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折腾——灾难的根源The historical less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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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散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陷阱

　　根据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一份《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显示，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人口就已经6.91亿，城镇化率为51.27%，而这个速度目前按照0.8~1.0个百分点在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要超过60%，也就是说，未来将要有两亿多农民转化成为城镇居民，再加上近年来已经进入城镇但还没有完全市民化的农民，未来全国将有4亿~5亿农民需要城市化。而仅仅解决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每个人的成本就要10万元，在未来20年当中，至少要支付40万亿元至50万亿元的成本。

　　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可能没啥感觉，数字这东西如果太大的话，基本上就超出了我们的感受，没有比较就完全不明白这其中的含义。这么说吧，去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10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仅仅安排这些农民兄弟们进城之后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未来20年间就要拿出四五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去填补，占未来20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

　　这个钱能拿出来吗？任何对公共财政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绝对拿不出。不但我们拿不出，放在任何国家都拿不出。而城市化据说也是未来的趋势之一，是躲不开的事实，钱拿不出、事要办，怎么办？

　　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基本是没法办。

　　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属性，就是伴随着户口制度而来的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城市户口的人从理论上说不能拥有农村的土地，一旦农民的户口性质发生了变化，则原本拥有的土地就失去了，不论这个土地是集体的还是什么性质的，农民拥有基本的地权是一个事实。一旦失去了这份土地，他们也就真的是一文不名了。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城市化的结果并非是象原来那样在身份上上升一个层级，而是被完全剥夺了财产。

　　原本农村土地并非只是起到保障粮食供应的作用，而是城乡差异化当中，给予农民的一种基本保障机制。城镇化之后，这种保障机制就等于失效，而他们所要进入的城镇保障体系又承担不了这个压力  实话说，现在城市自己的社保体系都已经有了巨大的黑洞，将来能不能填补上已然是未定之天，再往上加码的结果，估计就是90岁退休都很难找补回来。

　　而这种土地所有制产生的弊端还不止如此。一旦农村人口大量城市化，他们原本拥有的土地自然收归集体所有，如果是集体整体城市化，这部分土地将要如何？中国有大量耕地目前还处于小规模农耕的生产模式当中，大量从产权上空闲出来的土地只能被兼并为大规模的农场。这虽然符合现代化农业的要求，但这部分受益的享受者与原本的农民无关了。更为恐怖的是，早就有学者担心，城镇化等于是赶农民上楼，他们的宅基地将被收做地产开发之用，并且用近郊的耕地开发地产，把远郊的宅基地算作复耕的农亩面积，以躲避中央规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这部分利益也是没有城镇化农民份儿的。

　　如果这种城镇化在未来成为普遍的场景，想必还是相当可怕。城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能够吸纳这些农民？这个问题很难说。如果按照阴谋论的说法，这可能是再一次榨取的人口红利，利用这种把农民赶出自己土地的方式，使得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成本保持在一个低工资水平上，以增加经济生产的能力。

　　当然，阴谋论总是不好的，我们就当这种推测是一种胡说八道吧。如果要提什么建设性意见的话，我个人建议如不能更动目前土地所有制的状态下，农村户籍的转换应该不牵涉农村土地、宅基地的使用与拥有权利，并且能够进行使用权的转让，享受其收益。这样一来，可以用这部分钱让农转非的人加入到社保体系当中，形成基本的社会保障，并且为服务业与制造业提供大量劳动力。这事儿成都在前两年已经做过，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在这种土地、宅基地的收益上不要插手，让农转非的人自己决定如何支配。政府所要保障的，是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利。


　　作者为资深时政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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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宗恕、沈巧红：四万座小水库“拆弹”进行时


     4.1万座小(Ⅱ)型病险水库潜伏中国，权责不清，家底不明，排险困难重重。  
　　“5年内完成新中国成立五六十年遗留的任务，人力、资金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现在水利部门普遍感觉是身心俱疲。”

警钟早已敲响  
　　中段村村民躲过了2012年最强台风“海葵”，却没能逃过头顶的一枚“定时炸弹”  沈家坑水库。

2012年8月8日3时20分左右，“海葵”在浙江沿海登陆。时隔两日，10日5时左右，浙江岱山县的沈家坑水库垮坝。  
　　据新华社报道，洪水伴随着泥石流瞬间吞噬了下游长涂镇一带，导致多处民房被冲毁，截至发稿日，已造成11人死亡。

在这个海岛村民迅速开展互救的同时，岱山县救援人员闻讯出动，迅速派遣救援力量，渡海奔赴灾害现场。岱山官方微博也迅速发布了死亡人员名单。  
　　2012年8月12日，数台挖掘机、推土机正在废墟里作业，水库下游的民宅几乎被洪水荡平，闷热的空气中不时能闻到一股腐败的烂泥气味。八百余人的警民突击队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填平了至少有五个足球场大小的废墟。

坝顶溃口处，一台挖掘机正在铲土除险，以防边坡落石。洪水平息，徒留下一道至少30米宽的裂口。  
　　出事的沈家坑水库在当地又名后厂水库，这是全国八万多座小型水库中不起眼的一座。这座小(Ⅱ)型水库（指总库容在10万立方米以上、100万立方米以下（不含））几乎有着中国小型水库的所有特征，始建于1977年，总库容较小，一直作水厂源水取水点，并被管理至今。

早在两年前，水利部长陈雷在全国小(Ⅱ)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规划实施启动视频会议上就讲到：“我国小型水库大部分建成于上世纪50 70年代，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修，经年累月积病成险，不仅严重威胁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严重影响水库效益的发挥。”

会议上陈雷已敲响警钟：从1954年有溃坝记录以来，全国共发生溃坝水库3515座，几乎都是小型水库，其中小(Ⅱ)型水库溃坝数量又约占小型水库溃坝总数的85%以上。  
　　2010年汛期，全国就有7座小(Ⅱ)型水库溃坝失事。其中令全国动容的是，5月份仅仅相隔两天，江西省宜丰县就有两座小(Ⅱ)型垮坝。

在台风多发的浙江沿海，防御台风的预警和应急工作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重中之重。这次“海葵”来袭，从国家、浙江省到岱山县，都绷紧了弦。  
　　根据岱山县政府网站信息，在“海葵”到来之前，县水利部门已对全县水库、山塘、海塘等水利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全县59座小(Ⅱ)型以上水库和294座山塘确保“危险水库空库运行”，管理人员确保24小时值守。

　　可是，不幸的事仍难以抗拒地发生了。

4.1万颗“定时炸弹”  
　　时间推移到2012年5月22日，一项名为“千库万人”的大检查活动在浙江全省早已铺开，其目的是在主汛期来临前，排除病险水库“炸弹”。

不惟沈家坑水库，全国散落于乡村周围的小(Ⅱ)型水库多是半个世纪之前由人工挑筑，几乎清一色的土坝。“即便是土坝也不会一下子垮掉，发现了及时补救还来得及。”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原高工熊大衎说。  
　　水库的高风险状况一直为历届政府所重视。国家水利部建设与管理司水库处处长徐元明曾对媒体说，即使重视，也很难完全避免。

直到今天，全国仍有4.6万座小型水库存在病险问题，其中小(Ⅱ)型就有4.1万座，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湖南、江西两省。  
　　湖南岳阳市水务局一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光岳阳市需要加固的小(Ⅱ)型水库就有1030座。“许多小(Ⅱ)型水库原来承包给私人养殖。水库治理要抽干水，势必损害农民利益，农民就不干了，不让施工队伍进，讨要说法、索取赔偿。”

不少病险水库的研究论文均提到，许多小型水库因历史久远，权属不清，导致管理混乱，连基本档案都没有。  
　　江西省有一般小(Ⅱ)型水库4321座。2012年8月14日，该省水利厅建管处副处长李良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类水库的确权划界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小(Ⅱ)型水库目前基本没有专门的管理单位，一般放在乡镇水管站或村委会，具体管理在村委会。”2011年江西省下令，每个乡镇必须组建水务站，三四个工作人员，负责水库日常管理。

熊大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水库库容越小，重要性越低，其抗超标准灾害天气的能力越差，出现溃坝的可能性就越大。”  
　　正是这些等级较低的水库在日常维护中往往遭遇尴尬。熊大衎说，他原来所在的单位并不愿意承接小水库加高、加固设计工作。“摸不清小水库基本情况，没有施工记录，找不到历史档案，找不到知情人，更不可能去每个地方钻探，最终下来吃力不讨好。”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师胡天舒发现，有的小(Ⅱ)型病险水库整修之前因时间紧、任务重，甚至没有现场踏勘就匆忙开工，其危害更为严重。  
　　“拆弹”资金困难重重

国家正在“拆弹”。2008年，国务院批准《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划》后，可能是世界上最集中、最大规模的水库维修工程真正展开。仅三年时间，中国投入了620多亿元、对7356座病险水库（主要是大中型水库和东部重点小型水库）进行了除险加固，基本完成了规划目标。

上述工程完成之后，2011年4月12日，国家再将目标锁定在小(Ⅱ)型病险水库。1.59万座重点小(Ⅱ)型病险水库要在2013年底前完成除险，其余2.5万座一般小(Ⅱ)型病险水库在2015年底前全部完成。  
　　根据国家有关安排，重点小(Ⅱ)型病险水库单座平均投资240万元，总投资381.38亿元，全部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解决；一般小(Ⅱ)型项目建设资金由地方自筹解决。

而正是地方自筹的力不从心，让不少一般小(Ⅱ)型病险水库在除险加固进度上不容乐观。  
　　李良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部由地方出资，省里、县里各出一半，配套压力很大。”有的县小(Ⅱ)型水库多达300座，按一座80万元计算，县里共要拿出一个多亿，难度可想而知。“作为监管方，我们只能是督促对方加紧凑资金，把难完成的任务押后，等待重点项目有结余资金了再补上。”

基层矛盾更为突出。据上述岳阳官员称，农民索要的赔偿金不在国家病险水库加固政策范围内，这更是难上加难，“只能反复做工作”。  
　　更细致到施工车辆进村的道路，在不通路的农村，修路费用也不列入国家政策出资范围。一些农村道路是村民自筹修建，村民担心施工车辆压坏道路，不让通行。“讲条件，当地农民要求承包工程，但这不可能，水利工程技术、质量要求高，有时也只能雇用他们做劳动力。”

不过，各地都在想方设法努力。李良卫说，2010年汛期江西很多水库出现险情，当年底就筹集6亿元，专门开挖溢洪道。“仅是这样一项改进，这两年没有发生一例溃坝。”  
　　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了多个省份水利部门获悉，防止头顶“炸弹”爆炸的关键是严格落实巡查制度。广西北流市水利局工管站站长徐隽说，汛期他们要求每座水库至少安排两人24小时巡查，确保万无一失。

2012年7月，水利部再度重申所有小(Ⅱ)型水库的除险工作。  
　　“5年内完成新中国成立五六十年遗留的任务，人力、资金各方面都准备不足。”上述岳阳官员感叹，“现在水利部门员工普遍感觉是身心俱疲。”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受访者匿名）

来源: 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12-08-17  责任编辑：向异

【按】：不要忘记，河南板桥、石漫滩等系列水库垮坝，造成20余万人死亡，正是发生在毛泽东崇拜的狂热时代。毛泽东时代的记忆，首先是吃不饱穿不暖，其次是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惨剧，还有就是对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人整人人斗人的畏惧。现实中有诸多问题，但回到毛泽东时代，只能是噩梦。中国需要改革，这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宪政人权，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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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期的水利建设大多引来水害！



