极端危险的,当前迫切需要重申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优先性,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利益协调,增强对国家管理目标和对整体利益的认同感,以降低国家的管理成本,保证社会政治稳定。

七、 检讨作者自己的立场和视野

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我们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将不屑于四平八稳、人云亦云的抄袭,我们唯一感兴趣事情是:什么才是中国经济得以顺利发展的条件。我们不屑于去争取“与国际接轨”和贩卖“世界一流学术”,我们愿意从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环境开始,在讲道理之前先说一说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需要自觉地对那些“普世真理”保持距离和足够的警惕,我们不试图穷尽真理,我们在这样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叙述中,尤其无法回避错误和不足,我们欢迎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一切批评和意见。

这一次参与本书承担写作任务的人士,既有以研究经济学为职业的人士,也有的不是。但是我们将一致拒绝一切着眼于话语权和职业利益的争执,因此我们将对所谓的“学院派争论”不感兴趣。批判本身不是目的,建设才是最强有力的批判。我们不怕犯学术错误,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犯一个这样的错误---那就是公然违背学术良知,这才是“有所不为”的应有之义。因此在本书的叙述中,在学术良知这一问题上我们将采取不妥协的态度。相反因为没有人真正能够穷尽一切真理,真正的学术错误或者认识上的偏差,应该是可以原谅的,也应该通过争论来解决,而且一个人的错误被另一个人发现并纠正,才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学术学理上的错误只要没有良知泯灭方面的障碍,将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但是学术良知的泯灭所带来的错误,却具有整体性和根本性。本书的叙述将抛弃在第一世界经济学话语霸权框架内的你来我往,而是直接就中国的经济现实去拷问主流经济学家的“良知”。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这样一个特殊的精英主义者群体,其在整体学术路向上的倒行逆施,不是理智的不足,而是良知的极度泯灭的结果。正如古人所言“溺爱者不明”,由于过分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本能,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终于丧失了起码的理智,看起来良知是防止理智被滥用的最后防线。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是“知识资本化”的排头兵,是比资本家更纯粹的“资本人格化”的代表,其中的一些佼佼者更是毫不隐讳他们的立场,公开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樊纲在《99上海财富论坛》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经济学参考》99年12期)

二○○二年十月七日

首发:毛泽东旗帜网站(www.maofla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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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7:26:22 | 显示全部楼层
M2/GDP与GDP/M2


春夏秋冬2000 于 2013-1-7 10:02:4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关于M2/GDP的讨论非常多,很多人用到了“货币超发”的概念,周小川发文解释了“货币超发”的概念是计划经济的名词,央行没有货币超发。

从发改委的角度看,基建投入是财政和贷款方式的。也不是计划经济的货币超发。




M2/GDP的实际意义 是在全部经济交易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所占的比重。总体上看,它是衡量一国经济金融化的初级指标。通常来说,该比值越大,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越高。

也就是说:贷款比例较高、存量资产的货币化、外汇储备不断扩大这三方面的因素造成了M2与GDP的不匹配增长。

另一个方面,M2/GDP的倒数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的资本回报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是指投出和/或使用资金与相关回报(回报通常表现为获取的利息和/或分得利润)之比例。用于衡量投出资金的使用效果。

也就是说,大量资金都是非生产性的投资,投资没有转化为GDP,不良资产及非生产性贷款过多。




这些问题都反应在房地产上。




大量资金利用效率极低。
需要去库存,去杠杆化。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7:27:13 | 显示全部楼层
广义货币(M2)=M1+居民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单位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

中国储蓄率在已有的高位上还在不断攀升。而其中,居民个人总储蓄仅占了国民总储蓄的30% 40%(近几年还在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总储蓄才是主要构成部分,几乎占到了70%。而且目前看不到任何下降甚至走平的迹象。

居民储蓄存款的减速的同时,企业和政府存款却在加速增长。

 楼主| 发表于 2013-3-15 14:02:20 | 显示全部楼层
吾从周:秋风错在哪里
  一个迟到的批判

进入专题: 秋风 自由主义儒家   

● 吾从周




  
  如果不是偶然被人问到“你如何看待秋风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反思”,我还真是想不起他写过一篇糟糕透顶的文章  《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该文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2011年8月号上)。这篇文章以及秋风发表的各种关于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言论,轻言之则是糊涂和轻佻,重言之则是愚蠢和狂妄。
  
