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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原创] 美国模式是如何走向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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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0-9 11:32:50 | 显示全部楼层
赖特案初露端倪

1988年春天,赖特作为众议院议长,正处于事业的巅峰。然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共和党议员纽特?金格里奇和一个叫做“共同事业”的组织,发起了对他的挑战。他们发表联合呼吁,要求全面调查议长詹姆斯?赖特的从政道德。1988年5月26日,金格里奇正式向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指控赖特夫妇有违反《政府伦理法案》和其他法规的嫌疑,请求委员会开展调查。

最初,道德委员会并未将矛头对准赖特,而是仅仅指责他没有依据《政府伦理法案》及时报告他妻子在莫利克-赖特公司的高额工资收入,也没有报告她对于公寓和轿车的免费使用状况。在赖特的授意下,莫利克-赖特公司对委员会宣称,赖特的妻子贝蒂领取工资,是因为她是公司的“财务顾问”,一位理财能手。然而美丽的贝蒂并未能够让公众相信这一点。

1989年5月29日,道德委员会召开听证会。会上,赖特夫妇的律师萨斯曼试图证明贝蒂是一名踏实稳重的财务顾问。事与愿违的是,那天贝蒂刚进听证会的会议室就引起了一阵骚动。她穿着一件鲜艳的水蓝宝石色西装,进门先吻了萨斯曼律师一下,为了拍照,接着又吻了他一下。这些不得体的穿着和举动,令萨斯曼事后也表示“十分尴尬”。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赖特本人。为了确保调查的全面和公正,道德委员会特地从院外聘来了特别检察官  来自芝加哥的理查德?费伦律师,并拨款160万美元,用作调查经费。费伦律师的调查历时6个半月,调查结果可谓石破天惊。在8名助手的协助下,花费150万美元,从72名证人处取得证词,终于在1989年2月完成了长达279页的详细报告。

这份被称为《费伦报告》的指控甫一公开,就引发了全社会的密切关注。报告不仅指控赖特在前述合伙企业中获取暴利的投资行为,还将矛头指向赖特的另外五个经济问题。这五个经济问题分别是“稿费问题”、“油井问题”、“娱乐区问题”、“储蓄银行危机问题”和“蒙特利夫公司投资问题”。

报告指控赖特的五本作品获得了过高稿费。一般作者的稿费应该是版税的10%左右,而赖特的每本书都至少获得了版税的55%以上。而且书的销售情况也极不正常,常有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进行超大额购买,相当于以稿费的名义向赖特的口袋里塞钱。费伦律师指出,根据规定,众议员应邀演讲的酬金不能超过年薪的30%,但稿费收入并无上限。赖特在收取的演讲费达到了最高限额后就以卖书为手段逃避法律监管,花招不可谓不巧妙。

“娱乐区”事件和“银行危机”事件的共同点在于,赖特不合理地运用议长的影响力,对于市场和投资施加了压力。前者指的是,沃思堡市的一个游乐场项目需要资金,赖特受人之托,指示经济发展署等机构向沃思堡市贷款2250万美元。后者指的是,当德克萨斯州不断出现银行倒闭案时,赖特议长向处置倒闭案的官员施加影响,要求他们尽量保护这些银行。

至于蒙克利夫公司投资问题,则指的是一场外交场上的权钱交易。蒙克利夫家族在埃及的西奈半岛有几口油井,受到埃及国有化征收的威胁。赖特出面,向埃及政府和当时的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求情。后来,埃及政府根据比较合理的价格,收购了这几口油井。几个月之后,蒙克利夫便以极低的价格将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口天然气井的一些股票卖给了赖特。《费伦报告》将这笔交易描述为,一笔价值82000美元的礼物  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赖特的外交行动和这件“礼物”之间有何直接关系。

其实,这些所谓贪腐丑闻  “官太”任职企业拿高薪开豪车、关系户大量购书以“进贡”稿费以及价值不足一年工资的“礼物”,不要说和当前一些官场潜规则相比,即使是和放在当时的美国国会议员眼中,也谈不上触目惊心。根据调查,许多议员也都参与过股票和不动产的投资。在经济上有小辫子可抓的绝非赖特一人。

许多议员担心:“如果赖特倒下去,他们都会因同样的罪行而摔跟头。”民主党议员查利?威尔森甚至公开表示,如果严惩赖特,那么“我们就是在冒险制定连教皇都没法遵守的准则。”在赖特的求援和无法说明的私心影响之下,他们纷纷动用各种资源向道德委员会施压,希望他们“点到为止”,不再继续追查。

反贪腐史上的里程碑

然而,众议院道德委员会顶住了压力。委员会援引《政府伦理法案》,认定赖特在妻子任职问题和稿费问题上违反了下述规定:“作为一名国会议员、官员或职员,不得在一年内接受与自己的公务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个人(亲友除外)、任何外国人(或其**人)的价值100美元以上的礼物。”同时还规定:“任何国会议员……所获额外收入均不得超过本人本年度薪金的30%。此种额外收入是指工资、专业费和除版税以外的其他各项收入。”虽然赖特规避法律,巧立名目,却不能解释自己高额收入的合法来源,特别是违反了官员应该承担的公开收入并恪守伦理的义务。道德委员会决定,对此案坚决严查到底。

而在众议院之外,选民们则愤怒异常。议长不但不遵守法律,还以他人的潜规则为自己开脱。在赖特丑闻曝光的初期,75%的选民表示,“如果情况属实,赖特必须辞职”。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民心向背更为明显,“不管众议院怎样处理,赖特在公众的头脑中已经被定了罪。”民众还将攻击面扩大至其他议员的妻子。当时,在外兼职的远非只是赖特夫人贝蒂一人。

据国会议员配偶俱乐部主席玛丽?雷古拉估计,一半以上的国会议员配偶(妻子或丈夫)都有拿报酬的工作。其中大部分纯粹是领薪水、不干活。比如,北卡罗莱纳州选出的议员查尔斯?罗斯的妻子琼?罗斯在她丈夫领导的众议院烟草和花生委员会工作,但实际上每周只有锻炼身体时才去露一次面。这些议员也受到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和批评。

最终,在院内、院外压力之下,赖特于1989年5月31日被迫宣布辞职。这样,由于不再是议员,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对他的调查也就终止了。对于赖特来说,这确实是上策,因为等待国会的弹劾或继续受审查只会更加丢人现眼。尽管如此,他仍然受到了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的继续调查。

赖特成为了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被迫辞职的议长,其反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正如美国共和党工作人员温迪?迪莫克所说:“国会的面罩被揭开了,美国人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那儿发生的事情。”赖特弊案为后来相似的贪腐丑闻定下了基调,并在民众的心里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凡是不公开财产的官员,就需要监督。”

从此以往,官员财产申报就成了政客的必修功课,而一旦指控贪腐的提案出现,相关官员就必须全力应战,翻出自己数年的申报记录和财务报表,否则就只能赶快退出政坛,身败名裂。因此,在官员和民众共同的驱动之下,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就逐年演进,不断加严。比如1993年这项法案的修正案就规定,联邦政府公职人员在离职后也禁止从事某些活动,并且要求他们在离职后特定期限内仍然就此类“灰色收入”进行财产申报,以进一步遏制官员的不当谋利和腐败。

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美国政府打击腐败的有力工具,可以及时发现和铲除腐败的苗头。在政府直接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之下,美国政府官员轻易不敢以身试法。绝大多数官员都会老老实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当然,后来也发生过诸如康涅狄格州州长约翰?罗兰因曾接受免费度假、翻修乡间住宅而被迫辞职认罪的事例,但总体上各界官员人人自危,不敢小觑《政府伦理法案》。

可以说,赖特事件既是政治史上的耻辱,也是清明风气的开端。而财产申报制度,更是越发完善,并最终纳入美国行政法典的第五章,成为政制的重要基石。

来源: 法治周末2012--09-05
 楼主| 发表于 2012-10-15 17:19:05 | 显示全部楼层
林毅夫的支持者们纷纷现身。



  一个流行于世的说法遭遇挑战,中国GDP中投资比例过高,消费过低。作为工业化前期的中国,基建投资十分必要,但政府主导式的投资方式与低下的效率将使中国经济走向式微。



  中国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吗?需要。此前建成的高速公路网使汽车业、城市群、物流的畅通成为可能,目前的轨道交通使人口集中的城市群成为可能,将使珠三角、长三角、长湘潭等城市真正融合到一起。中国需要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投资吗?未必。虽然高铁建设使中国拥有了畅通的物流体系,但资金使用过程中披露的冰山一角,显示投资效率之低下、贪腐之严重让人瞠目。即使乐观的林毅夫先生,认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还能保持8%的增速,也提出了“要满足诸如收入分配、金融结构、政治腐败等多个问题被解决的前提条件”。



