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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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矛盾的批评

易中天在此处批评儒学不够“兼爱”、有等差。可人们批评儒学最多的不是它不够博爱，而是“仁爱”太过博爱、太过理想化、太伪了，人是做不到的，认为正是这种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伪君子性格等等。这种完全相反的、矛盾的评论同时存在，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不止儒学有“仁爱”会这种完全相反的评论，其它儒学思想也有这种评论。另一个典型就是对“大同理想”的评论。一种批评就象易中天一样，说儒家讲的大同是假的，只是说说的，是要搞封建礼教，是要搞专制，“礼乐制与封建制、宗法制，是“三位一体”的。甚至，它的功能，就是维护封建制和宗法制”。另一种批评则说正是儒家的大同理想和某某是同构的，是求绝对平均的，影响深远，要为某某负责。

同样的儒学怎么会有这种完全相反的评论？当然有各取所需之论，打架讲的不是理。但更主要的是认识问题。是对问题的认识不够客观理性，自已观点也多变，“学则不固”而已。一会以墨家的兼爱批评儒家的仁爱不够、不平等，一会以道家的自为说儒家的仁爱要求太高、太不合人性、太伪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儒者能做的就是一一批驳，以解其谬而已。

法家不是法治。今于的人一看法治就想到法家，以为法家也是法治。这是很浅显的错误。法家和法治有天壤之别。法家重法讲，但实是吏治，是力治，是官治，是帝制。“故曰：民愚， 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商君书-开塞第七》。

至于说平等只可能从墨家道家法家开出，这种常识错误也只能唬一下没读过诸子的众人了。
墨家之祸再清楚不过了，不必多言；道家玩弄法术、归隐山林、不问世事；法家、黄老之术为祸2000多年，事实在哪里，我想易中天先生不可能不知，不过要批儒没别的理论可抬，只好硬抬了。硬抬，抬提起来吗？


（四）关于儒学与封建制的关系


批评“儒学必然导致等级砖致，只能相伴而生”。这是很错误的看法，儒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礼、制”是形而下的，是“器”，是要与时化易的。时代不同了，就要根据当时的情况，以“仁”为基础确定其时代的形式。

一个基本事实是：儒学三百年在野。儒家思想直到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去世近350年后（前134年）才在汉武帝时期确立起正统地位，是皇家经过秦才十几年就二世而亡的教训不得不采用儒学。说白了，这是“民”与“王”力量对决的结果，在此前儒学一直是不怎么受帝王们待见的。

等级制的确不合人类理想，但在古代（农业社会）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农业社会的“管理能力”、“皇民力量对比”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制度的必然性。儒家也有“大同社会“的理想，但那能实现吗？皇上答应吗？民力足以支撑吗？现实制度不是儒学几本书写出来的，也不是几本书一放就管用了，天下是皇上打出来的，你去和他说说取消等级砖致，看看啥效果？如果不敢去说，或说了也没用，是不是说明“温和的等级制”对天下人来说是最不坏最现实的选择，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皇上的天下是打出来的，等级砖致是皇上们杀出来的，不是儒学写出来的。这一点如果不明白，就不配谈学术。如果只认书/纸，认为这就决定地一切了，这只能是书呆子。儒在那个时代只能最大限度地限制皇权，而不能推番皇权，这才是现实的。再者，推番皇上，不过又出来一个“打天下”的新皇上罢了。历史上朝代更替，也不过是换个皇上而已。且改朝的代价太大？人口从东汉末年的约5600万到三国末的不到800万，人口损失6/7，这是多大的代价！再者在农业社会的管理能力下，在约99%的人是文盲的情况下，有比儒学更好的制度设计吗？纵观世界史就明了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儒学模式”很牛，这是常识。如果常识都不承认，就没讨论的必要了。

礼/制要与时化易。儒家有“大同理想”，至于这个“礼/制”的时代形式是什么样的，但在现实中具体“能”建立起来什么样的形式，不是几本书就确定得了的，是“民与王”的争衡/妥协，而不是靠纸上的文字。谭四同说‘千年皆行秦郑致’、‘夫子之道未得一日行于天下’，‘阴法阳儒’而已。后儒们和皇上们用的”儒学“中孔孟的儒学吗？做了多少妥协？做了多少篡改？自来天下是皇上用武力打出来的，格局确立都是在皇民力量对比下形成的“平衡”，“儒学”的妥协和篡改也都是这种力量对比的体现，而不是相反。如果觉得儒家不好，可以回到秦代法家治下去生活一下，也可以向秦始皇/朱元璋建议一下用更好的方法而不用儒家，看看有什么效果。

如果对古代至度不明白的可以参看下法家代表作《商君书》：“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 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家不殆，勉 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垦令第二》。“故曰：民愚， 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 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开塞第七》《开塞第七》。看没看到古代倒底是什么样子，皇上们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是谁在愚民，是谁在反对儒学？孔子是约2500年前第一个实行“平民教育”的思想家，是有教无类的，这多么伟大？说孔子愚民，真是笑话。看到没有，《商君书》明确说“世知，则力可以王”，力王，“力量”问题而已，这就是现实，这从来都是最本质的。

儒是取代秦法而成攻的，对帝王的权利有很多限制措施。比如：1，皇上不仁，上天示警。比如大灾等，皇上要下罪已诏，这就证明皇上是有缺失的，这减少了皇上的权威性。2，皇上们也要学仁义道德，“自天子以至庶民，一皆经修身为本”《大学》。3，如果皇上不仁，那就是”独夫民贼“，人民是可以”诛一夫纣“的《孟子》。这也是朱元璋删《孟子》的原因。4，儒家们设计了一整套文官（宰相制等），是对皇上的分权。汉唐相权很大，是对皇权有力的制约；皇上、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几级分权，实际上已基本架空了皇上。但经过宋、明、清相权被皇上们一步步地收回了，皇权独才砖制达到极点。这不是儒家的问题，这只是民与皇上的实力较量的结果，一辈一辈人的妥协，造就了砖致。先贤们说“罪在吾辈”，先贤才是最有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的。言尤在耳，现代不读书的人啊，反倒骂起创造千年辉煌的列祖列宗来了，真是勇烈啊。只是不知勇士们的这等勇烈之气是不是用在该用的地方了呢？


（五）礼治与法治


礼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法治属于行政强制范畴，礼治更接近自治范畴。法治重法律，礼治重道德。各有所重，但不是说互相矛盾，而是相辅而成。

法治需要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资源，这就是农业社会基本无法实行法治的原因。礼治则有很强的自治功能，故能以较少资源实现秩序。观之人类史，自法产生时起，各种社会都是德、法并存的。二者共同保证了秩序的可能和实现。礼治保证了中华几千年在农业生产力水平下的繁荣，比之世界，这是非常伟大的。

二者的关系不必多讲，以国人辩证法的素养，对此不成问题，不再赘述。法治非常重要，这无须讨论。但不能以此否定道德、礼治和信仰。道德崩坏的恶果，更是不必多言。



文化没那么简单，不是想创造就能创造的。一个文字系统就是一个大的思想系统，这是几千年来的成就，不是一天两天就创就创的。再怎么骂儒学。可知识分子的标准就是儒家的，清议者骂街也从未超过儒家的话语系统，虽然他没意识到。可以自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是法家的、道家的，看看有哪个不是儒家的义理？以易中天先生之名识，竟有如此离奇之论，可见国学常识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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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精英与领导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是不是精英？可能没有人怀疑他的道德与能力水平。八年的独立战争证明他的伟大，也积累起了巨大的威望。但对华盛顿来说，他认为他只是为国家做了一件事，虽然这件事意义重大，建立了一个国家，并且做得很漂亮，把殖民者赶出美国，但他并没有因为做成功一件意义特别重大的事而认为他肩负着振兴美国的重任，需要领导美国人民去走向繁荣富强。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毅然辞职，回到家中。世人皆从道德角度去赞颂他的伟大，殊不知主权在民和人民创造历史的理念，更是华盛顿的远见卓识，甚至这种远见卓识对美国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他的道德和精神影响力。

    中外历史都有不少精英，他们或在人文领域具有独立思想洞见，或在自然科学当中寻找到了客观规律，或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表现卓越，他们为人类进步作出的贡献远非一般人所可比似。但他们都只是在做一件事，虽然这件事意义重大，也做得很好，却与那些做一般的没有重大意义的事也做得很好的人相比，并无区别。社会有不少重要的事需精英去做，但有更多平凡的事需平常的人去做，很难设想，一个社会只有重要的事而无平常事。显然，精英是少数，普罗大众是多数；重要的事固然非同一般，平凡的事却也不可或缺；精英做重要的事做成功需高超的智慧与方法，平常人做一般的事要做好则需要不同于他们的智慧与方法。所以，精英做很重要的事，或他们做得很成功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水平，并不能成为人民需要他们来领导指挥的理由。简单的说，精英具有很高的知识与水平，他们所做的工作对社会进步影响巨大，并不是精英领导指挥他人的理由。

    如果现在的美国总统到苹果公司去发布讲话和指示：“你们要注重技术创新，抓好产品质量管理”，到花旗银行去发布讲话和指示：“你们要创新企业管理体制机制，为美国经济复苏作出贡献”，并要求他们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实质，切实贯彻执行，这是不是一个冷笑话？主权在民的理论不仅在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要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且还在于国家权力不是一种领导或指挥。法学上有公权与私权之分，公权是指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也只限于公共事务。公共事务是个人事务中的一部份，是与他人相同的那一部份，对于个人来说，甚至是较小的一部份。由于是公共事务，所以人民需要建立一个政府来处理，处理公共事务的人，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与教书的，种田做工的人并无区别，处理公共事务的人并不是也不应该是其它人的领导。也许公共事务牵涉大多的人，社会关注度高，也许公共事务处理相对复杂，需要较高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人民希望由精英来处理，以便处理得更好，这并不是说人民需要精英来领导。

    精英治国关键在这个“治”字，如果“治”只是指处理公共事务，精英治国并无争议。但在中国的语义中，“治”包含有领导，指挥，管理，控制的意思，尤如治水，是使水随治水人的意愿流。治国显然是治民，是让民按治国人的意愿走。所以处理公共事务或具有公共事务特征的国家事务与治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处理公共事务是在做事，治国则是领导指挥控制。对于人民来说，当他有一个领导时，当他的所有行为需要服从指挥时，当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被强制时，他就失去了自由，成为了工具，当然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那怕这个领导者指挥者思想方法强制推行者是精英，历史上曾经做过很重要的事，并且已经做成功证明了他的能力，他尽可以去宣传他成功的经历和方法，看是不是有人能“复制他的成功”，但他决不能去当人民的领导，强制人民按照他的意愿方法办事。现在的领导概念中有领导力之说，有的精英确实具有很高的道德意识（如宗教领袖）和学识水平（如牛顿爱因斯坦等学科领袖），他们都拥有众多粉丝，但这是影响力或号召力，并不是具体的领导和强制，不会侵害人的自由。所以不是精英治国。具体的领导和强制在涉及特定情况时，如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时，也是必须的，为了统一行动，必须牺牲个人自由，而这显然只是国家管理中的特例而不是常态，和正常的国家管理不是一回事，当然也不是精英治国。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包括精英。所有人的创造性劳动，包括精英的创造性劳动，是历史进步的源泉。所以我们需要精英，需要各种精英，包括处理公共事务的精英，但不需要精英治国。专制体制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是把人民中一般人与精英之间存在的知识和智力上的差别，或精英承担的工作重要性高于一般人的工作，巧妙的转换成国家或人民需要精英来领导，来指挥的理由，从而侵害了人民的自由，包括绝大部份不是领导的精英们的自由。民主制不但是选择一个优秀人才，而且是一种限权。甚至限权比选人更重要。我们不能选择一个让我们来服从他的“领导”或上帝，一个来侵害我们自由的人，那怕这个人是优秀人才，是百年千年一遇的“天才”。华盛顿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于他和其它人一起建立了民主制度，给美国种了“牛逗”，有了免役力，避免社会大规模流血冲突。而且由于这种民主制度，没有给总统以领导人民的权力，而只是公共事务的处理者，与此相对应的却给了人民充分的自由，也就给了人民创造性充分发挥的空间。人们可以在不受领导指挥的条件下，自由的想象,自由的在工作中向各个方向探索而不受各种条框约束。所以创新不但存在于重要领域和科技前沿，而且存在于普遍的工作之中。这是美国创新力居世界第一，并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根本原因。从这一点看，华盛顿亲手建成并亲身实践的民主制，贯穿了人民而不是官员创造历史的理念，对美国的深刻影响，远大于他视权力如粪土的道德影响力。