  最漫长的失败
  

  在秋风眼中,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经历就是一部苦不堪言、自相矛盾而且尴尬至极的失败史。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漫长的失败。从八十年代的“启蒙式自由 主义”到九十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之后形形色色的历史怀旧式的文化自由主义、学院派们玩弄的英美式自由主义,再到基督教自由主义等等。五花八门,无一例外都是从失败到失败,从愚蠢到愚蠢。至于失败的证据,秋风说,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社会不公,就是自由主义者自说自话,与现实脱节。如果拉长历史时段,那么洎自严复,自由主义历史就列是乏善可陈。按秋风的说法,九十年代经济自由主义与体制的合谋,同四十年代自由主义者被迫与蒋家王朝同路,没有实质区分。其实这些举证、指控和秦晖之流并无殊异,而其愚蠢则可相伯仲。



   非常可悲,这恰恰就是秋风之流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程的断论。好歹了解一下历史都能明白,这种诊断的愚蠢和轻佻。将各种牌号的机会主义或非自由主义指认为自由主义就是错误。例如,公然把涂脂抹粉的秦晖、袁伟时、吴敬琏、李慎之、谢韬等左翼脉络下的人物都算入了自由主义阵营。足见其判断力与识鉴力之低劣。



  更要命的是,秋风并不定义自由主义,然后就径直作出了对中国自 由主义历史的判断。只有对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理解肤浅的人,才会对这一诊断信心满满。而作出这种判断已经证明此人绝非自由主义者。如果不能理解自由主义作为外来理念的高度异质性和中国文明的结构性缺陷,不能正视这一严重的价值冲突和理念冲突,将无法理解自严复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艰辛与苦斗,更无法正视自由主义在推动文明进步方面的伟大功绩。当然,也就无法理解中国自由主义历史的那些特征。更何谈瞻望未来,筹划来路?



  然后,秋风就大言不惭地总结道:“从2003年以来,自由主义在理论、实践两方面,均陷入困境。这一点在思想史和中国制度演进上究竟具有何种意义,还有待观察。这样的困境当然与不利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是,自由主义的宗旨本来就是改造旧秩序,塑造新制度,因而,将自己的挫折、失败归咎于不利的制度环境,乃是毫无意义的。自由主义介入现实而遭遇挫折,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观念与新制度之间,横亘着旧制度及附着于这个制度的巨大利益,穿越这两者的过程,不可能轻而易举。而如何有效地完成这一穿越,恰恰是自由主义者目前应当思考的根本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许可以从这个事实开始:每一次,当自由主义遭遇挫折、失败,似乎没有甚么反响。这一事实令自由主义者尴尬。但一百年来,这种情形已经司空见惯。这一事实也许显示了自由主义的一大困境:与中国的疏离。”
  
  指鹿为马的诊断
  

  在概述完秋风的唠叨后,已经不难明白他的诊断有多么可笑:“现代自由的成熟观念是外来的,是藉着自由主义思想于二十世纪初进入中国的。这已被人们公认为一个 事实  但我们下面的讨论将提示,这一所谓的事实究竟是否成立,显然是需要深入推敲的。即便它就是一个事实,我们依然可以说:事实不等于价值。不幸的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却刻意地把这个事实当成了价值。这也许是人类观念史最为奇怪的事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似乎一直在凸显自由观念的外来性质。”



  秋风更进一步荒唐透顶地把这种总结粗暴化约为一项二元对立:“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特殊主义’论说方式,它意味着,中国和自由,相互具有特殊性。自由是西方特有的,中国的特征就是无自由。”



  不细心一点,就没法发现秋风在这里偷换了论题。自由和自由主义绝不是一码事。中国自古以来确实没有自由主义这么一号高度理性化和逻辑化的社会理论和学说,但并不等于中国没有过自由。只要强制未到之处,就有自由。这一原理放之四海皆准,难道中国能例外?试问,中国哪一位思维正常的自由主义者会否认中国自古就有自由?



  中国自古有没有自由,和中国自古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论题。自由主义是对自由和如何捍卫自由的理性反思与结论。这样一种智识形态在中国从来不存在。当秋风质疑“现代自由的成熟观念外来”的事实时,他是故意搅浑水,以兜售自己的私货。



  弄清了这个关节,再来看看中国自由主义的历程。国学功底深厚的严复,在翻译密尔《论自由》时煞费苦心变其书名为《群己权界论》,已说明他对中国传统中自由主义资源匮乏的深刻体认。而稍晚于严复的鲁迅,更是连这本薄薄的小书都无法读懂。其理解力之低下决不是因为鲁迅智商差劲,而是因为传统之中缺少此类思想元素,自然扞格牴牾。相反,倒是一本通俗的科普类作品《天演论》大受欢迎。这一事实恰好说明国人在智识上与自由主义的隔膜。时至今日,不还是有把鲁迅之流左派人士误指为自由主义者的吗?此等误指,和佛教传入中国时颇相类似。从一无所知,到格义,再到纯熟理解,自出新见,足足花去了四百年。今日传媒发达,交通便利,也许用不了四百年,但才短短一百年时间,能奢望些什么呢?



