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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政府折腾——灾难的根源The historical less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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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6 10:01:46 | 显示全部楼层
黄国胜:阿房宫能惊醒各级官员?
    近两个月,全国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学习了中办转发的一份文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陕西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380亿打造“新阿房宫”引舆论质疑》一文上的重要批示精神。(2014年1月4日经济观察报)

    事情缘于去年6月份,西安沣东新城公布了“380亿打造首创阿房宫文化旅游产业基地”的消息后,大量媒体跟进报道,网络的碎片式传播迅速让“西安380亿再造‘新阿房宫’”占领了大量网站、微博新闻的头条。

    而自**以来,中国**整治党风、政风,各项规定掷地有声,一系列政策和要求不断出台:“八项规定”、“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六项禁令”、“反四风”。去年7月习近平在革命圣地西柏坡考察时,又郑重表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然而,西安市的有关部门对中央一系列讲话和要求,以及遍地开花的各项活动,缺少足够的政治敏感,阿房宫是什么?西安市想重建什么?西安市又想表达什么?

    对于阿房宫的历史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年初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更是曾直截了当地说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至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如果说西安市想借阿房宫项目隐喻什么政治内涵,可能委屈了他们,但是阿房宫项目是不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如果不是,那么动用巨资来重建阿房宫,纪念意义何在?

    其实何止西安,全国各地贪大求洋屡禁不绝。湖南2000亿“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济南投资16亿元建“孙子文化主题公园”;重庆市南川区投资25亿建设红色经典主题公园;江苏省连云港投资40亿建“西游记文化主题公园”;湖南常德准备花费100亿元打造“桃花源”;西安拆资120亿元打造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这些大字当头的项目,能为人民谋几许福利,又能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观?这主题公园,那文化旅游圈,大拆大建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教训比比皆是,殷鉴不远。劳民伤财型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是**后第十位落马的副部级官员。其2001年到2008年主政扬州期间,大搞城市建设,当地百姓曾有一句顺口溜形容他:“脚一跺,拆拆拆;手一挥,推推推”。就任南京市市长第四天,季建业就迅速启动“三中路改造”,此后,砍伐梧桐树、拆城西干道、投巨资上马雨污分流等大量工程,南京这座古城不断被“开膛破肚”。期间,备受诟病的大拆大建被百姓称为“失败的劳民伤财模仿秀”。

    为什么会出现“季挖挖”、“李拆城”等这样的官员,因为他们忘记了人民政府前有“人民’两字,更忘记了“一切为了群众”的宗旨,他们唯一想的是如何将官做的更大,自己的钱包更鼓,所以才会热衷大拆大建搞工程、所以才会花大力气亮化、美化城市,他们何曾真正地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何曾真心关心过偏远的农村,路好不好走?桥通不通?他们又何曾聆听过广大群众的声音?那些上访户、困难户,他们的利益需求是什么?

    或许,这才是重建阿房宫惊动习近平的政治意涵。
 楼主| 发表于 2014-6-16 17:37:18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心工程变“民怨工程” 县委副书记痛哭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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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6-15 02:20:25

    来源:新京报   



    民心工程变成“民怨工程”,必须有实打实地问责,就算是“痛哭道歉”,也不能代偿应有的责任。

    “每当我想起这片土地,想起那些漂亮的设施貌似现代化,却成了华而不实的摆设,我觉得自己在群众眼中也像它们一样,成了摆设。”据报道,6月11日,广西田阳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县委副书记黄秋幸作自我批评时,为监管不力导致一项民心工程变成“民怨工程”而痛哭道歉。

    原来,几年前,田阳投资2000万元建设了一个节水灌溉工程,尽管经过******设计和招投标程序,但因用水成本较高与当地种植甘蔗的实际需求脱节,导致群众意见很大。而此次在会议上,涉事县委副书记为此事痛哭道歉,也算是对工作失误的一种反思。应该说,它发自真心也好,是在作秀也罢,能承认过失,聊胜于无。

    但要看到,一些民心工程变成“民怨工程”,不能因道歉就免责,也该有更深层的责任追究。在该新闻中,当地对涉事工程具体是怎么经过审批的,是否有“拍脑袋决策”的成分,涉事官员有无实质性担责,尚不得而知,但从结果论看,它也造成公共损失,必须有人为之担责。

    现实中,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为了谋发展、出政绩,总是拼命“上项目”,而有些还是盲目决策,其后果不容小觑。正因如此,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就曾说:“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浪费,比装进个人腰包更严重”。要看到,官员黄秋幸为决策失误痛哭道歉,是源于个人自觉,抑或是迫于临时压力,而非制度性规范和问责下的个体应对。现实中,有多少官员会为自身决策过失而忏悔、担责,仍是个问题。

    这也未必是因个人素养问题,实质上,健全的决策失误追究机制的缺乏,尤其是失误责任主体的难以明确,也是造成一些官员不为决策失误“肉痛”的原因。

    基于此,为此2009年中办、国办还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今年3月,最高法还明确,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说到底,决策失误“败家”,不能逍遥“责”外,也不能由责任人“痛苦道歉”了事,也只有有实打实的问责托底,才能让官员为决策上慎之又慎,对决策失误多些痛感。
 楼主| 发表于 2014-6-17 13:33:3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最多的五个省



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是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


第一名四川省

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比老毛本人还要左,其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第二名安徽省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237万,有人推算达800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包产到户"。

    1965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老毛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

    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1968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





第三名河南省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100万。为此,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第四名山东省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1961年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第五名甘肃省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

    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

    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
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楼主| 发表于 2014-6-20 13:45:32 | 显示全部楼层
风青杨:今天建了明天拆,浪费几亿谁埋单?
风青杨 于 2014-6-20

    云南省河口县有一个名为“中国  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廊”的项目,这个2011年2月完工的项目被当地誉为“边境明珠”,总投资额为2.7亿元。但在3年之后的2014年5月23日,该项目却开始动工拆迁,拆迁补偿费用保守估计要3亿元左右,高于它的建设费用。斥资2.7亿元的“文化长廊”,为何如此短命?(东方早报)

