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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资料] 政府折腾——灾难的根源The historical less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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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20 11:38:59 | 显示全部楼层
林毅夫用比较理论证明中国赶超战略悲剧性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6月20日 02:27  21世纪经济报道
  唐学鹏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卸任后,带来了他最新的心得  新结构经济学,并在北大做了回归后的第一场演讲。他此前最具标志性的成就是不断发挥源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威力,从某种意义上,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比较”的一个演进和扩展。

  比较优势强调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和结构,如果是劳动力充沛而资本不足,那么搞重工业是不利的,搞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是靠谱之举。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论关系,跟产权状态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即使国家鼓励私人去做重工业,肯定也行不通。于是,林用比较理论证明了过去中国“赶超战略”的悲剧性。

  现在,林对比较优势做了新的动态性规划。什么意思呢?每个比较优势对应在一个特定的最优产业结构,比较优势也是变化的,过去资本稀缺,随着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形成的积累,现在资本过剩。那么最优产业结构就会变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形成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

  举例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不是以研发为主,而是采取成熟的传统的技术,强调销售渠道和紧密的短距离市场关系。但如果进入了资本密集型阶段,那么更强调技术、专利和法律制度的支撑,以及远程的市场网络的构成(软基础)。这个阶段的金融安排,是适合大量资本进出并分散风险的丰富金融生态。而这时候的物流网络,也必须对应着大距离尺度的基础建设  大量的高铁、机场和高速公路。也就是说,不同比较优势不仅刺激出来的“新结构”,同时也将要求着不同量级的基础建设水平(“硬基建”和“软基础”)。

  于是林跳出了“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旧结构主义强调政府的意志和外在经济地位(比如中心 依附模式),政府可以强硬启动投资,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控制汇率,以进口替代和政府补贴试图促进产业进步,但实际上,这些违背比较优势的做法是无效的。而市场经济才真正让比较优势发挥作用,因为市场是最知道什么丰裕什么匮乏。“新结构主义”同市场机制是相容的。

  但是,跟新自由主义不同,“新结构主义”并不觉得政府是个负担,比如“新结构”要求不同量级的基础建设水平,而政府可以比较圆满甚至超前提供对应的基础建设水平,从而消除“瓶颈”,可以说,“新结构主义”是有很强的凯恩斯血脉。

  “新结构”是很有趣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疑惑,我们并不清楚政府是否那么聪明?因为林的比较优势里面的“容纳物”比过去丰富许多,不仅仅是资本、劳动,甚至将基建、制度支撑水平都纳入其中,那么政府有这个智力像造物主式地“丝丝入扣”的推动经济发展进程?政府中的集体决策和官僚私人利益会如何理解当前的比较优势呢?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1:21:47 | 显示全部楼层
干部为什么喜欢做面子工作




                段拥军



面子就是事物外显的样子,人的面子是关乎人的尊严地位等表面显示出来的东西。人的生活有面子,工作也有面子,做面子工作实际就是做形式的工作。经验告诉人们:事物的内容比事物的形式重要得多。一般而言,人们追求工作生活的内容,并不过分注重形式。在缺少宗教信仰和宗教关怀的中国,实用主义是民众普遍的追求,形式主义应该没有太多的市场。可是为什么中国人那样讲究面子,甚至把面子的工作当作真正的工作去做呢?



原因有几个方面,一、现行政治活动体制是一个缺乏竞争的垄断性体制;二、在干部选拔评价活动中,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的现象,确切地说个人专断现象还很普遍。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作用,促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与经济活动中讲面子现象盛行。



因为政治活动是垄断而非竞争的,政治活动向高效合理方向发展缺少外在压力与内在动力。没有政治职位竞争的外在压力,没有做好本职工作的内在动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就会按照省事和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工作。干实事、干真事,费时耗力,不符合垄断性机构管理人员的“理性”选择。干内容超越形式的工作,干真正有利于政治活动目的、有利于国家社会的事,不仅要伤及一些人的利益,带来激烈的矛盾,还会危及掌权者自身的权位。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干形式盛于内容的工作,或者干纯粹形式的工作,既好干还不容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所以,面子工作一直以来是各级官员最喜欢干最常干的工作。



由于干部的评价选拔是个人说了算,而一个人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完全了解另一个人或几个人并不容易,中国自古就有“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说法,由此可见识人之难。同样,短期内要想让一个上级领导完全了解你,对你产生好的评价,也不容易,非要做些面子或称表面工作才有希望。因为一、面子工作比内容工作简单省事,容易干且容易干出成效来。二、面子工作好看,符合人性心理,连小孩都知道“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嘴甜的娃娃遭人疼”。会哭和嘴甜,就是两个最能引长辈注意、最能获取长辈疼爱的形式,父母官看下级官员的感觉和做法,同父母看孩子是一样的。



三、上级领导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在他最关注的时候干他最喜欢的工作;在他偶然来到的时候,让他看见他最喜欢看的东西,这是做官的高境界。最关键的是要“快”和“显”。很多工作实际做起来往往很麻烦、很缓慢,而且做的时候形象并不雅,领导看了不一定好。就如同吴冠中的画很美,可他作画的样子并不美,因而他不希望人们去看他作画,说那是很不雅很不雅的一样。



干部们干的活能不能很好很漂亮的显示出来,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很多工作干完之后并不“显”,漂亮更谈不上,比如解决了几户山区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解决了一个多年未能解决的噪音扰民问题。这些东西干起来很费劲,领导来了却很少能看出什么名堂。



可是,如果在进入自己管辖区的唯一路口竖几个醒目的宣传牌,画上自己的工作计划和完成上级任务的美丽蓝图,或者在所辖地区马路两侧建设几个“和谐幸福”小区,使民众娱乐和美满生活的场景外来人员一望可知。如此,上级领导即使微服私访也看得到、忘不了。这样的工作方式所能达到的领导观赏与评价效果,岂是埋头傻干所能得到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7-17 09:30:18 | 显示全部楼层
亩产十万斤 饿死四万人

王定

  40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丰产亩
产稻谷13万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
景里,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49年末建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环江
县的任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30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陈述,
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
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民敦厚
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圈养黄牛的传
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卫星后两
个多月,环江又放出日产钢铁6万吨的大卫星,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很高。1953
年开始成立互助组,随即成立合作社,1954年春,全县还只有3个初级
农业社。1955年初,上级要求提高合作化的进程,在几个月内,多数农
户已加入农业合作社。遵照上级指示,1956年春,全县的初级社又全部
合并为高级社,共计有109个。
  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统一的分配制度,
这给环江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尤其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
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后才能到达劳动地点;
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秋后分配也出
现诸多问题,一个村屯收获的农产品,其它村屯农民都来参加分配,农产品
互相挑来挑去,疲于奔命,偏僻的村屯种出的粮食瓜茶,因路途遥远竟无人
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浪费。有的梯田田块小,集体劳动也极不易,有的人
形容一个蚂拐(青蛙)可跳过12条田埂,田块太小,几头牛进去无法耕犁。
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使农民难以适应,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上述情况反映到环江县委,当时正好又接到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的
指示,县委决定由我带几个同志下乡调查,其中有农业部长李坚和下南区委
书记韦明等几个干部,下到几个经营管理问题较大的大山区乡的高级社调查
整顿。
  调查回来后,召开了县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
“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
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并在1956年9月12日县委三级干部
大会上提出讨论。会后县委还组织部分干部由景阳、希远两个山区社介绍“
包产到组到户”和“小作物下放”的经验,总结了山区搞三包到户的优点和
好处。1956年11月5日,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
  我的报告上报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批转各县委,并加了按语,要
各县参考,同时批复环江县委可以搞试点。最近发表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
对万里的访问,万里指出,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环江县在
全国是最先搞三包到户的,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一方案后来被戴上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
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环江县委被迫改组。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为
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
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八个区四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
,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
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1957年11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
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
,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
,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
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
……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
万斤(亩)恐怕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
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
开了城管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8月23日,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
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28
日至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
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
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
、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
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
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
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
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
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
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
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将粪水过
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绪,
但均被压制。


