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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中西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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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16:24:40 | 显示全部楼层
0东方学问与西方学问的区别 2009-01-22 18:47:30
    东方的学问与西方的学问出入很大,在细节上我们可以总结出无数的差别,但在体系上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明显的差别;逻辑的掌握和运用。
    东方学问中往往是一大堆结论,这一大堆结论在学问发明那一时刻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他们为什么有道理,他们是怎么来的,东方学问不加以说明。这就产生一种东方特有的、对学问的态度;学问者都是先知者,他们在与天对话,看到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是圣人!所以东方擅长出圣人,自相矛盾的圣人出了一大堆,可学问并没有什么长进,因为整个游戏是一帮子圣人相互打架,原地转圈圈玩儿,外人根本看不懂他们为什么打!每一个圣人都有道理,但他们道理为什么不一样,外人根本看不懂。因为他们从来也不说他们的道理是从哪里来的!一句话概括之;只有结论没有逻辑。
    这种靠结论的巧妙、准确来获胜的圣人学问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哪怕是再聪明,再巧妙的学问都有过时的时候。一旦人们发现一个最好的圣人学问中某个小结论与事实不符,过时了的时候,人们糊涂了!圣人可能错吗?不可能!他们与天对话,怎么可能错呢!如果是错了,那么此人一定是假圣人!一个假圣人的全部学问都是错的!这就产生一个极端情况;要么全盘理论全错,要么全盘理论全对,没有中间状态。这种愚蠢的局面使得我们不停的原地转圈,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认知态度。要么我全盘接受你,要么我平地从来。毛泽东琢磨孔子的几条结论不对,于是乎毛泽东思想就全盘取代了儒教思想。为了重新树立毛泽东思想,孔子就由伟大的圣人变成了一个漫画中光着膀子,提着一条肉,试图阻挡一个巨大轮子的丑陋螳螂!毛泽东思想是一堆什么呢?其精髓就是模仿孔子论语的《毛语录》。又是一大堆结论,没有任何逻辑。《毛语录》比《孔语录》更符合事实吗?这应该承认,但这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毛语录》比《孔语录》晚了两千多年,孔子没有看到两千年后的事情。但说《毛语录》比《孔语录》更深奥,更哲理?你脑子一定出问题了!哪一条《毛语录》敢与《孔语录》中描述人类道德精髓的“恕”相比?你看看,这不是原地转圈是什么!而且圈子越转越小,越转越没谱,越转越世俗!
    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试图改进提升儒教理论,而不是一拳头砸碎它、建立自己水平更差的理论,他有途径吗?客观地说他没有途径!因为那理论里除了结论还是结论,结论和结论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或逻辑联系根本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当你发现一个结论错了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为什么错了,你不知道哪些结论与这个错了的结论有关,你不知道哪些结论也随着这个结论一块错了!这看似整整齐齐的一排理论,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立即变成一大堆乱麻,找不着头也找不着尾!一个缺乏耐心的人自然会想到一个对他来说唯一的办法;一把火把这堆乱麻烧了从来!敢放这把火的自然是独裁者,人类历史还没有发现哲理超人的独裁者,所以这乱麻不停地烧,越烧越乱、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必然的了。
    西方的学问不是靠一大堆圣人的结论建立起来的。它建立在一个或很少几个基点上。这些很少的基点学者有时把它们叫公理,有时叫真理,有时叫主义,有时叫假设,有时叫定律,这取决于你关心的那个学问的性质是什么;在数学及逻辑学中那些基点就是“公理”,在宗教学中那些基点就是“真理”,在哲学中那些基点就是“主义”,在科学中那些基点就是“假设或定律”。我个人曾经是搞科学的,所以我习惯于用“假设”这个词。这个词的好处是它不误导人;假设就是它不一定正确,我们现在只是假装它正确,看看它能推导出来的结论是否正确。如果推导出来的一系列结论都符合我们观察到的客观事实,我们则认为这个“假设”是一个挺好的“假设”,可以用在它上面推导出来的结论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这个看上去挺好的“假设”总有一天它的结论会与客观事实相违。但我们暂时不用杞人忧天,先把它当真的用。等到问题出来后,我们希望能根据新出现的问题抽象、归纳出一个更好的“假设”,那个新假设不但能解释老假设解释的所有问题,而且能解释新出现的问题。那时,这个老假设就成了“巨人的肩膀”,新假设站在这个肩膀上继续攀登,而不是把巨人打到,自己重新来!
    西方的学问的假设只有那么几个,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帮助。很多假设看上去是愚蠢无比的大白话,甚至是与我们生活经验直接相违的大白话。如牛顿力学定律假设:“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没上完中学的人说了:“妈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抽你一个嘴巴,你脸疼,我手不疼,这怎么能是相等呢?”。另一个更明白:“我他妈的拿刀砍你脖子,你脑袋掉了,我的刀没事儿,这是相等吗?”。你能说这两个没上中学的伙计没有道理吗?不能!你能说牛顿比这两个伙计愚蠢吗?不能!那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一个会运用逻辑,一个不知道逻辑是何物。
    会运用逻辑的人只需要很少的假设,其它的与生活经验相符的大量结论都是在假设基础之上,运用逻辑推导出来的。而不会运用逻辑的人们只好把无数的生活经验,每一个都当成真理(就是我说的假设)。有逻辑的人在一个假设上推导出来一万个结论,没有逻辑的人发明一万个假设。前者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假设,及简单的逻辑,只有几页纸就能说得明明白白!后者的理论体系是两个人也搬不动的一堆书,庞大雄伟!这时如果有人发现这一万个结论中的某个结论与事实不符时怎么办呢?
    有逻辑的伙计仔细检查自己在推导那个结论时是否犯了逻辑错误。如果是!则改正那个逻辑错误,使得结论与生活相符。如果不是,那只有一个结论;那个假设有问题!假设也许忽略了某个细节,或归纳的方式有问题。当修改了那个假设的缺陷后,所有那一万个结论都自动跟着新的假设而更新。一些至今还没有发现的错误结论也同时得到修正。
    没有逻辑,用一万个结论写成一大堆圣书的圣人麻烦了!他可以偷懒,只修正那个被发现错了的结论。但人们不免要问;既然你会错,那么我凭什么相信你其它那9999个结论是对的呢?世界是相互关联的,你是怎么知道你这个错误不会造成其它结论同时错了呢?没逻辑的圣人傻眼了!他只有两个选择;1。重新爬回那堆书里,重新花50年验证所有结论,2。拒绝承认那个被指出错误的结论真的错了,拼命地狡辩,甚至消灭发现错误的人。
    逻辑是我们人类真正认识世界的武器!在认知领域没有圣人,只有熟练掌握逻辑,善于通过逻辑关系、把看似杂乱无章的客观事实归纳抽象成几个简单假设的学者。学者的工具是逻辑,他们的长处是善于把复杂的现象抽象,归纳成几个人人能看懂的假设。没有逻辑的伙计写一火车的东西也不能构成学问,顶多是一火车的引火废纸。
    如果把人比做计算机,人的强大是由计算机内存里存储的信息量及那个叫中心处理器的处理信息能力联合决定的,那个中心处理器运转的是逻辑。一火车没有逻辑的东西顶多占用人的内存,而逻辑提升人的中心处理器速度。东方学问比内存量,西方学问比处理器的逻辑强大。那个学问体系好,我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你的呢?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16:46:11 | 显示全部楼层
苏格拉底曾说:知识即美德;意思说无知是最大也是唯一的恶!如果知识不能增进道德或者品格是很可怕的事情。中国文化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生活中完善人格和提升境界。这和西方的关注焦点不同,而佛学就更不同了,既有西方式“逻辑”,他们叫做“因明学”,也最关注人的存在的意义和境界问题,而传入中国来后,就刺激了中国的“逻辑”,如果你研究过墨子的理论,可能不会这么回答问题了。

围棋和国际象棋背后的思考。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我们先人的思想和做法,看看我们是否很不理智? 工作之余,回想起在欧洲学习﹑生活的经历,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某些想法写下来,以助大家茶余饭后的消遣。 由于回国前集中游历了部分欧洲,发现中世纪和古代的欧洲有这么个特点,即除了少数国家(意大利等)之外,大部分国家或城市只有两种东西可看:城堡和教堂。 引起我联想的是,欧洲的城堡大部分建在陡峭的山崖或易守难攻之处。结合欧洲的历史,我想,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有可能繁衍下来,最后形成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使我产生了一个新奇的想法,即欧洲单一民族的国家只能接受象棋或国际象棋之类的游戏,而国际象棋或象棋(棋子越走越少,笔者称之为杀头哲学)反映的应该是杀戮文化的结果,也就是现实社会在棋盘上的反映。 而围棋则不然。围棋就像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棋子越走越多,各个民族尽自己所能在同一个空间里尽量和谐地生活。围棋里面的各个民族再互相联合,形成两个大的组织阵容。围棋的胜负往往只相差一﹑两子,笔者称这种共同生活现象是共和哲学,这是一种只有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产生的最伟大和最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 我为我是这个棋盘里的一员而感到由衷的骄傲!

这篇文章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不够逻辑的: 1. 逻辑不逻辑不是讲得出才是逻辑。相反,一切的存在都有它自身的逻辑。树有树逻辑,虫子有虫子的逻辑。人身上的病菌的逻辑恐怕与人的逻辑有很多相反。所以,逻辑可以用来同一个主体的分析和推断,不能用来不同主体之间的比较。比较那个更有逻辑本身没有了逻辑性,如同要回答为什么树不用嘴吃饭一样的不合逻辑。 2. 在具体运用逻辑时犯了逻辑上的致命错误。逻辑是用来推断结论的,而不是用来解释原因的。也就是说,你已经认定一个东西好,然后来发掘它的原因,这不叫逻辑,而是一种解说。解说是非常主观的东西。而逻辑是相对客观的东西。也就是说,某一天,中国文化成了世界文明的佼佼者,那么,你只能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的方法比西方人的管用。所以,已知结论的分析是最容易做的。不管怎样分析,或者分析什么,你都会得出中国人的东西比西方人差。这不是明摆着中国人不如西方人吗。所以,这个逻辑早已在你心中,结论也在你心中。 所以,要做出客观的分析,一定要先正其心。客观一点,不要现有结论,也不要只看到表面。谁好谁不好是最容易说的,这就是下结论,这不是中国人的毛病。而是所有人的毛病。你所阐述的道理和所讲的内容是对立的,不合逻辑,只说出了你的结论。你看,又给你兜回来了。

西方的逻辑,是从微观着眼,而东方的结论是从宏观着手.就象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西医把人的四肢七窍\五脏六腑分成不同的部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根本.而中医则把人作为一个整体,讲究阴阳平衡,虽不能迅速见效,但能持久\和谐.
李剑芒 [2009-01-29 21:52:31 09:52:31 PM]中国人喜欢完整地看问题,西方人发明了一种方法叫“分析”。所谓分析就是把完整打散,一样一样地看,等看懂了每一件后重新组装达到看懂完整的目的。分析的好处是你可以给人分工,张三看A块,李四看B块,王二麻子看C块。而中国人是所有人把一个完整的东西使劲看。看不懂就瞎编故事!结果张三的故事和李四的故事冲突,俩人谁的故事都是瞎编的,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张三和李四就打起来了。要么张三赢,要么李四赢没有中间状态。


