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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转载] 中西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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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18 14:49:2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 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苏东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8-6 11:21:47 | 显示全部楼层
东西文化碰撞下的富豪继承危机
发表于:2012-07-24 10:56:02
7月13日,香港廉政公署以8项罪名起诉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及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董事总经理郭炳江和郭炳联等5名被告。新鸿基地产当晚宣布委任两位新副董事总经理,委任郭家第三代为替代董事。新鸿基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地产公司,事件肇因据信系郭氏三兄弟争夺家族企业控制权。

上世纪60年代创业发家的成功商人,今时今日创始人即使未过世,也已准备交班。创始人向富二代过渡容易发生继承危机。香港近年正处于继承危机高发期,每年都爆发数起豪门争产官司,富豪家族人人自危,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氏兄弟卷入官员腐败案,本质上还是继承危机,而且是比较恶性的一例。

香港继承危机高发,与东西方文化交融有关。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孝道,孝是一套代际传承的伦理和制度安排,事实上代际传承在各种文化类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也就是说,东西方各种传统文化都会有所束缚,但同时也能减少纷争。现代生活方式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往往是以一种传统取代另一种传统。假如多种传统熔于一炉,选择是多了,可是纷争也会多起来,香港就是这种情况。

继承安排,概而言之无非四大类:诸子均份、嫡长子继承、兄终弟及和幼子继承。嫡长子继承制流行于欧洲和日本,这种制度安排中,嫡系非长子要么从军替国王打仗,要么入教会当教士或骑士,要么沦为佃农。英国哈里王子参军上前线,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的缩影。嫡系非长子虽然没有继承权,但是还有贵族名分,参军打仗在封建时代是贵族特权,有望以战功获取爵位和封地。最惨是私生子,名和利都没分。《罗马法》规定男人除正妻之外可以娶一妾,但是庶子和私生子一样没有继承权。法国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曾专门创作了戏剧《私生子》,予以抨击,但是法国大革命后颁布的《拿破仑法典》,仍然规定:“非婚生子绝不得为继承人。”

中国是财产诸子均分的典型,明朝法律《大明令》规定:“其分拆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数量与半分。如别无子,立应继之人为嗣,与奸生子均分。无应继之人,方许承绍全分。”私生子的继承权为亲生子的一半,与过继的儿子相同。中国宗法制度也受印欧人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但是局限于爵位继承。

诸子均分的好处是家庭纠纷易于内部解决,不假手外人,但是再富的豪门巨贾也经不起几代诸子均分,所以中国有大姓巨族却鲜有世袭豪门,所谓富不过三代,继承制也是原因。嫡长子继承制优劣正好颠倒,封建时代资产就是土地,土地不会贬值,贵族靠收地租可以一直富贵下去,一旦只有女继承人,还会与夫家兼并出更大的地主。连国家都会兼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英国)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诸王室联姻的结果。嫡长子继承制的缺陷是一旦家庭内部出现变故,极易受外来伤害,对公权力依赖较大,欧洲贵族传承往往需由国王做鉴证,国王传承由教廷做鉴证。欧洲有很多战争是由继承危机所引发的。

现代主流婚姻家庭制度,综合了欧洲的一夫一妻制与中国的均分继承制。香港特殊的法律环境,给港人保留中华传统的机会,也给港人引用西方习俗的机会。长子守业,次子创业,李嘉诚的安排颇有西式长子继承制色彩。霍英东生前的财产安排则综合了东西方传统。香港豪门几乎一家一种安排,尽管都留有遗嘱,却难免诉讼发生。华懋集团原主席龚如心生前、死后两起遗产官司打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1:25:43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德强:从炎黄传说看中西文化差异(下)
内容提纲

阪泉之战VS特洛伊战争

“釜山合符  龙”的历史智慧

没有权力体系的社会才是真正的乌托邦

要防止西方以“上帝”的名义对其他民族进行清洗



阪泉之战VS特洛伊战争

主持人:但是这个战争,传说中留下的结果就是黄帝把炎帝给放了,后来两个部落重归于好。这么一个结果不禁让我想起前几期节目反复讨论到的西方神话中的具有同等地位的一场战争  《荷马史诗》中记载的“特洛伊战争”。里面同样是交战双方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方是希腊联军的最著名的战将,也就是《荷马史诗》所最为称道的第一英雄阿基里斯,一方是特洛伊的军队统帅赫克托耳。当时阿基里斯在特洛伊城下打败了赫克托耳,结果和炎黄之战很不一样,阿基里斯当着城墙上悲痛欲绝的特洛伊将士们的面把赫克托耳给杀掉,拖着赫克托耳的尸体绕着特洛伊城足足跑了三圈,之后拉着尸体扬长而去。后来,希腊联军又用木马计攻破了“特洛伊”的城门,进行了屠城。

您说在东西方神话史上具有同等地位的两场最早的、最重要的战争这个结果存在差异的背后能不能解读出一些东西来?

韩老师:黄帝打败炎帝,炎帝心悦诚服地归顺黄帝,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神话版本,有点像后来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七纵七擒使得孟获后来称臣于蜀国。

中国的古人是“以德服人”,不是“以力服人”。为什么要相互打,不见得是为了地盘,不见得是为了把你的人变成是我的奴隶,而有可能是因为你不讲道理、破坏规矩,我要打你。这样炎黄才有可能最后成为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后来去打败了蚩尤,那么我们今天也被称为炎黄子孙。我感觉这样一个神话源头,确实更容易让人接受。如果我们今天是炎黄子孙,但历史上的炎帝和黄帝杀得你死我活,谁也不服谁,最后是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屠杀、屠城、灭族,那我们就没办法称自己叫“炎黄子孙”。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是黄帝打败了炎帝,以德服人,以德化人,两个部落结为一体,这是良好的中华民族历史的开端。我确实愿意这样去相信,但是到底怎么样,也难说,毕竟只是传说。

另外特洛伊木马的故事也是个传说,赫克托耳怎么拖在马背后被拖死,以及最后希腊联军灭掉了特洛伊城进行屠城,把活着的人做奴隶,其实也只是传说,我们也无法确证。但我也确实更愿意相信这样的故事可能和后来的历史演化比较相近。从希腊到罗马,从罗马到今天的美帝国,你会发现西方一路战争杀戮,然后把活着的人当奴隶的历史,真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中国呢,有炎和黄之间的和解,又有后来诸葛亮的七擒孟获,一直到最后,比如1949年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去打败蒋介石,说的是打倒国民党反对派,然后把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委员会、国民党的40多名高级将领起义投诚,说看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来现在只有共产党能够实行,那我们就归顺共产党。这故事就一脉相承。我们的敌我双方之间有一个“道义之争”,把对方都看成是人,只不过道义不一样。但是西方是以利相争,就是你的地盘、你的人,我去剥夺你,所以这样就是你死我活,不可开交。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华民族更愿意和解,我们最推崇的是“和”,和谐,和合,每个人有饭吃;西方文化更愿意战争、屠杀、奴役、掠夺。本部落本社会内部相对比较平等,对外就不把人当人看。十一二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就把异教徒杀掉;后来美洲是大开发、大殖民也是把美洲殖民地的人给杀掉;美国后来的西进运动,把北美十三个州以外的广大的印第安人都给杀光。它是这么一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利比亚不听我的我就灭了你,伊拉克不听我的我就灭了你,灭人国、杀人君。