   “大跃进”盲目扩充农田，造成生态大破坏，现在不得不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湿地。那时修建的黄河三门峡大坝设计仓促，造成上游渭河淤积，二十多年后修建小浪底才基本解决问题。那个时代的水利措施大多违反科学，得不偿失，海河被“根治得没有水了”。怎样“治”的呢？在上游修水库，在中下游把河道加宽、加深。上游水库大多建在山区，原本缺水的山区通过蓄水获得了水资源，而华北最大的天然湿地白洋淀却经常出现干涸现象，湿地面积不断缩小，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了。河流呢，海河的各条支流几近干涸。通常的情况是，诺大的河床，只能见到涓涓细流在一侧的小沟里流淌，80%的河床都可以种地了。北京的永定河干脆在河底挖沙、开驾校。卢沟桥下，见不到一滴水。淡水水产损失严重，原来的螃蟹已经绝迹，河里的鱼成了稀有动物。航运根本不可能了。

   那时期治理措施只注意河流本身，不注意水土保持和涵养：大跃进把山上的树木伐光了，造成“童山兀兀”；农村人口膨胀，且缺乏能源和建筑材料，产生对树木的过度需求，把小树都消灭了；提出反科学的“以粮为刚”的方针，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草场、林木、湿地，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土地原本的涵养功能没有了，要么大旱，要么泥石流。

   在河南，修建堤坝水库，缺乏科学指导，工程质量成问题，水利变成水患。1975年的驻马店水库崩塌事件使1000万人口受灾，淹死、病死24万人，被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著名的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高投入，低产出，没能实现其设计功能。

   所以，那个时代兴修水利，不是“造福”，而是“为患”。

虽然改革后乡村一级水利建设不尽如人意。但是，不得不承认，改革后大江大河等骨干水利工程才真正发挥了作用。



《淠史杭灌区改革发展的思考》

　　 地处江淮丘陵之间的安徽省淠史杭灌区始建于1958年。1959年局部发挥效益，至
70年代中期初具规模，80年代引进外资续建，至目前已形成灌溉皖豫两省12个县市、
1000多万亩的特大型灌区。
　　历史上这里是严重干旱的丘陵地区，干旱年年有，十种九不收，即使偶遇风调雨顺
年景，粮食单产也只有200余公斤。水源的匮乏直接导致粮食的匮乏，农民一年所收难以
裹腹，只得逃荒要饭、流离失所，至于工业生产、城市经济更是无从谈起。
　　灌区创建后，这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40年来，灌区累计送水1280亿立方米，
有效灌溉面积占安徽省的25％；灌区复种指数由1.l提高到2.2，粮食亩产提高到800公
斤以上；全灌区每年粮食总产58亿公斤，油料4.l亿公斤，正常年景（安徽部分）向国家
提供的商品粮每年约20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人1813元。
　　特别是合肥和六安两市经济迅猛发展，灌区每年仅向这两座城市的供水就达到了2亿
立方米。
　　一、灌区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1.工程因素
　　由于灌区建于50年代的大跃进年代，资金困难、技术落后，完全靠土法上马，因陋
就简搞工程。当时可以说是除了群众的热情，领导的决心，其他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严重
匮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一个大型灌区，很难保证工程质量。经过4O年的风雨侵
蚀，现在灌区绝大部分工程老化严重，险工险段随处可见，有的甚至整座工程全部报
废，影响工程安全，灌溉事故近年呈直线上升，灌溉面积逐年萎缩。1992年，被水利部
定为二级老损灌溉工程，亟待更新改造。
　　2.管理体制因素
　　淠史杭灌区前20年的管理体制是：集中水权、分散管理、各行其是，大型灌区的优
势和效益无法充分发挥。后在实践中经过探索、研究，形成目前的管理模式，即统一管
理。条块结合、分级负责。客观地说，上述管理模式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初
期，曾发挥过较大作用，使灌区管理一度从混乱走向有序，由于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参
与，灌区的效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灌区原有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
要。
　　首先，从水源看，灌区所依赖的5座大型水库有4座属安徽省电力系统管理。电力部
门强调的是发电效益，灌区却要保证灌溉效益，两者之间，特别是在用水高峰期，很难
协调一致，经常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影响着灌区水量的优化配置和潜能的发挥。
　　其次，从管理体系看，灌区实行的条块结合、分级负责的模式，其实质上是省管部
分为37%，县及县以下的地方政府管理部分为63%。地区之间和上、下游之间互相牵制，
互相扯皮，为了局部利益矛盾迭起。条块管理经济只能流于形式而无法充分结合，更谈
不上科学、高效。这种局面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渠系水实际利用率不到50%，与设计要求
的62%相比差12个百分点以上；每年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跑水、漏水约4亿立方米。水资
源有效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因而造成灌溉面积始终上不去，只能徘徊在1000万亩左
右，短时期难以达到设计灌溉面积1124万亩。
　　第三，从行政关系看，灌区属于条管的总干渠工程，主要由淠史杭总局这样一个处
级事业单位来管理，行政级别明显偏低（全国3个特大型灌区中，都江堰、河套两灌区管
理局均为副厅级事业单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作为处级的淠史杭总局无论如何是难
以对灌区的管理体系进行较好的统管和指导的。因而，实际上总局与地方政府只存在一
种关系  买与卖的关系，最终淠史杭总局对灌区63％的水利工程的统管只能图有虚
名。
　　3.水费因素
　　灌区水管单位经济十分薄弱，其主要经济来源只能是水费，但是常常难以计收到
位。据统计，全灌区管理单位的水费攸人每年约在8500万至9000万元之间（另外乡镇及
村截留约6000）万至7000万元）。这9000万元仅能够维持灌区的正常运行。而灌区每年
工程维修加固约需5000万元，更新改造、折旧等项费用约需5280万元，两者相加，每年
灌区管理单位实际亏损为10280万元。
　　4.管理因素
　　渠系工程硬件配套设施跟不上。全灌区在科学调水控制方面还是空白，没有遥测、
遥感和监视系统。只能对作物的需水情况和供水情况采取原始的估计办法，缺乏科学的
配水制度，水资源利用率难以有效提高。
　　灌区用水户节水意识不强，节水手段落后，农田用水还在沿用原始的大水漫灌，很
多地方至今没有供水渠道。
　　二、对策与发展方向
　　首先，必须强化条管、统管体系，以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为主，协调各方利益，各
负其责，计划用水，按方收费。属于国家管理的渠系应扩大到分干渠（l0万亩以上）一
级，而分干渠以下（不包括分干渠），应由农民成立的用水联合会自行管理，倘若能做
到这一步，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简化调水、管水程序，使供水一步到位与农民见
面，改变过去权务交叉、机构重叠的状况。同时也降低了供水成本，减轻了农民负担。
其二，农民用水户参与管理，有利于调动农民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积极性，并自觉保
护灌溉设施，基本消除跑水、漏水的现象，灌区每年可减少水量损耗2亿~ 3亿立方米。
其三，也有利于灌区水费的计收到位。
　　第二，将水源工程的管理与灌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提高水库水的利用率，水库
每年可以因此增加蓄水量2亿立方米以上。
　　第三，提高清淠杭管理总局行政级别，使得总局对全灌区不仅只有水量调度权，在
水费计收、财务审计、工程项目计划安排、基建管理方面都有一定的统管权力，以减少
地方层层截留水费、挪用水费现象，使得用水户所交水费能足额到位，在总局统一安排
下，能用其所用，为其所为。上述设想若能实现，灌区每年所收水费，在现有基础上能
翻一番，水费中的相当一部分则可以直接投入到水利工程的建设、配套和维修，从而解
决灌区资金短缺的矛盾，实现灌区的自我造血、自我挖潜、自我更新、自我发展。
　　第四，加强“块管”力度。这里所说的“块管”并非原来意义上的“块管”，而是
注入了新的内容。即推行用水户参与管理的制度和办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用
水户参与管理，就是将支渠以下的工程交与用水户来管理。
　　第五，加快渠系工程硬化建设速度，努力提高渠系水的利用系数（由原0.62上升到
0.80）。据测算，仅此一项，每年可节约水4亿~ 5亿立方米。改革灌溉制度，推行科学
配水和适时送水，根据作物生长期的各个阶段对水的需水量进行适时配给。
　　第六，以供水为龙头，加快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优化和调整作物结构，扩大节水
高效农业。
　　第七，增加城市供水。水少、水脏一直困扰着合肥市的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现在
可以有这样一个跨世纪的规划，即利用淠河总干渠的输水条件，在总干渠的尾部建一条3
公里长的输水渠道，可直接将来自大别山的优质水源送到合肥市，彻底解决合肥的水荒
问题。由此，水管单位的经济收人也会有所提高。
　　第八，尽快兴建白莲岩水库，增加淠河灌区水源工程的蓄水量，提高灌区供水保证
率和扩大农业灌溉面积，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的需要，为安徽中、西部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创造条件。

《中国水利报》2000-12-21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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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投资600亿改善城市水系生态规划遭质疑2012年09月17日07:57  中证网
　　龚奕洁 叶一剑

　　西安将投入600亿元用于城市水系生态建设，以实现“八水润西安”。

　　按照西安市的规划，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西安市将在八水绕长安的基础上，保护、改造、提升和新建5个引水、7湿地、10河系、28湖池，将城外的水引进城内“让原本缺水的西安‘生动’起来，实现西安山、水、城灵动的新貌”。

　　而根据该规划方案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的调研，要实现“八水润西安”，至少需约3亿立方米水量。

　　消息一出，质疑不断：水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

　　面对质疑，李佩成院士称：有5个途径可以帮助实现水从哪里来的问题，包括中水及雨水利用，城市供水的余水，灞、浐、沣等河流调节水量后的补给，以及南水北调、引汉济渭的调剂。

　　而作为该规划的另一位主要参与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宝通回应称：600亿的资金投入可以套用“曲江模式”解决资金问题。

　　据其介绍，当年建设西安曲江游览区时，政府并没有投钱，而是曲江新区投资先建造了大雁塔北广场与南湖，打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人文休闲胜地，带动周边地价上涨，先通过开发改善生态与文化环境，进而提高区域价值，再吸引更多资本，将盈利资本用于新的建设，便形成了“西安特色”的良性循环模式。

　　但进一步的质疑是，短时间内在包括城市建成区在内的空间范围内，改造、新建这么多水利工程项目，是否现实？基于现在西安城市发展的现实，是否有必要重现像当年“八水绕长安”一样的“八水润西安”的盛况呢？

　　将来考虑开发水上运输

　　早在1999年甚至更早之前，与李佩成一起的老一辈的水利学者就对“八水绕长安”历史骄傲心有神往与不甘。1999年，李佩成与另外六位先生发表了《关于“重现八水绕长安胜景工程”的建议》，并得到西安市领导的重视。

　　其后，随着西安市城市的发展，尤其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规划获得国家认可以后，城市水系生态修复和改善成为城市发展和治理中重要实践方向之一。“八水润西安”的规划亦被认为符合建设城市水系生态从而调节整个城市生态，提升城市的综合价值的目标。

　　在此之前，以南湖为主体的曲江池遗址公园，与周边的曲江寒窑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大雁塔、大唐芙蓉园等相连，形成1500亩的城市生态景观带。而在2007年7月曲江池遗址公园动工之前，曲江池早已干涸，只剩一片田圃。

　　此外，西北地区首个国家级生态区  浐灞生态区更被认为是都市型生态区的先行者和示范区。2004年前的浐河与灞河只是一片臭水沟，而经过多年的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建设，浐灞生态区不仅成功举办了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还是欧亚经济论坛永久会址所在地，西北地区首个国家级湿地公园以及国家服务业综合试点项目西安金融商务区所在地。

　　这次“八水润西安”的规划被概括为“571028工程”，即保护、改造、提升、新建“5引水、7湿地、10河系、28湖池”。规划要在未来5到10年时间，基本解决西安市水资源短缺、洪涝干旱、水污染等重大问题，为建设现代型生态化国际大都市提供坚强的水保障。

