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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政府折腾——灾难的根源The historical less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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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7 11:35: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8-3-29 12:44 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超英赶美”,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这个时期,钢铁是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于是全国掀起了“全民炼钢”的运动,数百万座“土高炉”冲天烈焰,一举烧掉了中国的大量森林。在农业“以粮为纲”的指导下,各地为了完成国家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在缺乏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或几乎没有科学论证的前提下,开始想方设法扩大面积,以增加粮食产量,于是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现象十分普遍,结果适得其反,使森林植被遭受破坏,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增加产量的期望也化为泡影。加之各地区政绩工程、浮夸工程等更是呈散点状分布,继续造成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文革”期间又出现“大寨经验”,忽视地区差别,在全国各地开展“让荒山变良田”运动和填湖造田运动。这两个时期,中国沙漠化面积超过建国前的历史总和,达9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达300 万平方公里。被开垦的草原总面积估计达2 70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当时耕地总面积的25%,现在已经有1/3的土地失去了生产力,变为沙漠。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被开垦的土地自身条件的限制,加之使用不当,造成开垦的土地被毁坏,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近年来,我国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每年还在以2460km2的速度扩展;荒漠化问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到200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超过267.4万平方公里,而且仍呈加速扩展趋势;90%以上的天然草原在退化,沙尘暴灾害高发,草地退化、沙化和盐碱化面积已达1.35亿km2,约占草地总面积的1/3,并仍在以200万km2速度增加;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已有15%~20%动植物种类受到威胁。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了自然灾害发生和部分农村地区的贫困化程度,也增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大跃进”运动几千万农民大办“小高炉”、“小土群”等,小钢铁上了60万座、小煤窑5.59万个、小水泥9000多,使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森林被大面积砍伐,植被破坏,水土大量流失,同时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2007年,中国森林面积达到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仅为18.21%。四川在20世纪50年代初森林覆盖率仍为20%,而60年代仅剩9%。



1958年“大跃进”中,内蒙古提出了要实现饲料、粮食、蔬菜三自给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粮食、蔬菜的自给,就必须开荒种地。没过多久,在“******”中更片面搞“以粮为纲”。这两次草原大开荒所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加剧了草原沙漠化。


呼伦贝尔草原曾经是我国最好的天然草原之一,在1958年以前只有零星的耕种。1958年 1962年共开荒20万公顷,占全国开荒总面积的8.6%。垦荒地区原是最肥沃的草场,然而两三年以后,最肥沃的草场却伏沙出露,形成流动沙丘,并将附近的草场掩埋。



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甘肃、宁夏、山西4省(区)1960年至1962年新垦荒地达1000多万亩,新疆1949年以来开垦约333.3万hm2耕地中,大多是优质牧场,子午岭林区林缘平均后移10km,贺兰山的森林退缩15km。这是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五灾”俱全、“四料”奇缺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





1969年下半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决定在滇池进行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大搞人造小平原,向湖泊要粮,实现农业大跃进,使农业产量五年翻一番。1969年12月28日,省、市革委会召开十万军民参加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提出“移山填湖,战天斗地,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实现农业大跃进”的口号。强调这是改天换地,为民谋利,造福子孙的大事,要求“当年围湖,当年受益”。誓师大会后,沿滇池的官渡、西山、呈贡、晋宁等县(区),开始规模不同的围湖造田工程,共计缩减滇池水面3.5万余亩(外湖1.5万亩、草海2万亩)。昆明市的围湖造田选在官渡区福海乡濒临的滇池内湖“草海”,经过筑堤、排水、取石运土、造田等战役,筑成长3.5公里、底宽30米、高6米的大堤,抽排湖水数千万方,从西山10几个料场取土、采石数百万方,车拉船载,人挑马驮运到堤内,4月填土造田,5月进行栽插。围湖造田大会战历时8个月,投工2400多万个,市内工厂、企业、学校、部队、居民及官渡区农民10万多人上阵,调集运输汽车300余辆,木船300余艘,耗用原粮1680万公斤,除平调、单位摊销外,国家投资千余万元。内湖排水造田1.2万亩,实际成田6300亩,招收青年农民4000余名,开办“五七”农场,当年种稻5000亩,总产200万斤,仅够农场工人一年口粮。农场建成后年年亏损,从1971年至1982年被迫停办,几年间市财政弥补农场亏损共1075万元。而更严重的是破坏了昆明地区生态环境,减少滇池水资源,加速湖底老化过程。以“围湖造田”带动全市农业大跃进的计划,由于领导者决策失误,宣告失败。(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昆明历史简编》)





1958年“大跃进”,湖南省对洞庭湖围湖造田进入一个高峰期。大批农民迁移到洞庭湖区,围湖造田,建立了许多大坝,围堵洞庭湖湖水,使得历史上的“八百里洞庭”变成“三百里洞庭”。




只有青山常在,才有绿水长流。……然而,沱江源头的原始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尤其是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与土法炼钢运动以及十年文革期间的以粮为纲、毁林开荒活动等,使得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谢良成,《城乡生态环境》1996年第1期)



对于大跃进和文革大肆毁林的问题,仅仅举一个中国边远热带雨林地区、云南省施甸县有统计数据的例子,就可以略见中部地区可想而知的巨大破坏之一斑了:
  “大跃进”使全县近80%的森林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经历“******”10年动乱,森林覆盖率又下降了35.8%。
  施甸县位于云南省西部边陲,怒江东岸,保山市南部,地处东经98°54′至99°21′、北纬24°16′至25°00\\\\\\\''''\''''\\\''''\''''\\\\\\\''''\''''\\\''''\''''之间。东隔枯柯河与昌宁县接壤,南以勐波罗为界与临沧地区为邻,西隔怒江与龙陵县相望,北连隆阳区。县城距保山市政府60公里,距省会昆明654公里。

 
  50年代初,据有关资料测算,1950年,全县有林地面积为5.75万公顷,总蓄积量达327.84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33.3%。
  60年代,森林资源在非正常情况下急剧下降。主要是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中,全民性的大炼钢铁、大兴水利、大办食堂、大办交通及盲目扩大耕地,加之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大二公”的影响下,所有制混乱,致使全县近80%的森林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63年的数据显示森林面积为4.94万公顷,蓄积281.587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跌至28.6%,此期间,森林蓄积量损耗了46.26万立方米,林地面积减少了30.8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净减了34.7个百分点。
  70年代,经历“******”10年动乱,在此期间,林业发展停滞不前,森林的管护工作严重失控,全县森林继3年“大跃进”之后又一次遭受大的破坏,经历两次毁林后,森林资源继续大幅度减少。1974年由云南省林业勘查队进行第二次森林资源清查(即全省“四五”资源清查),根据清查结果,全县有大地面积为4.55万公顷,森林总蓄积时为253.42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22.8%。与60年代相比,森林覆盖率下降35.8个百分点,蓄积量净减28.167万立方米





总之,很早以来我国生态赤字太多、欠债太多,改革开放以来所作的一切无非“旧帐未还、又欠新帐”而已。有人对此不加细察,轻率断定我们的环境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产生的,说什么“在改革开放和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之前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没有碰到普遍的严重环境问题”(王跃生《环境污染:经济学的思考》,《读书》1998年第12期)。

可以说,“大跃进”和“文革”完全毁灭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历史性灾难。就连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没有这样愚蠢过!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2-6-19 17:46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2-4-27 11:38: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事一直缺乏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从上到下都是一级一级的老大说了算,老大的意见只能听见马屁精、小人、阴谋家、野心家们的一片吹捧叫好声,微弱的不同声音一发出就马上会遭到他们反击、围攻和迫害,这样就使错误的事情不断扩大延续,贻害无穷。连林彪心里有意见都不敢拿到桌面上说,马寅初说出不同意见就整的他不能再发出声音,可怜的彭德怀元帅通过正常途径上书,却遭到灭顶之灾…。现在是围湖造田的结果使得现在的洞庭湖鄱阳湖面不断缩小干涸,人多好办事的结果使得人均、人均排名总是垫底,尽管发展再发展,分到每个人碗里总是就那么一点,为什么沙漠化这么严重?这一切的一切又能找谁问过责?.