西方为什么是这个逻辑?探讨这个原因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这个观点,说西方人是游牧社会,他们是游牧民族出身,他们杀起人来跟杀动物是一样的感觉。中国也曾经经历过游牧社会,渔猎社会,这个就是伏羲时代,可是到了神农之后就进入农业社会又多了点手工业之后,它就特别适合定居,定居的人就特别珍惜生命。特别珍惜生命就愿意相互和解。游牧社会的特点是一方面是到处打猎,到处屠杀;另一方面也担心被别人屠杀,所以就不珍惜生命。或者是对别人的生命就毫不珍惜,然后就把自己的生命就过于高扬,这样就形成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沿着这个路径下去,就是说中国有没有一个奴隶社会,我其实非常怀疑。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的战争方式不容易产生奴隶。因为我不是说把对方那个部落灭了之后,反抗的人杀掉,不反抗的人当奴隶,中国没有这个思想。所以中国有没有一个因战争而产生的奴隶社会,我怀疑!但西方确实因战争而产生奴隶社会的,有这么个历史缘由。罗马帝国就是一个因战争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奴隶社会。

主持人:那也就是说至少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这三个时期,我们不能按照我们历史课本里面以前五阶段论的说法,就给简单地套上一个奴隶社会的标签。

韩老师:对!我觉得这个夏朝、商朝、周朝都是有奴隶的,我大概承认!但这要害是奴隶数量是多是少?是不是社会的主体?以及奴隶是怎么来的?我估计我们夏商周的奴隶是契约奴、债务奴,就是欠了钱你还不了,还不了你就给我做长工、做奴隶。但是这个奴隶数量就非常有限。

那么罗马这个奴隶社会的形成就是因为罗马帝国到处征战、杀戮,然后把活着的人都当作了奴隶。它这个罗马帝国的奴隶的数量和规模就及其庞大,它可以称为奴隶社会,这个没有问题。但中国夏商周有奴隶,但不是一个奴隶社会,以为奴隶可能不占主体。所以东西方文化不能相互套用,中国文化也没法套用到西方去,西方文化也没法套用到中国来,这个才叫更加实事求是地去理解世界历史。



“釜山合符  龙”的历史智慧

主持人: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黄帝和炎帝的神话传说中。黄帝和炎帝合并为一个部落之后,又和蚩尤发生了一场重大战争,这个战争就是传说里面著名的涿鹿之战。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黄帝和炎帝打败了蚩尤。他们经过阪泉和涿鹿两战皆捷之后,黄帝这一方就势力大增,声威远播四方。据《史记》记载,黄帝作为盟主,当时整个部落联盟出现了“兵祸息、万国和”的局面。当时就在一个叫做釜山的地方搞了一个历史上叫合符釜山的事情。那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进行合符呢?

韩老师:首先一定要搞清楚,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是在汉朝,汉朝离炎黄和蚩尤打仗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三千多年了,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千年了。所以司马迁也已经带了道听途说的成分。就是说到底当初是怎么样,其实我们还只是猜测。无论是《商君书》还是《史记》都不足以为证,不足以去描述炎黄和蚩尤的那场涿鹿之战。

所幸最近有一个河北的企业家叫孙大武。孙大武老家在河北徐水,徐水附近就有一座山叫釜山,那个传说中的釜山合符,无论是史料的,还是民间故事的都能够和那个釜山合符的故事契合的上。然后他带了一支考古队去考古,说当初打败蚩尤、釜山合符就在这儿,然后那个釜山上还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和建筑,可以作为依据。当然历史的真面目我们还是不清楚!那么釜山上留下来的传说是一个什么传说呢?就是黄帝打败蚩尤以后,把中国大地的各个部落召集到一起,开了一次会议。这个会议的意思是说,以前的仗打了就打了,以后咱就别打仗了,今后就是中国大地我们都是一家!怎么变成一家呢?因为本来是各个部落啊,各不同的部落联盟啊!怎么叫一家呢?就是把各个部落的图腾,取出一部分来,构造一个新图腾。比如说过去的图腾是熊、是豹子、是蛇、是比如说孔雀、比如说是大雁、比如说是老虎,总之吧,原来中国大地上有各种各样的部落,那这个部落比如说取出蛇身、比如说取出老虎的胡须、取出比如说金鸡的鸡爪、比如说取出以鱼作为图腾的那个部落的鱼鳞。这样就合成了一个新的图腾,叫釜山合符。这合出来的东西就是龙!

主持人: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图腾!

韩老师:这个图腾的意义在于什么呢?这个图腾的意义在于所有部落都是我们这个新的社会的共同成员,不是说谁高谁低,我们是共同合成一个大社会。不是说我灭了你之后,你这个图腾就消灭了,我这个图腾就插到你的土地上了,不是这样!所以它体现了一个平等、和谐、合作的意思。第二层的含义是说,图腾这个词其实也是个西方用语,西方人类学所用的词汇叫做图腾。我们古代没有用这个说法,我们用的大概是“符”,“符”是什么?“符”按中国文字就是符号。中国调动军队用的就是合兵符,比如说一个老虎图案,劈成两半,这两半如果对上就可以发兵,调动军队。所以中国讲的这个“符”和西方讲的图腾是有差异的。图腾就是一种象征,但我们这个符其实是一个权力的符号,就是一个权力体系。所谓釜山合符就是说不同的权力体系合为一个共同的权力体系,你可以做这种理解。这样理解才可以理解中国古人的政治智慧恐怕是更高明的。

主持人:我们下面接着聊龙这个问题。龙这个形象很有意思,现实生活中我们压根就没见过龙,而且龙究竟长什么样也众说纷纭。而不像西方,比如说印度佛教里面它有观音这么一个形象,在俄罗斯它的象征就是一只双头鹰。那么我们这个“龙”,我们该怎么去看它?

