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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政府折腾——灾难的根源The historical less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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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1 12:07:53 | 显示全部楼层
政府是怎样感染“大楼癖”的?

文/李松林

据人民网12月10日报道,济南龙奥大厦,建筑面积37万平米,大楼造价40亿,有40多部电梯,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单体建筑,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目前该大楼是全国最大的政府大楼,主要为济南市政府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办公场所,亦是十一届全运会的指挥中心和新闻中心,现为济南市委市政府驻地。

相信你看了以上数据,大致就能想象龙奥大厦究竟有多大,多高,多雄伟,多有排场了。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想象力,大可以上网去搜,有图有真相哦。很多网友在看了龙奥大厦的图片后,经不住大呼“牛逼”、“有钱”、“真阔气”,相信有关方面应该能读懂这其中暗藏的民意和情绪。

令人脸红的是,政府修建豪华大楼不仅济南一处。网上有一篇专门的帖子,叫做《各地豪华政府大楼盘点》。不幸“中枪”的政府有陕西省汉阴县豪华办公楼、浙江长兴县政府大楼、连云港市政府大楼、舟山市政府大楼、重庆市忠县黄金镇政府、温州市政府大楼、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政府大楼、河南省洛阳市政府大楼、广东佛山顺德区政府等,不一而足。如果你够细心,不难发现这其中小到镇政府,大到市政府,似乎各地都有那么一两栋豪华的政府大楼,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感染上了一种不良的“病症”  “大楼癖”。

何以至此?原因多方面,大抵有以下几点。

第一,爱面子。政府是不知道爱面子的,爱面子的是那些在政府里办公的人。一些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脑子里总有一个错误的思维定势  政府机关的办公楼一定要宏伟气派,如此才能突显出“这里是政府”;同时,现在的官员任期一般很短,如何在几年任期内做出点看得见的“成绩”(政绩)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一些领导干部想尽千方百计要“干出一番天地”。只想问一句,这几年,各地政府机关领导干部年年出国考察的机会不少,国外同等级别的政府大楼也是我们这么雄伟气派吗?

第二,少监督。当然这种没监督更多意义是指缺少外界的监督。政府修大楼,内部的监督程序还是要走一遍的。只是,外界的监督力量显然十分脆弱。因为缺少外界监督,政府可以随意决定修一栋楼准备砸多少钱;因为缺少外界监督,政府可以关起门来商量要把大楼垒得多宽多高;因为缺少外界监督,如此豪华雄伟的楼只管“一心一意”修起来而并不会承担多少风险和责任。至于公众好奇的,大楼修建过程中有没有经过严格审批,有没有铺张浪费纳税人钱财,有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分赃和贪腐行为,这些“小问题”显然并不重要。

第三,没规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各地豪华政府大楼盘点》,一定亮瞎你的双眼,各种风格,各种攀比。某镇政府大楼像天宫,某县政府大楼像CBD,某市政府大楼模仿吉隆坡双子塔.....至于济南市政府,还算“谦逊”,知道美国五角大楼是人家国防部的大楼,我们一个市政府大楼还是要修得小一点才合理。问题就在此,国家是否应该考虑出台相关法规制度来具体规范各地政府大楼的修建?比如,镇、县、市、省各级政府要修建大楼,大致预算范围是多少?超出这个范围是否要问责?地方虽然有财政,但每一分每一厘的钱财都是纳税人的,都是国家的,理应得到合理的安排和使用。

“大楼癖”是一种病,必须治。下次在修大楼之前,各地政府有必要找块镜子照照自己:在我负责的辖区内教育水平跟上了吗,医疗服务改善了吗,道路都平坦畅通吗,还有流浪汉在在街头挨冻吗?说了这么多,相信有人会不高兴,我也懒得再说了。套用季羡林老先生的一句话:歌颂是热爱,不满也是热爱,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2月11日凌晨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在读硕士研究生,QQ416414582,欢迎交流和约稿。)
我的腾讯博客:http://user.qzone.qq.com/416414582/m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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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2-26 11:52:05 | 显示全部楼层
南赵湖,一滴风干的眼泪


  作者:郭艳茹(女,经济学博士,现为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南赵湖是我家那里  鲁北平原的沾化县在大跃进期间所建的一个大型水库,官方称作南赵水库,南赵湖是民间的说法。水库1958年春天开建, 1961年即完全废弃还耕,存在不过三年。但这三年正是当地人记忆中最惨痛的三年。水库的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农田,并引起周边土地盐碱化,致使库区粮食产量锐减,饥荒严重,死人无数。村里的老人提到这段往事至今仍感心有余悸。我从小就听大人讲述这些事,南赵湖和与之相关的饥荒、死亡在我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得我对五十年前中国发生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有了直观的感性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跃进、大饥荒已经逐渐被人们所遗忘,80后、90后的学生或者不知道大跃进为何物,或者把大跃进等同于两蛋一星强国盛世,我教的本科生里甚至有人拒绝相信中国曾经发生过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而坚持认为毛时代的中国国家强大人民幸福。2008年暑假,我在沾化翻阅了大量文献、历史档案,并访问了许多老人,试图能对与南赵湖有关的事宜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小事件的追述,使人们,尤其是年轻学生获得关于大跃进这样的历史大事件的准确认识。