    按理说,政府投资如此巨大的一个项目,没有科学的论证和严格的规划,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条“文化长廊”从2011年开建到2014年要拆,不到三年,耗资2.7亿,好不容易建成“边境明珠”,为何现在又要花3亿去拆,作为纳税人的公众却几乎完全是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要知道昨天建,今天拆,这可不是孩子在搭积木,玩游戏,这其中被白白浪费掉的,可是几个亿的财政资金,纳税人的血汗钱啊。

    城市建设,这几年最为火热,伴随而来的则是今天建了明天拆的怪现象。2007年,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以16亿身价结束了18年的生命;而2010年,福建台江区一所投资1500万新建的小学为了给政府规划的CBD让路,只有2年就面临被拆迁的命运;南京市搞了一个几百万的绿化工程,建好一年就开着铲车铲除了,官方的说法是这是临时性的绿化工程;山东某地一处安置房修建好了,还没有入住,结果就倒地了,官方回应说影响整体规划;这样的新闻我们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现在短命、超短命建筑越来越多。建了拆、拆了建成为一种时尚。早有人分析过个中原由:对当地公共设施建了拆、拆了建,动静越大就越能显出政绩,GDP也比较容易在这样的折腾中上升。拆是为了什么?江西万载县委书记认为,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就得拆”。江西宜黄县的一位官员,在强拆自焚事件犹了未了之际,居然发表文章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从前有个词语叫“穷折腾”,现在“不差钱了”,一些地方又开始“富折腾”。云南河口的一建一拆,五亿多元的投入化为乌有,或许留下的,是那被创造出来的五亿多GDP。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各地保障房有七成还没有开工,其中理由之一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金上没有保障。所以,我就比较疑惑,为什么没有钱盖保障房,却有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把建筑盖了又拆呢?

    在××工程的大旗之下,似乎没有什么不能拆,没有什么不敢拆。至于浪费还是不浪费的问题,一概抛之脑后。早有论者指出,一拆一建的过程实际就是打造GDP数字的过程:拆也GDP,建也GDP。再有,有些情况下,规划变更还涉及到国有土地的再次出让、坐地生财的问题。以拆迁作为地方发展的动力,拆出高楼,拆出新区,当然也拆出了官员的政绩。因此,每每令专家不可思议、公众十分吃惊的炸倒重建,地方官员却乐此不疲。

    难怪早就有专家感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建筑最浪费国”。说到底,还是地方领导片面追求政绩、短期利益和表面形象。政府的钱怎么花,花多少,如何避免政府的钱不被乱用滥用,这都已经是老问题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仍旧是少数领导脑袋发热的结果。而这种拍脑袋决定,最后结出的,往往就是劳民伤财的恶果。

    大拆大建的背后,是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模式的迷失,以土地养财政,以开发代替建设,使城市透支了未来的财力;同时,也是政府与市场不分、权力失之制约的产物。城市规划成了权力的橡皮泥,朝令夕改,公共决策成了少数人的游戏,闭门拍板。要从源头上遏制动辄乱拆、拆了再建,建了再拆的折腾,就必须让民众参与监督,盯住城市决策、盯住规划源头、盯住“公共钱袋”。

    最为可怕的还在于,不仅仅对决策失误的追究不严厉,很多地方为了鼓励官员大胆的去干,还出台了保护性的法规。上海就出台了有关规定,对于官员的决策失误做到尽量不追究。如此这般谁会对决策敬畏呢?如果决策失误可以被严厉追责,大家在审批项目的时候,在拆除的时候才会更谨慎。没有民意的参与,没有监督的介入,没有问责的跟进,城市大拆大建中大大咧咧的“烧钱游戏”将横冲直撞,如入无人境地。(文/风青杨  微信号:fengqingyang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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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7-4 11:14:46 | 显示全部楼层
山顶挖湖江边修轨  还有多少“规划之神”在狂妄


    近日,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免职。广东一知名城市规划师在微博上批评“出事官员”不懂常识,规划“疯狂又狂妄”,山顶挖湖,山地修建百米大道。“规划规划,纸上画画。”专家“炮轰”官员的背后,凸显出近年来城市规划的种种乱象。(北京晨报7月3日)


    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这位疯狂又狂妄的官员自然是已落马的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这位“规划之神”竟让新加坡的“规划之父” 刘太格都自叹不如。山顶挖湖江边修轻轨,本不可能的事却在官员任期成了可能,规划之神实乃名副其实。


    像类似的“规划之神”并非只有留下笑谈的万庆良,陕西延安,投资上千亿削山填沟造城,湖北神农架山顶建机场,广东惠州,连绵青山被剃成“黄土高原”, 甘肃兰州,投资200多亿削平700多座荒山……这些“规划之神”制造的这一个个天上人间神话,不仅没能让百姓体会到幸福安居感,反而债台高筑,生态遭到永久性破坏,植被消失,水土流失,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频繁……


    这些官员之所以乐做“规划之神”,喜欢把自己当成城市“总规划师”,是因为一是手中的权力太大,权力一旦集中便容易越位。现在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大多由一把手担任主持人,专家一旦不听话会很容易被取消委员资格。二是有利益驱动,越是大项目越能让权商媾和,越能让一些地方官员成为不合理甚至违法项目的保护伞,也就越能趁机捞钱。三是一朝天子’一朝规划,一些官员走马上任需要政绩,就修改以前的规划,提出新概念,一方面能快速拉升GDP, 制造高速神话,另一方面由此成为制造政绩的捷径。


    官员一旦站在权力的峰巅便会狂妄,一狂妄便会拍脑袋,一拍脑袋便会制造出神话,而这种违背自然,破坏生态,祸害子孙的神话映衬的是民生的艰难与痛苦,无疑是一种无底线的行为,建得越多越易失去民心。


