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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资料] 政府折腾——灾难的根源The historical less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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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7:04:41 | 显示全部楼层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19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3843人,已死亡200人。[45]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7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46]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13.16%。[47]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1957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农业用工1466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0.69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1812个,工值就降到0.32元。[48]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54头猪,100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年全队只有4头猪,11只鸡。[49]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月9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尅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39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1961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50]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7:05:45 | 显示全部楼层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51]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中国**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尅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52]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7:22:34 | 显示全部楼层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天时间分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53]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54]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55]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56]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57]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58]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年5月11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59]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7:23:16 | 显示全部楼层
注释:

  [1] 毛泽东:《在成才会议上的讲话》(四),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39页。

  [2]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2月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79页。

  [3]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1958年12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7页

  [4]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第153页-160页。

  [5] 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材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10日。

  [6] 中共榆中县委书记雷秉让:《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号。

  [7]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8]《关于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调查》,1959年7月3日。

  [9]胡乔木等:《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4月10日。

  [10] 张步真:《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11] 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观察网:大饥荒档案。

  [12]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史料汇编》,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13]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95页。

  [14] 《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纪要》,1960年2月14日晚。

  [15]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年11月3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全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614-615页。

  [16] 中共榆中县委第一书记雷秉让:《食堂问题调查报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号。

  [17] 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

  [18] 陕西省委宣传部“思想动态”:《有些基层干部、社员提出要解散食堂》,中宣部《宣教动态》,1959年5月23日。

  [19]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史料汇编》,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7页

  [20] 《为争取1960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修改草稿,从草稿上可以看到修改的情况。

  [21] 《部分地方发生食堂停伙》,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编《情况资料》3期,1961年1月13日。

  [22] 四川省委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关于泸州专区在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9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9月9日印。

  [23] 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

  [24]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

  [25]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26]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27] 《对湖南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的批语》,1959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0页。

  [28]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6页。

  [29] 李锐:《实事求是,何惜乌纱-怀念周小舟同志》,收入《怀念十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4页。

  [30]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7页

  [31]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239页。

  [32] 省委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关于泸州专区在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9月1日。

  [33]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1959年9月2日。

  [34] 《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02页。

  [35] 国央办公厅整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36]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196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4-45页。

  [37] 《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6日。

  [38]《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所规定》,1960年3月7日。

  [39]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40]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293页。

  [41] 龙宇闻:《公共食堂积弊千日,解散一时――丰城县小港公社公共食堂追记》,载《中国农业合作社史料》1988年第4期。

  [42]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43] 韦君宜:《火热的年代、火热的心》,转引自张湛彬等主编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44] 周德民:《宁乡“五风”回忆片断》,载《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年12月。

  [45] 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1959年9月。山东省档案馆存,文件号没有记下。

  [46] 张步真:《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第112页。

  [47] 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61年5月9日,于临夏。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1]0296号。

  [48] 胡乔木:《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4月10日。

  [49] 同上。

  [50]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5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4-456页。

  [52]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53] 同上。

  [54] 《中央批转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卯。

  [55] 朱德:《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4页。

  [56]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329页。

  [57]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315页。

  [58]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484页。

  [59] 李井泉:《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11日于内江。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61年5月12日抄发各市、地、州委、省委常委、省级各大口。(共印140份).
 楼主| 发表于 2013-5-16 16:22:47 | 显示全部楼层
转帖]生态大破坏的50年代

    作者: 小顽熊大义

    来源: 作者博客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见过中国生态环境较好的时期。当然我见到的也是我家乡那一小块地方的变迁。我的家乡是丘陵地带。我见到50年代的环境是风和日丽,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我家乡的树木主要是柏树,油桐树,杂树不多。到处是一片葱绿,森林覆盖率比较高(感觉,没有数据)。天上成天有老鹰飞,地上经常有狐狸跑。家里养的鸡被老鹰抓走,被狐狸拖走的事经常发生。各种鸟类也很多,春天树上、竹上甚至菜豆架上都有好多的鸟窝。掏鸟蛋就成了孩子们的日常活动和改善生活的手段。地上的其他各种野生动物也较多。可是,这种状况没有多久就被破坏了。大面上的情况我不了解,我家乡的情况我清楚。

    一.造成生态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合作化。田土入社早一些,林木入社在1957年进行。以家为单位,用材树留8-10株,果树3株,竹3笼,其余全部入社。好像是折过价,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管理责任了。这也是造成后来乱砍滥伐的主要原因。

    二.58年大炼钢铁,把比较成片的大树砍下来烧碳炼钢。我见到的情况是,轻壮男丁被征调上山炼钢,老弱妇女在本地砍树,不但白天砍,晚上还要搞夜战,我都被赶去打过火把。孩子们的任务就是抓鸡拔毛,供做风箱。结果环境破坏了,钢也没有炼出来,还荒废了粮食生产,造成后来的大饥荒。

    三.大饥荒。不但没有吃的,也没有烧的。公共食堂要砍树烧,自不待说。食堂解散后,是更困难的时期。庄稼长得差,烧柴缺乏,群众只得砍树烧。先是怕,偷偷摸摸砍小树,见无人管,大树也砍。油桐树和一些杂树就在那个时候基本解决掉了。没有吃的也吃树。比如棕榈树的嫩茎是可以吃的。因此棕榈树就在那个时候被彻底消灭了。

    四.人口失控和饥荒的教训,导致70年代初的农村建房高潮。单家独户有很多好处,大家都已领悟了。好养家禽家畜,好种菜,就是搞点小偷小摸也不易被发现。因此拆大院建独居成了风潮。50年代前留下的那些大院子很多都不复存在了,存在的好多也已拆得乱七八糟了。那时交通不便,也没有木材市场,建房只有砍本地的树。勉强能用的树都被砍光了。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远远望去,大地上的绿带就成了星星点点。即只有住户周围是绿的,其他地方很少有树。就是住户周围也基本是竹子,很少有树。一些小河沟过去可以洗澡,可以捉鱼,现在都被泥沙填满了,连牛滾水都难找地方了,更难捉到鱼了。旱灾频发。在70年代中前期的大饥荒中,人们缺烧柴,已没有树砍了,只得刨草根,好些坡都是刨红了的。狐狸、老鹰都绝了迹,连斑鸠、野鸡之类的小动物都见不到了。