韩老师:“龙”确实有多种说法。我刚才讲的只是其中一种说法,也有人说本来是有“龙”这么个东西,后来灭掉了,如何如何的。我更愿意去认同“龙”作为各部落合符所形成的共同的权力体系这么个象征。但“龙”在中国文化中又有另外一种含义,就是可大可小、能显能隐、能伸能缩、腾云驾雾、吞云吐雾、神通广大、无所不能,这个是“龙”的形象。曹操和刘备当时论谁是英雄的时候,大概就说过类似的话。“夫英雄者,包容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这个形象实际上是一个“龙”的形象,就是说英雄跟龙、跟帝王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人不太能理解“龙”这样一个符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命运是自己主宰的,我们都是平等、自由的,因此谁说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对吧?你会发现,当一个社会它形成一个巨大的权力体系的时候,处在权力核心地带的人在外人看来就是具有一种能显能隐、能伸能缩、吞云吐雾、包容宇宙天地的能力。无所不能啊,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生杀予夺,好可以好到天上去,叫“圣人出,黄河清”;坏可以坏到地狱去,一旦暴君荒淫无道,地震啊、洪水啊都可以爆发。

所以就是说人类社会最大的困境就在于我们如果是小国寡民,就不会出现“龙”这种形象;一旦是大国众民,就形成一个权力结构、权力体系,很容易使得人民形成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对权力的神化。“龙”就是对权力神化的一个标志。

比较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权力崇拜,比如说印度也有印度的权力崇拜,日耳曼民族有日尔曼的民族崇拜,英国、美国,哪怕美国历史很短,但依然有权力崇拜。只是权力崇拜的对象不一样,权力崇拜的方式不一样,但权力崇拜本身在世界各国都有共通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今天我们在收集古董文物,世界各国也有收集文物热潮,文物是什么?文物就是大人物用过的那些器具就是文物。比如说埃及法老的坟墓就是文物,那些陪葬品就是文物。其实当我们欣赏瓷器、陶瓷、宝剑、金缕玉衣、香炉铜鼎,所有这些文物,当我们去崇拜它、膜拜它、欣赏它的时候,背后恰恰就是权力崇拜,对于已经消失的巨大权力体系的崇拜。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1:25:59 | 显示全部楼层
没有权力体系的社会才是真正的乌托邦

主持人:您提到这个问题,就让我想起国内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刘军宁。他若干前写过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是首先以怀念顾准为切入的,讲到顾准一生致力于反对“高调理想主义”。什么叫高调理想主义呢?就是说,少部分统治者将自己的理想通过权力的手段化为老百姓的理想,这是一种所谓的高调理想主义,有可能压抑老百姓。如果每个人都有理想,统治者不把他们的理想强加给这些人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的自由,他认为这种社会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社会。您觉得他这个说法是不是有道理,或者更能说明那个问题呢?

韩老师:顾准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但是问题在于假设没有一个权力体系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理想主义者,这是顾准的幻想。假设没有一个权力体系下,每个人是什么?每个人有可能就是一个利益扩张者,每个人都追求功名利禄。而追求更多的利益的时候,要更多的房子、要更多的田地、要更多的妻妾 的时候,客观上人类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权力体系。

主持人:但是您说的房子、 等等诸多东西在普通人看来就是他们的理想啊。我一生,你怎么说我没有理想呢。

韩老师:这就是顾准跟很多人的不一样,顾准其实还是一个高调理想主义者,他希望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他为什么会有一个高调理想呢?因为他自己生在毛泽东时代,生在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时代,所以他容易想象没有权力,我们也有理想,而且这个理想还是高调理想。但是没有共同的像共产主义这么一个理想的时候,世俗的普通人就是要名要利。

主持人:那这么说来,刘军宁还是误解或者看低了顾准。

韩老师:不叫看低了顾准,他用顾准基于幻想上的政治想象来摧毁现实的政治权力体系。今天确实有一个现实的政治权力体系,这个政治权力体系有诸多的问题,什么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等诸多问题,但是摧毁它之后,是不是真的就好?没准是四分五裂,没准是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前提都统统都是为了利益。

所以我经常讲:毛主席时代的人很幸福,因为他们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社会,都是好社会,他们有这种想象能力。但是在毛主席去世之后,整个世界都在比烂。我们今天以为没有了一个权力体系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好。其实很可能像中国没有了一个统一集中的中央政权之后,社会不见得变得更好,有可能变得更烂。

主持人:那这么说来,不管是刘军宁还是顾准这边,他们所代表的思想家那边,一个没有权力体系的社会有可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或者根本不存在的社会。

韩老师:其实他们骨子里面都是一个小国寡民、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他们用一种小国寡民、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来攻击现实的权力体系,当然是非常有道义感、非常义正辞严,但是你瓦解了又怎么样?法国大革命也好,辛亥革命也好,革命本身的动机、目标都是无可非议的,革命的道义性也是极其强烈、极其充沛的,但是真革命了之后,陷入了一场场战争,这就是顾准缺乏想象力的地方。我们需要对人性之善具有想象力,我认为未来是可以达到的。现实而言,我们同样要对人性之恶也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没有想象力,很可能南辕北辙。你本来想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结果落入一个更坏的社会。



要防止西方以“上帝”的名义对其他民族进行清洗

主持人: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关于中国神话的故事,其实这些神话故事直接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天空,影响着我们信仰。这让我想起了09年,当时我和一些高校的大学生去太行山区农村调研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我们是在山西长治市郊区的一个农村,一个镇上去调研,他们当地的天主教堂是非常巍峨的,镇上很多人也信奉天主教。我们中一个同学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这位同学就问他:“你知道毛主席吗?你了解不了解他?”当时小男孩回了一句话让我们很惊讶,他说:“毛主席是我们最大的异教徒。”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韩老师:这个事情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明基督教的狭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不是中国思维的特点,中国的思维是:非我族类,如果你有道德,那你就是我族类;我族类里,如果有人没有道德,那他就是非我族类。中国的是夷夏之辨,但是西方国家不是夷夏之辨,是以正教徒、异教徒之辨。只要定义你为异教徒,那你就可杀、可剐、可消灭,所以这个小男孩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他去定义异教徒的时候,他说的是轻飘飘的,但一方面暴露了西方宗教的狭隘,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西方想通过宗教来毁灭中国的意图,一不小心就暴露了。一旦西方哪天要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时候,道义上进行围剿的时候,就一个定义中国是个异教徒。13亿异教徒的国家,我就可以灭了你。里面七千万的教徒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七千万做内应就能灭掉你13亿。

主持人:我回来之后,专门查了异教徒的定义,百度百科的介绍和您说的很接近,它是这么讲,异教徒在基督徒嘴上视为深刻的贬义,视为骂人的词汇,这个词汇背后有可能是一个赤裸裸的、血淋淋的一个词。但是令人惊叹的是,在中国中西部的农村,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说出了这样的话。