。“每一个圣人都有道理,但他们道理为什么不一样,外人根本看不懂。因为他们从来也不说他们的道理是从哪里来的!一句话概括之;只有结论没有逻辑。”请问你“外人”是什么人?学问“外人”能看懂吗?看不懂就不是“有逻辑的学问”?“因为他们从来不说道理是从哪儿来的”你这个结论怎么来的,逻辑在哪里?因为不说道理在哪里来的的就可以得出结论  只有结论没有逻辑。在这里,你指的“逻辑”是结论的论证过程或者说是对结论的分析性合理化的清晰陈述  即说清楚“道理从哪儿来的”。那么仔细看看你的倒数第二段话“逻辑是我们人类真正认识世界的武器!在认知领域没有圣人,只有熟练掌握逻辑,善于通过逻辑关系、把看似杂乱无章的客观事实归纳抽象成几个简单假设的学者。学者的工具是逻辑,他们的长处是善于把复杂的现象抽象,归纳成几个人人能看懂的假设。没有逻辑的伙计写一火车的东西也不能构成学问,顶多是一火车的引火废纸”这里清楚的看到:1、“逻辑”作为一个概念或范畴在文章中前后没有清晰稳定的内涵,也就是违反了“同一律”;2、逻辑是认识世界的武器,也就是工具,又说是学者做学问的工具,这和在帖子中说的“不是工具”自相矛盾,这违反了“矛盾律”;3、你在这里多次使用了“归纳”一词,并且显示出你对“归纳”的推重,把“看似杂乱无章的现象归纳成几个简单的假设(也就是结论)”显然你这里违背了“排中律”;4、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的区分是当前西方逻辑学的一个普遍共识,你的“伪逻辑”证明问题很大,篇幅有限不详说了,希望能多想想。(我没有和你争辩的意思,只是一个善良的建议)事实上你的文章大量的运用归纳方法,你的结论大大多于你的论据和论证,你对中国学问和西方学问的差别的判断恰恰建立在你对诸多现象的观察体验上,譬如说“东方学问中往往是一大堆结论,这一大堆结论在学问发明那一时刻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他们为什么有道理,他们是怎么来的,东方学问不加以说明。”请问这个结论你从何而来?他符合中国学问的事实吗?)也就是说你没有满足论证的“充足理由律”。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17:18:18 | 显示全部楼层
西方文化讲究的是逻辑讲的是计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东方文化需要体悟,讲的是人内心的和谐,很多是个人体悟,是妙不可言的。既是个人体悟就难免人人有差异,有不同,同样一句话不同人读出了不同的意思,这就是为何中国的诗词非常值得玩味。

东方的文化建立在感性和模糊之上,分析的一针溅血。总之,中国历史里有太多的不便之处,这里不再重述了。 不过另一方面,科学精确到更微观的层次,也出现了唯心的东西、模糊的概念和观察。所以,这两个东西,还真不好说。 不过西方哲学里有一句话真好(大概意思是):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其总和才构成绝对真理。

中西方思维差异就在此,中国人比较感性,但是错误的结论只是暂时迷惑世人,真理永存我们心中.中国人的真理是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思考一切问题的基石,包括对科学问题的思考.中国人之所以在科学领域不如西方,主要原因是教育模式,跟思考方式无关,中国人思考问题是有逻辑的,只是没有西方人那样明确化,这也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直接原因,每个人都阐发自己的结论,尽管有对有错,大浪淘沙,真理永远在聪明人手里.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正视逻辑问题,应该好好的学学逻辑学,太重要了.

西方的逻辑思维模式具有强烈的一神论的“思维色彩”,“假设、判断、推理”构成了西方逻辑的核心操作模式,这种简单的逻辑推理模式不能否认在解决科学研究的问题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而具有实用主义的价值(可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但这种简单的逻辑推理模式在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往往将人们引导到盲目和谬误的道路之上,现代科学所历历犯下的“幼稚病”无不是迷信这种简单的逻辑推理模式的恶果;与此相对的是,东方文化(包括儒、释、道等无神-自然论或多神论)的讲求内在和谐统一的系统整体论逻辑体系则显示卓越的成效。

科学”无外乎一类实践和思维的方式方法的总称(逻辑不过是思维的工具),“科学”的工作在发现真实之外也同时在发现着思维的谬误,“真理”是事实的整体本身,并不是“科学逻辑”所创造出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固有的内在逻辑体系(通常是隐性存在的、显性的形态则需要更加文化本原性的研究,比如钻研《易经》,研习《阴阳五行形式逻辑系统论》。),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与科学哲学一样同样用来去发现“真理”。 “中华逻辑”与“科学逻辑”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性质上是等价的,在运用方法上是不同的,都是无法证伪的“事实存在”,其有效性和实用性都得到了广泛的实践经验的证实。 以“流行性的观点”来主观判断一种“逻辑体系”的优劣是站不住脚的!

逻辑思维的缺陷就是它的线性;逻辑必须有起点和终点。这种思维一旦遇到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局面就出现问题。这种局面有两个经典例子;1。环:逻辑不能循环,一旦循环就成了鸡和蛋谁先谁后的难题。2。无限:一旦无限,逻辑的起点就没了,终点也没了。而你上面的大统一场理论就是撞到无限这个逻辑死角上去了。我再谈谈逻辑循环问题。我们生活中认识世界靠的是光,当我们试图认识光本身时就形成了逻辑循环。靠逻辑自身无法走出死循环局面,只好借助“外力”来把死循环局面拉直成有头有尾的局面。这个“外力”就是逻辑基点的假设。这个假设不是靠逻辑推导而来的,因为逻辑已经死循环,无法推导,而是通过观察,归纳,灵感而来的。由于这个基点是假设,不是“真理”,那么按照这个假设推导出来的结论在转一圈后必然与原点不一致,这就是逻辑最终无法自洽的由来。所以逻辑系统描述的永远是一个近似的客观世界,它不可能描述“真理”。但我们可以知道“真理”吗?目前我们还没有一种方式能帮助我们找到“真理”,对人来说真理永远是一个谜!从哲学上说,假设我们有能力找到了真理,那么下一个可笑的问题自然出来了:“我们找到了真理以后还干什么?”。我们无法回答!既然真理找不到,那么逻辑思维中那个缺陷也就不重要了。近似就近似,反正我们无法知道真理。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17:45: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智慧是实践智慧,不是沉思的学问。西方学者按照逻辑来做学问,所以出科学;东方学者按照历史来做学问,所以出智慧。学问如果按照逻辑来言,自然西方强;学问按照智慧来讲,东方更胜一筹。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自甘人后。别人有体系,你可以有智慧;双方也可互相学习。不知自己之长,丢失根基无从进步;不学别人之长,不能补自身之缺陷。不过最终是,唯有实践是证明真理的唯一标准。
李剑芒 [2009-01-31 00:19:28 12:19:28 AM]西方的科学恰恰是“实践智慧”。只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它利用逻辑进行升华,达到更准确预测将来的目的。而中国恰恰缺了那个升华,停留在实践的水平。没有这个升华的原因就是没有升华的工具;逻辑学。西方科学理论的最低档就是纯粹的实验理论,而中国的理论几乎全部是实验理论。

逻辑学的确起源于西方,但是真理一定要通过逻辑论证来获得吗?换句话说,逻辑严密的结论就一定是真理吗?中国人的确不长于逻辑推理,这是一个缺点,我们承认。我们更重视经验,《孟子》、《韩非子》、《庄子》等等,没有所谓西方的逻辑推理,很多结论都是通过经验的论证,但是他们是真正的圣人!!我记得钱穆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西方的论证很严密,但是,往往推论出的是错误的结论。我记得以前看过休谟的《人性论》,洋洋洒洒两大册,看得我头晕,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我常想起三字经里的话“人之初,性本善”,后者没有逻辑推理,但是  我宁愿读三字经!!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一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瑰宝。有区别,但无优劣。二 西方文化特质。以主体.客体相分离。在认知客观中也认知主观。 东方文化特质。大自然中,主.客本是一体。同是大自然的显现。这在释氏体系中最为彻底,只讲“当下”。三 科学发展,技术进步。正在证明主客体不可分,马主义是西方文化巅峰,就大有东.西合壁倾向了。四 逻辑。 东方文化认为逻辑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假设。他不是误区,在设定范围内,是认知的利器。但有局限,不能吊死在逻辑上。五 既然同是大自然显现,便无异己可排,何指责之有。一体和谐,和谐一体。便是东方文化的包容。

西方的逻辑体系中所谓的正确性与传统意义中的正确性(更精确的表述应该是真实性),根本是两个概念,但被知识分子经常混为一谈,其实这两种意义上的“正确性”相统一情况下的一致性是非常偶然的现象。在逻辑科学(包括数理逻辑)体系中定义的所谓“正确性”,是指在定义及逻辑前提假设规定的逻辑体系中,与逻辑体系不相矛盾的推论,这类的“推论”被定义认为就是“正确的”。而传统意义上的“正确性”则根本不同,它是完全建立在“判断”的“事实性”基础之上的,因此,只有事实存在的事物才是唯一具有“正确性”的,否则是“非事实的错误的”。只有当一个科学的逻辑体系可以与一个事实的逻辑体系完全一一对映的时候,两个系统存在的推论才可能是等效的,否则“正确性”是不可以完全替代“真实性”,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把“正确性替代真实性的企图”是相当幼稚和可笑的。“真实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唯一可信赖的思想原则,脱离这种原则是会犯意想天开的毛病的。

大多数中国人不懂推理,不懂逻辑,也不打算去弄懂。 一天在火车上遇到一位搞数学的博士,他居然不知道平面几何的公理有哪几个,还狡辩说自己不是研究的课题不是几何方向的,不知博士头衔是如何懵到的。 好多中学教数学的老师,不知道教几何,就是教学生要学会正确的推理,让学生掌握推理的方法。 我问过数百位名牌大学学理工科的大学生,没有几个能说出平面几何的公理,更谈不上通过公理来推导定理,建立平面几何体系。 前几天遇到几个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一开口就说自己没经验,单位需要有经验的。 的确单位需要有经验的,为什么呢?问题出在很多大学生做人做事也是不推理的,莽撞,不动脑筋,只有撞到墙了,才知道此路不通,有几个用人单位会让这些学生去撞呢? 我佩服尤伯罗思,当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组委会主席。只有在美国、在西方,才会让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担当此重任。 其实中国也是讲推理、讲逻辑的,有句古话:三思而后行。但如何三思?只有大家自己去悟,只有意会,不可言传。 因此,造成近代中国的落后,其根本原因不能全怪明朝、清朝,而是要怪罪中国古代没有出一二位哲人,引导大家学习掌握符合逻辑的思考方法,建立科学的实验体系! 直到现在,大学里讲课讲得大家都听不懂的教授,这才是有水平的教授!而在国外,大家都听得懂,才是有水平的教授! 中国还有些古话:三人行,必有我师。满遭损,谦受益。 中西方学问各有所长,学习西方的长处,融贯中西,岂不更好?