         亩产13万斤的“制作”过程


  1958年9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
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
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
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
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
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
仪式。开镰仪式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
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地社员,
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
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
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
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
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
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
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
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1
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
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
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
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
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
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
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16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
宣布这块1.13亩并蔸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1.075亩,实收干谷14
0217.4斤,平均亩产130434.14斤,尚有0.055亩未收
,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
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
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
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
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
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96面红旗。洪华渐渐以
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先
必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
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便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
边。全公社18000多人口,这次出动了11000多人,欢迎的队伍有
5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中共柳
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楼主| 发表于 2012-7-17 09:30:47 | 显示全部楼层
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1959年初,县里
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3.3亿斤;
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份)。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
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
8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
是“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3
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
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会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
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
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民的
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
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
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渡过了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
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
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
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
958年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
亿斤(折合原粮便是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
,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
产量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
385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
干部会议上报喜完成了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
实际入库数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
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
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
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它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
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
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加上挨饿,
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
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
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
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
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
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
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
“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
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
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
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
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
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
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
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
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大饥荒,饿死四五万人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
长的达130多天,最短的也有1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
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1959年5月至6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1600多
人,其中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死亡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
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1954年人口普
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
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
1962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
较接近实际人口)是12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
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1995年春节告诉我,环江
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5万多农民。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1959年至1960年,城关公社的陈
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
26%、46.57%、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
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
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
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


            迫害反映情况的人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
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
害。
  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
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
1940年引进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
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
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
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
”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
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
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1959年3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
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与中央提
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
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
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在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
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
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了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
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
。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
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
、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
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
担牛粪。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
,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
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饭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
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
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
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1960年3月,区
党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秘
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
。”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现任区老干局副局长)带调查组来到环江后,
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
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责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无
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
”还指责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查组在上报材料
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引起的。改成这样后,
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
。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
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这样,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后来由于环江县灾难日
趋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
以进行。


             造假者的结局


  1960年元月,洪华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月5日,
洪走马上任。
  经检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死人是由于饿死的这一事实被认定。6月,
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运动中,
因在环江县大放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洪被揪回环
江批斗;1960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
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5年。
  1980年,有关方面作出决定,给洪华平反

原载《南方周末》1998年10月9日第18版,题为“广西环江曾放最大卫星 水稻亩产竟达十三万斤”.
 楼主| 发表于 2012-7-19 11:44:48 | 显示全部楼层
主办方称烟草公司获评生态奖因捐款1亿用于绿化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19日01:47  京华时报
  本报讯 (记者李秋萌) 昨天,针对控烟协会致函要求撤销中国烟草总公司获生态贡献奖一事,该奖项的主办方中国绿化基金会称,此次评奖主要以捐款金额作为主要参考标准,因奖项已颁出“很难收回”,但会在明年颁奖时考虑行业对公众的影响。     

  中国绿化基金会外联部表示,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给他们的致函中称,给中国烟草总公司颁发“生态贡献奖”,有违世界公认的烟草业损害人类健康和破坏环境的事实,也违背了全国人大批准于2006年1月9日起在我国生效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宗旨。致函中还陈述了烟草企业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三宗罪”  种植致土壤板结、烘烤烟叶消耗大量能源和制作卷烟每年砍伐200万棵大树。

  对此,中国绿化基金会外联部费勇表示,此次评选中并未从科学角度将企业和行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纳入其中,而主要依据企业对绿化公益事业的捐款数额,中国烟草总公司去年共捐了1亿元用于促进绿化,主要用于重庆地区的造林工程,同时,自2010年起,中国烟草基金每年捐资500万元,设立了“金叶生态基金”,通过碳汇造林和生态扶贫的形式在内蒙古、河北、甘肃三地种植适宜当地土壤的板栗、沙棘等树木。

  费勇表示,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并综合中国烟草总公司对绿化项目的参与行动及与当地农民的互动等情况,决定授予该公司“2011生态中国贡献奖”。

  对于中国控烟协会在致函中建议撤销烟草总公司的获奖资格的内容,费勇表示,因奖项已经颁出,很难撤销,不然对其他获奖单位也不公平,“但明年会更慎重,把行业对公众的影响考虑进去”。
 楼主| 发表于 2012-8-13 12:31:05 | 显示全部楼层
改革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绊脚石

在分工的历史基础上,如果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从原始人类的专业意识发展到古代人类的专业技术,然后发展到现代人类的专业工具;从形态上来说是从种植业,是从农业社会的集权文化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民主文化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应该怎样发展呢?显然应该从古代农业社会的集权文化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民主文化,然后才有可能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然后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
那么,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在干什么呢?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他们不仅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否定经济的历史发展,而且形成了他们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没有社会分工的历史基础,因此,这种制度不仅没有经济和效率的历史性质,而且没有公平的历史基础。因此,他们的事业(包括他们的大跃进、大战钢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四个现代建设……等等)都受到了挫折,使中国的发展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几乎到达了崩溃的地步。原因是什么呢?
于是人们对这种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改革。通过改革不仅放开了人们的思想,而且放开了人类社会。使中国的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的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改革,通过改革放开了人们的思想,放开了人类的社会,如果说这样的改革还有点历史的进步意义的话,那么,现在的改革还有什么意义,还能改什么呢?社会主义事业东一榔头西一棒,本来就是违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那么,改革又起什么作用,同时改什么呢?是改社会主义每一次具体的事业,还是跟着社会主义的事业去瞎折腾?
因此,现在的改革已经是没有了任何历史意义。不过是社会主义者们的历史障眼法和一块遮羞布罢了,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


                      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楼主| 发表于 2012-8-13 15:02:38 | 显示全部楼层
《极左势力为何总能搅动人心?》
笔者写于2011/8/2 6:16:03




            七月已去,八一刚过。唱红大势已去,正在恢复平静。几个月的红火热闹把整个中国搅得人心浮动,差点失去方向。如今回过头,来可以认真总结一下了。
        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何总是被极左势力一次又一次的绑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惨重损失和巨大灾难?
        看看中国的极左势力所拥有的几大特征:1,敢于投其所好,善于提出蛊惑人心特别是能欺骗青年的口号,2,花国家的钱不心疼,3,对人民的生命不珍惜;4,对所干蠢事的后果不负责。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遵守的原则是:政府不认可的历史事实不能提,政府不认错的历史事实也不能提。
        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提出实施和后果。其中的食堂化白吃白喝,到后来的大面积挨饿,饿死。
        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论,到大串联白吃白喝,差点把国家搞垮。
         某城市的唱红打黑,花公款染红世界,用警力整垮企业,今日许愿共同发财,明日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你不信我信。
 楼主| 发表于 2012-8-13 15:15:06 | 显示全部楼层
重庆模式是历次左倾运动的大杂烩


