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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中西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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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28 18:19:40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化不是“文化”

    请注意,文化不是“文化”,而是“文”与“化”。通常,人们是把文化当作一个独立的、不可分割的词来看待的。其实,这种理解文化的方式会带来诸多的歧义、含混与误解。

    在我看来,文化是一个标准的合成词。它由“文”与“化”构成。当我们想到、说到文化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它包含“文”与“化”的两个部分,是由“文”与“化”构成的一个统一体。“文”是“应该”,“化”是“应该”的具体落实。

    所谓化,就是要把文的东西化开,化匀,化在日常生活的举止里,化在实存世界的景物中。即,化成富含人性美感的城市、乡村景色,化成可以享受其总体福祉的社会制度,化成可以让人感动的每一个动作、一双双充满温情的眼睛。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文化,重点在“化”,而不在“文”。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文”与“化”的并联、结合与统一。“文”可以理解成文本,“化”可以理解成实本。“文”也可以理解成文明的预设、立论、理念、想法、条例、规矩、应然律令,“化”可以理解成这些预设、立论、理念、想法、条例、规矩、应然律令的贯彻、落实、践行、圆成。也就是说,“文”是头脑里、书本上属于观念性的抽象的东西,“化”是这种抽象性的东西在身体、行为、现实里实现的行为。

    就人的世界而言,存在肯定是“文”与“化”的结合、联姻、映射、互为因果、全息对应,而不是这两者的脱节、分离、互不相干,甚至是相互的反证、否定与背叛。如果是后者,那必定是存在的颠三倒四、神经错乱、精神分裂。比较美好的景象是,文本在价值的正极方向“引诱”实本,实本紧随其后,主动配合,接受这种引诱。让两本结缡,成为一场伟大而光荣的联姻,文本关照、提携、呵护实本,实本投入、缠绵、倾情文本,终身厮守,形影不离,此乃存在的最美图景。

    文化有有效文化与无效文化之分。有效文化是指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本与实本“理应模式”和“对应模式”,而其他三种模式(错应模式、虚应模式和反应模式)绝没有成为主流的文化。“理应”指的是文本高于、先于、前于或超于实本,文本引导、提拔实本,实本追随、捍卫文本。“对应”指的是文本与实本的当量关系,文本对应实本,实本证明文本。“错应”指的是文本与实本的错位、偏离,也可以指存在于文本与实本之间的一种混乱关系。“虚应”指的是文本与实本毫不相干,互不搭界,各自自成一个封闭的世界,自话自说,南辕北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反应”不是通常的“反应”之意,而是指反向对应,文本与实本互为背反、对立的意思。很显然,我们的文本与实本主要遵循的是后面的三种模式,而前面的两种模式根本就没有发挥作用。

    除了有效与无效之分,文化还有真伪之别。真文化可以被认为是能指、所指和意义的三位一体。能指指的是在物理特征上可以相互区别的由差异性确立的系统中的一个元素,所指是指与能指对应的现实中的某一事物,意义则是指连接能指与所指、内在于人类思维中一种公约。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可以把文本看成能指,能指必然应该有所指与其对应,并且要契合人类思维中的某种公约。否则,这能指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一串毫无意义的声音,或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能指是什么也不指的,要说有所指,它指向的只是一种空无,纯属一种空旋魔方,声学现象。

    写了上面那些话,我们就可以好好来说说物国文化的故事。如果把文化合起来说,不分开,就很容易坑蒙拐骗不尽思义的凡夫俗子,甚至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几千年的物国文化这只假股票就是在这种文化不分、文化迷雾、文化太极,以文代化、杨文抑化、文化颠倒的懵懂状态下给炒起来的。以致直到今天,这只假股票仍然有价值虚高的庞大贩卖市场。上帝他老人家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不忍目睹。

    其实,只要踩点足够多,参照不缩窄,稍具判断力与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咱们物国是一个只文不化、文、化脱臼,甚至是文、化背离、互为倒数的国度。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就是:化=1/文。即,当文趋于无穷大时,化接近于零。也就说,物国的文是文,化是化,文、化不沾边,不相干。它们各说各话,自行其事,做的不是共谋大业的善举,而是相互背叛的勾当,等于是相互拆台,文施化的妖术,化扇文的耳光。

    在物国,文不但没有真情实意地照顾、呵护、关爱过化,反而是处心积虑地褫夺、抢占、直接取代化的位置。让文的空间全部置换成反化的时间。反过来,也让化的空间全部变成反文的时间。久而久之,文化分离、倒置的结果,终于形成今日世界最大的怪相:文之龙,化之蚤。这两者的极度反差,堪称存在之魔鬼的杰作。就像我常对朋友们说的,物国是一个文得无比漂亮,但化得极其糟糕的国家。是喜文者的伤心地,粗鄙者的混活场。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咱们物国人长期以来仿佛只热衷于做一件事,就是把文化做成标本,仅仅做成标本。标本是什么?是用于展览、夸耀、炫示的东西,它呆的地方是窗口、书橱、京畿的路口、省会的大道。对内满足文化虚荣的自欺,对外炫耀标本的精美,赚取同样的虚荣。试想看,如果一个民族一意孤行要把它的文化做成标本,仅仅做成标本,那要把它做得精彩至极肯定不是问题,更何况投入了那么多心血,花了那么长时间,不要说几千年,就是几百年、几十年也可以整得完美无缺、美轮美奂,风光无限,这自不在话下。由于物国的文、化是孤立,脱节的,也就是说,它完全符合我们说的“浪沙模式”,即,“文”是沙,是浪,“化”是山,是海。“沙”与“山”,“浪”与“海”九牛一毛,十头一发,不成比例。其一太少,另一太多;前者太小,后者太大。如果只看“沙”,只看“海”,那肯定是飞扬的,翻滚的,很是浪漫与精彩。尚若把“山”与“海”连起来考察,那浪沙的效应必会冲淡干净。就像滴管与河床、田畴与大地不可同日而语一样,沙与山、浪与海同样不能相提并论。这理应是常识,但我们最爱干的,就是以沙当山,用浪做海。光拿沙浪来说事,而回避山海的背时命运。很显然,如果山的质地、海的品质总是不改,那任何的改革、复兴、革命、换代、狂飙突进、建设高潮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历次的变革、突进都是沙动山不动,浪翻海不荡。可以预见,如果山总是那座山,海还是那片海,那任何沙的文章、浪的史诗与山海的体量相比都会显得黯然失色,无足轻重,甚至可以被认为是鸡毛蒜皮。尽管作文者、弄潮人会把它冠以开天辟地,史无前例。但最终都会证明,那是瞎掰。如果不从山着眼,海下手,可以肯定,几千年后,物国还是一个样:生存二维化,始终在物欲与人际的圈圈打转,整个地缺少自我之维、自然之维和灵性之维。人头取代票数,拳头代表公理。物贫则反,物丰则乱。禁欲与纵欲的封闭循环。顶多是装饰再装饰的漂亮猪圈,升级再升级的豪华动物园。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要对同班的同学如此说了:反“尚黑”、反S.H.Z.Y.只能算是“轻反”(“轻度反革命”之意)。他们问我,什么是“深反”?我答曰:反种姓,反人民,反种族中的恶性,反自己身上的那种劣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掌权者和所谓的文化人都是些玩沙的专家,推浪的高手,但同时又是封山、镇海的大师。封山、镇海是为了让弄沙推浪的把戏能够一直玩下去。让少部分人玩得意气风发,兴致昂然,名利双收,使大多数人闷声闭气,失财承灾,充当被玩的材料。

    我说了,如果文化只能让语言、文字、文本来证明,那是语文学、修辞学的范畴。尚若这种证明成立,那一个国家要想成为文化强国,只需培养几个顶尖的语文学家和修辞学家,再多弄两个宣传部就行了,无需做其他就刹格了事。但文化的证明必须求诸反证法。即,从文化的对应物、文化的结果来证明。也就是说,文化的证明不在文本里,而在事相人况中。与其在文本里寻找文化,不如在实存中印证文化。因为文化不是写在文本中的规条,而是显在制度中的效果,码在建筑里的结构,刷在墙壁上的颜色,露在眼神里的表情。文化是大地的写真,身体的坐实,而不是语言编织的绚丽花环,文字绽放的耀眼烟花。如果我们在现存的制度、建筑的样式、街道的景色、身体的行为、眼神的表情中能够发现文化的蛛丝马迹,那就可以肯定属于该时空段的文化是实际存在的。相反,如果我们在这些事物中找不到文化的对应,那再多文本文化的呈现都只能是文化的虚、文化的无。你不能一面鼓吹自己文化的优越,但同时又在呼吸独裁制度肮脏的空气;你不能一面吹嘘自己精神的牛拜,但同时却又在饮用恶劣人际带毒的苦水。在价值的低端看不见高端价值的影子,你不能随便说是被某人、某团伙在某个时候给整掉了。看不见,是因为高端从来就没有产生过。

    难道君不见我们是怎样证明文化的吗?不外打开书橱,翻开书本,叨念语录,夸夸其谈,连篇累版。典型的文过饰非,以文盖化。而不像人家,直接把文化写在城市的面貌、乡村的景色、众人的表情里。在我们的国家,文化就仿佛一只彩色的风筝,由一根看不见的细线连着,被握在权势者的手里任意遥控。想飞好高就可以飞好高,想飞多远就可以飞多远。并且这还是一只纸糊的风筝,想把它涂得多鲜艳就可以多鲜艳。但风筝从来不管不顾大地的景色。正如《孤岛》所言:这是一点红绿,万顷荒原,一丝涟漪,死海沉寂。只看台上也许是欣慰、欢喜,但只要你目击台下,就难免陡升忧愤与悲悯。我想再次提醒,在物国,文化仅仅是标本、纸风筝、假股票,生意经。权力者以文化的名义来消灭文化,保持住自己的权力;文化人以文化的方式来谋局部篇,赚取的是与文化无关的买卖。就像在物国,一切抽象的神学都是功利的尘世版一样,一切的文化其实都是盈利的发财梦,或者是维权之后迂回的发财梦。