搞折腾的有两种人,一是要权的人,让经济自然发展,他就没权力了。二是无知的人,认为自已懂得经济要怎样发展,逞本事。


领导为什么好大喜功?他要不断把自已放置在道德和能力的最高点,表示他领导人民的合法性。美国总统并不领导人民。如果美国总统到苹果公司去发布讲话和指示:“你们要注重技术创新,抓好产品质量管理”,到花旗银行去发布讲话和指示:“你们要创新企业管理体制机制,为美国经济复苏作出贡献”,并要求他们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实质,切实贯彻执行,这是不是一个冷笑话?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2-8-13 11:42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2-4-27 11:38:54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一九五八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景象: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大炼钢铁”。


国家计划委员会应是经济专家的大本营,是运筹决策的地方,可是那里也有“炼钢炉”:他们将好端端的铁丝网舀来,不计工本地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投进炉子,烧成一块一块的铁疙瘩,然后扎上红布条,捧到领导那里去“报喜”。


文化部除动员千万文艺家讴歌大跃进之外,还要直接对炼钢有所贡献,成立了炼钢的指挥部,由副部长、文学家夏衍亲任指挥。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省军区的第一政委,他竟下令省军区所属部队和驻扎在安徽的野战部队的所有连队都搞小炼铁炉。


外交部在部大院里筑起了土高炉,除了糟蹋钱财外,一无所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自东北回京,看到那“炼钢”的情形,立即制止,才结束了外交部炼钢的荒诞行为。尽管因此受到国家机关党委的批评,说外交部炼钢不积极,他还是顶住了,未让那些炉子重新点火。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也顶住了“全民炼钢”的压力,坚决不干。他事后对他的孩子说:“我亲眼去看过,那叫炼钢么?像炒豆腐渣似的。我顶了。任别人搞得轰轰烈烈的,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不去凑那个热闹!”


但是,爱凑热闹的人确实不少,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砌上了炉子。在宋的支持下,秘书、花匠、厨师一齐上阵,成了“钢铁大军”中的一员。


包头钢铁公司是一家大型企业,当然应为“钢铁翻番”作较大的贡献,可是它不花大力量去改进大生产,却派人在国共内战时留下来的碉堡里大搞其“土法炼钢”,还兴致勃勃地请聂荣臻元帅参观,结果挨了聂元帅的批评。


京郊的石景山钢铁公司(即后来的首都钢铁公司)也想搞土炉子,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刘仁警告他们:“不许把国家仅有的一点好铁炒成废铁。”刘仁见清华大学那里也在大炒“土钢”,批评道:“你们不要这样搞了,你们有冶金系,完全可以搞点洋的嘛!”


湖南省一度发动四、五百万人炼钢,连省委的大院里也筑起了土炼钢炉,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对此表示“非常担心”。他将中学时代的同学、涟源钢铁厂的总工程师吴鉴光请去,一起察看省委院内的土炉子,请吴发表意见;之后又将另两位省委书记请来,再度请吴谈看法,遂共同决定停止土法炼钢,将全省大多数的土高炉停掉,避免了一大笔损失。


(2)主席兴致勃勃但是张闻天、冯基平、周小舟们是挡不住潮流的。九月底的《人民日报》发布重要新闻,报导了主席在月中“巡视大江南北”的情况:在武汉,主席“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在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在汽车道上,**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需石可找的县份去挖需、炼铁的人流。”


主席亲眼看到浩浩荡荡的大军步行几百公里去“找”铁需石的壮观场面,非常兴奋。到了合肥,他便兴致勃勃地挥笔题词:“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一回北京,他便告诉记者:“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注9: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对记者的讲话。)


主席的诉诸报社记者这一招十分有效,不赞成这样蛮干的人不吱声了,全国上下立即变本加厉地大干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一九五八年各地的干部如何发疯吧:(3)各地都发疯了《人民日报》十月十二日的社论说:“河南省六百万人炼钢炼铁。”


新华社十月十三日电:四川省有“八百万钢铁队伍”。


《云南日报》十月十五日报导:全省“三百万大军”“向钢铁铜前线总攻击!”


新华社十月十七日报导,“山西省有二百多万钢铁新战士”,“开赴各山区,参加建炉、采需、运需石。”


全国二十多省,无一甘落人后,都在这样不顾一切地蛮干。


湖南省新化县建造了两千四百座炼铁炉,据新华社十月十八日报导,其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八能正常出铁”。这个“正常出铁”的数字肯定是假的,因为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卢山会议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说,湖南五八年搞了五万个土高炉,其中有两万个从未点个火,何况点了火也不等于就能正常出铁。


广西忻城县集合“七万人采煤大军”,“在十九个小时内,用土法采煤六十多万吨”。经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忻城县委分头查算,“证明数字完全正确”。报社报导这则新闻时,似乎并未想过,这个数字乘以三百六十五,大约就是当时全国的煤炭产量了。


越往后牛皮就吹得越不成样子。新华社十月二十九日电:河南省当天六百七十万人上阵,日产一百零五万吨铁,一万一千吨钢。第二天奇迹再度出现,日产一百三十三万吨铁,十万三千吨钢。


一个省一天生产十万三千吨钢,而全国全年计划才一千零七十万吨,可见撒谎也是要有点勇气的。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牛皮状元恐怕得属下面两则消息:一、“广西鹿寨县卫星冲破天,一天产铁二十万吨,等于国家分配给广西的全年生产任务。”


二、“湖南宜章县梅田人民公社,煤炭巨星上青天,日产原煤逼近三十万吨。”


这些都是官方新华通讯社发出的电讯,是那些省、县、公社的干部炮制这些假数字,骗过了记者,还是记者同他们合伙搞了鬼,如今已无从查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儿们是这些牛皮新闻的主要炮制者。


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去炼钢呢?主席后来说是“六千万人上阵”,“几千万人上山”(找需),那指的是被迫置农田于不顾的青壮农民,如果加上城里的机关、学校、军队,那么至少是八、九千万,近一亿人。


(4)拆掉函谷关建炼铁炉炼钢首先要有钢铁筑炼钢炉,在这之前还必需有高炉将铁需石炼成铁水,这又需要焦炭、石灰石、铁需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一亿人都是冶金专家,两手空空也就只能坐等天上掉钢锭下来。怎么办?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主意就往这儿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读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河南省境内的函谷关。自汉以降,两千年来,它一直与中华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西汉时它是护卫京都长安的东大门,东汉时为京都洛阳的西部屏障。三层雄关高达二十丈,直到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在争权夺利之时尚且想到它,特斥资重修。但到了一九五八年,当地的县委书记为了表示效忠中央,带头炼钢,提出要建“书记炉”。可是这位书记没有砖厂烧砖,如何砌筑炼钢炉?他看上了函谷关,提议扒用函谷关的砖。左右劝阻:“那是古迹。”他将眼一瞪:“什么古迹?古迹也要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随之一声令下,调来一批学生,几乎把关上的两层楼阁扒拆一空,楼上两千年来积存的碑刻等文物就此被一扫而光。


人说文化浩劫始自一九六六年,甚实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甘肃省武威县自唐代起即为西北第一重镇,以大砖筑成的城墙十分壮观。它雄峙千年,竟也在炼钢铁声中毁于一旦。至于全国共拆了多少古建筑,那就很难查清了。


一九五六年时,浙江省龙泉县的副县长为了城建需用砖石,决定“古为今用”,将本县宋代和五代的两座古塔拆毁,砖舀去盖房,塔内所藏的一百馀卷唐宋写经、彩色佛像画全付诸一炬,翻出的几十斤古钱、铜塔则全部作为废铜烂铁卖给了供销社熔成了块块。事后,此人总算遭撤职的处分。但到了五八年,党中央发号召,全国上下一齐乱来,就无人为这类罪行受罚了。


遍布全国的拆风,风源始自中南海。主席说:“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千年以后还是要拆。”(注10:一九五八年一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注11: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央成都会议上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楼主| 发表于 2012-4-27 11:39:41 | 显示全部楼层
(5)苍郁的群山被剃了光头全国千千万万个土炉子舀什么来炼铁炼钢呢?