一、全民兴修水利与大跃进的开始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在中国农村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关于大跃进,人们一般只想到人民公社、大食堂以及大炼钢铁,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内容  大修水利。事实上,大跃进正是从全国大修水利开始的。据博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追忆,1957年九十月间中国**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通过《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之后全国掀起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大跃进的号角正式吹响。当年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在随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问题,继续推进大跃进。深翻土地、兴修水库等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
山东省作为传统的政治型大省,是大跃进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几个省份之一,在兴修水利上投入自然就多。在省政府的号召下,黄河沿岸兴建了大量大型平原水库,用以引黄蓄水灌溉。这些工程大都缺乏调查、论证和合理设计,盲目上马,存在严重质量问题,1961年后被陆续被废弃。兴修水利所造成的严重的土地、劳动力消耗,与激进的粮食统供统销政策和人民公社大食堂政策、大炼钢铁运动等纠集在一起,共同引发了1959-1961的大饥荒。一份资料表明, 1958年山东省由于青壮年农民投入炼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份之一。张广友在《抹不掉的记忆  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了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流经的鲁西北地区,也就是水利工程最为集中的黄河沿岸。
南赵湖修建即发生在这一大背景之下。

二、南赵湖的修建与饥荒的产生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南赵湖1958年3月开工兴建,以沾化北部大片低洼地(南赵洼)为主库区,靠人力挖土筑堤而成。据1994年1月编纂的《沾化县水利志》记载,水库占地13.5万亩,全县9个乡7316人参加施工, 6月份完成一期工程,7月份开始蓄水。此后,当地大饥荒的序幕慢慢拉开。
南赵湖位于沾化北部的低洼地,库区大部分属于现在的李家乡。当地地多人少,村庄稀疏,土地虽多盐碱,但可耕种土地仍能解决吃饭问题,大量的低洼荒地,即使遇灾年歉收,人们靠野菜、鱼虾也可勉强充饥、活命,虽贫困闭塞,但在1958年之前,当地历史上似乎没有大规模饥荒的记忆,旧版县志始于明代,遍翻其中也找不到陕甘一带县志中常见的“饿殍遍野,死人万千”类的文字。有笑话讲当地文革时期,忆苦思甜,一位老太太声泪俱下的控诉起59-61年的大饥荒,大会组织者赶紧上去阻止,说大娘你别讲这一段,你得讲解放前旧社会。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解放前要饭还有处要,挨饿的时候(指59-61大饥荒时期)连要饭都没处去要。
访问当地老人,提到南赵湖和大饥荒,老人们会从1957年新粮政策开始讲。
1957国家实行新粮政策,粮食统供统销,要求农民把家里的余粮全部上缴,村干部挨家挨户翻,有拒不相应号召者,粮食强行收走,人游街批斗。我姥姥就因不肯上交粮食而被抓去坐禁闭,我姥爷是渔民不在家,还是我大姥爷(我姥爷的哥哥)代她被关。之后,村民家中再无余粮。1958年大跃进开始,成立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前期粮食尚充足,浪费严重,有年轻小伙子进行吃饭比赛,吃饱之后,拿一筐馒头来,打赌看能不能再吃下,地里的庄稼村民也懒得收获,地瓜成片烂在地里。与此同时,大修水利、深翻土地等非正常的生产活动大肆进行。土地深翻到1丈二,地表熟土被深埋,庄稼无法生长。春天,南赵湖开挖,大量劳动力被调往工地, 7月,水库蓄水,4.18万亩耕地被淹没于大水之下,并使周边4.76万亩耕地发生次生盐碱化,无法种植庄稼,其中2.65万亩几乎寸草不生。1982沾化县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水库所在的李家公社全部耕地面积为13万亩,按这一数字推算,当年南赵湖的修建使得当地耕地减少了70%以上。如果考虑到1958年到1962年间土地的增长,这个比率会更高。