    我们应该记取生态大破坏的教训。
 楼主| 发表于 2013-6-3 14:40:08 | 显示全部楼层
58年大跃进:毛泽东不知道炼钢铁要运输要焦炭

  1957年末,毛主席提出“大跃进”的想法。随之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量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出台。周恩来、陈云等反冒进的党内干部被迫检讨。大跃进,已不是经济模式和发展速度的实验,而是消灭社会,变社会为“乌托邦”的实验。

8月,人民公社运动全境展开。大食堂,政社合一,小生产被消灭,家庭不能拥有锅碗瓢盆的后果,要到来年才显现出来。由于高度集权,和此时提出的“合理的个人崇拜”,不合领导人胃口的信息不能发送,领导人被大量虚假信息包围,干部们层层加码,放卫星,相互攀比,达到荒谬的程度。

同月,毛要求大炼钢铁。乡村和城市机关单位,也开始土法炼钢。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

乌托邦的后果,很快显现。毛主席在内部检讨时说,他搞大炼钢铁运动,事先并不知道炼钢要运输,要焦碳和合适的砂。仅炼钢一项,直接经济损失达2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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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搞经济大外行,再提其经济思想是误国害民
马鼎盛

你或许不喜欢毛泽东,但无法否认他的军事成就。你可以极其崇拜毛主席,但不能要求将毛泽东思想运用到今天的经济领域。因为历史已证明老毛经济瞎指挥,多次将中国的经济拖到崩溃边缘。毛泽东讲究“实事求是”,邓小平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锦涛以“务实求真”治国;一句话,无非是尊重历史。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的「人祸」,全国饿死数千万人,比日寇侵华八年杀害的同胞更多。这等惨事谁愿提起?不过,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毛泽东乖孙毛新宇在今次「两会」的提案是:将毛泽东思想运用到经济、教育和工业布局改革等领域。前车之鉴,深受其害的中国老百姓怎敢忘记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历史?

事前周恩来曾冒着政治风险劝阻毛泽东说,钢铁搞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老毛大怒,在党政会议上、在《人民日报》多次批判周总理右倾,还逼他亲手写检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誓“今后紧跟毛主席不动摇”。连周恩来都压服了,全党、全军、全国谁还敢不听话?

毛泽东下令钢产量要翻一番,一九五七年535万吨,一九五八年计划1070万吨。可惜炼钢要有铁矿石、要煤、要电、要运输、要建材、要技术工人,老毛再伟大,钢铁厂再加班,到了八月底,才炼出450万吨。老毛不向现实低头,更不会向周总理认输,他强令全国新建小高炉一万二千座,中高炉一百四十二座,先进转炉、电炉二百多台;又命各省、区、市第一书记亲自抓炼钢,不惜一切要拿到1070万吨。于是各级干部驱赶九千万百姓投入全国大炼钢铁运动,劳民伤财增产的四百万吨土钢只是废物。事实证明,大跃进祸国殃民,毛泽东却反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打作反党集团头子;坚持1959年计划生产1800万吨钢。。中新社日前报道毛新宇提案的标题是「两代毛委员,为国尽心力」。中国有过一代毛委员还不够?胡锦涛提倡“科学发展观”,中央定为国策,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实践到底是经验还是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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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云管经济的经历看,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经济

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1949年到1956年主要是陈云在管经济,作为财经委员会主任,
是经济工作的一把手。这一阶段,陈云可以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在那么困难的
条件下,三年就从烂摊子恢复了,各项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还有了新发展,
一五计划,各项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主要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陈云获得了很高声
望。象王桂五(检查学专家、体改委理事)这样的,直接把陈云捧到“二十世纪最伟大
的经济学家”这种程度。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作用,应该是一种精神与形式上的领导,具体操作基本没管。毛泽东
本人1958年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如下:

“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际上是
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
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
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
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这说明陈云当时的经济权力是比较独立的,各项计划操作也与毛泽东关系不大,以至于
只是形式上尊重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这个阶段主要是全面领导,经济上干涉得很少
。我怀疑陈云、周恩来等人私下认为毛泽东对具体经济不在行,干脆架空了事。

毛泽东对这种与他无关的经济建设领导局面很不满,从1957年“反反冒进”开始,主动
插手具体经济政策。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应
该说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有意见,批示是“不看了”,暗含不满。一年多以后,1957
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
经过几年的发展,就此酿成大祸。
 楼主| 发表于 2013-6-3 14:40:19 | 显示全部楼层
1958年1月17日,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
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就在前面提到的1958年2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就“反冒进”作了
检查。毛泽东的话放得很重,他明显要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由于他的权威,别人只能配
合。

因为对具体经济不懂,他第一次出手就是一个荒唐的“1962年3000万吨钢计划”。由于
1957年只有535万吨钢,这是个无可辩解的外行目标。因为1962年要3000万吨,1958年怎
么也得增长多些,就定了个1070万吨的翻倍目标。具体执行的人为大炼钢铁使出各种荒
唐招数,只完成800万吨,又胡搞出200多万吨不能使用的废钢,人民日报就此吹说已经
完成。

1958年底毛泽东看到1958年计划“完成了”,进一步显出对经济完全外行,他要求1959
年就完成3000万吨钢!这一下搞具体经济工作的人终于受不了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赵尔陆,陈云都明确表示完成不了,毛泽东这时也意识到这个指标太过分了,讨价还价
之后,降到了1800万吨。实际上这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因为1958年的1100万吨本
来就是非常虚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如下,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大跃进”目标。

“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1100万吨左右增加到1800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
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
7500亿斤左右增加到105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6700万
担左右,增加到1亿担左右。”

经过陈云的劝说,毛泽东终于冷静下来一段时间,1959年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
上宣布了最新的调整目标:1300万吨。最后,1959年钢产量的公布数字是1387万吨,掺
了很多水份后勉强算是完成了。

这是毛泽东不懂具体经济的最好证明,拼死都只能完成1300万,他却要搞到3000万去!
陈云就估算得非常准,确实只能完成1300万。

1959年5月,陈云得冠心病,长期休养,把工作交给了李富春,和腿受伤的邓小平一样
,没参加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完全是中国政治经济工作的大败仗。毛泽东出于各种心理
因素,一意孤行,本来是反左的搞成反右,接下来几年彻底把中国经济搞成了一锅粥。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几年都是负增长,直到1964年才恢复1959年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
五年就白干了,而是造成了很大混乱。要知道负增长对中国这样基数很低的国家来说是
不得了的经济灾难,现在要是经济增长只有6%了,那都是极大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连搞
了几年负增长出来,饿死人虽然3000万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但百万以上肯定是有的。这
不可以用情况复杂,左右为难,选择错了,经济工作失误来解释。实际上情况并不复杂
,完全就是因为不懂具体经济,左倾狂热造成极大经济灾难。而且内部人也大部分知道
问题所在,只是无法对抗毛泽东的个人行为。

