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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转载] “福利国家”与中国式养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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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3 14:54:56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东西,感谢楼主分享,感觉学到了很多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57:38 | 显示全部楼层
福利国家与“中国梦”(上)
发表于:2013-07-02 21:36:38
          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日前撰文,阐述了他对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概念以及相关财税改革的看法(楼继伟《包容性增长中的财税改革》,见2013年4月15日出版的今年第14期财新《新世纪》周刊)。这篇文章被冠以《财政部长:过多靠国家福利,幸福感不见得高》的标题转载到互联网上以后,立即引发了网民的热议和争论。为了全面和正确地理解该文所要表达的意思,这里稍作转述  

        楼继伟在文章中称,对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途径,有三种理解比较有代表性。第一种理解,关注发展成果的再分配,为此特别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国家要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通过大规模的再分配来实现结果的公平。第二种理解,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关注结果,争取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条件获得发展机会,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发展,享受发展成果。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第三种理解,是一种不平衡的途径,国家大力扩大开支,实施大规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财政收入比较少,财政长期赤字,个人付出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国际收支赤字也会越来越大。
   楼继伟认为,第一种途径压缩了市场的作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较低,就业不足。同时,如果过多靠国家福利,而不是靠自己奋斗,人民的幸福感也并不见得很高。因此,这种模式不大可持续。而第三种模式就像是指望天上掉馅饼,这样一种途径最后要靠通货膨胀来平衡,其结果是低收入人群和地区会更为困难,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它们都是不归之路,唯有第二种发展途径使得就业充分,人民的幸福感强,经济增长率高,方是可持续的。但楼继伟也认识到,第二条是艰巨的改革之路,而当前中国并非没有滑向第一和第三条歧途的可能性。
        正如楼继伟正确地指出的,这里面的问题最终其实还是要归结到一对绕不开的根本性关系: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中,政府和市场各自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撇开学术概念的意识形态含义,楼继伟文章所说的第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所谓“福利国家”模式,其在政治上亦可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第二种,也就是他认为可持续的途径,实际上就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模式(也有人不甚准确地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它还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楼继伟所指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经济自由主义范畴,但也牵涉到一些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元素。至于第三种,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明白,它是根本行不通的,南欧诸国目前正在上演的主权债务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说得极端一点,它就是一场由政府操纵的巨大的“庞氏骗局”。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福利国家模式与传统自由主义模式究竟孰优孰劣?中国是否可以建设福利国家或借鉴一些福利国家的经验?

●福利国家的“美丽新世界”

         一位美国作家曾写道:“在20世纪,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头彩一样。”这句话在相当大程度上并非虚言。
        当我被编辑要求就楼继伟文章及其依法的争议作一些分析评述时,脑子里不由得又冒出了这句令人无比神往的话。瑞典是举世公认的福利国家的典范,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运转最成功的福利国家。2004年春夏,我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学习过几个月,因而自认为可以撷取自己在那个遥远的“幸福国度”里一鳞半爪的亲身感受,为这场学理层面的有趣辩论增添一抹感性色彩。
        福利国家的概念出现于战后1945年的英国,它倡导“普遍受益”、强调全民(不仅限于穷人)都应从社会保障制度中受益。不过,其最初的灵感和雏形却具有讽刺意味地来自那位统一了德意志的普鲁士“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作为一个保守的专制主义者,俾斯麦镇压了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民主运动,但为了安抚劳工阶级,维护社会稳定,他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险。
       现代福利国家最重要的设计师则是英国的威廉·贝弗里奇勋爵(William Beveridge),他于1942年发表《社会保险报告书》(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亦称《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提出建立“社会权利”新制度,包括失业及无生活能力之公民权、退休金、教育及健康保障等理念。以提到福利国家,现今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句“从摇篮到坟墓”的为个体提供保护的社会结构,便是贝弗里奇首次描绘的。
        如果把19世纪80年代德国引入养老金作为开端,把1948年英国启动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HS)作为顶峰,那么欧洲福利制度的创立足足用了半个世纪。二战后,欧洲逐步建立起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以英国为例,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通过《国民保险法》、《国民保健法》和《国民救济法》等一系列福利制度方面的立法奠定了福利社会的法律基础。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覆盖的“福利国家”体系建设完善。尽管其具体实践形式因地方传统和政治特色而略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福利国家成为了所有西欧国家的主要社会模式。到上世纪60年代,欧洲所有民主国家全都奉行社会民主主义,主张自由市场和面向大众的社会保障相结合。
       更加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是,虽然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未建成福利国家,甚至它们的主流社会思潮也不支持建设福利国家,其中最典型的便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但福利国家所倡导的国家向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俗称“兜底”)福利保障  而非传统上让人民自生自灭、自求多福  的理念却已深入人心,甚至也一劳永逸地改写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版图。在现代世界,明确主张政府无义务照顾人民生活的完全放任自流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生为一个瑞典人究竟有多幸福呢?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瑞典的“黄金时期”,有个病人跑到公立医院去看病。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回答说,自己整天心情阴郁,白天无精打采,夜里常常失眠。医生认为他可能患了轻度的忧郁症,这种精神性疾病在寒冷的北欧很常见,日短夜长的冬季尤其是发病高峰。于是医生给他开了两星期的病假,并建议他平时多到户外活动,多接触阳光。
        病人听罢,立刻嚷起来:我们这里户外零下20多度,早上10点天都没完全亮,晚上4点就已经黄昏,你让我怎么户外活动?哪里去晒太阳?恰好那时正值严冬。医生一想,病人说的确实都是事实,那怎么办呢?“这样吧,我再给你加开一道处方:去西班牙休完你的两星期病假,机票和酒店开销算作药费。”众所周知,在瑞典看病是国家埋单的,而阳光明媚的西班牙是整个欧洲的度假胜地。
        如果你认为这个夸张的故事是瞎编出来的,那就错了。它是我亲耳从一个瑞典朋友那里听来的,并得到了另外好几个瑞典人的证实。他们用略带自嘲的口吻讲完这个故事以后,都不忘记加上一句无奈的感叹:“不过这样的好事情放到现在是不可能了。”