韩老师:其实你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更深层次的讨论。当我们把西方的神话变得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把我们中国古代的神话贬得一钱不值,说的都不可信、不可靠的时候,就会形成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战争。对你进行灭族,对你进行焦土政策,他说那是扩张上帝的地域、上帝的地盘,这也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美国自己也在公开说:我们未来世界的冲突(亨廷顿的理论)是文明的冲突的一个时代。所谓文明的冲突就是基督教的文明和伊斯兰的文明、跟儒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他把中国定义为儒教文明区。但是在基督教看来,在天主教看来,我们都是异教徒。定义你为异教徒,就可以把你给灭了。要防止这个(中华民族被当做异教徒来清洗)怎么办?就需要对东西方文明进行清理,还原西方文明的野蛮本质,还原中国文明的文明本质,这才有可能使我们在未来的世界话语权的争夺当中立于比较主动地位。

主持人:这期节目从中国的古代神话开始讨论起,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是维系一个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力量,发挥着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向上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中华民族悠远历史上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我们制作大道师说节目也是希望为我们的民族在精神上挺起真正的脊梁,为这个世界的和谐尽一份我们的力量。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09:33:09 | 显示全部楼层
论中西思维方式

连淑能





  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与语言的桥梁。一方面,思维方式与文化密切相关,是文化心理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又对文化心理诸要素产生制约作用。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语言、科技、美学、文学、艺术、医学、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外交、军事、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是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思维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于某种语言形式之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语言的使用体现思维的选择和创造;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的变换。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综合和统一。(荣开明等,1989:30)



不同类型的思维,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思维形式,如逻辑思维主要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非逻辑思维则主要借助直觉、灵感、想象等形式。



思维方法有两类,一是思维过程中运用的具体逻辑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抽象法、类比法、假说法等;二是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哲学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模型方法等。思维程序是思维方式运行的基本路线,是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在思维活动中的有机结合。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09:33:50 | 显示全部楼层
思维方式主要由知识、观念、方法、智力、情感、意志、语言、习惯等八大要素组成。(陈新夏等,1988:504)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动态、有机、复杂的系统。



正是这些要素各自的特征及其结构,规定着思维方式的性质、类型和特征,产生思维方式的差异。根据不同的角度、标准、特点和理解,思维方式可以分为各式各样的类型。



如根据思维活动的特征,可以分为感知类(如直观动作思维、情感思维、经验思维等)、想象类(如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直觉或灵感思维等)、科学类(逻辑或抽象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等)、信仰类(理想思维、宗教思维等);根据思维的性质,可以分为主体性(主观性)和客体性(客观性);根据思维的内容,可以分为日常类和职业类(如科学思维、技术思维、艺术思维、军事思维等);根据思维的任务,可以分为认知型(如古希腊发展起来的以求知为旨趣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型(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以践行为目的的思维方式);根据思维的结构,可以分为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横向思维与纵向思维;根据思维的历史,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及其相混合的思维;根据思维的地域,可以分为东方、西方、大陆型、海洋型等;根据思维的民族,可以分为汉族、英美民族等。



此外,根据不同的特点和理解,思维方式还可以分为封闭性与开放性、收敛性与发散性、再现性与创造性、静态性与动态性、平面性与立体性等等类型。



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类型与划分仍待深入研究。从人类思维的整体看,思维方式具有时代特点、区域特点、社会特点和民族特点,四者纵横交错,构成网络结构。研究这个网络结构,不仅是思维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的任务,也是语言学的任务。思维方式是历史的产物,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一时代的思维方式反映该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体现该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程度、认识水平、实践方式和时代精神。



从历史的眼光看,可以把人类的思维方式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后馈性、再现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不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古代生产力低下,古人智力不发达,思维能力弱,思维空间狭窄,思维方式简单,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模糊的整体,把某种事物或现象看作是世界的始基,都有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朴素思想,往往从主观出发看待客观世界,把主观感受赋予思维对象,加以联想,产生主客互渗、“天人合一”的观念,具有朴素的整体性、直观性、辩证性、模糊性、意向性、单向性以及封闭性、神秘性和猜测性。



近代生产力迅速发展,科技水平大为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也远远超过古代。近代西方实验科学诞生之后,思维方式形成了近代的特点:一是注重分析性和精确性,抽象思维能力大大提高,但却忽视事物的整体、运动和联系,导致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二是注重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视为思维必须遵循的最高法则,形式思维和公理思维发展较快,直至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诞生之后,才逐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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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09:34: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是注重认识客体的同时,也注重认识主体,因而自我意识大为增强,促使近代人本主义和个体主义思潮的发展。19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促使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促使思维方式发生新的变革,加上东西方思维方式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现代的特点:一是注重综合性、系统性。现代的整体综合是辩证的综合,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系统性的综合,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整体与部分、综合与分析、结构与功能、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合和互补兼容,不再是古代的直观经验的综合。



20世纪以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用到思维科学,形成了现代的系统综合思维方式;二是注重形式化、符号化。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暂时撇开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着眼于形式来描述事物的结构和规律,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因而思维更具对象性、客观性和精确性。数理逻辑是形式化思维的重大成果,而人工智能则标志着现代思维发展的新阶段;三是注重创造性、多样性。现代思维方式注重立体性、发散性,着眼于新的观念、角度、层次、程序、途径和方法,思维类型越来越多样化,表现出空前的创造性;四是注重动态性、超前性。



现代人注重以运动、发展、变化的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把注重时间的纵向思维与注重空间的横向思维结合起来,不仅回顾历史,面对现实,而且面向未来;不仅面向本地、本国,而且面向全球乃至宇宙,显示出高度的开放性、超前性、开拓性、进取性;五是注重东方和西方思维方式互补并重、辩证运用。东方和西方思维方式各有长处和短处,现代思维方式已形成东西互补的发展趋势,即人文与科学、综合与分析、直觉与逻辑、形象与抽象、模糊与精确、定性与定量、纵向(时间)与横向(空间)、归纳与演绎、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等等的综合运用。



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





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也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东方以中国为代表,西方古代以希腊、罗马为代表,近现代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



东方和西方属于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因而形成两大类型的思维方式。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不同的哲学观、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时空观、心理特征、表达方式等因素,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东方人好静、内向、守旧,西方人好动、外向、开放;东方人求同、求稳,重和谐,西方人求异、求变,重竞争等等。除了东西方两大区域之外,东西方各国、大陆与沿海(包括半岛、海岛)、农村与城市、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沙漠、高山、草原以及农业地区、工商地区和游牧地区等区域的人,思维方式也有不同,如居住大陆从事农业的人,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竞争,眼界狭窄,思维内向、保守、迟缓;安土重迁,乡土观念强;以自我为中心,执着民族意识;好内省自求、重人际和谐,重群体轻个体,竞争意识淡薄;重农轻工商,重实用技术轻科学理论。



