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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7 11:44: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自闭症画家描绘假想城市展现惊人细节(图)
法国自闭症画家贾尔斯-特莱希恩描绘的假想城市乌维尔的一座广场
从12岁起,特莱希恩便开始设计假想城市乌维尔。他的这一想法来源于纽约和伦敦之行的经历
最初,特莱希恩用乐高玩具建造乌维尔,但很快就决定放弃,改用画笔这种更容易的方式
特莱希恩现年40岁,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他描绘的假想城市乌维尔拥有令人吃惊的细节
  左边的照片为特莱希恩与女友凯瑟琳-莫特的合影,莫特患有艾斯伯格综合症。右图展示了特莱希恩的著作《乌尔维》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2月23日消息,法国自闭症画家贾尔斯-特莱希恩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出一座假想中的城市。这座城市名为“乌尔维”(Urville),只存在于特莱希恩的脑海中,共1200万人口,建有大量广场和摩天楼,甚至还建造了一座港口。
  特莱希恩现年40岁,家住法国东南部尼斯附近的卡涅-苏尔-梅尔。他用了20年时间在脑海中建造乌尔维,而后用画笔描绘出脑海中的景象,展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细节。在互联网上,特莱希恩描绘乌尔维的画作备受追捧,现在已经收录在一部著作中,书名就叫“乌尔维”。
  特莱希恩计划在世界各地举行的自闭症会议上展示他的画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只存在于他心中的城市乌尔维。他说:“我从5岁时就开始画画,一直对大城市和飞机充满痴迷。1984年,创造一座假想城市的想法让我产生浓厚兴趣。我给这座城市取名为‘乌尔维’,名字来源于南极洲的法国科考站都蒙特-德乌维尔。1984年我到纽约度假时,建造一座假想城市的想法开始成形。结束这段旅行后,我来到伦敦,一直住到1986年。”
  最初,特莱希恩用乐高拼装玩具建造乌维尔,但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尝试,改用绘画这种更容易的方式。他说:“1987年后,建造乌维尔的想法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意识到可以在脑海中建造这座城市,而后把它画下来,并不需要用乐高玩具建造。”
  特莱希恩的著作讲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书中,读者可以了解法国大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乌维尔的影响。他在书中写道:“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乌维尔共有280万居民,由于工业革命导致人口急剧增长,这座城市已经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乌维尔政府请求著名城市规划师奥斯卡-拉巴列莱(1803-1883年)对这座的城市发展进行规划。拉巴列莱当时的规划对乌维尔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乌尔维》收录了特莱希恩创作的300幅绘画作品。如果想观赏更多作品,读者可以登录特莱希恩与同为画家的女友凯瑟琳-莫特的网站http://urville.com/。(孝文)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2-3-14 10:47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2-2-27 11:45:08 | 显示全部楼层
英自闭症画家凭记忆手绘全球大都市全景图(图)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9日 07:19  新浪科技新浪科技 官方微博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3月9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英国自闭症患者斯蒂芬·威尔夏是一位著名的记忆画家。在乘坐直升机巡航于伦敦、纽约等城市上空后,他能够完全凭借记忆画出此类国际大都市完整、详细的鸟瞰图。威尔夏的记忆画不仅仅细致程度令人震惊,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是一位自强不息的自闭症患者。威尔夏惊人的记忆力、一流的绘画功底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令人感叹,他也被称为“活人相机”。
  1. 伦敦球
伦敦球
  威尔夏在乘坐直升机飞越伦敦上空后,就能够凭借记忆完成了这幅名为《伦敦球》的惊人作品。
  2. 纽约球
纽约球
  《纽约球》是威尔夏的另一幅著名作品。现年36岁的威尔夏介绍说,“绘制鸟瞰图很困难,困难在于记忆的信息太多,太多的窗户、公园和建筑。绘制像伦敦、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城市很有趣,因为它们的轮廓线全年都在变化。一生中,我已经看到伦敦和纽约的轮廓线发生了许多变化。”
  3. 从英国电信大楼俯视伦敦
从英国电信大楼俯视伦敦
  从英国电信大楼俯视伦敦。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威尔夏利用笔、墨水手绘了世界上许多大都市的详细全景图。在幼年时,威尔夏就被诊断为自闭症患者,他在记忆绘画方面的天赋也算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
  4. 纽约全景图
纽约全景图
  威尔夏正在凭记忆完成他的纽约全景图。威尔夏的作品在全球都很畅销,他已被邀请为全球9个大都市绘制全景图。目前,他已经分别为东京、香港和纽约等城市绘制了长达10米的画卷,而每次绘画之前他仅仅需要20分钟时间乘坐直升机飞行于这些城市上空。
  5. 伦敦碎片大厦
伦敦碎片大厦
  威尔夏的理想是绘制出更多城市的轮廓线。威尔夏表示,“等碎片大厦完工后,我还希望把碎片大厦画出来。到那时,从碎片大厦看下去,伦敦的轮廓线将更加有趣。将来,我还想去美国达拉斯,我也有兴趣手绘那里的轮廓线和街景。”
  6. 记忆画
记忆画
  威尔夏正在完成自己的画作。
 楼主| 发表于 2012-3-14 09:58:08 | 显示全部楼层

德国人图解中西文化差异


 楼主| 发表于 2012-3-14 09:59:34 | 显示全部楼层
敬畏大自然就是反科学
发表于新京报2005年1月13日

  印度洋海啸带给人们的震撼超出了许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一些人又开始重弹“敬畏大自然”的老调。何祚庥院士针锋相对地提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的观点,这就触着了某些人的痛处,激起了骂声。何院士长期以来反伪科学、批反科学,干的是得罪人、冒犯人的事,在现在的中国环境下,不受攻击才叫奇怪。北京环保学者汪永晨《“敬畏大自然”不是反科学》(《新京报》1月11日),便试图讲出一些道理,并建议大家对这个问题好好辨一辨。我就也来凑个热闹。

  所谓“敬畏大自然”,从字面意思上看,就是敬仰和害怕自然,要害在于“畏”,也就是怕。这种心态和原始人的泛灵论、中国古人的“天人感应”说一脉相承,都是把大自然当成有意识、有人格的神灵,担心冒犯了它就会遭到报复。汪永晨虽然说“并不想承认大自然会报复”,但又说“大自然不会心胸那么狭窄,它容忍了很多我们人类因无知而犯的错误”,仍然还是把大自然当成神灵一样的存在,而作者本人,俨然大自然的代言人。

  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蒙昧的观念,与科学思想格格不入。因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无意识的客观世界,自然规律不受人的主观意志的影响。原始人献祭求神免灾,古人见到灾异上书言事要皇帝反省遭到天谴,今人把天灾当成人祸,教训人要敬畏大自然,就都是想用人道影响天道。更极端点的,要人们对大自然敬而远之,反对用科学方法认识大自然,反对应用科学原理利用和改造自然,那当然更是反科学了。

  这种反科学的主张,现在有了一个漂亮的辞藻   保护生态。我们之所以要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是因为害怕自然,而是源于科学的认识,明白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是以人类为本还是以别的东西(神、动物等)为本,是区分真伪环保的标准。汪永晨质问:“为什么一有了我们人类,就要以我们人类为本?”违法广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人类的利益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有时牺牲目前的利益也是为了长远的利益。

  即使是汪永晨,在考虑生态问题时也难免有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例如她用来质疑何院士的例子,恰恰是在支持何院士关于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观点:“不知道何先生知道不知道还有生物链,今天一个物种的灭绝对明天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后人类的生存可能(仅仅是可能)会受到影响;三门峡水库“这四十多年来给渭河流域带来了多少灾难”,“这样的修水库是以人为本吗?”她已替何院士回答这个问题了,修三门峡水库恰恰是没有做到以人为本。

  举个更现实一点的例子。在地球历史上,曾经几次发生过小行星撞击地球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物种大灭绝的事件。假如未来有一天,又有一颗小行星迎着地球飞来,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人类是应该采取一切手段(例如用核武器轰炸)去征服它,还是高喊“敬畏大自然”坐以待毙?那样的“敬畏大自然”岂止是反科学,简直是反人类。

  □方舟子(旅美学者)
 楼主| 发表于 2012-3-14 10:00:40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近年来一些“科学主义”者对所谓“伪环保”之批判的回顾与分析

包红梅 (内蒙古大学)



  近几年来由于世界范围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的加剧,使得环境保护问题逐渐成为中国的热点问题,环保二字也深入人心。特别是,许多民间环保团体的兴起,为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在传统以来一直由政府力量主导的环保工作中开辟了新的工作领域,体现出新的民间立场,带来了新的工作方式,成为中国环保事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政府的环保系统和民间组织的良性互动也正在形成。
  然而,近两年来,正在人们为崇高的环保事业热情鼓舞的时候,主要是在网络上,也包括在一些其他的媒体中,某些人提出的“伪环保”概念突然以较高的使用频率出现。这顶并无清晰界定但明显具有否定含义和批判意味的帽子,被戴在了诸多环保人士、专业和业余的环保工作者头上,并伴之以对其立场、观点和具体工作的批判。在以批判的意味被戴上这顶帽子的人当中,首当其冲的主要是一些在民间环保组织工作的民间环保人士,也包括了一些在政府的环保和相关部门工作的人(例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虽然没有很少被直接称为“伪环保“人士,但至少也被说成是被“伪环保思潮的控制”1),这些人由此成为被攻击和漫骂的对象,一场特殊的关于真伪环保的争论拉开了序幕。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争论”双方阵营的成员并不仅仅局限于上面提到者,上面所提的,只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当事人,而且,当我们说到民间环保团体时,当然也只是泛指其中有代表性的、与此争论相关的一部分,绝非是指国内所有的民间环保团体。其次,这与其说是一场争论,实际上到是像单方面的批判,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对这种不很讲理的批判和相关的环保真伪问题的辩论,由环保人士直接进行回应的并不多见,但批评的一方则穷追猛打,不依不饶,大有不将批判进行到底誓不罢休的气势。


