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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美国模式是如何走向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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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8 18:13: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2年05月07日 来源:和讯网  《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作者、青年学者 高连奎

    作者简介:高连奎,和讯专栏作者,青年经济学家,“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创始人。现担任北京睿库社科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中国管理研究院创新管理研究所研究员、草根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专家学者协会理事、《top商职智圈》杂志高级战略顾问、江西文学网文学顾问以及部分企业特约战略专家、国内多家一线媒体特约撰稿人。



  美国模式曾经是成功的,但现在的美国模式确实是失败了,因为美国模式经历了重大的改变,现在的美国模式,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美国模式。

  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否是成功的,不仅仅要看其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更要看其是否能很好的解决社会问题,其实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美国模式都不是成功的,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效果并不显著,而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

  另外我们必须对美国模式进行细化,美国的政治模式在华盛顿时代就已经定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国模式,主要是经济和民生模式,美国的经济模式在20世纪以来,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可以定义为罗斯福模式、里根模式和小布什模式。

  罗斯福模式和里根模式,在学术界早就有无数的学者进行了极其细致的研究,但小布什模式因为最近才失败,而奥巴马目前还没有发展出新的模式,因此人们对小布什模式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

  我们现在所说的,以及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和主流媒体所推崇的美国模式,其实就是小布什模式,中国的学术总是比美国慢半拍,中国总是学习美国旧的东西。等我们学会了,而人家早就转变了。

  一般来说,以国家的名字命名的模式,应该是使这个国家成功、走向强大的模式,而不是使这个国家失败的模式,而使美国走向成功强大的是罗斯福模式,那个时代的美国才是最强大的,而里根模式则是美国盛极而衰的模式,里根模式的基础上又演变出了小布什模式,最终导致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现在美国模式是彻底失败了。

  资本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商品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使得国内市场需求不足,限制了这种生产能力与潜力的发展。西欧资本主义经过战后25年繁荣发展,到70年代初国内市场开始饱和,用大规模群众消费拉动社会需求,促进工业流水线大规模生产的发展战略的潜力已经耗尽,过去的高级消费品,例如电视、冰箱、小汽车,现在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而今天的高级消费品,例如私人飞机,再也不能进入千家万户。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财富不可能无限增长。面对国内需求不足、大量资本闲置、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的危机局面,西欧资本不得不改变发展战略,摆脱束缚资本的“笼头”,摆脱社会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过分干预。

  70年代后期开始崛起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创立了新自由主义模式,也称为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模式,到90年代进一步发展成为新美国模式。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对资本放松控制、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主张强化国家对于政治文化生活的干预,甚至严刑峻法,具有某种极权主义倾向。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当今世界新右派的特点。所以,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也被人们称为新保守主义,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大力削减社会福利、降低税收和打击工会。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诞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这个时期罗斯福主要是通过征税建立起中产阶级社会,比如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等,通过大幅的征税,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高税收成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

  在上世纪20年代,税收对富有群体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家族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有群体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入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入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 “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

  新政的大规模征税措施,导致了贫富差距减小,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里根执政之前。1

  美国的两次减税风潮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增大及中产阶级社会的解体

  美国的减税风潮有两次,一次是里根执政时期,一次是布什执政时期。

  里根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减税计划,不久被通过,即《1981年经济复苏租税法案》,其要点是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3年内减少25%,第一次减少10%;(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

  里根执政几年中美国经济大有起色,里根错误的以为是减税政策起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紧接着在1986年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均有所下降,前者从50%降到28%,后者从46%降到34%.这样,美国的边际税率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中成为最低的之一。减税的同时美国也出现大量财政赤字。

  从里根到布什

  美国总统布什上台后,作为同样是共和党的总统,开始效仿里根,也将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就职不到20天就向国会提出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后来国会将其缩减为1.35万亿美元),主要是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减免。这是美国 20年来最为庞大的减税计划。“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加快了减税计划的实行。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主要包括六项内容:一是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39.6%)调整为四档(10%、15%、25%、33%);二是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三是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四是废除遗产税;五是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六是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

  有美国组织进行过统计,布什减税的59.4%的好处将落入年收入9.25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腰包,平均每个家庭获得减税6410美元,而年收入在3.93万美元以下的60%的家庭只获得减税额的12.6%,平均每个家庭获得227美元。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达舍在召开记者会时,特意让人开来一辆凌志豪华轿车,旁边摆着一个汽车消音器。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百万富翁,按照布什的减税计划,你可以节省4.6万美元,足够用来买这辆凌志轿车。但如果你是一位典型的工薪人士,你得到的只有227美元,刚够买一个消音器。”从减税总额上看,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到富有群体的口袋。

  小布什的减税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如果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将士64%的减税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白宫官员也承认,富有群体是新方案的主要受益者,但他强调,政府减少红利税是为了进一步振兴股市。

  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加大。从1979年到2005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长了6%;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

  减税风潮是导致中产阶级社会解体的根源,首先富有群体是减税受益最大的群体,因此减税的同时无疑加大的社会的贫富差距,事实发展情况也是这样,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减税风潮以来,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明显的加大,其次减税必然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而贫困群体是政府支出最大的受益者,政府在降低公共支出的同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贫困群体,因此美国和西欧都出现了贫困人口占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减税的客观结果是使那些本来可以靠着国家的福利支出跻身于中产阶级的部分中下产阶级被挤出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为了贫困人口,而那么原本就属于贫困群体的人由于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就更加的边缘化,因此说减税是导致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社会崩溃最主要的根源。

  北欧模式的成功反证了美国减税政策的失败

  欧美中产阶级社会模式是在加税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减税的基础上消亡的,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就指出,“减税”并非里根时代经济走出滞涨的原因。里根时代走出经济滞涨,关键是靠“提高利率,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的政策。相反的是,在美国及西欧大幅减税和削减福利支出的时候,北欧国家则逆向而行,继续加大税收和福利开支,结果北欧经济不但没有恶化,反而越发显得强劲,比如瑞典、挪威都是典型的经济强国,也是人均拥有跨国企业最多的地区,北欧案例可以算作笔者“减税并非里根时代经济走出滞涨原因”这一观点的一个反证。

  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践在美国本土是毁誉参半,(尽管目前也遇到很多问题),在其余地方,无论是在原苏联东欧地区,还是拉丁美洲和南美国家,美国新自由主义专家或者贯彻华盛顿共识的国际组织的专家们制定的“休克疗法”却从来没有获得成功,相反地,带来一系列经济与社会的严重后果。




  

 楼主| 发表于 2012-5-17 15:15:30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俊:福利国家值得羡慕吗

如果有一个这么的国家,上学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甚至失业都有不菲的补助,那么这样高福利国家值得大家羡慕吗?我想很多人都会说,当然值得羡慕。可是很少人能够认真思考,高福利的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要知道,高福利并不是免费午餐,而是需要有人提供资源。其实,人们不仅羡慕高福利国家,更羡慕别人的父母有钱。有的人说,要是能够出生富有家庭,就有很多钱花,并且不用那么辛苦工作。实际上,向往高福利国家,只是向往富有家庭的一种翻版而已。富有家庭的子女,可以享受父母的财富,这是一种家庭福利。当然,他们父母乐意这样做,那么纯粹是个人自由。



福利国家,本质上就是一帮人造血,另一帮人吸血。这种模式只能短期存在,但是不可能长期存在。正如布尔费墨说的,“但长期而言,在这种模式下,创造者被剥夺,寄生虫被奖励,惩善扬恶。最后谁都想做寄生虫,没人想造血,到最后寄生虫没有养料,自然死光。”



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赚钱给别人花,你愿意吗?