    一个“规划之神”倒下了,还有多少“规划之神”在狂妄,一个规划之神的毁灭能警醒多少只会画画的“城市总规划师”?让规划之神不再狂妄,唯有削弱一把手的权力,让权力有敬畏感,让权力置于阳光下,才能杜绝一个个神话出现。
 楼主| 发表于 2014-7-4 11:20:19 | 显示全部楼层
当“规划之父”遭遇“规划之神”
乔志峰 于 2014-7-4 7:41:3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KCIS观察:专家炮轰落马官员不懂规划:山顶挖湖江边修轻轨。“因为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的挫折,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说:不要再叫我‘规划之父’了,我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出事官员大多不尊重科学,不知道常识,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疯狂又狂妄。”近日,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在微博上炮轰“出事官员”不懂规划,引发社会关注。“规划之神”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痛快了自己,却苦了国家和百姓。

    原题:如何将“规划之神”请下神坛

    乔志峰

    专家炮轰落马官员不懂规划:山顶挖湖江边修轻轨。“因为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的挫折,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说:不要再叫我‘规划之父’了,我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出事官员大多不尊重科学,不知道常识,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疯狂又狂妄。”近日,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在微博上炮轰“出事官员”不懂规划,引发社会关注。(7月3日《北京晨报》)

    某些官员之所以被誉为“规划之神”,他们“神”就“神”无知无畏胆大包天,什么奇葩规划都敢拍脑袋决策。虽然他们不懂规划,但毋庸讳言,他们懂得其他更重要的东西。一是权力无敌。我是领导我说了算,一言九鼎一言堂,什么专家内行、什么科学常识,统统给我靠边站;二是炮制政绩。为官一任、折腾一方,如果不能提出新概念、推出大工程、整出大动静儿,怎么能显示出我的能力和魄力,又怎么捞取政绩为升迁积累资本?三是攫取利益。记者采访发现,一些领导之所以乐做“规划之神”,与利益输送关系密切。一个工程搞下来,涉事者动辄便有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更多的进账。并且往往是工程越奇葩,赚钱就越容易。“规划之神”们怎会不对此趋之若鹜、激情澎湃!

    “规划之神”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痛快了自己,却苦了国家和百姓。由此造成的巨大浪费和经济损失自不待言,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可能几代人都难以恢复。有的工程为了“强力推进”,还伴随着大量的强制拆迁,损害了百姓利益、激化了社会矛盾,用“祸国殃民”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如果任由此种风气和做派在官场上泛滥成灾,后果不堪设想。

    每一个“规划之神”的背后或许都有故事,隐藏着诸多问题、种种猫腻。只要严查深挖,涉事官员必原形毕露,或失职渎职,或好大喜功,或贪污受贿、违法乱纪。只可惜,“规划之神”常见,对其进行调查和责任追究却并不一定能够如期而至。此次广东知名城市规划师在微博上批评“出事官员”不懂常识,发生在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免职之后。如果官员还在台上,有人敢站出来说实话吗?即使有,有媒体敢跟进吗?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吗?

    防止地方领导成为无知无畏的“规划之神”,首先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政绩考评制度。不看工程看民生,让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让各级官员都能把为老百姓做实事当作最高目标;其次,要将规划决策制度落到实处。比如,一些城市的规划委员会原本有常设委员会会议,如果会议能够严格把关,就不会任由奇葩工程畅通无阻;同时,更应该建立起对城市规划的一系列监督制约机制。

    事前有约束、事中有监督、事后有评估,并对工程实行终身负责制  规划一次工程,终身为之负责,哪怕离任了、退休了,只要发现问题也照追究不误,谁都甭想拍屁股走人。如此这般,方能将“规划之神”请下神坛,让他们回归本位。
 楼主| 发表于 2014-7-4 11:21:42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代城市规划建设奇葩:

    在向海发展口号下,在营口市浑河口规划建设营口市河北新城。

    在一个地理条件最差的海域建设港口,围绕港口无穷无尽大投资。建设“世界知名港口城市”,“荷兰阿姆斯特丹世界级梦幻水城”,“未来省政府驻地”。。。

   

    不知在一个半封闭的渤海湾,类似营口市海岸线这种无缝隙城市规划,导致渤海必将沦为死海意义何在?
 楼主| 发表于 2014-7-29 11:22:46 | 显示全部楼层
以色列北水南调工程  



  北水南调工程是以色列最大的工程项目,也是以色列国家输水工程。北水南调工程将以色列北方较为丰富的水资源输送到干旱缺水的南方。起始水源地位于以色列东北部的太巴列湖,高水位时太巴列湖可蓄水43亿立方米,除去损耗及下泄约旦河0.4亿立方米水,以色列北水南调工程年均抽太巴列湖水4.0亿立方米左右。

  北水南调工程由以色列塔哈尔公司设计,由具有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等行政职能的麦克洛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以1953年开挖6.5公里长艾拉本隧洞为标志,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1964年建成投入运行,前后历时11年,投资1.47亿美元。北水南调工程首部建地下厂房,岩洞内安装三台水泵,每台泵抽水流量为6.75立方米每秒,总抽水能力20.25立方米每秒。工程设两级泵站,第一级提升250米,第二级提升150米,再经两道倒虹吸,第一道跨越150米深凹槽,第二道槽深50米,输水隧洞总长9.31公里,明渠33公里。水在调节池经检测化验,沉沙灭菌消毒处理,达到饮用水标准后,输入内径2.8米、长77公里主干管道。调水管道向南到130公里处的特拉维夫东北部后,主干管分为东西两支继续向南延伸,直达内格夫沙漠。至20世纪80年代末,北水南调工程输水管线南北已延长到约300公里,沿途设多座泵站加压,并吸纳全国主要地表水和地下水源。同时,向外辐射的供水管道与各地区的供水管网相连通,形成全国统一调配的供水系统。