好像主观价值论首先是效用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lz提出的想法已经很早很早被一些伟大的学者提过了,并因此转换了经济学的目标和任务 就中国文化这个庞大得无法在庞大的内容来说,里面的确存在一些关于逻辑和方法论的思考与分析,但无法形成主流。这大概和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式有关,注重世俗和伦理,道德和政治。 历史无法假设,如果中国没有形成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像西方那样,总是有不同的“社会试验”来检验某一种发展方式的好坏,这样就能让最有效率的发展方式生存下来,中国的发展就是另外完全不同的可能了 历史不见得是简单的线性发展,同样,中国思想文化中也有对逻辑的思考和探讨,只是由于中央集权制的高度巩固,扼杀和削弱了其他大量可能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 lz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也的确说出了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古以来世界有三大逻辑体系:西方的逻辑,中国的名学,印度的因明学,只不过西方的发达而已,在对东西文化的思维方式,来龙去脉和根源,特点等还没做到综合透彻的研究前,支离破碎的观点说服力是远不够的,有谁敢说他对东西方文化,哲学里最核心的几个概念把握了?更不用说对东西文化体系的把握了.当然了,争论可以相互促进,也是好事,但要思考。我建议大家看看三十年前就有名的经典著作《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卡普拉著。

老子是中国名学的奠基人,中国名家和公孙龙继承这一传统,从逻辑概念,从逻辑定义的公式研究哲学,根据《通变论》所论证和接触的哲学根本规律,统一物,“二无一”,是互相排斥而关联的“二”,非“一”的重复,着重搞清了“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本质和现象等等的辩证法”,形成独立的名家学派,补充、丰富、发展了老子名学,乃道家的别派。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归根结底是承载文化的文字符号不同,汉字是由笔划纵横组成的象形方块字,又是单音字,这种文字善长概括综合、感性直觉,无须具体分析,就能直接跳到事物的本质上去,因而中华文化的高度概括的哲理性强,老子等能一下洞穿宇宙的根本;西洋文字是由字母横向组成的,善长具体分析客观事物。文字决定了思维的不同。

逻辑只是认识驾驭事物的一个工具,没什么稀奇,它是一种联结工具,却不是事物本体,中国人更擅于从整体感应把握存在,而且更会变通甚至人为混淆,本质还是利用吗,当然凡事都是相对而存,中国的逻辑的特性就在于把握整体,不执局部,从宏观从身边从人事着手的多,而西方只不过从技艺上多些,只能说是方位的不同,另外中国人之所以说结论不说过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凡事不直白讲悟性,但是却有许多拟象与比喻,目的还是整体把握一个道理,与琐碎的论证是殊途同归,凡事的把握只看你的悟性了,中国的智慧是隐含的,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有通读与了解,你的结论不会有什么意义,甚至很草率

学问的种类很多,其研究对象的差异很大,是否都有必要和可能形成发达的逻辑系统我不敢说。但即使是拥有发达逻辑系统的理论,要证伪它也绝非易事。理论一般由基本原理及其推论组成,人们对它的证伪一般是由推论而非原理入手的。当推论与事实不符时,人们就会检查推论和原理之间的逻辑链条,看是否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者试着提出辅助性假设,用以解释推论为什么与事实不符。只有当不能解释的事实越来越多,用上述方法越来越无济于事时,人们才会将怀疑的矛头指向原理部分。越是基本的原理,其刚性越强,被证伪的难度越大。所以理论不是一遇反例就全盘崩溃的,而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以适应新的事实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有逻辑还是比没逻辑好,因为毕竟它为人们检验学问或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了重要的手段。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17:45:50 | 显示全部楼层
东方学问思维与西方学问思维不同点是什么?-----兼谈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近代史是-部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清朝政府,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政治制度,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种。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打倒孔子及传统文化,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孔子及传统文化,直到今天,人们对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应从中,西方思维理念方面入手,寻求违法广告。
   西方人的思维理念是从分析入手,[ 指主流思维理念]
   中国人的思维理念是从综合入手,[ 指主流思维理念]
   先从西方思维说起, 西方经历了宗教蒙昧时期, 宗教认为是神创造了人, 达尔文从分析自然物种入手, 用大量实证自然物种科学证据, 证明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步.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卢梭提出了天赋人权论的进步思想, 用人权对抗皇权, 从而形成自由, 平等, 博爱的时代追求.
   在经济学方面, 亚当, 斯密写出名著《国富论》, 为近代资本主义奠定理论基础, 从而促进近代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
   
   西方的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在同宗教蒙昧主义的斗争中, 获得胜利, 取得空前的大发展.
   但是西方宗教并没有消亡, 并生存发展到当代. 宗教与科学和谐共生, 各自发展。(笔者有专文; 宗教在当代的作用是什么)
   在当代, 由于资本主义过分追求物质利益, 大量耗费自然资源, 也面临衰退的风险. 西方有识之士也倡导从中国古代哲人思想中吸取精华. 主要是孔子的思想, 但人们却忽略了中国哲学始祖老子.
   从上面的事例看, 西方学者的思维理念是从分析入手, 通过对宏观世界, 微观世界的分析来认识自然, 认识社会, 建立学术体系, 形成了-套现代实证科学体糸.
   

   再来看中国哲人的思维理念, 中国哲人的始祖, 应首推老子, 道德经, 仅5000多字, 但包容万象, 将宏观世界高度概括, 思维理念是综合式, 古代也没有实证科学的支撑, 在2千多年前的古代, 人类尚在半蒙昧状态, 老子能总结出世界万物成长消亡的规律. 真是令人佩服.
   老子的哲学思想, 至今仍显示强大的生命力.
   孔子将老子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和伦理方面, 创立了儒家学说, 孙子将老子的哲学思想运用到军事搏弈上, 写出了孙子兵法. 道教并不是老子思想的正统继承者. 老子与道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始祖. 代表了中国人在古代的最高智慧, 而道教仅打着老子的牌子, 曲解了老子的思想,. 是一个宗教.

   春秋战国时代, 是中国学术最繁多的时代, 百家争鸣, 虽然各学派观点不同, 但纵观各学派的思维理念, 主流是综合式的.
   孔子的政治和伦理的核心思想有三点, 1, 以民为本 2, 仁 3, 中庸之道,.
   孟子讲“义”对儒家学说作了发展完善.
\  但怎样以民为本呢?没有制度的保证, 也仅是孔子的愿望, 由帝王们自由掌控, 随意解释.
但在2千多年前, 能提出如此先进思想让人敬佩, 这思想与近代西方学说的民主思想是相同的./
   仁, 既是做人做事的标准, 也是出发点, 与近代西方博爱思想是相通的.
   中庸之道, 凡事都有两面性, 取其合理的部份, 从而博采众长, 是正确的方法.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 中国哲人的思维理念, 主流是综合式的. 但是, 其中也有分析式思维. 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分析式的思维方式. 如中国的四大发明. 李约瑟先生著作[中国科技史] 中的绪多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 有些运用分析式思维, 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 这种分析式思维始终不是主流思维.,
   中国历史中, 唐朝是国人自豪长脸的朝代(主要是贞观之治), 唐朝以后的各代帝王, 吸取传统文化中负面的成份, 没有发展以分析式思维为主流的自然科学. 以人权思想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因而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史.

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式综合性思维输给了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为基础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式思维理念.
那么中国式综合性思锥理念, 在当代就毫无价值, -无是处吗?下篇文章将谈这个问题.

作者.张忠俊    电子邮箱;  zzj6667@163.com观看作品,请进本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61063922abc【新浪】
 楼主| 发表于 2012-12-5 16:46: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东方文明的大成与我们国家的使命
发表于:2012-11-23 10:46:21
一、我们不是害虫
  