　　李佩成称，这些河流湖池也能起到很好的防洪蓄水的作用，而且规划中为了节约土地和建设费用，还尽可能地采用原有的河道渠道，对其进行扩建改造，这样对于某些区域还能利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如果将来的水量理想的话，可以考虑开发水上运输，不失为西安发展的又一路径。”

　　“如果‘八水润西安’能成功建设西安的城市生态，那么它将为北方城市树立一个城市生态建设的榜样，”张宝通说，“我常说，过去八水绕西安，但是八水进不了西安，现在是八水穿西安，水在城中，城在水间，西安未来不仅是著名的古都，还会是中国北方最美丽的城市。”

　　城市水系生态改善逻辑

　　“天下风光何处好？八水三川，自古长安道。”

　　八百年前，“长春真人”丘处机行在去往长安的陌路上，该是看到了怎样的风景才会发出这般感叹？

　　这就是长安，唐中宗李显经历皇图沉浮的“八水帝王都”。

　　中国人讲究风水，对城市的尤其是都城建设规划有很严格的标准。《管子》云“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所以，当年帝王们选中了八百里秦川的关中沃壤之上、临“三川八水”之地，才有了历经十三朝承祚千年的古都西安。

　　然而自从朱温拆了长安城，荣光千年不再，在许多人眼里，西安俨然成为一座“废都”。伴随西安的大阴线衰落，西安的“水”也衰落了，许多河道变迁，河水干涸。

　　新中国建立后，西安市的供水设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根据当时水资源分布状况和现实经济能力，供水主要采用地下水，过度依赖地下水为西安缺水埋下了隐患。

　　激进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城市扩张、人口剧增和工业污染让城市水系面临着水量锐减和水质污染的重大问题，1995年夏季，甚至出现全市有几十家工厂因缺水而停产减产，一些高等院校也因水荒不得不提前放假的情况。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表示，上世纪80年代，西安人意识到要解决水荒的出路就在于转变水资源开发思路，于是治水观念从一味抽取地下水转变为地表水、地下水(包含土壤水)、天上水(包含降水)的“三水”统观统管，多维治水。

　　从1987年到2003年，西安市黑河引水工程历经16年竣工，成为西安市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这使得目前西安仍面临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278立方米这样一个“资源型缺水”的状况，但西安的生活生产用水却因为引水工程而得到保障，不会再出现全城水荒的情况，而且可以说西安是全国供水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

　　在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西安甚至喊出了“华夏故都，山水之城”的口号，以明确告诉外界，西安不再缺水。

　　但是，不缺水，只是一个城市的基本保障。现在，努力向着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西安，似乎意识到国际化大都市不应仅仅只是经济、政治高地，更应是生态的山水宜居城市。

　　李佩成和张宝通都表示，“八水润西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善西安的城市生态、调节气候，打造以人为本的“山水宜居城市”。

　　按照通常理解，城市水生态系统不仅可以为城市提供人类生活及生产用水、航运、灌溉等服务，还可以起到调蓄洪水、地下水补给、水质净化、气候调节等生态调节功能，进而带来文化上的非物质利益，如教育价值、美学价值、文化遗产价值、娱乐和生态旅游价值等。

　　当然，李佩成对本报记者表示，西安可能能做到“八水润西安”的规划目标，是因为它有充足的水源，而不同城市有不同的自然条件，是否能通过建设城市水系生态改善城市生态，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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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中山陵前的沉思
　【核心提示】我们党内外都有很多好人好同志，也有很多好意见，可惜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击和压制。轻者撤职开除党籍，重者流放边疆，劳动改造，家破人散。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1995年第10期，作者：胡绩伟，原题：《中山陵前的沉思》

　　老伴要去南京探望8年未见的嫂嫂，我很高兴随行，完全是走亲戚，自费旅游，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颇感新鲜有味。

　　记得1953年初我第一次去南京，一晃竟是42年前的事了。

　　碰巧，这两次去南京，都是在党中央号召反腐倡廉的高潮时期。所不同的是，当年，我是以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身份去作调研和采访;而这次，是作为一个离休干部和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去走亲戚，年过八旬，旧地重游，抚今思昔.自然引起了无限感慨。

　　那是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刚刚结束，可是，党内外从上到下有一股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凭借特权搞特殊化的不正之风在蔓延，应该承认，那时党中央的高层还是相当廉洁的，反腐倡廉的决策还是相当坚定的。那时，我刚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社调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分管党的生活部，反腐倡廉正是这个部的一项主要报道任务，记得这年1月5日党中央下达《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在全国开展了“新三反运动”。我第一次带着采访任务到外地去调查研究寻找重点的采访主题。我从济南、南京到上海。济南、上海都出现了大案要案，而南京还没有。

　　到了南京，先对江苏省和南京市作一般性的了解。主人还带我参观了蒋介石的总统府、中山陵和雨花台。当时，新闻界并不风行借采访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的现象，我到这些地方参观，主要是为了了解当时解放南京攻打总统府的情况和拜谒我所崇敬的孙中山先生的陵墓。

　　在参观蒋介石总统府时，陪同我去参观的主人，不经意地说，江苏省省级领导机关已分别搬进原来国民党中央级机关的办公旧址，越来越感到办公用房数量不够，质量不好，正在作改建和扩建的计划。

　　一个中央政府的原址竟然容不下一个省政府的办公机构，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这不只是一十机构繁简问题，一个办公用房多少问题.以及一十办公设施的新旧好坏问题，而是说，存在着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和办公设施的节约问题。

　　当然，比起那些已经发生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从隐患隐忧的角度来说，也并不是“新三反运动”中不值得一提的事。

　　可惜，当时我认识问题的深度还很浅，还没有那样敏锐的“新闻鼻子”，没有抓住这个主题来采访和写稿。回想起来，当时最主要的一个思想障碍是受到“阶级分析观点”的束缚，还不敢把一个国民党中央级机关和一个共产党省级机关来进行对比，很怕在客观上是为国民党评功摆好，犯了立场错误。要知道，我们当时的宣传口径是“国民党官僚主义严重，贪污横行，腐化透顶”，怎么敢去议论国民党在南京的中央级机关比我们一个省级机关还相对精简节约呢?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试想，如果当时能够提出这种防微杜渐的深层次的问题，该是多么好啊!如果在“大王之雄风”“起于青苹之末”就能识别风向，是多么可贵啊!

　　应该承认，当时我还是有一定的觉悟的。在我去上海之前，已经发生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压制批评的严重官僚主义的事件，我们在上海核实了情况，写成了华东局决定撤消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党组和开除交通部部长的党籍的新闻。回北京以后，在1月23日发表这一新闻，同时刊载了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华东交通部事件就是“新三反运动”中著名的重点报道，以后被称为“八大案件”之一。这篇社论，是在总编辑邓拓同志的指导下由我起草的。这篇社论经过邓拓同志修改后，送给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审阅批准，才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出来。

　　写这篇社论也是当时学习苏联《真理报》的结果。五十年代初，《人民日报》是以《真理报》为榜样的，主要学习《真理报》是党中央的“驯服工具”，“一字一句都代表中央，不能闹独立性”。也学到一些好的东西，如要办一个“有牙齿的报纸”。马克思曾经说过：“报纸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我们当时十分崇敬马克思这一有关新闻学的理论，着重学习《真理报》开展批评的经验，不仅发表了“八大案件”，而且用马林科夫的话为标题，发表了《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的社论。马林科夫是当时苏共的总书记，他的话是这样说的：“把那些阻碍对我们的缺点展开批评，压制批评和对批评者实行迫害和报复的人，当作党的死敌，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这篇社论一开始还引用《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第五条说，这教导我们：“……如果党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善于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党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党就会不免于灭亡。”

　　这也说明，在建国初期，我们学习《真理报》还是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事隔42年，重读这篇社论，仍然觉得是一篇比较好的社论，对我们当前的情况还是有很大作用的，有研究兴趣的同志，不妨把1953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找出来重读一下。



　可惜，报纸上揭发批评大案要案，几乎都遇到权威人物的抵制，“压制批评”的人并没有成为“党的死敌”;相反，敢于揭发批评的人反而成为“党的死敌”。很快，就从中央方面传来对《人民日报》刊登“八大案件”的指责。很快，采写“八大案件”的记者和编者受到追查和攻击。以后，在“反右派”斗争中，有的记者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就是采访编写了重大的批评稿件，硬说这是“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大大小小的各级当权者很快就明白了，“反右运动”成了他们随时都可以抛出的护身法宝，掩盖自已为非作歹、压制心直口快敢于批评者的利剑。一时间，党内外的正气下降，邪气上升，这种恶性发展很难得到制止，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下去。这就使得贪污腐败这类歪风邪气，成为累整不改、越整越狂的难治之症。

　　我们党内外都有很多好人好同志，也有很多好意见，可惜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击和压制。轻者撤职开除党籍，重者流放边疆，劳动改造，家破人散。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果领导不能克已自律，奉公守法，不能闻过则喜，择善而从，那么这个国家和政党就会把自己与人民对立起来，就会面临严重的危机。

　　有些人至今还没有觉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把各种歪风邪气说成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们应该对历次“整风运动”、反腐倡廉运动认真进行反思。

　　42年前，当我第一次瞻仰中山陵时，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长江边的中山码头起步，沿着四五十里长的中山大道，横穿整个南京城直达中山陵。大道两旁栽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浓荫蔽日，犹如一条绿色的隧道。孙中山的陵殿巍巍高踞在158米的高峰上。我沿着392级宽阔而整齐的石梯，一级一级地攀登上去。石阶上矗立着石牌坊，分别铭刻着金色大字：“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的要义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在陵殿里，我久久凝视着先生的汉白玉坐雕和卧雕，想到少年时对他的敬仰和崇拜，正是他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主张，吸引我走上了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道路。

　　从青春少年到白发老人，60多年过去了，这个理想的社会仍然那么遥远!

　　站在陵殿前面，环顾群山，叠翠层峦，郁郁惹葱;俯览结队攀登谒拜中山陵的人群，油然增添了对这位雄踞峰颠的伟人的崇敬。当年，孙中山选择这一墓地时的一番话，犹在耳边回荡。1912年，孙先生辞去大总统后，一天，与胡汉民等人在紫金山打猎，被这方圆30多公里的钟山风景所陶醉。他情不自禁地笑对左右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一国的领袖竟然要向国民乞求一抔土来作自己的墓地，更显出先生的高尚、谦逊和民主风度。

　　想到此，我脑际忽然闪过一段往事。那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在天安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永远保留他的遗体。我在一次会上特别介绍了中山陵的情况，并建议把毛主席纪念堂修建在香山的最高峰，供万世瞻仰。当时我还介绍了孙中山汉白玉的卧雕栩栩如生，不主张永久保留遗体;我提出火化遗体是毛主席生前的遗嘱，是他动员政治局成员签名的创议，我们不应该违背毛主席的遗愿。

　　虽然经过10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对毛主席的严重错误还认识得很不深刻。我当时并不反对修建纪念堂，只是不同意保留遗体。我认为不能以纪念毛主席为名来违背他生前的意愿，违背中央集体的决策。当时，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切按既定方针办”的口号仍然盛行，连我这种妥协性的建议，理所当然地也被视为异端邪说。

　　在记忆中搜寻往事的是非曲直，眼睛总比当年更清澈明亮些。毛泽东当年火化遗体的创议，不能说不是好事，也不能说不是好思想好作风的一种表现。但是，新的中央领导人，惟恐对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惟恐对毛的个人祟拜不够虔诚，对于修纪念堂和保存遗体方面，惟恐规格不高，态度不忠诚，人们也越难于提出异议。

　　记得当时我在提出不在天安门广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意见之后，又提出了改建天安门广场的设想。在这之前，我还曾提出过改建中南海的设想。