  北水南调工程的建设,由于全国南北实行统一水价,才得以在水源地200公里以外的南部发展灌溉,利用北方的水资源和南部充足的光热条件,生产出高质量的水果、蔬菜和花卉等农产品。该工程既改善了以色列水资源配置的不利状况,缓解了制约南部地区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也改善了严酷的生态环境条件,带动了南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该工程把大片不毛之地的荒漠变为绿洲,扩大了以色列国的生存空间。

  以色列在艰难条件下建设调水工程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国家与地区改善水资源配置,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解决缺水难题,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楼主| 发表于 2014-7-29 16:38:27 | 显示全部楼层
梗塞的“毛细血管”

    市皓村附近的村庄,多数老灌溉系统的引水能力只剩不足两成。

    近在咫尺的黄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李国强等沿河农民的灾难感。在其身处的河南兰考县,因历史上长期与风沙、盐碱、内涝斗争而拥有了坚忍纯朴的民风。如今,优秀**员焦裕禄仍葬在城中一个山体制高点上。

    除了政治名县,作为水利重镇的兰考还身兼着“引黄灌溉”的重要节点和黄河故道的源头。庞大的水网从这里延伸,滋润着下游360万亩良田。黄河水由三义寨入豫后,经商丘、兰东、兰杞等干渠的调配,为沿途城镇供给水资源。

    然而,对于地域广阔且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来说,要分享这些资源,必须依靠更为细致周全的沟渠网络。如今,大旱让这套被广泛比作“毛细血管”的农村水利配套设施矛盾尽显。

    只需从黄河引水口往南20公里,干旱的气息就会扑面而来。在兰考城关乡市皓村,村民李二臣在本报记者面前用一把随风飘散的干沙土验证了这一点。他脚下3亩麦田已经枯死过半,毫无粘性的沙土地像一个无底洞,贪婪地吞噬着从水井抽上来的细流。

    黄河水离这里并不远,早年还有一条小运河和一套小沟渠将其与田头相通。大约10年前,运河因年久失修而淤塞,变成一个墨绿色的污水池,小沟渠也被树叶 或垃圾覆盖。“我们向村里提过意见,但各家顾各家的地,谁来牵头呢?”李二臣后来只好和几户村民合资2500元挖了一口井,却发现这些从盐碱地层抽上来的 水极易让麦苗害病,更重要的是,15元一亩的油耗让他不堪重负。“只要减产三四成,今年就算白忙活了。”

    掀起于1950年代的农业灌溉现代化革命曾使中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灌溉系统。随着包产到户和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这些集体水利工程大多遭搁置或荒废。在市皓村附近的村庄,多数老灌溉系统的引水能力只剩不足两成。

    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逼近3成,导致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近半。直至2003年,中国19.5亿亩耕地中,还有11.1亿亩尚要靠天吃饭。

    过于粗放和陈旧的渠道系统让中国农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 40%,在河南,这个数字还要更低。在最近的公开场合,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也承认并正视了中国农田水利工程长期“欠账”的问题。

    “国家的投资都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反而忽略了对农民最密切相关的沟塘渠。”农业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说。

    消失的青山碧波

    “那时候湖面宽得像大海。”

    然而,灌溉设施的落后欠账还不是惟一的问题。

    从兰考沿黄河故道往南60公里,就是民权县。黄河曾在这里流淌过700年,现在却没有多少水的气息。

    虽然从兰考引进的黄河水沿着故道遗址化作涓涓细流滋润这里,但民权县所属的商丘市仍属重度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

    2月8日下午,在喝了二两白酒后,54岁的林七乡王小庄村村民霍新安喷着热气钻进被窝,埋怨起这糟糕的天气。

    屋外是旱已见底的林七水库。村里的田就在对岸,往年这个时候,坡上早已是一片青翠,现在却如一堆杂草。两天前,由于水位过低,急于灌溉的村民们硬是从湖边抽出一滩粘稠的黑泥水。

    “商丘境内5个水库已有4个处于死水位。”河南省商丘市水利局引黄管理办公室主任高岩说,“剩余总库容还不足设计容量的1/10。”

    在中国多数地区,区域总水量的持续减少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对拥有四百多座缺水城市的中国来说,危机尤为迫近。

    上一次对旱灾的记忆是在1994年。那一年春夏秋接连闹旱,林七水库的水面一下子退后了半里路,霍新安来回折腾地提灌,最后也没保住那几亩薄田。现在旱灾更胜当年,但他却老了,还受了伤。像一个无心恋战的士兵,霍新安雇人浇了一回水,也不去督工,只求心安。

    “那时候湖面宽得像大海。”霍新安怀念以前青山碧波的日子,虽然这个简单的愿望正不断受到挑战。根据当地水文资料现实,由于缺少入境水,商丘大部分河道基本常年干枯,而且过度开采地下水,耕地沙化和地表下陷日益严重。加上人为的围湖圈地,林七水库面积减少近一半。

    也就是说,即使不发生旱灾,水资源枯竭也是一个难逃的宿命。

    而被商丘视为救命稻草的“客水”黄河,现在也是自身难保。全球变暖已经让喜马拉雅山脉冰川以超过了过去300年的10倍的速度融化,而且全国还有超过八成的冰川加入到这一行列来。这意味着,不仅是黄河,长江、嘉陵江等重要水系都面临着逐渐枯萎的命运。

    “沿途各地用水量又只增不减。”高岩说。按照最新录得的数据,虽然兰考引黄入水口已满负荷运作,但经过沿途分流,到60公里外的林七水库,水量已为零。

    林七水库的命运只是一个很小的缩影。中国每年平均有20个天然湖泊在地图上被抹去,半个世纪来累计已有1000多个。这些消失的水体资源,又会报复性地催生更多的极端气候现象,如1998年的长江洪灾。