一、批判的背景

  在谈论有关争论的大背景之前,这里有必要先对争论双方的整体情况做一简单的介绍:
  批判的一方,阵营并不很大,但在传播中颇有影响力,其中的主要代表,包括近几年来国内以同样很有争议的“学术打假”而闻名的方舟子(即方世民,方舟子系其在网络和出版物上常用的笔名),以及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水博(即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司马南等人。这些人由于在其文章当中经常突出地强调科学的作用,对于一些他们认为不合理、不科学的观念,包括对于像对科学和技术的不当利用,对科学的负面效应的分析批判等,惯于扣上“伪科学”或“反科学”的帽子,因而被称之为“科学主义”者,尽管他们本人有时并不承认这样的说法。被批判的一方涉及的范围较广,矛头集中所向的,首先是一些国内民间环保组织(如像“自然之友”、“绿家园”、“地球村”)中的民间环保人士,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士。
  实际上,“科学主义”者和环保人士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2003、2004年的时候,“科学主义”派曾就转基因食物安全问题和绿色和平组织产生过分歧,之后是2005年的敬畏自然之争使国内一些环保人士及许多支持环保的人士和“科学主义”派卷入了全面的论战。此外,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事件和怒江建坝问题更是将双方的争论从理论走向了实践。本次真伪环保之争可以说是双方基于这些争论而产生的又一轮较量。

1,转基因食物安全问题的争论
  国际知名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从2002年开始就对中国的市场进行转基因食品调查。他们认为,因为转基因生物具有外来的基因,这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来说是新的品种。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在人体健康和生态方面的安全性问题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但这种生物一旦流入环境,就有可能会改变物种之间的竞争关系,破坏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从而会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潜在的威胁。因此他们极力反对转基因食品进入中国的市场。就2004年的雀巢事件、转基因大豆之争,以及2005年的卡夫公司在中国内地的转基因食品原料问题、湖北转基因稻米的非法种植问题,绿色和平组织和国内的某些民间环保组织都积极介入并强烈反对。与此相反,另外一些人,尤其是“科学主义”派,则认为“转基因食品不仅无害安全,而且是更安全。其实,它更有利于保护环境,还可以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2 “种植转基因作物可减少农药的使用,有助于保护环境免受农药污染,并降低食物中的农药残留,有益身体健康。因此反对转基因才是反对环保。‘绿色和平’组织不是什么环保组织,而是伪环保、反环保组织,中国媒体不应该成为其传声筒。”3 虽然很难说从2004年开始的转基因食物的争论是“科学主义”者和环保组织的真正的第一次交手,但至少也是早期开始出现的正面冲突。当然,开始的时候双方还都比较谨慎,没有产生过的太过直接的碰撞。

2,敬畏自然的大讨论
  2004年末的印度洋海啸引起了一场关于应不应该敬畏自然的大讨论,这是近年来民间环保人士和“科学主义”者的第一次针锋相对的直接交锋(可参见2005年绿皮书中有关文章)。讨论中双方言词激烈,互不相让。“科学主义”派持否定态度,认为人类不应该敬畏大自然,并指责敬畏派的观点是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而许多环保人士则持肯定意见,认为“敬畏自然表达了人类对于生命根基的尊重和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对自然趋利避害,互惠共生,”4 并不是反科学,反人类的,倒是反敬畏派把科学推上神坛,才是真正的反科学。
  此次争论的规模空前浩大,从院士到平民,从教授到中学生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热情的参与,但与此同时,民间环保人士和科学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更加激化。

3,圆明园事件
  圆明园防渗工程引发的争论是2005年环保界的又一重大事件。5围绕着防渗工程的利与弊社会上形成了明显对立的两个派别:一个是支持派,认为防渗膜不会对圆明园的生态环境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工程合理合法,不应该叫停;另一个是反对派,他们的观点与前者恰恰相反,认为这一工程必定对圆明园的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应该立即停工。一向关注环保问题的民间环保人士和一向关注民间环保人士的“科学主义者”在此次事件当中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立场也是相互对立的。其中一些环保人士是强烈的反对派,而“科学主义”者则是积极的支持派。这就意味着双方又一场争论的不可避免。但由于与此事件同时,还有一件事情更让“科学主义”者们感兴趣,那就是关于怒江要不要建坝的问题,因此在圆明园的问题上“科学主义”者们没有与环保人士进行太多的纠缠,而是很快就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怒江的问题上。

4,怒江建坝之争
  从2003年开始,2005年成为焦点的怒江建坝之争使得科学主义者和民间环保人士的矛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以民间环保团体“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为代表的一些民间环保人士向来都是强烈反对怒江建坝的,他们认为怒江建坝会对这条中国为数不多的“原生态河流”及其周围的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破坏,同时对“三江并流”的世界自然遗产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自从2005年4月初以“科学主义”者为主的一批人士赴怒江考察一周回来之后,便开始向反对建坝的民间环保人士发难,认为环保人士的反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不科学的行为,指责环保人士用他们的无知和谎言误导了公众。同时“科学主义”者还抓住环保人士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错误进行了狠狠的批判,其语言之尖刻、措辞之激烈已经超出了普通学术争论的范围。这是继敬畏自然的讨论后“科学主义”者和环保人士的又一次针锋相对的激烈交锋。


二、“伪环保”概念的提出

  “科学主义"者开始频繁使用“伪环保”一词来形容民间环保人士是在2005年那场“敬畏自然”的大讨论中。敬畏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方舟子在反驳对方时指出:“是以人类为本还是以别的东西(神、动物等)为本,是区分真伪环保的标准。”6这里,他运用了“伪环保”这个词,虽然意图很明显,但毕竟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民间环保就是“伪环保”。此时的方舟子对这一词的运用还比较含蓄。但不久之后水博在一篇《伪环保人士汪永晨如此宣扬反科学的迷信》7的文章当中则毫不客气地给汪永晨戴上了伪环保的帽子,包括之后的《极端环保主义者的自画像》8、《反科学的必定是伪环保》9等一些文章,一并将民间环保人士形容为极端环保分子或伪环保主义者。由于在这一阶段“科学主义”派和环保人士的争论焦点是人类该不该敬畏自然以及敬畏自然是不是反科学等问题上,从而对于伪环保的细节特征等问题没有进行太多的强调,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而已,似乎仅仅将它当作一种发泄不满的手段。因此,也没有对它下过明确的定义。
  事实上,科学主义者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强调“伪环保”是从怒江建坝的争论开始的。2005年4月8日,方舟子同何祚庥、司马南、张博庭等人赴怒江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之后在云南大学进行了公开演讲,其中他用大量的篇幅批判了环保人士的反坝意见,后来整理演讲资料在网上发表的时候,给其按了极其醒目的标题  “直击伪环保反坝人士”10。这似乎预示着新一轮的“战斗”即将开始,而这次的关键词之一是“伪环保”。此后,科学主义派在谈到有关他们与环保人士的争论的问题的时候,都特别强调对方是“伪环保”,而不是真正的环保,并以此为基础来批判民间环保的所作所为。
  究竟什么是“伪环保”?对于这一问题方舟子这样回答道:“要我给这个伪环保下一个严格的定义的话呢也可以下,我可以借用对伪科学的定义。伪科学有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就是把不是科学的说成科学。那么伪环保呢,就是把不是环保的说成环保。非常严格的定义,当然涉及到你怎么环保的问题了。”11与此同时,他们还区分了极端环保主义和伪环保的区别:“伪环保与极端环保的不同之处在于,伪环保的动机、目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环保,而是在环保的掩盖下的其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伪环保分子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往往需要打着某种环保的旗号,有意识、有计划的制造一系列谣言。”12
 楼主| 发表于 2012-3-14 10:01:36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科学主义”者对“伪环保”批判涉及的一些具体事例