  按照张军、朱天两位先生的说法,依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的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10%,在现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所必须的。他们对产能结构性过剩说提出质疑,并且认为投资回报率没有明显下降,依据是数年前清华和北大的两组学者的研究,也就是说,投资效率并未下降。当然,清华等大学课题组也有相反的研究结果,今年9月25日,知名会计事务所安永也发布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大幅下滑。



  投资效率是衡量投资方式、是否需要继续投资的重要指标。



  日本、韩国等国大规模投资在工业化初起时,确实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但负面的案例也并不鲜见。美国学者Daron Acemoglu 和James Robinson所著的《Why NationsFail》,引用一组前苏联的经济数据,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截止上世纪70年代初,前苏联经济增速全球领先,德国和苏联都在三十年代完成了经济国有化,意味着政府可以在无度授信的基础上加大投资,同时以奴役方式加大劳动者效率:从30年代到50年代赫鲁晓夫掌权,有3500万人因为怠工受到各种不同惩罚,有一些被送到古拉格群岛,而乌克兰一些农民进入工厂无偿劳动。最终,低效的国企拖垮了政权。



  根据美国国会198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从1928年到1940年,苏联GNP年均增长5.8%,1940到1950年,受战争影响下降,年均增长2.2%,从1950年到1960,反弹至年均增长5.2%,从1960年到1970年,仍然高达4.9%,而从1970到1980年,大幅下降至2.5%,从1980年到1985,仅1.8%,援引的后续数据是,从1986年到1990年,仅1.3%  从经济角度不难理解苏联的崩溃。



  从TFP数据来看,同样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过山车过程,从1928年到1940年,苏联TFP年均增长1.7%,1940到1950年,年均增长2%,从1950年到1960,大幅下降到0.4%,从1960年到1970年,微升至0.5%,但70年代后陷入效率崩溃,从1970到1980年,大幅下降至-1.2%,从1980年到1985,为-1.0%0。分析认为,从1928年到1940的12年,苏联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如收割机、同时大规模组织劳工进行军事化生产,而国内无法产生创新民用技术,加之中央计划低效,导致80年代的崩盘。



  黄亚生教授提出了巴西的例证,指出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强迫工业化”的恶果是社会丧失公平,基尼系数扩大,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



  集中式投资模式可能产生奇迹之后崩溃的后果,另一方面,当大规模基建投资完成后,过度投资成为债务之源、经济紧缩的罪魁。



  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蔡成平引述日本权威经济杂志《东洋经济》的文章指出,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为挽救经济,日本政府在1992年至1998年,连续七年推出减税、增加公共投资、购地等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尤其是财政投入超过GDP的15%,其中约半数为公共投资。但是,这些大规模的财政刺激非但未能挽救经济,反而加重了财政负担,并造成产能过剩等诸多恶果。



  日本的财政刺激造成庞大的债务负担,到1996 年底,日本的国债余额达到244.7万亿日元,截止2011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日本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达230%。日本“财政重建”减赤无望,如果日本的债券像美国一样有20%由国际债权人购买,恐怕日本债务危机早就发生了。



  为人诟病的是,日本实施财政刺激计划大量资金固守汽车和家电两大传统产业,在培育新的主导产业方面偏重不够、支持不足,另有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公路、桥梁等公共建设,造成的财政浪费。据2000年9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1998年道路投资额约为15万亿日元,其中仅有40%形成固定资本,浪费掉的资金达到4万亿到5万亿日元。



  并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率、减少投资浪费,如何由市场主体主导投资,如何减少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寻租百出现象。可惜,也许过于敏感,也许制度难以纳入模型,在如此重要的变量上,赞同加大投资者着墨甚少。这是巨大的漏洞。
 楼主| 发表于 2012-10-15 17:24:4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将重蹈“日本衰退”之路?
    高盛驻东京经济学家李智雄(Chiwoong Lee)最近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与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的比较》,2012年9月25日)。他在该报告中预计,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水平将回落至7.5%至8.5%区间。对这个预测,我不敢苟同。我预计,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平均增速将不到上述数字的一半。然而,我之所以提到他的这份报告,并不是因为在具体分析上对它持有异议。



  我其实是想利用他的这份报告来说明,在我看来,这类有关中国的研究报告所存在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他犯了一个相当普遍的错误。这个错误涉及确定某些输入变量与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等我们想要预测的输出变量之间过去所存在的关系。一旦这些关系得以确定,经济学家将会仔细研究这些输入变量的预期变化,然后计算输出变量相应会发生的预期变化,以此得出有关经济增速的预测。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在学术界还有卖方研究机构中几乎堪称标准的分析方法,但是我认为,这种方法隐含了一种假设,即这个国家的根本发展模式没有真正改变  用一个更加时髦的术语来讲就是没有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变化。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分析方法就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如果我们正接近于发展模式的转变  或许(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是因为现有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加以扭转,那么这种分析方法就毫无价值。



  李智雄通过把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进行比较,以此得出了他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速将处于7.5%至8.5%区间内的结论。他考虑了各种输入变量的一系列合理及貌似合理的变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将从过去十年的超高速度放缓下来,但仍然会高于日本在70年代初之后的20年间所实现的5%左右的实际增速。我假定他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也是针对今后一二十年,但我不能够确定事实是否如此。



  中国目前情况如何呢? 和日本一样,(1)某些地区的实际工资及劳动收入比重正在不断攀升;(2)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超越其峰值水平;然而,(3)虽然耐用消费品正在不断普及,但仍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4)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非常庞大,其出口比例仍然很高;(5)尽管目前原材料价格上涨状况让人联想到石油危机,但经济增速仍然很高。



    虽然中国潜在的及实际的经济增速预计将保持高位,但很可能从2004-2007年期间的两位数百分比逐步回落。我们的中国经济研究团队经计算预计,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将处于7.5%-8.5%区间内。



  正如上述摘录所示,确切地说,李智雄侧重于六个输入因素:从劳动力过剩转向劳动力短缺;技术追赶的速度;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经济规模及出口结构;原材料价格上涨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政治稳定。他把这些输入因素的变化对日本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视为日本经济放缓的根源,然后估计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这样他便能够估计中国经济增速预期放缓的程度。



  这份报告非常令人感兴趣,就其所提供的信息和见解而言,非常值得一读,但在我看来,和几乎所有那些将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60到70年代(而不是80年代末)的日本相比较的分析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也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分析报告有许多提供了比李智雄此份报告更为简单的比较理由。例如,把中国与60到70年代的日本相比较的最流行理由是,今天中国的富裕水平要比80年代末的日本低得多。人们会说,80年代末的日本很富裕,而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却非常贫穷,因此把未来十年的中国与90年代的日本相比较不会有任何价值。



  当然,上述观点是愚蠢的  而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意味着只有富裕国家才会发生危机。如果你争论的是投资驱动型失衡经济模式所造成的后果的话,那么需要加以比较的不是名义财富水平。别忘了,受到这种投资驱动型失衡经济模式困扰的,既有富裕国家也有贫穷国家,而且这些国家最终都因为不得不进行相同类型的经济再平衡而遭受痛苦。



  真正重要的,是根本性的经济失衡程度以及资本存量与工人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穷国和富国一样容易拥有过剩的资本存量,甚或是更胜一筹。



  中日两国经济真正存在的相似之处是什么呢?



  今天的中国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日本存在许多相同的经济发展特征,尽管中国目前仍然比当初的日本要贫穷得多。



  但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显然并不是那些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我们而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失衡的程度上。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假设中国未来的面貌与其不久前的过去非常接近时,把关注点放在可比较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才会有效。这样我们就隐含假设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将基本上保持不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特定输入变量的些微增减变化应该会对以后的经济增速造成或多或少可预测的影响。



  这种方法的无用之处在于,当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长期预测必须假定现有增长模式将被抛弃,并且代之以另一种能够从根本上扭转失衡的增长模式。



  因为这个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t),而且通常受到诸多重要政治因素的制约,因此很难准确预测旧有增长模式何时会被一种新模式所取代(例如,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进程至少要等到2013年之后才会开始,因为届时中国新的国家领导班子将会上台,但实际上这个进程可能在2012年就已经开始了)。同时也很难预测在短期内造成的诸多影响,虽然  这可能有点自相矛盾  更容易预测在中长期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为什么呢?因为几乎不言自明的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失衡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扭转,而唯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扭转。经济严重失衡的扭转几乎总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个过程本身可以以一种快速而且“灾难性”的方式(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及经济负增长)发生,或者通过某种缓慢且更受控制的方式逐渐消除各种经济失衡状况。一旦经济失衡发展到足够严重的程度后,很少有其他方式能实现再平衡。



  哪个时期的日本与中国更有可比性?