    我觉得,用文化分离和浪沙模式的概念完全可以对物国的概况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其概况不外:物国人只可能被分成三种,1.谎业(扯谎业)从业者,2.暴业(施暴业)从业者,3.产业(制造业)从业者。后者的任务主要是为前两者的正常且升级运转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质资料。据初步估算,前两者的人数几乎占了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八九十,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后者会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前两者的行列。情况确实可怕,但搞文化假文章,做浪沙大把戏的地方,确实只配享用如此倒霉、如此悲惨的命运。除非他们把文与化给真正地扯平。
 楼主| 发表于 2013-5-9 11:34:48 | 显示全部楼层
曾国藩遗嘱四句话 后代没出一个败家子
    晚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高官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倘若曾国藩九泉有知,也定会捻须颔首微笑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5-9 14:12:01 | 显示全部楼层
尹保云:中华文明的过去与未来

  中华文明与世界现代文明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作出客观正确的回答。近代以来的知识传统不断地告诉人们:现代文明是从欧洲中世纪社会母体中发育出来的,是西方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的产物;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则对现代世界文明没有什么贡献。这一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至少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很牢固了,以后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一个错误尚未得到反省,另一个错误却日益盛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GDP也在2010年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国家自2008年陷入金融和债务危机至今未摆脱困境。面对这个局面,一种认为中华文明将要取代西方文明的论调不胫而走。中国威胁论、中国模式论以及种种猜测和预言充斥在各类文章和著作中,汇成了一股不小的令人迷茫的思潮。
  
  中华文明的标志   
  本文所说的“文明”是指与人类理性发展相关的那些因素,比如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个人与社会组织的交往方式、程序、礼仪、社会的秩序、经济和政治的制度,等等;而“文化”则是指人们在特定自然环境下所形成的各种语言、肤色、生活习惯以及宗教、艺术、道德等价值观念。①现实中,文明与文化的因素常常结合在一起,二者相互支撑、相辅相成。
  “中华文明”当然是指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人可能首先会想到道家、儒家的思想体系。但按照本文的概念区分,这些不属于文明而属于文化。它们是思想观念的形态,起到对文明因素的辅助和支撑作用,但并不等同于文明因素。在西方兴起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也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很显然唐宋时期以至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就其幅员和成就而言都比同一时期中世纪的欧洲要文明得多。作为一个标志,可以看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多少主要的成果从中国传入欧洲,而不是从欧洲传入中国:首先是经过中亚直到罗马的丝绸贸易;其次是来自中国的一大批发明  传播文化的纸和印刷术、便于保持洁净的瓷器、汉代军队所用的弓箭、铸铁、运河的闸门、手推车、在海上行船的舵、航海用的罗盘、火药以及其他各种发明。与这些物质文明相对应的还有中国的先进的官僚政府形式,其中包括文官考试制度,更不用谈像绘画这样的艺术了。”②这里除了绘画艺术属于文化范畴外,其他都属于文明范畴。
  在费正清所列举的这些文明要素中,什么是可以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要素呢?自然科学和技术尽管十分重要,但只有在比较原始的文明中才被作为标志。尽管西方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但我们总是把资本主义和宪政制度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标志,而不是把飞机、大炮、航空母舰等作为它的标志。制度的文明因素要高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文明因素。因此,在费正清所列举的这些文明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官僚制。
  官僚制不是中国的特产。凡是在人数众多并需要为共同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地方,就有发展出官僚制的可能。在世界历史上,除了中国的官僚制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官僚制。但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其他的官僚制均没有成为其文明的标志。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古埃及形成官僚制的时间最早。它自公元前3200年开始,历经整个法老时代。各代法老的王朝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法老是最高统治者,由中央分派各省总督以统治全国。古埃及在公元前64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公元前332年又被马其顿占领。沿着这个线索,古埃及的官僚制传承到罗马帝国(前27年~395年)。这是一个断断续续的发展过程,到罗马帝国时期官僚制发展水平也不高,远远不能与当时的中国相比。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这一条发展线索也就断了。
  另一条线索是中国。官僚制在中国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一些学者经常提到的印度莫卧儿王朝(1526年~1857年)、奥斯曼帝国(1299年~1922年)以及波斯(伊朗)的官僚制,这些政权由成吉思汗后人建成,它们是中国官僚制的对外推广,均属于中国线索的延伸。
  中国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商朝时期(约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就有一定发达程度的官僚制体系。商王下面最高的官职为“宰”和“尹”,相当于后来的丞相。下面的官职分内廷官和外廷官,内廷官管理商王私人和宫廷的事务,外廷官系统主要是分封到各个方国的首领,如侯、伯、男等不同等级。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基本上承袭了商朝的制度。周天子将各个庶子分封为各地诸侯,然后逐级分封,形成了天子 诸侯 卿大夫 士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体系。不仅如此,西周还把官僚制的网络延伸到基层,把农民和家庭按照一级管一级的官僚制方式组织起来。当然,西周官僚制还属于早期形态,尽管它深入到草根层面,但它从上到下都是与家族血缘系统混合在一起的。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诸侯争霸局面。由于各诸侯国经常处在激烈竞争甚至战争的环境之下,不得不想方设法提高本诸侯国管理的理性化水平,从而促进了官僚制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时期,根据军功、才智、所熟悉的业务等安排职位成为流行的做法,这大大地削弱了官僚制中血缘关系的谱系。不断的战争也促进了各诸侯国军队科层化编制的发展,同时,国家的税收制度、徭役制度也与官僚制并行发展。
  秦国的两次商鞅变法可以说是对当时各诸侯国所发展的官僚制经验的汇集。他实行奖励军功,废除贵族特权,推行县制,废除井田制,统一度量衡,实行军衔制,甚至还为了更好地征兵和收税而推行解散大家庭而令其分成小家庭的政策。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迅速提升,从而打败其他诸侯国而实现统一。秦在统一六国之后将其模式全面推广,不仅实行郡县制,也按照职能分化原则而组成了复杂的官僚系统,设置了管理政事、军事、税收、屯兵、城市警卫、谷货、手工业等不同领域的官职和机构。秦以后官僚制的发展基本都是对这个大框架的修补和完善。
  秦统一后的中国具有现代国家的一些特征。统一的权力中心、统一的国家军队、统一的税收制度和法规、科层化的官僚体系和郡县制的地方管理等,使秦朝的政治体系和现代国家的集权很相似。这样的集权国家体系,欧洲是从绝对主义时期才开始发展的,日本则是在明治维新之后。1896年,谭嗣同《仁学》所述的“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是一句客观的描述。但是,谭嗣同以及许多其他抨击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的仁人志士并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这个体制能够存在这么久。秦以来的集权官僚制之所以长期存在,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人具有所谓的“奴性”,也不在于儒教伦理的灌入,而在于这个官僚制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晶,是一种高级的管理技术而不可抛弃。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很难找到走出集权官僚制历史怪圈的路径。
  当然,秦汉时期并不是中国集权官僚制发展的顶峰。直到隋唐时期科举考试制度建立之后,它才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对此,马克斯•韦伯评论道:“中国是一个最排他性地把等级的特权置于传统和正式获得证书的文学教育上的国家,因此,就此而言,它在形式上是特别现代的、和平的和官僚体制化的社会的最完美的代表,一来是这种俸职的垄断,另外它的特殊的等级的分层化,处处都是建立在获得证书的教育的威望之上的。”③
  官僚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程度超出通常的估计。可以说,它的抽象形式或曰“纯形式”(一般形式和基本原则)与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官僚制没有什么区别。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韦伯虽然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官僚制,但他认为中国的官僚制不是现代官僚制。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概括了现代的“法理型官僚制”和官员的一些必备特征,如官员服从法理权威,在“公”和“私”之间有明确的区分,有明确的等级制,定期拿到货币报酬,薪水以职位的高低而不同,可以得到退休金,官员以作官为职业,根据年资或功绩晋级,在工作时必须服从控制和纪律等。④韦伯对现代法理型官员的特点的这些概括,除其中的“货币”支付报酬在早期由于制币技术和黄金白银支付能力的限制,而往往采取租税替代外,其他所有特点在中国很早就一一存在。克里尔(H.G.Creel)指出,几乎韦伯所概括的现**性官僚制的所有特征,在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就已经存在了。⑤
  官僚制是一种技术,或者说是一个技术系统。就像其他所有的技术一样,它是价值中立的。弓箭枪炮可以被不同的人使用,官僚制也可以被不同的目的所使用。它可以被军队、企业和国家所使用,也可以被大的贩毒集团所使用。它可以创造奴隶制、个人独裁、极权主义、军国主义、理性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权贵制度等不同的社会形式。
  很多学者受到马克斯•韦伯影响,习惯于把中国历史上官僚制称为“家产官僚制”,因为它是与家长制的皇权体系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称谓有其道理。在这个体制下,皇帝把整个国家财富及臣民都看作是自己的家产,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化活动等均以官僚制的方法管理起来。唐宋时期,随着官僚制的成熟,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大为扩展。不仅土地国有原则和政府垄断盐铁买卖的古老传统没有改变,政府对矿产开发、手工业生产、市场贸易、外贸等的垄断和控制也大大加强。甚至对城镇的集市规划和管理,其严格程度也不亚于现在的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城管,只是那时没有手机和汽车这样的交通通讯工具。这种官僚制经济模式显然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但另一方面,它提供了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国内市场、统一的法规、稳定的社会秩序等,这些又恰恰是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制度原因。
  