  如上所述,“科学主义”者对所谓“伪环保”的批判贯穿着他们与民间环保人士之间关于环境问题的各种争论当中。其中涉及到的最为典型的具体事例应属怒江建坝之争。
  从2003年开始的怒江建坝争论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停息过,2005年4月初,以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为首的一批人,包括一直以来在很多问题上与环保人士有着众多分歧和争论的方舟子、司马南、张博庭(即水博)等人对怒江进行了实地考察,一周考察结束之后,这些向来以“科学主义”而著称的专家学者们开始对反对建坝的民间环保人士进行了狂轰烂炸式的批判。他们怒斥以汪永晨和薛野为代表的民间环保人士以及他们的环保组织为“伪环保”,认为他们的反坝意见没有科学依据,根本站不住脚。
  “科学主义”者批判“伪环保”反坝人士的第一站是云南大学。2005年4月8日怒江考察结束之后,考察团的一批“专家学者”们在云南大学进行了激情洋溢的演讲。其中方舟子三个小时的即兴演讲最为引人瞩目,整个过程中他极力想证明环保人士的反坝理由不成立,比如他对破坏原生态河流的说法、影响“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观点等一一进行了反驳。最后还指出“像那些所谓的环保人士我认为他们是伪环保人士,根本和环保不搭界的,他们的理由纯粹是在胡说八道。……现在国内的新闻媒体一边倒地倾向于这些伪环保人士,我们新语丝就承担一点责任,让不同的声音,让支持建坝的声音,也能够发出来。”13从云南回来之后方舟子和他的“科学主义”派人士及其他们的支持者写了一系列的所谓揭露中国民间环保的“伪环保”性质的文章并且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多次强调“伪环保”问题。例如,在2005年4月26日方舟子在接受海峡都市报的采访时提出了他称中国的民间环保为伪环保的理由:“他们是一种破坏力量,不仅妨碍了科学发展、社会进步,而且也败坏了环保的名声,败坏了环保事业与科学界、普通公众的关系,对环保事业是有害无益的--这也是我之所以称之为伪环保的一个原因。”“他们的所作所为,许多并非中国当前环保的关键所在,甚至与环保主张背道而驰。……这些做法,都是与其环保主张不符的,这是我称之为伪环保的另一个原因。"14一位网名为“山西大槐树”的网友攥文认为,在我国怒江开发问题上,一些伪环保人士为了阻碍怒江的水电开发,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造谣,散播谣言,误导了不知情的普通民众。同时,水博也指出“以环保以外目的和动机造谣惑众,就可以作为我们鉴别伪环保的方法。”15
  “科学主义”者对所谓“伪环保”的另一次激烈抨击是2005年11月25日方舟子在同济大学的演讲,题目为《怒江建坝之争:环保与伪环保》。其中他从自身的角度对怒江的整体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对环保人士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现行的民间环保组织搞环保并不是真心的,“他们是有政治目的在里头”“打环保的旗帜,实际上他们目的并不在这,他们实际上并不关心中国的环保问题,他们关心的是中国的政治问题,打环保的旗帜来搞政治活动,利用它做一张牌来跟政府叫板,来牵制。”16
  到了2006年怒江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息,“科学主义”对环保人士的责难依然在继续,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首先是何祚庥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理直气壮地说“何祚庥没有打压环保,是打压伪环保”17,随后其支持者又在多篇文章中或接受媒体采访时责骂环保人士,如方舟子的“就有关怒江建坝争议的报道致《纽约时报》”18以及“绿色和平是伪环保组织”19、桓二心的“又见伪环保人士的政客面目”20、“伪环保人士汪永晨又要开始炒作了”21等。
  总体来说,从形式上看,在怒江建坝的问题上“科学主义”者对环保人士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资金来源问题:中国环保NGO的资金来源问题一直是“科学主义”者们责难他们的理由之一。他们认为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作为非政府组织接受了国外某些不明背景组织的捐资,算不上是真正的NGO。方舟子说“他们也从国外一些机构、政治组织、邪教组织、国际基金会、跨国公司接受大量的资助。”22“他们这些‘环保人士’都自称是NGO,是非政府组织,这些‘环保组织’许多实际上是拿国外有政治背景的组织的钱的,像这样的还能不能算NGO,我觉得可以商榷。但是我们那个新语丝的的确确是非政府组织,不从任何政府,不从任何有政府背景的组织拿一分钱,我们是真正的NGO组织。”23
  也有人认为“科学主义”者在这个时候之所以置疑环境NGO的资金来源问题的目的实际上很明显,是想通过此事向民众暗示,这些环保组织拼命阻止怒江建坝是有他们的政治目的。起初“科学主义”者并不承认这一点,说他们仅仅是指出了一个事实而已,至于民间环保人士有没有政治动机他们没有证据不好说。但紧接着他们就倒出了真实的想法,即怀疑环保人士的环保动机。
  ⑵环保的目的问题:“科学主义”者指责民间环保人士是伪环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怀疑他们搞环保的目的和动机。认为环保人士搞环保不是为了真环保而是为了炒作自己,得到某些个人利益,更严重者,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目的。关于这一方面,“科学主义”者曾经有过多次阐述:“有些人不是那么真诚,只是在表演、做秀。”“为什么说他们伪环保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并不是为了环保的目的来搞,他们是有政治目的在里头……他们实际上并不关心中国的环保问题,他们关心的是中国的政治问题,”24“有一些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关心环保的问题,他只是拿环保的问题,拿水电开发的问题,来表达发泄对中国现在社会制度的一种不满情绪,把这个水电开发,把怒江开发作为一个靶子,把它作为一个牺牲。”25而事实上,我们看到,从第一个环境NGO在中国成立到现在的1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组织及其工作者为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作着艰辛的努力并且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图私利,不图回报,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着自己的选择。当然由于环保NGO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长,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只是在一步一步的摸索当中前进,因此,在这一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这并能作为指责他们的理由,更不应该因此而怀疑他们搞环保的动机。
  ⑶环保的手段问题:一方面,在“科学主义”人士看来,环保是不是以科学为基础是真环保和“伪环保”的主要区别之一。他们抓住民间环保人士在科学知识方面的一次明显的失误和文字表述上的一些漏洞,以偏概全地认为这些民间环保组织和民间环保人士搞的环境保护活动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甚至进一步越过必要的逻辑论证环节就跳到一个最终的否定性结论:认为它们是建立在反科学的封建迷信基础上的。基于这一点,方舟子接受某体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表述“环保应该以科学为基础,但是极端环保主义是通过迷信来吓唬人。比如说不能开荒、探险是因为‘山神在保佑’,比如印度洋海啸,说是人类破坏大自然,上帝对人类的警告,这样是迷信的。‘绿色和平组织’反对转基因作物,他们提出的理由都是伪科学的。”26另一方面,“用谎言欺骗和误导民众”是“科学主义”者将中国环境NGO打入“伪环保”行列的又一理由。在怒江建坝问题上环保人士曾提出怒江是一条“原生态河流”和建坝会对“三江并流”的世界自然遗产产生影响等反对理由。而“科学主义”者们却以怒江的支流和干流上已经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坝以及他们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现怒江两岸实际上已经被人类破坏得差不多了”27等作为理由认为环保人士编造了各种谎言来欺骗公众,用假信息来误导公众,煽动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建坝。
 楼主| 发表于 2012-3-14 10:03:12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对于“伪环保”批判的一些理论的分析

  真伪环保之争已经持续了几年,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此,只简要地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分析。实际上,这场批判涉及到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科学观、自然观、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而且,相当突出地,也涉及到环境伦理学的问题。

1,关于环境保护与人类中心主义
  这次争论中,双方彼此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者,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会出现这么大的分歧和争论呢?就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场环境伦理观的大比拼。科学主义者所批判和反对的是被我们称之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这一点从方舟子的以下论述可见一般,他说:“认为大自然的权利高于人的权利,认为动物和人类有相同的权利,伦理关系不只适用于人类,而可以推广到人与大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环保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类,而是为了大自然自身,反对对大自然的一切改造,反对科学探索和技术开发--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伪环保主义。”28虽然其中有些观点似乎是他强加给环保人士的,但总体来讲,他所说的伪环保大致就是指基于非人类中心立场的环保观。而环保人士所反对的恰恰也是科学主义者所提倡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那种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即“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因此对非人类的实体的关怀仅限于那些对人类有价值的实体”29。但是“如果仅仅从人类这一物种的利益出发,就不会仔细考虑他与其他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厉害关系,它会割断人与生态系统复杂网络之间的联系。尤其在人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就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使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受到危害。”30
  在环境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也是并存的不同观点。至于放到环境保护的实践中来看,到底哪种观点能产生真正的环保,哪种观点更有利于环保,当然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事实上,这两种伦理观的争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些年头了,但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国内对此了解的人不多,不仅是在普通百姓的范围是这样,就连学术界也是如此。许多对于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来说属于学术观点更新发展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了解,是导致国内在有关环保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争议的重要原因。
  当然,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都有自己的支持者,这两种理论或者说立场也都各自存在着问题,但无论如何,简单地将其中一种当作真环保,而将另一种作为“伪环保”,这样的做法是简单化的、独断的、不可取的。实际上,在环保领域中,可以,而且确实存在着理论上的多元化,而且,在不同的理论和立场下,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对环保做出贡献。

2,关于科学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
  “科学主义”者们批判所谓“伪环保”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他们的环保行为没有以严格的科学作为理论根据。在他们看来没有他们所理解的相关“专业背景”的“外行人”是没有资格谈论环境保护的,更没有资格指挥或参与各项环境保护活动(尽管这种立场在对待许多科学主义者自身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贯彻)。这就涉及到了现阶段如何看待科学技术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然,如果一定给环境保护找一个最直接的科学基础,那首选的当然应该是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但是,其他许多相关的科学学科以及工程技术等也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重要的是,环境保护并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还会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和知识,这在环境保护领域里本应是一个常识性的观点。甚至于,许多在以往被排除在主流科学之外的“地方性知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也经常具有着很大的重要性。但那些“科学主义”者们,仅仅是从主流科学,或者说是那些西方当代的精密科学的标准出发,来衡量和要求环境保护工作和环保工作者、参与者,这就过于狭隘了,显然是不利于环保工作的顺利开展的。
  除了那些各种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之外,环境保护更有一个公众参与的问题。甚至于,就连作为环保重要科学基础的生态学,在其历史发展中,也本是植根于此。 “生态运动自海克尔仿照经济而给出生态学之名称时起,它常在民间、在科学技术专家之外活动、积蓄力量,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成功地促成生态学的真正的发展,生态学能有今天的地位、建制,不能忘记那些底层的几近‘无知’的民众。”“也就是说,起初一种依靠直觉、地方性观察,大量诉诸情感的外在的非科学的努力,最终得到正果:真正的科学。”31比较中国与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自下而上”,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则是“自上而下”,仅仅在近年来,民间环保运动才开始有所发展。而这种变化,恰恰使更多的公众开始介入环保,因此,以不“科学”为名,把作为“外行人”和“缺乏常识”的民众排除在环境保护活动之外是没有道理的。环境保护并不仅仅是纯粹的、理性的科学活动,还应该是带有强烈的伦理观、价值观和自然观倾向的感性活动。因此,那种认为环境保护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必须严格遵循当代主流自然科学规范的观点是荒唐的,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从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来看,它的正面影响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它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的破坏。像怒江建坝和圆明园防渗工程这样的大型科技项目不仅涉及到一系列的工程科学和工程技术问题,而且,也涉及到环境、生态、文化以及像移民这样的更具体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于这类项目除了考虑到单纯的科技问题和经济效益问题之外,还应尽可能去分析由此产生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要真正使环境的风险低于人们面临的风险,就应该广泛地征求各种评论,任何排斥不同意见,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的做法,都是无益于科技项目的科学分析和论证的,也是不符合生态道德的行为。”32