如果每个人思想都是高尚的,都有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或许福利国家可以存在下去。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努力,都不可以改变人性自私的一面,这个事实必须接受。正因为人性的本质,必然注定福利国家必然走向失败。



现在,欧洲很多福利国家都是入不敷出,好日子到头了。高尔特说到,“福利制度将施予的良善变成抢他人钱代做好事,将受助之感恩变成理所当然,释放人性中的魔鬼,进而形成寄生虫理直气壮控制创造者的社会。这就是哈耶克说的奴役之路。”



欧债危机,这和他们长期的高福利有关。所谓的高福利,往往都是建立在政府高负债的基础上。政府把未来都透支完了,那么走向崩溃是必然的。把钱交给土匪,然后呼吁土匪搞福利,还是强烈要求土匪抢少一点,留下钱给自己搞福利,哪个更可靠?



实际上,福利国家还扭曲人性,这点是非常可怕。枫林仙说到,“利国家是道德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制度根源。一切都不用个人负责了,所以嘛,个人奋斗没有价值,全心尽责没有价值,慈善施予没有价值,超越眼前没有价值,个人能力没有价值……总之,历来受肯定的人类美德没有价值。身份最有价值,抱团最有价值,排斥最有价值,蹭饭最有价值,善恶不别最有价值,闭目塞听最有价值,最后,混吃等死最有价值…… ”



一个正常社会,就是应该奖励创造者,惩罚寄生虫。只有这样的机制下,人们才会有动力去创造财富,整个社会才会繁荣起来。如果民众要求土匪搞福利,这恰好给土匪抢钱找到借口。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政府就是看门狗,看好大门就行了,别的不用操心。



福利国家是寄生虫向往的地方,这些人喜欢不劳而获。有一些女人,总是希望嫁给有钱的男人,以后就可以开始寄生虫生活了。一个社会里,人人都变成寄生虫,福利国家自然就要破产了。






 楼主| 发表于 2012-5-23 17:54:30 | 显示全部楼层
德国经济为什么这样强


浪中帆 于 2012/5/23 16:14:2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来源:东方网 作者:杨佩昌      德国已成为抵挡欧债危机的中流砥柱。德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德国良好的经济基础、高素质的人员、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国政府施政措施的从容与恰到好处。这种从容与恰到好处的做法源于何处?这首先得从德国历史特别是制度创新和具体的施政策略中寻求违法广告。

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石

    经济制度的选择远比解决个别实际问题意义更重大,一个良好的经济制度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因此,二战结束后,对德国而言,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制度。

    当时的联邦德国存在两种经济制度选择,即社民党的“社会主义”方案与基盟党的“秩序自由主义”方案。鉴于联邦德国公众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恐惧和美英法占领当局的关键态度,联邦在选择何种经济制度的问题上,已经不是“要不要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问题。也就是说,联邦德国的经济体制首先应该体现于承认“个人选择的自由”、“企业经营的自由”和“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这三点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前提条件。对此,联邦德国各派政治、社会力量之间,并未出现激烈的争议。因此,在承认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各方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发挥多大的作用”。各方的观点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主张:新自由主义方案和社会主义方案,它们在市场与计划之间分别代表了两种相对极端的观点。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以秩序自由主义的弗赖堡学派最有影响力。

    经过激烈交锋,以艾哈德和米勒-阿尔玛克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方案逐渐得到广泛认同,尤其是美国占领当局的认可。随着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艾哈德被任命为英美占领区经济管理局主任,“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了双占区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于是,关于联邦德国经济体制选择问题的争论也暂时画上了句号。

    这一制度致力于实现下述目标:“第一,通过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并且采取相应保证措施以防止产生专政,国家计划化、经济管理已经由于工业卡特尔化而造成的私人垄断,目标是实现尽可能广泛的经济发展。第二,建立能正常运转的货币秩序,以保证价格稳定。在私人经济创造奇迹的国家应保持货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以及通过不同的国家措施保证市场的竞争和经济的稳定。第三,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主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增长,即不断扩大社会财富,国家对收入与财富进行再分配。同时为加强社会团结,如果由于竞争而产生较大收入差别,则通过累进税率缩小这一差别,而同时又不至于影响贯彻刺激生产的原则。”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保持稳定物价和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为此,联邦政府修改和颁布了以下几项法律:首先,联邦政府在1957年对1909年制定的《反对不正当竞争法》 进行重新修订,明确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对各个经济领域内的竞争规则和竞争秩序作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其次,1957年艾哈德政府颁布《反对限制竞争法》(即《卡特尔法》),其任务是尽可能地保护有效竞争,排除阻碍市场自由竞争的一切因素,核心是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和自由,防止企业或个人通过不合法的方式、手段来限制和妨碍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再次,在确保市场自由竞争的同时,联邦政府致力于规范金融市场秩序。艾哈德认为,物价稳定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没有稳定的物价,经济繁荣就不可能持续。物价稳定的关键是保证货币金融稳定。1957年7月《德意志联邦银行法》颁布,鉴于德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两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防止货币政策受到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因此必须保证联邦银行的独立性,于是根据该法的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是联邦德国的中央银行,它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德意志联邦银行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联邦中央银行行长、副行长、理事会成员和州银行行长组成,联邦中央银行行长由联邦政府推荐,总统任命,任期为八年,并且行长的任期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艾哈德通过这样一个中央银行机构及其功能,力图在全国范围内能稳住金融市场,保持货币稳定,以稳定物价。艾哈德甚至把稳定货币上升到维护人权高度:“我们有理由把货币稳定纳入基本人权范围,每个公民都可要求国家来维护这种权利。”

    由于社会市场经济是一个与德国具体现实较好结合的产物,因此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良性作用,艾哈德的政策也起到明显效果。从1951年开始直至1960年代中期,德国创造了“德国经济奇迹”,物价上涨速缓慢,同时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在联邦德国成立后短短15年间,德国国民收入稳步提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楷模。到了这个时刻,艾哈德已经可以自豪地说:“这种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向全世界证明了,它的自由生产竞争、自由消费选择以及自由发展个性等基本原则保证比任何官方的控制或统制经济取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德国经济稳定增长,表明社会市场经济是成功的体制。尽管有波折,但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的,“社会市场经济尽管经历了各种波折和误会,但市场经济在德国人心目当中,依然是个成功、可信赖的体制。”迄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仍在正常发挥作用并在全世界获得极高声誉。

《稳定与增长法》

    20世纪50年代是艾哈德的时代,是联邦德国创造奇迹的年代,这是艾哈德本人的成功,也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成功,同时也是联邦德国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经过15年的经济增长,由于经济政策未能及时调整,无法适应当时的内外部环境变化,结果导致通胀率连续两年超过4%,马克开始大幅贬值,局部出现经济危机,艾哈德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批评,也直接导致了联合政府的执政危机,为社民党执政做铺垫。

    社民党上台后,改变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纯粹的稳定路线,转而实行稳定与增长并重的政策。换言之,政府的职能并不仅限于保护市场的自由竞争,维护经济的稳定,且应在此基础上刺激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楼主| 发表于 2012-5-23 17:54:58 | 显示全部楼层
刺激经济增长的法理依据来自于《稳定与增长法》。1967年6月8日联邦议院通过《稳定与增长法》,同年6月13日公布并施行,其精髓是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总体调节”理念:首先在联邦层面上,国家不再扮演一个“家庭好父亲”的角色,即在经济困难时节约、在经济景气时出手大方。因为这种顺周期的行为一方面可能加剧危机,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经济过热。相反,该法规定了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在需求减弱的情况下,国家应该通过总体调控的工具来平衡需求,采取直接的景气刺激和促进就业的措施,同时,国家增加公共投入,增加额外的信贷来支付刺激经济的投入。另外还可以降低收入税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而在经济景气时期则要抑制需求,比如采取提高收入税的措施。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防止经济过热,同时能够积攒更多的收入来应对下次可能的经济危机。其次,《稳定与增长法》规定,联邦经济部长、各州经济部长和地方代表组成经济增长委员会。联邦政府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强迫州和地方用税收来支付景气平衡基金。这一规定表明,为成功实施总体调节,联邦、州和地方有必要协调一致,采取共同行动。