土地、劳动力投入的减少,使得农业产出锐减,1958年秋,粮食不足开始出现,到1959年春,已经发展成严重的饥荒,但水库的修建仍在继续。《水利志》记载1958年秋、1959年春南赵湖二期、三期工程继续进行,与第一期工程加起来,共使用劳动力2.11万人次,最多上工人数1.3万,库区几个村庄的青壮年几乎全部投入水库建设,土地抛荒,粮食产出锐减,饥荒蔓延,繁重的水库修建工作只能在饥饿的条件下进行。1959年水库大食堂就借用我姥姥家的房子,附近村庄的妇女被组织起来在食堂里劳动,每天淘洗野菜与少量粮食混合做成食物,送往工地。繁重的劳动加上饥饿,许多青壮年劳力死于水库修建,尤其是地主、富农子弟,因为出身不好,在水库上干最重的活,领最少的食物,饿死尤多。我家对门的大姑,家里为地主,她讲她的弟弟在水库工地上抬土方,眼见性命不保,被获准回家,8里路程,一整天尚未到家,昏死在桥上,被同村的人扶回家。他的母亲用土改中幸存在一点衣服、首饰,偷跟人换了几个鸡蛋,才让他奇迹般得以存活。另一个青年从工地回来,摔倒在村头,被牛蹄坑里的一点水淹死。死亡越来越多,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我家所在的村庄,当时有1000多人,据老人们回忆,饥荒最严重时每天有七八名青壮年死亡。尸体无人掩埋,只能用村里仅存的牲口拉到村外。性命尚存的人全身浮肿坐在墙根下延口残喘。壮年劳力连水都挑不动,只能拄着棍子用茶壶从村头湾里取一点水。孩子们更是饿得只剩下一个大脑袋,肚皮透明,里面绿色的肠子清晰可见。根据沾化县志记载,全县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发生在60年、61年、62年,三年非正常死亡率分别为60‰,55‰,32%,共死亡2万3千多人,但库区所在的村庄严重的死亡早在1959年春天就开始,《水利志》中也承认,由于水库的修建,库区饥荒比其它地方提前一年发生。县志里一份按性别统计的人口资料显示,从1957年到1962年,全县男性人口减少了29749人,女性人口减少14098人,也就是说,饥荒中男性死亡比例远远高于女性,其中的原因固然与男性对食物需求量大有关,但修建水库也难逃其咎。考虑到死亡人口并不是在全县平均分布,而是主要集中库区和另外几个有类似激进行为的公社,则局部死亡密度比全县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我去县档案馆查阅这一时期库区详细的人口死亡资料,发现档案记载的数据比实际情况要低得多。可能是当时的公社领导人想通过水库建设来提高政绩,因而不报告真实的死亡情况,现有大饥荒死亡人口统计数字可能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有一个传说,说在水库召开的现场大会上,库区公社书记满怀激情规划未来的社会主义美景,要在水库里养鱼、养荷花、划船直到县城等,另一公社的书记忍无可忍,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看看身后的冤鬼。
饥荒除了导向死亡,还带来亲情、人性的丧失。当时许多家庭因为饭量不同而分开吃饭,虽父子、母女、父亲也难以互相照顾。我家的一个邻居,一家人各自去食堂领饭,十多岁的小女儿害怕饭票被家里其它人偷走,就到处藏,有天藏在屋后的草中找不到了,急得哭天抢地,晚上打着灯笼围着屋子边哭边找,状如鬼魅。另一家,母亲和女儿还能出去挖野菜,父亲已经奄奄一息,苦苦哀求母女俩分给自己一点野菜,母女俩却狠下心来不顾。一对老夫妻,老太太对浮肿的老头儿说,你快点死吧,省下你那份口粮,我还能多活两天。上学的孩子,每天可以分到半个窝头,老师从来不当着同学的面切,而是背后切好,以便从中间匀出薄薄的一小片。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水库劳民伤财修成,但实际上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坝体薄弱,土质疏松,又一面临河,汛期一临,则全面溃堤,需要抽调大量劳动力抢修加固。《水利志》上记,“到1960年汛前检查,水库坝坡已经前面坍塌,严重段坝身坍去1/5~1/3”。1960年水库开始排水还耕,到1961年春天全部废弃还耕。排水之后,村民到低洼处捕鱼,一麻袋一麻袋的鱼被捞上来,成为活命的食粮。这似乎是整个饥荒时期能回忆起的唯一快乐的事。靠黄河水压碱和淤泥,排水后的库区土地阴差阳错成了良田,村民靠其中的野菜、草种挨过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在1960年冬天,中央高层已经意识到饥荒的严重性,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导农民生产自救,其中明确指出允许农民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1961年秋天库区业开始实行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包产到户政策。大片肥沃的土地加上全力以赴的农民,粮食出现了空前的大丰收, 1962年秋粮收后,饥荒逐步结束。
按照老人们的说法,大饥荒中人们是被一步步逼到绝路上的:如果不是1957年的新粮政策把农民家里的粮食全部收走,即使后来粮食歉收,靠存粮配合野菜草种,人们或许也能活命。即使粮食被收走,如果不是集体劳动、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等,人们辛苦一季,也可以再种出粮食。如果不是挖南赵湖,也断不会死这么多人,壮年劳力累死饿死不说,大片土地被淹没和盐碱华,使得人们连挖野菜都无处可去,少了最后的活命机会.
 楼主| 发表于 2012-12-26 12:35: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南赵湖留给我们的思考