有本事的能搞到一些煤,但是煤需要在炼焦炉里烧成焦炭后方能使用,而建个炼焦炉至少也要一年半载,于是便出现了世界钢铁工业世上前所未闻的怪事:“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份炼焦煤(指优质的、可用于炼焦的煤块  作者注)被白白烧掉。”这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调查,从北京到上海一路所见。


有正规炼焦炉的钢铁厂因缺煤而停产,没有炼焦炉而有煤的却没日没夜地将煤白白烧掉,这是发生在城镇中的事。农村呢?农民是无处可买煤的,但他们有伐薪烧炭的传统。古时候打造兵器不就是用木炭作燃料的吗?于是全民炼钢立即演变成了全民伐树。欲知这全民伐树的后果,看几个例子就知道了。


湖北省英山县有个生产大队拥有上百座山头。“大跃进”之前,两人合抱的樟树、枫树比比皆是。为了炼钢,砍树烧炭,干得如此彻底,以至当党支部书记从公社将红旗扛回来时,上百座山上已打不到一棵可以挂旗的树了。


树木不足的,经济林也砍。湖南古丈县,是重要的桐油产地,一九三五年产量曾达三百五十万斤,可是“大跃进”后的一九六○年却一下子跌到了二十五万斤。


平原地带树不多的地方就更遭殃了。河北省涿鹿县有个八十多户的三堡村,为了炼钢将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喂了土高炉。果树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暂无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点著火的,统统投进炉膛去“炼钢”了。砍光了果树,欲将果园改造成为麦田,但那是一片山坡沙土地,种不成麦子,结果丢荒,任其成了草丛,兔子窝。


主席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红军长征时最年长的徐特立,当时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两年前回过湖南老家,一九五八年底再度返乡时发现,昔日葱茏的丘陵,黄泥裸露,林子全毁了。因此当公社党委书记向他汇报“跃进战果”时,他问道:“山上的树哪里去了?”书记只好实说:“烧炭炼钢铁。”徐特立摇头叹气:“我们不能毁祖宗山,作子孙孽呀!”他回京后即给家乡寄去了两千元钱助其植树。


一九七一年初,叶剑英元帅回到老家广东梅县,对地区干部说:“我离家半个世纪了……家乡的路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路,田园房屋还是老祖公留下来的,没有变;只有一样变了,就是山光了。”他还对陪同的省委书记王首道说:“这对不起后代人呀!”


彭德怀元帅一九六一年底回湖南湘潭老家,指著光秃秃的山头对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山上都是和尚脑壳,绳子一扯无牵挂,森林全被破坏了。”“过去两边都是丛林茂密,如今光了,真可惜!”


四川农民以能吃苦耐劳著称,千万名青壮农民被公社调到有铁需的地方,用人力车、双肩挑的办法将需沙自百里外弄来,日以继夜地烧。资中县本是林海,一个“大炼钢铁”就把许多山头搞秃了。邻县的县委书记不肯为炼钢毁林,被撤了职。川西平原银厂沟,为了炼钢砍伐了整整三万亩竹林。


一九五八年全民砍树的恶果几十年后仍在影响国民经济。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村散布在山区,山区砍了树,灾难也就来了。解放军中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一九八○年回到江西老家,发现乡亲们十分贫穷,村干部把原因告诉了她:“当年后山上有数不清的几个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大树,前山上碗口粗细的树也密密麻麻地长满全山,但是‘大炼钢铁’以后全给砍光了。”“山秃了,地也贫了。下一场大雨,泥沙都冲进田里,肥田变生了,能不贫吗?”


全民砍树一事,主席自然知道。但他在十一月间举行的郑州会议上说:“今年大搞小土群(指一群一群的土制的小炼铁炼钢炉  作者注),有人说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费。”他对此说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反而是“大为节省”:“几千万人上山,又查出资源,又得个经验。这是收入。”(注12: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在第一之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6)比秦始皇收缴民间铜铁器做得更彻底几千万农民,大多数只识得几个字,相当部份没有文化,又没有起码的仪器、工具,即使将青山踏遍也未必能查出山肚子里的铁需。不过找不到铁需不等于炼不成钢。“大跃进”时人们就将各种各样的铁器舀回炉炼一炼。这样,最新式的“炼钢法”就在中国诞生了。


北京人将暖气管拆掉、砸碎,填进“小土群”的炉膛里,等熔到**分时往外一倒,就炼成了“土钢”,这效率比国家计委裁铁丝炼钢高得多。上海洋建筑多,有的是铁门,黄浦江边的外滩还有一圈铁链围住花草,这些都可以取代铁需石舀去炼一炼,于是它们陆续变成了牛粪堆似的“土钢”。一般百姓家里多少总能翻出几斤铁器来,于是云南昆明市组织了六、七万“儿童团”四处寻找废铁。至于他们寻获的战利品中有多少是有用的铁器就无人知晓了。


身为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到甘肃武威步兵学校视察,发现全校官兵一齐在炼钢,无一人在搞军事训练。在他所住的招待所里,服务员们向他诉苦:老家的房子被拆,果树被砍,木料全部都炼钢烧了,连家里的铁锅也被收走砸掉炼了“钢”。彭回京的火车路过河南省时,正值夜晚,处处炉火冲天,车流不断。他伏在车窗口看了许久,自言自语地说:“不行!这一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于是他决定回乡调查一番。年底他回到湖南老家,发现村子里也有“炼铁厂”,不过除了从老百姓家里强行收来、已经砸碎的铁锅外,所见只是一堆堆的铁疙瘩。


河北省高阳县有个邢南乡,历来家家户户以织布换粮为生,当官的为了向上级献忠心,竟把全部织布机都砸掉炼成了铁坨子。


由此可知,一九五八年的全民炼钢又演变成了全民砸铁器、全民砸铁锅,比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收缴全国民间铁器做得更彻底。


军队作家李延国在他的纪实文学《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告诉我们:在他的山东老家发生的“人类历史极残酷的一幕”:“奉命来收铁锅的人抬著筐走进我家,从古老的灶台上摘下了铁锅  那是父亲去世的头年冬天,带我到市上用地拱子小车推回来的  用妈妈编草鞋挣来的钱。铁锅在院子里就地砸成了碎片,哗啦哗啦被放进抬筐里……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妈妈眼里含满了泪水。”


铁器不够,别的金属制品也可以舀来凑数,人们相传用了数代的铜脸盆、铜汤婆子、挂蚊帐用的铜钩子也交出来,同铁锅、铁铲一起送进了土炉子。


后人当然会问:难道百万基层干部就真那么愚蠢,连“建设”与“破坏”都弄不清了吗?当然不是。可是上级每日都在催报炼钢的数字,他们明白上级关心的只是数字,并不关心钢的质量,甚至并不指望用那钢去办什么大事,说穿了不过是在玩数字游戏。游戏大家会玩,只要将三斤重的铁锅砸掉、烧化,就完成了炼钢三斤的任务。你光荣我也光荣,你戴红花我扛红旗,何乐而不为。至于贫苦妇人一把一把地编织草鞋,日积月累,攒钱换来的铁锅,顷刻化为乌有,关那些干部们什么痛痒。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通讯并不发达,许多地方连电话也没有,可是砸铁器炼钢的法子不迳而走,几乎同时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出现。


作为这场运动的总指挥,主席在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就指示说:“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宁波、胶东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工业虽不发达,铁路决不至于没有经济价值。主席说:“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


连铁路都可以拆,上海外滩公园的铁链也就没有不可拆的道理了。一九五九年初,上海市一个体育场的跑道内外堆满了近一人高的牛粪状的「土钢」。它们的前身也许是一千座铁门,一万个铁窗,十万根铁链……
 楼主| 发表于 2012-4-27 11:44:14 | 显示全部楼层
(7)“为钢铁元帅护驾”


党中央只是指示工业生产要“以钢为纲”,到了下面,文思敏捷的干部将之改为生动的文学语言:“钢铁元帅要升帐”,各行各业要“为钢铁元帅让路”,“为钢铁元帅护驾”。于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些怪事。如武汉小型拖拉机厂成立才几个月,农民们正盼著拖拉机开进自己的村庄,该厂党委竟然决定拖拉机应当为元帅让路,停止生产,改为生产炼钢设备。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受到上级的压力。他们主动、自觉地那样做,因为反正生产拖拉机赚钱或改制炼钢设备而赔本,都是国家的事,他们自己绝不会因此而蒙受损失。