  这就是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更适合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相比较的原因所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日本可能与今天的中国存在许多共同的经济发展特征,但是,在我看来,那时的日本经济从来未曾达到过像80年代那样的失衡程度,因此60到70年代的日本与如今经济面临严重失衡的中国真的不具可比性。



  这些经济失衡是有据可查的。日本在80年代末的重要特征几乎无疑地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本在80年代末的经济增速相当高,其原因在于当时利率水平遭到人为压低,从而造成由信贷资金支持的投资热潮,而这种投资热潮助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2.虽然几十年来大部分投资可能是必要而且可行的,但到了80年代,投资越来越多地被不当配置在制造业产能的不必要扩张上,而且助长房地产开发项目激增,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过度开支。



  3.名义上由央行设定但实际上由财政部设定的人为压低的利率牺牲了家庭储户的利益,同时也助长了本地资产的价格泡沫。



  4.人为压低的汇率助长了贸易商品部门非常迅速的增长,同时也制约了家庭收入的增长。



  5.由于经济增长模式制约了家庭收入及家庭消费的增长,从而迫使国内储蓄率攀升至异常高的水平。



  6.由于消费低迷,加上制造业产能过剩,这就需要保持较高的贸易顺差来平衡生产与需求。



  7.最后,而且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债务攀升速度远远超过债务偿还能力,经济中的整体债务水平开始飙升。



  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中国今天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以说了解日本如何在1990年后重新调整经济要重要得多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风险的话。即便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50到60年代的日本非常接近,但今天的中国与那些年代的日本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相似之处。由于目前经济严重失衡,今天的中国更像是80年代末的日本,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的主要区别在于,日本在债务、投资和消费方面的失衡程度从来没有接近中国目前所处的水平。



  出于这个原因,在考虑中国时,我们真正必须要思考的,是这些失衡问题一般是如何得以扭转的。由于日本在1990年之后扭转了这些失衡问题,因此日本为中国经济再平衡进程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式。或许更重要的是,日本展现出了中国被迫进入经济再平衡进程时将会面临的各种压力。



  顺便提一下,我的这种看法可以延伸到许多方面,不仅仅是有关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速的问题。它适用于任何已产生一系列不可持续的失衡问题而现在正处于(因为最终必须如此)扭转这些失衡问题的进程之中的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用失衡产生时期的发展变量来推断失衡扭转时期的发展变量无疑是徒劳的。



  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基础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变量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影响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利用以前的一系列数据,按照新情况加以调整,并预测一系列新的数据,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当一个国家被迫进入失衡扭转时期时,对于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之间所有关联性的定义都必然会失效,而且需要扭转的失衡问题越严重,以前这种关联性就越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有用的做法是,设想失衡扭转必须发生的各种方式。
 楼主| 发表于 2012-10-15 17:32:23 | 显示全部楼层
谢国忠:全球经济已埋下祸根 持有资金是最佳选择

    第三轮量化宽松终于粉墨登场:美联储承诺每月购入400亿美元有抵押证券,直至实现美国经济复兴。也就是说,第三轮量化宽松,实际上是量化宽松永恒版。



  那么政策的结局,到底会是经济复兴,还是灾难来临?要知道,正是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金手指”,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互联网泡沫、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乃至全球金融危机。本·伯南克所谓的“量化宽松”,就能拯救当今世界吗?



  这已经是第三轮量化宽松了,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宽松政策的效果非常有限。从2008年2月到2010年8月,美国经济失去了870万个工作岗位,而同期新增工作岗位数量仅为340万个。与之对应,2004至2007年,美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平均超过了200万个。通过前两轮量化宽松,美联储已经购入总价值高达1.6万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美国就业市场依然不见起色。当然,你总是可以说,如果没有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情况还会更糟糕得多。这个谁都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一点是,全球经济低迷,食品和燃油价格却在快速上升。中美两国的统计学家们却看不到多少通货膨胀。可事实上,我的牛肉饭价格可能还是原样,米饭上面的牛肉却总是在不断消失。难道统计学家们就不会觉得肚子饿?



  华尔街当然会对量化宽松感恩戴德。受其所赐,互联网概念股又开始出现泡沫。债券价格上升,大型银行手中的资产开始出现增值。消费品价格追随宽松政策的走向起起落落,给投机商带来了大量对冲牟利机会。华尔街本来的职能,是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而现在,这项职能却日渐被边缘化,把金融市场变成赌场,成了当今时代的主要潮流。美联储通过掌控金融市场来引导经济发展,这又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吗?



  不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本应提振企业界信心,向市场展示美联储改善经济的决心。美国企业向来有资金实力雄厚的历史传统。如果他们拿这些资金进行投资,就业情况肯定会有所改善,随后就是整体消费量上升,各行业获利前景都将改观。美联储坚信,只要企业界重拾信心,美国经济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问题是,企业会不会上钩,就此增加投资呢?



  我个人持怀疑态度。量化宽松给市场带来的,其实是更大的不确定性。伯南克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的信徒,而这位经济学家的名言之一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现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都是,并且只能是货币发行规模超过产品生产规模带来的结果。”



  伯南克试图让我们相信,当通货膨胀问题出现时,他会回收过量的流动性,以便控制通胀。但问题是,这样的做法势必导致经济大幅度萎缩。他所做出的,一定程度上控制通胀的承诺,其实并不可靠。对企业而言,目前持有资金可能才是最佳选择。



  美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泡沫经济时代的工作岗位,也不可能重新出现。大多数失业工人,都必须学会适应全新的工作岗位。再培训和重新配对的过程将非常漫长。事实上,很多人为了找到工作,都必须接受更低的工资标准。工资标准也可能会低到足以打消了他们继续工作的意愿。大规模泡沫之后,经济的复兴总是需要很长时间。而采用量化宽松的方式刺激经济发展,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



  各国央行越俎代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们试图疗治经济痼疾的做法,只是为全球经济重蹈覆辙埋下了祸根而已。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东南亚债务危机,以及过去五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归根结底,都是此前美联储政策导致的恶果。清理格林斯潘留下的烂摊子的过程中,伯南克甚至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3 11:02:25 | 显示全部楼层

陈思进:揭秘美国房价的真实涨跌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美国了,来到美国的第一件事儿恐怕都是买房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有自己的房子住实在是太重要了,好像只有有自己的房子才算有自己的家,这也是个观念问题,很难改变的。



  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住在租来的公寓里也是觉得不是自己的家,买东西尤其是家具的时候就想,对付一下吧,等有了房子再说。所以我很理解要来美国的人们特别关心在美国买房子的问题。



  现在美国经济说是在好转其实还是老样子,过去美国经历过多次的经济危机,不过都不像这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由于这次危机前美国经济过热,使得人们一下跌入谷底有些难以承受,更是由于那几年经济过热房价飞涨,人们失去了忧患意识,很多人有点钱就换个大一点的房子,好像不经常换房子的人看上去都不正常。



  人们认为房子是会升值的,至少是保值的,也期待着房价会不停地上涨,人们在大好形势的面前总是容易得意忘形,其实不管什么都不会永远上升的。



  现在美国经济迟迟走不出低谷,人们由开始的恐慌慢慢变得知道怎么应对危机了,一贯不知道怎么存钱的美国人开始有了储蓄的习惯,节俭也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然而这些新生事物对于美国的经济又是一个打击,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疯狂购物了,尽管每到节日前各个大商场打出大打折扣的广告,也有不少人前来逛店,却很少见人大包小包地购买了。



  有些东西确实便宜的让人难以相信,又由于这样的促销,大家平日的消费更是减少了,都在等待这样的打折日子,这样的现象对于过日子的人来说是好的开端,但对于要想恢复的经济市场来说不能不说是在恶性循环。