最后乱子闹大了,毛泽东只好回头收拾局面。他直接承认了失败,承认了不懂具体经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说:

“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
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拿我来
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
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为收拾局面,毛泽东让别人接手搞调整。刘少奇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
下吧”。作为经济专家,陈云很快分析清楚了局面,拿出了办法,作出了指导性贡献。
可惜的是,因为“包产到户”问题,陈云与毛泽东意见不合,1962年9月就受到了不点
名批评。从此陈云受到冷遇,从经济工作战线消失长达11年,直到1973年才重新出来工
作。所以,文革前的经济调整工作,主要是刘少奇在抓,也取得了不小成就。

以上这些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毛泽东对于经济的具体操作是不懂的,连他自己也承认这
一点。因为他不懂又乱来,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灾难,这是无可推诿的。下面也有些人跟
着闹腾,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主要责任只能是毛泽东的。

关于一些经济建设原则,如自力更生,一定要造出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可以算是贡献。
但这些经济原则上的贡献并不象他领导军队与党的组织建设、指挥作战、社会改造这些
有极高的独创性,也不是非他不可的。实际上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地有这样的指导
原则,拉美就是“进口替代”,也是要工业化自力更生造东西。中国取得更高成就,主
要是社会改造比较成功,有强力政府土改搞掉地主,普及教育,又有苏联大规模技术转
移,推进工业化自然会取得较大成就。

这也正如改革开放中国取得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奇妙的经济政策比发展中国
家高出一筹,而是因为政府执行操作能力强它们太多,操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肯定会
比它们强很多。当初说开放,说改革,其实到底怎么搞并不清楚,就这么试着过来了。
说邓小平搞经济厉害,让他到印度去搞肯定完蛋。

再比如说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要靠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要有技术,要知道怎
么造东西,要现代化,要知识经济。受过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民众都知道这些东西。但真
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难处就很多很多,连俄罗斯都去卖原材料了。这就是操作水平的
问题。

综合以上因素,就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搞经济的声誉远不如他在其它方面得到的评价那样
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干预,放手让他的战友们搞经济,他去抓社会改造方面,成就
会高得多。实际上他的战友们抓得相当不错,历史证明是个相当能战斗的团体,陈云、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抓经济都有不错的表现。

至于说毛泽东有什么远比搞经济目光远大的崇高目标,要改造全球,这也是可能的。但
这不是为不懂具体经济造成大祸辩护的理由,不能说因此就情有可原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6-7 11: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经历过的四次“姓资姓社”折腾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10:13:51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部分地方财政收支告急 减政府支出日益迫切2013年06月26日 02:14  中国网  我有话说(4028人参与)
    【相关专栏】罗思义:城镇化意味着中国大政府支出时代才刚开始

  内蒙陕西等地财政收不抵支 部分地区收入近零增长

  定军;贡丹

  多省市财政部门的人士近期异常忙碌。

  这些人近期分赴各地市县只有一个目标:加强收入征管,确保上半年收支预算“双过半”。

  “难度非常大,现在要完成年度目标,只有看下半年了。”某地财政系统人士说。

  本报记者获悉,由于经济放缓一些,全国相当多地区的财政收入目标未达到年度预期,仅从前5个月地方财政收支来看,如果不算上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不少地方出现了较大的收不抵支的情况。

  其中内蒙古、陕西、河南、辽宁等地均表现明显。部分地区财政收入甚至接近于零增长,这与两位数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差距甚大。

  对此,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郝如玉指出,现在看减少行政支出和投资支出很有必要。“一些不必要的支出,我们要把它严格控制下来,比如近几年严格控制的“三公”支出、行政经费的支出。我们政府这么庞大,用的钱这么多,楼堂馆所的支出比”三公“经费还要大。”他在近期举行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上说。

  部分地方财政收支告急

  记者了解到,受经济放缓的影响,目前不少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速和进度远远低于预期,不算中央转移支付的因素,收不抵支的情况明显,为此各地开始加强税收征管力度。

  其中内蒙古、陕西、河南、辽宁等多个省市明显。

  其中内蒙古1-5月地方财政总收入1073.34亿元,同比仅仅增长0.1%。这大大低于内蒙古确定的2013年地方财政总收入增长14%的目标。

  内蒙古地区1-5月,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702.59亿元,而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1190.52亿元。

  同样,辽宁2013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目标是11%,但是2013年1-5月份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1342.8亿元,仅仅增长5.2%。全省1-5月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1600.6亿元,增长17.2%。

  对此,内蒙古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史生荣指出,对于地方财政收入目前暂时不如支出的情况,不必太紧张。原因是,中央还有一部分转移支付将给地方。这样从全年角度看,地方财政收支总体是平衡的。

  “下半年财政收入会好些,但是要完成全年目标仍有压力。”他说。

  此前内蒙古财政厅在5月上中旬组成10个组,督促各地确保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任务。5月24日,内蒙古财政厅办公会议,再次明确要求努力实现全年财政收入目标任务。5月份内蒙古政府办公厅转发了《关于狠抓财政增收节支有关事宜的通知》。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地方营业税改增值税还会使得地方短期减少财政收入,地方需要防止因为完不成财政收入目标而征收过头税的情况发生。

  减少政府支出日益迫切

  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财政收入5621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6%,低于8%的目标,增速为支出的一半。尽管目前全国财政收抵仍高于支出,但是长期持续下去,迟早有收不入支的情况发生,而这意味着财政政策面临新的调整。

  为此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郝如玉指出,今年财政收入进入到“十”时代,在钱不够花时有几种选择,可以通过加税,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发债等办法来解决。但是这些办法不可取。
  他认为,应该减少财政支出,尤其是政府“三公”支出、行政经费的支出,以及地方政府经营性投资支出。

  政府征税需要全国人大立法许可,目前19个税种中,仅仅有3个属于人大立法许可,其余的仅仅是国务院的法规和条例,所以下一步强化依法治国、依法治税方面,显得很重要。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认为,财政收入放慢并不是坏事。原因是,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据悉,2000年狭义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13.5%,到2012年上升到22.6%,但是如果算上土地出让金收入、国有企业利润,2007年政府收入占到GDP已经达到40%以上。而从1994年到2006年12年中,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人数每年平均增长1.5%,行政管理费用每年递增22.04%,这说明政府行政开支太大。