    精英治国的思想来源于威权主义，中国的精英治国思想则明显带有“官本位”文化的影响。过去一般我们把“官本位”传统看作是价值文化，即追求当官，做“人上人”的价值追求，而仔细分析，官本位传统实际蕴含着英雄创造历史的哲学理念。中国封建士大夫追求“修齐治平”的传统，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即运用个人的知识和智慧，通过当官治国可以“平天下”。这种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从封建皇帝的“朕系天下”，到张作霖死前大喊：“快叫小六子，中国的事情就靠他啦”，再到现在的“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领导，在领导班子”，无不是官员（或英雄或精英）创造历史理念的一脉相承。抛开官员争权夺利的道德低下的思想行为不谈，即便是那些心忧天下的士大夫，也并不明白历史进步的真谛。他们并不是谋求做一件事，并由于这件事意义重大而推动社会进步，而是在谋求对他人进行思想教化和行为规范的权力，即成为领导。而且内心认为，这种对人民的思想教化和行为规范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当然首先自已得先“修身齐家”，得有智慧，得是精英。殊不知，正是这种通过当官和权力推行的思想教化和行为规范，窒息了人民的创造力，所带来的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停滞。而士大夫的智慧，不是用在做一件事而是用于怎样来领导指挥人民，或协助统治者领导指挥人民，显然是用错了地方。

    精英不是领导，领导也不是精英。精英成为领导，他就不做事了，而只做领导，比如到下级单位去发布“你们要怎么怎么做”的指示。中国官场领导很多，精英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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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知识界为何劣币驱逐良币

2012-05-24  21世纪网

核心提示：很多知识很少的人却大力推广自己的一孔之见，而且是知识越少越偏激，而越偏激的言论越容易在舆论界胜出。

二十世纪经济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不再迷信市场，正视了市场失灵，这使得经济学更能解释现实，其中对信息的研究尤显重要。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的交易是充分自由不需要任何运行费用的，就好像物理学家研究无摩擦的世界一样。但这不是现实世界的状况而是想象中的世界，在解释经济现象时难免不真实和漏洞百出，很多理论经济学家陶醉在这种被科斯称为“黑板经济学”中。

在二十世纪60年代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兴起，市场交易成本的概念被提出，施蒂格勒研究了搜寻信息的行为、阿罗专门出版了信息经济学文集；尤其是到了70年代，研究信息经济学的文章大量发表。这些信息经济学家使人们认识到真实世界中的市场信息不可能完全、在不完全信息状况下会出现什么行为以及任何克服信息不对称。2001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的行为和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方法；1996年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

而之所以出现信息不完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知识分工的存在，劳动分工问题就一直是论者们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但是知识分工问题却被完全忽略了，由于知识分工的存在，每个人只知道社会很少的知识，行为主体之间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有了知识分工，各个个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信息。

由于知识分工，现在的学科之间的划分越来越细，这明显不利于认识和解释社会，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如果只从自己专业角度看世界，难免出现偏见，这也是社会上谬论横出的原因所在，“专家”一词的贬值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我们还要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区别。“如果一个化学家或一个生理学家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化学家或生理学家而决定放弃接受综合教育并集中精力研究他自己的专题，那么他的这项决定便完全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是社科科学家，那这种专注于一个专业的做法都会产生一种特别有害的后果，不仅会对社会产生偏见，而且会侵损我们在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能力

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军事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这就是所谓专业化的尴尬，经济学本身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亚当·斯密、密尔、李嘉图、马克思、马歇尔等等，当都不仅仅只是经济学家。然而，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却分得越来越细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政策主张就形成不同的流派。

其实现在这种问题并没用得到社会的重视，很多知识很少的人却大力推广自己的一孔之见，而且是知识越少越偏激，而越偏激的言论越容易在舆论界胜出。而那些知识丰富的人反而谦虚不语，时间长了，社会上充斥的几乎都是偏激的言论，也就是出现了知识界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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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邱吉尔的未上伊顿公学说起







蔡宏伟







    为着给一本讲伦敦的小册子赶写稿子，又翻弄起那堆关于英国地理、历史的书。重读邱吉尔的传记，似乎又将时光拉回到自己的中学辰光。那回读了邱吉尔的传记，心潮澎湃，在日记里写了许多诸如“振兴中华”之类的那时代的热门词语。语文老师看了日记，要我把邱吉尔的传记借给他看。一个多星期后，他把书还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此等人物，断不会为我中华所有！”老师有点旧书生习气，上课总爱“扯野闻”，学生的考试成绩不太冒尖，因而在学校是被边缘化的“那一类”。



    可惜，那时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老师的弦外之音。



    直到女儿回来在饭桌上说，要读她们小学是要查验房产证的，这回交上去50本，有9本是假造的时，我记起刚从邱吉尔传记中读到的一则事迹，明白当年我的老师何以要悲叹了。



    邱吉尔出身于古老、显赫的邱吉尔家族，受美国外公的娇纵，从小顽劣，小学读得确实不咋地，但中学要上英国最有名的伊顿公学，还是无须伪造房产证的。难得啊，在中国的确难得！在英伦三岛，或许很正常。国会议员邱吉尔勋爵与出身美国富商之家的妻子一商量，基于两点理由，把儿子送进了哈罗公学。此举让哈罗公学多了一位首相校友，而且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让伊顿公学白白少了一位首相校友。



    邱吉尔未上伊顿公学的理由是哪两条呢？一是他父母认为儿子有肺病，哈罗公学所在的地理位置比伊顿公学更有利于儿子恢复健康；二是邱吉尔学习偏科严重，伊顿公学的学习环境不适合他。



    重视第一条理由，说明在邱吉尔父母的观念里，孩子的健康比学习成绩重要；看重第二条理由，表明邱吉尔父母给孩子选择学校，不是看名气，而是看学校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这正是我们近十几来一直在口头上说的“以人为本”、“尊重孩子”。实际上呢？为了上所谓的“名校”，连房产证都在伪造。子女毫无理性地孝顺父母，那是“愚孝”；父母不顾实际地为孩子“着想”，那是“瞎爱”！



    邱吉尔是个典型的起跑很慢很差的孩子，倘若人生只有十几年的光景，他确实“输”在了起跑线上。可惜人生要有好几个十几年，起跑跑得很快很好的孩子，未必就此跑到终点。没有童年的这些孩子，早早耗尽了生命热情，不仅跑不到终点，甚至就此死在起跑线上。



    更难得的是，邱吉尔在哈罗公学还是读不好书，他的父母依旧能耐性等待。其时，他们根本无法知道，他们的等待唤醒的是一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拯救了全人类的心灵。



    邱吉尔自己承认，在中学他“混得十分糟糕”。砸碎教室玻璃、与同学打架、顶撞校长是常有的事。我查过关于他的几种传记，邱吉尔在中学不太顶撞老师，他要叫板的对象，往往很直接地指向校长。作为一个中学老师，对此我十分感动。光凭这一点，中学生的温斯顿·邱吉尔，“断不会为我中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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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理性传统

                                                       --------儒教批评 之二

儒教之论甚嚣尘上，此说动摇儒学根本，为害实巨，不得不一再为文驳之。中国文化之要义在理性、在人文，宗教之说蔽理性、倡迷信，此说不止诬及儒家往圣先贤，亦有愧于先秦诸子之理性传统，为祸中华，莫此为甚。儒教之说太过沉旧，于学理本无辩论之必要，但国学式微，故易惑众，恐其误及后学，不得不言。孟子曰“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不得已为“中华之理性传统”，以彰理性、辟异说。

                                                           （一）

中国文化的核心本质是理性。如果讲，仁义是儒学的道统，那么，理性就是中华文化的大道统。这一悠久绵续3000年的光辉传统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其它文化的关键所在。道统，大而言之即整个学理系统，要而言之即“根本原则”。任何一个“独立”的学说都有其区分于别家之独特学理，这个独立之学理即是“其道”，若有传则为其“统”，是谓道统。学术皆然，有学派之分则自有之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先秦诸子之特点，即在“人文”，在“理性”，道、兵、法、墨、农、纵横等诸家皆以理性为本，当然墨家重制度重系统性难免引鬼神以为时用，但这是很末节的，后人读墨亦不在于此。诸子之大格局、大根本在人文、在理性，可言人文、理性实乃中华文化之大道统。

古希腊文化在大约相同时期也有理性人文特征，可惜很快就断掉了。从世界发展史看，也是理性越来越壮大的过程。现代科学、人文战胜宗教而自立，这正是理性战胜迷信的过程。现**性空前强大，理性只能更壮大，这是必然趋势，也是人类之福。

人类早期是没有神鬼的，这不必论证，从动物界就可看出，动物是不信什么鬼神的。随着人类智识的发展，人们创造出了鬼神。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人类智识的发展，其关键点为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随着智识的增长，人产生了“信仰需求”，故造鬼神，并信以为真，以安顿心灵。

信仰性要求是随主体性的强大而生的。主体性意识是智识进步的结果，相伴而生的是区别于动物的高级需求。这种高级需求有物质的，如衣居之足。但更主要的是精神的高级要求，如：强列的安全感（恐惧）需要，爱/爱的依赖、被尊重/认同的需要、对现实/未来的“确定性”要求等等。中国文化在几千年前就区别/发现了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正是这些情感和理性智识的发展，才创造出了鬼神文化以满足其精神需求。

鬼神文化正是主体性意识强大后而又对自然无能为力时创造的一种安居之所，使心有所寄。主体性意识强大后而又对自然（包括社会）无能为力，则对确定性要求（安全感/认同感/归属感等）会变得很强烈，而万能的鬼神是一种简明而基本无成本的创造，也就成了那个时代最可行的办法。

如果说评价鬼神文化，其主要作用就是在人的理性/能力皆幼小时期的确起了安顿人心的作用，而相对于动物而言，这也是情感和智识发展的必然阶段，其作用亦仅此而已。鬼神文化在奴隶社会及后来起了太多的反作用，主要的反作用就是陷人于“迷信”，而阻碍了理性的发展。奴隶社会和中世纪的黑暗人所共知，科学和人文战胜宗教，这种理性战胜宗教是个很残酷的过程，宗教对近代科学、人文的发生、发展的阻碍这也是常识了，不必细述。


(二)

而中国很早就走出了鬼神的樊篱，而理性早熟。这一关键点就是周代商。“殷尚鬼”，殷商文化是鬼神文化，而周重礼、重人，对鬼神是“敬而远之”的，至此理性取代了鬼神迷信。这是很伟大的成就，可以讲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为而后的无神论的大行其道创造了强大的基础。可以再为文考述从周至诸子再到秦汉的“无神论传统”，此处不细述。