居住沿海从事工商业、航海业的人,经常与外界交流与竞争,眼界开阔,思维外向、开放、敏捷;以四海为家,常流动奔波,乡土观念淡薄;重个体,重竞争、好争斗;重科学理论和技术,重功利,重开拓、进取、扩张。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属大陆农业型,西方思维方式属海洋工商型。思维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环境、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和群体,在思维素质、能力、方法和职业、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因而思维方式也有不同。例如,思维方式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换。



据心理学者研究,3-7岁:具体形象思维;7-12岁:形象-抽象思维;12-18岁:经验型抽象思维;18岁以后:辩证思维发展较快。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思维能力,表现为不同的思维方式。男性通常偏于抽象思维,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善于运用概念、判断、推理认识事物,重理性,哲学思维、数字推演能力、空间意识较强,偏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思维外向、求异,性格阳刚、直露、好动、好斗,独立性强,富于竞争精神;女性一般偏于形象思维,较善于整体观察,运用直觉、意象、灵感、想象认识事物,重情感,艺术思维、语言能力、时间观念较强,偏于对内心世界的感觉,思维内向、求同,性格阴柔、含蓄、好静、温和,重人际关系,依赖性强,富于和谐精神。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女性阴柔偏向,西思维方式具有男性阳刚偏向。(刘长林,1990:573-584)



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方式。民族的思维方式,既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区域性和社会性;既有各自的习惯性、传统性,又有与其他民族互相吸收、互相渗透的通约性、共同性。本文着重讨论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思维方式的总体特征。中西思维方式比较是老课题,也是新课题。严复、林语堂等早期名家及当代不少中外专家、学者,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以下挑选十个方面,择其主流,论其大略,着重从总体上简要地讨论中西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力图梳理出一个眉目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中西思维方式在中西文化及汉英语言的种种表现,限于篇幅,留待专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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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09:35:17 | 显示全部楼层
1.                                       伦理型与认知型


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哺育了儒家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注。《易经》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系辞》)出于“忧患”意识,先哲们认为人是认识的对象和核心,探索自然只是为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例证,因而从自然现象寻求相应的启示。



儒家学说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是做人的“明智之学”。思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维护人伦关系是为了维护君臣关系和封建专制,最终为了安邦治·41·国。政治、伦理既与哲学紧密相连,又与哲学家本人的生活紧密相关,哲学家也是政治家、道德家,又是文学家或诗人。



古代先哲以政治、伦理为视觉焦点,以维护封建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评判标准,主张“仁、义、礼、智、信”,“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力求“明于治乱之道”,“审于是非之实”,倡导听天由命,顺应自然,体认天道,以天道为人道,以立己为起点,以平天下为归宿,重伦理纲常,重道德修养,重人际关系,重社会秩序,重安定和谐,重现实,重致用,轻自然,轻功利,对探索自然奥秘缺乏兴趣。“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是彼岸世界的事,不可及也不可知;人道是此岸人间的事,可知又可及,于是成了关注的中心。



孔子哲学以“仁”、“礼”为中心,“仁”寻求人伦关系规范化,“礼”寻求社会有序化,哲学、伦理、政治三者混为一体,主要是人生哲学、伦理哲学、政治哲学,而非西方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形而上学。先哲们主要论人,也谈天说地,其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关心的是人道,而非天道,是人生之理,而非自然之性。在科举制度下,读书人醉心于科举,埋头于八股,“学而优则仕”,对探索自然失去兴趣,科学技术也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受到歧视与打击。这种政治社会环境必然造成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科学的致思倾向,使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政治伦理型的特征。中国传统哲学从根本上规定人的本质是伦理的,而西方哲学却规定人的本质是认知的。



西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开放性、海洋型地理环境和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引起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哲理的探索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形而上学》)培根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人可以用知识战胜自然。哲学家爱智慧、崇理性,尚思辨,以认知自然为视觉焦点,崇尚自然,认识自然,探索自然,最终为征服自然。智者们追究宇宙起源,探索万物本质,分析自然构造,寻求物质元素,诘问人生目的,重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家探索哲理“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为摆脱愚蠢”(《形而上学》),而非为人治。西方哲学是求知识的学问,主体是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注重对宇宙、自然的探索和认识,而非中国的人生哲学、伦理哲学。



西方哲学与科学密切相关,身兼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家自古以来比比皆是,如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莱布尼兹、洛克、康德、罗素、马赫、皮亚杰等,这在中国是罕见的。近现代西方人进一步发展了古希腊崇尚自然、追求知识的传统,以探索自然奥秘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感兴趣的研究任务。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不断排除臆想和猜测,以自然界本身的原因说明自然现象,从物质的内在结构说明其种种属性,从而产生了以实验为基础的逐层深入的逻辑分析方法和种种推断、证明、解释的思维形式,形成了西方科学认知型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伦理道德修养,追求社会秩序安定和谐,倡导仁爱、宽容、义务、奉献,重宗法人际,轻个体人格,注重“群己合一”,突出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群体的分子或角色,倡导的是集体主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倡的人文主义,宣扬人性,反对神性;要求人权,反对神权;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群体,认为群体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倡导的是个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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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09:39:2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                                       整体性与分析性



中国的小农经济使先民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从男女关系、天地交合和日月交替等现象悟出阴阳交感、“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易经》提出了有机整体的初步图式,把自然现象和人事凶吉都纳入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之中,为中国传统思维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从不同角度发展了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



儒家把自然人化,道家把人自然化,都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气相一理相连的整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学家的“人一理”、“天人一气”、“万物一体”都是整体思维的进步发展。经过两汉的宇宙论、魏晋玄学、佛教的本体论,直至宋明理学体系,有机整体性已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整体性思维把人与自然、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个体与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结构中,身心合一,形神合一,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合一。“道”、“气”、“太极”、“理”是整体的基本范畴,阴阳、五行、八卦是整体的基本要素。“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为一体,天中有人,人中有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二程遗书》卷18),这是一种物我不分、物我两忘的诗意境界,是天人同体同德、万物有情的宇宙观。这些观点都把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互渗。“知行合一”强调认知与行为的一致,墨家主张认知与生产实践一致,儒家主张认知与伦理实践一致,法家主张认知与政治实践一致。“情景合一”将主体意向、个人情感与描写客体融合为一。



中国的整体性思维不以自然作为认识对象,不把认识自然作为目的,而是以主客一体实现“尽善尽美”的整体和谐境界为目标。整体性思维把天、地、人和自然、社会、人生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注重整体的关联性,而非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逐一分析研究;注重结构、功能,而非实体、元素;注重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和对立面的统一。