●再见,传统福利国家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57:5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种自嘲和无奈,折射出一个残酷的事实:旧式的福利国家已经破产。
        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欧洲大陆福利国家的鼎盛时期,高福利不仅让穷人获得了尊严,还让太多原本应该在优胜劣汰的市场中激烈竞争、追逐成就的人懒洋洋地依偎在国家的温暖怀抱里。一位当时曾在荷兰生活的英国作家写道:“如果必须指出福利国家的巅峰时期,那可能是1976年前后的荷兰……那时,没有多少荷兰人会非常努力地工作,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直接流入了收税员手中。
         这意味着,福利国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大恩惠,但也是一个重负,而且它还在不停地迅速扩张。1950年,法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家经济(GDP)的28%,德国占30%,美国占21%。到1999年,法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德国占48%,美国占30%。今天的欧盟人口只占世界总数的7%,而社会开支却占了全球的一半。更为糟糕的是,西方的社会老龄化趋势将加大未来在养老金、社会保障和医疗上的花费。
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威廉•贝弗里奇从没有离开过意识形态争论的中心位置。对许多右翼人士而言,他对英国战后的经济滑坡和国家衰落(即所谓“英国病“)负有巨大责任;而对许多左翼人士而言,英国社会政策后来的诸多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历届政府未能完全践行贝弗里奇的愿景。
        但不管这种见仁见智的争议还将持续多久,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定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遭遇了普遍的衰退、滞涨以及奇高的失业率,加之国家过度干预导致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变得难以维系。
         事实上,福利国家的近况正变得越来越糟。《华尔街日报》2011年8月的一篇文章指出, 英国有25万人要等待18个星期以上才能得到治疗,而过去十年全国医疗系统的支出翻了一倍;2002年到2008年,法国和意大利的暴力犯罪数量分别上升了近15%和38%;截至2011年6月,欧元区的失业率为9.9%,25岁以下人群的失业率为20.3%,最高的西班牙和希腊,青年的失业率分别达到了45.7%和38.5%,欧洲18到34岁的人当中,有将近一半46%与父母住在一起;2009年,欧洲非婚生儿童占到了37.4%,这是1990年17.4%的两倍还多,欧洲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1.56个,远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近一半的欧洲人因年幼或年老的缘故而被归为“依赖”型,在工作年龄段人群里真正在工作的只有64%……
         欧洲不是一个乐园,并且已经有将近一代人的时间不是了,未来它还会变得更糟。改革势在必行。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就已经开始尝试改革不堪重负的福利社会体系。但在欧洲,倡导自由市场的势力从未能撼动福利国家的根基。就连“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没能触及国家卫生系统,充其量是不再扩大福利范围。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她的后继者戴维·卡梅伦首相面临着“改不动也得改”的绝境。用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话来说,“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福利国家模式从未遭遇过真正的政治挑战。现在,福利国家已经撞上由经济现实和财政状况筑起的‘南墙’。”而现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说得更明白:“过去有人认为,欧洲非常富有,可以让公民用不着工作。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必须埋葬老式的欧洲社会福利模式。”
         2011年,英国政府废除相关制度,不再为16-24岁无偿工作的年轻人提供失业津贴。而在此前一年,英国卫生大臣安德鲁•兰斯里(Andrew Lansley) 提出了一项引发轩然大波的法案,要求改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国民保健服务体系(记得吗,它曾在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上被浓墨重彩地表演),引入更多竞争。
        在法国、德国以及那些饱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区国家,政府财政紧缩和削减福利支出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主基调。在另一个堪称福利国家典范的大国加拿大,斯蒂芬·哈勃总理的上台也标志着该国福利体系的收缩得到了选民的支持。