    该法首先规定了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即在需求减弱的情况下,国家应该通过总体调控的工具来平衡需求,采取直接的景气刺激和促进就业的措施;第二,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增加公共投入,即通过增加额外信贷的方式来支付刺激经济的支出;第三,在经济衰退期间,通过降低收入税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在经济景气时期则要抑制需求,比如采取提高收入税的措施,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防止经济过热,同时能够积攒更多的收入来应对下次可能的经济危机。

    该法在第一条明确提出了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魔力四角”: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外贸平衡和适度经济增长。“魔力四角”的核心思想是适度和均衡,兼顾各方的需要,而非顾头不顾尾的发展。

    《稳定与增长法》强调经济增长,也考虑到对经济过热的预防措施,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为确保本法第一条的目标,当需求的扩大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时,联邦政府可以授权联邦财政部长在实施联邦财政计划的过程中要求某些财政支出的使用、(公共)建设项目的动工、设定后续财政年度负担等必须获得其批准。联邦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提出采取有关的必要措施的建议。联邦财政部长将该会计年度结余的资金用于向德国联邦银行额外偿还(政府)债务或者提取经济增长平衡储备金。”

    《稳定与增长法》很快克服了联邦德国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稳定与增长法》是一部完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而且联邦德国成为第一个将总体调节目标之间的均衡、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政策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的国家,它在联邦德国经济史和经济制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它也被誉为“德国经济政策发展中的里程碑”,该法的颁布标志着联邦德国经济政策从重点强调自由竞争到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实现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转变,《稳定与增长法》对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稳定与增长法》的颁布和实施奠定了联邦德国经济之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即使在当今欧洲经济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背景下,德国《稳定与增长法》的精髓深入渗透到欧洲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被公认为欧洲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石。

    正因为如此,当今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稳定与增长法》明显的烙印和痕迹。也可以说,严格执行与遵守《稳定与增长法》是德国经济得以平稳增长的关键因素。

适度刺激经济的施政策略

    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有效策略来加以应对?

    首先是采取适度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在经济危机面前,德国政府并不慌忙而乱开药方。如良医,对病人不是用药越多越好,而是非常精准地开方、限制药量。为克服经济衰退,德国政府制订两套振兴经济方案,计划投入财政资金1200亿欧元。但在2009年和2010年实际投入的资金仅为800亿欧元,而同时期美国财政投入的资金为5770亿欧元(7850亿美元),中国则为4300亿欧元(40000亿元人民币),其他欧盟小国投入的财政资金与其国力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结果是,美元急剧贬值、中国物价快速上涨、欧盟小国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因此,从中可以看出,德国政府走的是一条适中的路线,把握好国家干预的分寸和尺度。也可以说,政府作用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迷信。如果政府干预的幅度过大,反过来会对经济造成伤害。

    为限制政府干预造成的负面影响,德国政府在经济稍有好转就及时制定退出策略。由于政府过高的债务会拉高利率,造成私营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为此,2009年6月德国政府颁布的《新债务限额》法案规定:联邦政府要将其预算赤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0.35%以内,至迟必须于2016年达到这一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联邦政府必须从2010年起每年从联邦预算中砍掉100亿欧元。德国联邦议院对政府的决定表示了支持。2010年6月7日议会通过的一揽子节约措施,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各部门的预算,从而达到节约的目的。德国政府减少债务的决心给企业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政府支持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唱主角。正因为如此,德国企业界增强了投资的信心,企业生产步伐从而进一步加快。

    其次,限制财政开支,采取适度的金融政策防止通胀。众所周知,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导致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甚至出现囤积居奇的现象。因此,德国政府严格执行低通胀政策,通货膨胀率低于其他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据统计,2009年德国物价上涨指数仅为0.3%, 2010年为1.1%。稳定的物价刺激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居民购买力,形成了生产带动消费、消费促进生产良性循环。

    第三,保证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德国经济发展的主力不是大企业,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在这些中小企业中,很多是我们常说的“隐形冠军”,它们的产品要么富有特色、质量过硬,要么拥有独一无二的先进技术。这些中小企业生产的很多产品在全世界具有说一不二的定价权。但是,中小企业最害怕市场的垄断和无序的竞争。为此,德国严格执行《反对限制竞争法》(也被称为卡特尔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严格处罚,毫不留情。此外,德国政府为减轻企业负担,对企业雇佣短工给予补贴。据对外经贸大学史世伟教授介绍,当雇主选择短时工作而非解雇人员时,雇员工资的60%(没有孩子)或67%(有一个孩子)由政府来支付。企业为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障费在前6个月为50%,以后为100%由国家来支付。雇佣关系从2009年开始的,上述补贴适用24个月,从2010年开始的,则适用18个月。2009年,德国劳动服务局共为短工补贴支付了50亿欧元,挽救30万个工作岗位,共有22%的企业使用了这项补贴。2010年为此的计划支出为47亿欧元,预计保住的工作岗位为53万个。实际上会更多,2010年第一季度就有60000家企业的85万雇员使用了这项补贴。可以说这项政策用较小的成本,获取了很大的收益。

    德国政府打出的上述“组合拳”,一方面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赤字,保持了政府债务的可控性。另一方面增强了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的信心,有效地挽回了经济的颓势,使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增长。

德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德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石是可信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而经济持续发展动因则来自《稳定与增长法》的法制框架。当今德国施政策略和措施无不建立在二者之上,主要表现于尊重市场规律,促进市场的自由竞争,保护市场的有序状态。同时,注意宏观经济四大目标的协调,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刺激经济的措施保持克制而理性的态度,其特点是适度、中庸和平衡。

    虽然《稳定与增长法》的精神早已融入到欧洲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之中,但是欧盟其他国家政府并未认真对待,而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而采取了诸多背离《稳定与增长公约》精神实质的做法,其结果造成了目前弥漫欧盟的债务危机。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的那样:“欧洲已经到了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候。若欧元倒下,则欧洲将倒下;欧洲必须以更强的姿态走出这场危机,必须发展欧盟的架构,我们的责任不仅限于本国范围内,我们希望对那些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成员国实施自动制裁。” 现在的欧债,其实已经在“有序违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许,欧债危机会蔓延到联邦德国,但德国只是被动的受害者而已。即使德国在欧债危机中无法幸免,但是,最先走出这场危机的也必将是联邦德国。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42:32 | 显示全部楼层
孙骁骥:别被福利国家忽悠了
关于福利国家,我有一套既定的看法,一般人说服不了我,我也不打算说服别人。但前两天看到有人在媒体上呼吁“高福利体制让人民更有尊严”,终于忍不住写两句。那篇文章内容虽不能算全错,但读罢总感觉作者露一半藏一半,有点忽悠大众的意思。我不准备直接反驳那篇文章,只想借此题目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人与福利国家的较量》(Man vs. The Welfare State)。

说起福利国家,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如瑞典、挪威、丹麦等等。这些国家的政府的确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人民从摇篮到坟墓都有政府无微不至的关爱,纵做鬼也幸福。这听上去很诱人,尤其是对于长期生活在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财产缺乏安全保障的国家的人们来说,更希望三步并作两步实现全民福利的目标。然而,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果真能包治百病吗?很遗憾,历史为我们提供的违法广告是否定的。

黑兹利特在书里专门开辟了一章的篇幅来谈过去乌拉圭的福利改革。不要小看乌拉圭这个国家,它曾经被人们誉为“南美洲的瑞典”。众所周知,南美人民自古有革命传统,乌拉圭概莫能外。在政治革命后,乌拉圭人民继而搞起了社会福利革命,以期实现自己心中“大同社会”的理想。于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乌拉圭的“福利国家大跃进”正式开始,他们当时的榜样,便是瑞典。

黑兹利特说,乌拉圭早在1919年就引入了养老金制度。这甚至比西欧福利国家理论的基石《贝弗里奇报告》还早了几十年。看来,乌拉圭之所以被人称为“南美洲的社会试验场”,与其敢为天下先的无畏精神有些关系。但既然是实验,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很不幸,当年的乌拉圭最终成为了一个失败的社会实验案例。

失败之路是这样踏上的:1952年,乌拉圭废除了效率低下的总统办公室,转而由九人组成的国民议会实行统治。这九个人,相当于当年乌拉圭的九个常委,当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政治党派。但在进行福利国家改革的问题上,九核心达成了一致意见:坚决推行国家福利改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很快,医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公共服务被政府大量制造出来。最高的时期,超过40%的人在政府提供的福利下生活。表面上看,迈进福利国家门槛的乌拉圭人民幸福指数蹭蹭上窜,越来越好。但一个大问题马上来了:钱呢?