中国的整体思维从“阴阳”之类的对称衍生出中庸、兼顾、联系的二元结构,自战国起,二元结构又发展到“五行”之类的多元结构,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思维。中国人善于发现事物的对应、对称、对立,并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求得整体的动态平衡,以和谐、统一为最终目标。古人从直观经验中发现,万物都有对称性,任何现象都是一一对立的,任何事物或行为都包含着两个相对立或对应的方面,必须注意对称,保持适中,兼顾两面,互相联系,只有当这两方面处于均衡对称状态时,才能在视觉上产生美感,在心理上得到满足,取得稳定感。



孔子的“叩其两端用其中”以及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注重适中与适度,反对过分或不足,求公允,忌偏激,调和对立,实现中道。对立·42·和矛盾不过是走向和谐统一的手段和途径。中国古代先哲也对宇宙进行过思考,但却非常笼统、模糊而简约,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是由混沌的无形之“气”生化而成的,是运动的、和谐的、平衡的,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张载:《正蒙·太和》),即所谓“元气说”。“元气说”笼统论证宇宙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不可计量,无从说明其内在结构要素和构成途径,只能从宏观整体把握,在“相生相克”的矛盾运动中寻其发展变化。阴阳鱼太极图则体现整体圆融和会、阴阳互补、和谐平衡、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互为因果的中国辩证思维方式。“元气说”以“气”作为万物的本原或本体去解释万物的派生,正是整体思维方式的表现,不像西方人那样去深入探讨万物的本原、分析宇宙的生成、构造,直至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和原子,甚至原子的性质和形状,即所谓“原子论”。



以整体性为特征的“元气说”和以个体性为特点的“原子论”分别对中西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横向铺开,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整体把握;后者纵向深入,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中国重辩证思维,轻形式逻辑,注重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强调内在的矛盾、对立和统一。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978:337)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西方,柏拉图之前的早期希腊自然哲学,人与自然不分,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整体观。柏拉图首先提出了“主客二分”的思想。15世纪下半叶以后,自然科学进入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并对事物进行分析解剖的阶段,主要采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演绎法,从定性走向定量,从宏观走向微观,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考察和分析事物,于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主导地位。



恩格斯(1972:60)说,“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各种各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笛卡儿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明确地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近代哲学家,使之成为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模式,直至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开始,以及后来的后现代哲学,才使这一模式得以改变。分析性思维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现象与本质,并把两者分离、对立起来,分别对这个二元世界作深入的分析研究。



西方思维的逻辑性注重从事物的本质来把握现象,这是思维对事物整体加以分析的结果。分析性思维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分门别类,把复杂的现象和事物分解为具体的细节或简单的要素,然后深入考察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在整体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和联系,从而了解其特殊本质,为了解整体及其要素的因果关系提供依据。为此,必须把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割裂开来、抽取出来、孤立起来,因而分析具有孤立、静止、片面即形而上学的特征。由于这个局限性,思维必须上升至第二层次,即以完整而非孤立、变化而非静止、全面而非片面、相对而非绝对的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去分析复杂的世界。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倡的。此外,当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系统方法、控制论方法等也从不同方面表现了综合性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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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09:41: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意向性与对象性



中国传统思维把主体自身作为宇宙的中心,“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认为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用主体的修养代替对客体的认识,自身内心体验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道”在人心之中,哲学家的任务在于提出自己所体认的“道”,哲学的视野在于伦常治道。古人不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把自然人化或把人自然化,“天人合一”,主客不分,不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反思,而从主体自身出发,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直接返回到主体自身。
.这种自我体验反思,把知、情、意融合在一起,其中的主观情感使传统思维带有浓厚的主体意向。传统思维注重直觉意象而非逻辑推理,注重求善而非求真。求善的极境,一是内心的完善,即符合道德规范;二是外在的行为,即符合伦理秩序。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判断学术价值重“经世致用”,重君主的权术和驭民术,而非探究自然规律的成就,即重“治人”,而非“治物”。
.中国的主体意向性思维从主体的需要和实用出发,以人的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为标准,以主体意向统摄客观事实,以政治判断统摄真假是非,以道德判断作为价值判断,寓事实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这是价值判断性思维,而非逻辑推理型思维,是主体向性思维,而非客体对象性思维。意向性思维使主体介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物便是我,我便是物”,“物我一体”“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自然有我心,我心有自然,使客体主观化,自然人格化,哲学文学化,政治伦理化,达到情景交融,情感与理性合一。
.主体意向与本体认知合一,突出了主体能动性,使思维受制于情感,以情感代替理性。传统思维重视“治人”与“人治”的政治伦理,使政治意识与伦理价值结合。在科学方法论的影响下,中国重人文轻科学、重主体意向轻客体认知的传统思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思维传统以自然为认知对象,认为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把握自然,只有探索自然,才能征服自然,因而主客二分,天人对立,划分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区分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
.西方哲学以其创立本体论而持尊重客观的态度。理性主义把主体作为“旁观者”,对客体尤其是本质世界进行探究。这种致思倾向必然摆脱主体意向而导致客体意识,以科学认知为基础,由事实判断统摄价值判断,注重真假选择而非伦理规范。西方注重科学的思维传统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排除主观因素,强调客观性,使客体客观化,“物是物,我是我”,物我二分,以客观和冷静的科学态度对待客观世界,以逻辑和理性探索自然规律,追求的是认识的客观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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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2-8-31 09:43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09:47:46 | 显示全部楼层
四。 直觉性与逻辑性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借助直觉体悟,即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直觉思维通过静观、体认、灵感、顿悟,未经严密的逻辑程序,直接而快速地获得整体感觉和总体把握,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内心体验,轻实验实证,重直·43·觉领悟,轻理论分析。
.这是一种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内心直觉方法,与内向性密切相关。儒、道、佛三家都注重直觉体悟宇宙本体,力求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孟子的“诚”,老子的“道”,玄学家的“无”,理学家的“太极”,都靠直觉、灵感、顿悟来领会,而不用概念和语言去描述,也不用逻辑推理去论证。.
孔子说“内省不疚”,孟子主张“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则知天矣”(《孟子·尽心》),由心的内省以领会宇宙的根本规律;《论语》则靠直观的自然知识证明道德规范。道家认为自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析,只可感觉、体验、领悟;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道”,主张以无知无欲无思之心去直觉体悟宇宙本体。佛教的禅宗主张“顿悟”,“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六祖坛经》),相信瞬刻之间,便可“豁然贯通”,“恍然大悟”,强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提倡“心净自悟,顿悟成佛”,力求排除语言文字对思维的束缚,在超时空、非逻辑的精神状态下实现绝对超越,进入佛性本体境界。.