●福利国家不是改革前的中国

        福利国家盛行“大锅饭”、容易“养懒人”,在许多批评者眼里,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我在瑞典的所见所闻却告诉我,事实并非经济学教科书里从“风险收益关系”、“道德风险”等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逻辑结果那么简单和黑白分明。换句话说,即便确实存在“大锅饭”和“养懒人”的情况,它们也同中国改革前的那种形态迥然不同。
        我那时住在斯德哥尔摩西南160多公里的Norrköping乡下,一片面朝波罗的海的森林茂密的美丽山坡上。那是个昼长夜短的春季,每天早上6点刚过,我就会看到左邻右舍早早地起身,男人忙着在院子里擦汽车、浇灌修葺园艺或整顿各类杂务;女人则煮咖啡、做早餐,喂孩子。不到8点,夫妻们就开着车出门,送孩子上学,自己上班……一派辛勤劳碌的场景。在工作和与他人业务往来时,就个人的有限经历,我也不记得自己曾经遇到过一个办事拖拉的不负责任的瑞典人。相反,他们人人都井井有条、严谨高效、一丝不苟  与你约好见面,绝不会晚一分钟;答应你的事,也绝不会让你有任何不放心。以对工作和生活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衡量,如果瑞典人是“懒人”的话,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的人能算不懒的。我曾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非完全意义上的福利国家”见识到的那种上午10点还没上班、而到下午3点还没午休完的景象,在瑞典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大锅饭”,那完全得看你怎么定义它。在瑞典,收入差距确实很小。以我比较熟悉的报社的情况做类比:一般假如一家报社的总编辑月薪是6万克郎出头一点的话,全报社的平均薪水差不多在4万左右,而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见习记者应该能拿2万多一点。这是含税收入,扣除所得税以后的差距更小。那里更不会存在什么“打分”、“考评”、加(扣)奖金之类的事,因为工资都是固定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而且,除非雇员自己跳槽,公司方几乎无法解除一个员工的聘用合同。正因为如此,在瑞典的管理培训课程中,团队合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我所接触到的瑞典人中,除了少数大企业主,一般的职员、小老板、甚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高级白领,对这样的激励机制和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并无太多不满,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变得好逸恶劳。每隔四年,他们就会义无返顾地把选票投给奉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以致在过去3/4个世纪里它执政的时间超过了90%。还有一个事实可能会令冒犯那些福利国家批评者的智力和推理  瑞典的劳资关系相当融洽,据我的观察,一般雇员对于公司内男女平等之类问题的关注远远多过对更高薪水的渴望;而老板们似乎也很少认为自己不应该给雇员发那么高薪水的。
        至于哈耶克等传统自由主义者担心的,福利国家因为需要大政府而会逐渐向极权主义社会演变的趋势,在瑞典更是纯属杞人忧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主、透明、公正和人权保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口皆碑的。我曾经寻问一位哥德堡大学的新闻系教授,为什么瑞典不愿意加入欧元区?他的回答是:我们信不过那些大陆上的国家,在他们那里需要保密的政府文件在我们这里大多是公开的,加入了他们,难道以后我们的政府也像他们那样事事都对国民保密?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我刚才说了,一个瑞典人如果答应了你什么,他是绝不会爽约的。可是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的情况临时有变化,需要他作出相应的调整,那也是极为困难的。比方说合同上写好的两周交货,你要求一个瑞典供货商缩短到一周,就像你习以为常地要求一个灵活的温州商人那样,我可以百分之百地告诉你,他的回答一定是NO,哪怕你多加两倍货款给他。至于一个老板想让他的员工加班加点或放弃休息天以缩短一项工作的工时,那简直比改变这个员工的宗教信仰还要难!不知道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和“养懒人”,但我觉得评论这类事情的好坏,关键取决于你站在什么人和什么样的立场上。而且,这种“刻板”或“僵化”或许更多地与民族性有关,并非“福利国家”造成的。
        诚然,福利国家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甚至注定是难以维系的。但根据我在瑞典的观察,其根源不在于我们这里的评论者所言的似是而非的“大锅饭”、“养懒人”。我认为这种隔靴搔痒的评论基本上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想象,我想重申一遍:千万不要把福利国家想象成改革前的中国。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59:02 | 显示全部楼层
陈季冰:福利国家与“中国梦”(下)发表于:2013-07-04 21:37:41
“北欧模式”的前世今生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经济  除因银行体系破产而第一个遭遇危机的冰岛外  恰恰是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中应对最成功和表现最好的:GDP增幅超过6%、失业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已从已从1993年的70%减少到了2010年的37%,政府预算也从11%的赤字转变至0.3%的盈余……此外,正如WEF全球竞争力指数所显示的那样,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都位居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列。
         这使得深陷债务危机、金融困境和经济衰退中的欧美国家再度兴起了一股“学习瑞典好榜样”的热潮,2011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便选择“北欧经验”(Nordic experience)作为主题之一。按照论坛联席主席、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kandinaviska Enskilda Banken)副董事长雅各布•瓦伦堡先生的说法,北欧讲述的不是庞然大物般的政府扼杀了创业精神、创新和个性的故事。该地区经济活力的基础是自由贸易、金融稳定、充满活力的商业环境、和平的劳动力市场、社会凝聚力、移民自由、劳动力构成中女性占据较高比例、高标准的教育、以及对个人的尊重。尤其重要的是,“北欧模式”对全球化持开放心态,但又能保护人民免受其负面影响……