  不论心怀何胎,世界舆论一般都同意,中国在崛起。所谓崛起,就是国家总体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快地增长,首先表现在经济规模上赶上或超过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而位于世界前列;在趋势上,甚至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世界历史提供了国家崛起的不同道路和模式。对外的和平崛起,或武力崛起;对内的民主崛起,或集权崛起。崛起,要求国家有一定规模,规模越大,一旦出现经济增长,崛起得越迅速,越势不可挡。
  一般来讲,国家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同步的国家容易选择武力崛起道路,殖民时期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法兰西,工业化初期的沙皇俄国,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还有19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通过军事扩张,把别的主权国家并入自己的版图,或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原料供应地或海外市场,以寻求外延的经济快速增长。
  规模聚合在先,经济增长滞后,或者武功被废的大国,通常会选择和平崛起道路,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今天的中国、印度和巴西。美国的情况有点复杂,导论里没有篇幅讨论。
  武力崛起的大国在国内走的肯定是集权道路,殖民时代的西欧列强在国内实行君主专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诸国在国内搞的是法西斯极权统治。先民主化,后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走的肯定是民主崛起道路,比如今天的印度;先民主化,后要走对外武力扩张道路的国家,会逼着国民对内选择颠覆民主的集权化道路,比如当年的魏玛德国。
  坚持对外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如果不是已经走上民主道路,应该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者如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后者如改革后的中国。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世界公认的全权体制,其特点是“五个代替”:国家代替个人,政党代替国家,中央代替地方,领袖代替中央,政治代替经济。经过改革,“三个代表”代替了“五个代替”,这是权力下放和党政分开的结果,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逐步分开,有史以来集权程度最高的全权政体,已经变革为“混合政体”,既有形式选举和实质任期的现代宪政民主成分,也有遴选接班和非票决制的传统仁政禅让成分。所以,我把当前中国的崛起称之为“民主进程中的和平崛起”。
  对中国的这种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让国外“中国威胁论”者们不高兴的,主要是“未民主”。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他者”:首先,民主化的步伐没有赶上经济增长和军力增强的步伐;其次,官方意识形态的臀部上还留有前苏联集团遗传的胎记。一旦中国在民主化道路上倒退,一个克里斯玛式的独裁人物完全有可能利用“受害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实力,强大起来的“他者”就会变成可怕的“复仇者”、扩张者,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发号施令者。
  在他们的政治理论框架里,有一种理论叫“民主和平论”。这个理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战争大多在两个专制国家,或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发生,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没有,也微乎其微,中国在未成为民主国家和屁股上的前苏联胎记消失之前,对崛起的和平方式的承诺,并不比狼对“素食食谱”的承诺更可信。
  有意思的是,恰好中国国内就有一些“狼”的信徒,他们从来就不对素食有任何承诺。让他们不高兴的,恰恰是“和平”。在他们看来,和平论调如果不是娘娘腔,也是文艺腔。中国的目标就是做世界的老大,和平要么妨碍,要么推迟这个目标的实现。《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宋晓军说得更露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这意思是,不在战场上,就在猪圈里,在西方人圈我们的猪圈里。和平,他们不高兴;战争,他们高兴。人家说,中国是威胁。他们说,我们不只是威胁,我们就是战争。这不是爱国,是害国:对外中断和平崛起,对内夭折民主进程。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则杀虫剂广告,画面上蹦跳着一拨虫子,一边热舞一边欢唱道:“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看上去很高兴,幸好高兴的时间不长。
  事实上,国内国外的不高兴者们,都误判了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当前的崛起,不仅是国家行为,更是文明行为。国家行为指向的是权力,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看来,即便是民主国家,一旦崛起为潜在的世界首要大国,也会与前任世界霸权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更何况正在崛起的中国还是非民主国家。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米尔斯海默就是这么认为的:国家注定相互冲突和战争,因为每个竞争对手都想取得相对于他人的竞争优势。“这是一个悲剧”,他说。
  但文明行为指向的不是权力,而是魅力。因为国家是政治实体,而文明则是文化实体。历史上,国家权力扩张的主要方式是征服,因而伴随冲突与战争;而文明魅力,特别是东方文明魅力扩展的主要方式是传播,伴随的是取经和留学,比如大唐的取经僧,日本的遣唐使。权力是单一性的,国家有边界,容易排他。魅力是多样性的,文明没有边界,可以并存,冲突不是必然的。
  虽然已故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运用权力分析工具和冲突模式来看待文明,提出了“文明断层线战争”的见解,但那至多是西方文明的扩张性视野,也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赞成。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就将亨氏“文明冲突论”称为“政治学摩尼教”,基本模式就是“我们”反对“他们”。东方文明,无论印度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不长獠牙,与西方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非武力扩张。有十字军东征,炮舰护教,绝没有儒冠或“卍”字军西征。确实,蒙古铁蹄蹂躏过欧亚大片疆土,但那是类似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蛮族入侵,不是文明扩张,遭殃的不仅有西方文明,也有东方文明。
  从文明行为,而不只是从国家行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绝不是米尔斯海默所说的“悲剧”,中国人也不都是想要用武力做世界老大的“害虫”。我们正在做的,不只是增强国力,也是在成就先祖们开创的东方文明。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600到前300年之间)的所谓“轴心时代”,主要发生于四个地区,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等。轴心时代完成的是从神话到理性,从超验到经验的过渡,所以是一个世俗化和“精神化”时期。
  显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文明”,限于精神文明,未包含物质文明。如果把文明看成是精神-物质一体化文明,那么,需要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论进行两个方面的修正:第一,轴心时代增加,不止一期,精神化只是第一期;第二,文明数量减少,剩下两个,东方与西方文明,由于未能独立完成精神向物质的独立轴心化,以色列文明并入西方文明;由于古印度轴心时代的最伟大精神领袖释迦牟尼移民到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地区,印度和华夏文明并轴为东方文明。有趣的是,中华文明吸纳了印度文明最有价值的部分,印度文明却没有吸附华夏文明的任何可以分辨的部分。
  中国当前的崛起,可以被看成是东方文明进入第三期轴心时代。第一期是春秋时代的精神化;第二期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迈出新的步伐,物质上创造农业文明,精神上同化佛教文明;第三期呢,更广的普遍性,更大的包容性,精神上吸收西方价值与制度文明,物质上成就工商业文明。
  传说鲁哀公与众大夫狩于野,射杀一头异兽,似鹿似马似牛似龙,众不识,请孔子。孔子见而恸之,说,此为麒麟也,盖出于盛世,今无圣王在位,所以见杀,哀哉呼也。这是一个寓言,麒麟之死,象征中国文明第一个轴心时代的结束。从那时到现在,2500年过去了,虽然再也没有麒麟的消息,但仍然有外部世界像发现麒麟一样,发现孔子和他同时代大师们精神化的华夏文明的消息。
 楼主| 发表于 2012-12-5 16:47:09 | 显示全部楼层
二、 “G2”构想与世界文明的“双黄蛋”
  
  上文提到,对中国的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不过,也有人很高兴。国外不高兴的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高兴的人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新词和“G2(中美两国集团)”新概念。
  视角决定思维。从国家性质和军事力量角度看待中国崛起,看到威胁并不奇怪。从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中国还没有达到国际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最低验收标准,因此,中国的实力增长不能让他们放心;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无论中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也改变不了国家的权力扩张本性,中国的军事力量,宇宙空间开发力量,以及全球影响力增强,意味着对前霸权国家势力范围的压缩,自然会触发其“悲剧”意识。
  从经济角度看怎么样呢?几人欢笑几人愁。美国劳工组织肯定发愁。白岩松访问过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几成空城,中国的汽车销售量今年初以来却攀升世界第一。中国加入WTO,大大推动了全球工资水平平均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产业工人,如果不能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很可能丢掉饭碗。但从消费,国际分工和资本利益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肯定是个好消息,不仅会降低发达国家居民生活费用支出,提高国际资本盈利率,还会增强世界经济的互补性,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弗格森等人看到的正是最后这一点,因而感到高兴。
  弗格森教授和在他那儿访问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石里克教授,2007年12月在国际经济政策学术刊物《国际金融》上刊载了题为《中美国(Chimerica)和全球资产市场浪潮》的文章,文章把中国的英语单词China和America合在一起,造出一个合成词:Chimerica,翻成中文就是“中美国”。他们用两个国名的联结来象征两个国家经济的共生关系,这个共生关系就是作为世界最大消费国美国和世界最大储蓄国中国之间的相互需求,从而构成了“中美经济共生体”。该共生体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3%、人口的四分之一、GDP的三分之一,它将在21世纪初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不过,当这个共生体时代结束后,中国会在20年内超越美国。他还表示,日后在中国的统治下,世界将维持和平,并出现中国经济霸权(Pax Sinica)。
  绝大多数中国舆论都认为这是美国代言人在忽悠中国,给中国灌迷魂汤,目的是哄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好让中国人干活,美国人快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人把危机归罪于美国的过度消费,有人把危机归罪于中国的过度储蓄,把美国的消费与中国的储蓄嫁接起来,看到双方经济的共生性,确实是个独特视角。还有人从这个视角出发,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即G2的设想。中国舆论和中国政府也都不认同这个设想。
  仅仅从经济体的角度看,不认同是有道理的。一个储蓄,一个消费,这不是什么“共生”集团,而是“寄生”关系,这是第一。其次,和美国绑在一起,既招风,又招恨,捧得高,摔得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也被这样捧过,自己也这样吹过。先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了本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接着自己出了本书,《日本可以说不》,结果许多日本大公司,比如索尼,头一晕,到美国大肆购买资产,最后载了跟头,至今一蹶不振。而美国呢,来了个IT和个人电脑革命,日本就遗失掉了十年。
  不过,从文明体的角度看,把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则并非无稽之谈。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和核心国家,中国则是承担东方文明大成使命的核心国家。日本曾经想承担这个任务,但它的“脱亚入欧”使其曾经偏离东方文明的正常轨道;另外,就像盆景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它偏狭的国土也不足以使其扮演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的角色。日本曾试图通过征服中国大陆来扩张自己的规模,从而构筑以自己为核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日本版的东方文明,但没有成功。
  从文明的轴心时代以来,西方文明在爱琴海岸边古希腊城邦完成结晶化过程后,开始步入精神-物质一体化时代。要完成文明一体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一个大规模的政治体作为承担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二,超民族的文化认同;第三,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
  首先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用铁蹄踏出了西方主导的第一个和第一批世界性帝国  马其顿帝国和分裂后的希腊化诸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但无论是马其顿帝国或罗马帝国,都既没有实现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没有建立起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系。希腊城邦时代的工商业经济被帝国时代萎靡不振的农业经济所淹没。
直到基督教的传播把希伯来 以色列文明纳入西方文明之后,超民族的文化认同的百衲衣才借助宗教的丝线开始缝缀。亨廷顿用宗教信仰来划分当代文明,并且把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几乎划等号,看重的正是宗教信仰在文化认同构建上的作用。
  西罗马帝国坍塌后,西方文明丧失了世俗核心国家,但建立起了基督教文化认同,于是从1096年到1291年的200年时间里,基督教世界发动了9次针对伊斯兰势力的“十字军东征”。罗马教廷发动东征,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攘外”,实际上“安内”,它不仅想做教庭,还想做朝庭,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帝国,扮演核心国家角色,肩负起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未完成的使命  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和一体化。
  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新教革命,让罗马教廷泄了气,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样,西方文明的精神-物质一体化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已经具备两个:文化认同和经济增长,但还没有核心国家。于是基督教世界各国为争夺核心国家地位进行了无数次内战,并诱发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质是,在东方,日本与中国争夺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地位;在西方,雅利安-日耳曼大陆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国家争夺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地位。当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作《西方的没落》时,他并不真的认为西方文明没落了,而是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导的西方文明没落了,要想让西方文明统治世界,就应该让德意志民族主导西方世界。在他看来,英美的金钱霸权和民主政治已经腐朽,现在需要武力,和“浮士德精神”。什么是“浮士德精神”,说白了,也就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推销的“尚武精神”和扩张精神,他对此的描述是:
  “浮士德精神的基本象征是纯粹的和无限的空间”,它的地理眼界异常广大,“祖国的广袤是一个个人很少看到它的边界,可是要保卫它并为它而死的地区,它的象征性深度和力量是其他各个文化的人类所永远不能理解的”。我相信,斯宾格勒在写这段话时,一定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激动得在椅子背后来回走动,热血在他的胸腔里沸腾。
  在斯宾格勒看来,西方文明的第一期,就是没有核心国家的“战国时期”,继战国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时期”,帝国推行“血统权力”的“凯撒主义”,而德意志民族是承担西方历史这最后一个阶段伟大使命的最后一个民族。他说的正好是后来的“第三帝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与德国和日本政治家预想的不同,与中国当局预想的相去更远。德国和日本失败了,没有分别当成西方和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从西方准核心国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手里接替这个职位的是美利坚合众国。中国胜利了,但其大陆部分非但没有承担起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的历史使命,反而并入了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阵营,成了那个阵营的小兄弟。做小兄弟和做老大都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性格,毛泽东重新划分世界,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核心国家,虽然他反对这样自封。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最伟大成就,从文明史的意义上看,主要是两条:第一,中国从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回归东方文明,并且开始重建文化认同;第二,为完成一个世界性文明一体化的三个条件(大规模的政治体,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基本具备,尚待改善的,是这些条件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如果把当代世界文明比作一枚鸡蛋,它有两个核心,也就是两个“蛋黄”:西方文明和美国,东方文明和中国。伊斯兰文明在宗教亲缘关系上,可以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表亲文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同属一个教系,即亚伯拉罕(阿拉伯语发音为“伊卜拉欣”)教系。亚伯拉罕或伊卜拉欣是三大宗教的共同祖先。虽然基督教不承认穆罕默德为先知,伊斯兰教却承认耶稣基督为先知,但他既不与上帝一体,也不是最后的先知,最后的先知是穆罕默德。不过,在伊斯兰教拥有自己的核心国家之前,它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
  事实上,独立宗教是独立文明的充分条件之一,不是必要条件。宗教对于文明的意义,是信仰层面上的,可以加固文化认同,但不是认知和反思层面的。 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信仰,而在于有没有认知,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文明可以被浅显地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
  认知和反思,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是文明轴心期最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说,没有认知和反思,就没有文明的轴心化。认知和反思的结果,产生理智和个性,它们相当于文明生命中的核糖核酸。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并磅礴于世,就是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核糖核酸和遗传密码,解读这些密码,不仅有趣,而且有用,用处就是看清我们民族和我们国家已经走的和将要走的路。
 楼主| 发表于 2012-12-5 16:47:5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金融危机显露西方文明的“基因”缺陷
  