1, 具有土改和合作化的特征;开始没收地主田地房屋财产;然后强迫把刚刚到手的农民土地收归集体,林地牲口羊群农机具统统归集体所有。造成后来毁林砍树,农村牛羊牲口和林木大量减少,逐步消亡。
2, 具有公私合营的特征;强迫资本家把企业和财产交给国家和集体,实行公私合营。
3, 具有人民公社的特征;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造成懒惰、浪费,上工大呼隆;农村一律实行食堂制,开始是随便大吃大喝,清空农户家中的所有做饭工具、灶具和粮食,后来走到连稀饭也没得喝的地步,才开始解散食堂。才开始全国大量饿死人。
4, 具有大跃进的特征:国家规定15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大炼钢铁,砸锅炼铁,全民炼铁,钢铁产量达到****万吨,土地单产**万斤。。。。天天放卫星,处处拔黑旗,谁敢不敬,马上叫你反革命!
5, 具有文化大革命的特征,阶级斗争天天讲,打倒刘邓走资派;红太阳,红海洋,红色专政;唱红歌,看红戏,打砸抢、镇压反革命,全国山河一片红。上山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感情。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
6, 最后全部失败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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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3 15:42:32 | 显示全部楼层
顶层设计可行,还要什么条件

目前顶层设计是最热门的词汇,大量见诸于报纸和网络。但它的确切含义谁也说不清楚,至少普通百姓说不清楚。而改革是一项中华民族的光明伟大的事业,似乎和羞答答顶层设计搞在一起,名不正言不顺。显然顶层设计若可行,还必须满足其他条件。也许有人认为顶层设计是无条件的,绝对正确的。那就值得认真商榷了。但笔者认为是有条件的。理由如下:

第一,必须有大才,才能担负这一历史使命。这样问题就来了。什么是人才?什么是大才?先看看我们祖先是怎样鉴别的:“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茍免,见利而不茍得,此人之杰也。”

显然这一人才标准是德智统一的,更重德行,缺德便是不肖之徒。请精英们自相对照,便可掂量出自己的斤两了。而目前精英之所以被国人鄙视,原因就是身上没有德的基因。显然人才是个大问题。

第二,顶层设计原是工程领域的专有名词,意指总体的综合的设计,包括对技术的考量,也在经济上进行评估,是一种先进的设计方法。但如果要移植到人类社会,必须先研究明白如下的问题:一、工程领域是一个了然的世界,如果技术上遇到问题,也可以借助实验方法来解决。而人类社会复杂得多了,有利益冲突,也有信念冲突,并且不能进行实验。总之人类社会不仅是物的世界,还有精神世界。二、是否存在设计者的利益诉求呢?的确令人十分担忧,因为目前精英和广大群众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方面,人民称之为砖渣、叫兽。另一方面,精英给人民群众贴上悔辱性标签:暴民和民粹主义。显然委托人和**人之间有信任危机。三、十多亿人的命运,由少数人决定并不符合时代精神,由民作主的潮流。

第三,历史经验并不能证明,少数精英的才智能超过全体的人民群众。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完全出乎决策者的意料,现在的经济学也无法解释。显然这些乡镇企业的生产要素生成于经济改革之前,但当农民的束缚被解除后,便使这些生产要素快速集结,形成巨大的生产力。此中揭示一个真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行行出状元,独裁的代价是停滞落后。其实,社会发展千头万绪,任何天才也无法代替全体人民的智慧。

第四,社会发展都是一个自生的,渐进的过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则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任何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换言之,世界从来不是什么现成的理论设计出来的,社会发展伴随着理论发展。人们不会忘记,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就是想设计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果却适得其反。

第五,顶层设计依据什么理论?而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抽象假设之上,以特定的视角透视人类社会,以偏概全。所以哲人说:“生活是常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以变动的世界去就不变的理论,恰如削足适履,显然不是明哲之举。况且,自然有自然的逻辑,人类行为也自有其理性逻辑。人类理性建立在行动  反应这样的反馈系统基础上,即行动  新的认知,或经验教训  修正行动,这样一个反应系统。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理性的本质。因此社会科学不存在永恒的真理,只有良知才是永恒的。

第六,必须明确责任,即如果失败了,谁负责?因为政治家或政治理论家追求自我实现,并不是依靠自我奋斗,这和科学家、工程师不一样;而需要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即把他们所信仰的主义具体化于国策之中,施行全国。如果成功了,他们便立了万世不朽之大功,极大化了人生价值。如果失败了,所诱发的灾难无法估量,无辜的人民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相反他们往往毫发不损。

总之,改革关涉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关涉到十三亿多人的切身利益,必须慎之又慎!必须汇聚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通力合作,同舟共济。不可轻信!不可轻为!
 楼主| 发表于 2012-8-13 15:45:18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杨雪冬

当务之急不是建立某个肩负设计重任的机构,寻找某些专长于此的人才,而是疏通互动交流的渠道,建设达成共识,进行集体行动的制度机制。

从去年以来,顶层设计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热词,或用来分析现在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或表达对下一步改革事业的憧憬。我接触的一些不同层级官员,多热衷于谈论此事,以至于还得出结论说,中国鼓励地方大胆创新,先行先试的经验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进入了中央统筹规划,地方严格执行的阶段;更有一些地方官员悲观地说,现在是“先行先死”,宁可保守地稳健,不能创新着冒险。

毫无疑问,这些言论反映的情绪和认识说明了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必须有更为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才能使改革开放中产生出的多种利益群体得到稳定的行为预期,在制度框架内进行理性的博弈,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但是,单单依靠顶层设计不可能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一步追问,并非所有的顶层设计都能带来预期的结果,因为好的顶层设计也是有前提条件和制度基础的,不是凭空想象、主观构想而来的。在中国,要进行好的顶层设计,起码要尊重四个前提条件:

首先,有限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已经得到了各种学科的证明。有限的理性意味着社会的运行不是靠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能够设计、控制和掌握的,而必须发挥每个主体的理性优势,形成理性共识。在价值理念层面上,改革开放就是向有限理性的回归,“摸着石头过河”则是对这个原则的形象描述,而向社会、地方、企业下放权力就是通过发挥每个主体的理性,来弥补国家或中央这种单一主体理性的不足。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生活中,顶层设计不能是单一主体垄断的,必须是多主体参与,开放互动的。

第二,多元利益格局。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国情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利益明显化和多元化了,因此不同利益群体对于未来发展的判断和预期也有差别,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深化改革不再是简单地增进利益,而是要在增进利益的同时,来调整利益,甚至必须通过调整利益来达到增进利益的目的。面对如此复杂,并且不均衡趋势加重的利益格局,顶层设计不可能是单向的,必须是双向,甚至多向的。