　　当年开辟天安门广场，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是为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群众性的威力。动辄召开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群众大会，不是庆祝伟大的胜利，就是举行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的认识有了转变，再召集这种人多势众而又劳民伤财的大会，好象没有什么必要性了。广阔的天安门广场除了每年国庆节搞些突击性的花卉造型展览外，几乎没有什么很重要的活动了。国庆一过，花草凋谢，造型的框架也只能拆掉，每年花几百万甚至更多的钱来搞这种临时性的展览，也是相当浪费的。因而我曾提出，最好订一个三五年计划，也是由各企业单位集资的办法，把天安门广场逐步改造为一个真正供群众观赏游览的花木葱茏的大公园。

　　关于改造中南海的设想，考虑到的问题就更多些。“文革”中，好多中央机关大砍大减，有的合并了，有的迁到外地去了，人员赶到“五七干校”去了，很多人都改行了。“文革”结束以后，我以为正是对机构、人事进行大精简的好机会，不仅不必照样恢复原来的老样子，可以改建为一个“精简、高效、节约”的中央机构。我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机关首先带头，不要搬回中南海，把中南海变成一个大公园，恢复原来皇家园林的面貌，这既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又有利于整个北京城的绿化、美化和空气洁化。

　　这次重游南京，也给我更深的启示。单是以中山陵、紫金山、玄武湖为主体的东郊风景区，方圆就有三四十公里。古树参天，灌木盖地，苍翠黛绿，姹紫嫣红，真是人间仙境。南京还有其他4个大的风景区，具有“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幽美静秀的花园城市，也将变成一个世界罕有的旅游城市。

　　我这次重游南京，摆脱了公费接待和官方应酬，感到特别自由自在，轻松愉快。没有作什么采访，只引起了一些海阔天空的联想。

　　总的说来，南京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市，特别是从高山顶上俯视全城，在一片葱茏之中隐现着条条街道，点点房舍，山水相映，清幽静雅。但是从地面来看，被绿荫覆盖着的街市，环境卫生还是很不理想。繁华的大街两旁乱倒垃圾，中心地区的水沟也流着乌黑的臭水;农贸市场摊点上的苍蝇实在太多。南京要建设成一个风景优美的现代化城市的理想很好，条件也很好，但还要作坚持不懈的努力，既要有理想的规划。也要有踏踏实实的行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南京市政府附近鸡鸣寺一带的大街两旁散倒的垃圾还比较多，市政府对面有一条臭水沟，我想，南京市政府的领导们，总愿意先改善改善自己周围的环境，起个以身作则的带头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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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什么优越性

作者：王占阳  来源日期：2009-11-9 本站发布时间：2009-11-9 8:06:00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权力过分集中”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系，也会导致严重淡化或基本否定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思想倾向。
　　如所周知，邓小平既着力否定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苏式政体的总病根，也肯定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政制的一种优越性。这是两点论，不是一点论。如果没有前者，只有后者，那就不可能导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要求，也与苏联模式的政体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了。
　　因此，如果我们现在只讲后者，不讲前者，或者是强化后者，淡化前者，那就会从根本上淡化、甚至是取消对于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革命任务，进而淡化政治体制改革舆论，以至在实践中重新强化“权力过分集中”的旧体制。
　　去年以来的抗震救灾、成功举办奥运会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无疑证明了现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是，由此出现的过高评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倾向，以至由此出现的认为现行政治体制就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的思想倾向，却已走过了头。
　　把“集中力量办大事”说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实际是某些学界人士对于官方、舆论和民间的严重误导。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造福人民，实现人民的普遍幸福。“集中力量办大事”则是所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共有的优越性。秦始皇集中力量修长城、修驰道、修阿房宫、修秦皇陵，就是中国历史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第一人。“集中力量办大事”，既能办大好事，也能办大坏事、大错事。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这是集中力量办大坏事。我们搞“大跃进”，这是集中力量办大错事。我们集中力量“搞两弹一星”，也算不上什么大好事。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但是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首先开发出原**，打败了法西斯，这才真是大好事。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实际只是这种政体的效能优越性，而不是它的价值取向的优越性。这种效能优越性本身是中性的，它能与不同的“主义”（重要价值取向）和决策相结合，使人们办出各种不同的大事来，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以至截然相反的社会效果来。这种优越性当然也可以在政治发展的某种阶段上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从而提高社会主义的办大事能力，但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所在。所以，正象我们不把市场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一样，我们也不能把“集中力量办大事”说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特别是不能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要优越性之所在。
　　进一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实际只是解决重大个案（大事）问题的优越性，而并不是解决系统的社会问题的优越性。相比之下，能否系统地治理好国家和社会，实际远比能否比较完美地解决重大个案问题要更根本得多、更重大得多、影响也更深远得多。人民的普遍利益也更多地系于国家和社会通常能否得到系统的良好治理，而不是首先系于政府解决重大个案问题的能力。因此，衡量一种政治体制是否优越的首要标准，也并不是看其是否长于比较完美地解决重大个案问题，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比较全面系统、持续稳定地治理好整个国家和社会。
　　按照这种标准，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实际是一把双面剑。一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使其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权力过分集中，又意味着它是不受制约或者是很少受到制约的权力，这就使这种政治体制必然会日益普遍、深入地导致官僚主义、干部特权、二次分配不公、权力资本化、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社会治理不公、初次分配失衡、内需相对不足、经济难以持续有力增长、道德严重滑坡、官民关系和劳资关系日益紧张、社会裂痕日益加深、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等等成系列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进而日益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如果不能及时推进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则就必然会走向小平同志早已严重警告过的苏式政体将会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历史结局。
　　所以，虽然现行政治体制确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在总体上，它又无疑是弊大于利。虽然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将会使这种传统优势有所削弱，但从总体上看，它又必然是利大于弊。我们既不应把这些利弊关系看颠倒了，也不应贪恋传统优势，不思进取，因小失大，更不应指望通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优势弥补和掩盖现体制的根本缺陷，企图绕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如果我们通过高调宣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而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背书的话，那就会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总之，我们现在应当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各种否定或偏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方向的政治思潮和思想倾向，坚守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思想这一底线，坚持对于苏联模式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基本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走回头路。
　　（本文是《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中国加快改革》的一部分，原载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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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
李若建

原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一期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不同利益群体在大跃进公共食堂中的行为，指出了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权力模式和缺乏制衡是导致困难时期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的价值取向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ction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in thepublic canteens dur －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It aims to point outthat the bottom-up（rather than top-down）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he lack ofpower check are the main causes that finally lead to the tragedy of that period.Another main cause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science and desire，or between collectiveethics and egoistic values.

大跃进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今天要对其过程与结果进行准确的描述还不容易做到，更加困难的是对事件成因进行分析和对历史作出合理评价。回顾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大跃进的破坏程度与灾难性后果在各地区的差别非常大。这种地区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值得深思。中央的政策在各地的贯彻落实程度不同，在各地被扭曲的程度也不同，导致这种不同的就是各地的官员与民众，然而在官员与民众行为的背后则是人与制度的因素。为了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有必要把视角从宏观的角度下降到更加微观具体的层次。
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已经烟消云散，留下的是回忆，也有些地方当年的食堂遗址成为地名{1}，但是通过这一事件却可以得出不少有益的启示。对于公共食堂这一问题，已经有不少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文献，这些研究基本上分成两类：一是对公共食堂产生与消失的历史回顾以及对领导层决策的描述；二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粮食消费对困难时期饥荒的影响{2}.有的研究则认为，党员少的地区，更加热衷于推行大跃进，{3}这一观点涉及到人为了向上的社会流动，而表现自己的本性。本文并非全面研究公共食堂，只是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公共食堂的产生与消失，分析的前提是，公共食堂这一事物本身并不会产生饥荒，产生饥荒的原因是在围绕着食堂的制度与人上体现的。制度主要体现在权力结构与权力的运用上，人则主要体现在人性上。
一、为什么以公共食堂为研究平台
大跃进时代各种新事物很多，这些新事物大体上可以分成几种：第一种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比如建立人民公社；第二种是上级希望做，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情，公共食堂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第三种是下级为了表明功绩的创造，如各地的“放高产卫星”。对第一种事物，当事者无法回避，不管内心感受如何，公开反对的极少。对第三种事物往往只是少数投机者热心，大部分人属于跟随。对第二种事物则是考验人的尺度，也是衡量一个体制的尺度。
选择围绕着公共食堂的人与群体的行为差异作剖析对象，主要是基于几方面考虑：
首先是中央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要办公共食堂，这一点与粮食征购的硬性规定不同，地方官员有一定的伸缩空间。在最早的作为示范性质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章程中，提出生活集体化，以生产单位建立全民食堂。{4}另一个典型是，嵖岈山人民公社章程中也提到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5}但是在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要求一定建立公共食堂。在同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只是提出“要办好公共食堂”，并没有说一定要办食堂。
第二是毛泽东本人对公共食堂特别赏识，但是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表态并不太早。根据笔者所见的资料，在1958年初，毛泽东主要是和中央领导层谈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有关公共食堂的设想，主要是通过刘少奇等人传播出来的。{6}到了人民公社化高潮后，毛泽东才开始大力鼓吹公共食堂。在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亲自为《三国志·张鲁传》作注，发给与会者。张鲁的五斗米道是：“置义舍，……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写道，张鲁的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是开了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7}这说明了毛泽东把《三国志·张鲁传》发给与会者的动机。毛泽东在1958年9月视察一个公社的谈话可作进一步印证，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在一个公社可以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可以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8}毛泽东的态度让各级官员有了投其所好的动机。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8月亲自为湖南省平江县的部分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写批语，他说，“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9}
就是在大跃进时期比较“激进”的一些地区，在政府的正式文件中也没有把参加食堂列为非要不可的事情。例如1959年四川省委对办食堂也只是提“积极办好”，而且“实行自愿原则”。{10}
第三是公共食堂涉及到几乎每一个农民，涉及到绝大部分基层干部，很少人能够置身事外，对每个人都是一场考验。而实际上并非所有农民一开始就反对建立公共食堂，至少一些单身汉、子女多劳力少的家庭、缺乏粮食的家庭是欢迎公共食堂的。{11}
总而言之，公共食堂是一个在当年涉及面广，而且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事物。在这个事物面前，相关的每个人面临着理想、良心、道德和人格的考验。然而在当时的体制下，受到制度的约束，个人又往往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上演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的历史。
二、公共食堂的产生与消亡
公共食堂是农业合作化的产物。它并非是大跃进时期才有的，也不是在大跃进后就消失了。自从农村合作化以后，在农忙时节为了方便农民及时、及早出工，就有临时性的公共食堂出现，{12}在大跃进结束后，这种临时性的公共食堂在农村依然存在。因此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公共食堂”专门指的是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以供给制为标志的，隶属于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对于一些带有商业经营性质和单位福利性质的食堂，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
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发展有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民公社初期。在大跃进初期，公共食堂在许多地方出现，并且得到《人民日报》的支持和宣传，但是没有遍及全国。{13}1958年8月中共中央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后，受到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导，在100多天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办起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农民达到90%；随后纷纷倒闭。比如河北省，到1959年5月，72%的食堂倒闭，至同年8月仅剩下8%.{14}在这一阶段中，公共食堂的弊病基本暴露无遗，因此各种类型的人对食堂的态度也基本体现出来。
第二阶段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判解散公共食堂，会议以后全国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原先解散食堂的干部纷纷下台，各地恢复食堂，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有392万个。这一阶段，很少有人胆敢公开反对公共食堂。一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还提出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允许在北方严寒季节可以各户临时分散做饭。
第三阶段是城市人民公社时期。城市人民公社最早出现在1958年，一些城市居民受农村人民公社的影响，自发组织起一些人民公社，1958年底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城市人民公社试验，1960年发展到一个极点。196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可以说是把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推向高潮，但是好景不长，到同年9月份就提出要整顿巩固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已经是强弩之末，城市人民公社也就很快草草收场。
1960年初，城市人民公社和街道举办的食堂有50311个，就餐人数522万人，占城市人口的7.8%.{15}由此可见，城市人民公社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就餐人员上，与农村完全不可比拟，而且是昙花一现，影响不大。但是一些城市食堂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亚于农村。{16}第四个阶段，解散公共食堂。1961年3月至6月间，各地开始解散食堂。1961年6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社员口粮分配到户。实际上毛泽东对食堂的态度发生转变，内心反对食堂的各级官员积极推动解散食堂，由此公共食堂彻底解散。
三、社会各阶层的反应
大跃进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不同阶层，特别是对不同的人来说，并不一定是灾难。和大跃进的其他新事物一样，各阶层出于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反应，在同一阶层内部反应的差异也非常大。表1是当时各阶层对公共食堂的影响能力与利益关系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与自己生存密切相关的阶层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有权力影响食堂的阶层，食堂并不影响其生存，而是影响其政治发展。
在这几个阶层中，各级官员和基层干部都可以使得政策发生变化。同一阶层内部的不同人，在执行政策上的差异，可能挽救大量人命，也可能导致大规模死亡。在高、中级官员中，没有什么人因为饥荒死亡的，基层干部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少量人员受到饥荒影响较大。食堂人员并没有权力制定政策，但是可以通过工作便利得到粮食上的好处，这一点在饥荒时期特别重要。而对于利益相关的民众来说，食堂与他们的生存紧密联系，但是他们却没有多少权力影响政策和执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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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级官员。
大跃进过程中，高级官员，特别是省级主要官员，他们的态度对公共食堂影响很大，对其管辖领域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生大量人口死亡的地区，往往是省级主要官员有重大过失的地区。然而办不办食堂并不影响他们的生命，主要的影响是他们的仕途，因此他们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人品。
表2是一个不完整的资料汇总，如果以在食堂中吃饭的农民所占比重为指标，大体上可以分成几类地区：一是1959年比1958年大幅度下降的，二是1959年与1958年大体上相当的，三是1959年反而比1958年上升的。后两类地区，如安徽、河南、云南等地均是人口损失惨重的地区。当然表2中仅有8个省份的可比资料，代表性有待深入分析。不过就这些地区而言，省委领导在1959年后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与饥荒严重程度有关。