  “就是说,我们行政管理费用是超过同期的人均GDP增长1倍以上的,政府的这种自我膨胀能力是非常之大的。”李文溥认为,适当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非常有必要。(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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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5 15:15:4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跃进之五疯
于 2013/7/5 14:51:4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许多原始资料的流出,大跃进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如果不是疯子治下的病态中国,我们都难以想象它可以在历史上发生,得以在历史上存在。

大跃进的野蛮、惨绝在于是人类有组织的自我毁灭。官家将其灾害归结“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的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风。这不是“枳句来巢,空穴来风”,而是白纸黑字,人证俱在,请看 1961年1月《中共莒南县委员会关于传达贯彻省委五级干部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

“我们当前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口粮不足,群众生活有困难。全县平均每人口粮一般都在280斤左右,……但前段时间短吃粮多,今后时间长粮食少,而且粮色单一化,杂粮少,大豆缺。还有相当部分社、队烧草不足,饲料缺乏比较普遍。由于口粮不足,粮色单一,营养不良,和劳逸结合不好等原因,造成人身瘦弱,体质不强,疾病有增加,非正常死亡还有发生。全县现有水肿病人9200多人,比去年秋增加1000多人,三年来非正常死亡959人。……第二,大伤元气,没有恢复。由于粮食不足,生活困难等原因,全县三年来减少人口10000多,外流人口至今尚未全部回来。牲畜也因饲料不足、使役过重、管理不善而发生严重瘦弱死亡现象。全县现有耕畜45800头,比五八年减少13.6%,比五九年减少8.8%。现有65000头,比五八年减少38%,比五九年减少61%。牲畜减少了,积肥也减少了。近几年不少意识形态上的肥料,实际上施肥减少,不少肥地种薄了。再加农具损坏缺乏,特别是锄、镰、镢、锨等小农具,按主要劳力人手一套,尚缺23万多件,还有集体生产资金缺乏,再加耕地面积减少12万多亩,这就不仅直接造成今年农业生产没有取得应有的丰收,而且给今后发展生产带来严重困难。第三,党群关系和上下关系还不正常。……。

造成困难和问题的原因,除了由于较大较的天灾危害以外,还由于县委执行了舒同(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同志的错误指示,大刮了“五风”,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减弱了抗灾的能力,而加重了灾情的严重程度。……。

共产风,是比较突出的。全县连续刮了两年,共产风集中的表现是一平二调,……把群众多少年来苦心经营传留下来的“万贯家产”,如橱、柜、锅、鏊、床等平调了,镢、锨、锄、镰等小农具平调了,猪、羊、鸡、兔平调了,劳力、土地、耕畜平调了,山场、林木平调了,砖瓦、石块、草、棒、木板平调了,有些地方房屋调整,还搞并村,想到哪里办到哪里,拆墙砸屋,不顾一切,当时群众没有一点主权。我们叫平调,群众说是“没收”。……据初步统计,全县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共一平二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力(工日)832万个,牲畜1583头,土地40000亩,农具353000件,运输工具20500件,动力机械3台,房屋30172间,家畜家禽96800只,粮食1873万斤,树、木材21.5万方,资金243万元,生活用具131万件,柴草6532万斤,等等。共产风一刮再刮,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严重损失,挫伤了群主积极性。

浮夸风,是很严重的。……。其特点也是什么工作都浮夸,特别在粮食产量问题上浮夸风刮得很大,造成的危害也最为严重。五八、五九两年的产量落来落去落不实。县委带头浮夸,也影响到下边浮夸。全县五八年粮食亩产量,曾浮夸到:2662  1010  570  400  350斤,实际情况看来,亩产不过300斤左右;五九年产量曾经浮夸到:377斤  447.4斤  513.8斤,实际只有261.5斤。由于虚报浮夸,产量不实,结果征购过头,扣留过多,分配不能兑现,社员分空吃空,造成五九年春全县供应粮食1241万斤,供应户占总户数的28%,六零年春供应粮食3000多万斤,供应户占64%。……

生产上的瞎指挥风,也是比较突出的。其特点是:层层下大计划、高指标,不顾条件,不因地制宜,千篇一律,强求划一。……五八年推广万斤玉米,猪头、狗汤追地瓜,土地深翻一公尺,大兵团种麦子,搞元帅升帐,坐元帅席,并稻田,算垅眼,花样奇出,受到了很大损失。突出的是五九年秋收还未结束,就集中80%的主要劳力大搞治岭整地,结果秋收粗糙,烂了地瓜干,冻了花生种,山场未收起来,秸粮未收起来。……由于不因地制宜,不少岭地破坏了“三合一”,平原破坏了“沟洫畦田”,千库万塘一万余座,冲垮了40%以上,有的地方几乎全部冲垮。……

命令风,也是相当严重的。两三年来,命令风有了新发展。不仅基层干部有,县委也有。……五八年曾经一连几个全力以赴,事事都限期完成。造成逐级下命令,事事下命令,农业生产下命令,工业生产限时期,商业部门分指标,文教、卫生也硬要求。夜间下雨逼着群众在湖里种麦子,“擂台比武”大赛跑,挨门逐户派收购任务。有的已超出了强迫命令的范围而发展到违法乱纪。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花样是很多的,除了一般的开会“辩论”、斗争以外,还有打骂、捆绑、罚款、罚工、罚跪、扣口粮、打劳役、插白旗、游街、挂小偷牌等等。……如一副书记拿着手枪,大队干部攥着石头督促民工修渠道,有的拿着酒壶开会熬群众的“大鹰”,有的抗旱不准戴苇笠,有的开会迟到扣工分。请假误期扣口粮,不下湖不给饭吃,还有借口登门访问而翻箱倒柜,甚至有的开社员会鸣枪镇压,私设公堂,吊打非刑,坐老虎凳,垫石子罚站,简直毫无群众观念,无法无天,胆大妄为。……

特殊风,也在发展。……我们县里对于参观检查所形成的招待和受招待,浪费很大,脱离群众。还有这样那样的照顾,在几项主要物资上“走后门”,这些问题在我们县委表现的就很突出。有的干部图享受,闹待遇,饭不重样,顿饭成席。有的大队总支书记,至今还单独开小灶,办饭吃。有的基层干部在群众中,不是发扬“四同”,而是在吃、住和说话等方面都比群众高一头,他们背着群众自己办饭吃,揩社员的油。这些现象,严重的脱离群众,影响极坏。”