  美国的东西质量都好,很多东西只要你不想更新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坏的,我在前边写过我那个美国十三姨,她家的茶几下有一块地毯,看上去至少几十年没有换过,但依旧很好,只是退色了不少,她家的沙发也是,布沙发已经退色,皮沙发也看得出来磨的很厉害了,但都是干干净净的,让人看了不觉得一定需要换新的。



  衣服也是,美国的衣服稍好一些的质量都特别好,不管你怎么洗怎么烘都不会变形也基本不退色,所以会过日子的人们就这项开支也能省下不少。



  过去的美国人每到季节都会给自己添置些新衣服,然后把过去自己不喜欢的或替换下来的衣服在周末的时候卖掉,他们在报纸上打个广告,就会有很多人开车过来买。



  现在这样的现象也少了不少,更有些人搬家之前也是把家里的东西统统卖掉,搬到新地方再买新的,现在就不会了,我看到我的邻居搬家都是租了大车全部拉走的。



  过去生活困难的,节俭的人们都会很注意这些卖东西的消息,尤其一些搬家的人如果卖东西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看,因为很多家具都是很好很好的,有些人卖方子的时候还会稍微多要一点点钱,所有家具都会留下给新主人。



  过去大家都有经济条件,搬家都请人搬,特别贵,即便请人也难免有家具磕碰,现在经济不好了搬家的人们也开始求亲朋好友互相帮忙了,很多人没有办法的也是小件东西自己一趟趟先搬走,大件再请一次搬家公司,这样也比卖掉旧家具再买新的便宜。



  过去人们要看便宜多少划算,便宜一些要花多少力气的事儿是不会干的,现在人们是不在乎花力气了,不管便宜多少只要能省钱就按省钱的方法办,省一点是一点。



  尤其在买房子的问题上更是谨慎,为什么很多大房子都成了负资产,过去房子升值快,一个30万的房子用不了两年就变成35万甚至更高了,所以什么地产税什么卖房子时候的费用都不算什么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房价一直下降,一个好几年前买的三、四十万的房子现在要卖还是只能卖三十来万,这算好的了,还有卖不到这个价的呢,越贵的越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这几年你付出的利息,地产税(每年交付房价的2%左右)等等的就感觉花了很多钱。



  而卖房子的**再要收费(一买一卖的佣金就是房价的6%),加上你房子还没有付清,所以当你要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要自己还要交给银行一部分钱才能卖掉的。



  在美国买了房子就给你房契了,而你卖房的时候是要付清了房款才能卖掉的,这个付清不是要求你先付清后卖,而是在交接房的时候不能欠银行的钱。



  比如你一个三十万的房子你要卖掉,可是你居住期间只付了15万那么你卖房的时候就要给银行15万才能卖房子,当然一些费用没有算到里面,如果按过去房价的升值速度一般的人都不会需要在卖房子的时候自己再拿出钱来给银行了,对于美国人来说就是很理想的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房子不能继续还贷了,想卖掉就更没有钱给银行了,那么只能是一走了之,如果房子小一些,银行拍卖不赔钱,如果房子太大了银行拍卖也赚不到钱的,很多也要赔钱的。



  为了防范这些事件的发生银行一般都提高了贷款的门坎,现在不管你买多大的房子65万以上的贷款银行是不给了,最高的贷款限额就是65万。



  所以想买大房子的人要有足够的钱才能买,而贷款条件也很高的,要有稳定的工作足够的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一些的房子就很难卖好价钱了。



  我家附近有一个房子,主人买的时候是80万,当时经济已经不好了,过了两年主人跟太太闹离婚了,卖的时候75万卖掉的,这当然是赔钱卖的。



  新房东住了又两年不知道什么原因要卖,先挂牌90万,没几天就降到85万,又没几天降到了70万,卖掉了。



  这个新新房东又住了两年不知道什么原因要卖房子,一挂牌就是69万,好久没人买又降价到65万,又挂了一年的牌子也没人买,前几天将牌子拔了,不卖了!我想可能他们找到了办法付钱了,或原来想搬走的不搬了,这家是两位老人,看上去应当挺有钱的。



  更可怜的是我认识的一对美国老人,先生原来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比较有钱,而且一直投资也赚了不少的钱,太太是画画的,没怎么工作过。



  他们退休后原本住在一家豪华公寓里,挺好的,经济刚刚不好的时候,房价也开始下降了。



  先生就想把家里的钱买个房子投资一下,想着过几年经济回暖了房价上升能有不少赚头,太太不同意,觉得年纪已经很大了,不想冒险,也不需要那么多钱了,结果太太没能说服先生,先生还是买了个房子。



  房子买的也挺大的,买的时候50多万,还贷了款的,没想到这几年房价不涨反而降了,而且先生的股票和一些退休金都缩水了,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



  他们原本想出租房子的,但由于房子太大不好出租,即便能租出去也不会有人住长,这也是买房子投资要注意的,不能买大的房子投资,不好租。



  看着两位老人真是着急,后来他们还是决定把自己住的豪华公寓卖掉去住那个房子,可当时公寓的价钱也很高的,不过他们已经付清了,只是卖的时候会少赚些钱而已,他们搬走后很久也没有再见到他们。



  前几天在我公司楼前见到了他们,老人看上去老了很多,先生驼背了,太太也用了拐杖,听太太说先生现在脑力也不行了,好像早期老年痴呆,不过我看还是先生在开车。



  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就想,原本很富裕的日子由于投资的不慎带来的麻烦真是很多,所以投资真是要谨慎。



  (注:文中所有标价都是美元)



    陈思进,加拿大皇家银行风险管理部资深顾问。
 楼主| 发表于 2012-11-6 15:07:35 | 显示全部楼层
许小年:凯恩斯主义的陷阱
    近日,经济学家许小年在腾讯微博上连发三条微博指出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之处。

  许小年表示,凯恩斯理论存在两个重要问题。1.内在的逻辑不一致性。2.否认长期分析的重要性,因为“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掉”。凯恩斯主义者在这两点上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市场可能失灵,政府永不失灵;市场上有动物精神,政府没有;市场上有信息不对称,政府没有;市场上有垄断力量,政府不垄断!然而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能相信吗?

  许小年还指出,凯恩斯主义者更多的逻辑不一致:市场参与者唯利是图,政府官员一心为公;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干预是零成本;市场交易有外部效应,政府干预就没有...难怪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提倡凯恩斯主义。这个学说流行的另一原因是民众缺乏自信,期盼救世主,幻想天上掉馅饼。

  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人们误以为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创造财富,尽管前者不过是政府拿了百姓的钱去花,后者是政府以通胀的方式偷窃国民财富。自凯恩斯之后,经济学偏离了斯密的传统,放弃了它应该研究的最重要问题  财富是如何创造的、由谁创造的,以及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或阻碍财富的创造。
 楼主| 发表于 2012-11-6 15:40:00 | 显示全部楼层
凯恩斯主义的真相与陷阱

作者:许小年






    就配置资源而言,欠缺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会将经济转型引上歧途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

不同的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政府  救赎者或肇事者?
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

在“大萧条”的年代,是凯恩斯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政府增加开支,创造有效需求。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却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

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可行性。

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的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单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

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已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经济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决策。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分析,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

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

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义”是这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

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

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执行了松宽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当时的战后最低水平,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房地产市场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泡沫于2007年达到顶点。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进入了加息周期,贷款利率随着基准利率节节升高。高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拉响了警报,逾期和违约率的上升引发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盛宴结束了。

为什么不早不晚,在美联储减息之后形成房地产泡沫?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金融创新过度并非源自华尔街的贪婪,华尔街何时不贪婪?银行家们不必等到2001年才集体疯狂。就引发金融危机而言,美联储低利率的作用远超华尔街的“动物精神”。

如果追究罪责,美联储是首犯,华尔街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中的最重要价格  利率,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导下,家庭过度负债,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金融创新过度。

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并欢呼是美联储防止了另一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其实,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与施瓦茨合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后,市场上流动性奇缺,此时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收缩广义货币达三分之一!周转发生困难的银行大批倒闭,一次股市的调整于是演变为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

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自称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两人都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想必知道2008-09年金融救援的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

退一步讲,就算美联储扑灭了一场世纪之火,我们仍不能因其今日救火之功,宽恕它昨天的纵火之罪,或者因其危机时刻的称职表现,放松平时对它的制约和监管。是的,监管美联储,一个政客有意回避、世人宁愿忘却的问题。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毕竟他是阻止火势蔓延的唯一希望。然而若不约束救火者伯南克,他就有可能变成格林斯潘第二。