  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要解密西方文明的遗传密码,美国是个很好的标本。切入的最佳部位,当然是金融危机。
  秦晖对比这次金融危机和美国1929年危机之后认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1929年危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于是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然相反。”
  秦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这段表述里,他自己也并不认为两次危机在一切方面都“截然相反”,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过度”:1929年是“过度”生产,2008年是“过度”消费。
  秦晖不同意把此次金融危机归咎于福利制度,有人(陈平)认为此次危机是美国“福利国家”制度危机:“次贷”“过度”支持穷人买房,工会“过度”强横,欺负资本。秦晖反驳说,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与强工会的典型,为什么危机在美国爆发?
  他也反对认定“资本主义”是此次危机的幕后黑手。他论证说:“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因此,这个‘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那么,病根在美国文化吗?秦晖也不赞成,他坚持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可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这与今天的美国消费狂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在秦晖看来,危机的“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是美国滥用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搞“透支消费”。更深层的病因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国民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这需要解释一下。在秦晖那里,“尺蠖效应”指的是政策的一伸一缩都有利于强势集团的效果,“反向尺蠖效应”当然是指前后左右伸缩都偏向弱势群体的政策效应。关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这种“反向尺蠖效应”,他的表述如下:
  “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正是这种双“过分”,酿造了这次危机:平民都要当业主,挤出“次贷”,这是福利过分;金融过分创新,搞信用膨胀,这是自由过分。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加民主制度的日本、韩国,甚至欧洲各国没有出现他所谓的“反向尺蠖效应”?如果他回头再拿美元霸权来说事,他就落入了循环论证。他必须钻探,穿过政治制度岩层,深入文化核心。事实上,他已经触摸到它,但又放弃了。这个核心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过度”。1929年危机,是资本“过度”压制劳动,生产“过度”;2008年危机,是工会“过度”压制资本,或者按照秦晖的说法,“人民”“过度”逼迫政府,自由与福利双“过度”,导致消费“过度”。信用“过度”衍生,美元霸权“过度”使用,都是这些“过度”衍生出来的“过度”。
  美国奉行的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文化吗,不是以勤俭、禁欲和积累为美德吗,怎么会有过度消费?美国文明不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的移栽文明吗,为什么比欧洲还“过度”?
  第一个问题与当代世界的世俗化和信仰多元化有关。我前面已经说过,信仰不是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是“认知”。当信仰的积雪完全覆盖住“认知”的原野时,信仰文化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确实能起到支配作用,当信仰影响力下降时,曾经被信仰之水淹没的认知之石就显露出来,并发挥作用。信仰衰落和多元化,是当代美国的时代特点,新教伦理有如暮春飘拂在空中的杨花柳絮,虽然还在漫天飞舞,但已经是无关痛痒了。
  另外,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将西方文明的各种特性发挥到极致,是可以理解的,包括这个文明的基因优势,和基因缺陷。西方文明基因的最大缺陷就是“过度”,这个缺陷不仅也在欧洲发作过,而且还疯狂地发作过:殖民主义的疯狂扩张,种族主义的疯狂屠杀,空想共产主义对暴力的极端崇尚和对财产的过度仇恨,等等,都是它的种种病态。不过,“过度”也与力量有关,在欧洲诸国还是世界大国时,它们能做出些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过度的事情,比如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等等,如今,在欧盟还没有作为一个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发挥作用之前,做“过度”事情并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了。
  那么,什么是一个文明的认知基因呢?你像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地去剥一个文明的知识体系,最后会留下一个原点,那个原点可以被称为文明的元概念,没有比它更基本的概念,那就是认知基因了。西方文明里的“逻各斯”(希腊语λoyos,英语logos),华夏文明的“道”,就是这样的认知基因。西方的“逻各斯”和中国的“道”一样,都是这两个文明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思想的第一起点,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等,都是它们的别称。它们都是关于宇宙起源的发生学概括,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它们都形成于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时代文明轴心时期,分别是两个文明轴心中的轴心。
  《希腊哲学史》的作者,哲学史家格思里在该书第一卷中,详尽地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纪及之前“逻各斯”这个词在哲学、文学、历史等文献中的用法,总结出十种含义:(1)任何讲出的或写出的东西;(2)所提到的和与价值有关的东西,如评价、声望;(3)灵魂内在的考虑,如思想、推理;(4)从所讲或所写发展为原因、理性或论证;(5)与“空话”、“借口”相反,“真正的逻各斯”是事物的真理;(6)尺度,分寸;(7)对应关系,比例;(8)一般原则或规律,这是比较晚出的用法;(9)理性的能力,如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逻各斯;(10)定义或公式,表达事物的本质。
  很显然,作为一种精神的基因存在,“逻各斯”与我们文明中所理解的“道”相比,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逻各斯”寻求自我确定,“道”则处在动态过程中,具有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第二,作为一种精神实体,“逻各斯”只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外化”和“客观化”,“道”则始终具有两种冲动,既有“外化”冲动,也有“内化”冲动,“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说的就是道外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内外,内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外化。外化就是“无中生有”,内化就是“有中生无”。如果把外化看作是传播与扩张,内外看作是吸收与生养,那么,西方文明则是一个直线扩张的文明,把扩张的停止看作文明的失败,而不是文明的生养。因此,外化或扩张“过度”,就是这种文明的常态。
  有个日本作者岸根卓郎写了本《文明论》的书,说“西方文明是自然对立型、自然掠夺型、自然破坏型的父性型物质文明,东方文明则是自然顺从型、自然循环型、自然共生型的母性型精神文明。”看到西方文明的单纯的扩张性是对的,但看不到东方文明也有扩张性就不对了,东方文明的扩张性不过度而已;看到东方文明有内化的精神作用也不错,但说西方文明不包含精神文明,东方文明缺失物质文明,那就错了。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在第一期精神文明轴心化之后,寻求精神-物质文明的一体化。不同的是,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更早地创造了工商业文明。
        改革开放,释放了潜藏于中国历史意识中东方文明的外化冲动。这种冲动一旦释放,在一定时期内会比西方文明的外化冲动更为强劲,这是“道”的特性所决定的。道遇内更内,比如唐代,道内化了佛教之后,创造了比佛教更加内化和空无的“禅宗”;道遇外更外,比如体育,中国一旦从事,就在所有体育中最外化的竞技体育中大显身手,这与以纯内化的“梵”为文明基因的印度大不相同。
  道还遇刚更刚,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是所有民族中最刚烈的民族之一,所以整个文明体才得以完整保存;道遇柔更柔,对那些前来送礼的外邦,中国的答礼更为丰厚。毛泽东的革命,可能是所有革命中最刚的,从政治经济革命到文化革命;邓小平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柔的,所以获得成功。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外向的,几乎整个发达地区都在为外国生产;但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内化需求,也是动作最快、投放资金最多的国家之一。
  不过,道不是猪,并非全身是宝,也有不争气的东西。笼统地说,西方文明的长处,正是我们文明的短处,比如确定性。道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的民族缺乏原则性,我们的文明缺乏制度结构。这些都是需要向西方文明学习和改善自身的地方,“道”本身就具有这种内化和吸收功能。东西文明虽然走的是不同道路,但全球化提供了两种文明互动共生的机会。
  
 楼主| 发表于 2012-12-5 16:48:38 | 显示全部楼层
四、第一次大呼吸:华夏文明成为东方文明
  
  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描述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同道路,在我看来,没有比下面这句话更合适了:东方文明走的是从整体到个体联合的道路,西方文明走的是从个体到整合的道路。这里所说的“个体”,指的是所有不同层次上整体的构成部分,从个人到单个民族。
  雅斯贝尔斯从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出发,把他视线内的人类历史描述为“两次大呼吸”,第一次大呼吸是各民族分散进行的,“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第二次呼吸与第一次呼吸的本质区别是:第二次呼吸是人类整体进行的,而第一次呼吸却好像分裂为几次相似的呼吸。”我猜想,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就应该是雅氏第二次大呼吸的一种形式,美国的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第二次大呼吸的另一种形式。不管是哪种形式,都符合雅斯贝尔斯想要的人类历史的目标:一个“不朽的精神王国”。
  这仍然是“逻各斯”基因决定的线性思维在作怪。“道”基因结胎之后的华夏文明的呼吸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它的第一次大呼吸是整体的呼吸,对这次呼吸的整体性的最好表达是心学家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这是“道”基因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播种的结果。不过,王阳明在发这个议论时,中国的这次大呼吸已经在吐最后一口气,如果接不上新的呼吸,就要断气了。但这次呼吸的第一口气,却是秦始皇吸的。
  华夏文明从西周开始,本来也有可能走西方文明完全外化、从个体到整体的发展道路。首先,西周用的是西方式的武力征服方式灭殷商,一中原;其次,实行的封建政体,也是西方式的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并存的联邦制,这个体制,被荀子称为天下“兼制”,而不是后来的“大一统”。
  有两个因素,决定华夏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一是西周的血缘政治适合家族统治,最多是氏族统治,但不适合“天下”统治(这里的所谓“天下”,指的是包括当时所有诸侯国在内的政治疆域),按血缘远近关系分配权力使得行政极端无能,导致整个政治体分崩离析,陷入列国争霸和战乱。二是华夏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又要求天下一体,这是因为有三个方面的“环境依赖”:1,安全依赖,聚居在一起的农耕华夏民族从虞、夏开始,就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连为一体,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证边界安全;2,水利依赖,政治体必须覆盖整个黄河和长江流域,才能保障水利,消除水害(像大禹所做的);3,气候依赖,整个区域广大,东边雨,西边旱,南边涝,北边雹,都是有可能的,天下一统,才能调节丰歉,最大限度地避免区域性饥荒。
  为此,华夏文明进入了第一次轴心时期,任务就是从精神上完成对世界的整体认知,但也为个性发展留下空间。“道”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它其小无内,其大无外。论小,比近代以来发现的电子、中子和粒子还小,因为它“无内”;论大,它可与宇宙万物同体,因为它“无外”。但首先要发挥的是它其大无外的整合功能,它借助的是法家和儒家两个流派的思想家,一派(法家)从军事和政治操作上整合政治版图,建立暴力权威的“大一统”帝国,秦始皇吸了这第一口气;另一派(儒家)从精神上整合文化认同,创造了以天为本(以“龙”为图腾,以“天”为权威来源,以“天子”为称号)和以民为本的“双本位”政治意识形态,汉高祖刘邦吸了这第二口气。
  第三口气是唐太宗吸的,这口气是什么呢?是再一次扩大“道”的整合、吸纳和外化功能。虽然儒家思想还是正统,但道家思想也被当成重要的政治思想受到重视,从魏晋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皇宫附近的白马寺甚至成了皇家修道院,大唐取经僧远赴印度,日本遣唐使云集长安。虽然作为一个帝国,唐王朝通过战争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征服的是军队,但是短暂的;作为一个文明体,被唐朝推上顶峰的华夏文明,通过和平交往和留学传播的是自己的魅力,征服的是文化和人心,而且是久远的。
  从唐朝开始,通过吸纳和传播,华夏文明大大扩大了自己的轴心,成了东方文明。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朝鲜等东亚民族开始认同当时世界上的儒学和佛教中心,也因为古印度轴心时期的伟大精神成就佛教文化被唐朝吸纳,从而使中国也能被南亚佛教国家在信仰文化上所认同。由于佛教没有基督教教皇那样的首领,信仰佛教的核心国家  唐王朝在事实上也会成为佛教事务的中心。可以这样说,唐朝以后,华夏本土的儒道文化,以及经过中国包括西藏传播和发展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文化,成了东亚文明和东南亚文明一部分的基因库。
  从秦始皇的第一口气,到唐太宗的第三口气,华夏文明有了第一次大呼吸,这次呼吸做成了两件事情:第一,缔造了一个世界性帝国,虽然经常破碎,但又每每被修复;第二,形成并扩大了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但没有做成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建立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因此,华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完成的是第二期轴心化任务,那就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迈出新的步伐,在物质上创造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通常被描绘为停滞性甚至衰退性文明。雅斯贝尔斯就用“静止干瘪的木乃伊”来形容中国儒教中的精神生活,并且认为,到18世纪,中国和印度“在下坡路上都已经走得很远了”。这毫不奇怪,以农业文明为物质载体的古代东方文明,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文明,而不是发展性文明。农业是零和产业,丰收导致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土地减少,从而引发人口的强制性下降(通过饥饿、瘟疫和土地战争),又恢复到以前的人均土地占有水平,如此周而复始。
  简单地说,中国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获得了国家规模(整体一元性),但没有获得经济增长(个体多样性)。与此相反的西方文明,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继续进行的第一次呼吸,获得了经济增长(个体多样性),但没有获得国家规模(整体一元性)。结果就出现了如下文明中的不文明故事:西方文明内部战乱,外部扩张,旨在寻求规模,建立核心国家;东方文明内的人民,当王国奴,或者当亡国奴,因为整体一元性与个体多样性发生矛盾,既不能容纳政治民主,也不能容纳技术革命和自由市场,个人和国家都没有防卫能力。
  东方文明的血是热的,甚至可以说是血液文明,也就是伦理文明(血缘关系至上),但还不是肌肉和骨头文明,还缺乏逻各斯文明所具有的表现力(文学艺术)和结构力(科技文明和制度文明),还需要继续呼吸。
 楼主| 发表于 2012-12-5 16:49:57 | 显示全部楼层
五、 第二次大呼吸:东方文明包容世界文明
  