山东省委掌握的情况还糟糕,一平二调将“尿罐、水桶、筷子、灯笼”都没收了,“行同抢劫”。“平调来的物资、钱财并不是完全用于搞基本建设、办社有经济,而不少一部分是被任意挥霍浪费,甚至被少数人贪污自肥。”

并且“打骂群众,不给饭吃,逼死人命。有的从拆房扒屋、搬庄子,强占群众住房,有的翻箱倒柜,拿走群众东西。也有的捆绑扣押非刑拷打群众。有的地方对群众的刑罚除了绑、押、打、冻、罚、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以外,还用坐老虎凳,拔肋骨等骇人听闻的酷刑。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不仅是基层干部,甚至县以上领导干部也不少。有的县,科长、局长、县长、书记也都打人骂人。”这些就是省委书记谭启龙所骂“比鬼子还坏”的原因

但实际情况更加骇人听闻,第一,为了保持正面形象,各级组织对问题只能点到,不能点透,披露的数字应在可控范围之内,既能嫁祸于人,又可推卸责任。第二,六零年只是本地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最困难的时期为六一年与六二年的春荒。莒南县北邻莒县县委书记董观涛后来回忆莒县说:“六一年水肿病人近二十万,吃花生皮、荞麦秸、烂地瓜秧等物中毒的五万人。有两个区,上万灾民逃到五莲,有的卖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今天,树欲静而风不止,五风也许有过暂时的收敛,但没有长期的改观。信与不信,睁大眼睛向四周看看。
 楼主| 发表于 2013-8-16 17:12:18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时期的水利建设大多引来水害!



   “大跃进”盲目扩充农田,造成生态大破坏,现在不得不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湿地。那时修建的黄河三门峡大坝设计仓促,造成上游渭河淤积,二十多年后修建小浪底才基本解决问题。那个时代的水利措施大多违反科学,得不偿失,海河被“根治得没有水了”。怎样“治”的呢?在上游修水库,在中下游把河道加宽、加深。上游水库大多建在山区,原本缺水的山区通过蓄水获得了水资源,而华北最大的天然湿地白洋淀却经常出现干涸现象,湿地面积不断缩小,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了。河流呢,海河的各条支流几近干涸。通常的情况是,诺大的河床,只能见到涓涓细流在一侧的小沟里流淌,80%的河床都可以种地了。北京的永定河干脆在河底挖沙、开驾校。卢沟桥下,见不到一滴水。淡水水产损失严重,原来的螃蟹已经绝迹,河里的鱼成了稀有动物。航运根本不可能了。

   那时期治理措施只注意河流本身,不注意水土保持和涵养:大跃进把山上的树木伐光了,造成“童山兀兀”;农村人口膨胀,且缺乏能源和建筑材料,产生对树木的过度需求,把小树都消灭了;提出反科学的“以粮为刚”的方针,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草场、林木、湿地,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土地原本的涵养功能没有了,要么大旱,要么泥石流。

   在河南,修建堤坝水库,缺乏科学指导,工程质量成问题,水利变成水患。1975年的驻马店水库崩塌事件使1000万人口受灾,淹死、病死24万人,被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著名的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高投入,低产出,没能实现其设计功能。