    不能浇灌的水

    这条时常漂浮着泡沫、拖鞋、食物残渣和商品包装的排污渠,对麦苗来说无疑是一剂毒药。

    远离黄河,往南进入豫东平原腹地,水的问题却以另一种方式严峻起来  水体污染正侵蚀着本已贫瘠的水资源,进一步恶化浇灌环境
 楼主| 发表于 2014-9-12 16:39:59 | 显示全部楼层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官方统计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即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大跃进中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连续四年饿死人不能采取断然措施扭转局面,则是党国体制的延误和罪孽。

党国体制的内部规则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从列宁那里搬来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没有纠错的机制和消灭纠错的力量。这是个消灭反对派走向独裁的制度。民主的真谛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只强调前一句,取消多数保护少数,成为多数欺负少数,多数打击少数,把少数当作反党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打击,是民粹派的假民主,是暴民政治。许多情况下少数是正确的,保护少数就是保留纠错机制,打击少数必然走向一错到底。

以庐山会议为例,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反映了全国的实情,也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但毛泽东利用他的权威操纵多数,制造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如纳彭德怀忠言,立即停止疯狂的大跃进,转入救灾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饿死五百多万人,第二年就能遏止饿死人的势头蔓延。但毛泽东不听,一错到底。庐山会议后期,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他在全党发动以批判彭德怀开路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

这第二次跃进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起,到1960年8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止,作孽最大,饿死人最多,农村的生机几近完全破坏和毁灭,连续三年,饿死3200万人以上。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折合1715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600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决定出口419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

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共缺粮76.8亿斤,折合384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5.8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送上天的。就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不肯对老百姓施一点“小仁政”的时候,一个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访惊动了在北戴河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使毛泽东再也“顶”不住了,成为党和政府由继续跃进转向救济灾民的转折点。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铐,做了简单的询问,笔录口供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 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总书记邓小平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1960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还不承认全国出现大饥荒。还在批彭德怀,“反右倾”。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党主席。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为一百多万在反彭德怀斗争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朱老总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 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刘少奇在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渡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毛泽东虽然暂时交出了党的主席,但不交军委主席,因为失去军权,毛泽东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实力。毛泽东退居二线,并不是真心认错,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话,三面红旗还得坚持,这就给纠正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错误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难。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浪迹于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些新政策一提出来,下面不敢贯彻,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来犯复辟倒退的错误”。包产到户在刘少奇手里到底没有在全国实现。

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会标还是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两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到1961年,这是大饥荒的第三年,达到饿死人的最高峰,饿死1327万人,各地干部才“豁出去了”搞“包产到户”,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饿死人上升的势头,减为751.8万人。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针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开始走出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那个可怕情景。就在七千人大会上,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15] 参加这个会的是县长、县委书记以上各级政权的领导骨干。毛泽东认定这批干部已经不是他的人了,都跟刘少奇走了。所以,他要把县以上干部统统打倒。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直到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这条“左”倾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也没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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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9-25 16:10:17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5-5-14 11:29:25 | 显示全部楼层
广西凤山原书记花5千万刻壁画 超县财收入一半
2015年05月14日08:58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透过壁画识玄机

  2014年7月10日。车辆驶出蜿蜒起伏的山道,山壁上一幅巨大而鲜红的“凤凰壁画”撩拨着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巡视组敏感的神经。凤山到了!

  到凤山后,巡视组按惯例召开动员会,进行个别谈话。

  随后的组内碰头会上,大家不约而同谈到“一件事”“一个人”。“一件事”,是群众集中反映“县里‘花了5000万元画了两只鸟’”,也就是巡视组进城看到的“凤凰壁画”;“一个人”,是指凤山县原县委书记、河池市副市长黄德意,大家怀疑其在“凤凰壁画”项目中可能存在权钱交易问题。

  “透过壁画找问题、挖线索。”经验丰富的巡视组组长敏锐地意识到,“凤凰壁画”背后必定隐藏着重大玄机。调查深入展开,黄德意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逐渐浮出水面:

  ——大搞形象工程。擅自做主动用国家防治地质灾害资金5350万元,在出入县城的山壁上雕刻“凤凰壁画”,花费相当于县财政年收入的一半还多,但壁画项目实际造价仅200多万元。

  ——插手工程项目。投资才500多万元的县武装部新楼项目,居然分为三个标段,分别由时任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主任各拿一个标,交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承建。最后,三个标段工程造价大大超过概算。新楼建成3年多,由于施工过程中出事故死了人等原因,到现在都还没启用。

  ——利用土地出让谋私利。黄德意伙同县财政局局长和国土局副局长、农业银行副行长等人,分别以亲属名义,暗箱操作县扶贫开发服务公司一块地。他们先是把地价从1000多万元压到470万元,其次把其中210万元作为银行“呆账”消化处理,最后只用相当于原价1/5的价钱拿到土地进行开发,获取暴利。

  目标锁定。巡视组立即向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汇报。

  “鬼节”捉“鬼”

  根据巡视组的反映,联合调查组和专案组很快成立。按照分工,在问题线索核查阶段,这两个组均由巡视一组总协调。一场巡视与查办案件有机结合,多方联动的“打虎拍蝇”战斗正式打响。

  8月4日至8日,由自治区审计厅、国土厅、住建厅和地质灾害防治中心的专家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一组提供的关于“凤凰壁画”、武装部工程、扶贫开发服务公司土地拍卖方面的9大箱原始资料和凭据进行认真审核,发现与此案有关联的凤山县财政局原局长、城投公司总经理陈某存在T·W公款嫌疑。

  8月10日,是当地民俗中的“鬼节”。自治区纪委协调河池市纪委对陈某作出立案调查的组织决定。专案组驱车400多公里,连夜赶至凤山县城实施“捉鬼”行动!

