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世界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热搜: 规划
查看: 3690|回复: 7

[原创] 改革行半路:土地财政是否根源于分税制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2-3-15 17:30: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核心提示:近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讨论财政预算报告时热议当前的税制问题,直指分税制诸多不合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地税局局长王南健日前直言,分税制让地方政府苦不堪言,结果是“逼良为娼”。

广东代表日前的一通炮轰,争议18载的两税制改革,再次成为热点。

近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讨论财政预算报告时热议当前的税制问题,直指分税制诸多不合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地税局局长王南健日前直言,分税制让地方政府苦不堪言,结果是“逼良为娼”。

分税制实施18年,地方政府抱怨直接财政收入越分越少,事权与财权不匹配。3月7日,政协分组会议审议公共财政预算,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建议,维持分税制基本格局,改善转移支付管理办法,提高地方政府直接收入比重。

广东地税局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广东每年财政收入增幅在20.7%左右,但人均却下降了17.1%,由于分税制,地方直接财政收入越分越少,事权与财权也越来越不匹配。因此为了拿到中央各部委的专项资金,地方不惜“跑部钱进”,盼到专项资金,各部委又希望“四两拨千斤”,要求地方政府配套,结果加重了地方债。

而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至多是“半场革命”,经历了18年漫长的“中场休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这场改革“完整”实现。

“炮轰”分税制

“增值税是间接税,目前占了税收的大头,必须要减少,应该转化为直接税”。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地税局局长王南健日前指出,当前的税制设置不合理,建议要完善分税制。“要给地方更大的财权。”

王南健说,分税制一定要完善。“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中央拿得多,但实际上用得不好,而地方拿得少,实际上承担的财政支出却非常高。”他无奈地说,“上头点菜,地方埋单,地方政府苦不堪言,结果是‘逼良为娼’。”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或增加收费项目,甚至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

“教育要占GDP多少百分比,医疗保障要加钱等等,这些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民生好消息对百姓都是好事,可中央列出的菜单,关键谁来为此买单?”3月6日,广东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李妙娟代表直指“分税制”令地方越分越少。黄丽满代表也希望重视地方政府负债越来越多的问题。

作为原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妙娟代表认为既然提出了财税制度改革,就应该以人作为公共开支的基础,让地方政府做好民生工作得有财力支持。以广东为例,作为目前最富有的省份,其财政规模目前处于全国首位,每年收入增幅在20.7%左右,但人均却是下降了17.1%,其中的原因在哪里?

从1994年推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从以前的提取20.6%,到现在已经提高到50%的比例。广东地税局一内部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坦称,珠三角发达城市可以完成一些民生指标,但广东一些欠发达地区在教育、社保、医保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少困难,很难完成一些民生指标,而这些方面却有很多“一票否决”,其担负的责任和自身能力是不相称的。

“在财税制改革中,应该加入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原则。”广东代表团多位代表都提出,中央各部委的专项资金被俗称为“四两拨千斤”,每一笔钱都是要求地方予以“配套”。很多地方都会想方设法“积极活动”争取拿到这些专项资金,于是就产生了“跑部钱进”的现象,至于配套资金不够的就只有去借了。

现在包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乡镇卫生院、乡镇企业等全部都要求地方“达标”,除了中央专项资金转移支付一些之外,其余都要由地方去筹措。广东地方债务在全国算是比较少的了,省级政府也就600亿元左右,但加上地方各级政府也过千亿元。

“分税制要进一步贯彻落实,进一步在省以下落实。”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应称,目前是在省以下很多地方没落实”。而具体到中央是否应该减少征收比例的问题,去年中央征收的幅度已经在下降。但一降再降不是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架构。应该明确中央、地方各拿什么样的税种,各自履行什么样的职能。

根治“跑部钱进”

“跑部钱进”现象由来已久,该现象的兴起备受舆论关注,既源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与当前的预算编制体系有关。

近日,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尽量减少、压缩专项转移支付,通过完善预算编制等五项举措缓解跑部钱进现象。

1994年朱镕基亲自设立的分税制,促使全国财政收入过度向中央倾斜,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形成55:45的格局,从而导致了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局面。中央获得更大财权目的是促使中央意志能在地方得到有效贯彻,因此很大一部分通过转移支付又回到了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往往通过在京设立驻京办等机构,周旋于中央各部门争取从转移支付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蛋糕。”杭州地税局的一高层对时代周报坦言,可预见的是财政部的预算编制调整不会显著缓解“跑部钱进”现象,最大的可能是改变地方所跑中央部委的序列和方式。

1996年,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曾在人民大会堂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作报告,讲设立分税制的艰难,1993年他带着几十位部级官员南下广东,与财力雄厚的广东做工作,谈建立分税制;后来,他又在北京与各省各部的官员一个个谈,累得坐在沙发里站不起来。建立分税制之后,“强干弱枝”理论得以兑现,中央财政力量得到显著加强。

2011年5月清华百年校庆时,朱镕基专门为分税制辩护:“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