3,关于发展
  虽然“科学主义”者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反对环保甚至说自己才是真正的环保,但这并不能影响他们一贯奉行的发展优先的理念,而且,其发展观的基点恰恰是基于经济的、数量的发展。“科学主义”者反驳反坝人士常用的一个理由就是建坝可以带动经济,从而使当地的百姓脱贫致富。但是,以往其他一些水电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现实的社会中,因水电建设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并非如“科学主义”者所所设想的那样理想,并未直接有效地使得当地的百姓脱贫,这里涉及诸多利益分配的体制问题。更何况,以环境为代价求经济发展并不是一条正确可行的道路。因此,这次争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也还是可以归结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哪个优先的问题,进而也关系到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曾经一度中国奉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原则,使得我国的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面临日益加剧的环境危机,全世界都已经苏醒,主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却要继续走西方的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岂不是太愚蠢?只有兼顾环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任何以破坏环境换取经济效益的发展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并非不要发展,但究竟何种发展才是合理的,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那种以“科学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发展的做法,是完全可以被置疑的。

  总之,无论从理论层面上,还是从实践的层面上,这场对于“伪环保”的批判,都是在中国环保事业中的不和谐的“噪声”,都是对中国环保事业无利而有害的作法,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一简单的结论。


1 赵南元,“无效的声援(下)”,http://gwzz.blogbus.com/logs/2006/08/3045186.html
2 李婵 姜莹莹,“极端环保主义者在‘ 绿色论坛’遭驳斥“,《北京科技报》2005年06月08日
3 方舟子:“不要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打"爱国牌"”,《北京科技报》2005年03月29日。
4 方舟子:“敬畏自然就是反科学”,《新京报》,2005年01月13日。

6 方舟子,“敬畏自然就是反科学”,《新京报》,2005年1月13日。
7 水博:“伪环保人士汪永晨如此宣扬反科学的迷信”, http://xys.freedns.us/xys/ebooks ... /misc/tsunami15.txt
8 水博:“极端环保主义者的自画像”,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 ... d=44&openfile=1
9 赵南元:“反科学的必定是伪环保”,http://www.soft6.com/article/2005-01-26/104974.shtml
10 方舟子:“直击伪环保反坝人士”  2005年4月8日下午在云南大学的演讲,http://tech.sina.com.cn/d/2005-04-11/1357577996.shtml
11 方舟子:“怒江建坝之争:环保与伪环保--2005年11月25日晚在同济大学瑞安楼二楼报告厅的演讲”,http://www.chinaxys.net/xys/nett ... terview/tongji2.txt
12 水博:“极端环保与伪环保之区别”,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951631&typeid=17
13 方舟子:“直击伪环保反坝人士”  2005年4月8日下午在云南大学的演讲,http://tech.sina.com.cn/d/2005-04-11/1357577996.shtml
14 方舟子:“解构‘伪环保’--方舟子访谈”,《海峡都市报》2005年04月26日。
15 水博:“当务之急,如何鉴别伪环保?”,http://www.1911.cn/bbs/dispbbs.asp?boardid=5&id=6143
16 方舟子:“怒江建坝之争:环保与伪环保--2005年11月25日晚在同济大学瑞安楼二楼报告厅的演讲”,http://www.chinaxys.net/xys/nett ... terview/tongji2.txt
17 贺莉丹:“何祚庥:我"打压伪环保"!  何祚庥访谈”,http://news.sohu.com/20060105/n241293068.shtml
18 方舟子:“就有关怒江建坝争议的报道致“纽约时报”“, http://www.chinaxys.net/xys/nett ... /interview/nyt2.txt
19 李婵 姜莹莹:“我怎样看待绿色和平  专家视角”,《北京科技报》,2006年03月01日。
20 桓二心:“又见伪环保人士的政客面目”,http://www.chinaxys.net/xys/eboo ... jia7/nujiang118.txt
21 桓二心:“伪环保人士汪永晨又要炒作了”,http://www.chinaxys.net/xys/eboo ... jia7/nujiang130.txt
22 方舟子:“怒江建坝之争:环保与伪环保》--2005年11月25日晚在同济大学瑞安楼二楼报告厅的演讲”,http://www.chinaxys.net/xys/nett ... terview/tongji2.txt
23 方舟子:“直击伪环保反坝人士  2005年4月8日下午在云南大学的演讲”,http://tech.sina.com.cn/d/2005-04-11/1357577996.shtml
24 方舟子:“怒江建坝之争:环保与伪环保--2005年11月25日晚在同济大学瑞安楼二楼报告厅的演讲”,http://www.chinaxys.net/xys/nett ... terview/tongji2.txt
25 方舟子在“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高层论坛上的发言记录,http://xys.xlogit.com/xys/netters/Fang-Zhouzi/xjb/nujiang7.txt
26 曾繁旭 吴虹飞 陈磊:“方舟子:我是过渡人物  专访方舟子”,南方人物周刊,第27期。
27 曾繁旭 吴虹飞 陈磊:“方舟子:我是过渡人物  专访方舟子”,南方人物周刊,第27期。
28 方舟子:“分辨环保的真伪”,《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4月26日。
29 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34页
30 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53页
31 苏贤贵、田松、刘兵、刘华杰:《敬畏自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第125页。
32 叶平:《环境的哲学与伦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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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14 10:30: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哲学观察(奴性篇)



    一个小羊倌儿,拿着一根象征性的鞭子,就很容易掌管一大群羊。之所以能这么轻易,原因就在于,羊具有温良的性情。而这种“温良的性情”,在形容人的时候,则被称为“奴性”。






    奴性,是没有原则的被动接受。奴性的“奴”,源自于社会早期形态的“奴隶”一词。






    外国人,常常把中国人性格的基本面称谓“奴性”,而中国人自己,因为一种习惯,一种代代相传的习惯,在“奴性”中却总是浑然不觉。在奴性的风化摧残下,中国人原本就脆弱着的性格,几乎已成了残垣断壁,大家都变得麻木,犹如一群僵尸,附身鸟瞰,恐怖得很。






    人类,总是在习惯中,沿袭着不同环境中相对固定的思维。






    黑格尔说:“存在就是合理”。凡是现实存在的都是符合理性的,凡是符合理性的都是现实存在的。这当然是基于事实的一种判断,而不是基于价值或理想的一种判断。但是,这句话的伟大之处在于,揭示了生活在世界上各个区域有着不同背景的人的一种个性中的共性或普遍性。






    中国人个性中的奴性成分,虽然不中听,但却是现实存在的,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也是符合理性的。我的感觉,这里的“理性”,印证的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所谓的“适”,指的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按照特定环境形成的特定规则。借用中国人的一句俗话再来诠释,那就是:入乡随俗。






    奴性的理性,就是中国这个环境中的“俗”,而且是大“俗”。顺“俗”者猖,逆“俗”者亡。






    自我行我素个性十足的原始野人,到秩序产生后按照弱肉强食“理性”生活着的被戴上枷锁的奴隶人,这个阶段,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人种,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和区别。






    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圈子中的“王”。如,狼王,猴王,即使羊,也有自己的领头羊。所以,奴隶制的本身,实际是人的动物性的本质体现。在恶劣环境下建立必要的抗拒外部势力的秩序,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合乎“存在就是合理”规律的。






    人类的进化,毕竟是个渐变的过程。






    问题是,在人类的渐变中,文化的推力,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甚至,“乾坤”是否被扭转,文化,这个影响文明进程的因素,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结果看,是摆脱野蛮这种“乾坤”最重要的核心点。






    起源于西方奴隶制的古希腊,似乎是天生爱智,期间,诞生了形式逻辑,平面几何及科学实验,这些个奴隶制下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都未成熟起来的东西。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奴隶制下的文化,仅仅只能是以“青铜”的手工业器具为豪。接下来的文化,以“悟”为重,凡事皆“悟”,所以,有道家的“道”,和佛家的“空”。西方人多有上帝情怀,相信“神爱世人”,而中国人,偏重世俗理论,信守“仁者爱人”。






    几千年来,西方的“神”,恩泽惠泽了领先于世界的“个性”文明,而中国的“仁”,虽喊破了天,却似乎只闻楼梯响,至今始终未见“仁”者下楼之尊容,集权与专制的青面獠牙面孔,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阴影与阴霾。






    集权专制,是中国人奴性产生的最大社会背景。由最大的奴隶主转变为最大的封建皇帝,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具有本质共同性。封建皇帝,是王土上的“人王”。“人王”,就相当于狼群中的“狼王”,“人王”的威力是无穷的,令行禁止,即使扔给你一条上吊自尽的白布绳,你还得叩首,并“谢主隆恩”。所以,在残暴的制度下,配合着残暴的刑法,无论草民,还是位高权重的大臣,甚至流着“龙脉”的王子,统统是“人王”的奴婢,奴才,奴儿。胆敢不俯首称奴,轻者,罚五十大板,流放戍边,重者,满门抄斩,诛杀九族。






    儒家思想,是奴性的理论指南。这是好听点的说法,实际上,儒家思想,是把中国人的推向奴性深渊的第一大祸首。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刚刚过度的转型期,出现了来之不易的民主与文化繁荣,即功垂史册的“百家争鸣”,人的精神潜能得以充分发挥,但是,好景不长,先是暴君秦始皇掩埋了百家争鸣的成果,再到汉朝的“独尊儒术”,中国人算是经历了一场精神文化的白折腾。身体的枷锁是砸掉了,但是,精神的枷锁又套上了,而且,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这把儒家思想的精神“枷锁”,是越来越牢固。儒家的三纲五常,就像死囚身上五花大绑的绳子,只是,这五花大绑的绳子,是捆在了中国人的心灵之上。在“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理念下,奴性的滋生,是必定的结果。






    其实,做为百家争鸣之一的“元凶”,孔儒,本无大过。因为,话是他说的,但事情,却是后来的别人做的,而且,后人不断添加其中的“作料”,也实在令其蒙受被代笔之冤。所以,事实上的最大罪魁,应该是拿儒家思想来大做文章进而为巩固集权专制所用的统治者。这其中,历朝历代的那些御用的文人们,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中国的文人,尤其是那些御用文人,总是充当帮凶的角色。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但是,“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道德操守与高风亮节,又哪里去了呢?