制造公共产品需要金钱,维持这些公共产品的运转需要更多的金钱,同时还需要庞大的人力。黑兹利特在书中统计,政府福利机构的大肆扩张使得乌拉圭一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依靠“吃体制饭”而生活。养活他们需要一笔不菲的开支。况且,南美诸国政府的腐败程度堪称雁过拔毛,丝毫不输给某些亚洲国家。没有猫儿不偷腥,乌国官员下了班也需要吃鲍鱼、混夜场、马杀鸡。这一切,都要从政府开支中“提成”。并且,政府开支越大,他们“提成”的数额自然越高。从1961到1962年,政府赤字从两亿比索上升到八亿比索,创下三十年来最高纪录。

当年的乌拉圭只是南美洲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农业国,国民实际上拿不出足够的钱养活因追求社会福利而日益扩大的公务员队伍、不断增多的社会服务,以及腐败的官员。看样子,这个社会福利计划是很难继续推行下去了。但困难归困难,架不住当年的乌拉圭人民志气高,发誓要把“南美洲的瑞典”的美誉保持到底。苦,不能苦国家;穷,不能穷政府。如此深刻的政治觉悟让乌拉圭人民咬牙接受了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印更多的钞票。

让货币贬值大概是政府用来抵消债务的最便捷手段了。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就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只要一开头,就很容易形成恶性连锁反应。果然,1965年的物价上涨高达88%,第二年继续上涨超过40%。物价一上涨,乌拉圭人就上街,政府因此不得不提高工资。但如此一来,公共开支变得更大,于是政府又发行了更多的钞票。通胀的雪球越滚越大,政府的财政情况并未得到任何改善。

这时,乌拉圭政府开始寻求别的办法,比如对进口贸易实行严格限制,以免货币进一步流失。此举最直接的后果是助长了乌拉圭与巴西等国之间的走私贸易。此外,极度缺钱的政府开始对商业征重税,这导致乌拉圭不少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增多的失业人口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福利系统的经济负担,新一轮的印钞和通胀又开始了……就这样,乌拉圭一步步陷进他们自己设定的福利国家圈套当中。这似乎距离最初政府对人民许诺的美好图景相去甚远。实际上,“南美洲的瑞典”在当时只能算是一个通胀严重、黑市猖獗、社会动荡、政府权力不断扩张的国家。

故事讲到此,或许有人会质疑:整件事情完全是由于乌拉圭画虎不成反类犬,想学瑞典又没学到家才造成的结果。无论如何,发生在乌拉圭的灾难并没有发生在他们的“老师”瑞典身上。的确,瑞典的情况比乌拉圭好很多。但瑞典的福利制度也有不少问题,从本质上看来,其实和乌拉圭的区别不大:都是政府的权力借福利之名扩张,庞大的公共开支拖累财政。

简单来说,瑞典政府远比乌拉圭廉洁高效,并且瑞典的经济状况也远强于乌拉圭,这让相同性质的问题在乌拉圭表现得较重而在瑞典表现得较轻,瑞典没有因为全民福利政策而成为“欧洲的乌拉圭”。但是,公共开支过大和效率低的问题本身依然存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政治学者Anders Lindbom在一篇论文里说过,多次受到冲击的瑞典福利系统之所以至今没有解体,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这个福利体系进行了改革。这意味着公共开支的削减,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经济菜单”里减少了“社会民主”成分,增加了“自由经济”成分。瑞典政府的“福利之手”得到了有效的限制。

且不详谈瑞典如何改革。我想问的是,当我们在谈论引进“福利国家”的体系时,是否能够首先确保政府的廉洁度?确保政府不会借福利之名暗中扩张?确保公众能监督政府对社保金的使用?确保大多数人愿意为庞大的福利开支买单,并且支付得起?是否可以确保政府不会像当年的乌拉圭政府那样,在问题出现时用新的错误来掩盖上一个错误?当所有这些设问一个都保证不了的时候,盲目推行所谓的福利国家岂不是意味着重蹈几十年前乌拉圭的覆辙?把属于自己的钱交给政府建设臆想中的福利国家,本身就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即使那个政府是所谓的民主政府。更何况,它还不是呢。
 楼主| 发表于 2012-8-2 11:16:31 | 显示全部楼层
世人为何如此迷恋黄金

    最近,我有机会去参观山东省招远市的一个黄金博物馆,还品尝了当地的金箔酒。



  以我对于酒的有限了解,奥地利的金箔酒比较有名。那是通过特有方法将葡萄酒蒸馏后制成干邑白兰地,掺入压碎的23K金箔片。稍稍发黄而透明清爽的酒中,金箔片上下浮沉,第一次见到的人,未必敢喝。



  黄金是否可食用,暂且不讨论。参观黄金博物馆时,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为什么对黄金如此迷恋?



  无论如何,黄金都不是大宗商品,而是稀有贵金属。但如今,黄金的现货与期货交易规模,其投机性,以及某些标示意义,一点也不比哪种大宗商品逊色。在黄金博物馆,就有国内外黄金交易的实时行情电子显示屏。



  其实,相比任何一种大宗商品,黄金的实际用途都不大,却具有其他商品都没有的货币特性。黄金曾充当过迄今历时最长的货币,即使在纯粹纸币本位的当代,黄金仍是影子货币,恐怕没有哪家中央银行不储备黄金。越是金融市场和经济大幅动荡与危机时,官方和民间对黄金储备的需求就越大。



  黄金正式退出名义上的货币王位,仅仅只有四十多年。此前,或是纯粹金本位制度,或是金银双本位,或是以黄金为后盾的可兑换本位。无论如何,当今的人们都无法摆脱那金灿灿的余晖。黄金的交易价格,更多是其货币性价值的体现。



  1971年之前,货币的可兑换性,指的是货币能否自由兑换成黄金;如今,则是指一种纸币与其他纸币能否自由兑换。但早在19世纪初,英国的银行学派就不怎么看重那时定义的货币兑换性,而有一种强烈要求脱离金本位的倾向。



  也难怪,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发起与兴盛,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延展,工业产出量猛增,市场交易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与深化,这其中内生性地决定了信用体系的扩展。信用经济与市场经济几乎是同步的。对于交换媒介和结算工具,市场强烈趋向于信用货币,金本位制越来越成为障碍。



  从效用价值论最早发现者之一的杰文斯教授,到马歇尔,再到凯恩斯、熊彼特,以及弗里德曼,这些在近现代经济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学者,都反对金本位制。特别是凯恩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可管理的信用本位基础上的。



    当然,也有反对逐步游离金本位的著名经济学家。费雪在1911年就说过:“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这被称为有名的“费雪一般性结论”。



  总体上看,真实情况接近弗里德曼的观察:“即使是在19世纪金本位大行其道的所谓好日子里,货币制度也远不是完全自动的商品本位。即使在那个时候,货币制度也是一种高度的管理本位。”在这一观察的基础上,他于1961年得出最终结论:“对于建立自由社会的货币安排来说,自动的商品本位既不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



  然而,金本位及金汇兑本位毕竟存在了几千年,致使一代又一代的人对黄金的货币功能,产生了强烈的本能性信任。脱离这种本能性信任,恐怕还需要“时间和习惯”的缓慢转变。这绝不是四十多年所能完成的。