已有迹象表明,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正在重蹈前任主席的覆辙,在系统崩溃的危险过去之后,幻想用增发货币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当利率已无法再降时,美联储就捡起日本人屡试不灵的“数量松宽”,继续投放货币。一如日本当年的情况,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时,当实体经济缺少投资机会时,除了制造资产泡沫,多余流动性再无其他作用。
 楼主| 发表于 2012-11-6 15:40:4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外货币政策的实践说明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

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和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的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正是在人性假设的一致性上,我们看到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根本分歧。

凯恩斯主义的陷阱
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

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

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基本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

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

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  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政策制定者头脑发昏,大规模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

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

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政府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根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

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动物精神”,从上一节的讨论可知,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个人的非理性冲动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布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

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是一个实证问题,理论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

错失的不仅是结构调整良机
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金融海啸危机虽使我国决策者意识到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风险,开始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但在惊慌失措的气氛中,以及GDP挂帅的惯性作用下,政府紧急启动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计划,即所谓的“4万亿”财政刺激和2009年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投放。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外向型企业长期从事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我们本来可以化危险为机会,通过市场化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淘汰陈旧过剩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促使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但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危机前的状态,而经济结构的扭曲则进一步恶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仅使结构调整更为困难,而且强势的政府干预改变了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问经济效益,一大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仓促上马。在“4万亿”的鼓舞下,各级政府纷纷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数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有些省份的计划投资总量竟然相当于该省几年的GDP。

借着拉动内需的声势,各级政府走向前台,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国有企业也从昔日的改革对象变成了经济的中流砥柱,凭借着政策和资金优势,大力扩张。当部委的规划代替了市场价格的导向,当宏观调控代替了微观活力,当国企的财大气粗代替了民企的创新进取,当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沦为一句空话。
 楼主| 发表于 2013-2-20 18:16:04 | 显示全部楼层
全球化最后阶段、危机和新技术的失败者





近年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几乎所有欧洲社会都存在的,失业增加和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强烈的不安全感起到了推动作用。今天,不仅是所谓的劳动者阶层,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也感到自己成了全球化最后阶段、危机和新技术的失败者。

后工业时代已经越来越不平等了。实际上,美国的不平等现象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保守派社会学家查尔斯·默里在其最新著作中指出,美国50年前就存在贫富差距,但并不像现在这么严重,也不会带来如此迥异的行为方式。在默里看来,“阶级”这个词并不能真正有助于理解这种深刻的分裂。默里指出,美国社会已经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部落,在收入和社会行为上有着巨大的差异。

也有人强调了大西洋两岸中产阶级面临的危机。以法国为例,社会学家卡米耶·珀尼在200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对“失去阶级意识”的现象发出了警告。这种现象是对社会地位下降的一种恐惧。随着危机的加剧,它不仅影响到了“感觉无法抵抗地在走下坡路”的大众阶层,也影响到了“不稳定和没落”的中产阶层。失去阶级意识会引发挫败感,并产生政治影响。珀尼指出,失去阶级意识者倾向于支持专制和重建传统和民族价值观。面对坚持继续实行已经不奏效的财富和机会重新分配进程的左派趋势,会产生社会的右倾化。显然,在法国,投给让-玛丽·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的选票大部分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

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全球化首次不仅影响到低收入阶层的工资,还影响到发达经济体中产阶层的就业和收入,并造成政治上的影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对自由民主主义能否在中产阶层没落的情况下存活下来提出了疑问。他说:“全球化资本主义现在的形式正在摧毁中产阶层的社会基础,而它也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他指出,实际上也不存在一个可替代的意识形态选择,因为唯一的竞争模式是中国模式,但它并不利于向亚洲以外地区输出。
 楼主| 发表于 2013-2-20 18:16:42 | 显示全部楼层
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放弃了在实物生产领域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采取“以钱圈钱”的新的资本积累方式,即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世界经济管理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为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构建自由进出各国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以便其策划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和财富转移,掠夺发展中国家人民创造的民族财富,维护美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永恒统治。

    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惯用的掠夺手法是:运用手中雄厚的资本,通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首先推高这些国家的经济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利用投资取得当地发展的红利;二是用手中的钱推动当地廉价劳动力步入创造财富的行列,为它们日后掠夺创造条件。财富积累一旦达到预设目标,国际垄断资本就改变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下滑,陷入危机,然后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各种资产,或者以控制经济命脉为目标,借机入主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在这些国家捞取永久利益。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开放了它们的资本市场,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东南亚市场。资金充裕造成银行随便贷款,各种机构拿着钱炒股票、炒地皮,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飞涨,政府也为扩大基础设施而不断投资。随着美元汇率迅速上升,与美元挂钩的东南亚国家出现贸易逆差,出口开始陷入困境,国际债务负担日趋沉重。1997年5月,冲击泰铢的投机潮汹涌澎湃,东南亚联盟国家的中央银行联手干预,暂时使泰铢避免了马上贬值的命运。但在连续几次提高利率后,泰国央行终于坚持不住。1997年7月21日,泰国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自由浮动,泰铢立即贬值20%,美元升值20%。亚洲金融危机仅在1997年给投资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7000亿美元,导致东南亚地区资产猛烈贬值、社会经济发展倒退数年。然而,这场危机却大大提升了美元的地位,确立了华尔街的金融主导地位,大幅度增加了美国富人的资产价值。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已经变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精心安排、操纵和控制的过程。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是一种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所进行的剥削方式创新,它将人们置于不顾任何社会、生态和政治后果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生活,是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掠夺行径。.
 楼主| 发表于 2013-2-28 17:49:5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必须让路

冼岩

萧功秦先生在其题为《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改革到邓小平新政》的著名演讲中指出:不同时代的政治选择大体上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各种内外客观条件的压力和制约,二是人们对富强的各种主观理解,三是人们在当时可以借助什么样的政治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政治战略。萧先生强调:“人们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了他们做出的政治选择”。

证诸史实,萧先生的论证是有力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人们对富强的主观理解”,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成为许多人在20世纪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由,其佐证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对历史的改造作用。但是,这种观念决定论或者说文化决定论忽视了一点:观念本身也非自在之物,它同样受制于客观反馈,同样要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

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一定的思潮观念可以占据主流,构成“人们对富强的主观理解”。20世纪末东西冷战的终结、苏联模式在制度竞争中的彻底失败这一历史事实,使自由主义思想成为当代主流。中国取法西方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强化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主流化趋势,按照自由主义者王思睿先生的说法:自由主义在中国已成为学界主流,在民间也占据“道义优势”,已经“征服和整合了民心”。

主流思想一旦成形,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人们做出的政治选择”。正是由于以西方模式为范本的自由主义思想已成为当今中国主流,政治改革一旦启动,就必然指向西方模式。思想基础就象社会进程的程序软件,政治进程只要启动,它就会遵循思想为其早已设定好的程序。政权力量只能控制硬件,决定启动与否,无法左右启动后的进程走向。正是由于认识到一旦政治改革启动,局势就将不由自己而只可能由“征服和整合了民心的主义”主导,因此,执政者迟迟不敢启动哪怕是较温和的改革。没有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敢于启动一场进程不受控制、结局难料、同时有很大可能要以失败收场的改革。

今天,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宪政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应症已成为一种国际性普遍经验。大量后发展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是昙花一现,就是淮橘成枳、徒有其表。但是,观念的力量胜过了这一切,压倒了对这些实际效应的反思。反思当然也在进行,但在新的、有挑战性和竞争力的道路选择形成之前,自由主义仍然会占据主流,左右人们的政治选择。

正是在这种旧的主流方案(自由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国情、新的有竞争力方案尚未成熟的情势下,中国的政治进程陷入僵局,遁入了被外界称之为经改先行、政改不行的“跛足”模式中。倾心于西方模式的“民主即行论”者总是责怪政府僵化保守,不敢启动“实质性”政治进程。他们不知道,正是他们自己照搬西方、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激进目标及其理论使改革难以成行。热衷于推动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无力为改革设计一条可以稳妥渐进的道路,只能指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大喊“快启动”,启动后却只能任由思想和社会的力量将运动加速推向极端。这样的改革,只会致中国于动荡和灾难。