  陈某被立案调查后很快就供认自己在拍卖扶贫开发服务公司土地中,收受拍卖公司几十万元好处费,以及在其他工程项目中收受贿赂、向黄德意行贿等问题。

  “巡视组动真格了”。陈某被立案调查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凤山县城。

  更多的举报线索涌向巡视组。一条反映县国土局局长王某有5处房产、4栋楼房的短信引起了巡视组重视。巡视组将情况通报给专案组,同时开展核查,证实短信内容基本属实。

  8月21日凌晨,王某被专案组带走。

  陈某、王某被控制使案情进一步明朗。根据掌握的线索,专案组又通过司法机关提审了羁押在看守所的河池市土地交易中心原副主任蒙某、正在监狱服刑的凤山县原水利局局长卢某,进一步掌握了黄德意收受贿赂的证据。

  “收网”时机成熟了。自治区党委“五人小组”直接听取了巡视一组组长关于黄德意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专题汇报。据此,自治区党委决定,由自治区纪委对黄德意严重违纪问题实施立案调查。

  9月30日上午,黄德意在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主持召开农业工作现场会,刚作完报告便被“请”上了“专车”。国庆期间,黄德意供认了在工程项目中收受巨额贿赂问题。

  打出“组合拳”

  第一巡视组共6人,为何却能取得如此战果?该组组长说,“组合拳”发挥了巨大作用。

  立巡立查,出拳迅猛。按惯例,巡视组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后,再移送问题线索,由纪委去核查,时间周期往往比较长,会影响巡视震慑效果。为此,经请示领导,第一巡视组加快巡查节奏,在发现重大问题线索后,立即汇报,纪委迅速介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虎”拍“蝇”。

  多方联动,重拳出击。由于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比较复杂,牵涉多个领域。巡视组与联合调查组和专案组一起沟通、一起研究案情、一起调查取证、一起突破案件,并协调审计、住建、公安等部门支持配合,多方联动。巡视与查办案件的有机结合大大增强了巡视组战斗力,也为纪委专案组调查取证提供了便利。比如,在凤山核实问题时,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就是用巡视组的名义开展工作的。

  重在证据,精确打击。证据是突破案件的关键。在查办黄德意案件中,办案人员掌握了浙江温州一个温姓老板送给黄德意若干金条的线索,但联系不上该老板,且户籍显示在温州同名同姓的人就有200多个。怎么办?专案组把这一难点通报给了巡视组,而一组正好掌握温姓老板三兄弟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当天晚上,办案人员找到了温姓老板,掌握了关键证据,取得了重大突破。

  杀个“回马枪”

  巡视组巡视后,经纪委立案调查,凤山县的原县委书记以及财政局长、国土局长相继落马,系列F·B问题被揭露出来。巡视组同自治区纪委和河池市委研究决定,把巡视凤山县情况反馈会扩大为巡视反馈暨警示教育大会,并利用反馈之机,杀个“回马枪”,继续发现新的问题线索。

  10月23日上午,巡视反馈暨警示教育大会在凤山县小礼堂举行。县四套班子领导、副科级以上干部和部分老干部400多人与会。会上,巡视组反馈了巡视凤山县情况,纪委领导结合黄德意案件在会上进行警示教育,要求涉嫌违纪违法的干部进行自查自纠,主动交代问题、承认错误,争取宽大处理。否则,专案组将一查到底,从严处理。

  这一“回马枪”果然让F·B分子措手不及。办案利剑再次高高举起,又一批F·B分子应声落马。

  10月29日,凤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肖某因T·W受贿落马。

  12月1日,凤山县原县委书记、河池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罗光勤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

  据统计,在河池市巡视期间,巡视一组共发现有关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219件192人,纪检监察机关已经立案调查36件36人,包括1名在职的厅级干部、9名处级干部。(桂巡办 赵歧阳 阮潇潇)
 楼主| 发表于 2015-5-14 11:37:50 | 显示全部楼层
广西凤山原书记花5350万刻壁画 超县财政收入一半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赵歧阳 阮潇潇

   
   

    广西凤山县壁画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巡视组人员在凤山县走访群众。
 楼主| 发表于 2015-9-21 15:58:28 | 显示全部楼层
亡国又灭种,几千万印第安人成为稀有人种!