奴性的产生,还有一个宗教原因,那就是佛教。儒教,在东汉被确立为“国教”后,印度的佛教,也基本上在同一个时期进入了中国。佛风渐盛。至唐代,佛风强劲,达到了顶峰。在肯定佛教“从善”积极一面的同时,必须指出佛教消极性的一面。佛教讲究“戒”,“戒”即“忍”。 “为众修善,忍无数苦,无量世中,代诸众生受大苦恼,心不悔退”。如此这般,佛教之所以在中国盛行,做为中国人被“奴性”后的精神鸦片,恰逢其时。于是,既然是“为众修善”,为后代“修善”, 那么,中国的奴儿,甘愿受苦,受累,受侮辱,受杀戮,而且,“心不悔退”。生于斯,长于斯的历代的统治者,太了解中国人最致命的奴性弱点了,所以,中国的集权专制,才能够长命百岁,与日月同辉。把特写切换到西方哲学家的嘴巴,屏住呼吸,且听听吧。孟德斯鸿说:“中华帝国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专制帝国,没有法律,只有君主的意志;没有自由,只有普遍的奴役。”
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中指出:“中华民族是愚昧、平庸、受屈辱、无能力与勇气、充满偏见的民族,如果人们想知道专制政府可以将摧残人类的既能发挥到何种程度,只要看一看中国就行了。”






    赫尔德说:“是种族遗传因素决定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就是‘蠢驴与狐狸的结合’,因此无论是战斗的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黑格尔则在《历史哲学》和 《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中指出:“奴性是中国国民性格的本质特征,因为中国是家长式专制的典型,国家就像一个家庭,皇帝是为所欲为的家长,百姓都是些幼稚的孩子。专制消灭个人的荣誉感,培养自卑意识,于是在这个自由精神尚未开展的东方帝国里,奴隶的性格一定是驯服的、软弱的、卑贱的、无耻的。中国人的道德品性实际上就是低劣败落的奴隶品性。”



    够了,哲人们刺耳的数落,如刀似剑,钻心的疼。  


       星转斗移,历史已经前进到了二十一世纪, 当影视剧中再现我们先人那种卑微奴性场景的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性格中遗传的“奴性”基因,消失了吗?为什么?
 楼主| 发表于 2012-3-14 11:15:08 | 显示全部楼层
投奔中医记

  [柏杨]


  高雄《民众日报》通令给一些爬格纸动物,要每人写一篇“我的生活”,写的话银子从丰,不写的话提头来。柏杨先生停笔数月之久,仍挡不住威迫利诱,写了一篇交卷,从副题上可看出内容之精彩,曰:“闭门思过,平心检讨。”初一瞧好像是学生在课堂上写给教习看的作文,再一瞧又好象是大哼秘书在有冷气的房间里写给小民看的训话训词。不过事实上我说的全是肺腑之言,盖我“思”的结果,是别人有“过”,“检”的结果,也是别人应“讨”也。我老人家集字典上所有美德名词于一身,却沦落到今天这种“为人所不牙”的地步,都是因为我这个人太好,而所有朋友都太坏之故。言之痛心,不说也罢,但各位读者老爷不可不知。

  除了上面这个“闭门思过,平心检讨”的严正理由,柏老所以停笔数月之久,有些紧张大师以为我忽然销声匿迹,准是被人干了一帽,前往绿岛旧地重游,其实非也,而是御体有点违和。贵阁下读过《论语》乎?吾友孔丘先生泪汪汪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那就是对柏杨先生说的。从圣人的痛哭流涕,可知敝御体违和的隆重程度。呜呼,柏老年纪虽迈,却一向健壮如牛。去年被摩托车撞了个仰面朝天,如换了个没啥学问的人,早就脑震荡兼见阎罗,我却悠悠魂还,顾盼自雄,正说明天生异禀,不同凡品。可是天祸中华,敝阁下眼睛却出了毛病,这毛病应追溯到五年之前。最初有点模糊,读书读报,一片鸦鸦乌。到了前年,更进一步,看字只看一半,要想看全,就得歪脖斜眼,丑态毕露。我就天天骂眼镜店无商不奸,如今期负到俺糟老头身上来啦。可是,无论怎么配眼镜,换了一副又一副,总是如昔。柏杨夫人劝我到医院求治。一听要去医院,我就呼天抢地,抵死不从。盖目前的风俗习惯,流行死不认错,我的尊眼仍是七十年前的尊眼,相当年明察秋毫,五里外连一块钱都看得一清二楚,有啥可挑剔的?显然地错处在眼镜店,应依法严办,才是正确真理,怎能吃里扒外,私通番邦,疑心我有毛病也。折腾了一阵,又加上老妻力大无穷,仍不得不被押解前往。先去长庚医院,一位冷若冰霜的女医师左照右照;继去空军医院,一位热情如火的男医师把我的尊头放在架子上前敲后敲;又去找门庭若市,却脏兮兮兼乱嘈嘈的一位名医。结果是查了出来,异口同声宣布,我的尊眼血管破裂,瘀血堆积在眼球下半部,无法消失。这种贵恙,到了“第四级”就要举行全盲大典,我老人家已到了“第二级”,指日高升,快啦。

  主要的现象是,用眼稍久,眼球就英勇地发胀,胀得简直要爆出来,而且痛,而且涩。医生老爷说,视神经已有若干细胞死亡。而视神经细胞,乃人体上最高贵的细胞(脚跟上的细胞算老几),死一个少一个。于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乃到了百药罔效之境,医生老爷除了面谕多眼维他命ABCDE外,别无他法。在德国的虞和芳女士,得到消息,她曾由德赴美,学过针炙(她虽是一个博士,却也是一个神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求她美国的老师,介绍台北中医张齐贤大夫。看在老友份上,这次是自动自发前往求治的。一直到今天,我每天都在拼命猛吃张大夫散丸交加的中药,眼睛有点稳定得住的趋势,胀痛的情形稍轻;又给我煮之熏之的药,每天熏上一次两次,干涩的情形也稍轻。  不过两种稍轻,距政躬康泰,还有十万八千里。现在仍然是只看半个字,但歪脖斜目之后,也能支持十数分钟,看书看报虽然困难,写稿已无大碍,因稿纸上的格子格大,冒冒失失,总可填得进去。不过中药似乎太贵,动辄数千元,每次都心如刀割,与其破财,真不如瞎掉算啦。

  吾友傅斯年先生在世时,一提起中医就七窍生烟,一些新派洋派,对中医更是摇头摆尾。一位朋友,被我借钱看病借急啦,有一次抓住我领口  武林高手的锁喉战术,吼曰:“老头,你下跪也没有用,一文不给。要看病,我陪你去找西医,费用我包。”于是立刻又被押解秦重华大夫处。秦大夫亲自把我送到他的一位眼科朋友处,检查结果,学名是“黄斑部变性”,据说只有何仙姑下凡,才有希望。该朋友悻悻地掏出银子,摔到地上,我就捡起来仍去继续投奔中医。敬告读者老爷,我现在的尊眼除了看书看报有点差劲外,对于其他,看啥都行。看电影,看电视,尤其是看女人,无不得心应手,而且开起汽车来,更为灵光(如有仁人君子送我汽车,只管送好啦,不要客气)。

  自从盘古先生开天辟地,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唯一屹立迄今,文化最悠久的国度。传统文化中,一部分是僵固了的酱缸文化,另一部分则是优秀的活泼文化。总不能一竿子打落一船人,中医有它的至理在也,它唯一的缺点,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医只知道“麻黄”治咳嗽,但问到“麻黄”为啥能治咳嗽,就一律瞪眼。三○年代,医学堂终于分析出来其中成分,提炼制成“麻黄素”,新派洋派才闭口结舌。

  其实洋药在本质上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盘尼西林”可以消炎,问到为啥能消炎,回答是,甲菌干掉了乙菌焉。但问到为啥甲菌能干掉乙菌?为啥甲菌具有这种特质而丙菌却没有?同样地一律瞪眼。柏杨先生说这话,可不是报名参加了义和团,横眉怒目发高烧,而是说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弃儿,被丢在阴暗的角落,一面任它自生自灭,一面嫌恶它为啥不去上学堂呀。中医之所以没有经过的整理,大概是学医的中国同胞,都立竿见影地要挂招牌,马上赚钱,很少肯在不能马上赚钱的药理上下工夫,遂使弃儿一天比一天骨瘦如柴。再熬个几十年,如果仍没人伸出援手,中国这一支优秀的文化结晶,恐怕要从地球上扫地出门,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因为科学的落后,无论药理上或手术上,中医给西医提鞋都不配,再崇拜中医的朋友,恐怕不会请中医为他割盲肠。但如果是吞到尊肚的玩艺,至少中西医药并驾齐驱。尤其西药多半是矿物质的,凡矿物质的都容易引起副作用。中药大多数是植物质的就安全得多。至于古代圣贤豪杰,帝王将相,猛吃硫矿,以求长生不老,那属于贵族特权,跟我们升斗小民无关。