第三,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但有着悠久的大一统传统和强大的集中政治。这是进行有效顶层设计的重要条件,但也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如何满足这个超大规模国家内部的多样性。改革开放中形成的诸多成功发展模式,得益于国家规模大所形成的制度空间,为制度创新和制度实验提供了条件,用制度多样性缓解了制度统一带来的僵硬。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各地发展差距拉大,自我利益明显,顶层设计必须能为协调中央统一与地方多样之间的关系提供制度化的条件。

第四,自主的个人。在本质上,改革开放是对个人的解放。在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人们的选择权也在增强,由此他们有了自我利益诉求,形成了公共精神。一方面,他们学会利用各种方式,尤其是制度方式、组织方式来争取和维护自我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各级权力机构的运行有了更高的要求,民主、法治、透明、廉洁、服务、效率等成为他们衡量权力机构的标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使得自主的个人成为“倒逼”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主要力量。个人如何自由而平等地发展,是顶层设计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社会成长起来了,社会需要获得更大的自主性,这是顶层设计必须面对的最大国情。在这个国情下面,顶层设计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更不是个别群体的殊荣,而是社会各个群体的自主参与,在新的形势下围绕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等基础性认识进行互动交流,达成共识的过程。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建立某个肩负设计重任的机构,寻找某些专长于此的人才,而是疏通互动交流的渠道,建设达成共识,进行集体行动的制度机制。这既是顶层设计必不可缺的内容,也是顶层设计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楼主| 发表于 2012-8-13 15:50:37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对顶层设计有非常大的误解,顶层设计这个词实际上是对现在中央政府某种政策做法的批评。现在很多改革的措施都是危机推动的,哪里出问题就去改一下,都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最后越改越乱。简单的例子就是许多经济上的困境是政府干预过度造成的,目前的做法却是加强政府的干预去纠正,最后的后果就是越改越乱。

顶层设计主要是指政府职能的改革,楼主反复强调精英和人民,这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做法,反复强调人民的创造性,现代科学的知识都是出类拔萃的人创造出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和提高同样也是他们创造的。非洲内陆的埃塞尔比亚等许多国家有大量的人民,也没有受过殖民统治和剥削,但却是世界上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这些人民的创造力几千年都没有看到效果,没有受过教育的,从事简单工作的农牧民和工人创造不了什么。毛泽东大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伟大,但结果是他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趴下了,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伟大。

更加要强调的是民间和政府的关系,如果将楼主的人民这个词换成民间就基本正确了,顶层设计针对的是政府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最伟大的事是让民间的活力爆发出来,要做到这些就是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这就是下一步顶层设计的针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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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自认为精英吧!本文的人民是指大多数的国人,不是什么政治概念。自然界和社会不一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不一样。社会科学没有绝对正确的!那么凭什么顶层设计?
精英不是有钱人和没钱人的区分,在大学钻研学问的教授,在企业创新的工程师比脑满肠肥的地产商和鬼话连篇的官员更有资格称得上是精英,比尔盖茨有句话讲得是非常对,“建立在知识上的权威比建立职位上的权威要好得多”,社会科学同样也是科学,特别是经济学,虽然它们比自然科学更加模糊和不精确,同样存在经济规律。亚当斯密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并不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科学家,诺贝尔奖中也有一个奖项是专门颁给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智识的提高在进步。.
 楼主| 发表于 2012-8-16 16:44:51 | 显示全部楼层
滇池治理近20年投入逾百亿资金水质依旧遭质疑2012年08月16日04:59  南方新闻网
  南都记者张国栋

  8月10日,平静的滇池湖面波澜不惊。

  几天前,关于滇池保护条例中列入收取生态保护费的条款却如投入滇池的一块巨石,浪花四溅板砖纷飞。

  公众对收取十元生态保护费不理解的背后,更多是滇池持续近二十年治理,投入资金已逾百亿,滇池污浊依旧。这些钱花在哪儿?谁来监督这些动辄上亿资金的使用?如今没有一个清晰的违法广告。

  向谁收费?

  “作为这个条款的主要提倡者和起草者,我很负责任地说,初衷并非是向游客收费,而是向云南人收费”,8月11日,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曾粤兴向南都记者表示。

  曾进一步解释说,最初《滇池保护条例(初稿)》提出为“滇池保护费”概念,而非当下被误读的生态补偿费。在对人大代表解释这一条款时,他还特别说明,收取的主要对象要排除短暂游玩的旅客、学校学生、驻军、国家机关等,“当时考虑的就是短时游客不是污染的主体”。

  按照曾粤兴等提倡者的想法,收费的主要对象为滇池相关的企业和市民,即主要在滇池流域生产和生活者。之所以收费,他们考虑的因素有二:一是滇池治理投入巨大,仅靠政府财政无力,需要社会资源;二是通过收费,让企业和市民认识到滇池与自身息息相关,唤起更多人的保护意识。

  2009年,《滇池保护条例》初稿拿出来之后,曾经召开听证会。在曾粤兴的印象中,他们就此条款做了说明后,参与的听证会代表“几乎没有反对意见”。

  在专家们起草条款中,只有收取滇池保护费的条款,没有具体的数额标准,不过后来政府层面而非法律层面的演变,就不在他们这些参与起草的专家们介入的范围。

  据公开报道,在向云南省政府汇报“十一五”滇池治理情况及“十二五”滇池治理规划编制时,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建议,拟对滇池流域2920平方公里范围的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晋宁6个县区的酒店、旅社入住者,按每人每天10元的标准,征收滇池生态资源保护费。

  “生活在滇池流域的每个人,既是滇池的污染者,又是滇池污染的受害者,更是滇池治理的责任者和受益者。”张祖林如是解释。

  正是这个十元钱,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普遍质疑,不过随后昆明市方面对这项十元钱的生态资源保护费口风收紧,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局长柳伟向媒体表示,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的具体征收办法,要等《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后,才能制定出包括征收方式、标准、对象、范围的相关办法,并按照程序召开听证会,听取社会意见后,报昆明市政府审批。

  对这笔引来巨大争议的十元钱征收对象的舆论引导也开始转向曾粤兴等最初设计的方向。近期的报道中称,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范围,是“生产、生活在滇池流域的个人和企业”,即便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的具体征收办法出台,或许向游客征收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生态保护费争议

  对于生态保护费条款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有些出乎曾粤兴的意料之外,他称,此项收费并非昆明独创,之前就有湖南张家界,甚至同在云南的丽江、抚仙湖等都收过类似费用,只是名称不同,有的为“进山费”,丽江则为“古城维护费”。

  丽江早从2001年起就开始征收古城维护费,2007年将收费标准从每人次40元调整为每人次80元。

  与滇池更类似的是抚仙湖,根据《关于抚仙湖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五类征收对象:直接使用抚仙湖资源或抚仙湖旅游度假示范区以内的生产企业;抚仙湖旅游度假示范区内的宾馆、酒店、旅馆和个体餐饮经营户;抚仙湖非机动船的经营户;抚仙湖旅游度假示范区内的停车场经营户;以及进入抚仙湖旅游度假区的游客。

  与滇池的收费还没出台就引起较大争议相比,抚仙湖的收费虽也有争议,但已低调开始实施,自2010年8月1日起,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对进入抚仙湖的车辆征收抚仙湖水资源保护费,至2011年5月1日开始,除了车之外,还对每人次收取5元资源保护费。从2010年8月到今年5月,共征收303万元。