资料来源：
（1）1958年河北省资料来自《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数值为占农业人口的比重。
（2）1958年山西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山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数值为占农户的比重。
（3）1958年安徽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安徽（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79页，数值为占农户的比重。
（4）1958年河南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河南（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数值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
（5）1958年云南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云南（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144页，数值为1200万人，折算为占农业人口的比重。
（6）1958年陕西省资料来自《当代中国陕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数值为占农户的比重。
（7）1958年青海省资料来自《中国**青海地方组织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0页。
（8）1958年山东省资料来自山东省情资料库（大事记），网址：http://www.infobase.gov.cn/.（9）1959年资料来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高级官员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跃进开始到庐山会议之前。在办公共食堂的初期，未见到有高级官员反对的情况。但是到了1959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些高级官员公开反对公共食堂。第二个阶段是庐山会议后到1960年底。庐山会议之后，一批对大跃进有看法的高级官员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高级官员中公开反对食堂的高级官员基本没有了。到1960年饥荒非常严重时，贵州省还在搞“办好公共食堂”。第三个阶段是1961年以后。1961年初毛泽东本人开始反思公共食堂问题时，一些高级官员开始说实话，并且纷纷指责公共食堂的缺陷。
高级官员，特别是接近毛泽东的高级官员，是比较明白毛泽东的态度的，因此对公共食堂的态度极少公开反对。在毛泽东明确态度之前，没有看到有省委第一书记反对的。在第二个阶段后期，1960年冬天，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也曾经在毛泽东许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保证下，比较温和地当面提出过公共食堂的三个缺点：浪费粮食、少养猪、砍伐树木作燃料。{17}由此可见，江渭清大概是在毛泽东态度开始转化过程中，较早温和反对的省委第一书记。
在第一个阶段中，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恺帆是一个代表性人物。面临着大量农民因饥饿死亡，1959年7月张恺帆命令无为县暂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粮食直接发到农民手中。后来此举被毛泽东定性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张恺帆说，有些干部坚持搞公共食堂是为了多吃多占。到村上一看，穿得好的，长得胖的，总是干部或者他们的家属。{18}张恺帆的作法也受到部分干部的反对，无为县委书记就列举出一个“雷打不散”的样板，结果是一个虚假的典型。在张恺帆的命令下，全县6069个食堂散了，还有120个没散，但是不敢让张恺帆知道。{19}除了张恺帆之外，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后任张家口地委书记的胡开明也是一个对公共食堂持怀疑态度的人。在1962年胡开明因上书毛泽东，提倡包产到户，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20}
一些地方也有某些符合实际的措施，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1959年初的《关于牧区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指示》中规定，牧区暂不办公共食堂。{21}
高层官员中反对公共食堂的人少，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不敢反对；二是对农村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太清楚。
（二）中层官员。
中层官员虽然是地方的首脑，但也是两头受气的角色。他们一方面要执行上级意图，另一方面可能为上级的过失承担责任。当年河南信阳地区人口损失惨重，为此地级和县级官员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但是他们到晚年还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们的上级才是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22}中层官员比高级官员更加了解实际情况，同时他们也明白要承担责任的不可能是决策失误的高级官员，特别是在公共食堂这种没有太明确规定的政策下，他们的风险比较大，因此反对食堂的也相对多一些。
中层官员的人品对灾难形成有比较直接的影响，当年安徽省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就是一个典型。张恺帆在无为县解散食堂后，就是此人整理张的“罪过”越级上告，导致张的被关押批判。在张恺帆被批判后，姚奎甲变本加厉推行高征购、公共食堂等一系列措施，结果全县大量人口死于饥饿，其中1960年无为县的人口死亡率高达15.8%，几乎每6个人死1人。
当时农村基层干部非常害怕见到姚奎甲，能躲则躲。有的公社派人放哨，每个村都树了旗，看见姚奎甲的汽车，各处的旗帜都放倒，干部一看见信号后，只留个别人接待，其他人都躲开。{23}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层官员都和河南信阳地区、安徽无为县一样，一些中层官员对上级的荒唐政策还是有所抵制的。中层官员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变化过程基本上与高级官员一样，有反对者主要在庐山会议之前，而且反对者大多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下面是几位中层官员的作为，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1958年底，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提出用放假让农民回家吃饭的办法，变相解散公共食堂。到1959年5月，该地区大部分县的农村公共食堂75%以上都解散了。5月底，泸州地委受到四川省委严厉批评，限令7天内把食堂恢复起来。但是地委官员采取了拖延政策，到7月初实际上只恢复了50%左右，7月底就剩下40%左右。反右倾运动开始后，1959年9月，地委书记邓自力等官员被撤职批斗，同时要求恢复全部公共食堂。在困难时期，泸州地区损失惨重，甚至出现人人相食现象。{24}1959年5月，河北省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提出“入堂自愿，出堂自由”，结果大部分食堂解散，{25}随后葛启被打成右倾。1959年2月云南省建水县委书记提出停办食堂，分口粮到户，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6}安徽省凤阳县县长在“五风”盛行时，要求解散大食堂，结果被打成反党分子。{27}
中层官员的命运往往掌握在上级手中，因此反对公共食堂者的命运也往往因上级的态度不同而不同。四川省是大跃进的重灾区，这与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态度有关，上述的邓自力到1979年底才彻底平反。相比之下，张家口的葛启在1962年就官复原职。中层官员比较了解真实情况，也因此背上良心的责备。面对良心的责备，要对河南光山县人口重大损失负责的原县委书记在晚年说了一段有意思的话：如果知道有今天，还不如当年找麻烦被斗死，或者坚持实事求是。{28}
（三）基层干部。
基层干部是对大饥荒负有直接责任的一批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民众的命运。农民要是遇到一个不好的基层干部就惨了。四川省农民在1960年春骂吹牛的人说，“曹操背时遇蒋干，农民背时遇模范”，骂的就是那些用农民血汗来谋取政绩的干部。毛泽东曾经批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29}指的也是一些基层干部。实际上基层干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大体上有几种表现：
第一种，利用食堂作为满足权力欲望的工具，主要表现是，对于不服管理的农民不给他们饭吃。把粮食都集中在食堂，扣饭成了农村干部惩罚农民的手段之一，有一些农民因为被扣饭而致死。{30}四川省的一个农村干部在1961年被判刑，其罪名是“连续不断扣饭，全家6口人，在一个月饿死4人”。{31}四川省西昌县的一些农村干部利用食堂扣饭惩罚农民，造成一些农民自杀。也有农民因为被扣饭而杀死农村干部，可能是考虑到被杀死者作恶在先，因此对杀人者仅判处18年徒刑。{32}四川省资中县有的干部利用“连坐法”扣饭，一人不加夜班，全家扣饭。有5名小学生没有加夜班，连累29人被扣饭。{33}湖南省宁乡县一些农村干部对劳动不尽力者也要扣饭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34}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个村庄，全村68.9%的人被扣过饭，因扣饭导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35}福建省沙县，许多农民吃了饭不出工，因此农村干部采取扣下一餐饭，甚至是关押捆绑农民的做法。{36}
第二种，利用食堂谋取私利，多吃多占。在农民缺乏对干部权力监督能力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应当说相当普遍。四川省南江县的《平岗公社公共食堂十项管理办法》第一条就规定：定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保管，发给饭票，自己计划，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实际上公社书记可批条子在全社范围内任意平调，干部借开会研究工作为名，大吃大喝。{37}60年代初在饥荒中，浙江北部有的农村干部躲在食堂吃白米饭，消息传出后引起民众一片咒骂。{38}干部及家属也利用特权在食堂多吃多占，用被周恩来称为“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的河北农民的话说就是，“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39}
第三种，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这些人往往人微言轻，运气差者被批判，甚至被迫自杀。也有少数运气好的人，则被上级称赞。广东省一位农村大队书记在1960年给省领导写信，反映公共食堂的弊病，并在座谈会上公开批评食堂，此事居然为毛泽东所知，并且引用其列举的公共食堂弊病。{40}
第四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农村干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刘庄村，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人、没有浮肿、没有逃荒的，其原因是大队书记为人公正，并且兼任食堂司务长，对食堂管理规范，对上级的荒唐指令能够巧妙应付。{41}四川省广元县也有办得好的公共食堂，食堂成立以来没有一个浮肿病人。到1961年各地解散食堂后，当地农民还不愿意解散，一直延续到年底。其原因是书记瞒报产量，亩产超过千斤，只上报700 880斤。{42}河北省阳原县的一位公社书记，从公社储备粮中秘密给农民每人分10 15斤粮食，并且由农民拿回家，不必交给食堂，因此在饥荒中该公社的情况是全县最好的。{43}四川省蓬溪县有的农村基层干部把食堂规模改小，有的食堂只有几户人，甚至下放到户，因此在反右倾中被撤职批判。{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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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堂工作人员。
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食堂工作人员的多吃多占成为普遍现象。当年有顺口溜说，“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有的地方是‘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
云南昆明市郊区的一个村庄，全村的男人与小孩都成了“贼”，偷窃附近国营农场的田间蔬菜，因此在困难时期仅一人直接死于浮肿病。虽然大部分保了命，但是生育基本停止了。
而1960年全村仅仅出生三个婴儿，这三个婴儿的家庭均有人在食堂工作。{45}河北省有一个村庄，上级下拨了5760斤薯干，被运输和食堂相关人员吃了1520斤。{46}
食堂工作人员成为指责的对象。在一些单位，为了防止炊事员等人多吃多占，还设立了“监厨”岗位。{47}1960年贵州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国家供应的指标又被基层干部和食堂管理人员层层扣留了。……群众说‘不是粮食太少了，是良心太少了’。”{48}
公共食堂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象征，因此政治统帅食堂也就不可避免，可是政治统帅的结果并不理想。当年河北省委提出的口号是“**员进食堂，支部书记来掌勺”。{49}1960年6月四川省委在《关于进一步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十项规定》中提出了“加强领导、政治进食堂、书记下厨房”的措施。{50}
当年的食堂工作人员中，如果出身不好，很可能成为指责的目标。最常见的作法是把饥荒归罪于食堂办不好，而食堂办不好又归罪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破坏。1958年江苏赣榆县有一个食堂的47名炊事员和管理人员当中有地主富农9人，为此基层干部作检讨，并将地主富农清除出食堂。{51}《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试行章程》和青海省委的《关于大力办公共食堂的指示》中规定“地、富、反、坏、右”不得担任食堂工作。河南省新乡地区一次就从食堂中清洗出“地、富、反、坏、右”1361人，富裕中农2061人，不称职的4175人。{52}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作了什么事不得而知，但是清洗的作用是让他们当替罪羊。
（五）利益相关民众。
农民对食堂的态度是复杂的，在不同时间的态度是变化的，在不同人群当中态度也是不同的。
在人民公社初期农民还是喜欢食堂的，食堂门口的对联也许是这种心情的体现：“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53}、“鼓足干劲加油干，放开肚皮吃饱饭”{54}.据报道，有的农民说“我们真的到天仙国了”。{55}有的观点认为，农民欢迎公共食堂的原因与粮食统购统销有关，因为在每年春夏粮荒农村进行粮食返销时，常常是有粮和无粮的农民都叫缺粮，真假难分，干部群众往往争吵不休，办食堂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强调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农民自然拥护。{56}
在办食堂初期，不同利益群体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北京市郊卢沟桥地区在办农村公共食堂时，大部分群众是欢迎的。主要原因是：（1）农村妇女摆脱家务劳动的要求；（2）妇女适合种植蔬菜的工作，妇女参加劳动可以增加收入。到1960年3月，还有50%的农民愿意在食堂吃饭，这部分人有些是人多劳动力少的困难户和五保户。反对食堂的农民则认为吃食堂不能体现多劳多得。{57}
但是食堂是强制农民参加的，在有的地方规定不许农民自己做饭，谁家房顶冒烟，就搜查谁家的粮食和食品，捣毁其幸存的餐具。{58}
随着食堂供应的恶化，农民的态度开始转变。据安徽省委1959年初的调查，全省30%的农民要求退出食堂，有的农民干脆离乡背井外出谋生。{59}到1960年，相当部分食堂的供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1960年底河南25.8万个农村食堂的库存不足200万吨，绝大部分食堂吃粮标准不到每人每天6两。在一些食堂按照每公斤米加16公斤水的标准来煮粥，{60}其营养价值所剩无几。四川长寿县有的农村食堂2个月没有见到一粒米，以致有人出工后就倒在地里死了。{61}湖南一些地方的农民把公社食堂称为“死堂”，{62}大跃进时期河南信阳地区关于公社食堂的一首顺口溜说，“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内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63}武都县关于食堂的顺口溜是，“口号满天响，制度贴满墙，只好喝清汤”、“鸡不鸣，狗不叫，妇女不生娃”。{64}在这种情况下，拥护食堂的农民所剩无几。