  不科学是中医最严重的致命伤。有时候看见有些中医老爷,口中念念有词,不像是治病,倒像是一位巫师在做法场,真能使人跃跃然想动脚踢其屁股。但事实上中药有其潜在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那结构和原理的真相。傅斯年先生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可是被西医治死的人更多。呜呼,凡是反对中医的朋友,包括傅斯年先生在内,几乎全都死在西医之手(除非老天保佑你,掉到河里淹死,或被汽车撞个魂归离恨天),却没有人反对西医。柏老就知道至少有一位洋大人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提起此人,家喻户晓,乃美国前副总统洛克斐勒之父,第一任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之子,老洛克斐勒是也。老洛想当年害了眼疾,以他的银子,自不必像柏老一样发愁进当铺,可是再多的银子也治不好尊眼,走遍了英、法、德、奥。最后垂头丧气到了中国,中国朋友就用一种不值几文钱的草药灌之,本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的心理,料不到竟灌得他重见天日,使他对这个古老国度的医药,吓了一跳,就在北平建了一个迄今闻名世界的协和医院,专门研究中国医药。可惜的是,协和医院每天忙着看病,看病可以赚钱,而研究却是肉包子打狗。中国人何等聪明,岂肯把银子往无底洞里扔。看样子要想中国医药科学化,靠中国同胞恐怕不行,势必得靠洋大人。盖洋大人都呆而且傻,容易上当,才肯花钱干这种没有急功近利的勾当也。
 楼主| 发表于 2012-3-14 11:40:1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xys.ss156.net/xys/ebooks/ ... a13/zhongyi3132.txt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医世家、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提出一个提案:
《关于努力推动传统医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在政府的科学指导和法律监管下由
民间使用的建议》。

  关于努力推动传统医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在政府的科学指导和法律监管下
由民间使用的建议
  (口头发言稿)

  各位委员:

  我提出的这个提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它涉及了我国医疗体制建设的许多
方面。有鉴于此,我特意为大会准备了一个书面材料。这是我做全国政协委员以
来向大会提交的惟一一份“万言书”。

  大家知道,19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医学史发生了一些里程碑式的进步。这
些进步使世界医学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分子医学的兴起标志着现代医学的
开始。基于微生物学说和内分泌学说的医学属于常规医学。此前的医学则属于传
统医学。常规医学是当今医学的主力军。现代医学虽然代表了医学进步的方向,
但还不是主力军。传统医学既不是主力军,也不可能代表医学进步的方向,而是
常规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补充。这便是当前世界医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不过,这样
的格局在我国大多数民众当中还很模糊。

  当前我国的提法是“中西医并重”。传统医学究竟能不能与常规医学和现代
医学“并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据卫生部发表的统计资料,到2010年,我国已经拥有专业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5,866,158名。其中,中医专业技术人员404,372名。这就是说,我国从事常规医
学和现代医学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从事传统医学的专业技术人员的13.52倍。可见,
“中医”和“西医”在量上无法“并重”。

  此外,西医是全世界的医学科学家共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中医直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进入科学殿堂的门径;西医接受全世界人民的监督与检验,中医至今
连起码的法律监管和科学检验机制都不具备。可见,“中医”和“西医”在质上
没有可以“并重”的基础。

  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不可能“并重”的医学体系,硬要人为地将它们“并
重”,这是我国医疗体制建构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它严重拖累了我国医学科学的
发展,扭曲了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搞乱了我国医疗队伍建设,在医疗卫生
领域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并且为我国累积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提案的核心思想是,建议我国政府,通过努力推动传统医药重新退出国家
医疗体制,在政府的科学指导和法律监管下由民间使用。具体地说就是,政府从
现有的传统医药的“当事人”角色当中退出来,改做传统医药的“观察者”“指
导者”和“监督管理者”,以便形成政府使用常规医学和现代医学,民间使用传
统医学的格局。

  为此,我们当务之急需要做以下7项工作:

  1、将全国的中医医院全面改造成“西医综合医院”或“西医专科医院”。
据卫生部发表的统计数据,当前我国中医医院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总数是
520,623 人。其中,属于中医类别的专业技术人员是89,670人,占中医医院全部
专业人数的17.22%。可见,这个改造工作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了。实际上,
有的地方已经这样做了。

  2、将所有西医综合医院的中医科与医院本部剥离。或终止设置,或作为医
院本部的二级机构存在,由医院自主选择。

  3、通过关一批、转一批、并一批的方式,停办所有中医药大学。

  4、在卫生部的框架内设立传统医药管理局,履行对所有传统医药的管理职
责;在现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传统医药行业协会,以非政府组织形
式履行对传统医药的行业自律;保留现有的中医药研究机构,转变科学研究职能,
使之成为为政府进行传统医药管理服务的科学咨询、技术鉴定和技术仲裁机构。

  5、切实做好相关人员的安置工作。从事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技术人员可以转
为西医或回归西医;政府创造条件,让获得大学本科以上文凭的中医药大学毕业
生,通过进修相关课程,换发医科大学毕业文凭;年龄偏大的中医药技术人员可
以“买断”,提前退休;愿意继续保留在中医药队伍之列的专业技术人员,由国
家传统医药行业协会统一安置。

  6、对现有制药企业进行重组。西药制造条件较好的企业,统一划归卫生部,
生产西药。西药生产条件不好的制药企业,统一划归国家传统医药行业协会,生
产中药。

  7、依据世界卫生组织1977年给出的关于“基本药物”的定义,修订我国的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删除全部中成药。

  除以上7项工作外,还有两项工作值得在这里特别提出来。

  第一、为王斌和贺诚两同志所蒙受的冤屈平反昭雪。

  王斌和贺诚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他们仅仅因为执行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决议而被中医界的人告了御状,不
但被免去了职务,还受到了长达一年时间的全国性的点名批判。王斌和贺诚在他
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没有任何个人私利,也完全不存在贪赃枉法和营私舞弊的行
为。我呼吁中纪委和监察部重新审查这个案件。待重新审查清楚之后,公开为他
们平反昭雪。

  第二、对我国现有的涉医法律法规进行一次系统的清理,使之与我国当前的
医疗体制改革实际协调起来。

  我的发言完了。
 楼主| 发表于 2012-3-14 11:47:39 | 显示全部楼层
陆仲安治愈了胡适的糖尿病

  王家喻在《陆仲安治愈胡适重病》一文说:
  1920年秋季,我国著名学者胡适突然出现多饮、多食、多尿症状,身体逐渐消瘦,经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为晚期糖尿病,并认为无药可治,嘱其回家休养。胡适得知自己患的是糖尿病,忧虑万分,陷于绝望之中。这时,好多亲友、同事前来探望,有的人提议:既然西医已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何不去请中医诊治,总不能坐以待毙啊!
  当时,胡适崇尚西方文化,主张全面西化,在医学上他也力主普及西方医学,对祖国医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医不科学。然而,在绝症困扰、无药可治的情况下,加上亲友的好心劝说,使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友看中医。
  于是,由冯幼安介绍前往陆仲安医寓处就诊。陆大夫精心诊查后,发觉胡适糖尿病已累及心肾,治疗非常棘手,用药顾此失彼,难度很大。经过再三思考后,陆仲安以大剂量黄芪,配伍党参、石斛、黄精、山药、地黄等药,其药量甚大,需用大沙锅煎熬。胡适服几剂药后,病情意外地得到好转,遂安下心来继续服药。经过陆仲安多次的精心诊察用药,一段时间后,胡适竟所以症状全部消失。大病初愈的胡适去协和医院复查,结果是各项检查全部正常。这使大夫们大为惊讶,甚至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不可不信。他们提出要把胡适所服的中药进行化学分析研究,以此来探索中药治好糖尿病的奥秘。
  事实使胡适转变了对中医的偏见,他终于提出“必须使世界医药子解中国医药的真正价值”。
  名中医陆仲安治好胡适重病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医界更是奔走相告。这对当时国民政府停止执行废除中医的法令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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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16 12:25:4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人创造力的毁灭源于文字狱


我非常敬重钱颖一先生的经济学学识,今日拜读他的新作《中国教育扼杀创造力》,深受启发,但仍觉话没说透。一般地泛泛说中国教育扼杀创造力,显然在历史事实上多有偏颇,比如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恐怕不能纳入其中。多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重要教育阶段多是民国时代完成的。只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当时的科学理论水平与世界高水平的差距不是一时能弥补的,才使得这些天才必须去国外接受最高水平的教育。所以不能泛泛说中国的教育扼杀创造力。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扼杀创造力,原因何在?钱先生欲言又止。实质上国人早就痛苦地反省过,扼杀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就是恐怖的文字狱,是长期的等级制度驯化和丑化知识分子,是长期的文化中的重实用和功用,导致国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附:



                  

钱颖一:中国教育扼杀创造力 »
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于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进入引领世界的地位。


犹太人在全世界只有两千万人口,还没有上海市的人口多(如果加上流动人口的话)。而犹太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接近200人。中国13亿人口,至今只有8位华裔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而且他们的获奖工作都不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犹太人不仅在科学上成就非凡,在创业上也非常突出。在美国NASDAQ上市的公司中,除了美国以外上市最多的国家,就是以色列。

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两点相似:一是注重家庭,二是注重教育。我们中国人对教育很重视,投入也很大。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与同样重视教育的犹太人有所不同。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而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如此不同。

201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至今为止是以大取胜。我们的教育特点与我们目前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系。我们的学习能力强,对已有知识掌握快。不仅如此,我们还善于模仿并加以改进,而且有执行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成为从开放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正是开放把新的知识传播过来,而我们则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的速度学会别人的发明和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改进,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抵消我们在另些方面的劣势。我们的弱点也十分明显。我们的教育方法中的靠认真刻苦,靠时间投入,靠死记硬背,靠大量做题,靠反复练习,可以让考试成绩优异,让钢琴演奏熟练,让生产成本降低,但这些都不能替代创新和创造。

我们承认我们仍然大而不强。强从哪里来?从创造性中来。人的创造性,就与教育有直接关系了。有人会说,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也许。但是不应忘记,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却可以把原始的创造性扼杀或毁灭。我们一直认为到学校就是学知识,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传授知识。这种理念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创造性从哪里来?我认为有三个基本元素,那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它们都不是“知识”本身,都是超越“知识”本身的。

首先是好奇心。几年前,有几位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来到清华与学生座谈。当问及什么是科学家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勤奋、努力、数学基础,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正是牛顿对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感到好奇,才激发他后来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的原始动力。

第二是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正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想象力,也正是乔布斯的想象力,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的生活方式。