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东北丰满厂把发电设备拆了去搞土高炉,头脑正常的人无论如何没法理解。该厂当时的总工程师、现今政府总理****一九八四年在《人民日报》上著文说:“我对‘大炼钢铁’……这些做法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只能私下对电力部部长刘澜波说,他听了我的话,长时间沉默不语。”堂堂一个政府部长,对属下一间厂的胡闹行为竟无力制止,连表示异议都要斟酌一番,可见当时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灾难的蔓延了。


由于政府总理周恩来怕再度被批为“促退派”,对于“大炼钢铁”只好表示积极。国务院将全国分成若干片,八位副总理各领导一片的炼钢运动。十月一日国庆节游行时,周总理甚至在**城楼上指着游行队伍里的土高炉模型对朝鲜代表团团长说:“我们生产那么多铁,主要就是靠这些炉子。”


政府不灵,党组织呢?陆定一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实际控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等一切新闻媒介乃至文艺、教育机构。他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转了一圈之后,已经完全看清这场全民炼钢运动是一场祸害。但是,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他自己却不能与他控制、制造的舆论相对抗。当无数的通讯报告、散文、诗歌将那‘遍地火光”描绘成美丽的图画、新时代的曙光时,当大大小小的报纸、电台无一例外地为疯狂行为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时,这位宣传部长却找不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种宣传工具来揭露“大炼钢铁”的荒诞无稽。在“舆论一律”面前人人平等,部长先生也不例外。他等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在《人民日报》上披露当时亲眼所见的炼钢的农民所过的生活:“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从陆定一的描述来看,那些民工们过的生活决不会好过被秦始皇徵去修阿房宫、筑长城的万喜良们。


(8)老红军叫苦:“来年日子怎么过?”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主席已经认为胜券在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当年钢产量不仅可以翻一番,而且“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以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注14: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至于美国,主席当时最新版本的豪言壮语是:“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就在主席神采飞扬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谁人料到”时,他自己实在没有料到,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了。


这时,党的领导人中至少有一个人看清楚了形势的严重,这就是彭德怀。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湖南平江。在彭德怀召集的当年起义的老红军座谈会上,老战士们纷纷表示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不满。一位叫黄杜芳的残废军人甚至告诉彭元帅,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可会造反了”。会快结束时,黄递给彭一张条子,彭回到住处展开一看,只见几行工整漂亮、书法甚佳的毛笔字,是一首步汉代民歌《小麦谣》韵的小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老红军黄杜芳文化不高,不可能写这手好字,也不可能读过古文,因此这大概是乡间一位秀才写了托黄呈彭大将军的。《小麦谣》的原文是:“大麦青青小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第二天,一位公社负责人向彭汇报,大讲其炼铁炼钢,彭忍不住打断了他:“你们炼钢又没得煤,全靠木炭,一下子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农民怎么生存哟!我劝你们不要搞了。”


可惜的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彭大将军”无力改变这个局面,无法阻遏行将到来的灾难  尽管后来他真的应老战士之请,为人民“鼓咙胡”了。
 楼主| 发表于 2012-4-27 11:46:54 | 显示全部楼层
近年来,我国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每年还在以2460km2的速度扩展;荒漠化问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到200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超过267.4万平方公里,而且仍呈加速扩展趋势


呼伦贝尔草原曾经是我国最好的天然草原之一,在1958年以前只有零星的耕种。1958年 1962年共开荒20万公顷,占全国开荒总面积的8.6%。垦荒地区原是最肥沃的草场,然而两三年以后,最肥沃的草场却伏沙出露,形成流动沙丘,并将附近的草场掩埋。



.回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甘肃、宁夏、山西4省(区)1960年至1962年新垦荒地达1000多万亩,新疆1949年以来开垦约333.3万hm2耕地中,大多是优质牧场,子午岭林区林缘平均后移10km,贺兰山的森林退缩15km。这是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五灾”俱全、“四料”奇缺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
 楼主| 发表于 2012-4-27 11:49:23 | 显示全部楼层
向湖泊要粮,实现农业大跃进,使农业产量五年翻一番。1969年12月28日,省、市革委会召开十万军民参加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提出“移山填湖,战天斗地,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实现农业大跃进”的口号。.

强调这是改天换地,为民谋利,造福子孙的大事,要求“当年围湖,当年受益”。誓师大会后,沿滇池的官渡、西山、呈贡、晋宁等县(区),开始规模不同的围湖造田工程,共计缩减滇池水面3.5万余亩(外湖1.5万亩、草海2万亩)。.

昆明市的围湖造田选在官渡区福海乡濒临的滇池内湖“草海”,经过筑堤、排水、取石运土、造田等战役,筑成长3.5公里、底宽30米、高6米的大堤,抽排湖水数千万方,从西山10几个料场取土、采石数百万方,车拉船载,昆明市的围湖造田选在官渡区福海乡濒临的滇池内湖“草海”,经过筑堤、排水、取石运土、造田等战役,筑成长3.5公里、底宽30米、高6米的大堤,抽排湖水数千万方,从西山10几个料场取土、采石数百万方,车拉船载.,人挑马驮运到堤内,4月填土造田,5月进行栽插。围湖造田大会战历时8个月,投工2400多万个,市内工厂、企业、学校、部队、居民及官渡区农民10万多人上阵,调集运输汽车300余辆,木船300余艘,耗用原粮1680万公斤,.除平调、单位摊销外,国家投资千余万元。内湖排水造田1.2万亩,实际成田6300亩,招收青年农民4000余名,开办“五七”农场,当年种稻5000亩,总产200万斤,仅够农场工人一年口粮。.

农场建成后年年亏损,从1971年至1982年被迫停办,几年间市财政弥补农场亏损共1075万元。而更严重的是破坏了昆明地区生态环境,减少滇池水资源,加速湖底老化过程。以“围湖造田”带动全市农业大跃进的计划,由于领导者决策失误,宣告失败。(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昆明历史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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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9 14:45:17 | 显示全部楼层
王幼辉:“大跃进”时代发明的伪科学

  五十年前那场人类历史上饿死人最多一次的人间天堂悲剧,近四千万人被饿死,人相食,还有活人被杀煮吃,这惨绝人寰的悲剧被统治者掩蔽,被隐瞒。被一班歌功颂德的文妓们记为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俗称“苦日子”的平常事。人民被欺骗,史实被颠倒,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青史成了私欲横流,黑白不分的坏东 西。半个世纪过去了,对于近四千万的饿死鬼,被煮吃的惨死鬼,至今还没有一个说法,没有人表示歉意,没有人对青史无私细写还真。



  “太阳能”理论:五十年前那场大跃进,有良知的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忘记,1958年的夏收刚刚结束,各地的父母官们带着一群所谓“翻身做了主人”的人,敲锣打鼓的报喜,6月12日,中共党报发表新闻《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文章发表后,各地你追我赶的报喜,卫星越放越高,全社会热血沸腾,几天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爱国海归科学家,在文章中仔细详尽地论证:“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在反右运动中成为批斗者,告密者的科学家,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文章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的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的物质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是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这位非农粮专业的海归爱国的科学家几经努力,发明了“太阳能”理论,为大跃进运动中的高产卫星进行了理论论证。 其功不可没,也不可不书。

  中药炼钢法:大跃进是个英雄豪杰辈出,发明创造的时代,全民大炼钢铁是工业大跃进的代表创举之作。1958年1月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15年后超美,要年产4千万吨钢,5亿吨煤,4千万千瓦电。全民大炼钢铁发动了,全国农村,城市到处都建炼钢的小高炉,连中南海的父母官们都有炼钢的炉子,毛主席亲自观炼,中医们大胆创造用中药炼钢,在小高炉内添加槐角,鸡胃,龟甲等中药,这些治疗痔疮的槐角和治疗消化不良的鸡胃,龟甲竟有炼钢铁的功能,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功能使中国特色医学光彩夺目,报喜也使少先队员们在小学内建高炉炼钢铁了。