  所以,尽管1971年就从制度上脱离了金汇兑本位,但黄金一直作为影子货币衡量着纸币发行的膨胀程度。黄金的纸币价格,从1971年的每盎司35美元,一路上升到目前的1500美元左右。自纸币本位制度实行以来,人们担心的主要是通胀而非通缩。每当经济过热和危机时,无一例外总会出现一波黄金购买热潮,金价随之大幅上涨。由此可知,在黄金市场上投资交易,分析着眼点不同于一般商品,供求分析并不重要,而应主要从纸币通胀趋势,或者市场流动性状况来分析。



  正因如此,恢复金本位制的呼吁从未停歇过。比如出版过《终结美联储》的美国共和党议员罗恩·保罗,便是在这方面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即将到期卸任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跟这一标签保持着很大距离。但就是他,2010年11月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文,主张“新体系也应考虑以黄金作为市场对通胀、通缩及未来货币价值预期的国际参考基准。虽然教科书或许把黄金视为一种古老货币,但如今市场则把黄金当作一种另类货币资产。”不管该文引起的争论怎么广泛和激烈,佐利克道出了事实。



  尽管不可能再有金币流通,恢复金本位更难以想象,但这些穿着黄色盔甲的“小神灵”,仍像夏秋夜色中的萤火虫,不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对此,同样强烈反对金本位的弗里德曼,有个形象的概括:“就像老兵逐渐衰老那样,黄金的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只是缓慢的减弱。”



  熊彼特在评价18世纪初制造了纸币和密西西比泡沫的那位约翰·劳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写道:“制造货币!信用是货币的制造者!” 如果货币是制造的,那么信用呢?对此,沃尔特·贝格霍特界定说:“信用是一种动力,它可能自然增长,但无法人为构造。” 这话耐人寻味。
 楼主| 发表于 2012-8-6 17:53: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杨佩昌在重庆大学的演讲)
一、我眼中的德国
杨佩昌:非常感谢凤凰网的安排,感谢学院两位领导的参加,特别感谢在座的同学对德国有兴趣。我经常说,不管到哪个地方,只要你对德国有兴趣,我就更有兴趣,因为我这一生都交给德国研究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青年行,但是我也有点犹豫,因为老了,不属于青年了。但是有人说,你还是来吧,重庆人杰地灵,都是帅男靓女,饱饱眼福也好,所以我来了。

我本科学的是德国语言文学,硕士是德国经济政策,博士是德国经济史,我算是对德国有所了解。但是今天我的演讲并不是学术性的演讲,而是我在德国期间的观察和体会。既然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没有正确不正确之分。我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只是给大家带来一种视角。
今天讲两部分,第一部分,德国真的民富国强吗?第二部分,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第三部分,如果有时间的话,谈谈德国给我们会带来什么启示。

演讲之前,我给大家看几张图片,让大家对德国有一点直观的感受,然后我再讲。
三个图,这是装玻璃瓶的垃圾筒,今年1月份拍的,我每一年都会在德国与中国之间往返。旁边一个中国朋友,一个企业家问我,这三个垃圾筒是干什么用的?我说是装玻璃瓶的,他问为什么三个颜色,我说是根据颜色扔瓶子。他问,人们会这么自觉吗?我说肯定。他说打赌一下,看到底是真是假,于是我把相机伸进去拍了三张照片。这里面是褐色的玻璃瓶,第二张里面都是绿色玻璃瓶,第三张白色的玻璃瓶。这个是在德国首都柏林拍的,在一个普通的街道,而不是某一个居民区,因为在居民区就这么几家,大家都会很自觉,但是在大街上没有特定人群,还依然这么自觉。
这是我在德国国会大厦前面拍的,德国联邦议会这几个字,前面不知道是谁摆的自行车,很不严肃。如果在我们这,可能被城管拿走了,德国不管这些。而且国徽就在我的屁股后面,这个很不严肃,也不庄严。
这是国会大厦门口,它的国徽跟我的腰一样高,并不是摆在楼顶上,特别高的地方闪闪发光。
再看交通,德国高速公路有几大特点,第一是路况特别好,第二是不限速,开200多无所谓。第三是不收费,德国所有公路没有收费站,第四是特别有秩序,最外面一条道是大货车,中间是小车,最里面是超车道,超车道一般不会被占用,如果特别着急的话,超了车赶紧回来。

德国是一个足球大国,这么好的足球是怎么练成的?我到过德国一个小村庄,这个村有一百二十多户居民,一个足球俱乐部,这个是足球俱乐部的老板,后面是他获得的奖杯。这个俱乐部有五支球队,也就是说一个村或者一个镇就五支球队,所以你们看,德国足球踢的好,是有群众基础的。
我们有一个误会,法国葡萄酒好于德国。其实,德国的葡萄酒一点都不低于法国,但是现在一提起葡萄酒就想起法国,因为葡萄酒有一个元素,是浪漫,而葡萄酒以及浪漫加起来,成就了法国。而德国的特点是严谨、认真,所以德国的葡萄酒名声怎么都起不来,但是味道是非常好的。我在欧洲尝遍了葡萄酒,德国的不差于任何国家。请看,这个厂被一个浙江老板买了,因为这家葡萄酒企业是一个国企,天下国企一家亲,有什么特点?如果不占有垄断资源,那一定会亏损,这就是国企的特点。为什么市政府会有这样的企业?因为这个酒厂的老板死了,没有继承人。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帮他经营下去。政府要接管呢?因为这涉及到就业的问题。尽管政府很努力,但还是不盈利,于是找到一家浙江老板,浙江老板一去就让它盈利,当年就盈利了120万欧元,这个老板我认识。所以,在此我要纠正一下,德国人葡萄酒做的很不错,并非只是啤酒。
大家看这个,大家容易看到这么一个阳光灿烂的小孩吗?我从小看她长大的,从她出生就看见她,现在已经7岁了,我回去她依然跟我关系很好。

二、德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刚才给大家一点直观感受,让大家对德国民富国强有更深的认识。讲之前我有一个观点,全世界无论多少个国家,一般可分为四类,即四大象限:第一象限是民富国强,这个很好,但是稀有。民富国强的国家有一些,但不是太多,德国是其中当然的代表;第二象限是国强民弱,这个国家我就不方便多说了;第三个象限是国弱民穷,这是典型的非洲,一些小国,大家都比较认同了。第四象限是民富国穷,可能说起来,大家大跌眼镜,想都想不到,是美国。别看美国多么强大,世界地位如此高,但是政府穷的不得了,既欠内债,又欠外债,穷的一塌糊涂,尽管政府外表很光鲜。

总的而言,第三类比较多,第二类是最少的,可能有几个国家。第一类国家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民富国强,。。。。【想看后面网址:[url=http://yangpeichang2011.i.sohu.com/blog/view/231385594.htm]http://yangpeichang2011.i.sohu.com/blog/view/231385594.htm[/url]
 楼主| 发表于 2012-8-8 14:59:57 | 显示全部楼层
谭立东:边际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无底线的平均主义。
       边际理论自称是自由主义的理论,自称可以为世界配置资源,但它在分配上却采用了无底线的平均主义。
       边际理论认为财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效用低,而平分给更多人就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贡献外国居民也可以得到本国居民一样的社会权利,这本身就与权利与责任一致的自由世界原则相背离。
       边际主义者希望靠累进制税收来平缓社会矛盾,但如果真按边际理论来分配,那就是大锅饭。累进制税收的理论基础在于富人与穷人的收入边际效用不同,其经济合理性看似难以撼动的。但请注意,首先,这里的合理性仅限于经济合理性而不包括更广意义上的社会合理性。固然,随着财富的增加,富人较之穷人对于收入的边际效用将逐次降低,对于向高收入开征重税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貌似是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进的。但社会总福利的增进是否可以构成对部分人(在这里是富人们)利益进行损害的完整而充分的合理性证明?对于没有量化的累进制,不过就是一种大锅饭的变种。