  另一个与滇池相似的还有大理,同样在2009年开始计划征收大理古城维护费和洱海资源保护费,与这次滇池一样,消息一出即被口水淹没,最终宣布两年内不征费。

  收费究竟是为保护?还是因资金而筹措资金?这无疑是生态保护费备受争议所在。丽江古城在收费之后,并未因收费而限制商业开发,反而曾因古城过度开发,商业气息过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黄牌警告。

  滇池这次尝试收费,作为昆明市政府方面,同样强调的是资金方面不足,昆明市市长就称:“从‘十二五’滇池治理规划来看,未来五年要实施的治理项目将达到87项,预计投资将超过420亿元,是‘十一五’期间投入的近2 .5倍,资金压力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要让公众掏腰包,得让公众首先知道钱要用到哪里。与专家们的提议和听证代表们的一致同意相比,生态保护费在民间反应则是两重天。

  因保护滇池而成为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滇池卫士”张正详表示坚决反对。他向南都记者称,滇池治理投入巨大,但对于这些几十亿资金的使用,公众并不知晓,政府再度向公众收生态保护费,在听证中也没有像他这样真正代表民意者,收费之后资金使用同样缺乏足够的监督。

  “小白鼠”滇池

  公众对滇池收费反弹如此之大,还在于滇池历经二十多年的治理,投入资金达上百亿之巨,水质却没有实质性转变,反而成为各方的实验品,耗费大量的资金。

  曾在昆明市政府担任秘书多年的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向南都记者介绍说,云南自1993年开始治理滇池,至今已逾18年,其中“九五”期间花费20余亿,“十五”期间近20亿,“十一五”的总费用计划为170余亿,已经花费70余亿。

  李国春还拿给南都记者一份已经公开的“十二五”计划,上面列举的治理滇池的总费用盘子达到420亿之多,涉及100多个项目,包括引水、环湖截污、生态修复等多个方面。

  几十亿资金投下去,效果如何?无论是云南省还是昆明市官方,在披露滇池治理效果时,使用的言辞都很谨慎。

  云南省上报国务院的“十二五”规划得出结论为:“十一五”期间,滇池流域水环境质量总体得到明显改善,滇池水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水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河道水质及景观明显改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优于或达到三类水。

  云南省当地媒体如是叹道:一个又一个五年过去,几乎与昆明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一致:滇池水质依旧,恶臭更甚。仅仅是得到“恶化趋势得到遏制”的结论,就被当地称做历史最高评价和滇池治污史上来之不易的“拐点”。

  8月10日下午,南都记者乘坐快船环绕滇池巡视中,整体水质仍如“滇池卫士”张正详形容“绿油油的”,在滇池入水口的湖面上,工人们正在打捞成片茁壮成长的水葫芦。

  这些钱又花到了哪里?李国春的手上也只有一份稍微详细的资金去向表,而在滇池持续多年的治理中,也被各路专家用于各种实验,花费资金亦不菲,水葫芦就是最新的一个实验品。

  污染生态学“鼻祖”、云南大学王焕校教授向南都记者介绍,包括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都曾经在滇池实施过污染生态的实验,项目资金都不在少数。如清华大学建立一个十平方公里左右的实验区,花费达2600万元,他给予的评价是“成本太大,不宜推广”,而某院校一个9000万的实验项目,实验之初有效果,但仅仅两个月不到,实验区又恢复原样,实验宣告失败;武汉大学的鱼类实验,也没有明显效果,还有院校计划在滇池里造围堤搞湿地处理系统,而最近的“十一五”项目,课题资金就达7000万元。

  水葫芦因为种植面积较广,争议也最大,即使是顶尖的专家之间,意见也有分歧。如王焕校这样的污染生态学“祖师爷”级别的专家对在滇池中种水葫芦都持支持态度,他对南都记者介绍说,自己曾经公开称“水葫芦是个宝,看你怎么用好”,被人指称“为水葫芦翻案”。

  在王焕校参加的关于水葫芦的总结会上,他没有听到“明显反对意见”,在代表昆明官方意见的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副所长韩亚平看来,一直以来滇池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水体富营养化,减少富营养程度是滇池治理的重要内容,而由江苏省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持的水葫芦的特点就是吸附氮、磷能力强。参与研究的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和树庄则称,在昆明气候条件下,水葫芦不会疯长而造成失控;圈种水葫芦不会影响水底生物的存活。

  研究滇池40余年的云南省环境科学院郭慧光则是水葫芦坚决的反对派,他认为,水葫芦的后期处置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投入。据他回忆,早在2000年左右,云南省第一个省院、省校的合作项目滇池水葫芦工业化参数的研究提上日程,他们曾经做过为期两年的渣处理实验,面临巨大的成本问题,当时每吨水葫芦的处置成本要花费8万,9吨花了72万元,而下一年处理36万吨,资金就达1亿元左右。

  虽然官方发布的数据称,种植水葫芦后,水质有改善,但在张正详这些与滇池生活了几十年的市民直观感觉中,改善并不明显,且在他看来,即使改善,也不能完全归功于水葫芦的功劳。

  几乎以滇池为家的张正详对于滇池上的这些实验再熟悉不过,他将这些实验形象地归纳为:先“动物”-鱼,后“植物”-水葫芦,滇池就是一只小老鼠。

  云南当地媒体曾发表质疑文章称:云大学者按环境货币化换算公式做了一项课题,结论是:滇池流域的利润收益,在扣除环境指数和治污投入后,呈负数,意思很简单,历年在滇池流域投建的产业收入,带来的只是赔钱生意。

  “滇池在多年的污染中,就是一个大实验场,各方专业人士都在对它的治理进行实验,滇池投了数不清的钱,而实验的结果呢?我们都看到,它还是没有清”,昆明理工大学教授侯明明如是称。

  被忽视的公众

  在情绪较为激烈的张正详看来,各种游说治理滇池的人“都是来圈钱的”,他列出四条治滇池法宝:取消开采矿;取缔化工农药屠宰塑料企业;转移花卉基地;赶走房地产开发。“只要真正做到这四条,滇池不治自清”,他说。

  他所提四条意见并不新鲜,但要真正执行却并不容易,在他看来,地方政府一面要保护,一面又在破坏,甚至是小保护,大污染,保护的速度跟不上污染的速度,这才是滇池病得不轻的根源。

  围绕着滇池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主政者的主观意志,导致滇池治理政策左右摇摆,这是滇池独立观察者   N G O组织   绿色昆明总干事梅念蜀的观察结论之一。她列举说,昆明曾为滇池治污推行过雨污分流,但后来市领导又提出要雨污合流,令外界莫衷一是。

  主政者的主观意志,也意味着公众参与的缺乏。梅念蜀向南都记者介绍,昆明方面也制定过一些公众参与办法,但在实际执行中却走样,如有一次听证会也邀请了绿色昆明的代表参与,但最后流于形式。

  张正详则称,他曾经两次参加过听证会,第一次是一名政协委员帮他报名,他试图发言没有机会,而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参加,作为滇池保护的知名人士,他也没有参与相关决策讨论机会,即使是侯明明这样的环境专家,也抱怨没有收到过昆明方面的邀请,王焕校则隐晦地表示,他受到邀请的场合不少,但专家们的话,政府方面并不太能听进去。

  无法参与决策过程,公众最关心的监督亦无从说起,尤其是涉及巨额的治理资金。昆明市原政协委员伍宗兴关注滇池多年,但她认为,滇池治理投入这个“天文数字”,老百姓的确不知道怎么分配的,政府的透明度并不高。在她看来,仅以此次种水葫芦,就没有见过明确报道水葫芦的种采收方面的资金分配,“如果没有经过环评或者在治理滇池上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说:这很容易滋生腐败和欺骗?我们需要的是监督和问责体系!”