农民对食堂的不满是要付出代价的。四川一位农民回忆说，提出办公共食堂，叫社员讨论，心里不愿意，但是嘴上说赞成，怕被批斗。{65}云南省保山县将食堂化后有钱有米不交给食堂者定罪判刑，云南大理一位农民到食堂说他的孩子饿坏了，以现行破坏罪被逮捕。{66}陕西省有个农民因说过对公共食堂不满的话而被判刑5年。{67}有的观点认为，大跃进时期公社食堂的消费是非理性的，存在大量的浪费，因此导致了困难时期的灾荒。有的公共食堂在半个月就吃了三个月的口粮，{68}黑龙江省肇源县平均每人日耗粮食1.25公斤，{69}大体上比正常的消耗多一倍。大跃进时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有粮大家吃，有地大家种，有钱大家用”，{70}贵州遵义县的一些地方，沿路设公共食堂，农民一路走，一路吃，不要钱，不收票。{71}广东省揭阳县的一些公共食堂，为了显示优越性，只准吃干饭，不准吃稀饭，不久就不得不按年龄定量，{72}有的地方干脆三天一次把粮食发回家。{73}海南临高县公共食堂提出“一餐四两饭三两肉”的标准，个别地方派干部到各家各户搜查，发现厨具就打烂。{74}
虽然有相当的非理性消费存在，也有一些理性的公共食堂。浙江省丽水县部分地区的食堂一开始就是按年龄划分口粮，并且划分到户。这一政策在食堂停办后，一直延续下去。{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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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利益无关民众。
虽然与公共食堂利益无关者留下的相关观念与行为不多，但是下面这一位应该被后人记住。1960年，湖南一位普通女工在耳闻目睹农村的凄惨之后，把写有“公共食堂罪该万死”等内容的标语贴在中南海红墙上。后经刘少奇过问此事，当时她才免于大祸。{76}
四、权力与人性
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权力体制是导致困难时期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的价值取向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
（一）权力。
可以从领袖权力、权力结构和基层干部权力几个角度探讨权力与公共食堂的关系。
1.领袖权力。
过度的集权，使得领袖的权力太大，其个人好恶对全局影响深远。在这种体制下，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事关重大。在毛泽东没有反思公共食堂弊病之前，批评公共食堂的人大体上没有什么好结局。而在毛泽东改变态度之后，批评公共食堂者，可以被毛泽东引述其观点，作为他态度改变的一个台阶。
2.权力结构。
中国历史上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向上负责的结构，由上级而不是由民众决定官员的政治命运，因此下级服从上级，甚至于明知不对也服从是必然趋势。而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官员的任命制度改变更加强化了向上负责的机制。
在传统中国政治体制中，中央政府对地方官的管理是非常集权的。以清朝为例，一个省从最高官员（总督）到一个县的地方长官（知县）都是由吏部任命，虽然上级对下级的升迁有一定影响，但是最终决定权在中央。{77}这种制度的弊病是过于集权，但是优点是一部分下级敢于反对上级的错误，因为他的仕途并非完全由上级决定，而且反对成功的话，对仕途也许有好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官员依然由上级任命，但是权限已经下降。省级可以决定地级官员，地级可以决定县级官员。这样一来，下级要反对上级，顾虑就增加许多。与此同时，各地第一把手的权力往往失去制约，他的态度对整个局面影响至关重要。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如果是第一把手积极推动，其他人反对的话，没有太大的作用。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解散公共食堂。但是县委书记阳奉阴违，保留一部分食堂不解散，并且整理张的黑材料上报，其原因与张并非第一把手有关。这种下级服从上级、上一级决定下一级仕途的权力体系，严重扭曲了上下级的人际关系。往往是下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要么阿谀奉承上级，要么揣摩上级意图投其所好，要么对上报喜不报忧，很难有敢于挺身而出批评上级者。当年老百姓的民谣说：“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毛主席。”生动地反映了这种体制的缺陷。向上负责的权力体制，导致不少干部害怕犯错误，一些悲剧就是由此而来。在饥荒发生时，有些省的主要负责人手中掌握有粮食指标，但是不敢负责向民众发放粮食。{78}河北省宁河县在全国取消公共食堂后，还有少数食堂在维持，其原因是怕中央政策有变，怕犯错误。{79}
3.基层干部权力。
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特别是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这与基层权力失去制约有关。传统中国农村是一种乡绅政权体制，农村中的乡绅是介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重要层次，虽然乡绅经常与官员勾结欺压民众，但是也有乡绅利用他们的权势告发官员。因此多多少少可以形成一种权力互相制约的作用。
权力失去制约，使一些基层干部胡作非为，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沉默，导致问题严重到几乎不可收拾。当时在湖南省安化县，农民说对干部有意见不知道去哪里告，也不敢告；有一位农民发牢骚，被他当干部的儿子打，儿子说“不是崽打爹，是打思想”。一位干部在座谈会上要农民举手表决办公共食堂，结果是只能巩固，不能解散。在另一个场合，让这些农民用无记名的方式，以不同颜色的包谷种子投票，结果是90%以上的农民赞成解散食堂。{80}刘少奇1961年在湖南家乡调查时，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大队书记依然坚持同意办食堂，认为食堂好处多，但是认为要自愿。在这个生产大队中，有一个食堂原来有120人，死了近20人，跑了十几人，实际上农民对食堂意见极大，只是在会议上不敢说实情。{81}在国家主席面前，农民竟然因为害怕大队书记而不敢说实话，可见基层干部的威风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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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性。

公共食堂并非是绝对要执行的政策，所以在不同阶层内部都对食堂存在不同的看法。问题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观点和做法。在正常的社会，人们有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但是当观点变成实践，并且直接影响到成千上万农民的生命时，观点的不同实质上是对生命价值的重视程度不同，也是体现一个人的人性的问题。

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各级官员中的大多数人采取的是一种利己态度。除了一些积极参与甚至借此谋取高升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是因为事不关己而回避问题，真正能够挺身而出的不多。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和食堂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的多吃多占现象，更加体现出人性中恶劣的一面。

在危机降临时，民众的利己行为同样突出。在实行公共食堂期间，为吃饭而产生的家庭矛盾倍增。有一个26户人的公共食堂，12对夫妻、2户父子分居或分家。{82}有的家庭把从食堂打回的饭，按各人的定量用秤分而食之。{83}当年县委书记可能会吃不饱，但是绝对不会饿死。可是有两位县委书记在同桌吃饭时，因为其中一人多吃一个馒头而吵架。笔者在农村插队时曾经听说，吃饭时，兄弟之间对掉在桌子上的饭粒是谁的都要区分。

人性中的利己倾向在大跃进中暴露无遗，这也是大跃进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按1959 1960年的粮食产量计算，如果真正做到平均分配粮食，那么结果将是谁也吃不饱，但是大体上也饿不死人。1960年是我国人口损失最严重的时期，这一年人均粮食消费164斤，{84}日均0.45斤，基本上维持了生命的最低极限。然而除了宏观调配上的问题之外，在饥荒当中，总是有人利用职权占有比别人更多的资源，加剧了饥荒的损失。对当年的悲剧可以归因于主要领导的决策失误，可以归因于体制因素，甚至还可以归因于前苏联，但是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同样有罪过。

注释：

①“下食堂村史”，《宜宾县文史资料（26）》，超星数字图书馆。

②龚启圣：“近年来之1958 1961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

③杨大利：“从大跃进饥荒到农村改革”，《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

④《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89页。

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92页。

⑥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 23页。

⑦《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39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25页。

⑨《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581页。

⑩李昌寅：“1959年泸州地区反右倾斗争述评”，《泸州文史资料（11）》，1987年，第36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11}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12}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3}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 18页。

{14}梁淑珍：“大办农村公社食堂的历史教训”，《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3期。

{15}全国总工会党组：“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概况的报告”，《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21页。

{16}胡乔木：“胡乔木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4）》，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22页。

{17}孙闻浪：“40年前公共食堂取消内幕”，《党史文汇》2002年第3期。

{18}宋霖：“张恺帆‘反党联盟’案考辩（上）”，《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5期。

{19}宋霖：“张恺帆‘反党联盟’案考辩（下）”，《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6期。

{20}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9 204页。

{21}《当代中国的内蒙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22}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

{23}丁人卜：“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共和国秩事（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473页。

{24}郭昌耀：“泸州地区反右倾斗争的前前后后”，《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487 500页。

{25}《河北省志·农业志》，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26}《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262页。