第三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英语是“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就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同时,批判性思维又不是对一切命题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作出新判断。据说去年有几位来访的美国大学校长与我国教育界高层领导会见,当被问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表现的优缺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基础知识好,但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

这三个元素是相互关联的。好奇心是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依靠想象力,我们拓展思维空间,使探寻超越现实的局限。而批判性思维让我们挑战已有的知识,永远去寻找新的、更好的违法广告。

客观地说,我们的传统教育文化是考试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这三条不仅是缺乏的,而且是被视为有害的。本来,人的本性中有这三方面的潜能。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把它们扼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与具体学科无关,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无论是工科,还是医科,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都是一样的。

创新源于好奇心,创新源于想象力,创新源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于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进入引领世界的地位。

最后,我要说的是: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

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楼主| 发表于 2012-5-9 17:00:08 | 显示全部楼层
儒学之限政方法和实效     
                  -------再评易中天

易中天先生先前发过《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挑起此次论战。此文多有激愤之语,讲的已不是道理,更多的是情绪问题。最近又发《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  再与秋风先生商榷》已平实很多,必竟是回归学术,为易先生喜。

易先生发《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时,便回应了一篇《这样的学问不离奇吗――易中天批评》,也颇有激切之语,值得反思,同时在此至歉。今再回应新文,期以把问题弄清楚,学问是做不得假的,还要一点点地讨论。

(一)文化和政治

大而言之,政治是文化的一部分。小而言之,文化、政治二分,文化指纯学术,政治指实行之政。当然纯学术也有政治内容,这就是针对不同问题的具体划分问题了。

一个群体,必有其主导文化,以成其秩序。这种文化主要是指伦理、道德,伦理划分了人的权责分际,于中国文化而言这主要是由儒学/礼完成的。俗言:道德靠與论,法律靠权力。同时,法律的原则/基础是道德,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和保障。也可以这么讲,法律靠权力,道德靠法律。

大而言之,道德靠制度,这个制度是圣人作制度的制度,而不是简单的现在所言之行政制度。这个制度即有圣贤之言、之礼,亦有其律、其政。故可言道德靠法律、與论、行政制度等等。其实文政一体、文高政低,其下之礼律政皆相互交联成为一体不可拆分。

政治的合法(道)性源于文化。即政治至少要有个文化话语的问题,不可能以“老子就是有权力,老子就是钱多”来说事。现代人喜欢用“合法性”这个新词,这反映现代人看重法治,其实古代人用的是“得道、合理、合道”,这主要反映了古代重文化、重道德,认为政是从属于文化/道的。现代人的话语,潜意识里已谈化了文化的合法性问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片面化、同质化思维的结果,不能全面深入地看问题,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国人总要每个坑都跌倒,才能反思,甚至不反思,中国这几百年走的路太曲拆,没有一个坑能绕过去,这很悲哀。

政治是怎么形成的?天下是皇上们杀出来的,这就是力量的问题,是皇民的力量对比问题,这是问题的本质。在和平时代,平民的武器主要就是文化。政治的合法性来源即是如此。故人类社会史就是一个文化和权力的较量问题。一个是文化的力量,一个是政权的力量。二种力量的均衡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二者的不断较量,形成新的力量均衡,则又演变为另一社会形态。

文化与皇权的较量即然是历史主轴,则不存在儒学有无限权的问题。如果中国历史不是停在蛮荒纯靠武力的时代,也就不存在“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的问题,而只是多少的问题。



(二)中国传统的文政体系

在中国的传统体系中,文化是高于政治的,道统高于政统。政统必须要有道统的合理/合法性才能生存。这就是文化对政治的限制。制度中的礼、律、政都要有道统的基础和合法性,即礼、律、政都是以道德作为依据的。当然至少表面如此,话语系统如此,民心在此。这个文政大格局的确立,其功绩就是伟大的。

从“文高于政”的这个文化、历史的大格局看,就不会有“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的这种结论了。至于文政/仁政表面下有多少曲解,加入多少法家之权术?这个读点历史和法家就不难明白。曲解可以明着做,法术就上不得台面,只好偷偷来了。这种偷偷加入的法术,可以在《商君书》、《韩非子》中看得很清楚。

儒学的树立、文高政低的大格局确立,是儒学最主要功绩。此极立,则邪说再不能久立,转至台面以下。法家秦制十几年二世而亡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法家代表人物之韩非亦不得不言“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韩非之立论又有多少是不得不借孔子言事,其学说根本即借“世异时移”而在儒学的大前提下立论,翻一下《韩非子》就明了了。粗略检索一下《韩非子》,关于“仲尼”者54项,关于“孔子”者40项.......。若无孔子无儒学,韩非之术会至于何?法家之祸会如何猖厥。中国历史、人类社会史会如何改写?儒学之大,孔子之伟绩岂待言哉。


(三)儒学之限政方法

儒学限政不止于确立文高政低的大格局,这是对皇权最大的限制。还有很多具体的理论方法。

1,从学理言

儒学学理即限政,学术天下之公器,其学理即自足,学问指导权力,而非受权力指导。略列如下:

首先,儒倡性善,法言性恶。性善则人之生即有权利自由,导性恶,则人之生即有管理教导之必要。善恶之辩即种自主与管制之机,近代儒者多有言性恶、性无善无恶说,此本荀学、法家旧路,岂有它哉,此实不知儒学者也。此机本即有信仰高度,岂可妄动。

其次,儒学之政,为仁政。权力者只有有大德才是合道的/合法的。儒学为当权者设立模板。此模板即为圣之品格、为三皇五帝。圣之品格,即大仁、大智、大勇,即礼义廉耻孝慈诚信。三皇即为其现实模范,模范者,框限耳。

再次,中华文化大格局文高政低,细学理则重德、重智而轻权。儒学以德智为主,权力只能退于次,只能退于台面之下,这是对权力最大的限制。故古有推举制、察举制、科举制,无不是重德智限权力之实绩。

2,从实行言

儒学学理即有种种限制,更有全面之具体推行,首先,设礼教,规范人伦,帝王之家亦如此。再次以斯道斯德为依归立律、立行政。礼、律简易,现列其限行政者如下:

首先,“自天子以至庶人,一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故设帝师制度,育皇子、设讲筳。帝亦有师,亦须常学文化。

其次,祭孔尊文。祭孔是要帝王亲为的,是对文统、文高于政体系的承认。古代帝王只守其政,无一兼文政。中间只有秦皇稍有“以君为圣”的架式,不过他还没到这一步,只是采法家之术“以法治民,以吏为(新)师”而已。是只讲力利而不怎么讲道德的。

再次:确立文官制度。设三公六院分管行政,分权制衡。这点读二十五史就很明了了,不再赘述。

再再次,设推举制、察举制、科举制,以彰德智、抑权财,进贤良,通上下。科举制其行式于农业时代虽有皇家法术限民之法,却无疑是以儒学为章本。科举,无疑是公平而伟大的。

人类史,力量为决定因素。武力(权力)、财力、智力、德力,四者从低到高是发展基本规律,原始尚武力,近代资本主义尚财力,唯儒学尚德智,以德智为权力,限财力、武力。这正是中华文明能长盛几千年之根本保障。

林林总总,儒学限权遍及礼、律、政,保守而言中国于1700年以前是世界中心,乾隆(1711-1799)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占全世界的(GNP)51%。民国初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GNP)27%(网络资料)。儒学之限政岂可曰徒劳,儒学之功又岂止于限政。


(四)结语

董仲舒曲为时用,屈民权、倡迷信,改儒学基本学理,退步太大,的确是得不偿失。董学已被唐宋之儒摒弃,排除出道统,今若以董学而攻击孔孟儒学,这就是对儒学基本脉络视而不见了,此论甚明,不必多言。(韩愈做《原道》,排除董于道统,理学继之)
 楼主| 发表于 2012-5-9 17:01:1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易文的根本错误


易中天先生之文章,还是没有分清儒学之“德、礼、政”的区别。以为礼、制是儒学之根本,这是非常浅显的常识错误。至于认为“周礼、周制”是儒学之张本,甚至以为周礼也不可更改,甚或要应用于时,这错误就更不靠谱了。

道德是儒学之本,礼、政重其时势,是要与时化易的。任何礼、制都有其时代性,都是时势之产物而已,故应顺易变化以应时势。而道德,即人之道,当然具体时代、环境下的具体道德会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不易的。“道、德”才是儒学的核心本质,这是永恒的。

礼贵时、制重势。礼、政这是次一阶的东西,这是儒学的基本常识。礼、制是要以“仁”为根本依据的,也就是说:仁,是礼、政之根本原则。而礼制是要与时化易的。儒学倡“仁政”,礼当然也是“仁礼”,只不过仁政一词多有连言,故人易知;仁礼无连言之必要,故愚者易迷。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俏》 可见礼是“后”的,后于何?后于仁而已,是依仁以为时势之用。

礼之用,时为贵。这种“礼后”的常识原则不仅原儒贯彻得很好,后儒也基本不会在这上犯错误。朱熹说‘礼贵时’,程朱应时势之变而为理学,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这都反映了儒学的基本学理和儒学常新的特征。现代人却用“固守礼制,固守周制”来批评儒学,这恰恰是对儒学的不了解,也是其教育背景的必然反映。皆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处处不脱旧迹!为学为言,岂可不慎哉。

易文用周制绑定儒学,进而大加批判。这是对儒学的又一现代误解。儒学的理想是三代,而不是周。

孔子重周,更重三代,周只是“小康世”而已,三代才是“太平世”。周只是现实,而三代才是理想。儒者皆以三代为最高理想,三代什么样,谁也没看着,所言唯“大同”而已。这也正是儒学常新不锢之机。我想易先生对此应了解,而只言周、只据历史事实而框定儒学,这就是各取所需之论了。