南赵湖的修建只是大跃进中的一件典型事例,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全国比比皆是,仅在山东省就有大量像南赵湖这样先蛮干后废弃的水库,其背后必定是同样的惨剧。某个当年的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县志上记载大饥荒时期出现“人相食”的惨状。沾化虽饥荒严重,终究还没有听说过吃人的事情。看来,全国饥荒之惨烈,有甚于沾化者。
50年的时间过去了,大跃进大饥荒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在沾化,三十岁以下的人已经很少有知道南赵湖的。南赵湖如一滴凄苦的眼泪,逐渐在岁月中风干。只有在老人们的叙述中,它才被还原成一段段真实的往事。中国的大跃进大饥荒,一直为国内外经济学研究者所关注,有大量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来解释饥荒的成因,但是模型和回归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历史描述,代替不了口口相传的叙事中忧伤的细节和悲怆的情感。那些档案、文献、数据,在口述的历史中,都被还原成鲜活的生命,他们的悲惨命运使得那些枯燥的模型和回归充满了悲凉。
乘车从曾经的库区经过,发现这里现在是一片片茂密的庄稼,数万人血泪筑成的堤坝已被铲平,变成了农田。人们在地里辛苦劳作,远处有牛在吃草。忽然间明白,所谓的国泰民安不过是人种地牛吃草。而这样的图景,在很多时候却由于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过度侵入而丧失。一个有能力调集全部资源的极权主义国家,在应付战争、灾害等突发性事件或承办大型活动、创造世界奇迹方面,固然有其优势,但其对社会的威胁也足以令人胆战心惊。正是出于对这种威胁的恐惧,产权、民主、国家权力约束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永恒的主题。近年来,在中国的学者和普通民众中,弥漫着一种浓重的强权膜拜情节,张口国家利益、国家尊严,所谓的“人民经济学家”更是为中国的改革开出“国进民退”的歹毒药方,呼吁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控制来纠正改革中的问题,并因此获得无数拥趸。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南赵湖、大跃进、大饥荒的回顾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些有关的灾难、饥荒和数千万生命的死亡应该成为一把高悬在头上的利剑,时刻提醒人们强大的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背后的危险。
 楼主| 发表于 2013-1-30 15:12:11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少奇秘书评大跃进:漫山铁炉废 万户萧疏鬼唱歌



核心提示:在“社会主义高潮”和“大跃进”的高压下,地方干部便把谎报经济数字的政绩虚构当作维持地位的手段。结果,集体化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重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事实上剥夺农民的口粮,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正确,又不允许民众流动就食,最终酿成了漫山遍野铁炉废、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剧。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09月29日,作者:姚力文(人民日报社原农村工作部主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秘书) 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原题:《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要命”》

夸夸其谈取代不了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正如当年谎报经济数据虽可逢节献礼却必引发日常饥荒一样,“世界奇迹”的虚名之下也暗伏着大祸。

但惨烈的大规模人命伤亡也是刺激社会道德、唤起良知行动的契机,尤其在当今传播技术发达的信息化时代  这意味着谎言政治的高风险。

温州动车事故让隐忧变成现实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量建设江河水电、地下铁道、核电站、城市化、高速铁路等区域型项目和高技术工程;近年,则有征地拆迁暴力泛滥,技术安全事故多发。于是,包含强迫命令、谎言浮夸、胡乱折腾造成严重浪费和非正常死亡等反讽意义的“大跃进”,在新闻传播和批评舆论中复活了。

这种指称受到“奇迹论”者的抵制,似乎不是杞人忧天也有“唱衰中国速度”之类的嫌疑。即使2011年7月京沪高铁通车后故障频发,“奇迹论”者仍发明了“磨合期安全停车”的辩解。但是,7月23日一场惊天动地的动车组追尾激撞事故,给出了鲜血淋漓的结论:速度颂歌唱不掉高技术“大跃进”的灾难隐患。以至铁道部不得不宣布,中国高铁将全面降速。

或许有人以为,此一事故的伤亡规模与当年“大跃进”数以千万计“非正常死亡”不可相提并论。这是冷血的强词夺理,因为不久前的日本福岛核危机证明了存在着更可怕的高技术风险;惨案所控诉的,不过是许多人早就压抑于心底的忧虑:无论工业化时代抑或高技术时代,大跃进一定“要命”。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尽可能从根本上避免?



大跃进是民生缺位的伪发展

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会酿成社会灾难?根本原因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政治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缺乏人本价值、公共理性和责任体制。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跃进”思想路线占主导地位,为改变“一穷二白”,唐突推行急速农业集体化和经济重工业化。在“社会主义高潮”和“大跃进”的高压下,地方干部便把谎报经济数字的政绩虚构当作维持地位的手段。结果,集体化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重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事实上剥夺农民的口粮,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正确,又不允许民众流动就食,最终酿成了漫山遍野铁炉废、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剧。

尤其令人痛心者,尽管彭德怀试图在庐山会议上纠正大跃进错误,尽管刘少奇试图通过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有所反省,但这些建设责任政治的努力,都被党内错误思想路线摧毁了。

即使到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大跃进及其衍生的庐山会议斗争、“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仍然模糊。

历史悲剧不仅“真相”未明,反而受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称颂。历史学术荒废造成经验教训认知缺失,政治推动经济形式主义增长的国家结构,是大跃进模式在高技术时代复活的前提。