  
 楼主| 发表于 2013-5-9 14:12:29 | 显示全部楼层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僚制运动   
  在西方兴起的问题上,以往的解释基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西方的现代化是内源性的,西方现代社会是从其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发展出的;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自由民主制度,都是自古希腊 罗马 中世纪的欧洲文明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这种观点好像早已成了定论,人们不加怀疑地接受它、反复论证它和传播它。
  马克思的观点同样是西方中心论的。马克思忽视了在西方兴起之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文明交流。他认为世界历史并不是以前就有,而只是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因为以往受到了“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各地没有联系起来:“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⑥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与他们所反对的资产阶级学者别无二致地宣扬西方中心论。就像弗兰克指出的:“在‘西方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与其‘资产阶级’对手一样持有欧洲中心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⑦
  然而,长期被当作定论的西方现代化内源性说仅仅是一个神话或编造。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革命性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运动,它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进程,在世界范围内聚集文明因素。前面引用的费正清的一段话,说明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中国的大量文明元素被西方现代化所利用的事实。不过,费正清是在研究中国历史而不是世界历史。所以,他只是列举了一堆事实,并没有对西方兴起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在列举这些事实之后,他马上转向介绍耶稣会教士在中国的文化传播活动了。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如果像费正清所说的那样,“唐宋时期以至马可•波罗时代”,欧洲已经吸收了中国的以四大发明为核心的众多技术和官僚制,那么马可•波罗并不是这个吸收过程的结尾,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此后欧洲对中国的文明吸收可以说是以制度文明为主,即引进和推行中国的官僚制。这是一个经历数百年的文明融合过程,与西欧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发展交叉在一起并相辅相成。
  对于处在中世纪封建主义状况下的欧洲各国而言,要想获得新的文明进展,最重要的事物不是某项科技创新或某个人文思想流行,而是克服其四分五裂的封建主义状态。西方中心论者只强调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两个因素在西欧的成长,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对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城市运动兴起的研究,因为自治城市既是资本主义又是民主的重要发源地。其实,历史说明这两个因素在欧洲的发展受到了封建主义的限制,不断呈现出由盛到衰的生命周期性的循环运动。在四分五裂的封建主义环境下,到处是阻塞、关卡和壁垒、随意的税收和没收、水陆强盗的掠夺,这使资本主义很难发展起来。民主因素的命运也是同样,它与封建主义四分五裂的社会模式联系在一起,只是在这个框架下的发展,难免要随着它所依附的封建单位而生生灭灭。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行的。这个问题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得到了反复的强调。集权的国家、统一的税收制度、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国家军队,等等,这些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民主(宪政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推动西方兴起的各种要素中,常常被忽视、贬低或否定的官僚制的发展,恰恰是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的官僚制向欧洲的传播是由蒙古人侵入欧洲开始的。蒙古人侵入欧洲的另一个作用是打通了欧亚大陆之间的联系通道,使各种民间交往得到了空前加强。马克•波罗1275年到达中国元朝首都,1299年以意大利文出版了《马克•波罗游记》。这部游记所描述的中国的城市、风俗、制度和人们的生活,被当时落后的欧洲人认为是编造的神话故事,以中国人对待《西游记》一样的兴趣传播,在马克•波罗逝世前就被翻译成所有的欧洲文字。但随着以后传教士、商人以及各种官方使团的交流活动不断地增加,欧洲人很快相信了东方存在着一个天堂般的中国。
  欧洲人当年对中国的崇拜可能远高于今天中国人对美国的崇拜。这一中国热延续了将近五个世纪,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没有完全结束。他们不仅羡慕中华帝国的物质文明、文化思想,更欣赏中国的集权官僚制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1461年~1527年)的《君主论》、英国政治家兼哲学家霍布斯(1588年~1679年)的《利维坦》等著作强调加强君主权力和国家集权,可以说都是受到了中国官僚制的影响。接着,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在著作中对中国的经验科学和文化制度推崇备至。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是崇拜中国的一个突出代表,不断地夸赞中国制度和孔儒思想。另一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是三权分立说的创立者,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进行激烈的批评。不过,他所批评的只是中国人不讲诚信和奸商欺诈的风俗,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模式还是加以赞扬:“东方各大帝国有一个训条,即蠲免受灾省份的赋税。这个训条,各君主国家应好好采用。”⑧“在建立直接征税制度的专制国家里,人民幸福得多;波斯和中国就是明证。”⑨法国人对中国集权制的崇拜直到法国大革命前也没有减弱。托克维尔写道:“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⑩
  
 楼主| 发表于 2013-5-9 14:12:58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西欧,引进中国官僚制最直接、深入的是法国和德国。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已经很多地引进了中国官僚制。路易十四(1643年~1715年在位)是法国绝对主义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一边推行重商主义,一边加强中央集权。他对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1661年~1722年在位)赞赏有加,在红衣主教帮助下参照中国模式大步推进中央集权。德国的现代化一直落后于英国和法国,普鲁士的大选帝侯(1619年~1640年在位)建立国家军队的行为可以看作德国集权官僚制运动的开始,此后一直到俾士麦统一德国(1871年)。德国也最先把中国的科举考试搬到西方而改造成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在世界现代化研究中,英国经常被当作渐进发展的例子,也被看作是内源性现代化的典型。这其实是具有误导作用的片面认识。在资本主义、民主与官僚制的同步发展上,英国并不是例外。同法国和德国相比,英国的官僚制发展道路有一些特殊。英国原来的封建化程度没有法国和德国那样严重,国王的集权也伴随着早期议会制度而有所发展。1215年,贵族通过战争强迫国王签订了《大宪章》,这个宪章限制了国王对贵族的收税权,承认了教会和自由民的一些权利,在17世纪它被作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根据。但在当时,《大宪章》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国王集权的结束,而是集权运动的新的开始。1337年至1453年英国与法国的百年战争,不断地提出加强王权国家集权的需要。从都铎王朝(1485年~1603年)到伊丽莎白一世(1559年~1603年在位)的一百多年间,历代王朝都在大力推进中央集权。为了集权,国王禁止贵族畜养家兵,解散贵族家族团,摧毁贵族的城堡和关卡,把国王的军队布置在全国要塞,尽管不是大规模的常备军,却明显具有集权国家的军队的特点;建立起了以国王为中心的官僚制系统,根据才能和贡献选拔官员。为了加强集权,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还发动宗教改革,使英国摆脱罗马教廷控制。英国的集权运动并没有到此结束,直到1649年至1658年克伦威尔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又一次打击贵族并加强了国家集权。
  在英国官僚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另一个值得重视之处就是它与私有制度的关系。在《大宪章》制订之时,英国的土地私有制度远远比当时的中国落后。教会占了大量的土地,而各个贵族的土地也是属于公有性质的领地,他们只享有收税权。在《大宪章》之后国王加强集权的过程中,贵族们最早提出领地私有化而作为交换条件。始于15世纪的圈地运动是有这个背景做铺垫的。到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宗教改革没收了教会的土地,掀起了土地自由买卖的高潮,私有制度也正式确立。
  
  现代文明与“旧制度”   
  尽管西方的兴起始终伴随着引进官僚制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没有官僚制就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发展,也就没有西方的兴起,但是,官僚制常被看作一种旧制度。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旧制度”就是指从中国引进的、渗透法国社会而消灭了社会自由的集权官僚制度。
  作为一种纯形式,官僚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它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是一个由旧变新的过程。官僚制既然作为一种技术可被不同的目的所使用,它的价值后果也是与其他因素结合而产生的。以往在考察现代文明的特征时,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两个要素,而马克斯•韦伯则把官僚制强调到和资本主义一样重要。如果结合起来看,就有三个要素:资本主义、民主、官僚制,是这三者的结合而建构了现代文明大厦的框架。
  这三者都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它们的传统社会中都能找到这三个方面因素的痕迹,只是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中国很早就把官僚制发展到成熟的程度,而西方则在中世纪晚期更多地发展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因素。引进官僚制后,三者在西欧达到聚集,经过长期的融合与细节发展,人类的现代文明诞生了。而在没有发生结合之前,或者融合不好时,那么这三个因素就会与封建主义的残余因素结合,因此表现出各种原始性和病态性的特征,整个国家也沾满旧制度的色彩。
  法国自路易十四推行绝对主义以降就长期处于这种病态之中。大量贵族特权和习惯继续保留,官僚制虽说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也帮助了王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掠夺。诺斯和托马斯指出,“国家控制已演进到常常涉及一个行业的生产过程的一切细节的地步”。11资本主义、民主、官僚制这三个因素具有相互对立性,官僚制的过度发展会导致另两者受到抑制。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乏自由、民主这些发端于人的本性的元素,但它们的发展却受到早熟的官僚制的抑制。
  官僚制的单面发展就会走向旧制度,这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得到证实。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官僚制建立,只是属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波官僚制运动浪潮。后面还至少有两波大的浪潮。
  第二波官僚制运动浪潮在一战前后的德国酝酿,1930年代在苏联建成计划经济模式后达到高峰,二战结束后这个模式向欧亚更广大地区推广;第三波浪潮开始于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随后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欧美进入福利国家而达到高峰。这两波浪潮的程度不同,表现也不一样。第二波浪潮是官僚制这一独块巨石的发展,它消灭了资本主义因素,也抛弃了宪政民主因素。第三波浪潮则是伴随着民主的继续发展而进行的,选票作为一种强大力量不断地推动国家权力扩大以提升福利制度。
  由于官僚制的片面发展打破了现代文明的内在逻辑结构,这两波浪潮均带来了不好的后果。苏联模式明显是一种倒退。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无非是中国唐宋时期的官僚制经济的一种极端化形态。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更没有超出中国传统官僚制经济的范围。它通过把部分产业国有化、大量增加税收、限制私人财富增加等办法把钱集中到政府手中来搞福利制度,这些也只是救济贫困或杀富济贫之类行为,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很流行,只是技术细节上有所不同。第二波和第三波浪潮说明,一旦官僚制片面发展,现代文明的平衡结构就会被打破,官僚制本身也显露出其旧制度的特性。
  