  究其原因,乃是中国文明本身的缺陷所致。这个文明向来不重视纯粹思维活动,更不重视抽象的思辨。因此,追求真理向来不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其理性能力相当脆弱。这一超低的起点突然撞上现**性文明,当然会手足无措。学习起来自然会颠仆造次唐突鲁莽。相反,倒是历史倒是让人深感意外。比之于现代中国人在学习现代文明方面的低劣和冥顽,今日国人中的先进分子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已经远非晚清和民国时代人士可比,其进步之神速,其实际的社会效果,简直称得上是奇迹。不得不说,这是历史的意外馈赠。还有什么理由不保持谨慎的乐观?倒是秋风根本不注意这一智识进步,反而将其斥之为只拥有“常识”。不管是失察还是狂言,秋风的这一定性都可笑至极!因为他竟然以僵死的标准来看待一切,这种自负其来何自?难道来自他做过几年翻译?



  理解历史绝不是粗暴地给历史戴上帽子或者自以为是地全盘否定。无论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历程还是对当代的自由主义演变,秋风显然都缺乏必要的历史耐心和同情的理解,几乎是全盘抹杀。这哪里还有客观性可言?无非就是秋风自己急躁心情的隐晦表达。凡是被秋风说服的人,都不是被理性打动,而是被情绪蛊惑。



  不正视自由主义智识传统与中国文明的高度异质性,我不知道如何能真正面对中国自由主义面对的艰难处境和挑战。秋风逃避这一事实,显然不是在追求真理。
  
  秋风版的“国情论”
  

  不过偷换论题的狡计并不妨碍秋风倒打一耙,把自由主义对于异质性问题的认知诬蔑为特殊主义。让我们再引用一次他的原话:“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特殊主义’论说方式,它意味着,中国和自由,相互具有特殊性。自由是西方特有的,中国的特征就是无自由。”



  任何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承认这种胡说八道和诬蔑。如果中国的特征就是无自由,那么奴役与暴政就将是中国的宿命,在这一决定论的逻辑下,自由主义者还有必要坚持实践自由吗?那岂非自相矛盾,自讨没趣?不可能想像如此愚蠢的自由主义者  他竟然要去实现自相矛盾且不可能之事。这比拔着头发奔月还难。



  恰恰相反,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拥有强大的自信心,乃在于自由主义学说已经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了自由的普遍性和争取自由的可能性。这是现**性主义知识传统和活动赋予自由主义者的信心。它不是基于某种单纯的情感偏好或偏见  当然,这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者没有价值取向。而是说,这种价值皈依经过了高度理性的反思而得到奠立,不再是单纯粗糙的直觉和灵感的闪现。因此,它比起秋风的多愁善感要可靠得多。秋风无法理解这一点,乃是因为他缺乏思辨的能力和训练,更缺乏这样的兴趣。  显然,他的兴趣在别处。



  
 楼主| 发表于 2013-3-15 14:02:49 | 显示全部楼层
秋风指鹿为马的批判遵循的才是真正的特殊主义。他指出:“作为后发国家,在中国,自由首先呈现为知识。 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的理论思考,乃是实现关于自由的外来知识“本土化”的唯一途径。普遍的知识唯有本土化,才有可能具有构造制度的能力。理论可以生成观念,观念可以催生行动。在中国语境中对自由进行理论性思考,可以极大地推动现实的制度朝着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然而他开出的药方,却是尽人皆知的儒化。当秋风在孔子像面前扑通跪倒时,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他所谓的“知识本土化”是什么货色。向精英主义的专制政治文化集成者投降,这已经不是单纯尊重的事情,而是基本逻辑立场和价值立场出了问题。



  秋风已经从自由主义的普遍理性堕落到了儒家的特殊主义窠臼之中。不妨作一个简单的对比:
  