在京沪高铁通车前,一位曾位居铁道部高层的高铁工程专家对媒体披露:从1980年代末考虑搞高铁,“经过的不必要的折腾和波折太多了”;这几年引进之后,“铁路工业的制造技术水平确实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核心研发能力还没有”;某部长“什么都要世界第一”,“他是想买300公里每小时的车,跑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如此“吃掉安全余量”,“不是中国自己设计的,一旦出现问题,中国自己没有经验和技术去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人们看到的是什么?2007年4月,中国“D字头”动车组列车进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世界高速俱乐部,铁道部新闻宣传官动情讲述:“我们应该还记得,小平同志在29年前在日本乘坐新干线动车组时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时的车速像风一样快。现在我们可以告慰小平同志,中国自己生产的和谐号动车组的速度比12级台风还要快,因为它的速度每秒达到了56米,而12级台风每秒是32.6米。”

当然,他也谈安全,说:“铁路方面确实把安全摆在了最核心、最关键、最根本的位置上……我在这里再次向网友们表示,提速列车运行安全是有可靠的保证的,如果没有100%的把握,我们都不会开行这种时速的列车。”

到建党90周年开通京沪高铁之际,这位官员更通过新华网对全国人民说:“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我们国家实力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

如此的“人间奇迹”、“世界水平”论和颂歌自赞、祭告献礼法,正是经典的大跃进话语模式和政治经济学特征。

但夸夸其谈取代不了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正如当年谎报经济数据虽可逢节献礼却必引发日常饥荒一样,“世界奇迹”的虚名之下也暗伏着大祸。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重复着民生缺位的错误:在工业化大跃进时代,主要表现为消费短缺即饿死,在高技术大跃进时代则主要表现为安全短缺即消费死。

当然,还由于忽视管理制度建设和安全文化培育,导致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事故频发;即使到今天,人类工业史上最古老、安全经验最丰富、规章制度最易懂的采矿业,在中国仍是世界上最“要命”的。

矿难频发,本就表明掌握初期工业化技术和管理的失败。这种低公共性、低制度化、低专业精神、低知识水平、权力滥用而权威无效的社会,还缺乏应有的能力控制产业化的高技术。

基于强国信念或政绩目标的政治化高技术引进,虽能带来一时的GDP统计增长,但安全短缺对社会系统协调发育、创造能力健全成长的真发展构成致命打击。GDP冒进而文明价值缺失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伪发展。



真发展以责任政治为前提

怎样才会有真发展?没有责任政治的前提,人本价值不得确立,公共理性无以生成,经济增长必带来浪费与贪污,“发展”的结果不是两极分化就是规模性非正常死亡。

1951年,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公开提出:“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

因此,作为中国问题的具体讨论,并不能把现实的大跃进式“发展”灾难笼统归咎于制度问题,淹没于宏大历史叙事;锲而不舍地追究每个灾难的真相细节和所有涉案个人的法律责任,才能积累民主化、法治化的量变,加速实现责任政治质变的进程。

除了责任政治的国家制度前提,后进国家要实现真发展,还须研究世界发展史,为探索避开“依附陷阱”的发展道路寻求知识武装。

对中国来说,战后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重视:以新干线高速铁路为代表的民族技术培育是成功的真发展,而以核电站为代表的高技术引进是失败的伪发展。

福岛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国土破坏、经济损失、国民健康伤害和国际核污染扩散,证明了所谓核电是最清洁、最经济能源的谎言性质。即使有核电产业利益集团一意孤行的压力和美国继续发展核电立场的影响,菅直人首相还是顾及到国民多数越来越强烈的反核意愿,终于在福岛核事故四个月之后,举起了“脱核电依存”的旗帜,表现出承认失败、改弦更张的勇气。
 楼主| 发表于 2013-1-30 15:14: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有这种勇气?可以从战后日本的核电发展史和耻辱的日美关系史来理解。

日本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前后,已从美国的国家档案中译介了日美核技术关系的资料。占领时期美国禁止日本的原子能研究,但日本仍有政治家渴望通过原子能实现强国梦。随着苏联的核武器研发跟进美国水平带来了核技术扩散的趋势,美国开始主张原子能“和平利用”来保持道义话语的主导权和技术输出的主动权。

尤其在1954年3月太平洋氢弹爆炸试验造成日本渔民受害之后,美国政府担心日本的反战、反核、反美运动导致日本脱离西方阵营,认为核技术合作是对日本的“最好治疗法”,遂加速推进了相关的知识、技术输出。

当时的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则企图利用发展原子能实现“首相梦”,不惜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在日本操纵舆论,向国民灌输“核能神奇”、“核能技术安全”的空气;他作为日本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长,不顾学术界关于加强基础研究、推进符合国情的自主开发等意见,急速引进核电站、扩张核产业。这种核技术“大跃进”造成了日本对美国从政策到生产的全面依附,美国则通过这种依附推进其在东亚的帝国化战略。

而且,美国不仅从日本的依附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国际政治权力,其技术输出还隐藏着惊人的欺骗。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960年代开发的反应堆,而设计该型反应堆的一位技术专家在事故后向媒体透露:他1975年就认识到有设计缺陷,议论过停止运转;岂料遭到上司制止,理由是“如果不让其继续运转,公司的反应堆就卖不出去了”。