在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有关分税制焦点主要还是围绕财权与事权的平衡。地方认为承担的事务越来越多,获得的财政分配却没有增加。实际上,如果只在政府体系之内争论,永远不会争出一个客观的结果,因为中央与地方的争议,只是财政收入在政府内部的分配问题,并不会显著增加老百姓、市场和企业的好处。

有效缓解地方“跑部钱进”现象应是强化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不少财税专家建议,促使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的匹配,实现真正的财权事权匹配的分税制,即尽可能地减少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一般转移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

“当然,完善和健全财政预算编制,改革当前部门预算主导的预算体系,细化预算科目等配套措施也必不可少,它有利于缓解跑部钱进现象。”一位财政部的专家称。

土地财政根源之辩

土地财政的根源是否在于分税制,一直遭遇业内人士的激辩。

有人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财权过分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地方不得不另辟财源,土地财政应运而生。这个分析看上去有道理,但并不准确,地方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支出增长过快,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执行拉动内需的政策,各地无不大干快上,地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猛增。支出超过收入,地方政府只好用卖地收入和土地抵押贷款弥补不足。

用土地作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这是土地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价不仅影响卖地收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规模。官方数字表明,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8000多个,贷款余额8万多亿,相当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年的财政预算总收入。

“土地改革的核心矛盾在于征地改革,征地制度难以破除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在不少代表看来,所谓土地财政依赖症,即是指地方卖地收入占到了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更多。很不幸,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城市都患上了土地财政依赖症。

虽然今年两会上,各个界别的委员和代表们对于这个事情都痛心疾首,表示必须改马上改。而作为当政者来说,或许才真正能体会个中滋味。但是地方政府却不能这么做,因为土地是国有资产,土地价格最起码要地市一级政府才有决定权。于是,每次只能在明明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仍然要去卖地,地卖不出去,再上报,再等降价。等地方政府反映完了,市场可能已经出现了变化。

对于分税制改革,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屡有呼吁。早在2009年12月31日,李炜光教授就曾表示:现在我们说的土地财政它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就是说地方政府要追求GDP、要追求地方的财政收入。

李炜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初地方上财政可没这么困难,如果要是在分税制之前,由于80年代前期,有一项改革叫减税让利,就是把相当一部分财权、财力下放到地方和国有企业。这个地方当时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是多少呢?不低于80%,改革30年地方财政最好过的日子是分税制之前。

如何化解政府地方平台风险?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对已实施18年的分税制进行改革,使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随着土地财政的衰落和“营改增”的全面推行(营业税是地方税,而增值税是分成税),分税制的改革也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贾康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在分税制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十二五”期间,应抓住机遇尽快打造地方税体系。




  

 楼主| 发表于 2012-5-30 17:21:59 | 显示全部楼层
2月25日经济参考报署名作者透露,我国目前政府卖地财政的特点是先将农业用地以国有土地方式低价强征政府手中,再以出让50到70年不等的使用权高价出售给用地商。2007年全国土地卖地收入13000亿,拍卖出让收入9000亿元,占土地出让总收入的 80%。2007年全国地方政府收入约50000亿 ,土地收入占26%达12500亿。
  
  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弊害无穷,祸及千秋万代。首先是地方政府将未来50到70年的土地收钱一年中收上来,一个年度中花掉,一个地区一两任领导将规划土地提前几十年卖完了,未来子孙几十年财政资源在一年中被吃干了,无异杀鸡取卵。卖地财政使卖地风暴愈演愈烈,1990到2004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征用面积由1.3万平方公里猛增到3.4万平方公里,41个特大城市用地规模平均年增长50%。中国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已高达130多平方米,超过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用地人均82.4方米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近40个百分点。
  
  再是卖地财政严重侵蚀了农民利益,引发大批农民上访,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低价征用土地从农民手中获得15万亿人民币,而补偿给农民的不到其中的5%,许多农民却因征地失地而致贫,出现四千万无业农民。卖地财政存在官商勾结工程腐败招投标暗箱操作,土地收入不列入预算管理浪费支出等等。卖地财政百害而无一利,已经引发财政房价粮食安全等大的危机,已经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从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实际情况看,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胶东某县级市是全国百强县,征用城郊500亩土地建起全国县级市最大的科技广场,每亩地价2万元承诺30年后再偿还,搞得农民天天年年告状。广场建成后搞了几场武术比赛,开了几次庆节大会,然后悄无声响成了闲置广场。地方主要领导提拔后走马上任,一大摊麻烦事留给后任处理。又征用数百亩土地搞楼群建筑,因地价过低几次提价然后高价卖给房产开发商,而经过村镇两级政府层层盘剥,农民到手的活命地钱寥寥无几,也是搞得怨声载道。
  
  在边远农村土地以各种方式在快速消失,譬如农村村委会就可以决定土地的出卖,只要你有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补贴村政府费用赚几个钱花。改革开放后许多富起来的个人可以低价购买村里大量土地,建起工厂饲养场或再转卖给外人,或干脆圈起来闲置起来。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大量流失使农村土地感觉是无价的废物了,我老家所在的另一个山村山地是0.5元一亩还没有人要。土地抛荒也非常严重,先前国人珍惜土地的传统也以抛卖的速度消失了。此时本文题外话了。
  