    儒家学说 V 自由主义
  
    道德共同体 V 市场合作
  
    善 V 自由
  
    集体 V 个人
  
    道德情感 V 理性
  
    精英主义 V 公共对话
  
    等级制度 V 资格平等
  
    分配 V 生产
  
    权威主义 V 多元主义
  
    至善优先 V 权利优先
  
    德治 V 法治
  
    道德至上 V 制度优先
  
    因循保守 V 创新进步
  
    主观的 V 客观的
  
    具体秩序 V 抽象秩序
  
    封闭 V 开放
  

  无论秋风在他的煌煌巨著《华夏治理秩序》中如何为儒家辩解,都不会改变上述本质性差异。对于儒家这样一个以追求道德共同体的至善为目标的学说,我们只能判定它具有浓厚的特殊主义性质。正是因此,儒家秩序下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和异质文明最终采取了高度蔑视的自大和封闭姿态。少数领会了其中少量普遍主义特质的儒家学者,如郭嵩焘、徐继畲等人却备受诋毁和打击,其学说并不被儒家主流所接纳。如果儒家学说真的与自由主义在普遍性维度上可以轻松接榫,何至于鲁迅竟然宣称读不懂《群己权界论》?何至于迄今仍有人把道德狂热视为自由主义激情?



  当秋风与儒家学说调情之后,他就越来越表现出自以为是的道德高亢和不可一世,越来越展示出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敌意。乃至于他要呼吁严惩换偶活动,叫嚷社会福利,支持管制市场。



  秋风已然和自由主义分道扬镳,虽然他们的一度言欢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误会。
  
  机会主义的政治算计
  

  当然,秋风作如此观念谋划也是事出有因。他在评论“经济自由主义”时曾说:“应当承认,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绝不只是经济自由;相反,他们追求完整的自由,他们向往法治、民主。但他们相信,在中国现行的体制内直接追求政治自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所要冒的风险也太大;而经济自由则具有足够的合法性,由此入手,实现完整的自由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不难体会到秋风的急躁和操心之处  他梦想着如何急速成完成他所期望的社会政治转变。正是“转变”,构成了秋风所有谋划的核心动力和激情。如何唯意志论地实现这一转变,成了他处心积虑考虑的要害。这时候,他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主观冲动之中。心情的逻辑早已经替换掉了理性的逻辑。



  这时候,秋风已经完全丧失掉了一个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独立思想者的品质,他丧失了为真理而克制个人主观好恶的超越性。他不再在作超越性的思考,而是展开了功利性的谋划  谋求他所渴望的一个特定而具体的社会政治秩序。换言之,追求特定的善好目标已经全完占据了他的运思。



  显然,秋风从这一政治急躁心态中演绎出来的不是审慎和反思,而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庸俗的政治功利考量。这是一种更精致的机会主义。不是要讨某位掌权者的欢心,而是要搞历史投机。  质言之,秋风投机的对象是历史。他妄图通过思想和观念操作虚构出一张路线图,轻而易举地达到其社会政治目标。这正是他经常引用的那位儒家官僚主义哲学家张载的豪言  “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



  因此,秋风一再鼓吹中国自由主义哲学化。但这个哲学化有其特定含义,那就是通过哲学建构出新世界。作此呼吁时,他的头脑里回响的也许是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只有消灭自己,才能实现自己。这等宏大的规划不恰好是波普一再批评的整体性社会工程吗?不恰好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一再反对的致命的自负吗?秋风,你为什么在这里不再思考了?你难道忘记了,不论休谟、米塞斯还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从来都是防御性的、辩护性的、解释性的,不是建构性的吗?需要复杂烦冗的建构性理论的从来不是自由主义。



  秋风指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理论自觉。诚然,这是一个事实,提示人们应该自省。但问题并不出在他所标示的方向上  不是缺少宏大理论构建,相反,缺的是实事求是的经验研究以及与之紧密结合的理论反思。套用一句话,缺的是将自由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扎实努力。这个问题的违法广告只有靠实事求是的研究与实践摸索才能得出。反正它不会来自秋风一拍脑袋而来的观念虚构。



  秋风一再抱怨别人不理解他的道德苦心,其实这一点不难。因为秋风仍然深陷于儒家传统和左翼道德主义庸俗的情感和思维之中。把善作为头号目标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从来不可能以超越性的方式思考社会问题,更不会以超越政治的方式看待政治;相反,他们总是首先自居为政治掌舵人或掌舵人的头号参谋的话语位势发言,高高在上,试图操控一切。这时候,他们已然暗自欣喜地把自己设定为神或第一公民。这是渎神!