1976年,他辞职后曾就这种反应堆的结构缺陷及其危险性在国会作证,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也指出同样的问题,通用公司才采取补救措施。这位专家认为:从福岛核电站现在的情况看,“即使采取补救措施,但基本设计没变,仍不具备承受氢爆炸压力的强度”。

可见,无论是由于美国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商业投机,还是由于日本迷信引进导致依附,更兼政治家、企业家的权力、利益欲望压倒安全责任的鬼使神差,核电站变成“另类原**”在所难免。

最近,日本内阁官房参与田坂广志(原子能专业学者)在回答记者关于菅直人首相的“脱核电依存”发言问题时说:“我曾经认为日本的原子能安全技术是世界最高水平。不过,世界多数核事故缘于人的、组织的和制度性原因,而并非技术性原因。”他明确反对追求经济目的而忽视安全信赖的核电及其技术输出,主张发展天然能源。

总之,必须追问高技术引进:设备可复制,但培育了高技术的人、组织、制度等文化条件怎么复制?操作易学会,但能否掌握原理、系统的解析和控制?

因此,高技术引进具有体制上的高依附性和安全上的高风险性特征。核技术引进被证明是一种致命的伪发展,日本承认失败了。试想,如果继续唱“核电不可脱离”的老调,再发生一次事故,还有什么面目以对国民?

健康的纠错力量压缩谎言空间

反观中国,即使在京沪高铁通车后故障频发引起广泛忧虑后,有评论竟然要求“对京沪高铁多点宽容少点质疑”;即使在甬温线特大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的新闻宣传官仍然坚称“先进”、“合格”和“有信心”。

什么是事实?如何面对事实?谁对事实负责?如此初级的问题能否达成共识尚有悬念,更遑论“科学发展”。

社会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是形成民族国家的条件,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入口。没有责任政治,任何发展的努力都会加剧社会分化、对立、冲突的风险,安全事故不过是社会分化、对立、冲突的一种表征而已。

但惨烈的大规模人命伤亡也是刺激社会道德、唤起良知行动的契机,尤其在当今传播技术发达的信息化时代  这意味着谎言政治的高风险。

试想,工业化“大跃进”时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千万计非正常死亡,如果通过媒体呈现在大众面前,彭德怀、刘少奇等党内健康力量纠正错误的努力,可能会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民众数量优势的支持,从而促成中国的改革。

现在,高技术大跃进的惨祸无可挽回地发生了,那种摹仿“三年自然灾害”的“暴雨雷击”解释,立刻遭到舆论反驳和普遍拒绝,政府的责任承诺不得不被强化到国家政治信用的高度。

基于被激发的道德共鸣形成价值共识,在追究真相和责任的过程中凝聚政治认同,为杜绝新的人祸而积累公共理性、健全责任体制  这些努力逐步压缩谎言再生产的权力空间,中国才有真改革、真发展.
 楼主| 发表于 2013-1-30 15:16: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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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12 18:02:54 | 显示全部楼层
孙立平: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本来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定物质财富的依托,同时也要改善其他的方面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但很少见到一个国家为了经济而如此不顾一切的。

  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既有的利益格局严重依赖增长所提供的增量。从宏观的层面来说,在这个不断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原来给的不但得继续给,每年还得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每年还有新的需要花钱的地方出现,这个钱从哪里来?只有从增长所提供的增量中来。所以这个社会有一种很强的增量依赖症。从微观的层面说,只有经济高速运转,只有不断上项目,尤其是上大项目,相关的利益集团才能从中获益。

  第二,越来越脆弱的合法性基础使得其严重依赖于经济增长。任何政权都得靠一个东西来维护合法性。现在能靠什么呢?就是畸形的增长。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在改革之前是意识形态,到了“文革”末期时,这种合法性可以说耗光了,转换到绩效的合法性,发展经济。这次转换很成功,有了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这样的合法性基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失业下岗的人说了,你是发展了,你将我发展的下岗了;农民说你是发展了,但我收入也没有增加;城市底层说,你是发展了,我状况没有改变,而且好像还在恶化。这样,到了90年代末期,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力图将过去完全靠绩效的合法性转换到公平正义,或者至少得是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但这次转换遇到的阻力太大了。上次转换基本上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阻力,很容易就克服了,但这次遇到的是实打实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原来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弱,想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干,怎么办?只能拼命消耗老的合法性,老的合法性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

  第三,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这个社会已经别无依托。上面说到,如此强调经济发展是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尽系于此,但还要看到更深的一层的原因,这就是由于这些年的破坏,我们除了钱和财富之外,已经别无依托。现在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使我们周边的环境乌烟瘴气,人们已经无法享受自然,享受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只图环境别给自己马上带来疾病。社会生态的破坏使得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和怨恨,这个社会中已经很少看到人对人的友爱和关怀,更多的是戒备甚至互相攻击。对人类价值的摧毁已经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没有寄托,没有理想,甚至没有对正常人性和正常生活的想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作为依托?还有什么可以作为慰藉?于是只能靠“发展梦”来填充空荡荡的灵魂与人生。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6:41:5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时期的水利建设大多引来水害!