 楼主| 发表于 2013-5-9 14:14:35 | 显示全部楼层
现代文明不是从个别现代性因素发展出的,而是人类理性因素的聚合。一些基本的理性因素发端于人类本能,不是现代才有的,往往具有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比如资本主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封建社会之后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与大机器生产和特定的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如果把资本主义看作资本积累、投资、雇工牟利等行为,它早就存在了,甚至在原始的部落中也能够找到它们的一些痕迹。所以,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古已有之,而弗兰克等依附论学者也认为资本主义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同样,民主的一些因素在古希腊、古罗马就存在,在部落制度甚至在海盗团伙中也能发现原始民主的各种形态。至于官僚制,前面已经作了相关说明。
  总之,这三个因素并不是随便创造和改变的。它们以人的本能和本性为基础,以理性为灯塔。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上,它们在不同民族分别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人类现代化进程则是把它们聚合起来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结构。
  这个结构当然是处在动态中或不断运动的。它随着科技、社会、文化等的发展而不断被打破、不断地重建。同时,最佳结构的形成也需要与各国不同的自身条件相结合。二战以前,它在西欧、北美达到较好的结合,而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内,由于欧美福利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抑制,它在东亚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指日本和“四小龙”)地区达到较好的结合。东亚NIEs自1950年代以来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地方,而西方则在福利制度下朝着相反的道路迈进。东亚的经验提醒了西方,1980年开始的“里根 撒切尔革命”(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实是纠偏行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给西方国家带来20多年的新发展。近年来,一些学者以批评新自由主义为风尚。但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却说明,西方国家制度结构的不平衡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官僚制(国家)的因素突出了。由于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我们很难预测人类遥远未来的景象。但就目前所观察到的情况看,福利国家对经济自由的压制是不可取的。
  现代文明的这个逻辑说明,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是官僚制单面发展的传统文明,是“旧制度”。即便是发达国家,官僚制单面发展或政府功能过度扩展也难免会导致向旧制度的复归。清末以来中国现代化一步三折、进展缓慢,其原因是单面发展道路行不通却又不能很快建成新的结构。中国目前的巨大成就,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对以往单面发展道路的不断纠偏的基础上取得的。中国大陆从东亚NIEs中学习了很多东西,但目前远没有达到它们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与官僚制三者的结构平衡境界。这个结构缺陷很容易理解:我们有的别人也有,别人有的我们却没有。中国大陆的增长数字比当年的东亚NIEs高出很多,但发展的效率却低了很多。这虽与中国大陆人口众多、原来的底子薄有关,深层的原因还是我们目前的文明结构虽说脱离了苏联模式那种极端形态,却也只是回缩到唐宋时期那种温和的官僚制经济状态而已,与现代文明所要求的合理结构有很大差距。目前,诸多突出的现实问题,如创新弱、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社会道德滑坡,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
  
  结语:一个地理概念   
  在古代世界,由于马克思所说的“交通条件”的限制,形成了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不同的文明圈。在同一个文明圈内,又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分别。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区接受中华文明很深,甚至朝鲜半岛经常被看作是“比中国还典范”的儒教国家,这样,它们的传统文明属于中华文明的范畴。在罗马帝国时期,西欧地区属于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区,它们也只能划归罗马文明的范围。古印度文明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关系也是同样情形。
  现代世界文明则是在打破原来的地理隔阂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世界性的,并不断地加强其普世性的特点。我们不能把现代文明分为“美国文明”、“英国文明”、“日本文明”、“韩国文明”等,这样的称呼是很荒唐的。现代文明把全球纳入一个体系中而分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中心地区不仅聚集了世界范围的理性因素,而且具有继续吸收各种新因素的能力。相比之下,边缘地区则长期不能形成现代文明的平衡结构,也无吸纳新因素的能力。当今世界存在的主要冲突,不是亨廷顿所划分的几个文化圈之间的冲突,而是世界文明体系内部的冲突,即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背后是资本主义、民主、官僚制三者的结构平衡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有的国家可能从世界文明的中心跌落到边缘,有的国家也可能从边缘上升为中心。
  这就是说,原来的地理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世界文明体系之内,中国尚属边缘地区。这种格局当然不是固定的,中国将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实现崛起,甚至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上占据世界高点。即便如此,那时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只能被看作整个“世界文明”的一个中心地区,而不适合称为“中华文明”。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3月下
 楼主| 发表于 2013-5-23 11:19:15 | 显示全部楼层
近日,备受关注的《易中天中华史》,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了首发式,2000人的大厅座无虚席,其中包括约100家主流媒体,100位专家学者,300位各界嘉宾,连同1500名北大学子。着名主持人李蕾担纲主持,一身正装的易中天现场发表了题为 “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的主要演讲。整个演讲过程结合了丰富多彩的多媒体手段进行展现,延续了易中天一贯的“易氏幽默”风格,话里话外透着独特见地,台下观众不时大笑鼓掌。知名学者马未都也光临现场为老友捧场。

  中华文明衰于中唐 明在裤裆清在膝盖

  易中天的演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其实是《易中天中华史》的总序。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演讲“或可为读者判断提供注脚。”在演讲过程中,易中天用“点、面、片、圈、国”概括了人类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过程,他将人类文明史分为三代,“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认为引领这三代文明的分别是“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他预测,未来世界的舞台将由这三大文明唱主角。他还将文明比喻为液体,是有源头的,而各种文明都是不同的液体,“犹太文明像油,伊斯兰文明像奶,基督文明像酒,中华文明像水”,也因此,中华文明有条件为世界不同文明提供一个开放交流的平台。

  他详细地分析了中华文明的演变史,指出“商周时期是用眼睛看世界,春秋时期是用头脑看世界,汉唐时期是用心胸看世界,宋元有心无胸,明到了裤裆,清就到了膝盖”,所以“中唐以后,中华文明开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共同追求,各自实现,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是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易中天如是说。

  据果麦文化董事长路金波介绍,《易中天中华史》方案于2012年3月正式启动,策划和预备期长达一年。他还开玩笑说,他们预计最终的总销量将达到13亿元。易中天也透露他的背后有顾问团队、编辑团队和营销团队三个团队支持,“我们的设想,是从2013年5月起,每季两卷与读者见面,用5到8年时间,出齐36卷《易中天中华史》。”他希望8到88岁的读者,看这部作品都能觉得“爽”。

  写36卷史书因为“犯贱”

  在得知易中天计划重写“3700年的中华史”后,有媒体发表文章称“《易中天中华史》是一颗文化原**”,知名出版人丁怀超则公开质疑:“直觉告诉我,易中天教授精神发生了问题,或者是我自己的精神发生了问题。这样的‘大历史’书,也许能够博得一时叫好,却无法自立于史书丛林之中。易老师着作已经等身,引读者收藏的有几种?与其如此疯狂的写那么多书,莫如5年写出一本书来。”

  在种种争论声中,易中天倒很坦然,“请他们放心,他们一定会看到的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华史!”针对坊间“流芳百世”的说词,易中天给予否认,“我的原话是爽他一把,我才不要流芳百世。我死了才不管那么多,我活的时候爽快一把。我不爽,读者就不会爽,读者不爽,我就不会爽。说白了,写作这事就跟做爱是一样的。” 他强调,也不是为忽悠钱,《品三国》够他吃一辈子,“我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和女婿都是年薪两百万级的高管。我要钱干什么,我要做事情,我要写东西。”易中天说,大家看序就知道写了多少,“七种版本,每一种版本至少五稿,七种版本,至少写了35稿。”当有人问到花如此大的精力何苦来呢?易中天回答说:“犯贱,拿去做标题好了。”

  性成为性生活是人类的一大革命

  易中天在分析史前史时提出了夏娃时代、女娲伏羲时代、黄帝时代、尧舜时代的独特概念,夏娃时代人类最大的革命就是把动物也有的两性的生育关系变成了性关系,性变成了生活,人类从此有了性生活,这个革命只有女人才能完成,女人找到了快感,性才成为生活。

  中国只能有阶段性核心价值观

  易中天还谈到了中国的信仰问题,他说中国自古有崇拜无信仰,有敬畏无宗教。而要信仰其实是要核心价值观,因此中国只能有阶段性核心价值观。从前三纲五常是小农经济的维持会,阶级斗争是计划经济的纠察队,如今的市场经济既无维持会也无纠察队,所以奶粉里有了三聚氰胺,因此当今中国是“身体强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第三卷中将有独家历史发现

  在回答凤凰网文化针对前两卷中史料偏少、行文通俗,之后的34卷会不会也是这样一种写作策略和定位风格的问题时,易中天胸有成竹地说:“法无定法”,接着他又用一副对联进行了补充:“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最后易中天还放出一个重大爆料,在接下来出版的第三卷《奠基者》中会有一个关于甲骨文和金文的独家重大发现,只要考古学上没有新的发现,自己的这一研究将是“铜证如山”。
 楼主| 发表于 2013-5-27 18:46:29 | 显示全部楼层
清华北大与世界名校的差别
   
    厚德载物吧

    濛濛细雨的早晨,查尔斯河畔一路好春景,闲逛之间,便进了哈佛校园。因为是周日,早早多是一些游客,零散的教授和学子,并不见许多熙熙攘攘的青春身影。昨晚周末,大家估计一气狂欢,夜半方眠,潺潺润雨,花落亦喑,正是用一场春梦犒劳自己的好时光。校园完全开放,没有围墙,没有保安。随走随拍,俯仰之间,摘得许多或葱茏或灵动的影像。建筑大多是红砖建成,特色的哈佛红,典雅之至,但也不象牛津剑桥那样完全的贵族范儿。低调的红砖老校门,倒令人脑海隐隐约约浮现出从清华二校门进去的场景,园里是新古典气质的建筑,红白相间,庄重中溢出无穷的活力。却也看不到诗人在哪儿,更没有未名湖边风花雪月的情调点缀。时间还早,书店也没开门,刚好体验一下生活,就闪进一间人声鼎沸的咖啡店,和早起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喝了杯咖啡。喝完咖啡,书店也开门了,进去看看,倒是不如想象中那么包罗万象,书也并不新,有点失望,翻翻就走人罢。一个黑人大叔,载着我直奔MIT(麻省理工学院)。

     MIT也是更开放的校园,如果司机不停车提示到了,还真看不出来是鼎鼎大名的MIT。遥想当年在清华的时候,甚为羡慕,那可是工科学生的麦加。但从外面看,比起清华校园的规模,那是差远了,以为到了一个学院(“T”还真就是学院,呵呵!)找个最大的楼就钻进去了,Rogers Building,进去以后,恍若隔世,幽深的走廊,旁边实验室里成堆的仪器仪表,高高的天顶,匆匆擦肩而过严肃表情…… 感觉仿佛回到了十五年前的清华,回到了主楼,回到了9003... .... 从长长的走廊穿过,一路看到各种系科的实验室,陌生而又熟悉。有意思的是,从机械科学到生物科学,竟然都穿插在一起,乍一看来,确实有点难以理解如此安排的道理,是为了有意促进学科融合吗?还是实验室不够了?MIT的建筑,基本上都体现了工业时代的气质,少数掺入了后工业时代的设计元素。比起现在的清华来,规模有很大差距,模样也偏于朴素,象是一个大的工厂;倒是在其中行走的年轻表情,和清华颇为几分相象,无论男女,自信中透着严谨,提醒游客,这里不是工厂,是MIT!