  秋风已经不再相信市场激励和创新能够为解决社会问题寻找方法。换言之,他不再相信  其实也从来没有理解过  市场 体制的秘密,依照生产性活动和创新来解决人类生存的各种问题。这不止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还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生活方式,自由是这一生活方式的基本前提。 没有自由,就无法成全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因此,秋风才会指责“经济自由主义”只懂片面理解自由,并批评说“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惯于从财产权的角度理解权利,从经济自由和自由竞争的角度理解自由。”这时的秋风充分展示出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追求的无知和浅薄理解。



  也正是因此,秋风对目前举步维艰的改革困境根本无法作出理性分析。而是盲目地认定,市场失灵是导致目前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至少,它对困境应负的责任不会少于政府失灵。这样一来,秋风就把问题完全曲解了。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解,无论道德还是经济,都是一个统一的人类普遍合作秩序的成分,而不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西。没有这样一种普遍合作秩序的统一,就不会有关于自发性与自然法则的理念。



  但在秋风眼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关系则是彼此矛盾,呈现出一种二元对抗。当前的困境是仓廪已实,如何知礼节的问题。秋风对“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化改革的所有批评,无非表达的是对自发性和自然法则的绝望。正是这一绝望,导致秋风以一颗杞人忧天的封闭头脑来看待改革前景的可能性;也导致他无法理解资本主义解决人类困境的秘诀。并因此而对人类、对中国绝望,呼唤起专制主义的儒学来了。所谓的“礼节”无非是他所期待的、与经济活动截然不同的良善“秩序”。这显然是在为各种强制涂脂抹粉。实质上,秋风的理论建构就是以所谓文化-意识形态的儒化,来为暗藏的政府强制辩护。秋风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又岂能瞒天过海?



  秋风几乎一提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就要将其实践贴上“哄”出一个宪政中国的标签。稍稍了解一下改革历程,都清楚,改革并不是哄出来的,进步也不是骗出来的。当年投身改革的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立场人士并没有当国师的冲动。倒是秋风的诛心之论颇令人咋舌!事实上,秋风的筹划才是真正要“哄”出一个儒家共和国来。



  概言之吧,秋风不理解市场、不理解自由主义,所以他不理解现实。这就是他犯错的简单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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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10 14:37:55 | 显示全部楼层
撒切尔夫人死了,新自由主义的余孽还在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撒切尔夫人逝世

          英国当地时间4月8日早晨,87岁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因中风去世。

        撒切尔夫人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连续担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11年)。

        英国《卫报》评论道,撒切尔是英国自丘吉尔以来最有掌控力的首相,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积极鼓吹者。撒切尔主义创造的新词“私有化”传到了许多国家,还迫使英国矿工工会等群体连年罢工,带来了苦涩而悲痛的记忆。

        企业家们则对撒切尔倍感推崇。维京航空总裁布兰森表示,“如果没有撒切尔夫人引入商业竞争机制,维京航空的飞机根本不可能在希思罗机场起飞。”

        美国的共和党人也对撒切尔的自由市场改革深表同感,共和党议员海勒在声明中表示,“全世界信仰小政府原则的人们”今天失去了他们的一位偶像。

        南非执政党非洲国民大会的反应则有些讥讽,该党发言人表示:“虽然她不同意,但英国人民支持了反种族隔离政策,最终支持了我们。”

        印度总理辛格在推特上说,“撒切尔夫人是一位革命性人物,在她的带领下,英国无论国内外取得了重大进步。”

        英国广播公司在讣告中引用了撒切尔的一段话,作为其性格的总结:“我觉得现在的风气是,许多人动不动就说‘我遇到问题了,政府要负责帮我解决’,或者‘我遇到问题了,需要一笔补助金’,或者‘我无家可归了,政府必须给我房子住’,这些人都把问题归罪于社会,那到底谁是社会呢?……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学会照顾他人,互惠互助,不可能只享受好处,却不担负任何责任。”

        美国前国务卿8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采访,称赞撒切尔“具有强大的意志力、领导力和个人魅力。她自认从不妥协。”

        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一个聪明的人。她会永存于我们的记忆和历史中。”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在讣告中说,铁娘子自认为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是苏联垮台。在位期间,她推动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认为这能从内部瓦解集体主义。

        英国万人请愿诅咒撒切尔,新自由主义已先于她死掉    (2012年8月)铁娘子,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她如今还活着,但身体虚弱,且患老年痴呆症。但已有24000人以上在给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字,让政府按照撒切尔夫人政策安排她的后事。请愿书要求撒切尔死后不进行国葬,而是举行私人葬礼。请愿书写道:“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是一种减少政府支出、进一步证明撒切尔女男爵率先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价值的理想方式。”