根本原因在于主流思想早已为政治进程设计好了内驱程式。朝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是一个开放政治参与的过程,一旦启动,就具有一种自我加速奔向目标终点的特征。当主流思想所推崇的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目标模式已经深入人脑、已经“征服和整合了民心”时,政治改革一旦启动,就不会服从预先设计的主观方案或政府、民间某些人的操控,而只会遵循它自身的逻辑,加速奔向理想中的目标终点。自由主义在中国多年的辛勤启蒙,已经犁耕出这样一块思想土壤:在中国当前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下,被自由主义“征服和整合了的民心”,其力不足以启动政治进程;但是几可保证,只要政治进程被启动,就必然会加速奔向自由主义的终极目标。

自由主义在各种思想资源中独占鳌头,民众普遍被不适应于中国国情的理论主张所“征服和整合”,改革一旦启动就会加速奔向灾难,这就是使执政者不敢启动哪怕是最温和的政治改革的理性预期。中国政治已陷入这样的僵局:改革,社会缺少温和、渐进的思想土壤,必然趋向激进;不改革,政治落后于社会进程越来越远,它不但会桎梏社会其它方面的自发演进,也会不断强化社会结构的刚性,使进一步演进的试错空间越来越小。

如此看来,中国似乎正在走上清末的老路,正在步入历史的轮回:对激进改革的后果预期使改革寸步难行,拖延改革又使结构刚性越来越严重、试错空间越来越小、延误改革时机。中国已再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陷入萧功秦先生所说的“两难悖论”。破茧而出的唯一突破口,只有改造思想土壤,让温和渐进、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理论主张占据主流,“征服和整合民心”。历史上任何成功的改良,都是由执政者主动选择的。当局势迫使执政者不得不改时,改革往往已丧失成功可能。因此,只有改造民众思想,才能改变人们(尤其是执政者)对改革的理性预期,渐进改革才在客观上具有可操作性、在主观上可能被执政者所选择。

倡导温和、渐进的改革目标和路径,会不会被既得利益者利用作为保守现状的工具?着眼于避免改革极端后果的方案,会不会使改革本身丧失动力?这是急于改变现状者担心的问题,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改革的需要,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进程之中。无论是内部现实问题的层出不穷,还是外部制度竞争的压力,都使政治改革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迫切的需要却被强行压抑,是因为存在另一种更迫切的需要、另一种更严重的隐性危机,即保持基本稳定的需要,以及对于政治转型过程及其极端化后果的担忧。

因此,政治改革能不能启动、中国社会能不能走出现实僵局和历史轮回,悬诸能否出现新的、有竞争力的温和渐进的政治理论和主张。这种理论要在观念和话语上战胜自由主义,赢得民众,成为新的思想主流,为改革犁出温和适宜的思想土壤,为社会进程设置新的内驱程式。真正的思想创造是“从问题到主义”、而不是“从主义到问题”;是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探讨有效解决方案并系统化为理论,而不是从先验理论出发、由观念到问题演绎出结论。但是,如前所述,社会思潮本身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书斋中尽可产出各种各样奇思妙想,但思想要掌握群众,必须得到经验现象的优势支持。20世纪前期的社会主义、后期的自由主义,都是分别在大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事实经验支持下成为社会思想主流的。人类社会迄今的经验事实,是否足以在中国支撑新的、立足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温和理论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思想主流?

经验世界迄今为止所提供的违法广告是含糊的。一方面,苏东转型的大幅震荡和碰碰磕磕、民主宪政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不如人意、中国独立于西方政治模式之外的长期发展,支持思想界进行新的道路探索和理论建构;另一方面,由于当今世界先进国家无一不在自由主义的模式规范之内,这又使得经验无法否认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模式是迄今为止最完满成熟的政治形态。其它的道路选择,只能支撑起较低的、或者说较为近期的目标。

就观念世界本身而言,观念也具有追求终极违法广告的倾向性特征,关于近期目标的理论不可能成为终极性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被普遍认同和接受,更不可能战胜终极性理论成为主流;它最多只能作为终极性理论的一种附庸存在。因此,新权威主义者如萧功秦,也不能不认同自由主义模式为长期目标,而将其权威主义主张降格为一种路径描述。尝试建构截然不同于西方的目标和道路模式的康晓光新保守主义,在理论界只是一种稀薄的声音,只能孤独地进行思想探险。

在此,历史凸现了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深刻矛盾:理论的观念属性要求其具有终极性,即要求建构出在对象范围内无所不包、圆满自洽的逻辑体系;这样的理论体系,必然包含终极目标。实践要求渐进,要求每次推进都只以阶段性目标为目标。但在开放性政治进程中,真正能“征服和整合民心”、掌握群众的只会是终极而不会是阶段性目标。因此,在竞争性政治博弈中,政治改革易于被导向终极性目标,使改革告别温和和渐进,转向激进和极端。改革指导思想与现实需要的不相适应,这可能是近代以来取法于西方的中国政治改革无一不以失败收场的重要原因。

即使在中国自1949年开始的政治有限开放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政治也被不断导向完全不具备实施条件的终极性目标;在更加开放的自由化、民主化政治进程中,变革更易趋向直奔终点。因此,要启动政治改革,就必须改造思想土壤,建构新的、能够为国民普遍认同的温和型意识形态。困难在于,怎么处理理论所要的终极性与实践所必需的阶段性的矛盾。出路可能只有两个方向:要么象康晓光一样将一种关于中期阶段性目标的理论提升为终极性理论,完全告别西方范式,在理论上走出一条新路;要么象列宁主义将社会主义界定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根据中国现实需要为宪政民主目标量身定制一种初级阶段理论。不管朝向哪个方向,根本困难都在于:这种相对“较低”的目标模式怎么赢得民众的普遍认同,尤其是在国际示范和制度竞争压力无日无之的外部环境下?新理论纵然可强调对于中国的适应性,但它不能否认另一种模式(自由主义模式)对于其它国家的适应性。两种模式并存,制度竞争的压力就始终存在。由于任何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发展都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因此,任何挫折都可能导致自我否定。对于起点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来说,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尝试新的道路,背负的压力将远远大于竞争对手。

如果将思想本身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客观因素之一来看待,从客观条件考量,思想基础温和化的难题似乎无解,中国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要么等死,要么找死”的历史怪圈。正因其难,历史在此处才反复轮回。不甘于悲观宿命的中国人唯有发挥主动性,以人类理性一搏历史宿命。理性应该首先体现在集中了全社会大部分资源的执政者身上,执政者应该以国家力量介入,致力于新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温和意识形态的建设,同时要致力于为这种新意识形态提供事实上的说服力。理性也应该体现在担负着民族理性传承的知识分子身上,由于古今中外的一切经验都表明,只有温和的改良,才能成功实现转型,激进必然导致动荡,中国再也经不起动荡;因此,保持温和、渐进的理性,并将之传导给民众,应该成为分属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知识分子共同的自觉担当。最后,中国命运的改变更需要民众的理性,任何意识形态,只有赢得群众,才能形成物质力量,才能影响中国未来。

只有在各方面的理性配合下,才能把作为终极性理论的自由主义请下神龛,才能使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将阶段性目标作为方案核心的理论成为思想主流,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才可能在温和、渐进的思想土壤上有序演进。

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必须让路

--原载《凤凰周刊》
 楼主| 发表于 2014-8-7 16:40:37 | 显示全部楼层
乔布斯走了 马斯克来了

     2014年08月04日 09:32:45 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们正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可有趣的是,眼下这个时代最吸引人眼球的品牌、最耀眼的明星企业家,却与移动互联网关系不大。我指的是美国电动车品牌特斯拉,以及该公司总裁埃隆·马斯克。

    这几年,这个南非裔美国人引发了相当大的轰动效应。据说,中国互联网精英圈子里有一大批“马粉”,他们不但是国内最早一批特斯拉电动车(售价超过70万元)的尝鲜者,而且还准备认真践行马斯克的企业创新思想。前阵子,马斯克在北京中山公园与粉丝会面,联想总裁杨元庆还到现场“捧哏”。

    乔布斯走了,马斯克来了。

    事实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本质发生了改变。上一轮互联网产业浪潮的核心是线上,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并行的虚拟世界;而这一轮移动互联大潮的核心,却是线下。人与物相连、产品与服务相连、虚拟与现实相连,创新的“主战场”开始回归实业、回归硬件,回归到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来。

    过去那两个并行的世界,网上世界与现实世界,如今正在全面融合,并且重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所谓智慧城市、智慧生活,就是这个意思。说白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就是“智业时代”,推动这一进程的公司和企业家,自发的或自觉的,都在共同打造一个线下与线上互通互联的“智慧产业链”。

    如果说乔布斯是传统线上互联网的终结者  智能手机出现后,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被完全打破了。那么马斯克的特斯拉,向最顽固的传统产业双寡头  汽车与能源,发起了挑战,可算是新时代的第一个开创者。

    可惜在中国,类似的公司和企业家还没有出现,智慧产业的领导品牌还没有出现。

    准确地说,特斯拉到目前为止还在初创期。在充电桩没有完全铺开之前,纯电动车大概只能是少数人的玩具,距大众化还有一段距离。不过,“特斯拉效应”横扫全球,作为一个品牌已大获成功。

    2013年特斯拉卖掉2万多辆车,而福特卖掉600万辆,特斯拉的产量不足福特汽车产量1%,但资本市值一度超过300亿美元,接近福特一半。资本溢价本身充分反映了特斯拉的品牌价值。

    商业世界里没有神,只有人。特斯拉品牌与埃隆·马斯克本人关系密切。这位“奇人”到底干了哪些事?