{27}王荣森：“60年代初安徽实行责任田始末”，《安徽史学》1999年第2期。

{28}靳占修：“不堪回首天堂泪”，《中国统计》1995年第5期。

{2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22页。

{30}《达县市北外乡志》，1998年，第114页。

{31}刘俊龙：“耳闻目睹的公共食堂”，《广元文史资料（11）》，1998年，第142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32}高兴文：“西昌县公共食堂情况简介”，《凉山文史资料（12）》，1994年，第38 39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33}刘盛之：“大跃进中的银山人民公社”，《资中县文史资料（15）》，第197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34}周德民：“宁乡‘五风’回忆片断”，《长沙文史资料（7）》，1988年。

{35}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36}杨发章：“60年代困难的产生与被战胜的见闻记略”，《沙县文史资料（10）》，1991年，第70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37}许际富：“人民公社食堂纪实”，《南江文史资料（10）》，2000年，第108 114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38}张乐天：《告别理想》，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29页。

{39}《河北省志·农业志》，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40}梁耀基：“一位引起毛泽东关注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广东党史》2002年第5期。

{41}刘桂兰：“刘庄成功抵制人民公社化初期失误的原因与启示”，《学习论坛》，2000年第7期。

{42}魏绍卓：“农村公共食堂亲历记”，《广元文史资料（11）》，1998年，第140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43}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1页。

{44}廖凯荣：“我亲历的反右倾运动”，《蓬溪县文史资料（19）》，1990年，第66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45}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 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46}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47}张法良：“监厨”，《四川烹饪》2001年第2期。

{48}“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49}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

{50}杨先茂：“四川公共食堂的成立与解散”，《四川党史》2001年第6期。

{51}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52}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53}《古城村志》，中华书局，1997年，第139页。

{54}《黄湓村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55}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56}《重庆市农业志综述》，1995年，第97页。

{57}中共卢沟桥乡委员会：“农村集体食堂的兴起与解体”，《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8}《武都县志》，三联书店，1998年，第619页。

{59}朱来常：“安徽三年困难时期的严峻形势与为克服困难而作出的努力”，《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60}《田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1页。

{61}《重庆市农业志综述》，1995年，第101页。

{62}蒋崇武：《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40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

{63}李新：“四清记”，《中共党史资料（6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64}《武都县志》，三联书店，1998年，第619页。

{65}周运来：“周家湾公共食堂”，《营山文史资料选辑（16）》，1988年，第174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66}《云南省志·审判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67}《咸阳市审判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页。

{68}《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

{69}《黑龙江省志·总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

{70}《当代中国的湖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71}梁先蓉：“对大跃进放卫星的回顾”，《遵义文史资料（27）》，1995年，第192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72}林盛利：“大跃进掠影”，《揭阳文史（3）》，1996年，第161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73}张秀清：“中学时代二件事”，《揭阳文史（3）》，1996年，第165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74}谢卓石：“临高县战胜三年经济困难概述”，《临高文史（12）》，1998年，第37 38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75}蓝云飞：“农村食堂化回忆”，《丽水文史资料（16）》，1999年，第36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76}“一位普通女工与共和国主席同命运”，《湖南党史》2000年第1期。

{77}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78}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79}王海臣：“我经历的大办公共食堂”，《宁河文史资料（5）》1999年，第159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80}陈首涛：“毛主席派来的调查组”，《湖南党史》1994年第5期。

{81}唐振南：“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的44天”，《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

{82}谢廷杰：“农村公共食堂纪实”，《朝天区文史资料（4）》，1999年，第66页，超星数字图书馆。

{83}杨金声：“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84}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粮食生产、消费与流通”，《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李若建：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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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虽死已久，川民犹痛恨不已

    毛泽东那个时代腐败有它自身的特点，向李井泉这样一个政治上吃人的人，经济上又逼着人吃人的人，只因他处处支持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被毛泽东提拔再提拔，使李井泉有了给人们制造灾难的更大的权力，荼毒人民。上世纪困难时期，仅在他统治的四川地盘上就死了八百二十多万人。
     我们一些同志不了解极左时代的情况，有人说那个时代饿死了几千万人他不相信，有人说那个时代有人吃人的现象，他更不相信。他认为那个时代清廉，没有腐败，那么李井泉的事例就可以告诉他那个时代人民一度在水深火热中生活，政治上的腐败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李井泉死于1989年，我想悼词对他的评价一定是很高的，但人民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这一点请现在的高官们千万注意，你们对上级负责，同时要对人民负责，这两个负责是一致的，你们要有一个组织上的好鉴定，同时也要一个老百姓的好口碑，我觉得人民和历史将来肯定你更重要。请高官们千万勿忘！
     下边的这篇文章，可以视为草根百姓对他的盖棺论定。
     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与那个时代相比有天壤之别。政治上人民有了一定的言论空间，生活上起码可以吃饱穿暖，这都依赖于改革开放，否定了前三十年的极左路线。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邓小平同志，否则我们还在饥寒交迫的状况中生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最宠信的两个封疆大吏柯庆施和李井泉，一东一西，分别管辖着华东和西南两处战略要地。柯李二人就像是毛泽东的“哼哈二将”，对毛的乌托邦式“大跃进”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把毛的极左路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也都因此而深受毛的赏识和重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双双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权力中心。毛任命的地方大员里只此二人享此殊荣。我此前已经谈过柯庆施，本文专谈西南王李井泉在大跃进前后的累累劣迹。
李井泉主政四川达17年之久（1949－1966），其间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此人一贯左得离谱，常常是在毛泽东的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结果在李统治之下，闻名于世的天府之国在“大跃进”时期竟被弄成一个饥饿之乡，多达八百多万人饿死。因此，四川人民对李恨之入骨，成为有口皆骂的“父母官”，这在巴蜀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川民为他取了各种外号：“李警犬”，“李阎王”，“李左王”，“土皇帝”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那场长达三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中共发明了一个句式  “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一口咬定大饥荒的根源是 “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长期以来一直用它欺世盗名，把毛泽东推行错误路线所造成的人祸，一股脑强加到不会说话的老天爷头上。但谎言掩盖不住铁一般的事实，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那几年中国基本上是风调雨顺，只有局部地方发生过水涝灾害。别的地方且不论，就以川西平原来说，它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就没有过水涝灾害的记录。可是那几年照样粮食大减产，照样大量饿死人，中共的御用文人们又如何解释呢？他们无法解释，只能一味颠倒黑白，无理狡辩。
说到这里我想先说一下都江堰。我曾去过那里两次，每次都被那从雪山上浩荡奔腾而来的岷江之水的伟力所震撼，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巧夺天工而感慨不已。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作用，灌溉范围达40余县，灌溉面积达67万公顷，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川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59到1961那几年，这个天府之国竟被弄得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川民看得一清二楚  那完全是毛泽东倒行逆施的政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
1958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首先，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畝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畝产8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
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产。
另一方面，1958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就全国范围来说，一方面粮食普遍减产，另一方面国家的粮食征购计划不变，两头一挤压造成了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为了完成粮食征购指标，毛泽东在1959年初曾向全国批了个文件：“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須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規定的数量，就认定是基层干部隱瞞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各地普遍开展“反瞞产私分” 运动，拚命从农民碗里夺粮。結果留给农民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用粮等）比1958年还少一百余斤。这才叫苛政猛于虎！毛泽东用剥夺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并用粮食去换核技术，不顾农民死活，由此可见一斑。
“反瞞产私分”是导致中国大饥荒饿死几千萬人的关键一步。当时人口七千万的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 型。本来1959年四川实产粮食只有1582万吨，可是在“反瞞产私分” 过程中李井泉撤換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官員，“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四川省委公布的当年产量竟高达3500万吨，结果国家按这个虚拟的粮食产量征购了高达49％的公粮（1958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31％）。大量的粮食被征调出川，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139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还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飼料粮后，农民的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以宜宾为例，市委在“反瞞产”运动中斗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层官員，將该市所属农村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农民饿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再如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官員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官員一个个轮流叫上台，命令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藏到哪里去了？招！”官員们吃不了皮肉之苦，只得胡乱报数，说藏了多少多少粮食。于是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只好被迫交出去。据统计，仁寿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0万。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从1959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为了讨主欢心，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网顾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 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有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 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就连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落实不了，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
更有甚者，李氏最为人痛恨的一件事是在1960年7月突然发布一道命令，宣布四川粮票作废，使得许多城市居民勒紧裤腰带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困难时期”成都地区1斤粮票在黑市上要卖到5元，而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才四十几元，可见当时粮票是何等金贵，那是草民们的命根子呵。李氏此举实在是丧心病狂，使当时很多家庭硬是揭不开锅，百姓对此恨之入骨。直到今日，四川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已。
人们不难看出，毛时代中国的农民是最被歧视的“二等公民”，严酷的“户口制度”把农民死死拴在农村。在“公社化”制度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有自由，实质上与农奴无异。在大饥荒的年月，他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食不果腹，性命不保。大饥荒时期城市居民虽然也很困苦，但靠着国家供应的20多斤粮食和2两肉，还可以吊着一条性命，所以没有听说城里有饿死人的现象。可是农民们却是什么保障也没有！像四川的农民，每天只有1到2两米，在野菜、树皮都被吃光的情况下，怎会不大量饿死人？据资料记载，仅在1960年一年，四川就有9个县的死亡率超过10％，有的县饿死人甚至将近总人数的20％。例如，巫山县从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地处成都平原的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死了一个。前面提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所在的灌县，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荒光顧的好地方，也餓死了四萬多人。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三萬五千人。其他死亡率高的县还有石柱、涪陵、容县、资阳、秀山、酉阳、荥经、南溪、屏山。从1958年到1962年，官方统计的四川总死亡人数是812万余人，有的资料披露饿死人数为900多万。
大饥荒年代四川农村究竟是一幅什么景象呢？让我们看看当时一个调查组到重庆所属的长寿县（还不是最糟糕的县）农村所看到的场景：树木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公社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 调查组成员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 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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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位作者写道：“1960年这个生产队家家都有人饿死，有的去田裡干活，走在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黄土场赶场，回来没有力气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子坡，每个赶场天都会见到饿毙的尸体，也没有人理，因为没有人有力气抬回去或就地掩埋。我们生产队长的老婆做姑娘时眼看要饿死了，生产队长只用了一挑红薯叶子做嫁妆就把她娶了进门……。吃食堂那几年是农民们有记忆以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死了多少人？我下乡时生产队有二百来人。农民说，大饥荒之前也是二百来人，死了一半，经过十年人口增长又回到从前。”
我不忍引用更多的资料了。那年月，农村四处都是“新鬼煩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景象。良心未泯的人读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惨状可能不禁潸然泪下。可是中共的官方報刊仍描绘出一片莺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升平景象。
面对自己治下的子民大批饿死，李井泉没有丝毫的自责和反省，没有丝毫的“良心发现”。1959年7月李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對李谈到四川餓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 哪朝哪代沒有人饿死！” 这是李氏最有名的一句话。这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员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冰冷的血  在他眼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过是草芥而已。
面对全国大量饿死人的严峻现实，1961年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政策上有所松动，例如解散公社食堂，允许农民有一点“自留地”等。当时其他省份的公社食堂早都解散了，李却在“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公社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的政治口号下，在四川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其他省份的农民自留地早都恢复了，四川却迟迟没有动静。李井泉的倒行逆施使川民在死亡线上多挣扎了一年。
在大饥荒时期，李井泉的对策是向上封锁消息，向下采取高压手段，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敢谈谁就会被戴上“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帽子而遭到整肃。奇怪的是虽然四川饿死的人数居全国之冠，但李不但未被追究反而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河南、甘肃、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李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他居然还官升一級，升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统管云貴川三省。从这事也可看出毛泽东对李井泉的宠爱有加。
李井泉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的霸道作风和玩弄权术的一套招数完全师法毛泽东。1959年庐山会议上，李是围攻彭德怀最卖力的人之一。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 最严重的省，李出于自保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庐山会议后李回到四川，他不把彭德怀已被打倒的消息告诉大家，反而把彭的“意见书”印发给干部们要求表态。大量不知就里的干部出于良知为彭叫好，结果落入李布下的陷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这和毛泽东1957年反右时大搞“阳谋”、“引蛇出洞”的策略如出一辙。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调出四川。然而李在中央的包庇下却涉险过关，回川以后有恃无恐，不但不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实行打击报复。
李井泉主政期间，大搞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干部。例如1958年1月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案，1963年4月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案等，都是李亲手泡制的冤、假、错案。1966年文革初期，李为求自保，把一批省级干部如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等抛了出来，打成“黑帮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的专制制度下，这位“西南局第一书记”掌握垄断了一切资源，为实现个人欲望最大化，在自己控制的权力范围内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李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地方专制主义  尽管口头上把“为人民服务” 喊得震天价响。
经过那个时代的四川人不会忘记，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如何笙歌达旦，多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忙得不亦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鴿子、活斑鳩、冬天的泥鳅、青蛙和团鱼等刁钻古怪的玩艺儿。困难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在李井泉身上也得到了验证。事实证明李是一个地道的满口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的腐败分子。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把毛时代描绘成没有腐败的“廉政时代”的悖论。
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还未断气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丧妻失子的李井泉据说在晚年过得很凄凉。天意乎，民意乎，谁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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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真假民主的标准是“专制”
来源：杨恒均的独立博客   发布者：杨恒均
时间：2010年1月06日 17:09
谈起民主，除了“中国是否需要民主”和“民主是否适合中国”这两大疑问外，还有一个常常被提起的问题：用什么标准判断一个人说的和做的是真民主，还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自己一直在追寻违法广告。可说实话，我没有标准违法广告，只能依据自己的教训，总结一点个人经验，供年轻的朋友在未来的日子里不至于上当受骗，误入歧途。
大家也知道，中国人被误入歧途不是一次两次了。自从两百多年前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在地球上扎根以来，我还真没有看到哪一个政治人物不说自己是拥护民主的，他们要建立的国家都是打着人民的和民主的招牌，所以，如果只从文字上看，只听其言的话，误入歧途也是难免的。要知道，当今地球上公认为最不民主的国家北朝鲜的全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牛不牛？名字里不但有“人民”，而且有“民主”，相比而言，老牌的民主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等，听上去就没劲了。
就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来看，政治人物和政党前赴后继，但哪一个不是把民主挂在嘴边？中国近百年历史上唯一一个言行如一、想当皇帝就当皇帝、绝不拿民主忽悠老百姓的反而是袁世凯。如果中国要设百年政治人物诚实品格奖，非老袁莫属。
在中国推广民主的有几个成功的？不成功还好，那少数几个成功的，又有哪一个不是给民众带来无以复加的灾难？要知道，这些可都是在“人民”和“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
有人也许会大声说，那是民众被骗了，那些专制独裁者一开始就是搞假民主的……
这是事后诸葛亮，你怎么知道人家一开始就是搞假民主的？上次无意翻到一本毛泽东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编写的《湘江评论》，看得我头皮发麻、一阵激动。《湘江评论》里有些对民主的铿锵之声，我老杨头到现在还不一定想得出来，你说那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
所以，当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最近宣称毛主席的著作永远不会过时，并告诉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我是无话可说的。毛泽东著作厚厚五大本，里面有很多关于民主的论述，肯定是不会过时的。实际上，如果你翻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把有“民主”两字周围的段落节选下来，也不见得就过时了。有些听上去甚至并不比美国总统的演说词差多少。
最近有朋友送我一本奥巴马演讲集，说让我学一下里面的民主理念。奥巴马演讲稿里的民主理念精彩不？当然精彩，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建议你把美国历届总统的演讲稿对照一下，你会发现即便不是一摸一样，也是惊人的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修辞和语气的使用，以及演讲中所举的感人的小故事换了角色和地点而已。
其实，民主理论一点也不高深，如果你真想掌握的话，估计学一个专科就可以了。给美国总统写演讲稿的团队大多是年轻人，有些甚至刚刚出大学校门。要说他们对民主知道有多深，还真不敢恭维。可见，民主这东西，谁都可以说两句，而且，只要掌握了一些要点，基本上是能做到政治正确的。换一句话说，就是谁都可以拿起民主的武器来奋斗，来战斗，来忽悠，来欺骗……
所以，当我收到这样质疑我的来信时，我一点也不惊讶：老杨头，你这个“民主小贩”此刻贩卖的就是真民主吗？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我作为一个不搞政治，只利用业余时间写点博客的“民主小贩”，我搞的是真民主或者假民主都不影响大家的生活和前途，你爱看不看，我又不会带你上井冈山。所以，不必费心把我当目标来质疑，那是高看我了。
可是，对于当今还在主张要搞民主的政治人物（掌权的和在野的），包括很多我崇敬的海内外知识分子，我们又该用什么标准来检验他们搞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呢？
在这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不适用，老百姓怎么都经不起另外一个60年的试验和充满“宝贵教训”的折腾了。那么，到底用什么来判断真假民主？
我自己有限的经验告诉我，判断一个政治人物的言行是否民主的标准并不是“民主”本身，而是作为民主对立面的“专制”。这意思就是说，别看他把民主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也别追究他理论水平有多高，细心留意他言行中是否有专制的毒素。民主和专制都是一个人的本性，无权的人想民主，有权的人想专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只看到我们想看的，用到底有多“民主”来判断一个人，我向你保证，你把希特勒《我的奋斗》和每一次演讲中有关民主的内容挑选出来，绝对不比现在奥巴马的演讲逊色多少。问题在于，奥巴马的演讲中（和著作中）鲜有专制的毒素，而希特勒除了民主之外，却有更邪恶的独裁和专制思想。
专制和民主绝对是水火不容的，当一个政治人物竟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忽左忽右，得心应手的时候，大家千万要小心了：他百分之百是利用民主作为挡箭牌，而把专制独裁发挥到极致。
一个人如此，一个思想，一个理论体系和建国理念更是如此，中国人最早吃亏就吃亏在老祖宗马克思身上。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可取的？当然有，太多了，可是，这个主义的核心是什么，看看所有根据马克思理论建国的国家的命运就清楚了。
在研究西方民主理论的时候，我碰上一个问题，和我们社会主义理论清一色是建立在马克思一个人的几本书上不同的是，西方的竟然没有大师级唯我独尊的“民主理论家”，或者说，西方的民主竟然是从几十位甚至上百位杰出的理论家那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来的。至于我们都熟知的民主政治家华盛顿、罗斯福、林肯等，有哪一个对民主的理论真有所贡献了？他们三位伟大的政治家在位时都靠“枪杆子”建功立业了，但他们的伟大之处则在于并没有用“枪杆子”把自己单一的思想树立为永远指导几个亿美国人的指导思想……
我想，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类的智慧丰富多彩，可只有上个世纪发生了几十个国家愚蠢地以某一个人的几本书来指导几十亿人的生活、工作，甚至吃饭和做爱，弄得老百姓都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些国家至今还不知道反悔……
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作为一名网友，我自己直到大学的教育也都是在单一的马克思理论体系教育中完成的，也喝了不少的狼奶，即便我努力吸取民主的知识和理念，也不一定能够去掉自己灵魂里被深深烙上的“专制毒素”，所以，大家在看我的博文时，不但要阅读和交流“民主”，也要细心留意“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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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荒、房荒、人荒