    如果均衡是必要的,但在什么限度内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均衡则是值得深思的。萨缪尔森在这一点上曾经有过的论述:“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能回答好像公平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中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经济学能有助于设计增加穷人收入的更有效率的方案,但它不能回答多少贫困是可接受的或多少才是公平的。”我们当然要承认所有公民对社会资源的传承与保卫,并应从中收益。但如果只是一方面的要求富人平均自己的财富来满足穷人的福利效用,那就是没有底线的平均主义,这是欧洲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之一。它剥夺了聪明的欧洲大众的创造与进取精神。
       现在边际理论之所以打着数学外衣,其实它的理论核心是就是让人看不懂它的无底线的大锅饭的实质。
 楼主| 发表于 2012-8-10 17:49:17 | 显示全部楼层
世界革命的目标就是终结少数资本主义金融寡头和军事寡头对世界的危险控制,在欧元和美元要崩溃的现在,这些少数集团会把世界带到世界冲突的危险。所以世界革命就是要用世界政府代替现在的资本主义控制的各国政府。雷尔利安推崇的是乐园主义:就是没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


使者雷尔解释说:我为什么支持“占据华尔街”运动和世界性革命

  
拉斯维加斯,11月9日 国际雷尔利安运动的精神领袖 使者雷尔,今天评论了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文明:西方以及其他》(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使者雷尔称这本书完全准确地分析了当前世界的现状,并高度赞扬了作者的高超分析能力。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哈佛大学历史系弗格森教授描述了东西方之间经济财富的非凡逆转,并解释说,西方的优势正在一步步沦丧。作为一个佐证,他提到欧洲上周企图从中国获得经济救助。其中,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负责人飞赴北京,寻求愿意救助欧洲财政的中国投资者。


听到这一消息后,使者雷尔说,“现在是世界各地以前曾被殖民统治的国家报复西方国家的时候了。毕竟,让占世界几乎一半人口的亚洲人民主导世界,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而目前主导世界的美国,其人口只占世界的5%,此外,以前的殖民主义国家像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还不及世界人口的5%。”

   
他补充说:“这些殖民主义国家以前的唯一优势是使用残酷和野蛮的力量,用科学的暂时领先,来奴役和掠夺全世界。目前他们在非洲仍旧在这样做!”

   
使者雷尔说,虽然他希望看到西方的衰落,但他担心这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我们希望因过去所犯的罪恶而导致目前在经济上被其以前的受害者所欺凌的西方列强将不会使用其仅存的优势,即其军事优势 - 尤其是他们的核优势,通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扭转他们在经济方面的窘况,而这是目前唯一可以挽救美元和欧元的途经。值得庆幸、但同时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也都是核大国,他们正在迅速现代化他们的军事防御系统。因此,正如一些美国军方的战争贩子所希望看到的、由西方世界发动的任何企图的入侵,将不仅是全世界的灾难,同时对西方国家自身来说也是可怕的巨大打击。这将使西方国家永远无法恢复,并退居到第三世界发展水平。6亿破产的贫困西方人和东方30亿富有的亚洲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最后的发言中,使者雷尔说,他仍然希望和平将占上风,只是作为对其过去罪行的惩罚,西方需要虚心接受其作为新的不发达国家的地位的现实。他补充说,他希望西方决定并促进世界政府的形成,而不是发动战争。作为乐园主义的序幕(见www.paradism.org),这样的政府将首先组成一个完全独立,适合人类的省份联邦。

   
“乐园主义的唯一障碍是贪婪的超级富豪和银行,他们想用盗窃来的财富维持他们的优越权势,以便继续奴役大众,”使者雷尔总结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完全支持‘占据华尔街’运动和一个全新的世界性革命。”
 楼主| 发表于 2012-8-10 17:52:18 | 显示全部楼层
亚当·斯密说:“只有人类才有货币交易的本领。”如果猩猩会使用货币,会发生什么?

微观经济学家设法弄清个体会如何选择。不仅想了解个人到底买了什么,还要了解其洗手频率,是否会成为恐怖分子,而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人类活动之外。

基思·陈,华侨移民后裔,33岁,衣着时髦,头发短直,十分健谈。原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一度被政治学冲昏头脑,后彻底改头换面,主修经济学。如今,他是经济学副教授,在耶鲁大学任教。陈的问题是:如果我能教会猩猩使用货币,那又会是什么情形呢?

陈选择的理想猩猩是僧帽猩猩,“它们头很小,”陈说,“主要关心食物和交配”,“就像欲壑难填的饿死鬼,永远也吃不饱。”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僧帽猩猩习性如此,自然就成了绝佳的研究对象。

耶鲁-纽黑文医院的心理学家劳里·桑托斯给他提供了七只僧帽猩猩 四只雌的,三只雄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只猩猩,取了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名字:费利克斯。这些猩猩共同生活在一个很大的开放式笼子里。笼子的一侧连着个很小的笼子,这就是实验场地,一次可以容纳一只猩猩参与实验。陈在直径为1英寸的小银盘中间钻了个眼,这就是货币,“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铜钱。”

实验的第一步,让猩猩认识到硬币是有价值的 这费了不少工夫。陈和他的同事给某只猩猩一个硬币后,就会亮出食物。只要那只猩猩将硬币扔给他们,猩猩就会得到食物。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猩猩终于明白:硬币可用来买食物。实验证明,猩猩对不同食物具有各自强烈的偏好。将12枚硬币放在一个托盘里,这是一只猩猩的最大预算;然后给它提供食物,例如一个人卖吉利(Jell-O)果冻,另一人卖苹果片。这时,猩猩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把硬币送到不同的研究人员手中,随后得到已分好的“好吃的”。

现在,陈在猩猩的经济生活中引入了价格冲击和收入冲击。我们假定费利克斯最喜欢的食物是果冻,而且通常情况下,它用一枚硬币就能获得三个。如果一枚硬币突然只能买到两个,它会如何反应呢?令陈吃惊的是,费利克斯和其他猩猩的反应十分理性。某种食物的价格上涨时,猩猩们就会少买;价格下降时,就会多买。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法则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同样对猩猩有效:需求曲线必定向下。

到目前为止,猩猩们在花钱上与人类同样理性。针对个体(例如短线股民)的类似实验发现,人们作出这种非理性决定的概率与猩猩差不多:“从统计学角度分析,猩猩与大多数股票投资者几乎难分伯仲。”

一天,实验室最奇怪的一幕发生了:费利克斯疾速跑进实验室,但它没有拾起托盘上的12枚硬币去买食物;相反,它将整盘硬币扔回了它们的公共生活区,接着逃离实验室,冲进公共生活区去找硬币------银行打劫,然后越狱逃跑!

公共生活区多出了12枚硬币,七个猩猩抢个不停,整个大笼子混乱不堪。陈进入笼子,试图拿回硬币,但猩猩拒不交钱 它们已意识到硬币是有价值的。陈只好靠“行贿”要回钱:给猩猩提供食物。这给猩猩上了一堂意义非凡的课:犯罪不用付出代价,反而有利可图!

随后,异乎寻常的情形发生了:一只公猩猩没有将抢到的钱换取葡萄或苹果,反而向一只母猩猩走去,把钱给了它。这是“利他主义精神”感召下的自觉的金钱捐赠行为吗? 不!在抚摸了母猩猩几秒钟后,那两只猩猩竟然发生了关系;而且一待好事结束,拿到硬币的母猩猩立即将硬币交给陈,买到了几颗葡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利他主义,而是科学史上的首例猴子“卖淫”行为! 这一幕让陈百思不得其解。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只一次针对一个猩猩,实行严格限定的货币实验。那么,如果陈在猩猩的生活中直接引入货币,结果会怎样呢?