  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得以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没有土地私有权,农民土地以一种政府行为悄悄的流失了。中国几千年都是土地私有制,农民即使再贫困也有权利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解放后农民土地集体充公失却了私有权利,土地以集体所有制供农民使用。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给农民其实是农民“借地使用”,农民对于土地没有丝毫归属权利。当着汹涌澎湃的政府“圈地运动”拍马而来时,农民只由“望地兴叹”的份,或许还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该拥有土地所有权呢。
  
  曾有茅以升专家呼吁中国政府不再需要保护土地了,鼓吹中国大地多建大楼多建工厂比种地合算的论调。真不知中国土地经济专家是犯什么神经,如果有清醒的明智的专家学者早日指出政府土地财政的严重危害,难道会出现全国性的“圈地风暴”吗?中国从来有月黑风高夜强盗横行者,也有趁火打劫者,也有事态严重隔岸观火者,可是以专家身份为损害农民利益圈地运动推波助澜者自古少见。
  
  制止农民土地被政府低价卖走的根本措施,是让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通过法律保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国有企业资产被非法低价悄悄转移到有权者私人手里的悲剧了,如果对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失业大军将不仅仅是工人兄弟,数以亿计的农民将成为无家可归的新时代的流浪者,难道那时的国家民生低保政策能够涵保的了吗?
  
 2008.2.25  






 楼主| 发表于 2012-7-17 17:45:13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晖:论当代中国土地问题
    之一 “模糊产权,促进流转”不是好办法
     
    “明晰产权”:同志仍需努力
     
    十七届三中全会开过几个月了,关于“土地新政”的议论仍然在进行。全会的决定体现了最高层对目前农民问题的重视,也强调要继续推进改革。而且从决定的文本看,也的确有一些新的提法,如土地承包“长久不变”、要缩小国家征地的范围、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交易等等。
    但是《决定》主要是原则性的文字,具体的进展还要看《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修订结果。对于决定的主要精神,有人归纳为“明晰产权,促进流转”;有人则归纳为“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而“明晰产权”似乎是个共同的说法。
    然而,全会之后一些参与政策制定的官员、学者发表的解释性言论,却有不少含混乃至自相矛盾之处。
    例如,对于所谓“长久不变”,有人说就是具体的承包权长久不变,除了“自愿有偿的流转”外不再搞所谓的“调整”,并称有的地方搞“调整”是不合法的。有人却说“长久不变”的只是土地承包制这个制度,农民要求三五年一“调整”也是可以的。
    对于不改变用途的农地流转,有人基本上解释为自由交易。有人强调不许“绝卖”,承包人必须永远保持回赎权利  这似乎是要保护小农。但有些人的解释却相反,他们说政府必须把农地流转引导到“高效”的“规模经营”方向,甚至说政府应该支持“大地主”集中土地。
    对于“缩小政府征地范围”,一般理解为政府征地应该限于重大公共利益项目,但对于“公共利益”如何认定、根据什么程序认定,却仍然很不“明晰”。如今流行的似乎是“商业性”项目与“公益”项目的区分。但是姑且不论什么是“商业项目”并不容易界定,更大的问题是:由于土地开发的“外部性”效应,许多商业性项目其实大有关于公益,而许多“非商业性”项目,如官府的楼堂馆所、豪华衙门和一些“形象工程”,甚至那些专供政府部门人员的“福利房”,老百姓是否认同其为“公益”,实堪怀疑。
    而对于“征地范围”缩小后不在范围之内的那些“改变用途”的流转,政府又将如何进行“用途管制”?现在比较明确的是:如果农民愿卖地,未必就可以卖  因为有保护耕地之类的管制措施。但是如果农民不愿卖,是否就可以不卖?最近出台的那些“土地换某某(保障、住房等等)”是自由交易,还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动员式交易”?所谓“集体土地”可以进入这些领域,是否意味着“村官卖村地”已获允许而农户处置自己的土地仍然不行?
    最后,对“小产权房”宣布的“保护既得利益,但下不为例”政策究竟如何理解,也是众说纷纭,从宣布后小产权房交易在许多地方明显升温的情况看,“下不为例”怕是谈何容易。
     