   “大跃进”盲目扩充农田,造成生态大破坏,现在不得不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湿地。那时修建的黄河三门峡大坝设计仓促,造成上游渭河淤积,二十多年后修建小浪底才基本解决问题。那个时代的水利措施大多违反科学,得不偿失,海河被“根治得没有水了”。怎样“治”的呢?在上游修水库,在中下游把河道加宽、加深。上游水库大多建在山区,原本缺水的山区通过蓄水获得了水资源,而华北最大的天然湿地白洋淀却经常出现干涸现象,湿地面积不断缩小,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了。河流呢,海河的各条支流几近干涸。通常的情况是,诺大的河床,只能见到涓涓细流在一侧的小沟里流淌,80%的河床都可以种地了。北京的永定河干脆在河底挖沙、开驾校。卢沟桥下,见不到一滴水。淡水水产损失严重,原来的螃蟹已经绝迹,河里的鱼成了稀有动物。航运根本不可能了。

   那时期治理措施只注意河流本身,不注意水土保持和涵养:大跃进把山上的树木伐光了,造成“童山兀兀”;农村人口膨胀,且缺乏能源和建筑材料,产生对树木的过度需求,把小树都消灭了;提出反科学的“以粮为刚”的方针,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草场、林木、湿地,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土地原本的涵养功能没有了,要么大旱,要么泥石流。

   在河南,修建堤坝水库,缺乏科学指导,工程质量成问题,水利变成水患。1975年的驻马店水库崩塌事件使1000万人口受灾,淹死、病死24万人,被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著名的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高投入,低产出,没能实现其设计功能。