宠辱不惊11 于 2015/9/21 15:25:3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发生在18-19世纪的美洲大陆的美国实行了一系列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种族灭绝政策,由于其导致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大灭绝,这些行为和政策被统称为印第安人大屠杀。起初在英法等西方国家未到达美洲大陆之前,美洲大陆居住8000万印第安人,美国区域居住1000万以上的印第安人,而如今生活在整个美洲的印第安人不超过400万,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仅剩20万(不包括混血者)。据美国一些诚实、严谨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依据史料重新做出的推算,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现在美国境内居住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在3000万至l亿之间。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被迫分散聚在美国全国各穷乡僻壤的“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总人口还剩下了多少呢?据美国官方统计,还不到80万人。 美国政府对本国贫困落后的弱势族群进行种族灭绝,使美国政府一举甩掉了本应承担的沉重的包袱和责任,又能无偿地征用他们的多达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产和无以计数的自然资源,从而使美国毫无负担地发展经济,因此能在短短的100百年时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在殖民者进入新大陆之前之前,美洲已经有了四个印第安人建立的奴隶制大帝国。令人遗憾的历史事实是:处于萌芽状态的美洲文明被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所毁灭,难以驯化的印第安人作为人类几大人种之一,整体上被基本灭绝,以致于殖民者们不得不从文明程度更低的非洲运去更易于统御的黑人作为奴隶。我们来看看印第安人被亡国灭绝的历史吧。
    16世纪后来到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带给当地印第安人是毁灭性的灾难。据统计,殖民时期,西班牙所属的领地有1300万印第安人被杀,巴西地区有大约1000万被杀,美国西进运动中又有100万左右印第安人被杀。大量印第安人被奴役甚至屠杀。到21世纪大约有3000万印第安人。拉丁美洲的男性印第安人基本上没有纯男性系列的后代,其混血后代麦士蒂索人大多为男性殖民者与当地女性的后代。而北美的情况更糟,印第安人被赶入印第安保留地,其在当地人口所占比例小于5%。在美国,印第安人仅占总人口的1%左右。
    印第安人被亡国灭绝的历史中,被打扮成为当今“自由、民主、文明”标兵的美国做了什么呢?只能用残忍、毒辣、无耻、比专制还专制的专制!丝毫见不到民主、文明、自由的曙光!
    《世界通史全编》有这样的文字:“在当时世界‘文明’的国度美国(指美国独立前的十三个殖民地),这种种族灭绝政策,来得更加凶残。他们一再提高屠杀印第安人的赏格。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五十镑!’”
    1814年,美国詹姆斯.麦迪逊政府参考1703年北美各殖民地议会作出屠杀印第安人的奖励规定,重新颁布。法令规定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不论男女老少甚至婴儿)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将会发给奖金50---100美元(杀死12岁以下印第安人婴幼儿和杀死女印第安人奖50美元,杀死12岁以上青壮年印第安人男子奖100美元)。美国内战英雄,曾对美国叛乱的南方各州实行“三光政策”的联邦军威廉.谢尔曼将军对此发表意见说:“如果我们今年多杀一点,那么明年要杀的人就少了一点---反正他们都得杀掉,或将他们作为穷光蛋的品种保留下来.”
    美国政府从开始正式建军那天起后,命令军队立即向西开进。美国陆军第一团从成立之日起,征剿印第安人就成为它的基本任务。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和民兵从事的这种残暴的屠杀和征剿,从1803年(正规军正式开始投入战斗是1811年)一直持续到1892年,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特别是1864年后(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人根据麦迪逊颁布的林肯颁布的《宅地法》屠杀印第安人的活动达到高潮,许多印第安人村庄在一夜之间变成鬼域。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美国联邦正规军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集中发起了1000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到 18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灭绝印第安人的作战任务。
    美国历史学家在有关着作中叙述这段历史时写道:“美国向西、向南、向北叁个方面勐烈推进时,不仅排挤了阻止它前进的国家,并且残暴地粉碎了这些土地上原来的主人──印策安人──的反抗。这种残酷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污点之一,而当时美国许多杰出的民主领袖也曾积极参加这种行动。”
    曾积极参加和推动这种“残酷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的“当时美国许多杰出的民主领袖”之一,就是提出“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说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叁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美国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即从密西西比河西岸到洛基山麓之间的广大地区)以后,随着疆土大步向西推进而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在杰斐逊的总统任内开始的。
    1783年,美国独立以后,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虐待并没有丝毫收敛。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了开拓疆土,美国政府把印第安人驱逐出祖居地。1830年,美国政府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规定东部的印第安人要全部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为他们划定的保留地中去,实行种族隔离和迫害。这些“印第安人保留地”绝大部分是偏僻贫瘠的山地或沙漠地带。一个叫切罗基的部族,在被迫迁往“印第安准州”(即今奥克拉何马州)的迁徙中,历时3—5个月,约4000人丧生,占该部族的人口的25%。这一惨剧后来被称为“血泪的审判”。印第安人长期遭到屠杀、围攻、驱赶、被迫迁徙等迫害,人数急剧减少。到20世纪初期只剩下30多万人。直到1924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印第安人公民资格法》,宣布凡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人均为美国公民。1934年,美国又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通过了《印第安人重新组织法》,允许印第安人建立自己的政府,不再分配保留地的土地,停止强迫印第安人放弃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政策,印第安人的境况才有所改善。   
    美国人屠杀了8000万印第安人。事实与公知们鼓吹的“亡国未必灭种”大相径庭。印第安人即亡国又灭种的典型,谁还敢说亡国不灭种啊!
 楼主| 发表于 2015-11-6 11:51:18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植荣:三峡工程坑了百姓多少钱?

    2014-03-27 09:54

    作者:刘植荣

    人民网2014年3月26日刊发了一篇题为《三峡董事长总经理齐遭免职,电力系统迎反腐风暴》的文章称,24日下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京清莅临三峡集团,公布免去曹广晶、陈飞的董事长、总经理职务,由国务院三峡办公室副主任卢纯担任董事长,大唐集团副总经理王琳担任三峡集团总经理。三峡集团高层” “地震”,三峡工程再次成为舆论热点,人们不仅要问: “三峡工程究竟是福还是祸?”

    政府项目必有F·B

    24日下午,中组部副部长王京清在干部大会也不讳言指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上述决定,是“结合中央巡视组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督导组掌握的情况。”并且要求新领导层,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要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间要求,一件一件抓落实,切实落实反F·B工作的主体责任。

    2013年年底,中央第九巡视组对三峡集团公司进行了巡视,明确指出一些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暗箱操作等,其中选人用人F·B频遭点名、工程建设********专案暗箱操作令人惊心。一名多次参与三峡工程********的匿名人士2月25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三峡集团每年********的工程总规模至少在100个亿以上。2014年以前,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正规********,说暗箱操作是客气了,实际上全是‘明箱操作’。”

    其实,政府投资的工程********F·B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也是政府工程造价要比私营部门投资的工程造价高出很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里面除了市场价格外,还有F·B价格。

    中国有不少专门替建筑工程公司“拿项目”的“投标中介”,或曰“投标**人”,充当建筑工程公司与政府或政府企业的掮客,介绍建筑工程公司向政府官员或政府企业高管贿赂,保证让工程公司中标,而这些掮客则坐收中介费。

    在原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一案中,丁书苗就与投标铁路工程项目的公司商定,以有偿方式帮助中标。随后,丁书苗通过铁道部官员干预********,先后为23家投标公司中标了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非法经营数额1788亿余元。具体操作方式是,刘志军帮助丁书苗指定的相关企业中标,丁书苗再按照工程额1.5-3.8%的比例收取介绍费,丁书苗共得“好处费”逾20亿元。