    “促进流转”:利弊仍待观察
     
    所以,“明晰产权”虽为各种解释者共同强调,但是目前看来,这一点恐怕并未做到。而无论从《决定》的文字本身看,还是从《决定》公布至今的社会反应看,比较明确的只有一点,即今后要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果然,最近各地“土地换保障”、“宅基地换住房”等动作纷纷出台了。
    加上近来因国家改行反危机战略,中央四万亿、地方十八万亿元刺激经济的大政策和一系列措施出台,各地一片“大干快上”的气氛,对土地的需求在未来一个时期应会急剧上升,“促进流转”的大潮更加波澜壮阔,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却使上千万农民工失业回乡。土地权益对他们的重要性增加了。这种情况下“模糊产权促进流转”会引起什么?
    搞市场经济,土地流转无疑是个大趋势。但在目前农民涉地诸种权利尚不明确的情况下,由政府权力来“促进流转”会带来怎样的变化,目前还很难说。实际上,由于“明晰产权”似乎并未实现,未来很可能出现的只是“模糊产权,促进流转”。
    日前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要搞一个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辩论节目,请了我参加。由于我过去的论战对手主要是那些声称“地权归农户会导致土地兼并,损害农民利益”的朋友,我以为他们会出场。没想到到场的不是他们,而是一位地方政府官员、一位开发商和一位据称参与了最近土地政策修订的学者,他们都不赞成“土地私有制”,但却并不担心“土地兼并”。相反,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抱怨“小农经济”没前途,土地在“小农”手里怪可惜了的。他们对前一时期的“圈地运动”评价甚高,并认为新政策会进一步促进“圈地”以发展“规模经营”。至于农民的得失,他们有的说“圈地运动”大有利于农民,有的说由于“规模经营”代表着历史进步,部分人即便受点损失也应该顾全大局。老实说,这样的说法笔者以前也多次听到过。只是不知那些以“防止兼并”为理由来反对地权归农户的朋友,听了这几位的说法有何感想?他们就不想与这些同样反对“土地(农民)私有制”的朋友辩论辩论吗?
    当然,三中全会“土地新政”出发点是好的,“明晰产权”也无疑是它提出的方向。但是由于土地问题涉及的既得利益太多,并且因而争议也很大,最后出台的政策也许不能不带有折中色彩。“明晰产权”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在模糊产权的前提下“促进流转”却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有必要分析一下其利弊。
     
    可以析分的权利并非“不明晰的权利”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说过,由于土地这种“财产”的一些特性,即便在一般认为是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土地私有权”也会受到比别的财产权更多的限制。但是后来潘维先生列举了类似事例后说,他们的土地产权都“不明晰”,因此要求给我们的农民“明晰产权”也是不对的。
    我觉得潘维先生混淆了两个概念:可以析分的权利和“不明晰的权利”。法治国家的土地所有者对于他的“私有土地”的确并不拥有“百分之百的排他性绝对权利”,利益相关方和公共权力部门对这类土地拥有不同程度的干预权。其实何止地权,在民主法治国家任何财产权几乎都有可以析分的特点,有些法学家表述为:财产权并非单一的权利,而是“一束权利”。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更提出,应当以各种具体定义的“权利”概念来取代笼统模糊的“所有权”概念。但对于涉及财产的这些权利进行明晰的界定都是为了更好地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不是为了在权利问题上搅浑水、给有权有势者增加“自由裁量权”使其可以翻云覆雨上下其手。
    例如,现代民主国家往往有强大的自治工会,资本家不能随意解雇工人。这也可以理解为其产权受到某种干预和析分。但是析分出去的那部分权利未必是归“国家”的。它首先掌握在雇员手里。所谓不能随意解雇工人,是说工人拥有自组工会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从产权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工人对企业主产权的运用(劳务契约的签定)有一定程度的干预权。这当然不是说老板解雇工人必须得到政府许可,或者反过来说只要政府许可老板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是说政府可以不由分说地“减员增效”后再把裁员后的国有企业以“就业优先”为名优惠地“置换”给“自己人”,当然,更不是说政府可以在没有工会、商会间谈判的情况下充当劳资双方的“共主”,自行安排“劳资关系”。
    土地问题也是如此。就以潘维先生提到的例子而言,美国住宅社区对环境、绿化乃至文化氛围确实常有严格要求,业主不能对“自己的”住宅为所欲为地改建。但是所有的“干预权利”都有明确的主体。你如果把宅门改成店面,谁有权来干预;如果把“自己”院里的大树砍了,谁有权来制止,都是清清楚楚的。有权干涉这些事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居民自治的社区。政府不仅必须尊重法定属于个人的权利,而且必须尊重社区自治权  比如说,社区管理实行居民民主自治,政府是不能往社区派“干部”的。在我们很多人看来,这社区就是“集体”,但是与我们这里由“被集体化”形成的强制性“集体”不同,作为个人你加入不加入这个社区是你的权利。如果对社区干涉你改建住宅不满,你可以卖掉住宅搬家到别处,无论国家还是“集体”都不能取消你的这个权利。国家当然也可以为“重大公共利益”而征地。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何谓“重大公共利益”,通过何种程序确认这种利益,确认后又如何按程序行使征地权或“最终定价权”,都有清楚的界定,绝不是当官的就可以为所欲为。
     