        而对于那些将本轮金融危机简单地归咎于不加监管的自由放任金融市场的左派来说,北欧模式已成为这种“掠夺式资本主义”的良好替代品。“它结合了生产型资本主义与广泛的社会服务,实现了普遍的集体主义和高度的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这种模式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一方面,它们在财富水平上位居世界前列,但在社会平等水平上也是如此。此外,北欧国家在环境方面也是标杆。用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它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统一。那些怀着恐惧或喜悦的心情提到北欧地区高税收的人,忽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该地区的税前薪资结构比其它地区更平均,它也没有明显地追随全球贫富差距迅速加剧的趋势。
        那么,瑞典人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真正的违法广告恐怕与反资本主义的左翼人士的解释完全相反。事实上,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非但不打算向世界其它地区输出其传统模式,反而在努力审视自身经济的不足,并试图注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基本元素。
        瑞典的交通曾经采用的是同英国一样的靠左行驶,然而不知为何,大约40年前,这个国家突然决定改用美国和欧洲大陆普遍实行的靠右行驶。今天,它在政治领域也在进行着相同的转变。
        前文提到过,因为左翼的强势,瑞典曾经是社会民主党中央经济统制的天堂。但这种状况在2006年(也就是我离开瑞典回国后的第三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约翰·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John Fredrik Reinfeldt)领导的中右翼联盟在大选中击败社会民主党后上台执政。到2014年,赖因费尔特的执政将达八年之久,考虑到瑞典近年来在经济上的成功,许多人断定他将继续连任;更有人预言,他所属的瑞典温和党很有希望在2014年的选举中取代独霸政坛90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一举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派,这将成为一个里程碑。
        这期间,瑞典的中右翼政府进行了谨慎而有力的市场化改革,例如:大幅度降低国家的税负,并使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政府缩小了阻碍就业率税收楔子、削减了疾病补助费,这样瑞典将不再因为过厚的福利而著称;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遗产税和财富税不再征收。
        在1993年时,瑞典的公共开支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67%。著名瑞典女作家、《长袜子皮皮》的作者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不得不支将其全部收入都用来缴税,即便如此仍然达不到要求。在1970年时,瑞典在世界富裕国家的排行榜上还排在第四位,但是到了1993年,它的排名跌到了第十四位。
        从那以后,北欧国家开始转变思路,倒向自由主义。今天,政府部门占GDP的份额下降到了49%,这个比例不仅低于法国,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低于英国。同时,瑞典的最高边际税率已降到了57%,比1983年整整低了27个百分点,而且瑞典政府也已取消了大量混乱不堪的财产税,馈赠税以及继承税。今年瑞典将会把企业所得税从26.3%下调到22%。
        瑞典政策中最大胆的一项要数引入普遍的学券制度,使得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互相竞争。私人公司也会互相较劲争夺由政府出资支付的医疗和老年人看护服务业务。其它北欧国家虽然没有瑞典转变得那么快,却也在向同一方向靠拢。丹麦拥有全欧洲最自由化的劳工市场。它也允许家长拿政府补贴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就读,自己掏腰包填补多余的学费差额。芬兰在用风险资本家和天使投资人的技巧来推广科技创新和创业精神。
        瑞典无声无息的改革已为其经济表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不容置疑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它们也曾面临严重的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瑞典汲取了经验教训,预算条例和银行监管力度都有所加强,得以避免又一次泡沫发生的风险。总的来说,北欧的金融业目前仍处于改革和重组的过程中。尤为值得西方国家借鉴的是,北欧政治家没有采取保护主义而是做出大胆决策:瑞典和芬兰在深陷经济下滑泥沼的情况下,申请欧盟成员资格。
        自1990年之后的二十年,瑞典迎来了一段复苏期,1993年至201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2.7%,生产力年均增长率则为2.1%。同期在欧盟主要的15个国家里,这两个年均增长率分别是1.9%和1%。丹麦还提出了“弹性保障”(flexicurity)的理念,将社保体系和雇主的解聘自由结合在一起。而瑞典的中间偏右的现政府进一步希望解除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束缚  北欧国家正在向南寻找更多的灵感。
        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话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撒切尔主义”的增强版本北欧国家。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指北欧国家在彻底摒弃自己过去的模式,它们依然以身为慷慨的福利国家为豪。
        为什么北欧国家会进行这些转变?最明显的违法广告是:它们已达到大政府的极限。今天,新的北欧模式成功地将更多市场因素引入了政府,从而创造出一种自由市场与大政府共融的新态势。
        从北欧模式的变化蓝来,福利国家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尤其是现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际,它带给世人的经验、教训和争论仍将持续下去。