一旦猩猩们手里有了钱,它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嫖娼”,同样也可以料想,猩猩谋杀者、猩猩恐怖主义者、引发全球变暖的猩猩污染者肯定会充斥世界,不得片刻安宁。毫无疑问,下几代的猩猩就会出场,替它们的先辈收拾残局……
 楼主| 发表于 2012-8-16 10:53:23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元终将死在自己的床上

    对谋求连任的奥巴马总统来说,今年美国经济走势如何,某种意义上关系到自己在白宫是任期届满走人还是再干四年。可是细数奥巴马政府上台三年多来的经济成绩,真可谓乏善可陈。如果说有亮点,用财长盖特纳的话来说,就是“最糟糕的经济时期已经结束”。不过,这还部分得益于任内喜欢打仗的小布什政府执政后期对经济的被动关注。小布什也许不大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有一点却特别值得其骄傲,即在2008年下半年的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成功阻止了美元体系的崩溃。



  笔者认为,美元体系终归有一天会崩溃的,不知道未来哪位倒霉的美国总统会碰上这一天。丘吉尔首相足够伟大的吧,但面对被两次世界大战摧垮的英国经济以及日薄西山的英镑体系和美元崛起,也只能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如果把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作为英美交接金融权杖的起点,那么全球在美元体系支配下已经生活了67年;假如将1913年美联储成立作为美元初步取代英镑的时间表,则美国对世界货币体系的统治时间更为久远。



  可以说,直到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美国都是国际经济舞台上仅有的寂寞高手。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到欧元的跌宕起伏再到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时发生的金融危机,似乎都在印证一个事实:战后以来,全世界有资格玩金融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但是看看今天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和白宫捉襟见肘的财政金融政策,世人看到的则是一个力量使用过度的霸权国家试图摆脱衰退周期并维持既有秩序体系而进行的诸多挣扎。智商超高的奥巴马总统在面对接近10%的失业率以及每天都在高速攀升的国债时,到目前为止似乎都没有找到有效对策。倒是荷尔蒙分泌有点失调的伯南克在急火攻心之下祭起了损人并不一定最终利己的量化宽松政策(QE),只是美国经济仍未见大的起色。一向高傲的全球经济老大,仍在秉持刻舟求剑治国思维。



  美国决策者必须认识到,美国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而且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美国本应反思其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清舔金融伤口的同时通过刮骨疗疾来建立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的金融体系,并加大对实体经济和技术研发的投入;但是没有太多管理国家经验的奥巴马和伯南克偏偏逆道而行,一再仰仗自己的美元霸权,在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全球化逻辑安排下,通过开动美元印钞机来向别国转移本国经济政策失败的成本。其实,从霸权国家衰落的历史轨迹来看,美国这种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成本的方式,既是对其他国家的赤裸裸掠夺,更可能是美国难挽颓势之后的一次疯狂演出。



  可是,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美国经济实力以及支配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时候,国内某些带有官方色彩的“权威”学者居然在为美国打气。说什么美元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不仅没有遭到削弱,它的力量更加强大。如果从辩证的角度分析,也可理解为对国人的一种提醒。毕竟美国依然拥有最强的经济实力和金融力量工具,美元的替代选择短期内还不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预言美国可能丧失经济领袖地位可能为时尚早,但主导白宫经济政策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们以及喜欢惟“美”是从的国内部分经济学家们必须认识到,在以美元为中心的支付体系和无休止的金融创新的卵翼与支撑下,极度繁荣的美国金融业昔日缔造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繁殖速度,或将成为历史记忆。



  正如《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一书的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埃森格林所说的,眼下,对美元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主要国家就是美国自身。埃森格林警告称,可供美国缩小财政赤字、避免债务危机的“时间或许要比普遍设想的更少”。笔者认为,基于金融主导国的综合实力以及话语权惯性,其他国家要在短期内取代美国的地位并不现实。从历史的视角观察,本轮全球金融格局变迁或将持续30年才能最终定格。但在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和秩序变迁压力面前,美国最多还有十年左右的美元红利期。



  当然,只要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和技术创新动力依然存在,世人就应当做好美国在未来十年继续推出不负责任经济政策的心理准备。也许,德国证券教父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的格言“一种货币只会死在自己的床上”,终有一天会在美国身上得到应验。不过在这一天真正到来之前,中国和世界须格外警惕,也不要指望美国会犯低级错误。
 楼主| 发表于 2012-8-16 14:38:09 | 显示全部楼层
弗里德曼:拯救资本主义的人

STEPHEN MOORE

这是一个悲剧: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12年7月31日出生,但他没能长命百岁活到今天,来对构成奥巴马经济(Obamanomics)核心价值观的“大政府”理念进行抨击。也许更为悲剧的是,我们的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弗里德曼执教数十年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毕业,却从未受到这位捍卫自由市场理念的全世界最伟大领军人物的半点感召,否则的话,我想奥巴马和美国的日子都会好过得多。

弗里德曼一直在经济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直到他于2006年去世,享年94岁。如果他还在世,他肯定会强烈质疑现如今美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推出的五万亿美元支出和发债扩张计划,并揭下那帮嚷嚷着还要进一步强化刺激政策的经济学蠢货们的遮羞布。

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说了那句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如果政府花掉一美元,这一美元肯定来自于私有经济中的产出者和劳动者,不存在所谓的把高产能彼得的一美元交给低产能保罗所带来的神奇“乘数效应”。这个道理看起来显而易见,却不断受到挑战和测试,而奥巴马经济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免费午餐经济学”各类尝试中代价最为昂贵的一个。

同样不合逻辑的是一种近乎迷信的观点,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让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主席本•贝南克(Ben Bernanke)印刷更多的美元来创造经济繁荣。弗里德曼证明,在很短一个时期,过量的货币供应会蒙蔽人们的双眼,制造出一个经济繁荣的幻觉,但市场很快就会苏醒过来进行调整,经济产出并未增加,只会带来更高的物价。

20世纪下半叶,除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之外,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经济自由方面的影响力可以超过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个子很小,却是一个伟大的智者。当绝大多数学者都沉迷于政府是救世主的信条时,只有弗里德曼把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驳斥得分崩离析,从而拯救了资本主义。

弗里德曼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几乎所有此类奖项都被授予给社会主义者,这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首度回归,打破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经济学领域的垄断和劫持。弗里德曼1963年与安娜•史瓦兹(Anna Schwartz,于今年6月21日辞世)合着的《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堪称杰作,改变了人们对于货币所扮演角色的看法。

比弗里德曼学术著作更具影响力的是他向大众传递自由市场裨益所在的卓越沟通能力。他的两本最畅销书籍《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年出版)和《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1980年出版)至今仍受到广泛好评。他在YouTub上讨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视频精彩纷呈,经久弥新。

20世纪90年代初,弗里德曼参加大型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个论坛,来到被贫穷问题所困挠的墨西哥城(Mexico City)。我记得他的造访在墨西哥知识界和媒体掀起一场令人眩晕的激烈争论:怎么能让弗里德曼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学使徒在一个公众论坛上向墨西哥人灌输他那些“老掉牙”的理论?然而,当弗里德曼抵达墨西哥时,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无论去哪儿,都有成千上万渴望聆听教诲的企业老板、学生和社会活跃分子簇拥在其周围,他就像一位现代摇滚巨星。

20世纪60年代初,弗里德曼给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写信,说自己要来印度做个演讲。机智诙谐但观点经常错误的加尔布雷思回信道:“我实在想不出比印度更不适合接受你自由市场观点的地方了。”也许是命运使然,印度在90年代开始接受弗里德曼主义(Friedmanism),经济开始腾飞。中国最终也加入了这一阵营。

弗里德曼如同一位英雄,长期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抗拒强势的政府。他一直惊讶于自我标榜拥护“还权于民”的左翼知识分子经常在政府压迫个人权利时还为其欢呼雀跃。

弗里德曼质疑几乎每一个国家集权理论,无畏地抨击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奉上神坛的东西。他是第一个对美国社保体系(Social Security)鸣响警钟的学者,认为其对年轻人不公平──他们被迫加入社保,但从社保拿回的钱太少,还不如自己存起来。他质疑一切职业许可证存在的必要性,从开出租车的经营许可、当律师的资格考试,一直到执医所需的医学博士(M.D.)文凭等,斥责这些许可证是在变相设置门槛。
 楼主| 发表于 2012-8-16 14:40:23 | 显示全部楼层
弗里德曼喜欢举例说明政府监管带来的坏处往往多于好处,从而在意识形态上扭转自由派(liberal)的不利局面。他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其监管政策经常导致拯救生命的药物迟迟不能面世。弗里德曼问道,“FDA标榜其批准的一个新药每年能拯救一万人的生命。但有多少人因为FDA没能早一年允许该药上市而死去?”