    “佃期”应该延长,“佃权”更该明确
     
    总而言之,产权范畴下的“一束权利”哪个归个人,哪个归社区,哪个归政府,与权利对应的又有哪些责任,都应当是清楚的,这不就是“产权明晰”吗?
    其实不要说外国,我国过去也有类似的“传统”。例如在租佃制之下出现所谓“一田二主”现象:在租佃契约双方规定的期限内,佃权(使用权)归佃户,而田主只保留收租的权利。在这个期限内只要佃户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交租),田主是不能把土地收回的。后来租佃期限逐渐延长到无限,就形成了永佃权,也就类似我们现在讲的“使用权长久不变”。但是有一条:在“永佃”之前租佃双方按契约进行的权利分割已经是很“明晰”的:如果是三十年期的租佃契约,那就意味着三十年内佃权是受保障的。田主要收回土地,除非通过讨价还价在佃户的同意下赎回佃权,否则只能三十年期满后再说。如果再延长到“永佃”,那就成了“一田二主”,田主权利只限于获得“大租”(“田底”租,区别于“佃主”出租“田面”获得的“小租”而言,“大租”数额未必比“小租”大),而“佃主”即佃权拥有者就可以按自己意愿把“使用权”拿去“流转”了。
    显然,在这里“田主”与“佃主”对于土地确实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权利”,但他们拥有的那部分权利却是“明晰”的。否则,如果佃户只有“模糊的”权利,田主要把他赶走就可以赶走,要让他种地就不许他不种,那就不但不是永佃制,甚至都不是什么租佃制,而成了不折不扣的农奴制了!潘维先生设想的“模糊地权”,难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遗憾的是,我们过去所谓“三十年不变”就远远没有做到“明晰”。我曾经说:如果我们做不到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至少应该把农民的“佃权”明确化。想要“流转”农民的土地,就必须按自由交易原则向农民(农户或自主性集体)购买(不是“征用”)“佃权”。(即便为“重大公共利益”而征地,也不能像过去那么个征法,我已另有叙述)至于这佃权是三十年还是更长,倒是次要问题。
    我当然主张更长,因此也认为“长久不变”的提法有点进步。但如果过去的“三十年”就是稀里糊涂的,如今改成“长久不变”又有多大意义呢?过去的“三十年不变”往往被解释成“承包制三十年不变,但具体地块可以调整”,今天的“长久不变”也可以解释为“制度长久不变,地块想调就调”吗?过去的“三十年不变”往往被解释为身份性待遇,只要把农民强制性“农转非”、“村改居”就可以把他们的土地“收归国有”,今天的“长久不变”仍然是身份性待遇吗?是不是一纸“村改居”的文件就照样可以没收他们的土地呢?过去在“三十年”之内可以搞“土地换保障”  不是农民自愿卖地后自由选购保险产品,更不是国家作为公共服务责任来提供的普惠式保障或福利性转移支付,而是“我没收你的土地,再给你我认为合适的保障”,如今“长久不变”后是否仍然可以这样做呢?






 楼主| 发表于 2012-7-17 17:45:57 | 显示全部楼层
之二 什么是农民的“集体谈判能力”?
     
    “集体谈判能力”:取决于结社权,还是取决于“所有制”?
     
    一些反对地权归农户的朋友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无论与官员还是与老板打交道,如果缺乏“集体谈判能力”都会吃亏。这个看法真是对极了!但是他们说“被集体化”能增加农民的谈判能力,却是错得一塌糊涂、错得缺乏常识,其荒谬的程度只能与如下说法相比:据说自由散漫的犹太人是没法与希特勒讨价还价的,因此把犹太人“集中”起来(集中营),为的是增强他们与政府“集体谈判”的能力!
    其实这里的简单界分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农民的“集体谈判能力”本质上是个政治概念,它取决于农民有没有自主的结社自由,而完全与什么“所有制”毫无关系。谁都知道当今发达民主国家的农民有多牛:他们是“私有者”,但是他们可以组织农会和亲农社团,支持亲农党派,进行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议会中有他们的代表,媒体上有他们的声音,如果需要,他们更可以成千上万地开着拖拉机涌进城里,在都市的大街上发出呐喊,政府与社会都非常重视他们的诉求。与马克思关于“小农是散漫的一口袋土豆”的论断相反,这些年来,发达国家“工会衰落,农会兴盛”是个明显趋势。正是由于美欧各国争相护着各自的农民,遂使“农业保护”问题成了国际“商战”中最执拗的争论,从“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多次导致谈判失败。显然,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小农”在这些国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之大,超过他们国家一些人数更多的其他阶层,更远远超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国农民!
    相反地,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庄”成员,在统治者面前有一丝一毫的“谈判能力”吗?别说这是“右派”污蔑,请读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是怎么评价“特权阶层”控制下的苏联农业的吧!
     
    “农民”与“农场主”:区别在于经营规模,还是在于“国民待遇”?
     