        这段话如果用中国人的习惯表达就是:撒切尔夫人如果死了,应该私人办丧事,而不应该用公款为她举行国葬。因为按照她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她应该以身作则减少政府支出。这将是她落实自己经济政策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个请愿书和这些英国人似乎太刻薄,在撒切尔夫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提她死后的事,好像在盼人家去死。不过话说回来,这也确实在表达对撒切尔夫人政策的愤恨。

        认为她对英国危害很大的,说她是拥护正统自由市场理念的无情斗士,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在她执政期间,对矿工工会实施了严酷而猛烈的打击。她推行的人头税引起广泛不满,曾在1990年引发骚乱。工业化的英国还曾陷入长期的失业和衰退。她的任期是“雅皮士”兴起的时期,也是贪得无厌、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盛行的时期。许多人现在将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缺乏社会凝聚力的现状归咎于这种文化的出现。全国铁路、海运与公路运输工会的鲍勃·克罗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的做法后来引起了纷争,从政治上助长了‘贪婪至上’的风气。这种风气正是目前爆发的银行危机的根源。我们今天都正在为这场危机付出惨重代价。”

        正如路透社记者说的那样:“这个国家将再次努力应对高失业率、削减开支、与欧洲大陆关系紧张、工会不满和社会骚乱等问题。这些全是撒切尔任首相的那些年中出现过的情况。”人们看到英国的现状,就会触景生情,想起撒切尔时代就是这样,而且影响至今。

        一些英国人咒她死,而且让她自作自受,最后一次为缩减政府开支做贡献,原因就在这里。

        非常巧合的是,英国实行撒切尔主义改革和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开始(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撒切尔上台)。英国的改革是将原来的“准社会主义经济”改为完全的自由经济。中国则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是,中国实行自由经济没有那么彻底,被认为是混合经济。结果是,30多年过去了,英国撒切尔的改革成果昙花一现,最终完全失败。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但有一点雷同之处,即前面说的英国出现的“贪得无厌”、“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盛行”、“缺乏社会凝聚力”、“贪婪至上”等,在中国也有浓重表现。只不过中国是“见坏就收”,开始下力扭转。

        撒切尔夫人还活着,但已经和死了差不多,她大力倡导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先于她死掉了。而这种主义给全世界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在危害着世界。

        “6000天计划”(缩减国企规模到10%)--世行报告的要害内容    1.世行报告明确提出国企份额应从当前27%缩小到10%

        很多人认为世行报告没有提“国企私有化”,比如赵启正认为,“没在世行报告中查到国企私有化的建议”“股权多元化还不等于私有制,这点请大家在研究这篇文章时细心一点”。他们理解的国企私有化,是指国企全部彻底的私有化。

        其实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已经臭不可闻的今天,即便是铁杆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会愚蠢地主张国企的全面私有化了。在今天,即便是欧洲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保留不少国有企业。于是当前新自由主义者的策略是避免提出“国企全面迅速私有化”那样的一次到底的“休克疗法”,因为这种建议明显是愚蠢幼稚的主张,或者说是恶意的别有用心的毒药,而且“休克疗法”在苏联、东欧、拉美众多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部分新自由主义者退而求其次,他们主张分步骤、分批次、渐进的、逐步的私有化。具体地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不断要求缩小国企的规模,直至国企彻底私有化或者保留少量国企。即使仅有少量微量的国企,这也可以说并非“国企全面彻底私有化”,但是这和“国企全面彻底私有化”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世行报告给中国国企改革具体规划的路线图。在世行报告英文全文版第四章《企业部门》改革中,明确希望中国国企从当前的27%的份额到2030年降低到10%的份额。报告中详细说到:“到2030年,成功的改革和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变化会给中国留下一个非常不同的企业部门。……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目前2010年27%的水平将有所下降,到2030年约10%。很多行业将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得到很大的整合。”

        让中国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从当前27%的份额进一步降低到10%的份额,让所谓私营企业(在当前中国主要是外资)侵吞那退出的17%,这相当于当前国企规模的63%。换句话说,世行报告明确提出,未来18年内,当前国企资产的63%要卖给或者廉价送给以外资为主的私营企业。这就是此世行报告的首要战略意图。

        2、通过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方式加快创新步伐世行报告的第二点结论是“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在这一部分中,主要谈的是科技创新和人才保障方面的问题,具体到落实层面的建议,世行报告给出的是“提高长期风险资本对于新设民营企业的可及性”。其实,不管是苏联、德国、日本、韩国还是美国,其高新技术的发展无不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和支持。但是世行报告却重点强调让中国私营企业(包括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搞技术创新这显然是别有用心地要在战略层面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