    回来路上,一路沿河散步,一路思绪飞过,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所谓大学里大师和大楼的关系。哈佛和MIT称雄于世,自然并非浪得虚名。清华北大自然不用比,比老牌的牛津剑桥,那也是胜之远矣。但仅从校园的的规模和气氛,论古典,不如牛津剑桥;论现代,不如清华北大;论位置,偏隅于波士顿,区位不如伦敦和北京这样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所以可见其内在之强大,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大学的本质。

    一所大学,传递给学生的,自以为总结来是三样东西:思想和精神,学术体系和理论,方法论。如果把这三个维度作为标尺,去比较哈佛和MIT、牛津和剑桥、以及清华和北大,大致能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观察和推论。

    思想和精神,是大学塑造人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功能。这其中有两个要素:传承和开放。所谓传承,是对人文精神传统的继承部分。一个有意思的、最直接的观察表征就是校训,最为体现一个大学的灵魂。哈佛的校训是“ 真理(veritas)”, MIT是“心和手(Mens et Manus);牛津是“信仰与科学( Dominus illuminatio mea),剑桥是“此地乃启蒙之所和智慧之源(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 清华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北大的校训有点小小的纠结,目前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蔡元培先生的“ 兼容并包” 虽广为流传,但从来没有成为过校训。比较看来,哈佛和MIT的校训其实是非常朴素的表述,所指皆为客体,深刻体现了韦伯说的新教伦理精神。牛津和剑桥则同时强调了客体和本体,信仰和启蒙是针对本体的,同时也兼顾了客体:科学和智慧;但是,比起哈佛和MIT来 ,显得更加阳春白雪,高高在上,有点点拿着架子,不够接地气。

    清华和北大的校训都有强烈的时代烙印。清华校训来自易经,强调对自身主体的修养,但是没有对客观视界的表述,更象是一个人文大学的校训,倒反而缺乏MIT的实践精神,这反映了清华的建校之源,本来就是一个人文学科强大的学校。所谓自强,是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反应和使命;所谓厚德,是对文明植入的强调。北大的校训实际上是更为实用主义的,背负五四精神遗产,又要照顾现实和理想、学术和政治各个方面,四个词略显沉重,所以在传承的方向上也更为纠结。

    所谓开放,其实最简单的观察就是大学的围墙。除了清华和北大,其他四所大学其实都是没有围墙的,反而是大学成为所在小镇世俗生活的核心。北大清华,围墙都很森严,保安重重,这可能是学校心态不够开放和自信的表现。另外一个有趣的观察,查尔斯河显得开放大气,无论哈佛或MIT都只能饮水一段,然后自顾奔腾而去;而康桥下的河,却是蜿蜒于大学校园,永远的秀气和缠绵,真是两个剑桥气质迥异的绝佳反映!从校训和开放程度,便可大略比较这三类学校在思想和精神传承上的差异了。

    学术和理论体系,各个学校自然各有侧重,但哈佛和MIT传统体系和创新融合得更好,从校园的建筑形制上看,更有活力。牛津剑桥虽好,但游览之时,感觉上总有些沉重和忧郁的气氛,古朴精致有余,活力不够。而北大和清华的问题,是从传统理论到现代流行,跨度太大,中间缺乏传承,经常使学生感到无所适从。清华是从学堂到简陋的三教,再到如今现代化的各个大楼;北大是从古朴的红楼和朗润园,眼光一下子就撞上了东门外那些莫名其妙的高楼。

    当年在清华时,九十年代初工科课程基本还是延续前苏联的体系,到高年级时,年轻留过学的老师一下子就从MIT这些学校带来了新的理论体系,把低年级学的东西打得落花流水。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机械制图课,经常熬夜手工画图的我们,到了三年级AutoCAD上来后,发现原来学的那点画图技能,统统都可以被计算机取代,那两年,不知浪费了多少最好的青春时光!前两天看了“ 致青春” 那个电影,恰好也是工科系,感触良多,觉得本来应是青春悠行的时光,却被按在新水利馆幽暗的教室里埋头苦画,真是遗憾啊!

    说到方法论,这是北大清华的教育中最缺乏的一个方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缺乏独立研究能力,写论文时无从下手,不会独立开展研究。看着国外的学生在独立方面的得心应手,感觉很难理解。为什么?因为在学校里很少有专门的课程教研究方法,教授如何把一个idea推演和发展为一篇论文、一个独立的研究装置、一项独立的工程发明,乃至一个独立的商业计划。这一点,自己很幸运,在经济中心的一帮海归老师的提点下,才醍醐灌顶,豁然醒悟!从此不再害怕做研究了,但时光已晚,对学问的兴趣被打磨得只剩皮毛。今天在哈佛和MIT走走,然后站在查尔斯河的桥上,春风细雨拂面,看着身边校园如火如荼的研究场景,凭栏回想,深感哈佛和MIT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知识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发动机,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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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8 17:32: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专家解读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七大特征:

    1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

    2中国梦的目的是民族振兴,美国梦的目的是个人成功;

    3中国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美国梦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人才资源达到;

    4中国梦是群体的和谐幸福,美国梦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

    5中国梦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美国梦只有现实的体验

    6中国梦依赖群策群力,美国梦靠的是个性张扬;

    7中国梦是为了民族光荣,美国梦是为了个人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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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30 14:07:33 | 显示全部楼层
老子的治国理论是最好的

    在东西方各家治国理论中,老子的治国理论是最强的。首先从中国历史看,中国在150年前政治经济文化远远领先西方各国,而中国的四大盛世时期(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永宣盛世、康乾盛世)全部采用老子的治国理论,背弃老子思想则很快走向灭亡。其次,从世界看,老子的《道德经》是世界发行量第二大的书,对西方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西方最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老子思想如出一辙,应该是自老子思想衍生的,而奉行自由主义的英联邦和美利坚都是最强大最自由的国家。

    有些人迷信西方政治理论,以为更好。实际上,明朝初期西方传教士把中国的道家儒家著作翻译为西文传播到欧洲,欧洲摆脱了基督教的极权专制和文化控制,形成了所谓的文艺复兴,才开创了近代文明。近代政治文明所推崇的自由、民主、博爱,近代政治的自由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全部出自老子的《道德经》。而中国不幸被原始的满清部落占领,使得文明不断倒退才越来越落后的。中国要恢复世界第一的荣光,唯有实行老子的治国理论。
西方的先进治国理论和老子治国理论的差异主要在于角度不同。西方的理论往往是由民间的理论家设计推导的,一般是以被统治者的角度看待国家和社会,研究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而老子则是继承和总结中国古代圣人治国的经验和理论,以最高统治者的角度看整个世界。这种角度的不同,使部分西方学者和西化的人不能正确理解老子的理论,无法认识老子的先进思想。

中华文化中,虽然表面是以儒家为主,实际上中华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包含很多的思想和理论流派,同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佛家思想主要适于社会底层,指导做人的基本规范。墨家思想主要是适于工匠和市民的基层的思想。兵家思想适于武士和武将。儒家思想主要是适于士大夫官僚阶层,是管理者应该具备的思想。法家思想主要适于一般的立法司法。而老子思想则是最高管理者的圣经,适于制定国家宪法、政策、方针、路线等。不同的流派有构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璀璨多彩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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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总结的管理四大层次: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最好的政府是百姓只是知道有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仅是根据百姓的人性制定了合适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百姓可以自由自然的生活,不会感到受到干扰和威胁。

其次是百姓赞誉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主动为百姓服务,为百姓提供优质的服务获得百姓的赞誉。可是百姓不知道的,提供服务意味着负担加重,提供服务意味着政府有偏私,虽然可以得到百姓的赞誉,仍然不是最好的政府。

再次的政府是百姓惧怕的政府,就如文革时期,人人自危,相互争斗,饿殍遍地,民不聊生。

最差的政府是百姓辱骂的政府。这时人民已经绝望,已经麻木不再恐惧,时刻盼望着出现救世主或者陈胜吴广,一分钟也不想呆在这个国家。.

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叛。民多利器,而邦滋昏。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盜贼多有。故圣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设立再多的敏感词,只能引起百姓的反叛。
设立再多的法律法规,只能让更多的百姓成为强盗。
只有政府官员知道不要胡作非为了,不要扰民了,国家才能安定。.

西方理论侧重思辨,却往往脱离实际;西方理论一般都是假设一些条件然后推导出什么结论,就以为这些结论是正确的了,却并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最典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上去很完美,实践的结果很悲剧。
民主理论虽然好些,在欧美国家取得了成功,却无法在拉美、非洲、亚洲国家取得同样的成功。
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民主仅是一种选举领导者的制度,而被选举的领导者并不一定就是合适的领导者。
合适的领导者要遵从管理之道,要遵从老子的理论,才能取得好的结果,否则即使是民主制度,也不能使国家安定,人民幸福。.

同样,权威制度也并不一定就是坏的,君主制度一样可以出现自由,可以出现繁荣发展的时期。

国家能否强大就在于国家的领导者能否遵从大道,能够遵循管理规律,能否无为而治。.
 楼主| 发表于 2013-6-19 13:50:36 | 显示全部楼层
颜昌海: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一种绝境?