    有人说,西方农民不是农民,是“农场主”,所以他们有集体行动能力,而中国“农民”就没有这种本事,必须由官府“组织”他们。老实说,区分“农民”(peasants)和“农业者”(farmers,也就是所谓的“农场主”)在中国笔者可能还是最早之一  1980年代笔者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西方绝大多数“农场主”不是雇工的老板,而是类似自耕农的“家庭农场”或类似佃户的“租地农场”,当然,其经营规模比我们的农民大得多,但比前苏联集体农庄农民的人均耕地规模通常不是更大,而是更小。而日本、韩国等东亚精耕细作区的小农场不但比苏联小得多,比我们的农民也大不了多少,但他们的集体谈判能力却与欧美农民(或“农场主”)差不多。显然,“农民”与“农业者”的区别既不在于经营方式是租佃、雇工还是家庭自耕,也不在于经营规模的大小。区别就在于杜润生杜老说的那个“国民待遇”问题:“农业者”是有充分权利的自由公民,而“农民”则是没有“国民待遇”的无权者。他们被剥夺了权利,你反过来倒怪他们不是“农场主”,所以不配有权利,这是哪门子歪理?
    更重要的是,所谓“集体谈判”,与谁谈?主要就是与各地官府和涉农商家。在今天中国的体制下,政府是“招商引资”的主体,涉农商家与农民打交道也都要取得政府支持,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与官府。而与官府谈判必须通过官办的“集体”,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靠谈判对手“组织”你去与他谈判,否则免谈,这不干脆就是不许你谈判吗?
    所以,如果说你要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重建命令经济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民公社,你就直接说这种体制如何优越得了,至于说到“市场经济中的集体谈判”,那就要清楚:作为谈判对手的“集体”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集体”截然就是相反的东西,两者的区别比两者各自与什么“集体”都没有的“小农”的区别还要大得多!
     
    “集体”与“交易费用”: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
     
    老实说,这个道理与其说是“私有化论”者阐述的,毋宁说在反私有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论证。温铁军先生曾指出我国改革前搞的人民公社很有必要,因为它“节省了国家与一个个小农户打交道的交易费用”。但他在另一处关于印度的文章中却说:印度的工会农会很厉害,以至于“政府、企业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大”,弄得征不成地,修不了高速公路,也吸引不来外资。温先生在此对“交易费用”这个术语的误用(经济学上的“节省交易费用”决不能理解为不许讨价还价)姑且不论,但显然,他非常清楚这两种“集体”间的区别要比两者与“单干户”的区别大得多:人民公社完全、彻底地剥夺了小农的谈判能力,而自主农会作为谈判对手却比一户户的小农难对付得多。人民公社使得农民不仅无法讨价还价,在大饥荒年代甚至连逃荒的可能都被剥夺,在所有粮食都被抢完后只能困在村里活活的就地饿死。而有了结社权的印度农民却成了漫天要价的强硬对手、令“政府、企业”都干瞪眼的“最牛钉子户”。这两者何止天壤之别!
    当然,并不是说农民成了“最牛钉子户”就一定是好事。温先生就此批评印度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也说过,反对地权归农唯一合乎逻辑的理由(注意:“合乎逻辑的理由”未必就是现实中当务之急,也未必就是合乎道德的理由),就是如果农民的地权过于绝对化,是否会过分强化农民的谈判能力。但是温先生应该想好了:他到底是想削弱农民的“谈判能力”呢,还是想强化这种能力?在这种讨论中最好还是不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吧。
 楼主| 发表于 2012-7-17 17:46:52 | 显示全部楼层
之三 现行政治条件下地权归农户的结果会是“权贵私有化”吗?
     