  “滇池保护仅靠政府,忙死了效果也不明显,必须与群众结合,让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利益共享权”,王焕校教授如是总结。

  相关专题:滇池能否回归“高原明珠”本色
 楼主| 发表于 2012-8-16 17:37:53 | 显示全部楼层

抽象的目标很重要

发表于:2012-08-09 18:39:44
城乡中国系列评论之十八

  还要圈点一番的是,“允许农民进城落户”似乎并没有具体的政策目标。比较而言,当时的其他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很明确,所以政策目标也具体。譬如,“允许包产到户”为了激发农民产粮的积极性;“允许多种经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轻工业原料的供给;“开放长途运输”为了克服农产品流通的瓶颈;“允许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为了增加就业。唯独“允许农民进城落户”,要解决的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

  是的,产业活动很具体,所以发展产业的政策目标从来很明确。如果“以农业为基础”太原则,那么后来的“以粮为纲”就具体了。更具体的是1955年定下全国农业发展的“纲要”,国家规定,到1967年粮食平均亩产在黄河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这也就是那个年代人人皆知的“过黄河、过长江”。我下乡已经是1968年,但直到十年之后恢复高考回城,黑龙江还在为上纲要而奋斗。

  亩产总还算着眼于产出的结果。更具体的政策目标还可以转向生产过程的环节。“大跃进”之前的几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农业的投入与耕作细节关怀备至,“农业八字宪法”对深耕耕几尺、每米植多少株庄稼(“密植”)都有指示。偌大一个中国,最高层目标细而具体,外加上一个公社体制,层层放大强行落实,那还不闹得人仰马翻?我看到过的一幅照片,社员排队“深耕”,差不多挖出壕沟来了,生土上翻,怎么还能长庄稼?

  工业产品五花八门,活动分工细,因此发展工业的目标,想要具体也有困难。可是化繁为简,来一个“工业以钢为纲”。结果,“钢铁元帅升帐”,其他只好统统服从。大学毕业后我们分到社科院所工作,当时一位副所长叫王耕今,是待年轻人非常好的一位前辈,曾经任国家计委的委员。讲到计划经济时代如何编制计划,他说,就是主席的专列里加挂两车厢计划人员,单等前面定下一个钢产量的计划数,后面就算出一套国民经济平衡指标。过一会儿,前面传回来的钢铁数变了,后面所有的“因变量”再跟着一起变。结果,“元帅”头脑过热,所有国民经济部门都受影响。事后,刘少奇用湖南农民的话批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看来是祸起高度极权的体制当是无疑,但是高层目标过细,也是惹祸的一个因由。目标太具体,容易“指标化”。一旦脱离实际定下高指标,再层层强力放大贯彻,就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埋下祸根。

  比较而言,“国民生产总值(GDP)”就抽象一些了。首先它不是产值,而是附加价值的概念,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转来转去的那部分不计算在内。更重要的是,GDP不限产业和部门,也不拘泥于某个产品,只要新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哪一行、哪一项、哪一款都算。这样看,1980年邓小平定下的“本世纪翻两番”,比更早期的“全党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或者“农业上纲要、过黄河、越长江”,高明了不少。

  何以见得?我的看法是:GDP目标总比粮产、钢产来得抽象,而高层的目标略为抽象一点,底层的经济自由通常就扩大一点。不是吗?以钢为纲,全国动员大炼钢铁,谁不参加都不行,其他都要放一放,否则就被“拔白旗”!GDP翻两番呢?搞啥都可以的:粮食是GDP,经济作物是GDP,钢铁是GDP,衬衫、袜子、家电、汽车、玩具、服装都是GDP,连搓澡、擦鞋、送货、唱戏、办差都是GDP。从选择生产活动的自由着眼,当然以“翻两番”为纲,远比“以粮、钢为纲”的自由空间来得大。

  这样来衡量,“允许农民进城落户”比GDP还要抽象。“落户”固然也是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但没有直接的产出。以今天的认识,农民进城改变了生产、消费活动的区位,利用了经济过程要素积聚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收入和所得。譬如,积聚的工业比“村村冒烟”,更节省基础设施投资,也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进步;集中人口的交易,市场人气更旺,“纯商业费用”(张培刚的独立发现)也更低。因此从包产到户里解放出来的农村生产力,自发进城镇,尝到甜头的就进而要求在城镇落户。

  “允许”政策应运而生。说它更抽象,还不是从“粮食到GDP”那样,把经济产出做了更一般化的处理。“允许落户”不是产出的抽象,而是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即上周本栏讨论过的“权利”层面。“农民进城落户”之诉求,不再是“生产甲产品还是乙产品”,而是“能不能像城镇居民一样,在城镇落户,最后成为城里人”?政策说“允许”,开放的是更为抽象的权利,对应的自然是更大的自由。

  当然,抽象之权从具体来,也可以回到具体去。比如两个翻两番之后,GDP似乎又重新具体化也指标化了。我曾去过一个地方,“五年再造一个××”成为喊得响当当的口号。还不是喊喊就拉倒,实际上是靠“乌纱帽”机制层层加压,“不换思想就换人”  其实就是换顶乌纱帽。此强度比不过当年的“全国大办”,一般不可能把全部老百姓都卷进来。但是,还是可以把官场搞得个地动山摇的,而“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又把这股力量,“杠杆”到经济全局去。

  “农民进城落户”也有类似的遭遇。时至今日,城市化  也就是允许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搞服务,进而落户  与GDP即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城市化也从权利的抽象层面,退到比较具体、甚至可以高度指标化的状态。一些地方下达农民转市民的年度计划,我们的同学实地访问,真的见到一辈子住在农村、现在仍然住在农村、但户籍却改为城镇居民的“市民”。这也算不得为天下之先,早有别的地方十年前就“宣布”一晚上完成了百分之百的城市化。

  于是引发批评。“GDP至上”,批评只顾经济不及其他的倾向;“伪城镇化”,剑指虚夸的为政之风。舆论几乎一致呼吁改变考核体系。发展目标方面,有建议以“产品服务的质量和生活品质”来约束GDP;有建议把环境代价算进去,搞“绿色GDP”;也有建议用国民“幸福感”代替冷冰冰“客观的GDP”;更复杂的建议是用“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取代GDP。城市化方面,不少人建议降温以防止“大跃进”,特别是呼吁稳健推行户籍改革。这些批评建议各有道理,不过也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要把政策目标定得更精准、更具体。

  问题的重点可能另有所在。经验说,考核指标的改善当然会影响行为,例如本文提到的从粮食、钢铁转向GDP,层层政府和官员的行为逻辑的确发生了变化,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也大大增加。不过,假以时日,人们也发现,转向GDP考核的经济运行,也泛出“钢铁大跃进”的某种味道。变化的还只是考核的中心指标,却还并不是考核机制。如果还是当期对上级负责压倒了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体制占主导,那么考核指标的变更顶多只是治标。

  要解决考核体制机制的问题,不消说又需要新的(改革)政策。那么,是抽象的政策目标重要,还是具体的、可指标化的政策目标重要?请读者先想一想吧。
 楼主| 发表于 2012-8-16 17:40:41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曙光:命与道:哲学在中国何为
命与道:哲学在中国何为
发表于:2012-08-15 09:59:27
        面对中国当代转型的复杂问题和矛盾,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法学者、政治学者纷纷发声建言,或争取官方的认可,或影响大众的取向。而中国的哲学却似乎处于边缘和失语状态。


  那么,这是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学者的无能吗?