   所以,那个时代兴修水利,不是“造福”,而是“为患”。

虽然改革后乡村一级水利建设不尽如人意。但是,不得不承认,改革后大江大河等骨干水利工程才真正发挥了作用。



《淠史杭灌区改革发展的思考》

   地处江淮丘陵之间的安徽省淠史杭灌区始建于1958年。1959年局部发挥效益,至
70年代中期初具规模,80年代引进外资续建,至目前已形成灌溉皖豫两省12个县市、
1000多万亩的特大型灌区。
  历史上这里是严重干旱的丘陵地区,干旱年年有,十种九不收,即使偶遇风调雨顺
年景,粮食单产也只有200余公斤。水源的匮乏直接导致粮食的匮乏,农民一年所收难以
裹腹,只得逃荒要饭、流离失所,至于工业生产、城市经济更是无从谈起。
  灌区创建后,这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40年来,灌区累计送水1280亿立方米,
有效灌溉面积占安徽省的25%;灌区复种指数由1.l提高到2.2,粮食亩产提高到800公
斤以上;全灌区每年粮食总产58亿公斤,油料4.l亿公斤,正常年景(安徽部分)向国家
提供的商品粮每年约20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人1813元。
  特别是合肥和六安两市经济迅猛发展,灌区每年仅向这两座城市的供水就达到了2亿
立方米。
  一、灌区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1.工程因素
  由于灌区建于50年代的大跃进年代,资金困难、技术落后,完全靠土法上马,因陋
就简搞工程。当时可以说是除了群众的热情,领导的决心,其他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严重
匮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一个大型灌区,很难保证工程质量。经过4O年的风雨侵
蚀,现在灌区绝大部分工程老化严重,险工险段随处可见,有的甚至整座工程全部报
废,影响工程安全,灌溉事故近年呈直线上升,灌溉面积逐年萎缩。1992年,被水利部
定为二级老损灌溉工程,亟待更新改造。
  2.管理体制因素
  淠史杭灌区前20年的管理体制是:集中水权、分散管理、各行其是,大型灌区的优
势和效益无法充分发挥。后在实践中经过探索、研究,形成目前的管理模式,即统一管
理。条块结合、分级负责。客观地说,上述管理模式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初
期,曾发挥过较大作用,使灌区管理一度从混乱走向有序,由于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参
与,灌区的效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楼主| 发表于 2013-8-16 17:12:33 | 显示全部楼层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灌区原有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
要。
  首先,从水源看,灌区所依赖的5座大型水库有4座属安徽省电力系统管理。电力部
门强调的是发电效益,灌区却要保证灌溉效益,两者之间,特别是在用水高峰期,很难
协调一致,经常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影响着灌区水量的优化配置和潜能的发挥。
  其次,从管理体系看,灌区实行的条块结合、分级负责的模式,其实质上是省管部
分为37%,县及县以下的地方政府管理部分为63%。地区之间和上、下游之间互相牵制,
互相扯皮,为了局部利益矛盾迭起。条块管理经济只能流于形式而无法充分结合,更谈
不上科学、高效。这种局面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渠系水实际利用率不到50%,与设计要求
的62%相比差12个百分点以上;每年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跑水、漏水约4亿立方米。水资
源有效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因而造成灌溉面积始终上不去,只能徘徊在1000万亩左
右,短时期难以达到设计灌溉面积1124万亩。
  第三,从行政关系看,灌区属于条管的总干渠工程,主要由淠史杭总局这样一个处
级事业单位来管理,行政级别明显偏低(全国3个特大型灌区中,都江堰、河套两灌区管
理局均为副厅级事业单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作为处级的淠史杭总局无论如何是难
以对灌区的管理体系进行较好的统管和指导的。因而,实际上总局与地方政府只存在一
种关系  买与卖的关系,最终淠史杭总局对灌区63%的水利工程的统管只能图有虚
名。
  3.水费因素
  灌区水管单位经济十分薄弱,其主要经济来源只能是水费,但是常常难以计收到
位。据统计,全灌区管理单位的水费攸人每年约在8500万至9000万元之间(另外乡镇及
村截留约6000)万至7000万元)。这9000万元仅能够维持灌区的正常运行。而灌区每年
工程维修加固约需5000万元,更新改造、折旧等项费用约需5280万元,两者相加,每年
灌区管理单位实际亏损为10280万元。
  4.管理因素
  渠系工程硬件配套设施跟不上。全灌区在科学调水控制方面还是空白,没有遥测、
遥感和监视系统。只能对作物的需水情况和供水情况采取原始的估计办法,缺乏科学的
配水制度,水资源利用率难以有效提高。
  灌区用水户节水意识不强,节水手段落后,农田用水还在沿用原始的大水漫灌,很
多地方至今没有供水渠道。
  二、对策与发展方向
  首先,必须强化条管、统管体系,以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为主,协调各方利益,各
负其责,计划用水,按方收费。属于国家管理的渠系应扩大到分干渠(l0万亩以上)一
级,而分干渠以下(不包括分干渠),应由农民成立的用水联合会自行管理,倘若能做
到这一步,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简化调水、管水程序,使供水一步到位与农民见
面,改变过去权务交叉、机构重叠的状况。同时也降低了供水成本,减轻了农民负担。
其二,农民用水户参与管理,有利于调动农民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积极性,并自觉保
护灌溉设施,基本消除跑水、漏水的现象,灌区每年可减少水量损耗2亿~ 3亿立方米。
其三,也有利于灌区水费的计收到位。
  第二,将水源工程的管理与灌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提高水库水的利用率,水库
每年可以因此增加蓄水量2亿立方米以上。
  第三,提高清淠杭管理总局行政级别,使得总局对全灌区不仅只有水量调度权,在
水费计收、财务审计、工程项目计划安排、基建管理方面都有一定的统管权力,以减少
地方层层截留水费、挪用水费现象,使得用水户所交水费能足额到位,在总局统一安排
下,能用其所用,为其所为。上述设想若能实现,灌区每年所收水费,在现有基础上能
翻一番,水费中的相当一部分则可以直接投入到水利工程的建设、配套和维修,从而解
决灌区资金短缺的矛盾,实现灌区的自我造血、自我挖潜、自我更新、自我发展。
  第四,加强“块管”力度。这里所说的“块管”并非原来意义上的“块管”,而是
注入了新的内容。即推行用水户参与管理的制度和办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用
水户参与管理,就是将支渠以下的工程交与用水户来管理。
  第五,加快渠系工程硬化建设速度,努力提高渠系水的利用系数(由原0.62上升到
0.80)。据测算,仅此一项,每年可节约水4亿~ 5亿立方米。改革灌溉制度,推行科学
配水和适时送水,根据作物生长期的各个阶段对水的需水量进行适时配给。
  第六,以供水为龙头,加快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优化和调整作物结构,扩大节水
高效农业。
  第七,增加城市供水。水少、水脏一直困扰着合肥市的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现在
可以有这样一个跨世纪的规划,即利用淠河总干渠的输水条件,在总干渠的尾部建一条3
公里长的输水渠道,可直接将来自大别山的优质水源送到合肥市,彻底解决合肥的水荒
问题。由此,水管单位的经济收人也会有所提高。
  第八,尽快兴建白莲岩水库,增加淠河灌区水源工程的蓄水量,提高灌区供水保证
率和扩大农业灌溉面积,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的需要,为安徽中、西部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创造条件。

《中国水利报》2000-12-21第2版
 楼主| 发表于 2013-8-26 18:09:53 | 显示全部楼层
资中筠:从花蕊夫人说开去

    最近由于一句诗忽然流行起来,想起了诗作者后蜀孟昶宠妃花蕊夫人。此诗题为“述国亡”,全文是:“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军齐解甲,更(一作宁)无一个是男儿”。

    我初见此诗大约是初中时代在一个杂志上,还有画像,觉得很美,立刻记住了,是我“过目不忘”的诗之一。这首诗从来都作正面解释,同情都是在这位美丽的夫人一边,有一种悲壮之情,让人觉得,从君王到那十四万男儿实在不及一位弱女子“爱国”,有骨气。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形成对照。

    多年以后,“更无一个是男儿”句曾一度在我脑海中涌现出来,是与彭德怀遭殃的庐山会议有关,不过不是在1959年,坦率说,那时我还处于蒙昧状态,不可能有此联想。那是20世纪80年代,已经打破迷信,我第一次见到私下传阅的“庐山会议纪要”。忽然觉得,事实和是非都那么清楚,几天前那么多人都是基本上同意彭老总的意见的,怎么风向一变,立刻转蓬,那些代表最高权力的衮衮诸公竟无一直言敢谏之士站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那些平时我比较尊敬的人物,特别是在“文革”后把他们列为正面人物的,其表现也如此软弱。我当然还没有见到全部记录。据说如果见到全部与会者发言的记录,那是很不堪的,足以使所有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坍塌。那一次“男儿”句在我脑中出现,也只是昙花一现,没有进一步深想。只是自那以后,我每见各种老革命回忆录,或他人写的传记中提到在党内斗争,或政治运动中表现“铮铮铁骨”之类的词,都打一问号。

    最近,这句话又被翻出来古为今用。我现在已经习惯于从“人”的角度、从大历史走向看问题,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五代十国是中国分裂、混乱时期。特别是南边的十国,混战不已,疆土不断变化,每个朝代只有几十年,超不过三代。这改朝换代当然是打出来的,所以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可以想象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受苦受难的是老百姓。而这些“兴亡”之事与他们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从历史发展看,赵宋统一中国,又出现了几百年的安定局面,与民休养生息,正是百姓所盼望的,是有利社会进步的。