    讨论中有人指出:秦晖过去一直认为在大的体制背景不变的条件下单独推进“产权改革”会导致“权贵私有化”,并因此对国企的产权改革有很多批评,怎么现在在同样背景下又不反对“土地私有化”,而且还批评反对者?
    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的确认为,在不民主的条件下处置公共财产,由于公众所有者与官员“看守者”之间缺乏真正的委托-**关系(即民主授权-问责关系),容易出现“卖方缺位”下的“看守者交易”。但是在这方面,我国的土地、主要是农村土地与其他资产相比有一个不同,那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村土地如今并非由官员经营,而是由农民自己经营的。农民自己就是“看守者”。
    对于过去的国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笔者一直强调处置公共财产应该遵循“群域要民主”的原则,在缺乏公共参与、公共监督、也没有利益相关各方的充分博弈的情况下,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交易”往往就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当年如果人民公社也按这种方式搞私有化,把公社变成公社领导人的私人庄园,农民变成打工的,或者干脆被赶走,那农民还不造反了?
    幸亏当时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己搞起来后上面才承认的,农民平分了土地(当然只是“承包”,地权问题遗留至今),打破了“大锅饭”。如今土地是农民各自经营的,并没有“掌勺者”。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反而成了地权改革比其他公共资产(包括乡村中除土地以外的其他公产如企业等)的产权改革更为困难之处:土地如今不是由官家经营、而是由农户经营的,于是有些人就绝不允许它私有化!
    由官员控制并经营着的公共财产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搞私有化,那当然很容易会变成权贵私有化。事实上我们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农村中所谓的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几乎都是给了“看守者”。工人只能“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但这样的私有化不是从来就势如破竹吗?当初反对这样做的不就是我秦晖和很少的几位朋友吗?著名的郎咸平先生对此持异议还是在我之后十年吧?而如今反对地权归农最力的那些朋友当初干什么去了?为什么那时把企业私有化给官员你们不反对,现在把土地私有化给农民(可以“化”给农民的,也就只剩下土地了!),你们就那么反对呢?说穿了,现在土地不是由官员、而是由农户“看守”的,“看守者私有化”也化不到官员手里,私有化了他们搞“圈地”反而不方便了  这才是地权归农的阻力如此之大的真正原因吧?请问如今绝大多数乡村中那些土地以外的公共资产,包括曾经风光无限的“乡镇企业”,现在还有剩下的吗?能够不明不白地“化”到权势者手里的,早就“化”光了。只剩下由农民“看守”的土地,他们一时“化”不掉,就坚决不“化”给农民,宁可留着以后再“圈”!可以黑箱操作的私有化,都已经搞了,而最可能正大光明公平合理的私有化,却坚决不搞,这叫什么道理?
    有人说,地权改革非常复杂,因此不可行。“土地如何私有化,我无法想象。”他还举例说:地权应该“化”给谁,按什么历史时段划线?是化给现在的承包者,化给集体化前的所有者,还是化给土改前的主人?
    但像这种问题,任何稍有历史的公产不是都存在吗?工厂的私有化难道没有这种问题?为什么那种私有化就可以势如破竹?其实就是当初土地“承包权”的分配不也可以这样提问吗?这块地凭什么是你承包,而不是我承包?但农民是有智慧的,乡土是有习俗的,当然政府也可以出台必要的规定。学者关在房子里“无法想象”的事,农民可以做到,农村改革中这样的事例有多少!
    我当然不认为地权改革是一桩简单、容易的事,但如果排除既得利益的阻碍,仅从技术角度看,地权改革并不比其他产权改革复杂。本来,土地的分配是各种财产分配中最容易达到公平的一种。它不像股市那样百姓看不懂,容易被操控,被下套,也不像企业那样涉及无形资产、隐形负担、债权债务、评估价与变现价之差异这类算不清楚的糊涂帐。正如当年费孝通先生所说:土地明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既难于隐藏、私吞,又易于分割、分配  不仅自然形态的土地易于分割,土地权利的分割(如明清时期的“田底”、“田面”)也相对简单。历史上的“计口授田”屡有先例。当年的激进土改,虽然在是否该剥夺地主的问题上有强烈的争议,但在土地分配环节上没有多少质疑。东欧对国有企业搞“一人一份”的证券私有化,引起不少争论,但我们在“大包干”改革中“一人一份”地分配责任田,并没有招致多少纠纷。……如果连这样的产权改革你都“无法想象”,请问你还能想象什么样的改革呢?
    必须指出:农民是土地“看守者”的这种状况目前正在逐渐改变。在“极小农”缺乏竞争力、而“土地私有化”又不能搞的情况下,有人想用“圈地”的办法推行“规模经营”,有人提出应该把土地重新交由“集体”经营,还有人主张让“村官买卖村地”、使“集体土地”(而不是农户的土地)入市交易。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意味着把土地变成过去的“乡镇企业”那样由官员、而不是由农民“看守”的财产。而过去的乡镇企业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在市场经济下到一定时期它们还是都私有化了,只是,那时就真正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大行其道的时候。反对地权归农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希望看到那一天呢?
    换言之,正是为了避免“现行政治条件下地权改革的结果造成‘权贵私有化’”,我们才要呼吁地权尽早归农。而在“被集体化”问题并未解决、农民还缺乏自组织的情况下首先是要“地权归农户”。
发表于 2014-2-13 08:54:1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finance.qq.com/original/caijingguancha/f1059.html
去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高达4万亿,地王频出背后是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钱多事少”、地方“钱少事多”,为弥补财政支出,导致地方财政不得不通过卖地赚钱被房地产“绑架”的局面。
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猛增

中央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较少,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较大 资料来源:中债资信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将此前沿用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新的分税制,从而改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
1980年代,沿海省份开始全面发展经济,地方和中央采用包税制。包税制的实质是“包盈不包亏”,地方财政每年仅向中央交纳定额的财政税收。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财政困难重重。期间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情,每次都大约是二三十亿元人民币,形成1949年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弱中央”状态。中央财力不够,国家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自然面临经费匮乏的状态。分税制改革自此被提上议事日程。
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央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
为减少地方的反对声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成功地说服了经济大省广东省,作为“代价”,他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于地方政府,这为日后“土地财政”埋下伏笔。
分税制的实施对中央财政效果显著,1994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年猛增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5.7%,但中央的财政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不到20%。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
分税制财政改革后,财政向上集中,事权不断下移,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强化了地方政府追求预算外收入的内在动机。
分税制改革造就地方依赖“土地财政”

10多年来,全国各城市土地出让收入都经历了大幅增长
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比重降至50%左右,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却占到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85%,由此可见,地方财政收入相比中央财政收入承担了更多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事多钱少,自然会想办法找钱。
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所有权单位,依靠出让土地,可以获得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土地出让金自然也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小金库”。
1987年,深圳市第一次协议和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突破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允许转让的法律规定,这一成功尝试,直接促进了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1990年,国务院发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等做了更明确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由市、县负责,土地出让收入划归地方政府。这使得市、县基层政府成为土地市场的主体,成为新增建设用地的供给者,展示了土地出让制度的财政功能,并由此埋下了日后“土地财政”的种子,形成税收与出让金收入并重的土地收益来源。
随后的20多年里,拍卖成为土地交易市场中的主流形式,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以往协议出让中的暗箱操作,另一方面价高者得的方式,使得地价不断上涨,“地王”频出,地方政府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也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土地财政现象逐渐凸显。
财税制度改革才能解决“土地财政”困局