弗里德曼支持毒品合法化(这让右翼思想的支持者大感意外),尤其为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美国征兵制度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声音而感到自豪。有些人批评弗里德曼赞成军队的佣兵化,对此弗里德曼反唇相讥:“如果你们一定要把自愿当兵的人称为‘佣兵’,那我就可以将那些被你们强制征兵入伍的人称为‘奴隶’。”

顺便说一句,弗里德曼极少发怒,即使在与对手激烈辩论,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时,他也几乎永远面带微笑。人们常说,几十年来在芝加哥大学乃至放眼整个世界,唯一能在辩论中击败弗里德曼的人,就是他挚爱的妻子及合着者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

晚年的弗里德曼把大多数精力放在为全天下的父母增加孩子的教育选择权上,他发起的“弗里德曼教育选择基金会”(Friedman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Choice)就致力于此。他经常痛惜一件事情:“我们允许几乎每个行业都开放市场、鼓励竞争,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权,唯独遗漏了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领域:教育。”

国会的共和党人提出通过加税来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想提醒他们弗里德曼的另一句名言:“增加税收永远无法减少财政赤字,政府会花掉收上来的每一分钱,并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毫无疑问,由于弗里德曼思想的长盛不衰,左翼阵营试图将弗里德曼及其自由贸易、低税收和放松监管等原则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挂上钩。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责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院派要承担责任,因为其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理论基础,认为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政府最好是无为而治。”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的示威者经常穿一件T恤,上面写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全球痛苦的傲慢之父”(Proud Father of Global Misery)。

但事实恰恰相反:弗里德曼反对21世纪头十年美国政府大肆扩张的财政政策,他厌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样的政府影子企业。

哈佛大学(Harvard)的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近期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发表了一篇纪念弗里德曼的文章,将1980-2005年称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代”(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这个时代“见证了人类卓越非凡的进步,全世界接受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生活水准大幅提高,平均寿命、教育水平和民主程度都有改善,绝对贫困有所减少。”

对自由市场的再发现把两亿多人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现在,眼看全世界又要踉跄步入另一场经济衰退,各国领袖需要紧急行动起来,重新认可弗里德曼的价值所在。

我记得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一年左右,我曾在旧金山举办的一次半年晚宴中问过他: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让美国的前景更美好?“要做三件事。”弗里德曼马上答道,“促进自由贸易、增强所有孩子的教育选择权、削减政府支出。”

那要削减多少呢?“越多越好。”弗里德曼如是说道。

本文作者摩尔是《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编委会成员。 分享到0
 楼主| 发表于 2012-9-5 09:50:46 | 显示全部楼层
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公平、平等。

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

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瑞典还力图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如他们搞“基金社会主义”棗“雇员投资基金制度”。该制度由科皮、麦德内尔等发明,它试图将企业的利润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集体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集体逐步控制企业的利润和股份,控制资本所有权,以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
它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50万克郎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再将雇主为职工代交的养老金增加1%;按照麦德内尔的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15%~10%,基金可在35~25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到那时,私有制就变成了职工集体所有制。

通过这样的“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所有权。该制度草案曾交与10万工人讨论,获得热烈的支持,但资本家于1983年10月4日组织了一次7.5万人的游行,开创了西方资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尽管资本家游行,瑞典议会于1983年12月12日还是强行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开始实行。.
 楼主| 发表于 2012-9-5 10:58:56 | 显示全部楼层
蔡成平:“盛世心态”会让中国毁灭
当与国内友人谈及中日经济差距时,总会遇到“不屑的批评”。在很多国人眼中,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影响”也远超过了日本。更何况,包括世界银行、经合组织、高盛等在内的权威机构均预测中国极有可能超过美国,不出意外,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第一。

的确,在海外观察中国,能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的“崛起效应”。比如,日本的企业界开始弥漫着一种论调,即“如果不抓住中国机会,企业就难以存活了”。日本舆论界也是一片悲观的咏叹调,纷纷失望于每当召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峰会时,日本开始越来越遭到国际社会的遗忘与忽视,变得可有可无,而大家会竖起耳朵,认真聆听“中国的声音”。

中国30年的成就值得肯定,但因为“盛世心态”而让数字掩盖了问题,让成就麻痹了忧患,终将害人害己。正如索尼原总裁兼CEO出井伸之在接受笔者专访时直言不会地指出,“增长期往往是具有欺骗性的,身处‘成长期’的人们容易被所谓的‘成就’所迷惑。”可以说,日本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

在日本,有句民谚:“骄傲的平家不久长。”平家即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平氏”,鼎盛时期曾不可一世,但短短的18年后即被源氏所灭。骄傲往往源自内心夜郎自大式的无知,也源自外界故意或无意的甜言蜜语。

当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之后不久,法国记者吉兰就迅速出版了《世界第三大国》一书,对崛起的日本极尽溢美之词。1979年,哈佛大学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出版《JAPAN AS NO.1》,认为美国要衰退,盛赞真正的世界第一是日本。他感慨道:“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日本在19世纪初就主动而不是被动地、雷厉风行地学习外国。最终的结果是,日本成了时代变革的主导者,而不是受害者。其他国家则被外国的影响摧毁了,只有日本从中获得了重生。”

短短的20年,日本从战败国崛起为仅次于美苏两强的大国,日本国民内心的“骄傲”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塑造出来的“日本第一”的假象充满了巨大的迷惑性,但吉兰、傅作义等这些这样来自外界的赞美还是让日本国内的心态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吉兰的《世界第三大国》一书的日文版半年内即再版15次,可谓洛阳纸贵。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日本知名经济学家森岛通夫也开始在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讲授《日本为什么“成功”》,其讲义被奉为“日本研究经典”。

日本在战后也曾历经“韬光养晦”阶段,当时的日本专注于国内事务,在国际责任和国际问题上,正如基辛格所形容的那样  日本的首相总是“装聋作哑”、“很少讲话,有时似乎在打瞌睡”。但1983年初,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开始一改以往的作风,他在与里根会谈时表示:“就太平洋两侧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言,日美负有世界性责任。”同年,在G7峰会上,中曾根首相又不失时机地展示日本的大国形象,其发言大都站在全球视野的高度。

欧美主导的媒体舆论盛赞:“日本在G7发挥了领导作用,这是自1975年G7首脑峰会以来的第一次。”就连日本外务省也洋洋得意地自我评价道:“这标志着日本领导人第一次在首脑峰会上就全球问题采取主动。”可以说,一直“韬光养晦”的日本开始“有所作为”。

在最前沿的金融学研究领域,日本的泡沫经济一直被解读为是一场“货币战争”,但实际上,当时的国际货币战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洲货币之间,和日元的矛盾是其次的。如今,“广场协议”被视为是日本经济崩溃的导火索,但实际上,日本当时签署“广场协议”时并非“事出无奈”,正是在日本盲目乐观,又意欲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背景下,1985年、1987年先后签署《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并多次大手笔投入救市,陶醉于日元是美元救世主的角色。这一系列不相称的、被虚夸赞美膨胀起来的“大国贡献”,注定了日本会一次次地决策失误,成为盛极必衰的拐点。

1989年,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共同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该书出版后一年内就再版了10次,紧接着《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著作成为来自日本国内的赞美“崛起日本”的系列丛书,畅销一时,这些书的基调是高呼日本要“承担起新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要成为新世界史的主角”。

从日本的老路上或许可以总结出一句话,当一个国家在“盛世心态”之下,与自身实力并不十分相称地“疯狂”起来之后,上帝让其毁灭恐怕是一种必然的结局吧。


(文/蔡成平 日本启示录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 ... /182811743346.shtml)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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