        3、让民营部门获得足够融资,抓住“绿色”机遇世行报告的第三个重要结论是“通过市场激励、监管、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等措施,抓住‘绿色’机遇。”涉及到具体的企业操作层面,世行的建议是“巨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快速推广成功技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高投资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资本品;日益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民营部门如能获得足够融资,将对政策信号作出积极响应”。

        要知道,所谓绿色朝阳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长时间、低回报的产业,以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宗旨的私营资本是不愿投入的,这就是当前全世界仍然以高污染、高能耗为主,产业转型难以完成的根本原因。要走出能源危机,要搞朝阳产业只能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依靠当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有效推进。这一点,不仅社会主义者承认,很多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政客也承认,因此他们搞了“绿党”去督促资本家转型。而世行报告却不顾今天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和逻辑,仍然鼓励以私营企业为主发展绿色产业。其实世行报告也知道私营企业不会去搞,因此它狡猾地提出“如能获得足够融资”,私营企业也会很积极。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大量给私企投钱,让私企大胆搞。问题是,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国企即便是低利润高风险,她们也会努力进军绿色产业,而私营企业则不会。世行从根本上是由资本家控制的,其报告自然会格外偏袒资本家。那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呢?
 楼主| 发表于 2013-4-10 14:39:01 | 显示全部楼层
2.让私营机构介入社会保障领域

        世行报告的第四个要点谈的是“社会保障”问题。其要点在于“动员社会各类主体  公共和民营机构,政府和社会组织  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较好的欧洲,社会保障主要是政府承担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后依靠政府构建“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工作也有进步。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后,尤其是在里根及小布什时代,美国社会保障领域搞大规模市场化私有化,积累了无数的弊端和问题。今天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重提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职能,但仍然遭受右翼政客和大资本的抵制。放眼全世界,社会保障搞得好的国家,都是依靠政府。即便是在美国,社会保障方面比较好的领域也是政府主导的。凡是私人资本介入的地方,都是糟糕一片。而世行报告中竟然把私营企业和政府并列,鼓动让私营企业介入社会保障领域,把社会保障事业变成资本牟利的工具,真可谓丧心病狂。

        3.瓦解中央政府财力,确保地方政府财力,促进私营企业发展

        世行报告的第五个要点谈的是财政收入方面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设稳健的财政体系。新发展战略所需的企业和金融部门、绿色发展、机会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 在这里,世行报告强调“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并非是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而是为了推动私有化。正如前四点所谈,无论是国企私有化还是让私营企业搞绿色产业,都会“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为了有效地促进私有化,包括用政府的手段扶植私有企业搞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需要“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推动私有化,财力不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80年代初,美国首席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向美国国务卿提交了一份《推演计划,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斗争的地缘政治结构》的报告,布氏在报告附注中指出:“不只是又一份关于苏维埃制度弊病的文件。这是行动指南。”这份报告的意图试图肢解苏联,其中写道: “使帝国(苏维埃)分散意味着引起它解体……任何颇大的分散--即使完全在经济范围内--都将加强非俄罗斯民族苏联公民之间潜在的分裂主义情绪。经济分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政治分散。”[]

        世行报告的基本思路,无论是肢解和私有化国企,还是强调“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其实都是从根本上限制中央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能力,是对布热津斯基“经济分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政治分散”之策略的灵活运用。

        4.要求中国开放资本项目,让热钱自由出入

        世行报告的最后一个要点提出“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

        而世行报告提出的两个具体建议全部是毒性很大的药方:1、“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在挽救陷于停滞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保持积极态度,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2、“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不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步骤。”

        前者要求中国推进贸易自由化。后者要求中国推进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总而言之要求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全方位开放。同逐步要求国企私有化一样(先让从27%降到10%,然后再从10%往下降),世行报告知道让中国一下子开放资本账户基本不可能,因此它提出“需要稳步推进”,不过它又强调这是“关键步骤”,换而言之就是早晚要开放,应尽一切力量尽早开放。