    刘志军利用职权接受丁羽心请托,内定多家企业中标8个铁路建设项目。丁羽心等人向中标企业收取项目标的额2.5-4%的中介费,共计8.22亿元人民币。丁羽心个人从中获利4.22亿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一次对记者说,中介费已成为********领域最大的F·B,而且某些中介拥有复杂的关系网,甚至部分央企也要通过他们的关系才能拿到项目。他说,中介费根据工程大小收取,100亿元以上的工程往往收取1-2%的中介费,稍小的工程是3-4%,还有些工程收取6%的中介费。

    也就是说,政府投资的项目,项目拿到手还没开工6%的工程款就没了,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承建单位还要不断地“打点”业主和监理,这一系列的F·B支出大得惊人。建筑企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获得利润,这样,F·B也逼迫企业施工中偷工减料,造出了大量豆腐渣工程。

    这也是一些官员热衷GDP的原因,因为只有上项目,才有机会收取建筑工程公司的高额贿赂,才能使自己一夜暴富,才有钱把孩子送到欧美读书,才可以把老婆孩子移民到欧美去走邪路。

    只要是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其中必有F·B,毫无例外,只是F·B现象轻重的问题。

    三峡工程基本上是由百姓集资建设

    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时任总理***在宜昌三斗坪举行的三峡工程开工典礼上发表了《功在当代利千秋》的讲话。***说,三峡工程资金筹集渠道主要有,一是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全国每千瓦时电加价4厘钱,二是葛洲坝电厂的利润,这两项可解决资金平衡年前大约50%的资金需求。三峡电厂从2003年开始发电到2005年的发电利润可解决7.5%左右,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大体解决17%,重大设备有可能争取出口信贷约6亿美元,占4.5%左右。

    但是,三峡工程在建设中的资金来源,远远背离了中央的规划。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7日公告的《长江三峡工程竣工财务决算草案审计结果》,截至2011年12月底,三峡工程建设资金投入2078.73亿元。其中:三峡工程建设基金1615.87亿元,占投资总额的78%;向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发电机组收入350.31亿元,占投资总额的17%;电网收益再投入110.69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基建基金等专项拨款1.86亿元。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等筹措的资金,目前已全部偿还。此外,在移民搬迁安置中,国家还通过相关政策给予了资金支持。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就目前完成的工程看,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占到投资总额的78%。

    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就是在居民购电时附加在电价上的三峡工程建设的“份子钱”,也就相当于强制集资或捐助,该基金从1992年开始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从1996年2月1日起,在三峡工程直接受益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十六个省、直辖市每千瓦时提高到7厘。2009年12月31日财政部印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从2010年1月1日起,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停止征收,但为其筹资的电价附加不取消,继续以新设立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以下简称重大水利基金)的名义征收。

    根据经济观察网2013年3月12日的报道,继“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后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仍为三峡工程后续工作提供资金。3013年3月11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移民工委书记谭栖伟说,三峡后续工作,说到底就是一个资金的问题。那天张高丽常委讲了2400亿元,实际上是把三峡建设基金再征收10年,这样全口径能够收到2400亿元,用于南水北调工程和三峡后续工作,而三峡后续工作的资金是1238亿元。谭栖伟强调:“这1238亿元,张高丽常委讲了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如果三峡后续工程继续使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里的1238亿元,则三峡工程要使用基金2853.87亿元,相当于全国人民平均每人为三峡工程捐款220元。与此同时,也让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增加到3316.73亿元。

    三峡工程需92年收回投资

    2013年12月20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王儒述向媒体透露,截至2013年11月30日,三峡电厂累计发电7045亿千瓦时,售电收入达1831亿元人民币,三峡工程已经收回投资成本。

    王儒述的这种说法缺乏财务常识,王儒述得出的这个结论好比是说:一个运输企业用100万元购买汽车,每年运费收入20万元,5年就能收回100万元的投资成本。王儒述没有考虑运输企业的经营成本,如人员工资、燃油费、过路费、车辆维修费、纳税等。

    收回投资成本的钱来自企业利润,也就是企业分配给投资人的净利润,而不是营业收入。王儒述讲的收回成本,是假定三峡电站发电没有一分钱的运营成本,即没有一个职工,也没有设备、器材的维护和更新添置,同时还假定三峡电站发的电要100%卖掉。

    三峡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江电力)是三峡电站和葛洲坝电站的运营企业,母公司三峡集团就代表国家成了长江电力的投资方。我们可以从长江电力正式发布的信息估算出需要多少年才能收回三峡工程前后3316.73亿元总投资。

    长江电力2012年年报,根据长江电力2012年年报,三峡和葛洲坝全年共发电1147.49亿千瓦时,营业收入249.14亿元。这249.14亿元的营业收入不是公司的利润,因为公司运营由很多费用支出和摊销。固定资产的寿命如下:水坝是40-60年,房屋及建筑物是8-50年;机器设备是8-32年;运输设备是8-10年;电子及其他设备是5-7年。2012年,长江电力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为61.37亿元。另外每年还有工程改造费用支出及各种管理系统等无形资产购置支出,例如,2012年就新购软件3270万元。2012年度,职工工资和福利就8.77亿元,再加上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辞退福利等费用12.52亿元,雇工成本就是21.29亿元。2012年支出的各种税费为14.08亿元,利息支出45.89亿元。

    根据年报,长江电力2012年的税后利润为105.21亿元,利润率为42%,平均每发电1千瓦时的电获得税后利润0.091687元。

    长江电力2014年1月2日发布的《2013年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2013年全年三峡电站完成发电量828.27亿千瓦时,我们可以推算出三峡电站2013年的税后利润为75.94亿元。

    据长江电力2012年利润分配方案,向股东分派股利占利润的65%,而长江电力2012年末股东数为363461户,第一大股东三峡集团持有73.33%的股份,这样,我们就计算出三峡集团每年能从三峡电站收回投资回报为36.2亿元,三峡工程3316.73亿元的总投资需要92年才能收回。而大坝的寿命最长才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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