  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唐人街,但文化纯洁性很高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在移民中国后,却很容易溶入当地社区,若干年后,甚至难以把他们和当地居民区分开来。这两种现象放在一起,有一个解释,华夏文明包融一切,但却最难被消融。中国以前的排他性、闭关锁国,以及文化自戕,都是政治行为,不是文化行为。
  这就是“道”基因所具有的特性。道不仅包含有无,还包含阴阳。当它包含阴阳时,就被称为“太极”。宋儒周敦颐写了篇《太极图说》,把“道”基因纳入儒家学术范畴,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样,阴阳就变成了仁义。这大大缩小了太极的文化含义。
  其实,道一旦成为太极,就变成可经验的“存在”,就在外化和扩张的过程中,这个存在被称之为“太极圈”。扩展中的太极圈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完善,它的发展是平衡、整体和完善的发展,因为太极圈没有缺口;第二是非敌,太极圈包含两端(阴阳),但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极端,所以不以任何东西为敌,因此,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维持自己的存在;第三是包容,太极圈不怕接触,不怕异己,相反,太极圈越碰越大,它的发展是靠把碰撞的异己转化为相容的成分而实现的。
  华夏文明在第一次大呼吸时碰到佛教,变大为东方文明;100多年前碰到西方文明,因为太硬,消化有点困难,但还是变大了一些;然后又碰到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短时间内变得很大很硬,干劲十足,对外,又是打美军,又是打印度,还打了越南和苏军,对内,又是“大跃进”,又是“赶英超美”,又是“阶级斗争”,还宣布过将提前进入“人间天堂”,虽然没有坚持多久,早泄了,但还是有过快感,打别人总比挨打强,以至于今天某些在现实生活中过得不太爽而成为“民族主义者”的人,还把那个时代的某个领袖像橄榄一样含在嘴里时常咂吧,寻求自慰。
  与西方反叛文明的相遇之所以不太成功,不是因为“太极圈”丧失了包容和消化功能,而是因为它碰到的东西正好是自己要排泄的东西,导致上吐下泻在情理之中。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之后,东方文明要走的是从整体到个体联合的道路,西方文明要走的是从个体到整合的道路(当代的欧洲联盟适应的就是这个要求)。德国版的哲学和德国产的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想提供的正是比中国传统“大同文化”还要大同的整体化和全权化模式,这个模式正是东方文明在第二次大呼吸时要排泄的。关于这一点,300多年前一个名叫德.格鲁的荷兰人就看到了,他在《天下大同》一书中写道:
  “大同是中国精神文化能发展达到的最高点。能削弱它的力量和造成它的衰落的是彻底的科学。只要科学在中国认真培育的时代来临,在中国的精神生活中无疑将发生彻底的革命,或者将使中国的骨架彻底脱节,或者使它再生,然后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中国人也不再是中国人。中国本身并没有第二套体系可代替旧的,结果旧体系的崩溃不可避免地造成解体和混乱。总之,如果人类丧失道,在他们最彻底地实践神圣经典时,根据经典,灾难和衰亡也必然降临……如果它在这世界秩序中在劫难逃,那么可怕的破坏就将纳入正常轨道,这样,中国古代大同文化的寿日便屈指可数了。那么,至少不会让数百万民众随着大同文化的末日而一起归于灭亡,这些人早已被外国势力置于不幸之中了。”
  这段引文里,除了说“大同文化”行将就木,抵挡不了西方的入侵之外,其它的话大多是一个傲慢传教士的梦呓。其实,大同文化是中国文明第一次大呼吸和第二期轴心化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它不过是东方文明的道基因创造的一个历史精神产品,它在把陷入数百年战乱的华夏民族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东方文明起文明建构作用的基因,我们的基因是“道”。
  如果说,华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的第一口气是秦始皇吸的话,那么,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第二次大呼吸的第一口气则是邓小平吸的。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只有两个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就是同时发挥道的内化和外化两种功能。对内搞活,意味着在整体内部实现个体多样性,或者说个体自由,官方用语叫权力下放和扩大自主权;对外开放,就是与包括西方主流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相遇,让东方文明进一步扩容。
  “道”具有这种能力。首先,它向内可以包容印度文明。印度文明的基因“梵”倾向于向内把“无”推到极端,因此传统的印度文明是一个高度出世和内视的文明,它指导人们运用自己身体多于运用工具,观察自己内心波澜多于观察外部风云,从战胜自己中获得的幸福多于战胜别人,对宁静的沉醉多于对热闹的迷狂,对于欲望,如其满足,不如节制,等等,这就难怪雅斯贝尔斯看到的当代印度是这样的:“它像一块分散的大陆,在其各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独特的精神遗产的基础上,它显示了一个发展中的强国的可能性,它尽管具有一切自由运动,事实上仍处于静止状态。”
  分享了道文化遗传基因的所有中国人都有让自己内视和沉静下来的禀赋。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某机场办理乘机手续,忽听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不认识。他说他是我低年级的师弟,看登机牌上的名字知道是我。聊起来知道,他毕业后到加拿大留学,后在加拿大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不幸发生车祸,瘫痪在床多年,和他一起住院的西方人,有的终身瘫痪了,有的心情烦躁死去了。只有他,心反而突然静了下来,认为这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好好休息一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什么是人生中重要而不紧迫的,什么是紧迫而不重要的,什么是既重要又紧迫的。他认为与家人共享幸福是既重要且紧迫的,胜于一切工作。想通这一切后,他安心地在病榻上修炼气功,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后又到美国继续深造,被美国一个大金融公司雇佣,现在薪酬比以前高,还不像以前那么累,成绩反而更出色。
  其次,道基因向外可以包容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因“逻各斯”倾向于向外把“有”推到极端,西方文明的德国代言人雅斯贝尔斯十分自恋地称颂了这个特点:“西方具有不屈不挠的特征,即决心把事物带到极端,把它们连最后一个细节都详尽说明,让它们处于非此即彼的地位。”因此,西方文明是一个极具扩张性和侵略性的文明,但它的长处是注重细节的精工精神,看重推理的理性精神,原则性强,制度化高,推崇个性与创新,珍视自由与民主,如此等等。
  不过,道基因不仅不排斥这些外化的精神,它自身就具有实现这些精神的可能性。它的特性,就是内“梵”外“逻”。如果说魏晋新道家的主情派(嵇康、阮籍为代表)发挥的是道基因内在“梵”因素的话,那么主理派(向秀、郭象为代表)想表达的正是它外化的“逻各斯”精神。与此对应的宋明新儒家里,“梵”因素的表述来自王阳明的心学,“逻各斯”因素的表述出自朱熹的理学。假如朱熹的“格物”没有带来科学实验,郭象的“应变”没有导致制度革新,那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中国历代王朝都无法克服贯穿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基本矛盾:整体规模与个体自由难以兼得,为了维持前者,只好牺牲后者。当代中国改革克服这个矛盾的方法是“试点”。
  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期间,给我辅导英语的一个退休教师十分推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我对她说,那本书不好。她十分惊讶地看着我。我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向她解释说,那本书有文化歧视主义倾向。假如资本主义是好的,世界各民族都可享有,但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只有新教伦理才行。要经济增长?先信新教吧。事实上,不信新教的日本,资本主义搞得一点都不差,甚至比作者的祖国更精工。对此可以做出的文化解释,不是新教伦理,而是传自中国唐代的禅宗伦理。任何人都不要小看东方文明的当代价值。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论是细微末节,还是宏观战略,都在道的视野里。
  完成东方文明的第二次大呼吸,和第三期轴心化,精神上吸收自由意识与制度文明,物质上成就工商业文明,这就是当前和今后几十年我们国家的使命。华夏文明里并非没有自由观念,先秦道家的“无为”和“逍遥”,都是对自由的描述。但迫于整个族群生存的压力,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道家的自由蜕变成“逃避的自由”,逃避的自由没有制度构建能力,桃花源不是自由邦。但老子学说里的“万物自化”思想,为当代积极和消极自由的发展提供了想象空间。
  无论将来东方文明包容了多少其它文明,西方文明的“过度”基因缺陷,它不会有。道不走极端,因为它没有端。它的扩张是圆的,收缩也是圆的。“生有”(外向扩张)时,有“生无”(内向还原)倾向牵制,反之亦然。所以,“适度”,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它的扩张是适度的,收缩也是适度的。这次金融危机在东方体系的国家引起的波动相对小,归因到文化上,就是“适度”。
  

吴稼祥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0:48:00 | 显示全部楼层
浅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1.了解思维方式的必要性