悟性是直觉思维的核心,通过感觉、体验、意会、领悟、凝思、冥想、内省、自求,以“尽心”、“体道”、“体物”,但难于言表,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求简捷而缺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用形象化语言思辨,缺乏结构严谨、条理分明的实证分析,多以语录、评点、杂感、随笔之类的即兴式心得体会表达观点,缺乏像西方那样的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直觉思维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美学、医学、宗教等的影响尤为深远。西方思维传统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因而必然借助逻辑,在论证、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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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世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未能从根本上否定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依然主要运用形式逻辑的模式,从教会的《圣经》出发,对上帝的存在采用演绎推理加以证明。15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发展把自然界分门别类,进行分析解剖,进一步推进了形式分析思维模式。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发展了逻学,针对亚里士多德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创建了归纳法,强调观察、经验、事实、实验和实证。此后,经穆勒等人的加工与提炼,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形式逻辑。17世纪60年代,德国莱布尼兹将数学方法引入逻辑学,提出了有关数理逻辑的思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黑格尔提出了辩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则以唯物主义改造了辩证逻辑。至此,西方已有了演绎逻辑、归纳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等基本逻辑工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式逻辑,提出了形式逻辑的三大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研究了论证的三大要素(概念、判断、推理),提出了两种思维方法(归纳法、演绎法),尤其创立了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以及整个形式逻辑体系,对人类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逻辑性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形式逻辑还使西方思维方式具有理性、分析性、实证性、精确性和系统性等一系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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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逻辑思维的发展导致思维的公理化、形式化和符号化,并衍生出相关的逻辑系统,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爱恩斯坦(1976:574)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的贤哲却没有走上这两步。”西方人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重视语言分析(包括语法、语义、语用分析),都与思维方式的逻辑性密切相关。相比之下,中国逻辑科学的发展非常缓慢,先秦的《墨经》曾注重逻辑的研究,但汉代以后,墨学衰微了,现代逻辑学的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思维方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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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09:50:51 | 显示全部楼层
五. 意象性与实证性



古代中国人注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设象喻理,取象比类。形象思维通过自我体认形成心中的意象(picturesformed in the mind),采用意象-联想-想象来替代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论证,以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集中表现在“立意于象”,“妙象尽意”,“微言尽意”,“入理言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王弼:《周易·明象》)等这类经典名言之中。“得意”需靠直觉顿悟,故不能执着语言,又不能离开语言,顿悟之前需要借助语言和形象符号,顿悟之后,就可以“忘象”、“忘言”了。“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王弼:《周易·明象》)意象性思维以“象”来沟通“意”与“言”,把“象”作为连通思维和语言的纽带。
.《易经》觉察到文字和语言难以表达意义,提出“立象以尽意”,借助阳卦象推断天、地、人之间的变化之理,由象数符号表现其整体意义,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思维不重视语言的逻辑分析,却注重语言所指称的抽象意义或本体意义;不善于运用抽象语言,却擅长于形象语言,用形象方法来表达抽象的事物。中国语言是意象性语言,文字符号具有象形、会意和形声的特征。中国人注重“意在言外”、“意出言表”,注重语言背后的“象”和“意”,以形象符号隐藏意义,把意象看得比语言还重要。先秦诸子的哲学皆以文学形式(如诗、辞、传说、故事、寓言、神话等)论述博大精深的哲理,就是思维注重形象和意象的例证。哲学中的境界论,美学中的意境论,都借助形象符号,达到超越的本体境界。
.基于直观经验的意象性思维还表现为类比性,如比喻、象征、联想、类推等。类比思维把不同的对象加以比较,抓住其中的相似之处,通过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沟通异类,由已知到未知,用具体形象表达抽象意义,借类达情,以义起情,使情物交融,生动形象,易于感悟,达到协同效应。阴阳八卦和五行学说都以天、地、人、物相类比,寻找其间的联系和规律,把人体比作小宇宙,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天有五星,地有五方,人有五脏,伦理有“五常”,还有五色、五声、五味、五官、五谷等等,这是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个别到个别的类比推理,其结论是或然性的判断,没有经过归纳或演绎的推理和论证。


古希腊也有过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但其所追求的知识不是沿着“观物取象”的方向发展,而是沿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其中几何学被视为知识之冠。思维不像中国那样注重识别、分类、分辨的观察辨物、定性,而是注重形体,特别是解剖,侧重于事物的要素、结构,重定形,而非定性。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注重加工程序、技巧、分析、比较的工匠传统大大发展。到了近代,西方实验科学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便具有很强的实证性。
.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技术问题与科学理论有机结合,使思维方式注重实证分析和逻辑论证。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创立了归纳法,强调观察、经验、事实、实验、例证、分析、实证,主张用归纳的、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把个别的现象上升到一般的理论。此后,西方注重实证的特点经久不衰,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了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唯一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或存在于事实中的恒常关系,这只有靠观察和实验才能做到;这样取得的知识是实证的知识,只有被实证科学所证实的知识才能成功地运用到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和法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创立了第二代实证主义,德国哲学家石里克等创立了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直接把实证和逻辑连成有机的一体,使知性思维的逻辑和实证互为表里。
..实证性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的实证性思维重视语言的作用,把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认为要把概念与观念具体化,必须借助语言。语言是概念的形式、观念的结构、沟通的媒体。西方的拼音语言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摹拟,而是人为规定的信号,信号以理性的规则建立象征符号,以声音组合决定意义,取决于人的主观分析、概括和抽象的能力,因而导致语言的信号化和逻辑化,比较容易上升到逻辑思维。逻辑论证必须借助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和各种思维方法,在理性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和联系,对思维对象进行间接的、概括的加工,因而呈现抽象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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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09:55:33 | 显示全部楼层
六.模糊性与精确性