土地财政名符其实,在2012年,地方政府获取2.89万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的47%
土地出让拍卖制度在大幅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对房地产市场形成了巨大冲击,房价上涨过快与土地出让金的大幅增长脱不开关系。
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造成地价不断上涨,地价作为房价的主要成本之一,如此一来,高地价又会推高房价。高房价将社会分化为能买得起房的人和买不起房的人,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还有损经济效率。
此外,土地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这也意味着土地财政必然会受到资源的影响和制约。目前城市土地越来越稀缺,拆迁成本越来越高,土地出让净利润也会越来越少,卖地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影响。无论是否征收房产税,土地转让金都将减少,因为地价不可能一直涨下去。
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难题,需要改变目前单纯依靠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作为主要收入的地方财政现状,因此,对财政和税收制度进行改革是可行的选择之一。
无论是地方财政还是中央财政,根本上都要保证事权与财权对等,这样才可能杜绝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来弥补财政缺口的动力。
一方面可以对现行共享税的分配比例进行划分,适度提高地方政府(增值税等税种)的分享比例并上收部分地方事权,另一方面需要改变目前政府既是会计又是出纳体制的弊端,抑制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最终使得地方政府逐渐摆脱土地财政依赖。
结语
中国经济要减轻对房地产的依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再次对财政和税收制度进行改革,从根本上保证中央和地方在事权与财权上对等。
发表于 2014-2-26 09:28:59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我们行业预测城市化率时不得不考虑财政和金融政策

在规划行业的教科书中,好象对于财政和金融的方面考虑很少。可是事实证明,财政和金融政策直接影响城市化。
财政和金融问题是否应引入规划行业的理论体系?   乘凉
说的对
river
[im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W]SJ`1FUG%F3J0GE}I0JW.gif[/img] 城市规划本来就不是几个规划师能做的了的
你觉得规划师有那么多精力去学习吗
夜里无规划蚌埠
你认为规划师应会哪些东东?

河北3年
那样的规划还叫规划吗
皖C夜里无
起码做总规和城镇体系规划时,必须要用到这些知识。
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

黑龙江-阿宝
相关经济学得越透,越觉得规划是综合学科

Eco-dealer生态
好像不用,能够跟财政和金融问题扯上

成都-阿丹
现在我们领导就很强调这块  

river
那你觉得引入金融 财政  规划师能掌握的了吗?、
空喊口号 解决不了问题
  乘凉
至少少量的经济学得了解。但经济学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

灰太狼
规划要考虑财政和金融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规划都成了建设规划或者领导人任期规划,在规划期限内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不变吗?我们目前的规划是终期规划壮态,至于怎样走到终期,走什么样的路发展终期,并没有研究。

上海某院-3年
总规多多少少有考虑啊

river
而且就目前规划设计费偏低的情况 如果引入经济学 财政  那么必须要配置相关专业
那么  在不减少收入的前提下 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
夜里无规划蚌埠
如果能提高质量,定能增加收入。

Eco-dealer生态
财政是政府赚钱的事情,金融是资本忽悠的事情。

成都-阿丹
我之前看国外的规划,也是觉得他们对于规划更加严谨,不管从前期的经济测算,到后期的实施措施都考虑更为详尽  

湖北-风语者
规划相关的经济学需要看哪些?
夜里无同志
皖C规划夜里无
起码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要了解。
最直接的是城市经济学。
湖北-风语者
恩,还有呢
皖C规划夜里无
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主要是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不知道了 Eco-dealer生态
你要是只关心盖楼的速度和密度,那就看看财政和金融政策。

river
现在的编制体质下  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就已经到了5年计划的年末了
你要再加入这个 那个的     哎
再说   你也不会弄到第一手的金融 财政 经济政策的
根本保证不了

粤-3年-无涯
财政和金融这两个概念太大了~
皖C夜里无
但是基础知识应了解。 北斗九月
这就像以前的综合规划,虽然说全面一点更好,但研究得太全面,可能会浪费精力,反而在主要问题上下得功夫偏少了
北斗九月
还是要重点把握核心问题,核心问题解决了,即使不是很全面,规划也算是不错的规划
river
是的  我同意
把所有的问题都研究了 那就不是城市规划了 那是政府决策
北斗九月
不过规划也可以分解,如果某个规划说对于金融财经方面的影响比较大,可以专门由研究这一方向的人做个专题研究,结论交由规划师作为依据即可,规划师不必专门花太多精力去研究,毕竟术业要专攻,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适当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但铺得太开,难免方方面面都研究不细
  乘凉
中国的体制决定公权力往往决定规划

[ 本帖最后由 yessir123 于 2014-2-27 11:43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9-5-30 15:26:19 | 显示全部楼层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都市世界-城市规划与交通网 ( 京ICP备12048982号

GMT+8, 2019-12-14 15:48 , Processed in 0.082805 second(s), 23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