●“北欧模式”根植于独特社会土壤中

        然而,北欧模式在北欧的成功并不代表它可以轻易在其他地方复制,因为它们是根植于所有这些国家的传统中的。在我看来,北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保证了它的福利国家模式的成功运行。
        首先,它们都是小国,而且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其种族、宗教、文化单一,地区间的差异也非常小。类似的情况在发达世界的大国中,可能唯有日本与之相似。这确保了瑞典和北欧人民在进行绝大多数公共政策讨论时,都能够很容易相互理解并达成共识,博弈的成本非常低。在这方面,同为福利国家的英国,由于百年来引进了大量的印巴、中东及非洲移民,又未能很好地对他们进行同化,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反面例子。英国社会的多元化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也是英国福利社会运转失败的根源之一
       更重要的是,人人平等的文化价值根植于北欧社会古老的社会理念中。反应在当今社会,在北欧国家,家庭的意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轻,妇女的权利和解放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成功,而且家长制结构比较薄弱。北欧国家的社会移动性居世界前列,北欧国家的女性工作率也高得不同寻常:在丹麦女性和男性工作比例所差无几。
        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第二个重要原因:这些国家的政府一直以来不仅强调廉洁和透明,而且也很重视民意和妥协。而这又几乎完全源于北欧人民的诚实、社会的透明以及极高人际信任度。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社会信任水平高导致交易费用低  不需要采用美国式的诉讼或意大利式的抵押物协议来完成交易。
        但是其优点不仅限于此,在北欧,政府受到严格监管。瑞典早在1766年就确保了媒体自由,今天,任何人都可以查看所有官方记录。关于北欧社会的透明,我在前文已经描述过。实际上,在地方市政厅或议会,普通老百姓若平时没事,牵一条狗进去随便逛逛,甚至要求听听议员和政府官员的会议,绝对不会遭到任何阻拦。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你若迎面预见中央政府的首相和部长下了班步行或骑自行车回家、或者手里拎了一篮刚从超市里买来的晚餐材料,你都用不着大惊小怪……这些都是我在瑞典时曾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
        在北欧,也唯有在北欧,政府第一次终于不再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利维坦。一系列偶然的文化传统因素和自觉的现代宪政努力锁住了张牙舞爪的权力。在挪威和瑞典这样的国家中,公民可以相信政府能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很少不存在。国家终于变成了一个深受欢迎的好东西,而它的受欢迎是因为它真正起到了人们理想中期待它起到的作用。
        除此之外,北欧还是全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瑞典是全世界最早消灭文盲的国家;创新和社会包容也是北欧国家的特长,这些都赋予了它们有一种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竞争力。
        因此,今天,如果幅员辽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各地区经济文化差异巨大……的中国想要模仿北欧模式,建立一套类似的福利制度,结果会怎样呢?我觉得,这项使命的难度比在整个欧盟创建单一的福利制度都要更大。
        反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新兴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情况更为糟糕。社会保障常常加重了不平等现象,因为养老金和健康保险流向了富裕的城市劳动者,而没有流入真正的穷人手中。巴西的政府开支是第一世界的级别,公共服务却是第三世界的级别。相反,我们可以从历来公开反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小小的新加坡身上寻找灵感  新加坡的政府开支只占GDP 的20%,但学校和医院却是世界一流的。
        而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来说,极其昂贵的福利开支的一个后果就是挤占了防务开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防务开支曾降至GDP的3%,2004年以来又回升至GDP的4%以上。许多右翼人士反对奥巴马和民主党压上了全部政治前途的医疗改革,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将使美国“欧洲化”,进而丧失军事支配权。而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看法,福利国家制度,正是西方作为一个整体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59:34 | 显示全部楼层
●“福利国家”与人类历史的终点