  我们不妨先把眼光投向二千多年前那个中国的轴心时代。看看先贤们当时在做什么、说什么,以此作为借镜和参照。


  在二千多年前那个礼坏乐崩、战火连绵的大动荡、大变革年代,百家争鸣,诸子蜂起,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们纷纷以自己的思想和著述回应时代。


  然而,理念和旨趣不同,回应时代的方式也不同,影响和结局就迥然有别。


  货卖一时的是法家,他们主张法后王、讲耕战的理论指导了秦扫灭六国一统天下。然而,深得嬴政赏识的韩非子,却死于同窗李斯的陷害。李斯先是提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则为秦二世提供“督责之术”,结果却被其政治上相互利用的宦官赵高所害。不久,“寡情少恩”、“严刑峻法”的暴秦也在天下纷纷揭竿而起的造反中覆灭。韩李固然都死于他人之手,但何尝不是死于自己冷酷的理论?既然“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同事之间、君臣之间,相互算计倾轧不是更为正常吗?


  儒家三代创始人孔孟荀以其宏大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热情,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劝诸侯们讲仁义、行王道。他们忧愤于“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致使上凌下僭、天下大乱;“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于是,或强调“克己复礼”,或提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些主张和劝说,对于那些心如虎狼或身处险境的诸侯来说,何止是“迂阔不达时变”?耐心地听完你的“高论”,客客气气地把你送走,就算礼遇了。孔孟荀只好退回学者的本份,“死守善道”。


  其思想和著述最为深刻、玄奥的老庄,又是如何回应那个时代的?


  他们一个几乎一言不发,五千言的《道德经》,是老子西出归隐,被关令尹喜“强”求写下的。否则,大哲老子很可能湮没无闻,或成为更加扑朔迷离的传说人物。中华民族二千年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必定要重写。


  另一个呢?宁可象拖着尾巴在烂泥塘里自由自在的老龟,也不愿出仕坐官。老庄对那个天下纷争的年代,或许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知道说了也白说,权势者不会听;于是干脆取出世态度,不趟那浑水。


  现在看来,法家从某些事实的陈述中推出了自己的价值选择,而儒家则认定自己的价值追求将成为普遍的事实。有儒而无法,中国人将更加信奉性善论,把愿望当真理;有法而无儒,中国人将更加自私和冷漠,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道家对人性和文明的缺陷看得入木三分,并深知君主即使讲仁义,也远远不能企及“功成弗居”的天道自然,社会仍将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金字塔。于是道家不能不批评“人之道”而追慕“天之道”;惟有顺应天道,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做到“深根固柢,长生久视”。道家这一取向的精神性和超越性,显然大于它的世俗性和现实性,这并不减损反而增强了它的深刻洞察力。


  人生天地间。只有抓住人生的根本,哲学思想才能洞悉社会的问题。


  哲学思想可以洞悉时代,却未必能扭转乾坤。须世人普遍理解并接受哲人的思想。


  但是哲人头上并无光环。有光环者则非哲人。何况哲人的见解未必一致,如老庄与孔孟。


  思想与学问的内容、旨趣、品类和层次不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就不同。


  哲学家的思想往往是为后世准备的。道家和儒家不见用于先秦,却支配了自汉以降中国二千年的思想格局。道家给了后人“上善若水”的智慧,儒家给了后人“人能弘道”的担当。士人一生出入于朝野,更须讲“儒道互补”。而法家也仍然充当了统治者的秘密武器,如汉宣帝教训汉元帝所说“汉家自有家法,霸王道杂之”,是谓“外儒内法”。


  外儒内法、王霸两手,反映了中国社会即使家国同构,也不乏结构性的“上下”矛盾关系。中国的被统治者(小农)与统治者(地主),相反而相成。形成这一结构的要素无从转化或消失,所谓“舟与水”的关系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而只要实行专制或专政的制度,就一定说明这个国家内部存在着等级的压迫和对抗,且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内部的利害关系。


  西汉以降,佛教传入中土,在道家的接应下,逐步转化出中国式的禅宗,在基本组织--家族和官僚系统--之外,为那些受不了各类家长的强制、厌恶世俗的争权夺利的人,开辟出一方别样的天地。它即使并非“净土”,也终于让人有了差异化的选择。于是,农耕文明的中国呈现出“居家”为主、“出家”为辅的生活景观。


  从中国本土产生出的儒道法三种原创思想,加上逐渐本土化的佛教,左右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面貌,表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与性质。


  社会的变化有它的逻辑,这也是人群的命运、不得不走的道路。它是由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所决定的。蕴含在这两大条件中的关键因素是人们的生存需要、能力与意识,及相互间的竞争关系。因而,只有人们自己的行为后果可以切实地教育人自己。


  当然,能够汲取教训的,往往不是当事人,而是那些人的后人们。这已具有悲剧性,倘若如杜牧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则是双重的悲剧。--中国历史上偏偏经常上演这类悲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黑格尔在形容西方哲学史如同“战场”时,也说过,当你把别人的尸首抬出去的时候,抬你的人已经站到了门口。所不同者,黑格尔所说的这种情况属于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思想的否定或葬礼促成了西方思想文化的节节攀升,社会也由此得到有力推进。在我们历史上发生的,却往往是“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设若没有“洋人”自“西天”而来撞开大清的国门,中国或许将会因金观涛先生所说的三大子系统的高度耦合,按照“五德终始”的次序因循下去,至今还在上演《三国》《水浒》《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故事。


  --五德终始本来是中国主导性的历史哲学,后来基于维新变法的需要,康有为才将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加以标举并使其有了进化色彩。


  成群的西方人不邀自至,携着坚船利炮,还有地球仪,惊醒了中国人“天圆地方”“天下一家”的大梦。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下,持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的家国,连同与其互斥互补的思想理论,竟然“八宝楼台,拆开了不成片断”。早就变得封闭的整体主义世界观,由此被打破。


  国人不得不背负起由“中西古今”交织而成的“十字架”,不再是从天人关系,而是从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中,苦苦地理解和寻找着自己的命运与道路。


  当时,有几人能意识到,世界性的西方殖民和东方农业国家要求独立的反殖民运动,产生于资本主义欧洲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论,已经从宏观上“决定”了处于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俄国,然后是中国的现实可能与最激进的想象力?而这一宏观“决定”的宿命中又包含了多大的悖论?