    其一,早年创业的贝宝(PAYPAL)公司,现在仍是美国最大的互联网支付企业,套现1.2亿美元;其二,创建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成功发射目前成本最低的太空飞船,以私人企业身份拿到了美国宇航局(NASA)16亿美元的合同;其三,控股特斯拉电动车,成为当下全球最火热的纯电动轿车;其四,规划中的“超音速高铁”项目,乘客在一个封闭的管道中,乘坐“胶囊”旅行,时速1200公里,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只要30分钟,比飞机还快……此外,这位工程师还四处兜售他的火星退休计划,“登陆火星,一张往返票,只要50万美元”。

    完成这些项目中的任何一个都很了不起,43岁的马斯克却把这些集于一身,而且看上去有足够多时间去制造更多的奇迹。这大概是国内国外“马粉”、“特粉”众多的直接原因。

    但纯电动车不是什么新创意,死在这条路上的先烈、先驱本来就不少。马斯克为什么能带领特斯拉走到今天?归纳起来有两个关键点:

    其一,与众不同的产品定位。特斯拉是“纯电动+智能”汽车,除了电池,它还可以选装一个17英寸的大号触摸屏,这足以让汽车变成一个类苹果的“智能终端”,这是“互联网汽车”,定期升级和不断迭代的软件系统,使特斯拉与传统汽车形成极大的差异化  它重新定义了汽车概念。

    其二,“超预期”的细节追求。百公里加速4.4秒,最高时速20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媲美燃油车,还有Model  S的各类杀手级改进,比如汽车门把手会在驾驶员靠近时自动伸出,而在行驶时缩回车身以降低风阻。这类贴心设计,需要工程师做上万次测试。

    有了这两条,概念产品落地+让用户尖叫的细节,“智能汽车”的品牌核心价值就具备了。

    即便特斯拉不完美,在电池性能、充电设施、安全、价格等方面有一大堆不足需要完善,但它可以迭代升级、持续改进。就像第一代苹果手机也遭到很多吐槽一样,只要是划时代的创新产品,“不完美”反而成了它的优点,因为它可以“一点点完美起来”,把缺点变成优点,不断给市场制造预期,不断给用户带来新奇。

    进一步说,只要产品和服务从一开始能够“直指心智”,使用户惊叹,与受众形成“梦想互动”,全社会就被它的理念所吸引,被它的梦想所笼罩,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它的品牌构建中来。

    特斯拉的品牌成功,还是马斯克本人“工程师符号”的成功。乔布斯将人文与技术对接,使苹果站在“艺术与技术的交界线”上;而马斯克说,只要“按照物理规律”向极致探索,就一定能创造出更美好的事物。

    电动车、飞船、超音速铁路、火星计划,所有这些项目,都与其品牌核心诉求  智业时代的领导者形象相吻合、相印证。它们“形异而神合”,口音不一样,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马斯克还与好莱坞科幻大片频繁互动,甚至被誉为“钢铁侠”原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人,似乎都在期待着这个“硅谷的工程师”带领人们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品牌做到这一步,能不成功吗?

    有人说,最终能帮一家公司在资本市场整个打开估值空间的,绝对不会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技术,而一定是它的“颠覆式的商业模式”。这还不完整,资本溢价追逐的永远是预期,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必须有助于创建一个能给用户带来梦想的品牌,才能做到这一点。

    就今天的中国市场而言,成功的品牌必然能唤醒公众对智能化生存、智慧生活的梦想和预期,我们要把这些梦想和预期与公司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相联系、相认知,并与广大受众和用户产生良性的持续的互动。只有这样的公司和品牌,才能在已经到来的“智业时代”确立领先地位。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4:56:02 | 显示全部楼层
印第安人,政治正确的叫法应该是“美洲原住民”。灭绝了无数生物的冰河期没有战胜印第安人的祖先,他们横穿冰封的白令海峡来到美洲,比哥伦布早一万八千年。

    01错误的开始

    清晨,加勒比海宁静的清晨被一声狂喜的呼喊唤醒:

    “陆地!”

    这一天是1492年10月12日,英雄和魔鬼同时诞生。

    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两个多月的哥伦布,在熹微的晨光中眺望梦寐以求的陆地。他立即认定自己到达了传说中的印度,于是,他毫不犹豫的给那些好奇地打量着他的土著人起名为“印第安人”。

    这只是错误的开始。

   

    面对这些长途跋涉、筋疲力尽的陌生人,印第安人依照古老的习俗,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哥伦布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他们和我们交换,并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送给我们。他们很乐意让我们满意。他们很温和,不知什么叫邪恶;他们也不杀人,不偷窃。世界上没有更好的人了。

    虽然哥伦布对印第安人不吝溢美之词,但他的心里想的却并感恩和回报,而是如何占领和征服。

    也许是被当地印第安人照顾得太周到,哥伦布饱暖思淫欲,在美洲屁股还没坐热,就已经按耐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他性侵了一个年仅9岁的小姑娘。在日记中,他愉快地记录道:

    “就像买卖庄稼一样,100个西班牙币就能买到一个美人儿,这种买卖非常普遍……特别是那些九至十岁的小美人儿们供不应求。

    临走时,哥伦布还绑走了几个印第安人带回西班牙,作为他的“战利品”。在西班牙为他举行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上,哥伦布将他们同一只五彩斑斓的鹦鹉一起,献给了女王伊莎贝拉。

   

    △ 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

    哥伦布第二次前往美洲的船队还未起航,他就已经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17艘船上载满了十字弓、大炮,甚至还有骑兵。

    他光明正大的向船员们许诺,可以肆无忌惮地虐待土著和***女人,只要对方反抗,就是一顿痛打。有一次,一个女人提到哥伦布卑微的出身,结果就被扒去衣服,骑在一头驴上游街示众。

   

    哥伦布航海的主要目的就是黄金,可面对这片陌生的土地,他连黄金的影子都找不到。于是哥伦布丧心病狂要求当地印第安人按人头上缴黄金,明码标价每个14岁以上的成年人每3个月交纳1次,没有黄金则交纳大量棉花,否则就要被砍断双手。

    即便如此,哥伦布仍不满足,他开始围捕印第安人,把他们运回西班牙卖做奴隶。所以他就是开启跨大西洋奴隶贩卖的第一人。

    欲壑难填,印第安人先交出了玉米和棉花,又交出了象牙和黄金,终于,殖民者对于两手空空的印第安人失去了兴趣。1495年,哥伦布带领全副武装的军队和猎犬冲进印第安人的部落,屠杀了上千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

   

    △ 哥伦布

    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在欧洲的“文明社会”中,也许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绅士,却向印第安人施加种种暴行。因为在他们看来,印第安人是低等的民族,甚至都不能算是人类,只是接近于兽群的高级形态,他们不配享受西方文明的文明和道德,只配接受白人的统治和奴役。

    而暴力和屠杀,正是统治者的武器。

    02  生命的价格:100磅

    1607年,北美大陆日后的主人——英国人,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104名英国人漂洋过海,沿着詹姆士河,搭建起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据点。

    一群印第安人曾对这些早期殖民者说:“既然你们在此地是陌生人,来到我们的领土后,应该让自己入乡随俗,遵守我们的习惯,而不是将你们的习俗强加于我们。”

   

    英国人确实没想要把他们的习俗强加于印第安人。他们与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人不同,英国人并不希望扮演“征服者”的角色,对于统治和奴役印第安人不感兴趣。他们想要的是取而代之,成为这片土地唯一的主人。

    在英国人眼里,印第安人必须被清理,因为他们不能“合理的利用土地”。印第安人不会将土地圈起来,他们的玉米地就暴露在大自然之中。有的部落还在逐水草而居的阶段,在北美大陆上自由迁徙。

    在英国人看来,印第安人并不真正的对土地具有拥有权,因为他们并没有对土地进行开发和改造。而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观点简直大逆不道。土地对印第安人而言是神圣的,山川河流、飞禽走兽都是他们的兄弟姐妹。正如一位印第安酋长西雅图写道:“不是我们拥有了大地,而是大地拥有了我们。”

   

    △ 印第安人的祭祀

    为了将印第安人从大地上抹去,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制订了悬赏印第安人头皮的制度,并以英国女王陛下的名义颁布,并且一再提高屠杀印第安人的赏格。

    1703年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赏金40镑;

    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

    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五十镑!’