2011-08-16 12:50:59

近日偶翻《西游记》,看到第五十回里孙悟空讲的一句话:“道化贤良释化愚”,由此产生许多联想。简单的说,道家必须要选贤良的徒弟作为传人,不是道德好悟性高的人,是很难被选中的,这便是“道化贤良”。

中华文化的开创者是轩辕黄帝,被称为“人文初祖”。他也是道家的修炼人,因此人们的五千年文化便一直带有着浓重的道家色彩,迥然不同于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或其它佛家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性格非常含蓄,有话说三分,给人很多遐想的空间,这恐怕与“道化贤良”的道家文化有很大关系。推而广之,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等也常给人余韵不尽的感觉;至于如何体会和理解,那就看对方的悟性如何了。

“道化贤良释化愚”中的“释”,是指佛家。佛家因为讲普度众生,所以要让愚人也能听懂,在讲法时便深入浅出,既包罗万象又细致入微。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许多影响。本来事事辨析精微、阐发详尽透彻的佛法,到中国后出现了“禅宗”。许多事情故意讲的玄而又玄,或干脆不讲。像六祖慧能那样听了一句《金刚经》便豁然悟透很多佛法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于是慧根不成熟的人,便只能在禅宗的哑谜中猜来猜去而不得要领。

如果仔细看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还能看出很多奥妙的地方。譬如道家特别讲阴阳的平衡,所以文化作品中就很注重对比。

唐代王维被称为“诗佛”,是因为他的诗有很多禅意,但仔细读来却似乎也有很多道家的特点。譬如《鸟鸣涧》中写“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以飞鸟的鸣叫,流动的涧水,落下的桂花等一些动词,表达了一个极幽静的景象。这种以“动”写“静”,就很有《道德经》中说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的味道。举个小例子,《枫桥夜泊》前两句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第一句给人的感觉是“冷”“暗”,因为月亮也落了(暗),水汽也结成了霜(冷);第二句话马上就来个对比,在第一句的冷色调上,出现了“江枫”和“渔火”。霜降的时候,枫叶肯定红了,这就是暖色调;有了渔火,那就有了明亮的感觉。中国古典舞中有一个“反律”,即舞蹈动作“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下先上,欲上先下”;这种左右上下的对比和先做一个相反的动作,与《道德经》中所说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大有联系。

无论如何,道家文化尽管越琢磨越有滋味,但毕竟太依靠受众的悟性,很难被绝大多数人所理解。所以真正大面积救度人,那还要靠佛门广大。人们可以体会中华文化如诗如画的味道,即使看十遍百遍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但更重要的,还是其洪大的内涵与无尽的天机贯穿了人类文明和宇宙运行的终始。

《黄粱梦》讲一个书生醉心功名,一位道士为点化书生而给他演化梦境。梦中书生功成名就,还娶了美貌佳人,最后却因贪赃枉法而被抄家处斩。梦中经历人生几十年沉浮,梦醒时,一碗黄梁饭才刚刚做熟。书生悟到了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道理,终于决意出家修道。有关“黄粱梦”的传说有不同的原型。有的讲道士是汉钟离、书生是吕洞宾;也有的说道士是吕洞宾、书生是一个姓卢的人。无论怎样,这里反映出道家一个很大的特点  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被神仙点化,换句话说,道家是选徒弟的。

在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一回目叫《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吕洞宾得道后,问他的师父汉钟离:“我师成道之日,到今该多少寿数?”汉钟离回答已经一千一百多岁了。吕洞宾又问:“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度得几人?”汉钟离说:“只度得你一人。”吕洞宾说:“师父你度人太慢了,如果给我三年的时间,我度三千个人回来。”汉钟离哈哈大笑说:“世上众生不忠者多,不孝者广。不仁不义众生,如何做得神仙?你三年能找到一个可度之人,也算是你的功劳。”于是吕洞宾辞别了师父,云游三年,遇到的人不是悟性太低,就是怒气太重,抑或是不肯皈依道门。三年后,吕洞宾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度成。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道家度人时选人之难。佛家虽然广开方便之门,但是也是只度有缘之人。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人群大概是基督徒,基督教新教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共有将近二十亿。信仰其它大宗教的也都有上亿之众。宗教常常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不管一门宗教的人数再多,是不是属于这个宗教却是有一个严格的界限的。尽管不同的宗教在敬拜、仪轨、参悟方法上大不相同,在文化这一层面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例如儒家讲“仁者爱人”,基督教讲“要爱人如己”,此外关于诚实、信义、友爱、宽容、去除贪心、嗔怒、痴迷、色欲等方面的教导,几乎在各个宗教中都有。因此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文化常常不受信仰界限的制约。一个信佛的人,在看到基督教的教堂、天顶画,听到基督教的赞美诗,也会觉得这是艺术的精品。反之亦然,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也常常为佛教徒的作品倾倒,他们也都能感受到作品中的虔敬、感恩与善的能量。

普世的价值,正是以文化为载体,超越信仰的背景而与每个人的本性呼应共鸣,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纯美与纯善的内涵,产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而这种文化又正是中国纯正的古文化。

1992年美国一部电影《闻香识女人》为其主演Al Pacino 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这部实际上表现两个男人间父子般的感情的电影里,有两段堪称经典的台词。第一段是这样的:“在人生的道路上我面临过很多选择,我永远都知道怎么走是对的。毫无例外的,我知道,但是我却从来都没有走那正确的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走正路太难了!”在2500年前的古印度,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也说过类似的话:“堕落容易超升难”。《闻香识女人》另一段经典的对白是中校为查理的辩护词,他说“现在你们面前的查理,他也来到了他的十字路口上。他选择了他的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高尚的原则所构筑的路将他引向光辉的人格。让他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

所以,在普遍的人性中,善与恶共存。一个人要行善,则必须约束自己的恶念,要吃苦、付出,还要持之以恒的坚持;而只要稍微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堕落。放纵当然比约束更容易,所谓“学好三年、学坏三天”。

《道德经》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就是说,文章简约,词汇简单,但志向高洁,德行清廉,虽然讲的东西很小但指出的道理却非常大,举的例子就在身边但是映射的内涵却非常深远。所以,“善与恶”的选择看似艰难,但很多人都会选择那条艰难却正确的路,并一直走入那无尽的美好与希望。

儒家相信自己的文化是像生命一样承接延续的,在对儒家文化寻根的时候,人们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正统。如果对中华文化也做一个类似的寻根的话,无疑可以追溯到“人文初祖”轩辕黄帝。而黄帝正是中国道家思想的创始人。
 楼主| 发表于 2013-6-19 13:51:25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佛家思想传入中国之前,中华文化是外儒而内道的。儒家为入世之道,或称显学;道家是出世之道,或称隐学。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为本,此为《道德经》的思想;“仁、义、礼”次之,此为儒家思想,但其先后顺序,也反映了道家与儒家思想的承续变迁的关系。佛家思想的传入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东汉初年开始,佛家思想渐次深入民间,至南北朝、隋、唐年间达到鼎盛。之后,儒释道三教并存,确立了中华文化的正统。

中国正统的文化都具备两大特点:第一、信神;第二、爱人。在这两点上东西方并无差别。因为神不打诳语,所以要诚实;因为神慈悲众生,所以要善待他人;因为神会在人们改过和弥补后,赦免其罪业,所以对他人要宽厚忍耐;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善恶有报”;因为人都是神造的,所以要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爱;因为生命是神赋予的,所以要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因为自然是神赐予人们生存的,所以要爱护;因为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去神的世界而得到永生,所以应该遵循神的诫命;因为神全能,所以要谦卑诚敬;因为神安排着历史的进程,所以要顺天而行等等。

所以,人的为人、处世、对待自然的态度,无不根植于对神的信仰中。这种信仰维持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由此发展出的文化必然承载着敬神爱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区分文化的正统与异端的最重要指标。

文化的表现是庞杂的,但其内在的价值观却是简单的。无论音乐、绘画、建筑、影视、小说、戏剧乃至节庆、礼仪和衣食住行,都是文化的表现方式,而其内在的价值观如果符合正统,才是永恒不变的,否则只是昙花一现的异端罢了。以此衡量,共产暴力文化无疑是最恶的文化。其基础与正统文化截然相反,概括起来便是:第一、不信神;第二、散布仇恨。因为不信神,自然也就没有天国地狱;因为没有神作为最终的审判者,所以行善做恶都无报应,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不信神,所以妄自尊大、战天斗地;因为不信神,所以不必对生命有任何敬畏和珍惜,对敌人肆意杀戮,对自己人勾心斗角;因为不信神,也就没有甚么诫命需要遵守,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今日中国,道德沦丧、生态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都肇始于无神论。

毛泽东创建了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政教合一政权,该政权由于以无神论为基础,因此它所垄断的就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世俗形式和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垄断了道德解释权。且不论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有多么独断,但是毕竟在教会之上还有一个上帝。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你信基督教,那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党则是佛祖的佛祖;因此毛泽东的政教合一就更为极端,对建立在儒释道信仰之下的党文化也就比中世纪教会对于古希腊文化的压制更加残酷、全面和彻底。

如果说神是永恒的,神所规定的善恶价值必然也是永恒的,从这种永恒的价值观中派生出的文化,也是永恒的。这就是为甚么当人们今天看到敦煌飞天或是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仍然会感到深刻的心灵震撼的原因。但中国正统文化经过毛泽东的文革浩劫之后,恢复正统文化已经非常困难。

中华文化的复兴,成为中国人的首要任务。对于人类来说,最深刻的影响来自信仰,而最广泛的影响则来自文化。越是研究人类历史的变迁,文化就越显示出他润物无声、无远弗届的力量。但中华文化的复兴还面临着比西方文化更大的困境。其原因在于儒释道信仰博大精深,微言大义,普通人难以读懂艰深的经典,此时真正的修行人就成为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毛泽东对于经典的毁弃、对于人的镇压,让现代人与中华正统文化之间断裂出了一个不可复归的鸿沟。因此,中国的文化似陷入了一种绝境,后路已断,前程渺茫。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大批艺术人才从东罗马逃亡意大利,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结束了,古希腊文明的魅力席卷西欧,引发了这场文艺复兴运动。在这次浪潮中,绘画、雕塑和音乐都产生了飞跃。中国的情形与西方文艺复兴的前夜,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且中华文化的处境实际上早已奄奄待毙。

如果仅从文化本身来谈恢复已毫无希望,然而从信仰层面入手解决文化的复兴与重建,还是大有希望。儒释道信仰的精华,并由此派生出的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有近似之处,甚至还有创新  “复兴”这个词,从形式及内涵上不仅对中华正统文化予以继承与弘扬,还更在于重生与再造。这种新文化已展现出正统文化的神髓,唤醒人们对久远历史的记忆,引起来自旷古久远的共鸣,直指中华正统文化的本质。

如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原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们就可以自信地说,中国有强大的基础,如果重新把传统文化推广,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现在的中国,共产暴力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党文化”,正在文化复兴运动中冰消雪解,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恢复和重建。由此,必将引发中国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帮助中国人信仰、道德的重建。

生逢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本身就引起人们对生活的莫大兴趣。人们将见证并参与一个历史的转折,促成一个大时代的来临。开启中华文化复兴之路,一如西方的文艺复兴,成为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的起点。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文化复兴将以里程碑的地位载入史册,让后世的人感慨、追思和仿效。
 楼主| 发表于 2013-6-20 17:05: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人的信仰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2年01月31日