作者：王鑫海

政府取消农民的种粮权、做饭权导致粮荒；
政府取消公民的建房权导致房荒；
政府管制公民的生育权导致人荒。

1， 政府取消农民的种粮权、做饭权导致粮荒。

　　1958年的大跃进、集体食堂大锅饭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1959－1961年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000多万。虽然各地都有人饿死，但是差距很大，哪里严格执行大跃进政策，“放卫星”浮夸虚报产量，哪里饿死的人就多，例如仅仅四川一省就饿死了1000多万人，而一些大跃进“落后”地区饿死的人不多，例如山东有一个“落后县”昌乐县就没有饿死人。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王永成到任后，非但不“改造落后”，反而“倒行逆施”。全县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来源: 2007-04-14人民网 北京)　

    在我的故乡江苏省，当时“备战备荒”工作做得很好，贮备粮食至少可以供应本地居民和驻军食用一年，但是由于存在“台湾敌特活动”、“蒋介石反攻”的威胁，这些粮食主要用于备战，没有用来救荒。结果“敌特”抓了不少，“蒋介石反攻”连影子都没有。粮仓大都由武装民兵守护，没有发生一起解放前饥荒年常见的“抢粮事件”。苏北很多县份因“浮肿病”死亡（其实就是饿死）的超过万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是“浮肿病”死亡的高峰期，第三年，政策有所松动，例如当时有一张据说从浙江流传过来的治疗“浮肿病”的中药方，生病的可以照方吃药，很多患“浮肿病”垂死的人保住了性命。该方大致是“方用甘草一钱，稻糠一两，红糖一两，小麦五斤”，小火煎汤服用。一些比较爱护群众的干部向上级请命，以“药材”的形式发售了一些“备战备荒”的粮食。民间传言，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指示，说中草药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应当予以发扬光大，有人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尚方宝剑”，编造了上述治疗“浮肿病”的药方，以吃“中药”的形式促使政府变相放粮。虽然干部的亲友“吃药”通常比较优先，但毕竟为普通群众也开了一条活路。

　　大饥荒之后，农民获得了做饭权，即分灶做饭，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种粮权还在生产队手里，效率很低。直到1978年之前，大部分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粮荒阴影挥之不去。包产到户让农民重获种粮权，仅仅一年，吃饭问题迎刃而解。到1980年代中期，在全国人口比1978年增加几千万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户不仅能够吃饱，还能够吃好，

2， 政府取消公民的建房权导致房荒。
　　一般的商品房成本仅仅是一千多元一平方米，而房价近年来却一直居高不下，均价突破万元的城市很多。一部分人做了房奴，大部分人求做房奴而不可得。1990年代曾经讨论并试点过的自助式城市建房合作社销声匿迹，政府通过征地、批地等环节垄断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建房权。农民倒是有建房权，但是过亿农民已经进城定居，不可能把房子背着走。中国人再次显现了当年应对粮荒那样的智慧，各地城郊的小产权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价格不到当地商品房均价的50％甚至20％，各地“有关部门”屡次“打击”。如果政府换一个思路，积极引导扶持，承认民众的建房权，房荒就不难缓解。就算动物都有建窝权，中国人享有建房权也在情理之中。

3， 政府管制公民的生育权导致人荒。
   仅仅是十年前，中国仍然似乎有用不尽的人力资源，但是2002年左右南方工业区已经出现民工荒，稍后蔓延到长三角地区，2006年起，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江西等地缺乏劳动力，人荒危机开始全面显现。伴随人荒危机，男女比例过度失调，“女人荒”危机也很严重。
　　为了控制所谓的人口爆炸，防止民族肥胖，中国采取了过激的一胎化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人并非越瘦越好，人口也不是越少越好。二十多年来计生部门一直通过强制性计划生育这种“放疗”、“割肉”减肥法给中华民族减肥，现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已经证明这种极端方法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其中有两个问题最突出，一个是头重脚轻老龄化，另一个是半身不遂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20多年的一胎化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急剧老龄化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将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如果不改弦更张，2020年前后人口危机就会总爆发，出现4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4000多万找不到老婆的壮年光棍。
　　回过头来看，1980年代，即二十多年前的“超生游击队”，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推迟了人荒的出现。人口问题有20－30年的延后效应，现在不做调整，后果不堪设想。计划生育部门报告中国的计划外生育率是6％，当年粮荒时期农民的自留地（当时是救命地）大约也是6％，这是巧合还是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底线？
　　粮荒、房荒、人荒的根源是一致的，都是不恰当的政府管制造成的。粮荒、房荒造成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时间弥补，但是人荒危机却很难用时间弥补，如果不及时调整，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加上过低的生育率将严重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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