人类的思维是在生产实践活动作用下人脑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机能,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思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观察和反映客观世界,也对客观世界进行分析和综合。某个民族将长期以来对现实的认识凝聚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方式,就形成了这一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深层的表现有情感、意志等暗流及更深的以潜意识存在的观物态度,而其浅层的表现则为语言。


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和语言的桥梁(连淑能,2002:39),与两者都密切相关:一方面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科技、文学、美学、艺术以及宗教、政治、法律等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是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思维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于某种语言形式中。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要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就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


2.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导致它们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2.1 我们认为首先是东方西方哲学对语言的态度截然不同的缘故。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走上了“受指主义”的轨道。中国的第一位大思想家老子在他的著作《道德经》中不遗余力地否定语言的终极表达功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甚至否定语言是知识的来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最后用反诘的形式做出判断:“名与身孰亲?”违法广告当然是“身” (受指)高于“名” (能指)。“名实之辨”更是儒家的看家本领,它的思维立足点是“实” (受指),用“循名以责实”的方法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儒家否定语言的客观真理性,要看说话者本人的道德修养,即“道德”高于“文章”。尽量用超分析性、超逻辑演绎性的思维方式,很少论证和说明,文字向内凝缩,意义朝外涨溢,强调“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超越语言符号的限制,“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对语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和怀疑,直接导致了精神生活方面的内省传统,社会制度方面的人治传统以及知识艺术领域的寓言(传授技术后就把语言忘掉)。


而与之相对的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立足点是“能指”主义,对语言高度信任。大家知道,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分别是希腊哲学 数学传统和希伯莱宗教 律法传统。而“能指”主义在这两者之中都得以充分体现:希腊第一位大哲学家同时又是发现勾股定理的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创造了整个宇宙”,而数是一切人类符号中最能指代的符号。柏拉图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是从“理念”即纯能指中派生出来的;希伯莱旧约第一篇《创世纪》开宗明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出一个词,就有了一个对应物,说出了一切词,就有了一切物。总之是先有词后有物。在西方人眼里,语言就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世上根本不存在用语言和数学表示不了的东西。这种对语言和能指的高度信任和崇拜,直接导致了西方人精神生活方面的告解传统,社会制度方面的法律传统以及知识艺术领域的辩论传统。“真理越辩越明”,可以说西方世界的能指主义世界观及思维方式导致了西方文明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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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0:48:42 | 显示全部楼层
2.2 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受经济制度的影响也是恒久而深刻的。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春秋战国后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地主和自耕农,个体劳作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使人们缺乏对外界的联系,视野狭窄,思维闭塞。在这种农业社会中,人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不象西方那样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是把自然人化,或者把人自然化,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内向自求,重心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外推为国家统治秩序,是“人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使人们在群体行动中容易服从某些特定的权威,不喜欢坚持个人的权利。这种“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
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引起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注重加工程序、技巧、分析、比较而言的工匠传统大大发展。到了近代,西方试验科学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便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受到大工业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组织性、科学性、民主性的陶冶,“公平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竞争精神”是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典型特点。这种“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中国是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人们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受“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影响,不认为人和自然是对立的,不以自然为客体。同时,广袤的陆地形成了中国人博大的胸怀,表现为惊人的忍让与超然。“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不屑于打仗,那就是中国。”(罗素)然而,居住在大陆封闭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3:56:36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权专家:中西方人权观念有何不同
  作者:董云虎 著名人权专家、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务院新闻办七局局长

  中国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展览“中国人权展”日前在京展出。著名人权专家、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在就中国人权问题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人权问题既有普遍性,又存在特殊性,中西方在追求人权的基本理想目标、价值和内容上存在着广泛的共同性,但是,受历史、自然、文化、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西方在对人权的理解和实现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历史发展看

  中国和西方在近代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是决定中西方秉持不同人权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是通过自然发展的方式走向现代化,而中国则是在经历帝国主义侵略苦难后被动地追求现代化的实现,两者在革命和建设中面对的问题有很大不同。

  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和近代革命反对的是压制个人的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在提出人权概念的时候,强调的是个人权利、政治权利,其目的在于以人权对抗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权、神权和等级特权。但在近代中国,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人权灾难。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与反封建并举,并最终导致了中国走的是一条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争取个人自由权利并举的独特的人权道路。

  从侧重点看

  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来讲,以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主要内容的集体人权的实现自然成为首要的人权,国家主权和独立问题不解决,根本谈不上个人人权的实现。从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内的历史表明,只有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权,才能进一步实现个人人权。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实现了集体人权,为个人人权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由于与西方国家的国情很不相同,中国对各项人权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相对比较强调解决民生问题,强调各项权利的均衡发展。比如,近代中国的悲惨遭遇以及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匮乏、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中国生存权、发展权历史地成为人民的首要人权;同时也决定了在中国生存权、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必须互相适应、协调发展、稳步推进。

  从文化角度看

  由于中西方对人的理解、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不同,因而在人权观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文化比较强调自然人即人的自然属性、个人性、利己性以及个人与他人的分离性;而中国文化则比较强调社会人即人的社会性、道德性以及个人对他人的依存性。从孔子开始,中国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强调“人者,仁也”,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规定人,把个人对他人的关爱和义务置于首位,注重行为符合道德要求,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相应地,在人权观上,西方比较强调追求私有财产和个人幸福的权利,注重个人权利,而中国则是比较强调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权利与义务的相互联系。西方文化注重“争”,中华民族讲究“和为贵”,强调合作与对话,任何事情都可以对话。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主张对话、反对对抗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

  同时,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中延续下来的扶贫济弱、尊老爱幼、以天下为己任的集体人道主义的优秀传统,对于中国在保护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人权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优势,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权的法制保障日益健全。西方往往认为人权是消极的权利,而在中国,人权则不仅是消极的权利,而且是积极的权利。在中国,公共权力机关不但要通过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切实做到依法执政行政、公正司法执法,确保不得侵犯公民的人权,而且还负有通过有效的法律政策和措施,积极促进和保证人权实现的义务,以实现执政为民、行政为民、司法为民的宗旨。
 楼主| 发表于 2013-3-29 16:42:32 | 显示全部楼层
颜昌海: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一种绝境?

2011-08-16 12:50:59

近日偶翻《西游记》,看到第五十回里孙悟空讲的一句话:“道化贤良释化愚”,由此产生许多联想。简单的说,道家必须要选贤良的徒弟作为传人,不是道德好悟性高的人,是很难被选中的,这便是“道化贤良”。

中华文化的开创者是轩辕黄帝,被称为“人文初祖”。他也是道家的修炼人,因此人们的五千年文化便一直带有着浓重的道家色彩,迥然不同于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或其它佛家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性格非常含蓄,有话说三分,给人很多遐想的空间,这恐怕与“道化贤良”的道家文化有很大关系。推而广之,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等也常给人余韵不尽的感觉;至于如何体会和理解,那就看对方的悟性如何了。

“道化贤良释化愚”中的“释”,是指佛家。佛家因为讲普度众生,所以要让愚人也能听懂,在讲法时便深入浅出,既包罗万象又细致入微。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许多影响。本来事事辨析精微、阐发详尽透彻的佛法,到中国后出现了“禅宗”。许多事情故意讲的玄而又玄,或干脆不讲。像六祖慧能那样听了一句《金刚经》便豁然悟透很多佛法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于是慧根不成熟的人,便只能在禅宗的哑谜中猜来猜去而不得要领。

如果仔细看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还能看出很多奥妙的地方。譬如道家特别讲阴阳的平衡,所以文化作品中就很注重对比。

唐代王维被称为“诗佛”,是因为他的诗有很多禅意,但仔细读来却似乎也有很多道家的特点。譬如《鸟鸣涧》中写“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以飞鸟的鸣叫,流动的涧水,落下的桂花等一些动词,表达了一个极幽静的景象。这种以“动”写“静”,就很有《道德经》中说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的味道。举个小例子,《枫桥夜泊》前两句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第一句给人的感觉是“冷”“暗”,因为月亮也落了(暗),水汽也结成了霜(冷);第二句话马上就来个对比,在第一句的冷色调上,出现了“江枫”和“渔火”。霜降的时候,枫叶肯定红了,这就是暖色调;有了渔火,那就有了明亮的感觉。中国古典舞中有一个“反律”,即舞蹈动作“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下先上,欲上先下”;这种左右上下的对比和先做一个相反的动作,与《道德经》中所说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大有联系。

无论如何,道家文化尽管越琢磨越有滋味,但毕竟太依靠受众的悟性,很难被绝大多数人所理解。所以真正大面积救度人,那还要靠佛门广大。人们可以体会中华文化如诗如画的味道,即使看十遍百遍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但更重要的,还是其洪大的内涵与无尽的天机贯穿了人类文明和宇宙运行的终始。

《黄粱梦》讲一个书生醉心功名,一位道士为点化书生而给他演化梦境。梦中书生功成名就,还娶了美貌佳人,最后却因贪赃枉法而被抄家处斩。梦中经历人生几十年沉浮,梦醒时,一碗黄梁饭才刚刚做熟。书生悟到了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道理,终于决意出家修道。有关“黄粱梦”的传说有不同的原型。有的讲道士是汉钟离、书生是吕洞宾;也有的说道士是吕洞宾、书生是一个姓卢的人。无论怎样,这里反映出道家一个很大的特点  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被神仙点化,换句话说,道家是选徒弟的。

在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一回目叫《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吕洞宾得道后,问他的师父汉钟离:“我师成道之日,到今该多少寿数?”汉钟离回答已经一千一百多岁了。吕洞宾又问:“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度得几人?”汉钟离说:“只度得你一人。”吕洞宾说:“师父你度人太慢了,如果给我三年的时间,我度三千个人回来。”汉钟离哈哈大笑说:“世上众生不忠者多,不孝者广。不仁不义众生,如何做得神仙?你三年能找到一个可度之人,也算是你的功劳。”于是吕洞宾辞别了师父,云游三年,遇到的人不是悟性太低,就是怒气太重,抑或是不肯皈依道门。三年后,吕洞宾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度成。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道家度人时选人之难。佛家虽然广开方便之门,但是也是只度有缘之人。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人群大概是基督徒,基督教新教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共有将近二十亿。信仰其它大宗教的也都有上亿之众。宗教常常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不管一门宗教的人数再多,是不是属于这个宗教却是有一个严格的界限的。尽管不同的宗教在敬拜、仪轨、参悟方法上大不相同,在文化这一层面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例如儒家讲“仁者爱人”,基督教讲“要爱人如己”,此外关于诚实、信义、友爱、宽容、去除贪心、嗔怒、痴迷、色欲等方面的教导,几乎在各个宗教中都有。因此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文化常常不受信仰界限的制约。一个信佛的人,在看到基督教的教堂、天顶画,听到基督教的赞美诗,也会觉得这是艺术的精品。反之亦然,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也常常为佛教徒的作品倾倒,他们也都能感受到作品中的虔敬、感恩与善的能量。

普世的价值,正是以文化为载体,超越信仰的背景而与每个人的本性呼应共鸣,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纯美与纯善的内涵,产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而这种文化又正是中国纯正的古文化。