信仰被广泛认为是形而上的精神领域的,而中国人的信仰则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很多时候是基本上是与神做个交易。寺庙算是中间人,提供场所,维持秩序,组织一下,然后抽头



  【麦道/文】西方普遍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错误的。中国人没有找出自己的上帝,去有规律有系统地参拜。但绝对不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多年前,外国人问我,中国人有信仰吗?我想想后说,没有。因为,我没法说出一个具体的宗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能够具有精神救赎地位或者精神引领的功能。就是说,中国人死的时候,不需要向哪个神说,请宽恕我的罪。中国人活着的时候,也不需要寻求哪个神给他力量让他觉得生是那么有意义。他们问我,你个人有吗?我说,没有。我也不是**员,我个人也没有很鲜明的信仰。

  我查了一下中文对信仰的解释:信仰,是指对圣贤的主张、主义、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我又查了一下英文大百科全书对FAITH“信仰”的解释:Depending on the religion, faith is belief in a single god or multiple gods or in the doctrines or teachings of the religion. 我翻译一下:“依宗教之不同,信仰是指相信一个神或者多个神或者一种宗教的教义教导。”

  我上面的这张照片是初四在武汉的一个寺里面拍的。这足以说明中国人有信仰。而且如此强大,象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而且和西方宗教比,中国人更喜欢让被信仰的人知道。西方的宗教仪式都是在房子里教堂里,神看不到,也不怎么听得见。信徒们只是静静地默叨默叨,更像是自己内心世界和神的对话。在中国,信仰要闹出动静来,要弄得大弄得响,要浓烟滚滚,烈焰飞腾,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初四的晚上,上海活脱脱像是个战场,家家都在放炮,争先恐后地迎接一位姓赵的先生的到来(财神姓赵,我也姓赵)。炮的响动也是越来越大,中国人最怕这个时候吃了邻居的亏,你家要是响不过邻家的,好像赵先生就跑到别人家去了。

  如果你看那张照片就更典型了。据说当日有三十万之众,争先恐后,就在那一日,一年就那么一日,生怕落在他人后,怕赵先生挑理儿,被赵先生不待见。

  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呢?真有。论氛围,论声势,论动静,比任何宗教都来得狂热。信仰被广泛认为是形而上的精神领域的,而中国人的信仰则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很多时候是基本上是与神做个交易。寺庙算是中间人,提供场所,维持秩序,组织一下,然后抽头。

  或许国人的信仰和风俗从来没分清。风俗里带点信仰,但又没有信仰来得纯粹。闹哄哄的,拜个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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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0 17:21:58 | 显示全部楼层
黄卧云:中国人的信仰

    关于这个话题,可能马上有人会问:中国人有信仰吗?从信仰的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人并没有信仰,从信仰的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人也有信仰。

    信仰是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某些长期的和必须加以捍卫的根本信念。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等程度,人的有限性是不会改变的,虽然我们知道的比2000年前的人们多得多,随着知识的增加,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获得了进展,但一些新的困惑又会产生,而在有些问题上,比如在死亡所引起的恐惧这一人生终极问题上,则几乎没有取得进展。人类在欲知和未知、在有限和无限之间的鸿沟,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缩小的幅度可能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这道鸿沟里,既生出希望,也生出恐惧,这就给信仰留出了地盘。人类永远需要信仰,要依靠信仰尽力拉近有限和无限的距离。

    因此信仰和人们一般所说的信念有所不同。信仰回答的是人生日常关切最有深度的方面。信仰的对象也是崇拜的对象,在人类经验领域内的万事万物,一切无不是有限的,也只有有限的价值,这些只具有有限价值的事物很难作为信仰对象。信仰是为了超越,超越一切有限,惟有超越现实的无限才能真正成为弥补人自身局限性的希望。上帝的真理便是人类寻找到的超验真理,对上帝的信仰不是任何经验命题可以相提并论的。

    基督教试图在人的短暂生命之外去寻求永久的生命意义,于是它把人引向对来世的期待。人们信仰上帝,追随基督,他们得到的并不是财富和人世间的享乐,相反,跟随耶稣的门徒都必须忍受贫困、饥饿和痛苦,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权利都在主的意志中。基督徒得到的最好回报,是他们的罪被赦免,在死后升入天国,获得永生。主给他们的赏赐是在天上,不是在尘世。在基督教中,有福的概念与富贵没有丝毫联系。财富只会阻碍人与上帝接近。基督的教诲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与无节制地享受人生相对立的道德观。在所有人的心中都存在某些固有的最为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通过信仰的形式,更加深刻地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信仰是人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对超验真理  启示真理  的信仰,使人的精神也具有一种超越性。精神对物质的超越是精神的特点,也是精神的价值所在。人是物质的实体,但在最有意义的方面,在更高级的形态方面,人是精神的实体。人的高度是以精神的高度度量的,保持精神的高度,才能保持人性的高度。

    如果从信仰的精神特性也就是信仰最本质的特性方面去看待信仰,我们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只有在信仰的不严格的意义上,把信仰仅仅理解为信念的层次上,我们才可以称是有信仰的。中国人对神祉的崇拜,不但一直停留在原始的自发状态,与巫术难分难舍,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物质利益的关切上,没有擢升到精神范畴。从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商周时代起,人们就借助神鬼来达成现实的利益目标。土神(社)和谷神(稷)由于分别主管着与大众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土地和谷物的情况,受到民众的共同供奉。当然能给自己最大荫庇的还是祖宗的神灵,从天子到百姓,祭祖都是重要仪式,也是最经常的宗教性活动。在周代,“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和打仗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祈福在汉语的语境中,既有消灾避害的意思,更有希冀富贵的含义。追求财富和地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念。孔子自信地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若浮云”,可见在孔子的时代,在比孔子更早更远的时代,人们就普遍把富贵作为人生追求了。孔子也不例外,他不同的是拒绝用非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和地位。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编订“六经”是他总结前人文化遗产的伟大成就,他的言论和思想成为后世的行动指南。作为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和现实主义者,他只关心现实问题,他不在经验之外谈论什么。那些超越现实的话题,在他看来都属于“怪力乱神”而不予置评。他推崇的是尧舜、周文武这样的古代圣贤和政治英雄。孔子一生关心权力,积极参与政治,知其不可而为之,开启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

    把目光全部都集中于现实生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的心智和对智力活动的兴趣。古代知识人的最好理想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没有更宽广的思想视野,不去关注世界和人生的终极问题。作为一般大众,关心的问题就更专注于实惠,吃饱肚子才是最真实的生活。人生最基本的问题  如何面对人生短暂的苦恼,好象是回避了,但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作出了回应,即活在当下的现实主义态度。因为人生短暂,所以要把握今生。当人的思想中只有此生此世的单一维度时,他就会产生及时享乐的思想,有了地位和财富就可以充分满足享乐的愿望。从此生和实现的角度看,富和贵也许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权力始终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并滋生出对权力的崇拜。

    人的生命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人们对怪异和超自然的事物怀有很普遍地敬畏之心,并把它们当作寄托希望和战胜恐惧的最后庇护所,这也是各种宗教迷信活动长盛不衰的根源。民众情不自禁地崇拜英雄,他们把他当成超能力的神,从孔圣人到关帝,到当代超级权力英雄,都是顶礼膜拜的对象。

    这些神同时也是人,或曾经是人,他们虽被供上神位,但作为人的有限性依然没有消除,通过有限不可能达到无限和永生。他们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他们都是局部之神,只在局部发挥有限的作用,祖宗之神发挥作用的范围就更受限制,仅仅只能为家人提供某些庇护,信奉他们的人都知道,不能依靠他们通向无限的永福之地,于是还需向要别的神灵寻求保佑。多神教使人的心灵在各种不同的神之间游离和漂浮,人的精神依然无所皈依,人的灵魂没有安定下来。正因为如此,多神教只能是宗教的一种不成熟的原始形态。

    偶像崇拜正是基督教坚决反对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圣经十诫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是:“小子们哪,你们要远避偶像。”所谓偶像崇拜,就是人把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偶像化,要变为他自己的上帝。这是一种颠倒的信仰,它导致各种纵欲和贪婪之罪。根据基督教义,人的根本的罪是偶像崇拜。上帝统治着一切,主宰着一切,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有罪之身,他并不是从无罪堕落到有罪,而是本来就处于罪中。基督教只承认圣父的权力,人世的任何权柄都是上帝所赐,即使基督教的君主,其权力也不过是“上帝陛下的侍女”。

    人的权柄本来系上帝所赐,权力不过是一种低级的存在,对权力这种低级存在的崇拜导致人的自我矮化,成为权力的奴隶。对于被崇拜者,它使人把一种暂时的、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当成永久的、核心的、最高的人生价值对待,权欲的暂时满足又促使他追逐更大的权力,欲望无休止的膨胀,直至自己完全无法驾驭。在我们这个时代,见到了太多的官员为了权欲而走向毫无意义的自我毁灭。对于崇拜者,它使人把自己变得势力,趋炎附势,点头折腰。对于社会,它把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都扭曲成依附关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们不是用真理和正义的标准去评判和要求他们的统治者,而代之以“成王败寇”的恶俗逻辑。

    基督教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在它所呈现出来的极其温顺、逆来顺受的外表下,藏着极大的颠覆性力量,就像地壳之下的熔岩蕴藏着可怕的力量,它让人间的最高权力缴械。皇帝和国王虽然掌管着世俗事物的大权,但他也只不过是基督信徒中的平等一员,其权力的获得和继承就需要教会的加冕方才生效,它否认国王有权根据自己的个人意志进行统治,国王的统治只是遵从和执行上帝的法律。教会权力对世俗权力的持久约束力,证明了基督教信条约束世俗统治者的效力。