中国何以能理性如此早熟，何以能这么早就战胜鬼神而重归理性，何以此理性传统能绵延三千年不断？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简单讲就是理性的发展必然有对鬼神的反动，这是人类智识（理性）发展的必然。人类因有智识之发展，以区别于动物，从动物中走出，进而创造鬼神以安顿心灵，再由智识之发展，必又归于理性。细析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周代商是理性文化战胜鬼神文化，这是理性和迷信斗争的结果。商之各部很多，为何唯周最强大，进而取代商？皆因其重理性、重人文，这都是得民心、适合于生产力之发展的，故能强而胜。周之强是人智识进步的结果，理性代宗教迷信是人类智识发展之必然。

二，地理因素。周之地理环境较恶，生存艰苦，故民以谋生、求强为重，无暇尚鬼，故理性大张而强。环境论其实不止适于周，中国长江以北地理环境皆恶，故亦可言，殷商之重鬼亦必只是短时之事，而周应时势而已。无周亦必有其它理性部族大而胜之，理性群体必大而强，必代迷信之群，这是力量角逐的结果，这是必然的。

三，大一统国家的体制传统保证了人文、理性的延续。希腊也理性早熟，可亦早灭，唯中国理性能久传至今。大一统是此理性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保证。

俗权与教权之争。宗教鬼神迷信能延续，最主要的是世俗政权不够强大，四分五裂，给宗教坐大的机会，继而宗教限抑世俗政权的强大以免危及自身。世俗政权和宗教的斗争是必然的，是个权力问题。中国这个问题早已结决，但也有迹可寻，自秦后中国历史上俗权对宗教的限抑这是常识了，不细述。考诸欧洲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一些，欧洲是宗教长期坐大，俗权被限抑，这点和中国正好相反，可对比考察。

中国大一统久远，至秦而牢不可破。俗权必限教权，俗权长期坐大保证了理性传统的延续。可以讲，自周之一统奠基肇始，已建立起理性之基础保障，秦之强势一统之制更强化了这种存在基础。

要之，理性是人类发展之必然，而世俗大一统保证了这种理性的延续，这就是中国理性传统3000年独传之秘。


（三）

上段分析得出结论“理性是人类发展之必然，而世俗大一统保证了这种理性的延续，这就是中国理性传统3000年独传之秘”。此结论已足够简明易记，其实行文至此本应作结，但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能保持了那么久的大一统？这亦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希腊理性生而不继，罗马帝国其兴也勃，其败也勿，且再不复起。而中国之大一统虽亦经往复，但分而必又合，归于一统，其道理何在？其实这亦是中国理性文化所决定的。

中国之大一统，统于何？所谓２０００年之往复循环，循环之因究竟何在？中国之循环、大一统实统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其理想模板。自汉朝而后各代之分乱，必再合于一，一则必一于儒家文化，朝名虽异，其文则同。且各朝都不脱汉代制度，汉制实即是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之理想模范，各朝虽有改进，但基本规模未变。各朝新立即有祭前朝开国皇帝之传统，以示尊重，以承其统。

儒家重大一统、重“平天下”，这在理论／理想上就为大一统提供了基础。同时儒家文化的人性化和信仰功能，和其“虚实结构”，使其能代替了宗教而立理性之信仰，而不必依迷信之宗教。且其虚孔子之位则又合于世俗政权之要求，故能政教（化）合一，而又不危及俗权，这就避免了其它文化的宗教、俗权之争。这种虚实结构是儒家文化智慧所在。儒家同时有察举／科举、立相分权、儒臣从道辅国等措施，保证了俗权更合于时代。儒学作为信仰安顿人心，其重家族化结构，则使自治更加有效，这保证了国家在农业时代可以以较小的管理力实现大范围的管理。这增强了大一统国家的管理可能性。中国古代长期领先于世界，这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古希腊之理性一兴而灭，在于其无中国文化之信仰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罗马帝国虽一时之强，但无文化之保证，故灭而不能复起，让位于宗教，此亦必然。

儒学做为信仰、和理想模式从正面保证了大一统的可能，同时诸子百家则从反面提供了大一统的压力。道、兵、法、纵横诸家做为“术”是不具体信仰功能的，甚至其连基本的伦理内容都没有，伦理信仰只能由儒家承担了。中国的谋略／诈伪之术是世界最为发达的，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其它各国基本没有，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诸家作为谋略之术，至诈至险，使各小国从理论上认识到不强则必被吞并，这从反向增加了追求一统的动力。同时法家的一些管理方法也从正面提供了管理保证。

此大一统，即有儒家的天下／大一统理想和儒制的理想模范保证，同时又有先秦诸子理论的反向压力。故，此大一统亦是此理性之必然。理性，实中华２０００年兴盛之根也。

俗论常言，中国之大一统实地利也，即东海、南山、西漠、北寒保护所幸至。此论大谬，若无此地理限制，则中国只能更大，实是必然。言者无意，此实是国人近代弱国心态之映于史而已。又言，斯文之弊以致中国2000年循环于农业社会，再无进步。这也是以现代返观农业社会，以今量史，错位之至。以同时欧洲宗教社会观之，则其时欧人对斯文又几多艳羡。

至此，则可进一步得出结论：理性是人类发展之必然，而中华理性以其独有的特点，建立和保证了世俗大一统，而此世俗大一统又保证了这种理性的延续，这就是中国理性传统3000年独传之原因。此理性是无待于宗教而自足的学理系统，这种系统性恰恰是西方人文没有的，包括其现代人文，中华文化此特点实足为现代西方人文借鉴，以补其片面化之失。

此结论表述太过复杂，要之：中华文化是完整的学理系统，其延续3000年实理性之必然。


（四）

儒学之本质即为理性。至于细述这三千年来儒学之历史，亦是理性之历史。周代商，制礼制，孔子继周公而大张儒学，本即是人文理性取代“巫祝文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理性再兴的里程碑。

中国文化的要义在理性、在人文。不独儒学，先秦诸子皆有理性之特点，儒道兵法墨名农诸家都是以理性为根本。虽“制重时势”难免有鬼神之用以应俗情，但这都是未节。而神仙家是不算在诸子之列的，也一直很边缘。理性再壮大，亦难免有迷信者，即使未来也如此，这会存在于整个人类史，这是正常的，只是其力量会越来越小罢了。

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是一条直线，波波折折难免，理性当然也如此。这是正常的，但随着人类智识的进步，理性必定会越来越壮大。儒学发展也如此。

儒学至孔子而大成，经孟、荀而壮大，可以讲孔孟时期是儒学最理性的时期，而后来的无神论更是壮大，荀子、范缜等是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但“制重时势”，荀子虽反神，但亦启性恶、开法家之机；至于董仲舒，则杂阴阳神仙家、大倡鬼神、屈于王权以求为时所用。董学大乱儒学学理以为时用，启迷信之机，这是理性的倒退，这是很不幸的。启迷作、重鬼神亦种后世败于佛老之机，为祸至巨。董学本有二源，一为鬼神说，一为儒学，二者本来矛盾。儒学诸典皆在，有儒学理性在，则迷信必不至过甚。但启迷信之机，蔽儒学理性之本，育迷信之众，则败于更迷信更系统之佛老必矣。不止无力反迷信，适为其育信众耳。想不败，岂可得之。今日言立儒教以敌外教者，病正在此，重蹈前车之覆辙耳。

鉴于董学之败，至于宋理学诸家则力反董学，除迷信，布理学，摒董氏于儒家之外，这是有道理的。韩愈首昌（非止倡耳）道统说，即排除董学，这说明至少唐代有识之士即认识到董学迷信曲学之弊。其实，董学初兴之时就不乏反对、卫道之士，只不过皇上选什么也是无可如何之事。理学诸家倡理学，返儒学理性之本来面目，其功甚大。但理学诸家面对佛道之迫，亦不得不屈于时情而有所妥协，此亦时势所然，不当苛求。

（五）

仁义为儒学之道统，理性乃中华文化之大道统。儒教之说实是倡迷信而动摇中国文化理性之根本。今日诸生欲立儒教，可笑之至。董学之弊，昭然若揭，败于佛老，殷鉴昭彰，其为理学取代，亦已千年旧事矣。至于今日，科学人文大昌，国人弃斯文已百年，本宜重归孔孟，彰理性，塑人文，此本学者之所急务，而又思拾汉董学之余唾以曲为时用，覆辙重蹈，昧于学理，不知时势，莫此为甚。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行歧早止，善莫大焉，诸君急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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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西传统文化的形式与精神


中西文化是两条路，西方文化着重于对事物“形”的研究和论述中的逻辑推导；中华传统文化重对事物“意”的研究，直取事物的本质内涵和精神的探索，由此而延续到事物表象规律的体现研究。对事物本质内涵和精神的的认识的深浅形成了个人的境界，体现在文字上的对事物本质的论述的时候，自然表现出诗词、散文及赋等不同文字体裁在不同境界体现的规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韵律”，这种超常的文化表现出的韵律之“韵味”，就是神韵。因此，传统文化重境界和神韵，以此而论文品高低与深浅，文如其人，文字的境界和神韵和个人修养息息相关，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其境界和意蕴当然就高深而悠远了。



这种对客观事物内涵和精神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精神与外在物质表现形式的一统，在古代文化中叫“心物一元”，传统文化三教体现的普世价值观念就是真、善、忍。佛家修善、道家修真，都是以忍为修炼基础，表现在佛道两家的清规戒律那是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的条件，否则，一个凡夫俗子也就谈不上出家了。儒家是道家的入世学说，是道家同一理论不同层面的体现方式。



物质和精神之一性是传统文化的表现方式，古代文化叫“心物一元”。体现在孔子所作鲁国的历史《春秋》中，这种不重形式的直取事物的本质的论述，就是“微言大义”了。鲁国史书《春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这二百四十二年中发生的事情，要是按照西方的那种重事物形的表达的逻辑归纳法来论述，也许需要数千万字还弄不清楚，就像当代的历史一样，洋洋万言不知所云。“心物一元”的论述方式，才是中国信史文化的基础，这种重精神而轻形式的论述才能简明扼要的说明一切事物的来龙去脉，也是司马迁能完成《史记》的原因，表现在中华文化对生命的理解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道德论成败的价值观念，中国古代士人普遍重道德修养而轻利益的得失，重道义而轻生命，仁义道德为衡量一切人与社会活动之价值的标准和修身立命之本，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独特最表层的表现方式。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体现在中华文化的诗、词、字、画及古琴等一切表现形式中，都是直取事物本质内涵和精神表达的艺术形式，而对事物本质理解的深入追求，就是求道了。因此，古代传统社会的各行各业都以“道”冠名，如：文武之道、茶道、剑道等等，大到为政之道、商道、小到一般人的为人处世之道，包括文艺之道都是人修心养性的形式，都是完善人精神和德性的道路，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外在表现形式之求道之精神的意义之所在。



直取事物的本质，由里而外的看事物表现；由事物的外在表现而探索事物的本质，这是中西文化表面形式的区别，文化精神还是一统的，基督教的大爱和佛家的慈悲有什么区别？只是各自文化体系的各自论述不同而已。而西方音乐和画画等高级的文艺表现形式与中国古代的音乐和画画等文艺表现也一样，殊路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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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社会总是有很多不如意。所谓不如意就是很多事情有人看了感到生气、不舒服。
为什么感到不舒服？因为他认为这种事是不合理的，或不公平的，不符合正义的。比如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官员可以妻妾成群，民众娶不起老婆看AV意淫一下都犯法；官员可以坐拥亿万家财，穷奢极欲，民众摆个地摊都要被打死，等等。
为什么人会生气？生气是一种自然反应，就像感冒了会发烧，感冒了不发烧人就死定了，看到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不生气也死定了。当然生气的一方都是在事件中利益受损的一方，比如强官弱民游戏中，生气的都是弱民，有利可图的官员洋洋自得。所以生气与否取决于利益。官员看到官员为非作歹通常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他也可以，屁民一看到官员为非作歹通常都很生气，因为他知道他终有一天会倒霉。
人一生气就会有行动，人类社会早期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因为生气而提出他们的理想社会理论的，他们想改变社会。
有些人的行动不会要改变社会，而是也想加入强者队伍，都是理性选择，没有高下之别。
还有些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混蛋老子对你不客气，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这是自然正义，后来成了法律的精神基础之一  罪罚相当原则。
但毕竟人类社会还是改变了，是按照思想家的设计改变的。



人类总想设计一个好的社会或理性状态的社会。怎样衡量这个好或理想，人类提出来了一个标准  正义。.