        事实上,福利国家的问题源于更深的社会精神层面。
        在瑞典的几个月里,让我感触良多的是这个国家里人们普遍的平静状态,就像我一再指出的,你看不到惟利是图、不守信誉的奸猾恶人,但你更遭遇不到我们这里几乎遍地都是的渴望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以及狂热激情。可能正如托克维尔在其传世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预见的那样,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是不鼓励精英和出类拔萃的才智的。福利国家就是这类平等社会的几臻完美的形态。对于具有真正创造力在天才来说,社会赋予他的金钱财富方面的物质奖赏永远是第二位的,他的第一位的动力是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但在瑞典这样的人人平等地享受着国家提供的生老病死的优越保障的社会,绝大多数民众对那些各领域里凤毛麟角的精英抱有的不是敬意和羡慕,而是根深蒂固的怀疑乃至敌视。久而久之,人们都被一种平静的社会氛围教育和熏陶得心平气和,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会觉得旁人无法企及的特殊成就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情。
福利国家损失的不是局部的效率,而是整体的创造力。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与从事一项具有开拓性的不朽的事业,不是一回事情。瑞典社会充斥着极为细分化的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能够把本专业的问题及工作研究和发展到无与伦比的细致精微程度。但是,瑞典没有“大师”,即便是英格玛·博格曼这样曾经为瑞典赢得了全球性荣誉的人物,在一般瑞典人的心目中也赢得不了多少好感和景仰,媒体上时常出现关于他的报道多半是些希奇古怪的花边新闻。如果说几十年前的瑞典还涌现过许多各行各业的了不起的人物和成就的话,我敢说瑞典未来几乎不可能诞生英特尔、微软这样引领时代潮流的企业和巴菲特、索罗斯这样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人物。
这里还是要提醒读者排除一个误解:瑞典仍然是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它的经济科技实力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我的意思是说,它能够优越,但不太可能卓越。当然,瑞典人可能压根就不稀罕卓越。
生活在瑞典,你既不必奢望自己能取得什么大的成就,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穷困潦倒;既没有什么能让你兴奋,也没有什么会令你愁苦。你能够做的只是平稳而丰裕地过完一段人生  瑞典在竞技体育和流行音乐方面的成就因此很了不起。福利国家解除了其他任何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偶然性以及大多植根于此的人类痛苦,但它同时也解除了人内心世界的张力。因此在我看来,完美的福利国家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它是向往富足和宁静生活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天堂,但却是极少数天赋创造者难以忍受的玻璃牢笼。然而,当这个天堂把这些少数人关进牢笼以后,它也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于是,福利国家就成了静止的天堂。
沐浴在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的斯堪的纳维亚的阳光下,我仿佛看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点。我可以有十分把握地说,一个福利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引领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世界性大国的。因此,这种模式也许非常适合只有900万人口的瑞典,但如果美国也想把自己建设成为福利国家,那就等于主动放弃世界的领导地位。而潜力巨大、蒸蒸日上的同时又蕴含着众多尖锐问题的中国,显然也不可能是福利国家的良好试验田。
北欧模式的福利国家是一个美梦,但很遗憾,它不是未来“中国梦”的选项。