1992年美国一部电影《闻香识女人》为其主演Al Pacino 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这部实际上表现两个男人间父子般的感情的电影里,有两段堪称经典的台词。第一段是这样的:“在人生的道路上我面临过很多选择,我永远都知道怎么走是对的。毫无例外的,我知道,但是我却从来都没有走那正确的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走正路太难了!”在2500年前的古印度,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也说过类似的话:“堕落容易超升难”。《闻香识女人》另一段经典的对白是中校为查理的辩护词,他说“现在你们面前的查理,他也来到了他的十字路口上。他选择了他的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高尚的原则所构筑的路将他引向光辉的人格。让他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

所以,在普遍的人性中,善与恶共存。一个人要行善,则必须约束自己的恶念,要吃苦、付出,还要持之以恒的坚持;而只要稍微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堕落。放纵当然比约束更容易,所谓“学好三年、学坏三天”。

《道德经》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就是说,文章简约,词汇简单,但志向高洁,德行清廉,虽然讲的东西很小但指出的道理却非常大,举的例子就在身边但是映射的内涵却非常深远。所以,“善与恶”的选择看似艰难,但很多人都会选择那条艰难却正确的路,并一直走入那无尽的美好与希望。

儒家相信自己的文化是像生命一样承接延续的,在对儒家文化寻根的时候,人们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正统。如果对中华文化也做一个类似的寻根的话,无疑可以追溯到“人文初祖”轩辕黄帝。而黄帝正是中国道家思想的创始人。

在佛家思想传入中国之前,中华文化是外儒而内道的。儒家为入世之道,或称显学;道家是出世之道,或称隐学。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为本,此为《道德经》的思想;“仁、义、礼”次之,此为儒家思想,但其先后顺序,也反映了道家与儒家思想的承续变迁的关系。佛家思想的传入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东汉初年开始,佛家思想渐次深入民间,至南北朝、隋、唐年间达到鼎盛。之后,儒释道三教并存,确立了中华文化的正统。

中国正统的文化都具备两大特点:第一、信神;第二、爱人。在这两点上东西方并无差别。因为神不打诳语,所以要诚实;因为神慈悲众生,所以要善待他人;因为神会在人们改过和弥补后,赦免其罪业,所以对他人要宽厚忍耐;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善恶有报”;因为人都是神造的,所以要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爱;因为生命是神赋予的,所以要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因为自然是神赐予人们生存的,所以要爱护;因为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去神的世界而得到永生,所以应该遵循神的诫命;因为神全能,所以要谦卑诚敬;因为神安排着历史的进程,所以要顺天而行等等。

所以,人的为人、处世、对待自然的态度,无不根植于对神的信仰中。这种信仰维持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由此发展出的文化必然承载着敬神爱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区分文化的正统与异端的最重要指标。

文化的表现是庞杂的,但其内在的价值观却是简单的。无论音乐、绘画、建筑、影视、小说、戏剧乃至节庆、礼仪和衣食住行,都是文化的表现方式,而其内在的价值观如果符合正统,才是永恒不变的,否则只是昙花一现的异端罢了。以此衡量,共产暴力文化无疑是最恶的文化。其基础与正统文化截然相反,概括起来便是:第一、不信神;第二、散布仇恨。因为不信神,自然也就没有天国地狱;因为没有神作为最终的审判者,所以行善做恶都无报应,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不信神,所以妄自尊大、战天斗地;因为不信神,所以不必对生命有任何敬畏和珍惜,对敌人肆意杀戮,对自己人勾心斗角;因为不信神,也就没有甚么诫命需要遵守,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今日中国,道德沦丧、生态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都肇始于无神论。

毛泽东创建了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政教合一政权,该政权由于以无神论为基础,因此它所垄断的就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世俗形式和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垄断了道德解释权。且不论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有多么独断,但是毕竟在教会之上还有一个上帝。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你信基督教,那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党则是佛祖的佛祖;因此毛泽东的政教合一就更为极端,对建立在儒释道信仰之下的党文化也就比中世纪教会对于古希腊文化的压制更加残酷、全面和彻底。

如果说神是永恒的,神所规定的善恶价值必然也是永恒的,从这种永恒的价值观中派生出的文化,也是永恒的。这就是为甚么当人们今天看到敦煌飞天或是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仍然会感到深刻的心灵震撼的原因。但中国正统文化经过毛泽东的文革浩劫之后,恢复正统文化已经非常困难。

中华文化的复兴,成为中国人的首要任务。对于人类来说,最深刻的影响来自信仰,而最广泛的影响则来自文化。越是研究人类历史的变迁,文化就越显示出他润物无声、无远弗届的力量。但中华文化的复兴还面临着比西方文化更大的困境。其原因在于儒释道信仰博大精深,微言大义,普通人难以读懂艰深的经典,此时真正的修行人就成为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毛泽东对于经典的毁弃、对于人的镇压,让现代人与中华正统文化之间断裂出了一个不可复归的鸿沟。因此,中国的文化似陷入了一种绝境,后路已断,前程渺茫。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大批艺术人才从东罗马逃亡意大利,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结束了,古希腊文明的魅力席卷西欧,引发了这场文艺复兴运动。在这次浪潮中,绘画、雕塑和音乐都产生了飞跃。中国的情形与西方文艺复兴的前夜,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且中华文化的处境实际上早已奄奄待毙。

如果仅从文化本身来谈恢复已毫无希望,然而从信仰层面入手解决文化的复兴与重建,还是大有希望。儒释道信仰的精华,并由此派生出的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有近似之处,甚至还有创新  “复兴”这个词,从形式及内涵上不仅对中华正统文化予以继承与弘扬,还更在于重生与再造。这种新文化已展现出正统文化的神髓,唤醒人们对久远历史的记忆,引起来自旷古久远的共鸣,直指中华正统文化的本质。

如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原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们就可以自信地说,中国有强大的基础,如果重新把传统文化推广,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现在的中国,共产暴力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党文化”,正在文化复兴运动中冰消雪解,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恢复和重建。由此,必将引发中国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帮助中国人信仰、道德的重建。

生逢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本身就引起人们对生活的莫大兴趣。人们将见证并参与一个历史的转折,促成一个大时代的来临。开启中华文化复兴之路,一如西方的文艺复兴,成为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的起点。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文化复兴将以里程碑的地位载入史册,让后世的人感慨、追思和仿效。
 楼主| 发表于 2013-4-28 18:16:22 | 显示全部楼层
世界上 为何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



作者: 夏新



地球人类社会是宇宙中物质运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双重因素作用的产物。人类创造了文明文化,自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并且自发端之始,又是不平衡的。人类在进入距今约10000年的时期,文明发展的步伐突然加快。人们将万年以内存在的文明文化总体上概括为四大文明,即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中华古代文明。奇异的是,前三大文明因异族征战、社会变迁等诸多因素先后中断,唯独中华文明连绵五六千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世界文明中独特的风景线。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总是宣传要热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什么?二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什么不似其他三大古文化中断而能传承至今?我认为,这是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属性决定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量和质两方面的历史先进性。





中国古代文化量的先进性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数量上,中国古代文化产品总量约占全人类同期的33%。主要表现在:


其一,中国古代文字出现居世界诸文明前列。中国约在8000年前就创造了文字,华夏祖先在早期的劳动生活中,很早就创造出了文字符号,并大量划刻在陶片、龟甲和兽骨上。这些文明的痕迹,就是早期的文字和文化。现在一般认为,3000至4000年前的商代甲骨文,是中国文字文化的源头,但实际上要早得多。在甘肃大地湾文化遗址出土的8000至10000年前的陶片上就刻有文字符号,到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繁荣和茂盛的文字了。


其二,中国古代文献数量居世界之首。文字创造之后,中华文献也随之出现。中国古代帝王十分重视文献建设。据古书记载,古者“君举必书”。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即设有王朝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以中国古代国家文化典籍史书极为丰富。


其三,中国古代个人著书在春秋即已出现,为世界最早。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中国逐渐形成国有经典、郡县有志、家族有谱,这样一种三个层级、种类丰富、文献繁荣的世界罕见的古文化现象。


其四,中国古代发明造纸术比欧洲早10个世纪。纸张的大量使用促进了文化的普遍繁荣。而欧洲直到1267年,意大利才建起第一家造纸场。此前,欧洲人只能用羊皮进行文字记录工作。在中世纪欧洲,抄一本《圣经》要用300张羊皮,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的传播范围。


其五,中国古代物质产品生产居世界前列。中国古代的物质产品在英国圈地运动前约占世界的50%。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时期有所滑落,约占世界的35%。即使如此,中国的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物质产品生产仍一直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和经济体。中国古代文化产品生产与物质文化产品相匹配。中国古代文化量的先进性有着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文化质的先进性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的质体现在德、善、和三方面。虽然也混合着糟粕杂芜,但从主体上看,可以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德文化、善文化、和文化,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根本属性。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德文化。这是因为我国的古代文化起点很高、源头重德。据专家研究,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有了“德”字的表符。在金文中“德”亦有多处记录和多种形体。华夏先祖轩辕皇帝怀有“修德振兵”之志。


古代典籍中记载和论述德则已相当普遍。《周易》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又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把有形的天、地、君子和无形的道德并列,对德的认识达到新的境界。《尚书》中论德也很多。如“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成王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今之学者普遍认为,重德是周代初期人们的一种共识,也是后世儒家论述天人合一的一个中心命题。著名学者何新提出,贯穿《尚书》的核心历史观念应该是一个德字。


至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大思想家们对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阐述。老子洋洋洒洒写下《道德经》五千言,德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道和德成为老子的哲学基础。孔子在《论语》中数十次提到德,如:“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提出:“德不孤,必有邻”,并向将仕者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善文化。早在商代的金文中,就出现过善字。中国古代先贤均秉持民本理性、人性至善的理念与追求。虽然儒家荀子倾向性恶论,但孔子的原初儒家思想是主性善的,亚圣孟子更是深刻阐发了人的性善论。而在民间影响广泛的《三字经》也传承了性善论,开篇即讲“人之初、性本善”,成为民间草根主流观念。性善论和西方宗教关于人有原罪的性恶论本质不同。孔子主德主善,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还创设了一大批德目及要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等,极大地丰富和延伸了德、善的理义。


再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和文化。人是有社会性的高等动物,个性不同,利益主体迥异,如何相处?中国古代儒家有一大法宝  “和”。孔子重和。孔子在论“和”的精神、“和”的价值时,继承了前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成相济”的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讲个人心性之“和”,然后再由己及人,从小到大,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墨子主张非攻、兼爱,实际上也是“和”。孙子虽著有《孙子兵法》,但最高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和为贵”。儒家还提供了一条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被国际哲学界、伦理学界推举为黄金律。明代郑和下西洋数万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却秋毫无犯,唯广送礼物,广播友谊。连这位郑大人的名字都改称“和”。这种历代长期秉持并实践“和”文化的现象也是世界强国中独有的。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连绵传承5000年绝不是偶然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人本、理性特征以及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较之于西方文化的宗教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显得更加人文和理性,而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那个时代世界最先进、最优秀的文明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高峰。孔子思想在西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后引领中国在2000多年中长期领先世界,并维护着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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