   所以,那个时代兴修水利,不是“造福”,而是“为患”。

虽然改革后乡村一级水利建设不尽如人意。但是,不得不承认,改革后大江大河等骨干水利工程才真正发挥了作用。



《淠史杭灌区改革发展的思考》

   地处江淮丘陵之间的安徽省淠史杭灌区始建于1958年。1959年局部发挥效益,至
70年代中期初具规模,80年代引进外资续建,至目前已形成灌溉皖豫两省12个县市、
1000多万亩的特大型灌区。
  历史上这里是严重干旱的丘陵地区,干旱年年有,十种九不收,即使偶遇风调雨顺
年景,粮食单产也只有200余公斤。水源的匮乏直接导致粮食的匮乏,农民一年所收难以
裹腹,只得逃荒要饭、流离失所,至于工业生产、城市经济更是无从谈起。
  灌区创建后,这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40年来,灌区累计送水1280亿立方米,
有效灌溉面积占安徽省的25%;灌区复种指数由1.l提高到2.2,粮食亩产提高到800公
斤以上;全灌区每年粮食总产58亿公斤,油料4.l亿公斤,正常年景(安徽部分)向国家
提供的商品粮每年约20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人1813元。
  特别是合肥和六安两市经济迅猛发展,灌区每年仅向这两座城市的供水就达到了2亿
立方米。
  一、灌区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1.工程因素
  由于灌区建于50年代的大跃进年代,资金困难、技术落后,完全靠土法上马,因陋
就简搞工程。当时可以说是除了群众的热情,领导的决心,其他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严重
匮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一个大型灌区,很难保证工程质量。经过4O年的风雨侵
蚀,现在灌区绝大部分工程老化严重,险工险段随处可见,有的甚至整座工程全部报
废,影响工程安全,灌溉事故近年呈直线上升,灌溉面积逐年萎缩。1992年,被水利部
定为二级老损灌溉工程,亟待更新改造。
  2.管理体制因素
  淠史杭灌区前20年的管理体制是:集中水权、分散管理、各行其是,大型灌区的优
势和效益无法充分发挥。后在实践中经过探索、研究,形成目前的管理模式,即统一管
理。条块结合、分级负责。客观地说,上述管理模式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初
期,曾发挥过较大作用,使灌区管理一度从混乱走向有序,由于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参
与,灌区的效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灌区原有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
要。
  首先,从水源看,灌区所依赖的5座大型水库有4座属安徽省电力系统管理。电力部
门强调的是发电效益,灌区却要保证灌溉效益,两者之间,特别是在用水高峰期,很难
协调一致,经常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影响着灌区水量的优化配置和潜能的发挥。
  其次,从管理体系看,灌区实行的条块结合、分级负责的模式,其实质上是省管部
分为37%,县及县以下的地方政府管理部分为63%。地区之间和上、下游之间互相牵制,
互相扯皮,为了局部利益矛盾迭起。条块管理经济只能流于形式而无法充分结合,更谈
不上科学、高效。这种局面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渠系水实际利用率不到50%,与设计要求
的62%相比差12个百分点以上;每年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跑水、漏水约4亿立方米。水资
源有效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因而造成灌溉面积始终上不去,只能徘徊在1000万亩左
右,短时期难以达到设计灌溉面积1124万亩。
  第三,从行政关系看,灌区属于条管的总干渠工程,主要由淠史杭总局这样一个处
级事业单位来管理,行政级别明显偏低(全国3个特大型灌区中,都江堰、河套两灌区管
理局均为副厅级事业单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作为处级的淠史杭总局无论如何是难
以对灌区的管理体系进行较好的统管和指导的。因而,实际上总局与地方政府只存在一
种关系  买与卖的关系,最终淠史杭总局对灌区63%的水利工程的统管只能图有虚
名。
  3.水费因素
  灌区水管单位经济十分薄弱,其主要经济来源只能是水费,但是常常难以计收到
位。据统计,全灌区管理单位的水费攸人每年约在8500万至9000万元之间(另外乡镇及
村截留约6000)万至7000万元)。这9000万元仅能够维持灌区的正常运行。而灌区每年
工程维修加固约需5000万元,更新改造、折旧等项费用约需5280万元,两者相加,每年
灌区管理单位实际亏损为10280万元。
  4.管理因素
  渠系工程硬件配套设施跟不上。全灌区在科学调水控制方面还是空白,没有遥测、
遥感和监视系统。只能对作物的需水情况和供水情况采取原始的估计办法,缺乏科学的
配水制度,水资源利用率难以有效提高。
  灌区用水户节水意识不强,节水手段落后,农田用水还在沿用原始的大水漫灌,很
多地方至今没有供水渠道。
  二、对策与发展方向
  首先,必须强化条管、统管体系,以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为主,协调各方利益,各
负其责,计划用水,按方收费。属于国家管理的渠系应扩大到分干渠(l0万亩以上)一
级,而分干渠以下(不包括分干渠),应由农民成立的用水联合会自行管理,倘若能做
到这一步,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简化调水、管水程序,使供水一步到位与农民见
面,改变过去权务交叉、机构重叠的状况。同时也降低了供水成本,减轻了农民负担。
其二,农民用水户参与管理,有利于调动农民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积极性,并自觉保
护灌溉设施,基本消除跑水、漏水的现象,灌区每年可减少水量损耗2亿~ 3亿立方米。
其三,也有利于灌区水费的计收到位。
  第二,将水源工程的管理与灌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提高水库水的利用率,水库
每年可以因此增加蓄水量2亿立方米以上。
  第三,提高清淠杭管理总局行政级别,使得总局对全灌区不仅只有水量调度权,在
水费计收、财务审计、工程项目计划安排、基建管理方面都有一定的统管权力,以减少
地方层层截留水费、挪用水费现象,使得用水户所交水费能足额到位,在总局统一安排
下,能用其所用,为其所为。上述设想若能实现,灌区每年所收水费,在现有基础上能
翻一番,水费中的相当一部分则可以直接投入到水利工程的建设、配套和维修,从而解
决灌区资金短缺的矛盾,实现灌区的自我造血、自我挖潜、自我更新、自我发展。
  第四,加强“块管”力度。这里所说的“块管”并非原来意义上的“块管”,而是
注入了新的内容。即推行用水户参与管理的制度和办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用
水户参与管理,就是将支渠以下的工程交与用水户来管理。
  第五,加快渠系工程硬化建设速度,努力提高渠系水的利用系数(由原0.62上升到
0.80)。据测算,仅此一项,每年可节约水4亿~ 5亿立方米。改革灌溉制度,推行科学
配水和适时送水,根据作物生长期的各个阶段对水的需水量进行适时配给。
  第六,以供水为龙头,加快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优化和调整作物结构,扩大节水
高效农业。
  第七,增加城市供水。水少、水脏一直困扰着合肥市的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现在
可以有这样一个跨世纪的规划,即利用淠河总干渠的输水条件,在总干渠的尾部建一条3
公里长的输水渠道,可直接将来自大别山的优质水源送到合肥市,彻底解决合肥的水荒
问题。由此,水管单位的经济收人也会有所提高。
  第八,尽快兴建白莲岩水库,增加淠河灌区水源工程的蓄水量,提高灌区供水保证
率和扩大农业灌溉面积,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的需要,为安徽中、西部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创造条件。

《中国水利报》2000-12-21第2版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6:52:20 | 显示全部楼层
公共食堂的历史记忆
 公共食堂起于1958年夏秋之间,停于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

  一、消灭家庭

  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领导人,年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1]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2]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3]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4]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5]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6]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7]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左右。《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报道,全自治区152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5000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年7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8]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6:53:14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9]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有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10]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饱。[11]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12]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13]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对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14]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国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才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15]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6:56: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年8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54户、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大。1959年4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7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9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1960年4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1960年12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9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16]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年11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17]

  1959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18]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19],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1960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20].本书作者在12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396个食堂当中,有176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21]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22]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23]

  河北省在1958年秋后有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个,比原来减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16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9.65%,较原来减省了80%。[24]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25]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26]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年8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27]

  1959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28]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29]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30]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6:56:37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31]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7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2]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33]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份统计,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34]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6.1%,山西为81%,甘肃为63.3%,山东为5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9.4%。[35]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1960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36]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6:59:03 | 显示全部楼层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 “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37]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38]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39]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2800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1960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2万8千多人。[40]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1960年4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其中河南省达到99%。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14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18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7:00:26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发现5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41]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42]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43]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44]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7:02:13 | 显示全部楼层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发现5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41]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42]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43]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44]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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