  深翻密植:那个“人定胜天”的年代,发明了深翻密植的科学技术,并将此科学技术浓缩为“要高产,就深翻”的口号,于是,各地父母官亲自督促农村土皇帝们搞深翻,越翻越深,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地深翻到了一米多,结果熟泥变生土,良田变劣地,别说增产,这科学技术还不能随便捅破。卫星也必须放,也就有领袖参观深翻密植的高产田,但见小社员坐到稻穗杆上的科研成果新闻照片事。也就有刘少奇经常回忆起1958年9月,在江苏视察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中稻丰产田,问公社书记说:“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可以打一万斤”,“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这“深翻密植”的科 学技术成为领袖们亲自推广的风摩全国的新科学。

  超声波喷雾器:在大放卫星的过程中,有人发明了用平常喷施农药的喷雾器,将喷头卸去,换成两端有一道缝隙的短铁管,装上刮胡子的刀片,就造成了超声波喷雾器,将超声波发生器的头部放在装满水的桶内,而后打气,通过刀片就产生了用超声波处理过的水。这处理过的水,喂猪能加快长大催肥,浇灌能增产,浸泡种子能使种子变异成高产的新品种,病人喝了能治百病,父母官们为民做主,都把那普通的喷雾器,改造成超声波喷雾器,让跑步进共产主义的老百姓得到幸福。使中国越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一个建成共产主义的国家,人民在天堂里享受幸福生活。

  注奶猪:畜牧部门的科技人员发明了这种新技术,只要在猪的甲状腺上用注射器,注5 10毫升牛奶,这个猪这会安静老实,整天除了吃食外就是睡眠,每天能增长一公斤的肥肉。此发明强令推广,河北省正定县高平村没有奶牛,土皇帝们就要喂孩子的母亲们献奶,规定每人献奶十毫升,由兽医给猪注射,结果是注射了人奶 的猪没增肥,而且还死了不少,不能给新发明抹黑,社员们自认倒霉了,还得报喜,宣扬,表演,让参观学习的人们深信不疑。

  狗肉鸡蛋育红薯:要想高产就得新方法种植,就得摧苗施肥,于是发明了狗肉鸡蛋汤浇红薯苗,论文说得滴水不露,论证也说得有榜有眼的。种植红薯的地区,如河北省正定县上水屯村,土皇帝们就命令杀狗熬汤煮鸡蛋,要社员们给每棵红薯根浇灌一碗汤,一个鸡蛋。心想创高产,可收获时只有薯蔓,薯叶,狗肉汤和鸡蛋都是高蛋白的,浇到地里发酵后成了氮肥,其后果为地面的薯蔓,薯叶疯长,地下的薯根吃饱了撑着不长,劳民伤财瞎折腾,社员们都守纪律不说,土皇帝们掩瞒不报,守纪律的人成劳模到处汇报宣讲,掩瞒不报者升官享福,演奏着指鹿为马的中国特色。

  人造肉:大跃进是个神奇的年代,是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的年代,有人发明了人造肉,就是用胡萝卜熬成的汤,用盆装着,用菌种接种在这盆汤中,室温控制在20摄氏度以上,这种状态维持4 5天,汤表面上就会生出一层菌膜,便大功告成,人造肉就制造出来了。它的维生素含量高,是营养极品,能增强人的免疫力,能延 年益寿,不敢说能长生不老,刚生产的时候,规模不大,产量不多,于是,父母官们才有资格享受,还要依据级别大小,先后享用。媒体宣传,喜报张帖,敲锣打鼓 的好热闹,大家都想要延年益寿呀!就扩大生产,改盆变池,用水泥砌成大池,用大锅熬胡萝卜汤倒入池中,将菌种接种在这池汤中,大家兴高采烈的想象着延年益寿,长命百岁。还真是社会主义天堂好呀!

  千蒸饭:大跃进运动中高产,高征收,完不成征收任务,就反瞒报,捆绑吊打,严刑逼征,收了口粮,收种粮。饥饿逼人流浪乞讨,这不是让大跃进的辉煌闹笑话, 国务院统一布置反肓流,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做好反肓流的工作也能成就仕途,于是献媚的科妓人发明了千蒸饭,也就是将煮熟的饭再加水重煮一次,饭的体积会更大,煮几次,同样的米煮成的饭松软,饭粒大。土皇帝们的亲信宠臣饮事员做出了千蒸饭,只吃得社员们肚皮胀鼓鼓的,可人没劲,干不了活,没过多久食堂又没米做这胀人的千蒸饭。大面积饿死人的现实,使想吃科妓人发明的千蒸饭都成奢望。

  这些发明创造实证着大跃进的疯狂,知识份子的出卖灵魂,献媚和堕落成娼妓的事实,还有中国文化的崩溃前兆。
 楼主| 发表于 2012-5-9 14:45:40 | 显示全部楼层
1959年后“打鸡血”疗法曾经风靡全国
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前,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五年后,他回忆这次“当众表演”时说,“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医生的亲身示范消释了病人们的疑虑。从下午1时开始,四十多人让俞注射了鸡血,奇迹立刻显现:“有的频频咳嗽,注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