康德说：如果公正和正义沉沦，那么人类就再也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见《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罗尔斯说：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还活个吊？（见《世间已无罗尔斯》

其实都一个意思。正义很重要。

中国的孔子、老子之类所谓思想家都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他们虽然没有提出正义的概念。最早提出正义概念的是古希腊人。至少2400年前的苏格拉底就整天扯着人家讲正义。

正义是一个社会好不好的标准，因此是文明的尺度。没有正义，说明这个社会还是原始的、野蛮的。.


在非自然的社会环境里,判断是否正义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以社会的总福利得到提升为正义判断,也即大多数人得利.
另一种是认为人类社会有一个共同的底线,无论大多数人能得到多少的福利也不能击破,否则人人都将可能成为那少数人.

举例来说:人不能吃人,这是一个底线,无论身处于何种环境,全社会99%的人都能得到好处,都不能击破这是一个底线,
如社会上出现一种传染病,这种传染病截止目前只发现1%的人有抗体,吃掉这些人也能获得抗体,

那么,99%的人为了活下去,吃掉这1%的人是正义吗?从社会总福利上学说来看,这是正义的,
但第二种学说认为,这击破了人不能吃人的底线,以后吃人获得传染病抗体将会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社会将沦为人吃人的地狱.这是不正义的.

从近点来说,打地主,分财产,点多数的人得到好处,但它打破了无罪而被惩罚的法治底线,地主们不管财产来源是否合法,
根本无法向99%的人申诉.所以,在之后的日子里,扣上地主或者反革命什么的帽子,直接枪毙,审都不用审,就成为了常事.
那99%的人暂时获得了一点好处,但在之后的日子里,便再也无法依靠什么保护自已.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认为那么设定几条底线,然后在底线之上,取得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是正义.
应该说这是比较合理一点的想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选票之前,还必须有个宪法作为基础,宪法就是阐述人们愿意共同
遵守的底线的总和.它必须得到无条件的,彻底的执行,它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是这个国家的存在意义.
宪法顶个球用的国家,那意味着共同的底线不断被打破,社会沦向黑暗.

在实际事件中,正义与否有时还非常难以判断,有时一些擦边球很难以判断,如言论自由和造谣的边界.
在这些具本事件中,只能依靠当事人的信仰来加以辅助判断,自行承担责任.
例如帮助实行安乐死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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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耻感和西方的罪感
东方人（在此特指中日韩等东亚地区）具有强烈的羞耻感，尤其是咱中国人，由这种羞耻感所带来的是一些其他情感反应，比如好面子、害羞、恐惧等；

而西方人似乎则更多地表现出罪感，即干了坏事情之后羞耻感没有东方人那么重，但犯罪感很强烈，因此需要经常到上帝那里去忏悔祷告等。

这种东西方之间对待自己犯错的决然不同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各自不同的行动方向和结果，即东方人压抑、内敛，西方人豪放、外露。而且西方人那种去到上帝那里忏悔和祷告的习惯，从心理的层面上说，是释放了或者中和了犯错/犯罪所带来的不安和可能面临的惩罚，亦即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到了一个释放压力的管道。其行为轨迹是：犯错/犯罪 忏悔犯错/犯罪忏悔的不断循环。

由西方人的行为解析可以很容易看出，东方人由于缺乏外在的释放管道，而内在如果没有找到解决羞耻感或者说中和羞耻感的对应物（类似西方人向上帝忏悔），那么这种内在的纠结将一直存在下去甚至相伴终身，其结果就是长期的压抑、忍、胆小、害羞、缺乏创新。这是大部分东方人所具有的特征，我把这种特质称之为“强迫的道德”。所谓强迫的道德，就是外在给了一个不能做某事的戒律，而接受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就在内在产生了一个结，这个结越多，阻碍其行动的能量就越大，长期施加的结果就是害羞、内敛和忍。

因此可以看出，西方人是放纵自我，由个体自由构建自己的人格，像野草一个的疯长；而东方人则是压抑自我，扭曲人格，修剪人格，并呈现出整齐划一的特征，许多人诟病中国人的正在于此，并冠之以主子和奴才的名号。

然而如果东方人能够完成从“强迫的道德”到“自觉的道德”的转换，则这个人就开始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管道，这意味着他开始逐渐地解开内在中的结，开始没有任何障碍地理解、接受既定的道德规范，发现既定道德中的错误，并且能够独创自己的道德规则，最终内化为没有矛盾的、和谐的整体，这就是孔夫子晚年发出的感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种伟大的蜕变虽然是极少数，然而正是这些极少数在默默地为华夏文明润物细无声，是构建华夏文明的基石和栋梁。中国之所以能够从亡国和王天下的绝境中一次次浴火重生，靠的正是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西方同样也存在类似的精神实践者，但由于其先天地执着于自我（佛教成为我执）的强大惯性，所以西方这样的智者相比于东方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逊色东方许多。

比如，西方人喜好建立庞大而系统的理论体系，并用这些建立起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世界，从心理层面上说，这是自我价值认同和实现的强烈反应。然而东方人则是崇尚“述而不作”。这是一个负责人的、理性的态度。为何如此说？因为真正的智者，真正的追求真理之路上的人，他所看到的真理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而一旦用语言来描述，其必然的命运就是异化和变质，因为语言本身并非实相，而观者的不同态度、价值取向、教育状况、个人阅历等等直接导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那怎么办？这就是谨慎的“述而不作”，即谨慎地呈现实相，但不轻易作出结论，即便作出，也是寥寥数语，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系统化和条理化-即给出清晰和明确的结论。这些东方智者看待问题是灵活和流动的，绝不被世俗既定的框框束缚住。这就是儒家的中庸，佛的中观，即不偏不倚、摒弃自我的干扰，如实观察和体验。

这就决定了东西方的智者在给各自国家的人民开出的药方呈现截然不同的方式。西方智者开出的药方是信仰上帝，并同时给出了属世和出世的优厚待遇，即在属世的世界，如果你信上帝的话，你就是上帝的子民，可以罪得赦免，获得属世的诸多好处；在出世的世界，你可以上天堂。至于上帝是否存在，你不用去质疑，你只要去信就可以。

而东方智者开出的药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强调内在道德的构建，摒弃小我，构建大我（华夷之辩），最终实现成圣的目的。亦即，东方智者认为，人人皆有成圣（成佛）的可能，人人都是自己的上帝（佛）。

可以看出，这两个药方难易程度明显不同。前者是只要去信上帝，避免了后者那样的漫长、艰苦的修身修道悟道之路；前者是构建自我、强化自我，后者是试图解构小我，构建大我；前者是从外面施加，后者是强调内在的修身；前者强调外在的法律约束，后者强调个体道德的自觉性，等等。

尼采是西方的异数，他的超人哲学其实契合东方的大我，提倡超越个体的小我（自我），做一个超人，用东方的叙述就是成圣。

人类的宿命在于，不管是做超人，还是成圣、成佛，修成正果的永远是少数，这些接近绝对理性的人无法唤醒被世俗的花花绿绿吸引的芸芸众生，因此，人类的悲剧得以不断地重演，用一句圣经的话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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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的确有较大的成就。
　　探索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理性分析过程，理性分析就是遵循逻辑及现实的经验与联系，分析、分析，首先就是分类，细化，分门别类进行考察等。
　　如果真的理性分析基督教世界的成就，我们可以简单把基督教分为信仰、理性、契约等方面。比如导致科学发展的因素是契约精神、信仰？正常人都承认，导致科学发展的是理性精神。这一因素来自基督教蕴含的希腊理性精神。
　　有人说，基督教最好的东西就是来自希腊的理性。至少从科学发展角度说，基督教内含的理性（而不是信仰）奠定了西方思维及科学等方面的发展。
　　
　　至于农耕向工业时代的过渡，就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它几乎成为一门专门分支学科。研究者很多
　　基督教扮演了什么角色？中世纪基督教有忽视现实生活、贬低商业的倾向；有人称之为宗教对世俗的反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改变这这种宗教反动，重新发现人并形成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主流－－人文主义萌芽；期间，新教在批判传统基督教基础上形成有利商业或资本主义的新伦理，这是马克思韦伯等人都认可的事实。导致宗教观念凤凰涅槃的思想因素之一可能也是理性。

　　再比如，西欧中世纪城市及工商业发展是现代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兴起后，形成教权、王权、城市多元权力结构，在世俗领域，英法王权借助市民力量加强王权，消除一些割据诸候，反过来，王权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扫除阻碍商业及资本主义障碍。以市民为代表的平民阶层力量上长，并成为社会的主导，有的地区曾借助宗教改革势力谋求政权并取得成功，但宗教、教会被严格限制，教会与王权成为了社会的配角。比如英国革命、尼德兰革命并没有弄出一个日内瓦式神权政府。就宗教而言，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严格限制着宗教对社会的过度影响。从这个过程看，宗教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被限制的对象。不是一个掌握无限权力、自身膨胀的因素，有些学者强调，之所以会出现一些政治方面具体差别，还与经验理性有直接关系。
　　（对照中国革命就能看清楚，老毛们打着一个主义的旗帜，最终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教合一的“国”，这可供中国基督教借鉴，不要势大之后学老毛，没搞出现代化，却搞出一个基督教国家。老mao们没有太多的经验理性，被“幻想式理性”洗坏了脑子）

　　信教也不是坏事，别丢了理性。
　　

　　我们应该运用理性分析方法，找出西方世界的真实的长处。而不能简单地说，西欧基督教文明发展程度高，因此，就应该撑全面接收基督教文明。这种思维方式、分析问题的方式恰恰最象中国传统模糊思维、庸俗中药医生的思路。这些人对“一味药”或一个社会方案所知甚少，只知“囫囵服药”，其它一概不知。这就问题大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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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始于明朝，而不是满清



    从历史上看，中国落后于西方，是思想和科学的落后，中国的思想实际上是儒家思想，儒家主导中国的思维直到今天，而儒家是轻视科学的，这就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明朝继承了宋朝的理学，加剧了封建集权，并搞出了“心学”，明朝的经济依然是单纯的小农经济，明朝的落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明中叶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生产关系要素已落后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社会发展停滞了。此时的西方经过漫长的黑暗时期，一批思想家、科学家开始重新反思古希腊的文化思想、理论开始被重新认识和发展。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从此以后，西方走上了科学研究领导生产、生产力发展反过来影响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下面罗列一下明朝期间西方的科技进步:



    数学，明代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 1464年，在《论各种三角形》(1533年出版)中，系统地总结了三角学(德国 约·米勒)。 1494年，发表《算术集成》，反映了当时所知道的关于算术、代数和三角学的知识(意大利 帕奇欧里)。 1545年，卡丹发表了非尔洛求三次方程的一般代数解的公式 1550 1572年，出版《代数学》，其中引入了虚数，完全解决了三次方程的代数解问题 (意大利 邦别利)。 1591年左右，在《美妙的代数》中出现了用字母表示数字系数的一般符号，推进了代数问题的一般讨论(德国韦达)。 1596 1613年，完成了六个三角函数的间隔10秒的十五位小数表(德国 奥脱、皮提斯库斯)。 1614年，制定了对数(英国耐普尔)。 1615年，发表《酒桶的立体几何学》，研究了圆锥曲线旋转体的体积(德国 刻卜勒)。 1635年，发表《不可分连续量的几何学》，书中避免无穷小量，用不可分量制定了一种简单形式的微积分(意大利 卡瓦列利)。 1637年，出版《几何学》，制定了解析几何。把变量引进数学，成为“数学中的转折点 ”，“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的了”(法国 笛卡尔)。 1638年，开始用微分法求极大、极小问题(法国 费尔玛)。 1638年，发表《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数学证明的论说》，研究距离、速度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无穷集合的概念，这本书被认为是伽里略重要的科学成就(意大利伽里略 )。 1639年，发行《企图研究圆锥和平面的相交所发生的事的草案》，是近世射影几何学的早期工作(法国 德沙格)。 1641年，发现关于圆锥内接六边形的“巴斯噶定理”(法国 巴斯噶)。 1649年，制成巴斯噶计算器，它是近代计算机的先驱(法国巴斯噶)。



    天文：这个本来是中国的强项，没想到后来竟然落后到要靠西方的数据修订历法 1542年，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 1543年，《天体运行论》出版，“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波兰 哥白尼)。 1572年，发现仙后座超新星,是银河系里第二颗新星(丹麦 第谷·希拉赫)。 1582年，西欧许多国家实行格里历，即现行公历的前身。 1584年，《论无限性、宇宙和世界》出版，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意大利 布鲁诺)。 1596年，发现第一颗变星(蒭藁增二),它的亮度呈周期变化(德国 法布里许斯)。 1600 年，布鲁诺在罗马被教会烧死。 1604年，发现蛇夫座超新星，是银河系第三颗超新星(德国 刻卜勒)。 1609 1619年，根据第谷·布拉赫观测行星位置的数据，发现行星运动的三个定律(德国 刻卜勒)。 1609 1610年，第一次用望远镜观测天象：发现月亮上的山和谷；发现木星的四个最大卫星；发现金星的盈亏；发现太阳黑子和太阳的自转。认识到银河是由无数星体所构成，为哥白尼学说提供了一系列有力的明证(意大利伽里略)。 1627年，编制了卢多耳夫星行表(德国 刻卜勒)。 1631年，首次观察到水星凌日现象(法国 加桑迪)。 1632年，伽里略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1639年，首次观测到金星凌日现象(英国霍罗克斯)。十七世纪，明朝出版《崇祯历》，其中的星录是当时中国较完备的全天恒星图十七世纪，明朝第一次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中国徐光启)。 1645年，中国采用西方的数据，修订《时宪历》，即夏历。这是我国历法的第五次改革。



    生物：中国有本草纲目，不过还是停留在经验科学的层次上。 1493年，意大利人达·芬奇模仿鸟的结构，首次设计各种飞行器。十五世纪末，达·芬奇绘制了一些比较详细的人体解剖图。 1543年，比利时人韦萨利的《人体机构》一书，批判了盖仑的解剖学。 1555年，首次将鸟类骨骼和人体骨骼作了比较，由此开创比较解剖学(法国 贝朗)。 1596年，明代《本草纲目》出版 1628年，发表《心血运动论》，发现血液循环(英国 哈维)。



    物理：西方出现的较晚，还是因为出了伽利略这个牛人，不过一旦出现，就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物理。 1583年，伽利略用自身的脉搏作时间单位，发现单摆周期和振幅无关，创用单摆周期作为时间量度的单位。 1590年，伽利略做自由落体的科学实验，发现落体加速度与重量无关 1590年，伽利略发现投射物的运行路线是抛物线。 1590年，伽利略认识到物体自由降落所达到的速度能够使它回到原高度，但不能超过。 1590年，用凸物镜和凹目镜创造第一个复显微镜(荷兰詹森)。 1593年，伽利略发明空气温度计，由于受大气压影响尚不够准确。 1600年，《磁铁》出版，用铁磁体来说明地球的磁现象，认识到磁极不能孤立存在，必须成对出现(英国 吉尔伯特)。 1605年，发现分解力的平行四边形原理(比利时 斯台文)。 1610 1650年，笛卡儿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旋涡假说，认为宇宙充满“以太”。把热看作一种运动形式，与莱布尼茨争论运动的功效问题近五十年 1620年，从实际观察中归纳出光线的反射和折射定律(荷兰 斯涅耳)。 1628年，用两块凸透镜制成复显微镜，是近代显微镜的原型(德国衰纳)。 1629年，发现同电相斥现象(意大利 卡毕奥)。 1629 1639年，提出光线传播的最小时间原理(法国费尔玛)。



    1634年，认识到音调和振动频率有关，提出弦的振动频率和弦长的关系(意大利 伽利略 )。 1636年，首次测量振动频率和空气传声速度，发现振弦的倍频音，提出早期的音乐和乐器理论(法国 默森)。 1637年，提出光的粒子假说，并用以推出光的折射定律(法国 笛卡儿)。 1638年，笛卡儿提出一种无所不在的“以太”假说 1643年，发明水银气压计(意大利 托里切利、维维安尼)。



    地理：一开始中国领先，不过仅仅五六十年的光景就被西方超越了： 1405年到1433年，中国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远达非洲东岸慢八撒(现今在肯尼亚)。 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1492年到150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先后发现古巴、牙买加、波多黎各等岛屿，当时误认为发现了印度。在航海中，认识到地球磁场的偏角因地而异的变化。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经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 1498年，对湖水的侵蚀搬运进行观察，提出防止湖水侵蚀的方法，此方法也可防止海水的侵蚀(中国 沈启)。 1499 1504年，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谱齐曾多次航行到南美洲北岸，确认为一新大陆，后来就把南、北美洲称为“亚美利加”。 1519年9月 1522年9月完成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证实地球是球形(葡萄牙 麦哲伦率领的探险队)。 1569年，创立麦卡托投影法，并于1595年出版《地图册》(荷兰 麦卡托)。 1570年，用摆式风力计测量风力(意大利 丹蒂)。 1576年，发现地球磁力的倾角(英国 诺曼)。



    根据以上资料不难得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始于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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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明朝时期（公元1368年-1644年）

　　公元1450年，德国人约翰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
　　公元1489年，德国人威德曼在莱比锡出版了一本关于算术的书，首先用到了加号（+）和减号（-）
　　公元1511年，德国人纽伦堡铁匝汉来恩发明了计时用的表
　　公元1565年，瑞士苏黎世人差司那最先描述了铅笔的制造方法
　　公元1568年，法国数学家贝林发明螺纹车床，切削出来的螺丝规格统一
　　公元1569年，佛兰德斯地理学家麦卡脱发明了“麦卡脱投影图法”用以绘制世界地图
　　公元1585年，佛兰德斯工程师史帝文首先发明使用小数，但是仍未懂得使用小数点
　　公元1589年，英国人威廉•李发明针织机
　　公元1518～1593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一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医中药的经典
　　公元1590年，荷兰的詹生父子发明了显微镜
公元1680年，荷兰的米德尔堡眼镜工人汉斯•李伯锡偶尔把凹透镜迭加起来观看远处物体时，远处的东西竟放大了，从而发明了望远镜，并在荷兰议会上向议员示范
　　公元1609年，意大利的伽利略发明了空气温度计
　　公元1562～1633年，中国的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
　　公元1631年，英国伦敦索瑞地方的数学家奥特雷德在所著《数学之钥》一书中，首先用了乘号（×）
　　公元1641年，苏格兰数学家纳皮尔首创了对数
　　公元1643年，意大利的托里拆利发明了水银气压计
　　公元1646年，德国的柯切尔发明了幻灯
　　公元1650年，德国的格里克发明了空气泵
　　公元1656年，荷兰数学家惠更斯发明计时的摆钟，1657年他在计时表里装上游丝，使摆转更有规律
　　公元1587～1661年，中国的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公元1666年，英国的牛顿在剑桥大学首创微积分方法，1668年他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
　　公元1679年，法籍物理学家巴班寄居伦敦时发明了高压锅
　　公元1696年，西方最早发明使用信封的是苏格兰国家大臣奥格尔维
　　公元1701年，在英国伯克郡实验室塔尔发明了播种机，免除手工播种造成的浪费
　　公元1709年，英国什满郡的达比首创“焦炭炼铁法”，提高了铁产品质量。意大利人克里斯朵夫发明了钢琴
　　公元1712年，英国人钮科曼发明了活塞式蒸汽机，从此世界进入“蒸汽时代”
　　公元1716年，瑞典工程师特里沃德发明利用管道输送热水给房子各部分供暖的方法
　　公元1720年，德国的法伦海特发明了水银温度计
　　公元1733年，英国兰开夏纺织工约翰•凯发明了机械化的快速织布工具  飞梭
　　公元1741年，瑞典的摄尔赛斯发明把水的冰点至沸点温度划分为100个等份，用来表示温度的数值的百分温标
　　公元1748年，德国的赞生发明钢笔
　　公元1752年，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
　　公元1767年，英国的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尼纺织机
　　公元1769年，英国的阿克顿特取得水利纺织机专利并于1771年投产
　　公元1777年，英国的瓦特发明了适用于大工业普遍应用的独立冷凝器蒸汽机
　　公元1779年，英国的卡朗普顿发明走锭纺织机
　　公元1783年，法国的蒙哥菲埃兄弟发明了热空气气球
　　公元1785年，英国的卡特顿特申请了蒸汽动力机械的专利
　　公元1788年，英国的瓦特和博尔顿发明了摇臂式蒸汽机
　　公元1792年，英国的默克多发明煤气灯
　　公元1795年，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及其领地首创正式采用公制
　　公元1800年，意大利的伏打发明伏打电池
　　公元1801年，英国的德维在英国科学研究所示范电弧灯
　　公元1807年，美国的富尔顿发明了汽船
　　公元1814年，英国的斯蒂芬森发明蒸汽机车
　　公元1818年，英国的戴维发明矿工安全灯
　　公元1923年，英国的物理学家发明电磁铁
　　公元1826年，居住在法国的涅普斯发明了照相技术
　　公元1827年，英国的约翰•约克发明摩擦火柴
　　公元1829年，法国一名穷裁缝提孟提埃发明了工业用缝纫机
　　公元1831年，电子之父  英国的法拉第发明了划时代的发明  直流发电机，从此世界进入了“电器时代”；法拉第还发明了变压器。美国人亨利发明了电铃
　　公元1837年，美国的达文波特发明了实用电动机。美国的莫尔斯发明电报
　　公元1839年，美国的佩奇教授发明电动机车；英国的麦克米伦发明自行车；英国的内史密司发明蒸汽锤；美国的固特异发明硫化橡胶
　　公元1840年，英国物理学家惠特斯通取得线 应电动机的专利权
　　公元1842年，美国人摩尔斯发明在纽约港海底铺设电缆，供传递电报之用
　　公元1852年，法国的吉法德发明蒸汽推动的飞船；法国的琼•佛科发明回转仪
　　公元1855年，法国里昂的皇家街装置了电弧街灯
　　公元1856年，意大利人巴尔桑蒂和马泰乌奇发明了实用的内燃机；英国的贝西默发明了酸性围炉，又称贝氏转炉
　　公元1859年，法国物理学家伯朗台发明实用的蓄电池
　　公元1862年，美国的加特林发明机关枪
　　公元1867年，瑞典的诺贝尔发明黄色炸药；美国的威斯汀豪斯发明气刹车；法国的化学家勒朗舍发明了干电池
　　公元1874年，萨洛蒙在英国发明电动三轮车
　　公元1876年，美国的贝尔发明的电话首次通话
　　公元1877年，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
　　公元1878年，英国的戴维•休斯发明炭精微音器
　　公元1880年，美国的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用于街道照明
　　公元1881年，美国的爱迪生在德国取得立体声专利，用于柏林的有线广播；在英国索瑞郡哥达明第一座水力电厂投入生产，用的是西门子公司制造的水力发电机，向工厂、街道、住宅实行商业供电
　　公元1882年，德国西门子公司发明的首辆无轨电车在柏林示范行驶
　　公元1883年，英国的艾弗里特发明了防窃自动售货机出售明信片
　　公元1884年，英国帕森斯发明现代的蒸汽轮机；美国瓦特曼发明实用的自来水笔
公元1885年，德国的戴姆勒发明汽车；美国的默金撒勒发明行型活字铸排机
　　公元1888年，英国邓洛普发明充气轮船
　　公元1889年，美国芝加哥第一家工厂发明适合农场的拖拉机、发动机以汽油为燃料
　　公元1890年，英国发明的地下铁路通车，运行于伦敦城与南伦敦之间
公元1894年，美国的巴尔的摩 俄克俄铁路实现干线电气化；美国纽约百老汇的霍兰兄弟活动电影院首次放映了电影
公元1895年，德国的伦琴发明X光管；意大利年仅20岁的马可尼在波隆纳附近示范使用无线电；法国的卢米埃兄弟在巴黎初次把电影图像投射到银幕上让观众观赏
　　公元1896年，英国伦敦电机工程师道辛发明了把电动机装到汽车上的起动机；费辛敦教授在美国示范使用了无线电话；美国人费歇发明的电动洗衣机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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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塑造了整个西方文明