    一块头皮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高额悬赏头皮的唯一目的就是屠杀印第安人。这些英格兰的清教徒,被称为最为虔敬、生活最为圣洁的教徒。可似乎对他们而言,上帝的神启只为白人而存在,在面对印第安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魔鬼的化身。

    03  屠杀印第安人是美国的基本国策

    《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显然,这片土地曾经的主人——印第安人是不包括在内的。

    北美独立战争时,英国为了拉拢印第安人,制定了一系列保护他们的政策,还以他们赖以生存的贸易相威胁,最终使印第安人倒向了英国。然而最终英国战败,拍拍屁股回了英格兰,留在北美的印第安人,就成了美国人疯狂报复的对象。

   

    美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就将重心放在与印第安人作战上了。他喜欢拿印第安人和狼相比较,认为“两者都是掠食的野兽,仅仅在形状上不同。”在一次结束战斗后,华盛顿看到有士兵从印第安人的尸体上剥皮,他还热心的指导他们:“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优质的长筒靴来。”5年的时间里,他将总共30个印第安城镇中的28个摧毁。这种摧毁,更确切的说,是“屠城”。

    1823年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宣布了一个决定,规定印第安人可以使用美国境内的土地,但不能享有所有权。就这样,印第安人在自己生活了千百年的土地上,成为了无家可归的人。

    1830年,美国政府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强迫东部的印第安人要全部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为他们划定的保留地中去。这些“印第安人保留地”绝大部分是偏僻贫瘠的山地或沙漠地带,名为保留地,实为集中营。凭借这一政策,美国用西部山区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换取了印第安人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印第安人却有四分之一死在了暴力迁徙的途中。

   

    高举“种族平等”大旗的林肯,将自由带给了黑人奴隶,却将死亡留给了印第安人。林肯颁布的《宅地法》规定:

    “每个美国公民只交纳10美元登记费,便能在西部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之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

    因此,大量美国人涌向西部,涌向印第安人仅存的土地,屠杀印第安人的活动达到高潮。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美国联邦正规军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集中发起了1000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许多印第安人村庄在一夜之间变成鬼域,到 18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灭绝印第安人的作战任务。

    1862年,林肯总统下令绞死了明尼苏达曼卡托地区的39个印第安酋长。这些被绞死的人大部分都是他们部落的神职人员和政治领袖。他们没有人犯过被美国政府所控告的罪行。林肯甚至不允许法庭进入辩论程序,每十分钟判一个,效率极高。林肯有意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冤杀死刑,就是为了杀死印第安人。

    04  印第安人被切开的血管

    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进行直接的屠杀遭遇了强烈的抵抗,生性桀骜的印第安人纷纷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1876年,在蒙大拿州小巨角河战役,印第安酋长疯马率领军队歼灭了美国白人卡斯特的军队并杀死了卡斯特。

   

    起义活动风起云涌。阻力如此之大,美国政府另辟蹊径,将目光转移到了一种庞然大物身上——美洲野牛。

   

    美洲西部生活着大量美洲野牛,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个性凶悍,体重可达1000公斤。美洲野牛是许多印第安人主要的食物来源和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印第安人以它们为食,用它们的皮毛来做衣服和帐篷。

    为了捕猎美洲野牛,印第安人四处迁徙,而美国政府希望他们乖乖留在划定的保留地中,为此承诺提供食物。但是提供的食物中,常常没有肉,印第安人还是习惯于自己捕猎野牛。

    为了彻底断绝印第安人的生活来源,美国政府下令大肆捕杀美洲野牛。19世纪初,美国境内的野牛数目大约有6500万头,到了1903年,北美大草原上的野生野牛数量就只剩下21头。

   

    △ 被捕杀的美洲野牛的骨头

    美国政府的目的很快达到,失去食物来源和生活必需品来源的印第安部落,不得不放弃抵抗,搬迁到美国政府规定的“保留地”。那个曾经在草原上自由生活的民族,变成了保留地中,被圈养的保留人种。

   

    在哥伦布到达之前,美洲大陆约有6000万到1亿印第安人。其中,美国人占领的土地上大约有400万到900万。然而到1900年美国人口普查时,只剩下了23.5万,至少损失了95%以上。相比之下,德国人在二战期间屠杀欧洲70%的犹太人的“战绩”也要“相形见绌”了。事实上,希特勒和希姆莱在思考他们自己的种族灭绝政策时,正是把美国灭绝印第安人的例子作为参考。

    在印第安人的鲜血与枯骨之上,自由民主的现代性国家在新大陆冉冉升起。

    -THE END-
 楼主| 发表于 2019-1-23 17:18:51 | 显示全部楼层
    【调查显示美国想移民的人数破纪录】有近16%的美国人想移民到别的国家长住。这是盖洛普(Gallup)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结果得出的结论。这是进行类似研究有史以来破纪录的指数。社会学家们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上台是造成这种情绪的原因。对比一下,小乔治?布什任总统期间只有11%的美国人表示想移民,巴拉克?奥巴马任总统期间想移民的美国人只有10%。详见O调查显示美国想移民的人数破纪录收起全文d

   
 楼主| 发表于 2019-8-15 16:17: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阿根廷长期的经济困局。

    作为第一个摆脱西班牙殖民束缚的国家,阿根廷在上世纪初曾是和英美相差无几的“高富帅”。

    1946年,贝隆政府上台执政,阿根廷发展起较独立的本国工业化体系。1955年贝隆政府被推翻后,阿根廷开始陷入政局动荡中。此后20多年,阿根廷政府平均每一两年就更换旗帜。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将美国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奉为金科玉律,全面推行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贸易、吸引外资、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等政策。

    不可否认,最初这一系列改革帮助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降低了恶性通货膨胀。但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盲从和极端接受,致使到世纪之交,大幅经济衰退在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悲情上演。

    随着199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大量控制阿根廷金融、能源、交通等重大经济命脉的外资撤出,让国家尝到了过分依赖外资的恶果。

    2002年,被称为“世界粮仓和肉库”的阿根廷,短短半年内贫困人口从38%上升至53%,国内GDP竟一下倒退回到9年前,每5人中就有1人失业。

    1990年,阿根廷人均GDP为4333美元,韩国6516美元,中国317美元;到了2018年,变为阿根廷1.17万美元,韩国3.14万美元,中国9770美元。28年前,阿根廷的人均GDP为中国的14倍,如今即将被赶超。

   

    那么,从发达国家到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究竟“错”在哪里?今天的局面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次贷危机期间,阿根廷经济遭到重创,后来由于政策摇摆而持续低迷。从目前来看,政府支出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债务增长过快,同时通货膨胀率达到55%,这样的经济当然十分脆弱。

    这次大选,市场预计,下一届政府很有可能由于支出问题控制不力而影响国际组织对阿根廷的经济支持,所以长久疲弱的经济问题在金融市场得到了集中的爆发。

    其实,很多国家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都大体类似。

    阿根廷的问题,在当前很多国家普遍存在,是一个警醒,甚至是更多市场危机的前兆。

    不过其他国家的总爆发应该归因于自身问题,阿根廷经济的体量不足以影响其他国家和全球经济。

    实体经济效率低下是主要原因,没有更多价值创造的国家,无论用什么样的政策都很难挽救颓势。同时政治和政策的稳定,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相当重要的基本变量。

    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非常重要,当前阿根廷比较突出的通货膨胀问题,只能通过持续的紧缩开支行动加以缓解。但很遗憾,在全球货币宽松的大背景下,现行政策遭遇了民粹主义的挑战,如果不能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国内国际问题有可能复杂化。

    中等收入陷阱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启示是:必须对国家资产负债表保持足够的敬畏,要尽其所能地保持收支平衡和内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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