这已经不是俞第一次打鸡血。在过去几年里,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时已经暗自搞了一些实验,而“大跃进”的到来,更让他觉得有了“攻关”的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看似不可思议的“鸡血疗法”,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1903年生于安徽南陵的俞昌时,有一份红彤彤的革命简历。19岁时,在上海医科大学读书的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半后转为中共党员。“五卅运动”期间,他活跃在上海总工会。1926年底,回南陵创立中共南陵特支并担任书记,在南(陵)芜(湖)一带领导农民运动,还曾在武昌被捕入狱。
  据俞昌时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的他,偶然从鸡肛门量了量鸡的体温,竟在42℃以上,又测了好多只,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当然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在中医传统文献里,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俞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呢?
  1950年代初,中国各地学习、推行苏联的“组织疗法”,把人体的某些组织,如皮肤、肝、脑、胎盘等作为注射液,或将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看。他从一只公鸡的身上抽了1.5cc血,注射进左臂三角肌,结果“一点也没有感觉  不痛,不痒,不胀”。其后一两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发现奇迹”,脚癣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
  “于是,我就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又打到别人身上。”俞的试验对象,包括自己经常腹痛的15岁的女儿,一个大腿发炎的农民,一个患阴道癌的妇女,“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的社论,肯定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4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在这场报告中,周恩来强调,“……计划规模是宏伟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潜力已经挖完了,计划指标再不能够超过了。在生产和建设中,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俞昌时的机会来了,藉着大搞“技术革命”的东风,1959年6月,已经进入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他开始在职工中试验,“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打了三百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就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俞的确用“鸡血疗法”治过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卫生局认为需要进一步实践,经过时任区委书记李梅生同意,组成包括俞在内的研究小组,设置实验室。
  后来风卷中国的“鸡血疗法”,便肇始于此时。被纳入研究小组的俞昌时激情满怀,准备大干一场。
试验
研究实验
  研究小组首先进行动物实验,“初步印象”是,鲜鸡血有血清反应,但比马血清弱。半年之后,“就在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开始了临床应用”。到1962年为止,共治疗1320多人。
  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两年多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近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数为发热反应。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愈、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两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情况。但报告特别强调,“经急救恢复”。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经试用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该局就停止使用鲜鸡血,改用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试用15000多人次,均无反应,“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俞昌时十分不满,认为是个别专家“夸大反应”,否定疗效,使鸡血的研究机构工作停顿。而制鸡血粉,“不仅大大失去疗效,且仍有反应,而且制造繁复,成本高昂,正与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据俞自述,从1959年搞鸡血起,他坚持每隔一两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时每天注射,毫无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可以达到‘有病可以治愈,无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还童”。他还让爱人以及一些老友试用,“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据他统计,自己5年来亲身注射鸡血的疗效至少有24种,胆石症、丝虫病、脚肿、心脏病、老花、腹泻、睾丸硬化、冻疮、褥疮、脱皮、脱发等病痊愈,而且精神健康乐观,视力增进,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无任何病痛。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2-5-9 14:48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2-5-9 14:49:15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称,不愿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的俞昌时,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打着“技术革命”的旗号,俞昌时听不进任何劝阻。“陈中伟断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么,我也会做,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   报告称,俞还向全国各地印发大量夸大疗效的宣传材料。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七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俞的宣传资料,鲜鸡血疗法被说成“能治六十几种痼疾的鲜丹神药”。在俞散发的材料中,一是标榜“鸡血疗法”“国际领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扬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在他印制于1964年8月的《鸡血疗法》一书中,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其宣传方式与现今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几乎如出一辙。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说具有很强的蛊惑性。“所以目前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求医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人来沪了解求治,情况相当混乱”。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说。
禁止与质疑
  坚持打了几年鸡血后,俞昌时“老是感到我的力气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总想试试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又有些同事们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不大感到,如果真的话,我想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  由于雄鸡好斗!”
  1964年,一肚子怨气的俞昌时开始爆发。他在一份材料中诉说自己的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跑老远给病家注血,写鸡血材料,和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勉强支持供应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   “当此,党中央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大学之年、大比之年和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时节,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申诉出来,要求党和政府中心领导,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他在这一年5月写道。
  12月12日,俞昌时给卫生部写信,要求:早日组织中央鸡血研究会,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研究组,研究并临床应用。而同一天,俞还写了一封致“中央科学院郭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的信,要求其组织人员,调查研究后大力支持并倡导“鸡血疗法”。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坚持认为: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半月后,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称将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仅以对妇科月经过多的疗效,可以达到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在俞的自述中,“鸡血疗法”当时也得到了“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前进的人士”一致“公认”。尤其在中医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固有遗产,应发扬光大,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   而且,俞昌时并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而是“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对于卫生部的禁令,俞当然不服气。
  10月5日,《武汉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刊载了一篇署名“红光”的文章,题目为”鲜鸡血注射真能医治百病吗?”副题为“鲜鸡血注射非但不是万灵药而且危险性很大”。 俞昌时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反驳。
  “老实说,我当医生这些年来,还是第一次听过这个方法”。针对红光的第一句话,俞反驳说:这句话看来很容易误会,以为红光同志的思想中一切未听说过的新事物,都是要不得的,那么毛主席最近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红光同志难道没有学过?
  而红光文中所说请教老医生、查资料,俞反驳说:最近党中央更是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如果光是利用图书馆查资料,找老中医而不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实践,甚至还禁止别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吗,还怎么能突破常规,有所前进呢?
  对于红光提出要尊重“科学依据”,俞认为,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样,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
  “医务界一般说安全第一,疗效第二,药理上看,反应超过5%就不能临床应用”。对于红光文中重申的这一常识,俞反驳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是旧框框,根据辩证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理论内经上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甚至举例说,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
  俞昌时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将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事实证明,俞的忧虑并非多余。   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一个网名叫“金师爷”的北京市民回忆,1971前前后,到西双版纳插队两年的他获得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权利,回家后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鸡叫给惊醒,“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北京人竟敢私自养鸡只?”听父亲介绍后,他才知道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一个广泛流传的秘方是,白色、一点杂毛都没、叫声好听、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可治百病。“因为我在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当卫生员,所以街坊四邻听说我回京后就请我给他们打鸡血。”“金师爷”说,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能将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宣武医院了解情况,看见注射室门前排成长龙,人人怀抱公鸡等待注射,“这就增强了我为人们打鸡血的信心”。
  “金师爷”先为邻居郭大爷打了鸡血,回到西双版纳后,“前后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还回忆,除了打鸡血外,他还用过当时流行的土法子,将一些中药蒸煮过滤后,“直接扎进病人屁股”。而不良反应,“怎么可能没有?那个时候,人们一是胆大,第二确实缺医少药”。
余音
  直到2004年,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出版的《一万封信》里,还收录了一封“骗子”来信,此人向她推荐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时大夫发展为肌肉注射,我改为穴位注射,在鸡心脏采血,每次采50,间隔一天再采,鸡不会死。”   1990年代,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会”中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换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鸡血。到一九六六年春,这“秘方”,秋风扫落叶一般,“接着,全中国的小公鸡遭了殃”。后来,许多人提到“打鸡血”一词的来源,都引自这篇文章。   桑晔写此文的由头,是三本宣扬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的书,其中一本附着录音磁带,据说那磁带已被大师“注功”,气已转换成磁;买回家塞进录音机一放,磁又转换成气,治癌,没癌治杂症和消灭“隐生癌细胞”。这篇题为《国人梦已醒?》文章发表于1992年4月。文末,桑晔说,“我想已经说得够多了;只是盼望在流行歌唱的那‘昏睡百年,国人梦已醒’之后,醒了就练功的人,能稍稍少一些就好。可别真像那坏笑话所言: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中央大国,上帝说:‘为的是在我寂寞时看看他们在玩儿什么’”。.
 楼主| 发表于 2012-5-9 14:49:51 | 显示全部楼层
钱学森: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



1980年 2月4日至10日,《自然杂志》编辑部发起组织的“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上海科 学会堂召开。贺崇代表《自然杂志》编辑部在会上作了《为探索人体生命科学的奥秘 而进军》的发言。应邀参加的青少年有:四川大足县的唐雨,北京市的姜燕、王强、王 斌,安徽宣城县的张雪梅,湖北武汉市谢朝晖、熊洁、徐倩,江苏常熟市的郑红,河北沧县的于瑞华,黑龙江桦南县的牟凤芹。

3月2日,重庆市科协召开人体特异功能座谈会,ZG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亲临讲话。


4月,兰州大学生物系物理组从4月起至次年底用一年多的时间,对2832名儿童作32840 个样本的普查工作,积累了近3000份实验资料,并写出了《关于耳朵认字研究中某些方 法论问题的讨论》的论文。论文指出:“在我们所试验的2832名少年儿童中无一人具有 非视觉器官辨认图象的特异功能者。”


4月14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00期刊出《关于“耳朵识字”的争论》的情况综述 及袁一志《以耳听字,未必科学》、张鲁《只不过是“魔术”》等文章。


6月,辽宁本溪市科协组织人员对具有用鼻认字功能的张宝胜进行测试,肯定了他的功 能。张宝胜的这种功能是年初宣布的。后来,他还有透视、意念致动等功能被他自己和 有关人员发现并加以证明。


6月3日,北京成立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


6月4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访问《自然杂志》,他从开发人的潜能的角度表示支持人体 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 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了“人 体科学”这个概念。


1981年2月20日,《人体特异功能通讯》等7期《钱学森教授谈人体特异功能》报道了钱 学森教授听了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小组的工作汇报后所作的发言。他 说:“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工作很重要”,“现在承认的人越来越多了,将来一定会更 快地发展起来……”


3月9日,中国科协主要负责同志举行会议邀请《自然杂志》贺崇寅同志汇报人体特异功 能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到会的有裴丽生、刘述周、钱学森、王顺桐、聂春荣、林勃民 等同志。会上一致同意支持4月在四川举行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


4月20日,《人体特异功能通讯》第9期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院长刘允中《谈人体 特异功能》。他说:“这个事情发展很快,在那样一番波折下,能有一些同志坚持搞下 去,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得到钱学森,贝时璋,王淦昌,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的大力 支持,很不简单,相当不错。历史上多少人为研究一门科学献出生命。向真理迈近一步
是相当不容易的。


1982年5月5日,钱学森给□□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


1983年3月14日,钱学森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即507所)作“关于科学道德”的报告 。自此至1987年10月5日,他在该所共作了100多次报告或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涉及人 体科学、系统科学、气功、中医、特异功能和科学革命等问题,这些讲话后来整理成《 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一书。书中观点对人体科学研究影响很大


3月30日,《文汇报》发表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香桐《对脑研究的哲学 思考》一文,由于此文批评了特异功能,使钱学森同志发出了“我看这位科学家有点跟 不上时代”的感叹。


6月2日,经国防科工委批准,张宝胜正式调入国防科工委领导下的507所。此前,507所 通过研究认为有用鼻认字功能的张宝胜特异功能可用于军事目的。


1986年2月23日,钱学森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当前气功科 学研究的一 项任务是建立唯象气功学。他说:“什么叫唯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我国有十亿人口,如果每一百个当中就有一个练功,就是一千万,每百个练功的人 就有一个人去教,就需要十万个气功师,把这十万个气功师提高提高,就是一件大事。 ……还有一个尖锐问题,就是实践表明,气功可以练出特异功能来。……到那时,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就无愧于自己的祖先,应闻名于世了。”

1987年4月18日,钱学森对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负责人陆祖荫、李升平说:“现在 我们的党中 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事,点了头,认为气功和特异功能非常重要,要抓紧 研究,开发利用。气功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它有很高级的功能表现,有很深奥的内容, 中 央认为对此非但不能怀疑,而且要大力支持。”