        以上便是对世行报告主要六个结论的简略分析,其本质就是让国内外资本寡头控制中国的一切。

        此次2012年的世行报告,跟当年美国中情局建议苏联搞的“500天计划”(以及拉美各国搞的休克疗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当年美国在苏联在东欧在拉美,受到的阻力较小,因此美国人提出的荒唐的短时间内大规模私有化的建议得到了落实。今天,有苏联、东欧、拉美的前车之鉴,中国不容易上当了,中国人对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更大了,再提类似“500天计划”肯定遭到中国人广泛抗议:你们把中国人当白痴吗?于是美国人提供的方案不得不改头换面地“现实”一些,提出到2030年18年内把国企私有化完毕,这差不多是“6000天计划”。因此,无论是当年美国给苏联提供的“500天计划”,还是今天给中国提供的“6000天计划”,其本质和意图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中国和苏联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总而言之,这份世行报告是针对中国当前政治力量格局的一枚精确制导炸弹。

        作者系深海智库研究员
 楼主| 发表于 2013-4-10 14:40:04 | 显示全部楼层
撒切尔夫人谈瓦解苏联:最终决定“推出”叶利钦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张树华

        http://www.qstheory.cn/hqwg/2010 ... t20100611_32973.htm

        2011年是苏东剧变、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2010年4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率代表团访问俄罗斯。4月28日,代表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与俄罗斯**代表座谈苏共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参加座谈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现俄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向代表团扼要介绍了他最近在莫斯科大学讲学讲稿的主要内容。在谈到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领导层的责任与西方因素时,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1991年11月刚卸任一年多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的一次公开演讲,并告知刊载此材料的俄文网站。

        现将俄文网站刊载的相关情况和撒切尔夫人的这次演讲翻译如下。(为保证材料的可靠性,作者又特意查证了撒切尔基金会网站。网站记录显示,撒切尔夫人曾于1991年11月访问美国,并于11月18日在休斯敦演讲http://www.itnsource.com/shotlist/ITN/1991/11/22/2119113 ):

        1991年11月,一批苏联炼油和石化专家出访美国休斯敦。访问的重头戏是参加美国石油学会(API)的会议。会议邀请的演讲嘉宾是一年前才卸任的英国原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曾经接受过化学专业的大学教育,虽然后来她并未干过多少老本行。会上撒切尔夫人发表了约45分钟的演讲,中心内容可以称为“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会议组织者可能没有事先提醒她,在场的还有苏联人。所以,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可谓是开诚布公、毫不掩饰。从中看出,她在苏联瓦解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她自己对此并不隐瞒,且乐于公之于众。她提到的关于苏联社会变质及其经济状况的内容也超乎我们的认识,与当时苏联报刊宣传的大相径庭。当天晚上我们同行的几位共同回忆,一起整理记录:

        (以下是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内容)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

        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

        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我们知道,苏联政府遵守苏联和其北约对手军备均等的原则。结果,苏联装备花费占去了预算的15%,而我们这些国家是5%左右。这自然就造成了苏联要紧缩在生产居民大众消费品上的投入。我们希望借此引发苏联居民大规模的不满。我们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泄露”我们拥有武器的数量。有意夸大,以诱使苏联加大军备投入。

        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

        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后来我们(主要是美国)出台了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建立反导弹防御体系。应当承认,当时大多数的专家反对建设反导防御体系。理由是其投入巨大,且不太可靠。而苏联可以以更少(约1/5到1/10,的投入即可以“矛”刺穿反导之“盾”。但不管怎样,我们提出发展反导防御体系,目的是希望苏联同样建造类似高造价的系统。令我们十分惋惜的是,苏联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只是限于发表政治抗议。

        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

        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人民阵线”(指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苏联后期,在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境内兴起的、以“求主权、谋独立”为旗号的民族政治势力组织)的活动不需要太大的花费,主要是一些复印、印刷设备的开支和对骨干的资金支持。而支持苏联矿工长时间罢工的花费要多得多。

        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

        不过,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有人发问,俄罗斯独立于谁?整个苏联当时不都是围绕俄罗斯为中心构成的吗?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

        

      

        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当时苏联上层少数人隔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恢复维系苏联统一的制度。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实权。

        其余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借机宣布自己的主权(当然,多数共和国在形式上并未排除联盟地位)。

        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撒切尔夫人演讲至此结束)

        撒切尔夫人在掌声中走下讲坛,与每一位人握手后,穿过会议厅离开。

        我们返回俄罗斯。大约两周后,就听到了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指1991年12月8日由斯·舒什克维奇、鲍·叶利钦、列·克拉夫丘克等人代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的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和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考虑到背着苏联当局,讨论协议的秘密行动选择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别洛韦日森林,故称“别洛韦日协议”。协议签署后,叶利钦首先致电当时美国总统布什,向其通报情况)的消息。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有目共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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