作者：黄敏兰（史学学士）



　　我自认为已摆脱了对宗教的偏见，对基督教也不无好感。如果有人向我片面宣扬那种基督教造成了中世纪黑暗的陈词滥调，我肯定会列举基督教的一大堆好处去反驳他，例如，教权制约了王权，有益于社会民主；教会倡导的“和平运动”减少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教会为农奴争取立遗嘱的权利有利于农奴解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日前读到一本美国学者写的《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尽管我对基督教的正面作用已有不少知识，这本书揭示的大量而且崭新的事实仍然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基督教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实际上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所知和想象。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基督教对于文明方方面面的影响，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里仅举我们一般不太注意的几个方面略作说明。


　　第一点是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基督教关爱生命，给人的生命赋予神圣性，反对杀婴、弃婴的陋习，反对角斗士表演以及人体献祭，还反对自杀。基督教提高了性道德观，反对性乱交（这在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古罗马人的道德败坏行为）。基督教主张婚姻神圣，赋予婚姻尊严。“基督教对婚姻中性隐私的关切从根本上带来了隐私权的制度化”。基督教取消一夫多妻制，主张妇女婚姻自由，使妇女获得自由与尊严，寡妇受到保护。基督教重视发展慈善事业，创立孤儿院、养老院制度，建立收容所、盲人之家，形成自愿性慈善及救助组织，并由此提高社会道德，促进了《童工法》的制定，以保护儿童。基督教倡导救死扶伤，创立医院制度和精神病院。


　　第二点是基督教对西方政治文明进程的影响。它主张给每个人以自由和公正，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英国中世纪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与基督教精神密不可分。


　　第三点是基督教极大地影响了艺术、建筑、思想与文化，除了哥特式教堂建筑和拜占庭教堂建筑外，文艺复兴的建筑和艺术也是在基督教影响下形成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伦勃朗、丢勒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无不如此。基督教影响音乐，例如交响乐就是从圣乐中发展而来的，许多著名音乐家如巴赫、亨德尔、门德尔松、海顿、舒伯特、莫扎特、贝多芬等的音乐作品都深受基督精神的影响。“音乐之父”海顿在创作《创世纪》时，每天都要跪下来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赐予他工作的力量。基督教影响了许多文学和思想作品，如《神曲》、《愚人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乌托邦》、《失乐园》、《国富论》、《浮士德》等。基督教对日常生活，如节假日、纪元、日常用语等也有多方面的影响。
　　
　　一股新的学术潮流
　　由于这本书提供了如此多的新信息和极具颠覆性的观念，为了证实它的可信度，我尽量搜寻相关资料去检验它。经过对比，发现该书的论点基本上是可靠的。例如教育方面，据格莱夫斯著《中世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所说，中世纪的大学与教会以及教皇制密切相关。“这些大学，是由旧式的大礼拜堂和修道院各种学校发生出来的”。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伊安•巴伯著《当科学遇到宗教》（三联书店2004年3月版）说：“科学革命的创始人大多数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自己在科学工作中研究的是造物主的手工作品。”戴维•林德伯格写的《西方科学的起源》(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7月版)一书也针对那种认为基督教严重阻碍了科学进步的传统观点，指出，正是基督教促进了文化和科学进步，因为基督教发展出了一个严肃的理智传统。该书还认为：“基督教后来成为欧洲教育的主要资助者和古典理智传统的主要借鉴者。”关于妇女问题，刘文明著《上帝与女性  传统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指出，尽管传统基督教的女性观存在着二元性，即尊重与歧视并存，但在实际上更多主张男女平等，而且在实践上做到了这一点。


　　还有些著作提到这本书中没有涉及的一些问题，例如政治问题。刘时工著《爱与正义──尼布尔基督教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中说，人们往往把基督教与民主制度对立起来。尼布尔认为，民主制度是由基督教文化和近代世俗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例如基督教所倡导的对他人的宽容态度就是民主生活必不可少的因素。一部《圣经》，尤其是先知书，其中不乏对弱者的同情，对强权者的严厉谴责和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关注。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永不停息地追求更为正义的社会的实现，是贯穿《圣经》的一种基本精神。看来，对于基督教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事实已为许多学者所认识，只不过施密特把这些问题集中加以阐述，又加上大量新内容，提出了自己鲜明有力的观点，所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不过，现在人们的一些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变化。例如对同性恋问题、妇女堕胎问题、有条件的自杀（例如安乐死）问题等，都有所争议。以前基督教把这些问题的决定权完全归于上帝，现在则是那些当事人（同性恋者、想中止妊娠的女性以及不堪疾病和精神痛苦折磨的人们）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应该承认，基督教反对这些行为的主张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在具体做法上未免有些极端。这些都需要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肯定基督教的许多正面作用，不等于说我们就忘了基督教给文明带来的阴暗面。基督教的确在历史上造成过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极端地排斥甚至迫害异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帮助我们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基督教的本质。
　　
　　重估“基督教文明”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文明有两大渊源，一个是古代文明，一个是中世纪文明。过去人们过高地赞扬古代文明而贬低中世纪文明。贬低中世纪文明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基督教扼杀人性，而古代文明充满人文主义的精神。另外，被称为“蛮族”的日耳曼人摧毁了古罗马的城市，破坏了古典文化，人们认为是教俗两方面的力量造成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文艺复兴将古代文明的力量重新唤起，由此而催生了近代社会。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是有相当距离的。具体来看，古代文明中两大重要成果，一个是古希腊的民主、自由以及罗马的共和制，另一个是罗马法。须知近代以后的民主是间接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同，近现代人的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也不同，这一点可看法国人贡斯当所著《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近代的民主尽管可能继承了古代民主的精神，但是在制度层面上则是中世纪民主的直接产物。已有不少学者认为近代社会是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发展而来，并不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中世纪文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文明，对近代文明有直接的影响。中世纪文化落后于古代文化的观点也被推翻，这本书和其他的书告诉我们，近代文化的许多方面是从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中产生的。基督教对人的关怀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古代希腊罗马人，正因为如此，基督教创立了许多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和机构，古代人在这方面却没有可与之相媲美的成就。而且，早期基督教极力反对一些野蛮行为，例如杀婴、弃婴、残忍地欣赏角斗士表演等，恰恰是针对古希腊、罗马人之所为。


　　该书所在的“基督教文化译丛”总序说：“两千年来，基督教一直在塑造着人类的文明，影响着它传到之处的文化。”实际上，基督教文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远远大于基督教本身对人类的影响，也可以说，基督教通过塑造人类文明而广泛影响人类社会。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接触基督教的情况下享用基督教文明，因为我们生活中许多文明的、先进的制度、观念、行为规范等等，是在基督教精神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6-03-15

黄敏兰简介


　　黄敏兰，女，生于1953年，北京市人，曾经在陕西省插队、工作，史学学士。现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近代史学史研究。目前正从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研究：以“五老”的史学实践与思想为重点》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一、专著

　　1、《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345/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8

　　2、《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河南人民，1995

　　3、《百年学案.历史学卷》，370/千，陕西教育出版社，2001

　　4、《20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466/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5

　　5、《全球化与南北差距──世界经济文化历史概要》（文暖根主编，撰写部分章节），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3. 1

　　二、论文

　　1、《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非封建制》，10/千，《西北大学学报》，1999第3期

　　2、《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13/千，《史学理论研究》，2000第1期

　　3、《梁启超与五四运动》，10/千，《江汉论坛》，2000第2期

　　4、《换一个角度看梁启超》，0.2/千，《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2.21

　　5、《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论思考》，14/千，《史学理论研究》，2001第4期

　　6、《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论思考》，1.5/千，《史学理论研究》，2002第2期

　　7、《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10/千，《史学月刊》，2002第2期

　　8、《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讨》，2 0/千，《史学月刊》，2003第1期

　　9、《梁启超对现代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10/千，《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第1期

　　10、《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20/千，《史学月刊》，2005第5期

　　11、《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7/千，《探索与争鸣》，2005第11期

　　12、《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三、学术资料

　　1、《西方大思想家文典：韦伯卷》，350/千，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1

　　2、《马克斯.韦伯》， 350/千，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5（思想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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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全球教育业的杰出贡献--大学高等教育的创办与推广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摩西(申命记六章 6、7 节)

　　你看见的每一所学校  公立或私立，宗教的或世俗的  都是对基督信仰一个显而可见的提醒。每所学院和大学都是。这不是说每所学校都是基督教办的，然而这句话的相反时常也是对的。这里只是说明大众教育乃是立根于基督教的现象。这不是说在基督教未产生之前没有教育，当然有，只不过它仅限于提供给贵族而已。是基督教兴起了全民教育的概念。大学也是有立基于基督教的现象；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基督徒为基督教的目的而创立的。虽然今天它们当中有许多对基督教信仰相当有敌意，但事实却是由于基督徒的流汗和牺牲，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其它大学等，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设立的。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神的话。这源自于它强壮的犹太教根源，因为基督源自于犹太教。基督徒时常被称作「圣书人」(people of the Book)，暗指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新国际基督教会字典》的总编道格拉斯博士(J.D.Douglas)写道：「从一开始，圣经就和教育一同携手，……基督教是一个在教导上极为优异的宗教，且它的增长大部份就是来自一个教育性的故事……随着基督的传播，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了比较正式的教育模式。」