5月3日,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钱学森为名誉理事长,张震寰为理事长 。该会直到1992年才在国家民政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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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19 17:45:38 | 显示全部楼层
胥志义:政府折腾  中国灾难的根源



    鲁迅先生有一段话,大意是:为了治病,方子上开人参。病没治好,倒落个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才恢复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倒贴了萝卜子。
    这大概就是一种折腾。
    你想想,我们建国后,土地分给了农民,工业基础虽然薄弱,却也有一定数量企业,本该让人民休养生息,自然发展。但我们要治病,治“一穷二白”的病,要“赶英超美”,“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要“一天等于二十年”,“大跃进大发展”。怎么样实现?开的方子是社会主义,是“人参”,好得不能再好。于是农民归大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于是私有资本国有化,生产活动集体化,于是计划部门雄心勃勃,粮食产量多少多少,钢铁产量多少多少。结果哩?二十多年下来,穷病没治好,反而是“国民经济走向崩溃边缘”,“落个满身浮肿”。
    改革是用萝卜子来解。目的是恢复先前一样的瘦。农民不归大堆了,私有经济可以发展了。我们转了一个圈,又开始回到建国初期的那个原点。社会主义白搞了,反而平空生出一个改革。
    为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少折腾。比如农民归大堆,就要号召,要动员,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要打击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行为。还要研究组织形式和名称,“叫人民公社好”,要完善组织结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个“承包制”,这些都白搞了,只能算是折腾。再比如,私有企业的国有化,我们还进行了创新,不是“暴力掠夺”,而是“和平赎买”,先是“公私合营”,后是给资本家“定金”,再后是“定金”也没了。一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这些也白搞了,也是折腾。不仅于此,上层建筑还要适应经济基础,于是有计委经委,有生产计划工资计划,有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有先重工业还是先轻工业的争执,那么多的人在研究,在规划,一旦实行市场经济,这些同样是白搞了。
    理论上有个“路径依赖”。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搞惯了,所以用萝卜子来解的改革,也充满折腾。不要说农村承包制实施过程中的争议和风险(如小岗村农民的风险),单是国有企业要不要私有化,或怎样私有化,现在就吵得沸反盈天。国企改革的各种研究,各种方案,一抓一大把。如果当初没有社会主义的“药方”,没有公有制的的强制推行,何来现在的改革?以至弄得左派右派,恶言相向。改革能否搞得成,能否“消肿”,恢复先前一样的瘦,还是天上的事,恐怕还得折腾一段历史。可见用萝卜子来解也非易事。
    凡是给经济开药方的人,都迷信他的药方能促进经济发展,如果付诸实施,就要人民按他的要求行动,就要调动资源,就要政府挂帅,就要贯彻落实,就要轰轰烈烈,简言之,就要折腾。本来经济发展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用自已的劳动,自已的技术,并借助资本和资源,去讨生活求富裕,就是经济发展。在老百姓眼中,没有GDP,没有经济结构,有的只是自已生活的好坏。他希望政府保护他,而不是代替他侵害他,希望政府帮助他,而不是指挥他命令他。但没有什么自我标榜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药方,可以不代替老百姓,不指挥老百姓。一代替一指挥,折腾也就来了。
    通过改革恢复先前一样的瘦,本质就是回归自然,回归本原。市场经济是自然经济,公民权利是“天赋人权”,所以,实现市场经济也好,建立宪政体制也好,都是回归自然。自然天成,不保护自然的体制,都是理论家政治家的“药方”,他们认为是“人参”,却一定会带来“浮肿”,带来折腾。因为领导或精英的好大喜功,带给中国的折腾还少吗?所以回归自然的改革有折腾(甚至是革命),却是无可奈何。如果这一次的折腾,能够保证以后的不折腾,也算是价值不菲,功在万世。
    但是,我们现在的改革是在回归自然,恢复先前一样的瘦吗?好象是,又好象不是。允许个人发展,扩大人民自由,赋于公民权利,都是在回归自然。但所谓“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却似乎是在寻找与以前“社会主义”不同的“药方”。虽然“药方”不同,但还是“药方”。只要是“药方”,就一定有折腾。君不见为了GDP的强制拆迁?君不见经济刺激带来的通货膨胀?君不见在加快经济发展口号下对人民的予取予夺?我们没有了搞社会主义的折腾,又有了在加快经济发展口号下的折腾。我们在这种模式与那种模式之间选择,就是在这种折腾与那种折腾之间选择。
    问题还在于,当这种新的折腾搞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还得去改革,正如以前的社会主义搞不下去,必须改革一样。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已经走到头了。究竟到头没到头,临界点在那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搞不下去一定要改革,不是改归大堆的体制,不是改不允许个私经济发展的政策。而是改现在的“中国模式”,改我们现在认为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药方。当我们认识到要改,不得不改时,就会明白,不光是中国模式白折腾了,还得贴上萝卜子去解。为了恢复先前一样的瘦,我们又将承受改革的折腾。
    举个简单例子。我们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国企,却带来垄断,当垄断遭遇汹汹民意时,我们就会明白,国企的“大”和“强”只是一个花架子,是“浮肿”。不唯不能为民众带来利益,反而成为掠夺民众利益的工具。当反垄断的改革不得不搞时,我们还得对其进行拆分。兼并重组白搞了,将来拆分的改革一定又是折腾。
    老百姓从来不会折腾,政府才是折腾的主体。中国多灾多难,盖源于此。中国建国后的历史就是政府折腾的历史。我们还美其名“寻找中华民族振兴的道路”。
 楼主| 发表于 2012-6-19 17:51:17 | 显示全部楼层
领导为什么好大喜功?他要不断把自已放置在道德和能力的最高点,表示他领导人民的合法性。美国总统并不领导人民。如果美国总统到苹果公司去发布讲话和指示:“你们要注重技术创新,抓好产品质量管理”,到花旗银行去发布讲话和指示:“你们要创新企业管理体制机制,为美国经济复苏作出贡献”,并要求他们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实质,切实贯彻执行,这是不是一个冷笑话?.