●中国福利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

   最后让我们要说说中国的时候福利建设应该走的路。
  由于当前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领域存在大量矛盾,加之“半吊子市场化”的医改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医德滑坡和社会不公,眼下全社会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寄托了很大期望。但我认为,要使这些不至于再度夭折或陷入不了了之的窘境,我们必须破除以下几种错误观念。
   首先,以旧的医改等为代表的福利体系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和很大的不成功之处,这点毋庸置疑,但这并不能说明“改革”前的医疗卫生和教育、住房体制就是“成功”的,因此未来的决不应当走计划经济时代的回头路。公立医院和普通教育确实应由国家包下来,但国家包下来的目的是让人民群众上得起学、看得起病、老有所养,而不是去养一批穿着白大褂、教师服的官僚或办事员。
  其次,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覆盖全国城乡,这点也毫无疑问。但决不能不切实际地期望建立一个在模式和标准上全国不同地区、城镇和农村都无差别的“大一统”的社会福利体系。此外,还需要理智地认识到,这一“托底”的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不可能很高,只能勉强涵盖一些基本生存需求。发达国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像医疗和教育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事业,归根结底市场机制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在“看不见的手”失灵的前提下,如何对它进行监督、考核和管理,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现阶段又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拥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和舆论监督,这将是未来的一大难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社会福利体制建设需要广泛的试点,在试点阶段要发挥各地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过去30多年的改革实践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成功的改革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事先“规划”出来的,而是国家对民间创造力的承认及顺应。对国家来说,改革不是创造发明什么了不起的制度,而仅仅是把制度层面妨碍民间创造力发挥的障碍搬掉,让它能够生机勃发而已。
  当前和今后保障制度建设,必须明智而辩证地处理好以下基本关系。
  首先是公益性目标与市场化手段之间的关系。以上一轮“失败的医改”为代表,它最为人诟病的是它的所谓“市场化”取向,然而,做一番细致梳理就会看到,问题的要害其实并不在于笼统的市场化,而在于该市场化的地方很大程度上根本就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却飞快地市场化了。具体来说,国家办的公费医疗体系的目标不应该是市场取向,即公立医院不应以盈利为目的。现实情况则恰好相反,一些公立医院比许多民营医院更加急切地追逐利润,甚至不惜拿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去做交易,而医院内部却依然维持着高度僵化的衙门化、大锅饭体制。应推行公立医疗体系内部的改革,其核心就是改变目前的行政化管理体制。
  其次是医疗教育保障均等化与享受标准差异化之间的关系。均等化的意思是,任何公民都有享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平等权利,不能因为身份(户籍、就业单位所有制、行政级别、技术职称等)的原因而使一部分人得到特殊化的服务,并将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基本保障之外。
   当前必须解决两个突出的矛盾体:一方面,应尽快将基本社会保障覆盖到农村居民身上;另一方面,应加快卸掉公费医疗体系背负的越来越沉重的“高干病区”、“特需病房”之类“特殊化”的包袱,以及。对于一定级别以上的领导干部或有特殊贡献的专业人才,国家可以用发放特别医疗津贴或提高医保福利标准的办法从优对待,但不能另行设置一个专门的排他性“特区”,从而以行政权力挤占和侵蚀公费医疗资源的均等化配置。但更重要的是要将特殊化的公务员纳入统一和平等的时候保障体系内,与其他社会成员实行统收统支。
   教育领域也类似,应当坚决杜绝公立学校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投入的资源用于开办各类本质上属于创收的“体外”机构,如国际学校等,赚的的收入中饱私囊。
  以医改为代表的新一轮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许会令一些反改革的人士欢欣鼓舞,但这与其说是“走回头路”,是对市场化改革的否定,毋宁说是对真正的市场经济认识的加深。传统的计划经济取消了市场和竞争,把人和社会的一切事务纳入国家这台超级机器中;而在半吊子市场经济中,政府一方面并没有从应该退出的领域中退出来,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交给了市场。如果说当初为了打破难以维系的“大锅饭”和“铁饭碗”,不得已把“效率”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话,现在,经过30多年的实践和反思,是到了对这种混杂了许多不合理成分的“伪市场化”进行二度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事实上,在现阶段,社会公平问题已严重制约了效率和创造力的进一步释放。
  很想对那些批评西方福利制度的学者说,中国的社保体系注定要承担比西方发达国家艰巨得多的使命  在西方,这仅仅是一个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安全阀或缓冲器;在我们这里,它还应该能够承受未来制度变迁所造成的额外冲击。在中国,当谈论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时,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政治和社会的成本才是最大的成本。
  不仅是狭义的社保,在医疗、教育、传媒等关涉现代文明国家中公民基本公共权利的领域进行的改革,都可被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堡垒的最后冲刺。
 楼主| 发表于 2013-9-17 11:46:32 | 显示全部楼层
政府在债务问题上造假能力究竟有多么强大?

    美国真实债务究竟有多大?

    观察者网:陈老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提起美国的医疗体系的第一印象肯定是“先进”,但是您却曾经提到,医疗是造成美国竞争力下降的因素的主要因素。而我们知道,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那么二者间有什么关系吗?

    陈平:要理解美国话语权的来源,可以研究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在金融和债务问题上合谋造假的能力。美国金融学制造的一个神话,是美国国债的利率是无风险利率。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可以大印钞票来推行零利率货币政策,发展中国家却不得不提高利率来抵制输入型通胀,这利率的一低一高,当然是有利于西方的金融寡头,打击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为什么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可以用低利率发债,发展中国家却愿意接受西方低利率的债卷,在于不明真相的民众相信了西方媒体制造的假象,似乎国家偿债的能力是以GDP为标准,而非以政府收入为标准。这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例如,按照荷兰经济史家麦迪逊的数据,中国1900年的GDP为2182亿美元,是英国GDP的118%。但是1901年庚子赔款的数额高达4.5亿两白银,是清政府12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只能要求30年还清。西方列强用炮舰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款,使中国国力急剧下跌,到1950年中国GDP依然只有1900年的水平。我们下面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所谓第三产业的巨大GDP,其中很大部分不代表国家的竞争能力,而是现代病或熵。所以发达国家的名义人均GDP越高,竞争能力可能并不高,偿债能力可能更低。