  进入近代世界历史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被赋予“悖论”性质。


  所谓悖论,即自相矛盾、自我撕扯。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出路,只能是梁启超所说的由“亚洲之中国”通过向世界特别是西方开放,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变成“世界之中国”;然而,另一方面,当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超大民族时,又不可能不强化后者的反抗意识和源远流长的整体主义大国情结。


  由此直接激发出的,与其说是国人的理性,不如说是情感和意志。这样的情感和意志,既在价值上高于理性,又在真理上低于理性。


  
 楼主| 发表于 2012-8-16 17:40:59 | 显示全部楼层
意志与情感,既属于群体,更属于个人,于是,大量的中国人内部分裂及其党同伐异和权力之争,就在所难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相互斗争或攻讦的派别,思维方式往往高度一致:都要把天下“定于”自己所认可的那个“一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共革命的领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犯下那么大的罪错,仍然被一些人拜为偶像,除了他的政治眼光与军事谋略,就是他的不羁的意志和才情,似乎代表了整个民族应有的气魄与风采。


  活力四射而又难以正常发泄的青少年们,尤其憧憬毛的这种意志和才情、气魄与风采。这无可厚非。


  甚至为了成就他的“大事业”,而死了许多的无辜,包括许多大小人物,又算得了什么?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从来把臣民视为帝王的工具,而这个传统又被近代以来的造反和革命的话语置换为不无神圣的“自我牺牲”,即为了整体牺牲局部、为了理想牺牲现实,从而掩盖了它的血腥与荒谬的一面。俄国党如此,中国党也如此。


  善于从中国古籍中吸取治国安邦、在敌我友三方关系中纵横捭阖的经验的毛泽东,关于时代的思想认识水准,却基本未超出中国农民的大同理想和阶级斗争论,远未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已经达到的认知:


  “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依然会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显然,马恩最为关心的,一头是人类,另一头是个人,将其联系起来的中介是世界性的商品交换和交往。阶级则在这个交换和交往的矛盾解决中暂时充当工具。


  直接决定着我们眼界的,是领袖指引下的集体的步调一致。只要团结如一人,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中国曾经刮过的“共产”风、遍地开花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后的三年灾害,与之构成鲜明比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印证了马恩的见解和预言。我们的邻国仍然以另一幅面目给予印证,不管它如何鼓吹“伟大领袖的主体性思想”和“人民的伟大主体性”。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文明转型注定不是和风细雨、一帆风顺的。倒是象中国的九曲黄河,并呼应着中国的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这当然首先在于文明的不同和历史的落差。


  家国变成党国,这也是向着民主即真正人民共和国的一大进步了。中国的事情,不要指望一步到位。


  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认识到那曾经有效的政策及实践形式的二重性,因而也是过渡性的和暂时的?而不至于因为这些政策和实践的一时成功而模糊了前进的根本方向?


  问题更在于,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和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执政者,能否多一些理性的科学的怀疑和求真的精神,少一些情感用事即当下的境遇所激起的意气?少一些大家长的尤其是圣王的君临天下、颐指气使,多一些作为现代公民的民主的商讨式的平等心态?


  否则,即使你主观上或许为了百姓,但你在大事业情结驱动下开展的运动,带来的往往是劳民伤财,甚至陷民众于悲苦之中。


  到头来,连祖宗们“顺乎天应乎人”的箴言,也被丢到脑后了。


  人,文化与制度,本来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包括人自身也是在人们为了生活而创造文化和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关乎人的素质和自由度,制度则是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特有规定;但真正作为自觉自由的主体的,当然只能是活生生的人。


  历经一个半世纪的艰难坎坷,血火沐浴,中华民族终于主动地选择了改革开放,走上了文明转型的道路。


  改革让人从有形和无形的枷锁(变成了桎梏的规则和制度)中解脱出来,而开放让人获得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普遍眼光,这眼光超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屑说党派意识。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理性与情感也正在达致平衡。


  当今时代已在社会形态上超出了中国先哲们生活于其中的境遇,也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他们的眼界。


  由市场经济商品流通与现代交通所实现的社会分化和普遍交往,有力地破除着“大家长”操控下的整体主义思想和行为模式,代之以无数个人的自主性及其自愿结合的共同体;


  而现代传媒与大众教育所带来的全民性的知识普及、信息传播和自我表达,使长期横亘在哲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离机制,被迅速拆除。


  中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充满生机与活力。虽然由于旧体制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作梗,频频出现新的矛盾与对立。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大陆,除了一些极端之论,出现在各种传媒和互联网上的言说、议论,不径而走的新的格言、段子,已经在在表明,国民的思想素养已普遍提升。人们看待社会现象,分析各种问题,越来越体现出理性、公共意识和求真的精神,并伴随着幽默的调侃和轻松,当然也不乏无奈与苦涩。幽默和轻松是良好的智力与自信的表现,无奈与苦涩,则反映了多数人不如意的处境。


  从书本上的学习固不可少,但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性实践,却是自己最好的启蒙老师,它全面地拓展着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铺展开多方面的关系,并在不知不觉间开化了心智、提升了道德意识和哲学思维能力。


  今天,谁还会因为人们的宗教信仰、海外移民而对其侧目?


  谁还会因为李宇春一类的中性化形象,而否定她的审美意义?


  至于民众自发的公益、慈善、自救活动,还历史正义的各种法律的诉求活动、代表民族的保钓活动,在推动着公民社会形成的同时,不也在影响着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和治理方式吗?

       这些活动倒是反衬出政府部门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去管的硬要管。


  文化艺术的庸俗与低俗,与其怪罪于从业人员,倒不如归咎于狭隘而僵硬的体制、愚蠢的行政命令和已经过时的政治文化。


  走出非红即白、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思维,承认价值的多元和各种价值的不可替代与化约,并不意味着价值上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区分,尽管区分的标准难以明确和量化,但它无时不在人的心中,并通过对话和讨论的方式变得清晰起来。


  哲学本来就是人的思想的努力,思想的推进器或助产术,至于结论,人人都可合乎逻辑地得出。


  --在社会思潮中真正成为主导的,既不再是官方教条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不是呈一时快意的情绪化的对骂,而是来自于民间的如润物细雨而又如万马奔腾般的声音。这声音有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但无不倾注着真情实感,无不在分辨是非、说理求道。


  从这声音里面,我们不难发现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智慧,儒家担当天下的精神。这智慧和精神本来已成为中国人以类相传的基因。


  也不难发现马克思追求“人类解放”和“社会公正”的情怀,以及“普世交往”理论和“世界公民”的意识。


  我们讲了多少年的哲学,当然不再是斯大林的物质一元论模式--其实它恰恰是服务于领袖的意志一元论--的哲学,它在我们这里曾干脆表现为对“精神变物质”的突出,而是承认开放性、中介性、界限意识并不忘有机的系统性的哲学。在今天的中国,它正在成为民族的思维方式,甚至演化为常识。


  这是哲学的实现,哲学的实现就是哲学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那么,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改革开放的哲学吗?有一套富有成效地支持中国走向未来的哲学吗?哲学学者们很好地承担了应当承担的任务吗?


  违法广告很难是肯定的。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理解和把握住我们的“命”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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