    再说后蜀,孟知祥从后唐手中夺得帝位,当年即去世,传位给三子孟昶,这个“国家”一共只有二世,实际只能算一世。孟昶在位31年,史称其前期励精图治,征伐、扩土,尽有前蜀之地,成一时之盛。在文化上也有建树,据说用木版刻书肇始于他。后期坐享天府之国的富庶繁荣,纵情享乐,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他本人文艺修养很高,擅诗词、音律、书画,这点与另一位亡国之君南唐李后主有相似之处,而压榨民力、挥霍国库,奢靡无度,则远超过李后主。那花蕊夫人投其所好,以其才艺、聪明,在饮食、声色方面别出心裁,多有“创造发明”。这个宫廷以它统治范围的全国之力供一人、一家的挥霍,财尽、民怨,最后众叛亲离,连最亲信的大臣也逃亡降宋,“亡国”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赵宋大军压境时,士兵“齐解甲”,“君王”不战而降,恐怕是最人道、明智之举了。而那位花蕊夫人却满腔怨恨,责怪十四万“男儿”没有奋力战斗保卫他们孟家的“江山”。须知,那“十四万”不只是一个数字,每一个“男儿”都是血肉之躯,都是人生父母养,如果君王决定号令他们奋力抵抗,让他们横尸城下,为自己继续在那豪华的宫殿中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以供妃子一笑,人性何在?退一万步说,假设那一场战斗暂时退了宋兵,“王朝”苟延残喘,终究也挽救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不过百姓多受一些煎熬,沙场多一些枯骨,于民何利?

    至于花蕊夫人本人,貌似风光,实际只不过是高级性奴,她若真有头脑,应该想到殷鉴不远,假设君王决定抵抗,官兵还有斗志,说不定马嵬坡一幕会重演,首先牺牲的是她本人。君王竖了降旗,她没有死,却被另一君王霸占。据说,宋太祖见到她之后,为之惊艳,孟昶七日而亡,死得不明不白,她随即应诏入宫服侍新主。她最后的下场有各种版本,供文人骚客演绎。

    再说那“玉树后庭花”的作者,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陈后主(叔宝),也是亡国之君,也是有一位美貌宠妃张丽华陪他纵情声色,其宫室豪华和生活之奢靡也是历史有名的。亡国时他还偕宠妃一起跳枯井,被隋军俘获。不过张丽华命运与花蕊夫人略有不同,没有活下来。隋文帝灭陈之后本来也是想循例“接收”这位美人的,但是他的忠实战友高熲深信“红颜祸水”之说,没让杨坚见到她就一刀给杀了。陈叔宝却得以苟全性命,直至病死。

    在统治者眼里,美人也好,“男儿”也好,都是命如蝼蚁,一切服从某个家族的“君王”的利益、好恶。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被选入宫,身处江湖,以卖唱为生的“商女”还是幸运的。“后庭花”照唱不误,作者是谁,哪一姓的“国”亡不亡,跟她们有什么关系?“恨”从何来?

    这些都是古人的事。今天呢?

    联想起“文革”结束后,两个最高家族的后人在被害人遗孀主持下聚会,抛弃恩怨,握手言和,媒体曾当作“佳话”。如果只是两个私人家族,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与旁人无涉。但是“文革”受害者绝不是一家人,涉及千百万家庭,上亿人口,更不用说全民族的危机了。按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閉幕式上說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邓小平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但代表不了对全国人民,以及子孙后代的交代。既然号称“共和国”,毕竟不是两家或几家的天下,这样的国家大事是断断不能“私了”的。

    至今,国事是少数人的“私事”,还是全民的“公事”,在某些人心目中不见得很清楚。例如彭德怀一案,现在回头看,也不能以是否“男儿”来衡量与会者。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对“敌”斗争中还是很英勇的。据说彭本人委屈认罪,以及与会者“千夫诺诺”,都是为了顾全“大局”。那几亿百姓的生计、全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由于当时错误不得纠正而以后几年中造成的几千万饿殍,与“天子一怒”相比较,哪个是“大局”?现在还有人公开说,个人挨饿事小,不要因个人受苦而不顾大局。问题只是少数“个人”受苦吗?“文革”中两家的恩怨和亿万生灵的命运,以及公平、正义、人权、宪法,哪个是大局?只有弄清什么是“大局”,那么在关键时刻真“男儿”当如何,才能说得清楚。21世纪的共和国民的思维模式总该比活在10世纪的宫廷中的宠姬有所超越吧!?
 楼主| 发表于 2013-8-26 18:13:10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年度文化沙龙中资中筠的演讲

    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发展和平等,一种制度,一个国家的兴衰、先进、落后,也取决于这两个问题解决的成功的程度。迄今为止,美国正是在相对成功地解决这对矛盾中走向强盛。从消极的治理社会弊病、克服危机方面说,它靠的是渐进主义,以改良避免暴力革命;从积极发展的动力方面说,它靠的是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这两方面的根源都在于直根于美国历史文化中的精神资源。

    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也就是还处在为他人的创意加工的低端,离自己出思想找别人加工还差得远。现在有些人以为财大气粗就行了,似乎什么都可以用钱堆出来,包括所谓"软实力"。但是如弗里德曼所说,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

    我们国家,只要给你扣一个汉奸帽子,就很难进行冷静的、正常的辩论。如果对这些倾向不用理性加以克制,也会爆发非常可怕的东西。我们一向鼓动爱国主义。但是等到情绪化超出了理性的范围,所谓"爱国主义"就变成了双刃剑,某一个涉外事件到群情激昂时,政府再想做必要的合乎国家利益的妥协,就要被攻击为"卖国政府"了。

    小至个人,大至整个民族,只有能正视历史,有反省的勇气,才有光明的前途。与其讪笑他人癣疥之疾,不如关注自己心腹之患。

    现在重要的不是输出文化,而是建立文化,先得有货才能卖。而且建立的是新文化。其实我们并不是完全在废墟上建立,但是我们根本不理会前人的努力。

    金钱能够收买人,也能够腐蚀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从传统来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参政议政的愿望,"帝王师"当不成,就当谋士,用时髦的话叫做"智囊",或"思想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往往为求见用而迎合,还是不能独立。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改变眼睛向上,先摆脱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8 16:49:4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高等教育瞎折腾史

    自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在磕磕跘跘中行进,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历尽种种磨难,尚未走上平稳发展的坦途。现按照时间的顺序,历数中国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戕害。

    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大调整

    1952年******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刻板地仿照苏联工业技校模式,对民国时期被迫留下来的高校进行了调整,准确的说,是肢解。

    这次调整保留了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撤消综合大学中的二级学院,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政府接办改造了65所私立高校、取缔24所教会津贴的高校。当年名噪一时的“东方哈佛”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震旦大学等名校,都未能幸免于难。比如清华,浙大等,都被削的只剩下工学院。