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共同特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性经过长期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没有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在近代受到精确性的否定,因而直至现代,中国思维虽然吸收了西方思维的精确性,但仍有古代模糊思维的特征。
古代中国人把宇宙看作是混沌的整体,思维对象是模糊的,思维主体也是模糊的,以模糊的思维去认识模糊的整体,用模糊的方法和工具(如模糊的概念、范畴、语言和粗制的器具)整体综合地把握其总体特征,缺乏对事物本质的准确认识,注重对事物作质的判断,忽视事物作量的分析,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疏于分析实证,重视直觉体悟,缺乏逻辑推理,描述事物重求其似、其“神”,不甚求其真、其实,不甚求其精确、清晰,往往带有朦胧、粗略、笼统甚至是猜测的成分。
..中国的概念和范畴缺乏周密的界定,几乎都是多相的,即一个概念由多个判断来规定,如“易”就有三个判断来定义,“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义》)此外,如“道”、“气”、“神”、“理”、“诚”等关键概念都缺乏精确界定,显得深奥而模糊不清,其内涵与外延的伸缩性和多义性很大,难以精确把握。中国的推理一般是模式型的,即从某个基本模式出发,按照一定原则,把有关对象都纳入这一模式,如“阴阳五行说”以阴阳五行作为世界模式,推断天地人的变化之理,缺乏严格的规范,较多借助类比,因而显得模糊而不严密。
.模糊性思维使用“亦此亦彼”的模糊概念和命题进行思维。此外,用整体、联系、发展的而非片面、孤立、静止的观点考察事物,事物的界限也不易分清。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者崇拜治人之权术,鄙视甚至禁锢科学技术,尤其轻视以精确性为特征的数学。古代中国有算术和算盘,但少有专门从事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缺乏严格的数学推导和演绎系统;注重实用技术,缺乏严密的逻辑规则的制约,缺乏精确的实验和定量分析。相比之下,西方人自古以来就重视数学和逻辑,因而具有精确性的素质。精确性是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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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09:57:04 | 显示全部楼层
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分析解剖,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因而促使数学、力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确立与发展,也促使西方思维方式具有精确性的特征。思维对象虽然是模糊的,但西方人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工具(如概念、范畴、定义、逻辑、规则、原理、定律、公式、语言等“软件”和显微镜、望远镜、助听器、计算机等“硬件”)却相当精确,这就导致了精确思维的习惯。
.西方的概念和范畴是单相的,有周密的界定,即一个概念只用一个判断来规定,其内涵与外延都非常明确,通常需用严格的定义引入。推理一般是命题型的,即从某个初始命题出发,按照一定规则,依次推出一系列的命题系统,如古希腊德谟克利特从“原子是不可分割的最小微粒”,推出古代原子论。这种推理要求初始命题十分明确,推理程序非常严密,因而显得精确。
.古希腊人注重雕刻这种三维艺术,重视几何图案、结构解剖、形体比例,注重模仿、写实、逼真,忠实于客体对象的原貌和再现,加上科学知识和技术,必然导致精确的致思传统。精确性思维建立在二值逻辑基础之上,使用“此即彼”的精确概念和命题进行思维,要求对任何概念和命题都作“非此即彼”、“非真即假”的判断,不允许第三值或更多值,其基本原则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精确性思维还因重视数学而得到加强。
.西方人崇尚科学和理性,注重思维活动的严格性、明晰性和确定性,注重思维程式的数学化、形式化、公理化、符号化和语言的逻辑性,思维方式也必然带有精确性。然而,现代西方人又发现复杂的世界存在着许多模糊的现象和事实,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情况下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反映在思维中就产生了模糊性,由此便出现了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模糊言等学科。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精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模糊性。精确与模糊并重,精确中有模糊,模糊中有精确,这是现代(尤其是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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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09:57:40 | 显示全部楼层
7.求同性与求异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政治结构,要求社会和个人的信仰和观念一元化、一体化、同步化,造就了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压制异己的先例;“汉代孔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大一统提供了思想基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径,古今之通义也”。董仲舒认为一统是天经地义的事。儒家倡导三纲五常,宣扬礼乐教化,维护封建“大一统”。“礼”要求社会秩序化,“仁”要求人伦关系规范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寻求人与自然同一、人与社会同一。科举考试制度要求按统一的八股文格式写同类文章,表达同种观念和同类观点。经过儒道互补的两汉经学和儒、道、释三位一体的宋明理学,经过长期的积淀与强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以维护君权专制为核心,以皇帝圣旨为最高权威,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特权制度,强化一元化的政治结构,把不同思想视为异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如同一人长跑,西方文化的发展如同多人接力。



西方智者对于自然奥秘充满了好奇心,形成了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精神。古希腊哲学家苏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是三代师生关系,但在探索、求知的某些问题上既有继承性又有求异性,这正如亚氏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自古至今,西方思维方式善于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思潮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不同历程而变化。综观西方哲学史,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可谓流派繁多、思潮澎湃,人才济济,你追我赶,前仆后继,如同多人接力。例如近代以笛卡儿、培根的哲学思维和牛顿的经典力学为规范的理性“分析程序”模式就不同于古代直观的整体思维模式;现代以量子力学、对论为规范的理性“综合程序”模式又否定了理性“分析程序”;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倡导归纳法,贬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而以笛卡儿、莱布尼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又主张演绎法,贬低归纳法。笛卡儿的“怀疑论”主张思想自由,“破除学界之奴性”,摆脱前人之束缚。西方思维的批判性首先是由理性主义决定的。理性主义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主体如旁观者认识客体,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已有的知识,总认为无垠的世界高深莫测,是个“永恒的谜”,只是“部分可以认识”(爱恩斯坦),求知永无止境,批判不是为了废除知识,而是为了增长知识。这种求异忌同、标新立异的开拓精神使西方科学文化在继承、怀疑、批判、挑战和否定的呼声中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产生了名目繁多的理论体系、彼此各异的思潮和枝叶横生的流派、学派。产生于科学与民主氛围之中的求异性思维使西方人形成个体主义,勇于探索,敢于挑战甚至否定前人、别人、智者、权威名言、结论,不易随意苟同他人而喜欢各抒己见,思维方式趋于多元化,注重多思路、多方向、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法,寻求新的方面、新的途径和解决问题的新办法,重视追根穷源,不断处在“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这种无限的反复推进的过程,具有发散性、开放性,而非收敛性、封闭性,因而有利于发挥创造精神。

综观西方哲学史,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可谓流派繁多、思潮澎湃,人才济济,你追我赶,前仆后继,如同多人接力。例如近代以笛卡儿、培根的哲学思维和牛顿的经典力学为规范的理性“分析程序”模式就不同于古代直观的整体思维模式;现代以量子力学、对论为规范的理性“综合程序”模式又否定了理性“分析程序”;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倡导归纳法,贬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而以笛卡儿、莱布尼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又主张演绎法,贬低归纳法。笛卡儿的“怀疑论”主张思想自由,“破除学界之奴性”,摆脱前人之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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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后馈性与超前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政治结构和“大一统”思想促使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唯圣、唯书、唯上的后馈性特征。两汉以后,独尊儒术,儒家“六经”成为神圣的经典。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朱熹就此作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四书章句集注》),这就奠定了传统思维的后馈性传统。中国贤人膜拜祖先,崇尚圣人、经典、权威,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经典之学说为信条,以权威之结论为根据。贤人们饱读经书,满腹经纶,开口子曰,闭口诗云,喜欢引经据典,“温故而知新”(孔子)“言必称三代”(孟子),嗜好对经书进行训诂、注疏和考据(即所谓“经学”),以先王之法、圣人之言作为推论的前提、证明的论据或思维的结论,但又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这已成为许多人著书立说的习惯思路。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2-9-5 09: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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