　　即使在黑暗时期，当大多数的人都是文盲时，仍是基督教的祭司和修士延续着学习的工作。并且，随着迦修多儒(Cassiodorus，罗马作家)的领导，基督教修士不辞劳苦地拷贝许多基督教和异教的古卷。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们就不会存有许多这样的作品。

　　许多世界的语言最先都是由基督教宣教士编撰成文字的，为的是帮助当地人能自己阅读圣经。今天的情况仍然是这样。许多部落的语言均是在禾场上的基督徒使之形成文字的，譬如，翻译威克里夫圣经的译者在世界各偏远地区，就是在做这项工作。这是一项继续不断的工作，借着提供人们属于他们自己语文的圣经，宣教士还以提升全世界的读写能力，作为一项天然的副产品。这是一个始于几百年前即有的趋势。



　　第四世纪时，勇敢的乌斐拉(Ulfilas)在凶恶的哥特族人当中作了四十年的宣教士，后来又作了主教。他在工作上一再地「受到扰乱的逼迫」。他虽是一位亚流派的信徒(Arian)，却是第一位把基督教介绍给日耳曼民族的人。他的宣教工作获得了良好的结果，因为「多亏乌斐拉，这些掠夺者最后变成了和平的使者。」

　　乌斐拉为了能翻译圣经，曾仔细地研究他们的语言，好使之成为文字。这表示「他必须设计出一种字母来表达当地的语言。」这样的翻译工作十分重要，著名的历史家来德里指出，这「也许是第一个或第二个范例，自此以后便有好几百种语言被基督教宣教士编译成文字，用之来翻译部份或整本的圣经。」

　　区利罗(St. Cyril)和麦脱丢(St.Methodius)的著作是基督徒使不成文的语言形成文字的一个著名例子。这两位弟兄来自帖撒罗尼迦，他们一同到摩拉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宣教，以「南斯拉夫使徒」出名。据报导他们为了要把圣经和圣餐仪式翻译成斯拉夫语文，研发出一种今日称之为「区利罗字母」的字体。有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些字母出现在俄罗斯的新闻报导或在民航局飞机的侧边。区利罗曾说过：「你会不会因为只认可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却谴责其它民族又聋又哑而觉得罪过呢？」区利罗自己可能并不是为用他的名字作为命名来研发这种字母，但是有关区利罗「传奇性」的一生都归功于此。「今天超过廿亿的人在使用斯拉夫字母沟通，意味着它的价值超过一百种语文。」有趣的是，在无神论的俄罗斯境内，他们大多数的著作均是用某位基督徒翻译者所研发的一种字母所写的！由此可见，基督教信仰对提升全世界的教育和听写能力是大有助益的。

　　平民教育的概念直接源自宗教改革时期，虽然在第十六世纪前已有偶尔的教育改革企图。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九世纪的法国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的改革。查理曼曾聘请阿尔昆(Alcuin)尽可能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人民提供受教的机会，但自从他去世后，这整个计画就渐渐止息了。直等到圣经再度成为基督教的焦点时，平民教育才正式诞生。

　　美国著名的教育学作家布鲁门斐博士(Samuel Blumenfeld)在着写这本引起人争议的书《平民教育有需要吗？》(Is Public Education Necessary)时，曾为平民教育的起源作过研究。他证明平民教育之根源应回归到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身上。宗教改革家相信唯一能稳固新教的方法就是让人们(平民)亲自研读圣经。布鲁门斐说道：

　　现代平民教育的概念，即学校教育的开始，最先是在新教改革期间于欧洲兴起的。当时教皇的权威已被圣经的权威所取代。新教之所以敢起而反抗罗马，绝大部份是读经和解经的结果，这时，很明显地，对清教徒领袖来说，如果改革运动要继续生存并兴旺的话，有一件必须要作的事，就是向社会所有阶级广传圣经文学。

　　有趣的是，布鲁门斐之所以相信基督就是因为读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当布鲁门斐在研究学校教育的起源时，他发现每当研究到大众教育的概念时，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加尔文。所以他感觉到自己需要读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结果他读了基督教要义，然后相信了基督。

　　以「现代教育之父」闻名的新教徒柯墨纽鸟(Comenius)是十七世纪摩拉维亚的主教。路德的看法在他的国家里极具影响力，就如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国家中，加尔文在推广教育上有极大的贡献一样，这位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被视为是许多国家「真正的」现代教育之父，包括美国。已故的美国神学家波特那博亡(Dr. Loraine Boettner)写道：

　　历史再一次清楚地见证加尔文主义和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加尔文主义传到那里，它就影响到学校的建成，对教育的普及化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是一种需要知识分子的制度。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的存在和人们受的教育有蓍极密切的关系。

　　加尔文留给我们许多可兹纪念的教育理论和实用方法，日内瓦学院就是早期清教徒和他们的继承人留给世人一个设立学校和大学的榜样。加尔文提倡教育的目的是要人们认识神，并尊崇祂是神，以致我们在工作和生活里可以认识神。他写道：「人真正的智慧在于认识神  祂是创造者和救赎者。」因此，什么是教育的内容呢？它始于神的第一本书  圣经，让人从中明白一切的真理来自神；另外，加尔文以为我们还应该研读神的第二本书  亦即神从「大自然」中所启示的真理。

　　加尔文在日内瓦推广平民教育的模式，今日已成为全世界的一个榜样。当诺克斯(John Knox)从苏格兰前往日内瓦访问回国之后，即说到在日内瓦已产生了自使徒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基督教学校。在那里凡事均按圣经行事，而这也是当年清教徒带到美国的最大遗产。

　　加尔文还对教育儿童的职责有很坚持的意见。他宣称圣经清楚地表明最终的责任是在父母，不是国家，亦不是教会，但不是由父母来控制教育。圣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父母的职责是让儿女接受敬虔的教育。圣经教导儿女乃是神的赏赐，他们只是暂时的交由父母管理，而身为父母者有责任要让他们接受敬虔的教育。为人父母应该用神的教育和训诫，逐字逐句地教训养育孩子，使他们明白神的真理。

　　由于大多数强调神话语的国家都受到了加尔文和路德的影响，也因此这些国家皆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到了今日，在文化被玷污之前，一项专门针对世界各国读写能力比率的调查研究显示：那些鲜少接触神话语的异教国家，譬如印度，读写能力的比率是百分之零到廿之间。而受到罗马天主教影响较深的国家，则拥有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比率。注意几世纪来，这些国家并未再强调阅读神的话语。同时间，另一些十分强调读神话语的地方，比如第三世界大部份的国家均受到新教的影响，结果读写能力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四到九十九点九！

　　我们来思想一下美国这个国家的教育史；看看它如何为基督教教育的提升作了一个活生生的描述。当开国祖宗和清教徒刚来到这个国家时，教育仍极度贫乏。不久，他们就在殖民地上要求合法地实施教育。早在1642年，清教徒就通过一法令，要所有的儿童均接受教育；且在1647年通过一项称之为「老迷惑者撒但条例」(Old Deluder Satan Act)，在各处设立公立学校(和当今的学校教育有些不同)。这条例命令各乡村需要聘雇老师。「老迷惑者撒但条例」的名称和魔鬼有关，由于人们对圣经的无知，以致使它得以有机会介入人的生活里面。「老迷惑者撒但条例」可说是英国殖民地上第一条要求教育的法规：

　　撒但最主要的伎俩之一就是不让人们认识圣经……因此，法庭和官方命令在其管辖区内的每一个城镇，当他们增长至五十户时，就必须立刻在他们的乡镇里指定一位代表，由其来负责教导儿童读写，其薪资则由父母或一般居民共同支付。但每个乡镇代表所需谨慎考虑的事情之一，就是让那些送儿女来受教的人不会在支付费用上感受到压迫。

　　最先于 1630年到达美国的清教徒，在来到殖民地不到廿年的时间，就命令他们的儿童要接受教育。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如此他们可以亲自研习圣经，而这也是学校教育的最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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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用来教导儿童的教材当然是采自圣经和其它基督教的材料。新英格兰初学课本即是藉用圣经的主题来教导字母。譬如，这本「初学课本」即用圣经中的人名来做英文字母的普遍解释：

　　A–在亚当(Adam)的堕落里，我们都犯罪了。

　　B–圣经(Bible)的心意，希望人找到天堂。

　　C–基督(Christ) 为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D–洪水(Deluge)淹没了大地。

　　E–以利亚(Elijah)藏在溪边，乌鸦供养他。

　　F–审判使非利士(FeIix)害怕。

　　以此类推……。

　　清教徒的子女还借着所谓的「文字版」来学习读写。初习者常是从一张镶在一个有把手的羊皮纸上学习字母和主祷文。

　　这种让基督教和教育的关系如此亲密的模式，在殖民时期过后的美国仍不断实行着。譬如1787年美国第一次国会通过西北法令，宣告「宗教、道德和知识对优良的政府和人类的幸福是必须的，政府应要永远鼓励学校的建立及教育方法的革新。」

　　从 1620 年清教徒登陆至 1837年，这二百一十七年以来的美国，事实上所有的教育都是私人和基督化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历史到今天不过只有一百五十年而已)。因此很明显的，美国教育的根基乃是立在基督教的教育上。

　　美国一般人都很熟悉麦高菲读本(McGuffey""""s Readers)。这位叫威廉麦高菲(William Holmes McGuffey)的作者，是一位长老会牧师。至今这个读本已售出一亿二千万本以上。几十年来，它几乎已成为美国小学教育的脊柱。麦高菲读本早期的版本明显的都是基督教的内容，稍后的则是以基督徒的道德作为根基，主要仍都是道德教育的内容。韦士特霍夫博士(Dr. John Westerhoff)为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神学院的教授，着写了麦高菲的传记，书名是《麦高菲和他的读本》。韦士特霍夫在内文中写道：

　　基本上，麦高菲读本指引人们为救恩而活，建立与神亲密关系的生活目标。他们的目标首先在宗教，然后是道德，最后才是知识。因此，若是觉得麦高菲读本比较像是一本神学课本，也不足为奇。由于我们生在罪中，注定要受诅咒，神在基督里和那些向祂悔改的人和好，并赐给他们永生。得救和称义因此是信徒人生的目标。而这就是麦高菲读本有神论的世界观相价值观。

　　这读本对上个世代的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在美国他们用此基督教的信仰教育了数百万人，其所造成之冲击力十分深远。只不过后来发生了一场世俗化的变动。在麦高菲去世后六年，新的读本虽沿用他的名字，却将之「严重地世俗化」。韦士特霍夫写道：

　　加尔文的神学和伦理学已被美国中产阶级的平民宗教、道德和价值观所取代。也因此，对那些深深悲叹今天学校课本已都市化、世俗化、社会化和道德多元论的人来说，这个麦高菲读本就像是一股清流，无疑是来自神对美国的一份祝福。

　　总体来说，无论是第一版或是以后的版本，麦高菲读不对美国小学的影响长达七十五年之久。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 1928年时又再版了 1857年版的麦高菲读本，只因他很尊重它们。福特写道：「我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读麦高菲读本长大的。而大部份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至今犹存，都对读本的编辑非常地尊敬。」