    没有什么比把绝对权力交给天上的神更明智、更安全和更可靠的了,也没有什么比把绝对权力交给人间的神更盲目、更愚蠢、更危险的了。上帝的绝对权力不是通过压迫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爱建立起来的。世俗社会总是有好的统治者和坏的统治者,而上帝的统治却是绝对完美的。基督受难对邪恶是最终的胜利,对世人是爱的最高表达。在基督统治的上帝之城,成员为上帝之爱而结成平等伙伴关系,而尘世之城由纯粹的利益连结在一起,由利益纽带联结起来的社会其成员陷入彼此对立的战争状态,由于有了以爱至上为原则的基督徒世界从中调和,从而使人们更有可能去接近理想的生活方式。
 楼主| 发表于 2013-6-20 17:22:37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把全部理想和信仰都放在现实的和物质的利益之上,由此造成的精神匮乏是可想而知的,权势的炙热、物质的丰裕不但不能避免因精神空虚陷入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而且加剧了人生的虚无感,《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简练表达了争权夺利的无益和对人生的无奈:“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人没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为了权财,不得不运用各种手段,勾心斗角,费尽心计。这真的就是幸福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各种冲突的实际利益所破坏,联结人们的利益纽带随时会被对立的利益所扰乱和中断。相互猜疑、相互算计、相互损害,是人际关系的常态,这时,只有血缘关系才是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可靠基础,在家族基础上,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紧密地包裹自我的便是家族。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立足于自我;儒家所言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妻、昆弟、朋友,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儒家施行仁政的具体方法是推己及人,把自我作为施政标准。

    利益至上必然导致个人利益至上的绝对利己主义。人们常常抱怨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事实上,这个社会历来就被冲突的利益所深深地分裂。皇帝把整个天下当成自家的财产,官员通过为皇帝服务来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梦想,至于升斗小民,就只能各人自扫门前雪。从上至下的利益追逐既没有宗教的约束,更没有制度的约束,利己主义朝向极端化发展。生产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利益,父母官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他们所代表的人民赶向绝境。利益冲突少有调和的余地,最后只有依赖于武力才能解决。西方社会因为宗教纷争屡屡发动战争,中国社会则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断地同类相残。既然利益至高无上,利益的争夺也以最激烈的形式  武力的形式呈现,家族之间的冲突由小规模的暴力(械斗)解决,官民之间的冲突由大规模的暴力(战争)解决。

    我们社会一直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东方重视集体的价值,西方重视个人的价值,坚持集体的价值还是坚持个人的价值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所在。对这一误解,人们似乎早已习焉不察。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是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个分支,更具体地说,是基督教文化的两个分支。基督教把跟随基督、获得上帝的启示真理当成高度个人性的事务,个人主义是一种独立探索真理的态度。集体主义则始终以上帝之城为蓝本,集体成员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是集体价值的重要体现,如果没有爱奠基的集体,是一个冷漠的、被个人利益所支配的集体,一个依靠强制、实行内部剥削的集体,根本就不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集体主义的理想,在社会主义先驱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构想中,社会成员的平等、互助互爱,制度的公平,都是基本特征。

    显然,中国既不存在上述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同样也不存在上述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它与西方的集体主义有些许貌似,然而却全然不同,家族主义只是个人利己主义的稍许放大,变成家族利己主义。把中国的家族主义当成集体主义,一如把中国的利己主义当成个人主义,都是对中西文化的简单而错误的类比所致。中国久远的绵延不断的权力世袭制体现了家族主义的生命力,当代还有人称,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才是可靠的。家族在中国还有扩大的形式,或者称模拟的形式,有某种集体的外在形式,在古代是社会下层的兄弟结拜入会,进入现代是权力阶层的利益结伙。模拟形式的家族没有血缘特征,但在利益追逐的无原则性和排他性上是相同的。

    强权社会比自由社会更喜欢集体的形式,更喜欢有组织性,对组织性、纪律性表现出病态的喜好。但有集体的组织形式并不等于有集体主义。如果真的有所谓集体主义的话,就不会有千千万万孤苦无告的人们年复一年地奔走于毫无希望的上访途中,就不会有血淋淋地强制拆迁,受害者都是集体的一员。湖南的唐慧也是集体的一员。集体主义不过是权力意志的幌子,权力意志以集体主义之名打击异己,强迫服从。

    中国把共产主义信仰作为自己的官方信仰,这是否就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象他那个时代西方的其他一些哲学家一样,凭着西方在18、19世纪取得的一点科技进步就以为可以单靠理性就能认识世界万物了,宣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尼采更是激进地说“一切要重新评估”,“上帝已死”。但即使在今天,科学发展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让一个西方人信仰上帝的权威不是件很困难的事,但让他们崇拜人间的不完美的权威依然很难,中国却能毫无困难地把一个外国人和他的学说奉为神明,崇拜之至。这是精神的无根基性所致。精神的无根基性使它的人民可以崇拜任何神,人间的和天上的,国内的和国外的,死去的和活着的,它可以是马克思,也可以是列宁,还可以是斯大林。但是一种信仰的传播效果,最终能否并被人接受,跟信仰的对象有关,也跟传播信仰的信徒有关。除了上帝代表绝对真理和绝对完美,任何学说都是不完美的,都只有相对的真理性,把它作为绝对完美、绝对真理就会成为谬误。马克思许诺的天国与基督许诺的天国相比,前者是一个更注重物质的世界,其“按需分配”的原则就揭示共产主义天国降临的前提是物质极大的丰富,它也要求人们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在人人都成为天使之前,由一批特选的天使(先锋队)带领众生砥砺道德。基督教的天国是主的圣所和得救的义人居住之地,它之所以被信徒们无限向往,是因为在那里能和主一起相处,跟物质生活没有关系。暴力是人类在进入共产主义天国的必由之路,先必须经过阶级大战,然后由胜利的无产阶级进行专政:一个时间上也没有进度表的非常漫长过程。进入神的国却是一条爱的通道,信徒在得救之前,人人都是罪人,他们只有努力充实自己,洗掉自身的罪,才能被主接入天国。

    基督教信徒以其艰苦的工作传播基督的福音,争取更多的信徒,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以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为例,他们抛家舍业来到异乡他国,除了要克服语言障碍和其他生活上的重重困难,还要面对中国人强烈的排外、仇外情绪和因此带来的危险。在清末,全国不少地方都发生过“教案”,即杀害传教士、纵火焚烧教堂的恶性事件。为了获得当地人的认同,他们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扶危济困,帮助穷人,创办教会医院给民众医治疾病,建立教会学校帮助民众医治愚昧。他们对传教事业的热情,他们不图权势,不羡名利,忘我工作,证明自己无愧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世界的马克思信徒都把获取统治权作为目的,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的国家都没有使人民获得自由,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绝对权力的迷恋暴露了他们的目的不纯,败坏了自身的声誉。马克思的信徒越来越少,最后名只剩下一些既得利益者还在名义上信奉他的学说。

    我们每个人都同时处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物质的世界,一个是精神的世界,获得幸福需要保持两个世界的平衡,它们能够相互影响和渗透。精神世界依靠信仰来维持,物质世界则依靠规则来维持。信仰缺失,精神世界就会荒芜,塌陷。精神是物质世界进步的源泉。在一个缺乏精神世界有效平衡的物质化世界里,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评判外部世界的唯一标准,把一切人的行为动机都纳入到利己主义的考量中,对自己以外的世界进行拒斥,他们只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真理,并认为之外再无真理,反对和痛恨腐败的人,一定是酸葡萄心理作怪,美国打伊拉克、干涉利比亚一定是为了石油。他们从不相信没有牟利动机、仅仅是出于正义、理想和信念的行为。在拒绝以善的心态评价外部世界时,也拒绝了善良本身。每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都需要在物质利益之外确立自己的信念,作为社会的基本共识,也作为社会成员保持起码的相互信任的基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缺失,说到底是对政府官员失去信任。身处高位,如果没有处于高位的灵魂相匹配,不管其外表看上去如何风光,不管如何呼风唤雨,始终掩饰不了狭隘的、空洞的内心,其行为缺乏坚定的信念支撑,犹如大厦缺乏坚实的地基支持,其举止总是缺乏应有的从容、镇定和得体,既做作,又虚假,不是失之张狂,就是失之猥琐。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信仰,为精神找到一片安顿之地,使自己的精神寄托于此,扎根于此。偶像崇拜在现代社会行不通。信仰必须与人们共同的生活期盼相一致。基督教思想中的平等和博爱是生活的普世真理,这也是基督教得以在世界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帝的观念其实是真理的观念。即便如此,在一个科学为王的世界里,上帝的观念受到的挑战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除了上帝,还有别的信念能够成为人类的信仰吗?这就是自由。自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被确定以来,自由实际上就成为比宗教信仰更高的信仰。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是人们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惟有自由是不能否定的。自由比其他目标有更高的价值,自由从来都是人类追求其他目标的前提条件,理想社会就是人们能够自由追求生活的幸福和自由追求真理。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都是自由创造的成果。

    自由还包含了人类另一个永久性的价值目标:平等。没有平等的自由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自由的平等只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被平等即被奴役。每个人平等的自由受到尊重,社会的正义就得到了保障。《圣经》是基督教世界的宪章,自由就是世俗世界的宪章,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转换为在法律面前享受自由而平等的权利。

    自由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就如奴役不是东方人的专利,热爱自由就是热爱人类。自己的自由只有当与其他人的自由获得同等尊重时才可能实现,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不可分割。牺牲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满足极少数人获得不受约束的自由其实只是放纵,与自由无关。它是一条灵魂毁灭之路。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都必须超越自身的自由去关心他人的自由,在自我利益之外关心普遍利益。这正是只关心世俗实惠的民族非常缺乏的精神。在重庆“打黑”的内幕完全暴露于天下后,所谓“薄王新政”的拥护者依然不乏其人,尤以重庆当地民众为多,理由是薄、王让多数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使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至于其践踏法律的种种罪行,如任意关押公民、大量使用刑讯逼供、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则事不关己。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漠视,不只是中国官场的特性,也同样是中国民众的一般特性。

    但是更深刻的改变也已经开始,中国人最近30年最大的精神变化是对偶像的怀疑渐成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对普遍自由的认识。我完全同意我的朋友的意见:中国人目前最迫切的需要还不是精神解放,而是精神有所皈依。对自由的皈依使精神有了根基,精神解放才有了起点。当人们的精神还没有扎根于自由的土壤之中时,无论怎样提倡思想解放,都只能带来一些表面的热闹,甚至可能连表面的热闹也没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4-22 18:20:0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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