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虽然在法制建设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毕竟并非一个可以不遵守既存法律的权力斗兽场。行政当局推行一项举措或工程,不能像以前那样只考虑到自己的立场和收益,以为只消梳妆打扮一下,戴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帽子就能够予以执行,所谓“出师有名,替天行道”。措施一经推出,才发现自己原来在过去的长时间内颁布了许多项,涉及各领域,相互间彼此衔接的诸多法律,自己的某项措施不得不狠狠地撞在自己已颁布的法律之上,而这些法律是作为成果和进步大力推出和宣传的,更是政府发誓要坚决维护的,要坚持贯彻的。
    怎么办呢?它在考验我们的智慧。
    按照以前的流行语说,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老革命固然是老革命,这一点没有人去质疑,也没有谁要去挑战,但是他本人也要意识到,现在的环境已经不是当年“革命战争年代”了。时代已经变了。现在是要建设一个文明进步法制的新时代。当初的重点要么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要么是在一片空白上大刀阔斧,现在新的社会已经建立起来,那种全社会只为一时一事的政策让路,或者有足够的空间跑马占地,再或者让法律专门为此开个天窗,这些都已经不可能。第一种假设,政治上不现实;第二种假设,那是客观存在,就是那样了;第三种假设,法律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它涉及的领域彼支持相互衔接,你要拆掉一块,其他的怎么办?
    在一些地方,有些时候,因为拆和建,起了某种程度的冲突,我们不去讨论冲突的大小和严重与否,那些冲突,所有人都只是把它定义为“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因为你既不能说你要做的事不对,也不能说法律可以当它不存在。这样定义,其实也是淡化你要做的事,同时尊重法律框架。人在执行过程中,出错了。所以,话说一千句一万句,归结为一句,法律就是法律。这是现代社会的门槛。
    现在的情况是,普通市民已经一只脚或者两只脚跨进了门槛,一些行政系统的办事人员却没有也不愿意跨进这道门槛。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是完全基于他们的职业生命,是“必然王国”的弄潮儿。在这里,并不去做价值评判,而只是揭示这样的事实,方便大家做到彼此理解,自知之明。你把你的工作做好,推广政府的方案,是要让人接受才能叫工作做好,而不是简单喊口号,激化矛盾。
    广州市民是温和的,也是坚定的。上串下跳的,是少数人。我本人,是诚心希望行政系统能够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而不要被误导。就像这个话题的讨论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那样。楼下低层住户,是在保护自己。楼上高层,大部分都是分得清是非,只是不明白其中的厉害程度,想搭顺风车。但自私自利颠倒是非的人,哪里都是存在的,这些人很少,但是利益所驱,精力旺盛,加建申请,前仆后继。嗓门还挺大,白的要给你说成黑的,没有道理也要给你编出些歪理,这一条说不通,就再搬另一条。对这类人来说,那些都不是“理由”,只是他们要达到目的的“手段”。
    广州市民对法律的理解和掌握,超出我的想象。本来,我只打算单就法理的层面,说说我的看法,请政府部门予以重视。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社会之根本,不能等闲视之。但是随着讨论的展开,广州市民把目光聚集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上,让我十分钦佩。比我有法律素养的人,真是大有人在。那位ID岭南茶友的发言,认为有法律知识的就一定是律师,而且还无良,这对广州市民的素质是何等严重的缺乏了解?对广州市民是何等的藐视?对法律工作者是何等地侮辱?这位发言者甚至说,为大家提供法律知识是拖什么什么的后腿。这也太不尊重自己了吧?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这位为政府推销方案的,竟然认为诺大的广州市,几千万市民,懂得法律的仅此一人,而且还是无良的律师。其中反映出的权力的无知和傲慢,简直无以复加。
    在这里,我的看法是,中国现今社会,法制建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建成法制社会有赖于我们每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法制建设的种子已经在社会的真实土壤里发芽成长,用法律维护自己的财产和权利,已经不是经院式的空谈,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法律也不再是某些人的专利。法律并非是讼辩技巧,法律是实实在在的。你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法律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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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19 17:53:25 | 显示全部楼层
周其仁:城乡中国之牺牲最多的农民
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国在推进工业化时总免不了要学习外国的经验。至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一边倒”学苏联,是不是真的就是必然的不二之选,怕要让历史学家慢慢去做结论才好。从可观察的现象看,亦步亦趋跟苏联老大哥走,成就与问题也大同小异:国家工业化的推进速度很快,但工农、城乡关系长期紧张、失调  越是粮食困难,越把农民捆得个严严实实的;反过来,农民越少自由,粮食困难越挥之不去。

    1956年,毛主席觉察到苏联模式有问题。“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义务交售制的办法,把农民的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这是《论十大关系》里的知名论断。不过从体制上看,集体化、统购统销以及“剪刀差”这一套已在中国扎了根,要全盘更改苏联模式,谈何容易?剩下的,也只有程度的选择:人家把农民挖得太苦,咱们就少挖一点吧。

    少挖也不容易,因为学回来的制度安排里还加上了一条:不许农民自由跑。当然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苏联搞“普罗皮斯卡”,多少还有点欧洲文化的影子,因为至少城里人还有旅行这回事,有权手持一份“国内护照”。中国的传统是大难临头才背井离乡,“流民”从来就不是个好词,怎么算得到“权利”的名下?至于平头百姓具备“公民有权申领护照”的新意识,更要等几十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自由行”。

    当时中国的办法是搞户籍制:旅行  甚至包括逃荒  要开个介绍信,但定居就非拿出户口本不可。没有那张小小的户口卡片,任何人不能移居、定居他处。据说开始时户籍制度仅为选举服务,登记清楚才好准确记录选民。但实际情况  粮食困难和饥荒  需要“劝止”农民转工进城。劝而不止,措施就必须升级。弄来弄去,户籍与选举无大关系,却发展成为“身份”的法律凭证。

    不要小看那张户口卡片。它与“普罗皮斯卡”的功能是一样的:户口不在本地的,就不可合法居留,更不能合法定居、移居、再定居。“黑了身份”硬住下来行不行?完全不成,因为办不了粮油关系、租不到房子(遑论参与住宅分配)、不能登记结婚、也无法办妥孩子入托和上学的手续、更不被受理办护照、出国留学和其他公干私干  总之,户口是所有身份关系里的龙头老大,没了它,人们寸步难行,啥也干不成。

    当然,控制的重点是由乡入城、由小城镇入大城市、特别是“盲目流向”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特大都市。“反向流动”  城里人上山下乡、大城市人到小城镇落户等等  是允许的,不时还受到鼓励。不过,受到收入的指引,在一般情况下,“人往高处走”是主流。因此不难明白,“户籍金字塔”的底部主要是农民,而流动受限最甚的也是农民。

    限制迁徙自由与“把农民挖得太苦”,这两件事情有关系吗?我的理解,大有关系。这里的关键是,仅仅在单一方向上动用国家对农民的强制力,效果将大打折扣。以“挖农民”为例,那无非是采用“征粮制”而不是自由贸易的办法,“把农民的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问题是,当国家真把农民挖得太苦的时候,农民就不会“跑”吗?当然会跑。事实上,无论是1928年的苏联农民,还是1955年的中国农民,都大量地“跑”  跑出集体化,跑出农村,跑向收入较高的工业,跑向城市。
 楼主| 发表于 2012-6-19 17:54:16 | 显示全部楼层
农民跑了,还挖什么去?于是,苏联的“普罗皮斯卡”和中国日益完备的户籍制登场,限制、禁止农民流动的政策、制度和观念登场,最后就是城乡隔绝的制度全面登场。由于跑不了,“挖农民”就比较容易了。

    经济逻辑是这样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即便是斯大林认为的属于农民应当为国家工业化提交的“贡品”,也有生产成本。国家要拿到“贡品”,还要花费征集成本。为了低价拿到农产品,国家就必须尽可能压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因为倘若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压不下来,国家的“征集成本”就要上升。影响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因素当然很多,但给定劳力在传统农业中的决定性作用,农民能不能跑  广义的,包括在不同产出之间的“跑”,以及向更高收入的产业部门和区位的“跑”  对农业的生产成本有决定性的影响。

    试想无论苏联农民还是中国农民,其劳力总有多种用途。以种地而论,他们可种粮、可种棉,也可种豆和种菜。如果制度允许种植自由,那农民种粮,就意味着放弃运用其劳力种其他农作物所获得的净收益;反过来,种别的作物也要放弃机会集合里所有其他的收益  这就是从事某种生产的成本了。禁止农民的自由种植呢?譬如只准农民种收益较低的粮食,不准种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那农民产粮的“生产成本”立马就降低了  没有要放弃的其他收益。生产成本低,即使国家给价低,“征集成本”也比较低。这是说,农民自由影响到一系列的成本。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计划经济除了管头,还要管脚。因为农民的种植活动连成一体,只管头、不管脚,脚的收益就会抬升头的成本,然后麻烦就转到国家这方面来了,造成国家的征集难度上升。管脚也要全面地管,不但要限制农民之脚在粮、棉、豆、麻、菜之间自由走动,还要管住跑向工业和城市,因为那样的机会可能带来更高的收益,将在更大程度上拉升粮食的生产成本,进而给国家征粮造成更大的麻烦。

    很明白,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圣贤从来没有说过搞社会主义可以不准农民转工进城,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老大哥还是带着中国走上了不准农民自由跑来跑去的路线。这可是一条进去容易出来难之路,原因也简单,一旦不准农民跑,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成本就压住了,低价征集的制度成本也压住了。落后国加速国家工业化、重工业优先、高积累等等一切战略利益尽在其中,欲罢也不能。

    不让跑,农民没有其他机会,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就可以压低到近乎生存底线。1956年毛主席批评苏联“把农民挖得太苦”,那么中国自己是不是就挖得少一点呢?怕是也没有。22年之后的1978年,中国农民人均的年净收入仅130多元,其中现金收入一年不过几十块。10亿人口的8亿农民当中,约2.5亿人吃不饱。2004年,多年主管农业的原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撰文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其中有一句结论说,“遗憾的是,我们中国的办法(苏联的办法加自己的创造)比苏联把农民挖得更苦”(该文发表于《炎黄春秋》,后《新华文摘》转载)。何以如此?经济逻辑是,不让农民跑,挖来省力,就是想挖得少也不容易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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