　　早期的美国教育是基督化且相当成功的。



　　基督教带给学校教育的礼物并不仅只有低年级的教育，大学的现象也是来自基督教会的影响。大学是直至中世纪后半期才开始设立的。前纽约大学历史学家瑞瑟(Joseph Reither)写道：「大学是中世纪的创作」。已故的曼彻斯特大学中古世纪历史学教授海德(J.K.Hyde)在 1986年去世时，指出世界所有的大学都应该回溯到牛津、巴黎和波隆那三个典范。这三所大学则要追溯至公元1200年左右。在牛津和巴黎，基督教神学和亚里斯多德思想是最主要的科目。在波隆那，其主要的科目则是教会和民法。在这三所大学之前，正规大学在当时并不存在。

　　一般大众接受的大学定义是来自拉希德所说的：「一个学术的协会，无论是师长或学生皆致力于较高的教育和研究。」根据此定义，大学的根源因此而起。这三所大学之后不久即出现了英国的剑桥大学。以后，当一地区的大主教或一些官员陆续允许教师在他的牧区教会学校以外设立学校时，其它的大学便开始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了。

　　在其它早期的大学里，主要的科目是来自历代教父和教会学者的教训，及最困难的基督教教义；同时也探讨亚里斯多德和希腊之哲学。但是整体来说，基督教神学是学校的基础，是基督徒设立基督教学校的目的。

　　相信很多人会惊讶，何以过去这种有系统、富哲学性并深入的方式以追求认识神，所导致各地兴起的大学现象；今天却只看到大多数的大学均表现出一个和基督教信仰完全相反的世界观呢？接下去我们会看到原因，但不容否认的是，最先是基督教信仰兴起了更高等教育的概念。

美国的大学

　　美国最起初的一百廿三所学院和大学几乎都源自基督教。它们都是基督徒为基督的目的设立的，主要是为了训练教牧。陈宏博博士(Paul Lee Tan)宣称：

　　在独立战争之前，除了宾州大学之外，每一所在美国设立的大学，都是某些基督教教会的分会所设立的。即便是宾州大学，布道家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亦在当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哈佛、耶鲁、布朗、普林斯顿、纽约大学、西北大学，以及其它许多学校都是完全源自基督教的。哈佛是在约翰哈佛牧师捐献金钱和书之后开始的。在哈佛大学入口的石碑上刻着这些字：

　　在神让我们安全抵达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立家园、增加谋生技能，设立方便地点好敬拜神，也建立了市政府；紧接着我们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更多地学习，以惠及后代；唯恐当我们归于尘土时，只留给众教会一个没有文化的职事。

　　达特茅斯(Dartmouth)神学院是为训练向印地安人传教的宣教士而设立的。威廉和玛丽(William and Mary)大学的建校宗旨即明言是「为传扬基督教信仰」而创立的。1754年办的金氏(King""""s)大学，即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其一份早年的文宣中写道：「这所学院最主要的目标是教导和吸引儿童认识耶稣基督。」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则说：「一切和基督十字架相违的学习是被咒诅的。」

　　今天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这么地世俗化，很难想象它们是为荣耀神和促进基督教信仰而设立的，然而许多校园的建筑物都见证了它们乃是来自基督教的根源。最近我读到一篇论到学校校规和原则的声明，上面说到所有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认识永生神耶稣基督，一看竟然就是哈佛的校规！想到在不知不觉中大多数的机构竟背教变节，就真觉是一件悲哀的事！谁会想到今日神的话语，就是在这些基督徒流血流汗设立的学校里被讥诮呢？

全世界的教育

　　基督教不仅帮忙教育美国和西方，且在上两个世纪里，又借着基督教的宣教士教育了数以百万计的第三世界的人。基督徒在偏远的森林地带设立学校，把不成文的语言译成文字，教导各国国民读写的技能。在众多的国家解除殖民地之前(约在 195O 至 70年间)，均是基督教宣教士在负责大多数的教导。

　　一位对菲律宾人宣教的美国宣教士刘百克(Frank Laubach,1884～197O)发展了一套训练读写的课程，至今六十年来一直被全世界用来作为教导，包括如何教导成人读写。刘百克是一位「读写能力的拓荒者」。他的口号是「一对一的传授」，并创立了刘百克国际读写会。估计至少有二百个国家，超过一亿的人使用刘百克的方法教导识字，对象包括许多国家里的文盲。可以说，基督教比世上任何其它力量更有助于推广教育和读写能力。

　　有关基督教如何推广全世界的教育和读写能力是不可能一下子说得完的。譬如，十八世纪末期的主日学运动是由英国的雷克斯(Robert　Raikes)所推动的。这个运动的目的乃是为穷苦的儿童提供以圣经导向的学校课程，否则他们不会有机会受到这样的教导。再一次地，基督教使教育普及到了一般群众，在一些衰微的市区中由于有着非常优异的基督教学校，以致为许多穷苦的儿童提供了一条生路。

　　如果没有耶稣，人仍会留在罪和无知的黑暗中。一般人是不可能有机会接受教育的。然而不幸的是，曾经浸浴在福音真光中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竟又重回到罪和无知的黑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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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作者：磐石
    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螺旋思维,习惯迂回。
    西方人重视抽象思维,喜欢下定义;中国人重视形象思维,习惯比喻。
    西方人喜欢分析思维,万事一分为二;中国人侧重综合思维,讲究天人合一。



    从远古开始，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就寻找驯化野生动物的方法为人类服务了。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跳舞和表演等艺术也就随之诞生了。人驯化动物在为了运输、狩猎、看家、农耕的用途上也添加了新的内容：在表演艺术方面派上用场。这当然要从已经驯化成功了的家畜开始。随着竞技市场的竞争激烈，西方勇敢的驯兽师们就向最恐惧的动物之王----老虎和狮子进军了。其实在西方人看来，老虎也应该怕打。棍棒交加，肯定能把老虎打怕，然后打服。只要服了，因循利导就能驯化成乖猫。大棒加牛肉，久而久之就找到了驯虎的门路。直到把虎驯的肯让 把头放入虎口。相反，中国人谈虎色变，从未有人敢想过把那见人就一口咬死的猛虎能驯服。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让老虎把嘴张开把 的头放入虎口以为那虎肯定是假虎。所以，中国人没有玩虎的。


　　然而西方人驯化不了猴子。因为猴子是群居动物，群居动物就要有统治者也就是猴王。猴王如何产生？那天下是一级一级的打下来的。当上猴王后，仍然危机四伏。因为看好猴王位子的海着去了。没有自动让位的猴王，想取而代之者就要与老猴王决一死战。老猴王直到被打死为止绝不让位。所以，人用棍棒打猴子，那猴子虽然承认你与猴子长的接近，但猴子绝不听你许大马棒的指挥，它要你许大马棒听猴专员的调遣。猴子的智商很高，能理解出玩猴子就是对它们的极端羞辱。打死也不会让你羞辱，这是天性。西方人棍棒打不服猴子，久而久之也就放弃了。


　　中国人有办法玩猴子。把一只欢蹦乱跳的大公鸡在猴子面前用快刀把脖子割断。因为猴子是靠吃野果为生，见不得血。非但如此，一个笼子里放上十只猴子，当看到把那公鸡杀的血光四溅后，用手指指笼子中的某一猴子，另外九只就立刻把那被指的弟兄扔出来！你再去指第二只，那八只又会帮忙将那第二个兄弟扔出来。直到最后一只为止。


　　中国的统治者们从驯化猴子的方式中得到了什么启发呢？就是用同样的方式驯化人。那就是“示众”：就是把人头割下后，挂在出入城的城门上。让你毛骨悚然，心理立刻崩溃。这比打厉害多了。因为不怕打的人海着去了。甚至用各种刑罚惨不忍睹仍有不服者。文革时给被专政者戴高帽游街示众。那纸帽子并不重，目的是让那看热闹斗人的人乖乖的听话。可怜的那高高兴兴、情绪激昂看热闹斗人的国民们，他们还以为那高帽仅仅是为了惩罚被斗者而与自己无关！彭真以为老毛手“指”的是吴含，立刻把吴含从笼子里扔了出来；刘少奇以为老毛手“指”的是彭真就立刻亲去杭州向老毛主动把彭给扔了出来；林彪以为他帮忙扔出了不少猴子了包括刘少奇，老毛不会在“指”他了。其天真如同那笼子里的最后一个被接受驯化的猴子。


　　不要以为这是老毛的专利，其实几千年一直如此。远的别说，明朝的300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就拿最后的皇帝崇祯来说，被驯化好了的猴子们纷纷向他打小报告。搞得崇祯疑心重重，在位时竟然废掉七十多位宰相。相比之下让老毛汗颜。


　　中国人驯化猴子的招术曾传到东欧。西方人驯老虎的招术并未被中国人采纳，至少在我出国前还没看到过人头钻进虎嘴的表演。


　　对中国人来说，打死他们也想不到敢驯老虎，所以对于强大的外部势力只好躲的远远的。因为不了解的外敌很可能是老虎。西方人打死他们也想不到“示众”这毒招，就象想不出驯化猴子的方法一样。


　　久而久之，这就造成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国人最崇拜的是武松就因为他把一只病虎扛回酒店。老虎是非群居动物，猎食从不成群。中国人见了老虎，只要不是自己一人，不需要跑的快只要不是跑在最后就够了。甚至干脆给弟兄使个绊子让老虎吃着那弟兄自己再走不迟！这才是中国几千年盛产汉奸的原因。抗战时汉奸伪军人数是日军的十倍而且拿着的是日军发给的三八大盖。用不着国共正规军，那十倍于日军的汉奸又了解日军军情一天就把日军报销了。那杀人如麻、征服天下无敌手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第一件事竟是修长城以防外敌---他心目中不可征服的老虎。这要是唐后主、宋高宗们想出来的也算了，可这竟然是秦始皇的倾国力之策。这实实在在反映了中国人与西方人思维的差异以及从此而产生出来的文化差异。老百姓就跟着家家高筑墙了--邻居也是虎了。便有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千年古训。


　　今日仍然如此。台湾大陆双方争着明买暗窃美国武器为的竟然是杀自己弟兄。而且双方找美国，用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套上把绳子的另一头交给美国。


　　西方人的驯化老虎的直线思维必然带来自然科学的诞生。打仗对兵器的依赖程度高是自然的。人与人之间建立互信机制也很容易。中国人驯化猴子的曲线思维必然带来人的奸诈无比。虚幻的情感统治着言行。自然科学不可能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诞生。“义”字是最高境界了，因为见了老虎先使绊子让同志死自己活毫无“义”字可言，那“义”字便有千钧之重。统治者们用驯化猴子的方式驯化人，这样被驯化出来的人在老虎面前“打小报告”、“落井下石”、“划清界线”，养成了完整的一套汉奸心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极其艰难。因为社会制度如同大厦，而文化才是根基。不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专制文化就实行民主制度如同在沙滩上建楼。150年来，中国不是没有过民主宪法，那民国初的《临时约法》相当不错；也不是没有过两党并存，中共建党于1921年，国民党建于1924年，结果杀的你不死我不活；更不是没有过崇尚民主的改革家，袁世凯就是选举出来的总统，一个大智大勇的改革家。不说别人，就连主张民主的孙中山就极力破坏袁世凯的总统政府和民主制度。我当不上总统就拆台你也别干好。说到底是因为没有改变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此文化与民主法治制度相差甚远。


　　有不少学者试图从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找差异，但多数找出来的基本上是文明程度的差异。本文是在思维差异导致文化差异方面的初步探讨。


　　那么，如何改变思维方式与传统文化？简单的说应该是“反驯化”过程。找出人民不再被统治者奴化(驯化)的路子。



    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凸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妨以西方乃至印度 的学术思想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 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 存 。” 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