    照搬苏联的高教统一的模式抹煞了学校之间的差异,而分科过细又使得高校的专业设置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人才的发展。

    这次调整还片面偏重工科,忽视理科,取消了很多高校的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导致了长期以来严重缺乏法律和金融人才,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导致道德的滑坡。

    1958年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1958年3月,陆定一在农业中学问题座谈会上提出,要在每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6月,刘少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也突飞猛进,全国高等学校1957年有229所,到了1958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

    没有办大学的条件,就走“群众路线”。黑龙江省鹤岗市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书记亲自挂帅,各方积极支援,七天办起了大学。号称除了用一元七角钱制作校牌外,一分钱也没花。解决师资的办法是“大学生教大学生、高年级教低年级、专兼职教员相结合”。

    没有足够的生源,在政治优先的入学准入制度下,工人、农民、速成中学的工农毕业生和干部,只要具备推荐的条件,不需要经过任何书面的考试就可以上大学。高校中每年出身于工农学生的比例,从1951年的19%增加到1957年的36%。1958年,由于实行了新的优先入学的办法,这部分人增加到了48%,而1959年到1960年则增加到了一半以上。

    高等教育“大跃进”让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大踏步后退。

    1958年 1976年高考的不宜录取政策

    在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同时,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还严格执行了高考不宜录取政策。按照要求,从1958年起高考前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名正言顺”地将教育的不公平、不公正合法化,大批优秀高中毕业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被极其粗暴地拒之于高等学校大门之外,有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另样人生。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在强化教育不公平的同时使原本走入严冬的高等教育质量雪上加霜。

    2500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遗憾的是,社会发展到现代,声称要“解放全人类”,可在本国,连高中毕业生的学习机会都要无耻地剥夺。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摧残高等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

    1968年毛委员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1970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不论文化程度,不管年龄大小,只强调政治条件,只要被组织推荐,就可以上大学。当时报刊广泛报道了高考时交白卷进入了大学的张铁生,宣称“大学就是大家来学”的五十多岁的农民王大学,这些都被称颂为新大学生的楷模。到1976年全国仅“七·二一”大学就恶性膨胀到33374所。

    滑天下之大稽的是,到文革结束,80年代初全国进行“双补”,进行初中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规定医学院校的工农兵大学生必须取得初中补课合格违法广告才认可他们的大专学历。这可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谈。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文革期间的所谓高等教育质量差到怎样不堪的地步。

    1977年,邓小平8月3日召集了座谈会。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上。有人提到当时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三年就毕业了,根本没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同志听了此言,当即不满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尚且如此,其他高校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如果说高等教育大跃进让中国的高等教育奄奄一息,至此,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彻底死亡。

    1990年起高等学校大合并

    1977年冬天,恢复了高考,被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又重新开放了。文革以后百废待兴,教育因其本身的规律,运行有一定的周期,调整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当高等教育逐步恢复正常运行之际,又面临新一轮的折腾,高校合并之风骤然刮起。

    自1990年起,全国有一千多所高等学校、中等学校被卷进了合并风,共形成了412所合并的高校。

    高校合并,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不改善教学的条件下,靠扩大规模的方式办“一流教育”,这不仅是徒有形式,而且其效果是适得其反。

    高校合并,使目前高校出现盲目求大、历史特色丢失,不但没达到“学科专业优势互补”的预期,反而使很多高校多年积累形成的教育品牌、专业特色消失殆尽。

    高校合并还带来了管理难,大学内非教学机构本来就冗员充斥,合并后问题更为突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责权不清、效率低下等等问题难以避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高校合并都有新闻见诸报端,强调高校合并是本着自愿的原则。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有一千多所高校,在同一时段,放下高校至关紧要的工作,甚至放弃自己的品牌,“自愿”做这样的麻烦事。而实际上,在合并风中有******的官员透露,有些地方的高校,比如杭州的四所高校,不愿意合并,******专门派员坐镇,强行达到合并的目的。当时在两会上教授们对高校合并提出异议,某主管教育的中央领导竟然大动肝火,在会上拍桌子。

    还必须指出的是,高校合并的决策完全缺乏科学依据,据我所知,某些权威的研究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做高校合并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高校合并的势在必行;同时也接受反对合并的高校的委托,论证了高校合并的不可行。同一机构对同一事件进行研究,能同时做出两份结论完全相反的研究报告,科学性何在?高层决策的依据又何在?

    自上而下的高校合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路,是大跃进好大喜功在新历史阶段的又一表现形式,对高等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1999年始高等学校扩大招生

    高校合并风正方兴未艾时,与此相应,在党“高等教育拉动内需”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高等学校盲目扩大了招生规模。

    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108.3万。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153万人,比上年增加45万人,增幅达42%。此外,成人高等教育扩招10万,研究生扩招3900人,加上电大、民办等其它类型高等教育,实际招生总规模接近270万。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718.91万人,比上年增加95.8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这一扩招规模和增幅在建政以来的历史中是少见的。

    2000年,普通高校实际招生为220万人,比1999年增加35%,比1998年几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1%。

    2005年,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2004年800万人的规模上再翻一番,达到1600万。

    2006年高校毕业生为413万,比2005年增加了75万,增长率为22%。

    前******副部长袁贵仁称,到2010年,高中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80%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5%左右。2000年,普通本专科在校大学生为556万人,200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562万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到2010年普通本专科将达到2000万人,将再扩招438万人。

    与此同时,研究生也在扩招。1982年,研究生招生数仅有1.1万人,2006年已达34.4万人,是1982年的30倍。2008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44.9万人(博士5.9万人,硕士39万人),比2007年增长6%。

    扩招后遗症

    1.高校扩招引发债务风险。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元 2500亿元。银行从2004年开始逐渐收紧贷款,高校欠款难以归还。2.教育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下降。3.无数贫困家庭的无力承担巨额的学费,这不仅使这些家庭的生活陷入更为凄惨的境地,而且又有大批学子失去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4.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渐突出。

    结论

    近60年来,前30年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按政治需要发展教育;10年是调整时期;后20年要“拉动内需”,为经济收入扩展教育。60年中从未按照教育科学本身的规律规划、协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个体而言,前30年没有平等地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因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导致,而近20年没有平等地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则因家庭贫富不均而导致。高等教育不只是专业教育,身心健全的人的教育亦不可忽视。高等教育已经折腾不起了,高等教育得按照自身发展的科学规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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