文化、话语系统不是想创造就能创造的,没那么简单。今之清议者最大的问题不在道德,而在政,其伦理理论一片空白,这是必然的,也是无所谓的。其的不在此。今日儒学之问题不在礼政,在道德。

要之,礼、政皆依仁而为时用,是要与时变化的,任何古代礼政皆不能成为今日范本,今人唯自创其新以为时用而已。儒学最大的功用、最核心的本质在其道德,即仁,即仁智勇,即仁信勇诚礼义廉耻而已,这是永恒的价值。



(二)易文的几处硬伤


易文不仅立论基础错误,又有很多硬伤,这反映了作者对西学的片面性、理想化和书本化认识。硬伤如下:

问题一,易文:“西周、东周、春秋,都是邦国时代。”
这种说法有逻辑错误。春秋是东周的前半段,东周和春秋不能作为并列关系表达。正确的表达是“西周、东周的春秋时期,是邦国时代。”或者“周朝直到春秋时期是邦国时代”。这是小疵,下面这段就有大问题了。

问题二,易文:“原因也很简单。礼治,是自上而下维护统治秩序的;法治,则是自下而上保护公民权利的。因此,法治不会介入私人空间,只会限制政府权力。也因此,法治有两条原则,一条叫作“凡是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另一条叫“凡是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做的,就是政府不能做的”。显然,依照法治精神,公民的自由度,应该比政府大。那么请问,礼治会有这样的精神吗?周公也好,孔子也好,会主张臣民比君主更自由吗?既然如此,我们还能说,周代的礼治是“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规则之治”吗?真正能够给予自由以保障的,只能是法治啊!”


易中天这段话问题丛生:

1:易文:“礼治,是自上而下维护统治秩序的;法治,则是自下而上保护公民权利的。”这话从何说起?礼、法都是上下一体的。由发生说,很多法治国家也是自上而下变革而成;由执行说,法治也要全民共为始可行之。何来上下之说。

2:易文:“因此,法治不会介入私人空间,只会限制政府权力。”这话就太过荒谬了。反映了易先生对法治的理想化、书本化和片面化理解。法治,是规定各种社会组成部分的权、责分际。这当然也包括个人,从立法言:法律限定个人的私人空间,确定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怎么会不介入私人空间?从执行言:执法会保护(帮助)、惩戒个人,这都可能介入私人空间,这永远是法律的重头。只不过这种介入要以法律为依据而已,怎么会只限制政府权力?

3:易文:“也因此,法治有两条原则,一条叫作“凡是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另一条叫“凡是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做的,就是政府不能做的”。这种说法也很错误,法律体系分很多种,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等等。有些法系即使法律没规定、法律有漏洞,如果你有问题,法庭(陪审团)也可以“常识道德”判你的罪,而依此汇成/丰富法典。

4,易文:“显然,依照法治精神,公民的自由度,应该比政府大。”这种说法有很大的逻辑问题,公民和政府是“不同性质”的主体,其权责范围大异,这种“自由度”没有可比性,怎么比?怎样确定哪个大哪个小?正如比较学校和公民的自由度,怎么比?

5,易文:“那么请问,礼治会有这样的精神吗?周公也好,孔子也好,会主张臣民比君主更自由吗?既然如此,我们还能说,周代的礼治是“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规则之治”吗?真正能够给予自由以保障的,只能是法治啊!”

首先:儒学之理想是三代。孔子面对之现实是周,周制是在农业社会春秋乱局下的“小康世”办法。

其次:儒学一个主要目的是限定“皇权”,对皇权加以道德和礼制限制,历史上对皇上们骂街的是儒家,其话语也是儒家话语逻辑。

再次:什么是“礼制”,礼制的精神是什么?哪一个国家没有礼制?礼、礼制,是任何社会都有的,是必须的规范人们行为的规范。现代国家可能没有成文之礼制,但一定有礼、礼制,礼、礼制主要就是“俗成”的,日用而不知的。礼、礼制根本原则就是:要与时势化易的。“周”之礼制可以讲是和周的“封建制、宗法制,是“三位一体”的。它的功能,就是维护“那个时代、周的”封建制和宗法制。而不能说今天的礼还要周代的样子,这是很荒谬的常识错误。
 楼主| 发表于 2012-5-9 17:03: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儒学与平等


易文称:“孔子,开启了“平等之门”吗?事实上,礼治有一个先天的致命伤,那就是它必须维护等级制度。这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礼乐制与封建制、宗法制,是“三位一体”的。甚至,它的功能,就是维护封建制和宗法制。实际上,儒家的“仁爱”之所以遭人诟病,就因为这种爱,是有差别、有等级、不平等的。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平等相爱的,是墨家。那种无差别、无等级、都平等的爱,则叫“兼爱”。
很清楚,开启“平等之门”的,只可能是“非儒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孔子则只能在这扇大门前徘徊、犹豫、纠结。是的,作为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一点都意识不到平等的重要性。要知道,那可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作为封建礼治最坚定的捍卫者,他又不能不维护等级制度。这是他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易中天此语真是不了解文化之论:

第一;儒学讲平等,人人生而平等是儒学本有之义


何谓平等,平等乃人格和基本权力的平等。不是职位和金钱的平等,不是理想化的绝对的“万物皆齐”,不是绝对的“等同”。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神圣的原则。但这是人格的基本权利的平等,儒学也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儒期人人皆为圣贤,“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是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不平等何以皆可为尧舜?尧舜不是一般人,是帝王,是比皇帝更高一级的理想化范本。人人皆可为尧舜,就是人人皆可超越皇帝,政,有德者居之。这是多么震憾的理论?

另,儒学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推已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教无类”等等,不平等何以至此?“有教无类”,孔子是第一个打破权势阶层垄断读书/文化权利的人,推行平民教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使穷人可以读书。进而根据儒学理想而实行的推举制、察举制、科举制,都使平民有了上升、参与政事的空间,而不是任人唯亲唯权,打破了权利的世袭。中国古代是平等实行最好的国家,这对比于世界史,是很浅显的常识,这很伟大,即使今天看来也意义非凡。

儒学反对血统论

翻遍孔孟的著作也找不出一句赞面血统论的话。孔子本身也是凡人,不神化自已,唯劝人以德而已。“吾幼贫贱,故艺”,“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至于圣人,则吾岂敢”,“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二千年来中华文化第一人,儒家文化之集大成者,竟能不神化自已,把自已等同于凡人,这是何等的平等精神。

儒学反对权力崇拜

儒学最重的是“文化”,儒学反对权力崇拜。文化高于政治,道统高于政统,这是中华文化的特点,这正是儒学确立起来的。文化道德才是儒学的核心。这和法家的“以吏为师,以君为圣”正好相反。

权力是低于文化的,“自天子以至庶人,一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古代标准教科书《大学》里的一句话。古代皇子王孙也是要学习这些标准教材的。还有讲筵制度等等,皇帝们也是要向老师学习经典的。这都是儒学对皇权的限制。中国诸子百家是对皇权限制最好的就是儒家。道家乐在山林、归隐自谋去了;法家本就是货与帝王家的驭民术,怎么可能期望法家之术去限制皇权?为民请命的也就只有孔子了,所以他生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奔波。

儒学三百年在野

儒学不是帝王术,是仁学更是人学。儒学三百年在野,直到孔子去世后300多年后才在汉武时期确立为国学。中间经过秦的坑焚,可斯文并未因此而绝,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孔子伟大,伟大到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不得不称之为“圣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 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 》。

为理想不妥协才是儒学的本质。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知识分子的风骨,这才是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本质。

中国读书人爱骂,骂来骂去,也不脱孔孟的话语,现代的读书人却又大起骂孔孟,这不是很可笑吗?骂来骂去,却不脱战斗话语,竟自以为很独立,悲夫!

胡适论权利

胡适论权利很有意思。他说现代人习用“权力”一词,这突出了“强力”特征,是一种强调吧,但意涵较单薄,不如“权利”好,“权”本身就有“力”的意思了,再加以利,这意涵就丰富了。但胡适却说应译为“义利”最为恰当。

一般现代人说国学中的“权利”都是引名家扬朱的‘拔一毫以利天下不为也’,但胡适恰恰是反对这种“权利主义”、“个人主义”的。胡适是引孟子以证“权利和个人主义”的。他引孟子“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他说非义非道,别人别想从我这拿,我也不给别人,这是最好的权利观。

另胡适用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论证人的自由、权利及个人主义。不自由,无权利如何能至此,说这才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

老一代人的国学素养,这一代人真是没法比啊! 《胡适论社会-民权的保障-安教2007版》


第二,爱有等差无碍平等


儒讲爱有等差,讲爱要由近及远的“推而及之”,要推已及人,这才是合于人性的。这样才能真正仁爱天下,才是切实可行的。儒讲爱有“等差”,但这和平等是两个概念,爱有等差无碍“平等”。

爱有等差,这是人性的必然,人一定爱亲人多一点,本于仁而由亲疏推爱及人、及于天下。人一定是爱父母爱子女多一点,否定这一点是不人道的,墨家讲无差别的“兼爱”,这是有违人性的,若实行则必祸及天下,这种大公无私的道德就不必再作评论了,我想易中天先生比我应更有切肤之感。

爱子女父母,必多于他人,这是人性、是常识。只有爱父母者,才能爱天下人,连父母都不爱的人,能爱天下人吗?那还叫人吗?这种常识本不必论证,但偏有好事的西方心理学者用实验证明了这个常识。实验方法很简单,用一盆水,考察人在水下憋气的时间,每次憋气是为不同的人赢取礼物,憋气时间越长则礼物越好。实验结果当然不猜可知,人总是能为最亲的人憋更长的时间。

“仁者爱人”。爱有差,不影响仁者爱天下。儒者以天下为重,仁者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至善,在平天下耳。儒者讲“舍行取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孔子一生为平天下而奔波,屡屡困厄,却被现代营营苟苟之徒讥为“丧家狗”。倦于角落,乞其斗米,却阴为蛇鼠之讥,得无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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