    医疗体制问题,是美国普通公众及政党都非常关注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为什么?因为美国医疗黑洞是美国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依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据,美国2012年的GDP为15.6万亿美元,公共债务是11.5万亿,占GDP的73.6%。但这个数字只包括“公众”(非美国政府)拥有的债务,主要是外国政府购买的美国财政部债券。如果加上美国州政府的债务,以及美国政府各机构间的债务,其中主要的医疗和社保机构造成的债务,国债数将增加GDP的三分之一,即GDP的107%。而根据美国前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波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Laurence Kotlikoff 2011年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的估计,美国目前真实债务为211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14倍,是美国目前年度财政税收的86倍。这个数据与官方数据的差距主要是因为医疗和福利的隐形债务缺口都计算在表外。美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15.6万亿美元,海外投资4.8万亿美元,但是外债有14.7万亿美元。换言之,假如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用八国联军的办法用武力逼债,美国事实上已经破产了。美国经济仍然能够运行,在于美国武力和美国媒体继续制造美国优越论的神话,使许多国家和人民继续购买美国债卷和接受美元。一旦神话破灭,结果就是金融危机。美国民众单单在2008年危机中因为财富缩水就导致11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烟消云散。

    要知道美国医疗和福利体制的问题,可以看看美国2012年的政府预算,财政收入2.5万亿美元,财政支出3.6万亿美元,透支44.5%。财政支出中最大的开支是医疗福利,近60%,其次是军费,约25%,民生开支,包括能源、环境、农业、交通、住房等不到12%。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约13万亿美元,给美国政府未来十年造成的财政窟窿约8万亿美元。和军费、金融危机造成的负担相比,美国居高不下的医疗成本是过去三十年迫使美国企业出走、导致美国老百姓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国必须警惕美国的现代病,尤其是医疗体制的弊病。

    美国的医疗成本和法制神话

    美国话语权的第二个神话是西方的法制可以保障社会的富裕和公平。一个重要的理论是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他宣称,市场产权的自由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解决社会冲突,而无需政府和民众的干预。但是另一位诺奖经济学家诺斯研究了美国的数据后发现,美国交易成本(包括金融、法律、会计等行业的产出)占GDP的比例,100年来翻了一番,从1870年的不到25% 增加到1970年的大于50%。换言之,美国目前GDP的一半以上,或非传统的所谓服务业,生产的是交易成本,即经济活动的摩擦力,而非有用功。而交易成本中最大的一项,是美国社会热衷打官司的成本,尤其是医疗官司。

    美国的医疗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目前美国每年的医疗成本,人均8600美元,占GDP 的18%。奥巴马医改前,还有约占总人口16%的5000万人无医保。相比之下,美国每年的直接军费开支约6800亿美元,约占GDP 4.4% ,而福利成本更高,约占GDP 的35%。

    去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分析三大汽车公司破产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受美国人均医疗费过高所拖累。因为美国劳工的工资与德日韩等竞争对手的工资相当,但是医疗福利负担要高1倍。即使技术水平相同,成本竞争必然落败。因此美国的医疗的问题,不仅仅是老百姓的满意度和不平等的问题,而且美国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也拖垮了美国的核心竞争力。

    西方经济学制造的一个神话是私有制的效率最高。医疗是最大的反例。按照《经济学家》杂志的分析,私有制的美国医疗成本是欧洲混合制医疗的2倍,是公有制的日本英国的3倍。美国的医院、保险机构都是私有化经营,技术投入,资金投入全球最高,然而社会效果是最糟糕的,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仅比中国高出一点点,只有78岁,排在所有发达国家末尾,各项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也名列前茅。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对自由派市场原教旨主义说法,认为国有的无效率,私有的才有效率。美国的医疗企业集团不仅医疗效率低,社会效果更差,是经济的亏损黑洞。不改变美国的医疗体制,美国病无药可医。
 楼主| 发表于 2013-9-26 18:28: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未来10年如何建立“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作者:郑秉文  时间:2013-09-18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中全会结束后中央政治局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曾一口气对民生问题说了十几个“更”,其中说到人民期盼“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习总书记提出的“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为未来1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站在历史新起点,深感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过去10年中国社会保障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完成了理论上的全覆盖,五险覆盖人次为世界之最。

  在过去的10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002年,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仅为8200万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覆盖5500万人,城镇医疗保险制度覆盖9400万人,失业保险覆盖440万人,工伤保险覆盖4400万人,生育保险3500万人。但截至2011年底,上述6项基本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就上升到2.8亿人,3.2亿人,4.7亿人,1.4亿人,1.8亿人和1.4亿人。可以说,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完成了理论上的全覆盖,五险覆盖人次为世界之最,成为全球覆盖人次最大的社会保障制度。10年后的今天,除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外,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日趋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不断成熟。

  10年来,社会保险基金规模突飞猛进,今非昔比。2002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余额仅为1600亿元,医保基金450亿,失业保险基金30亿,工伤保险基金81亿,生育30亿,即五险基金合计还不到2200亿,占当年GDP的2.2%。但截止到2011年底,养老保险基金高达1.95万亿元(不含新农保1200亿),医保基金4300亿,失业保险基金2200亿,工伤保险基金740亿,生育保险基金340亿,五险基金合计超过3万亿(含新农保等),占GDP比重提高到6.6%,是10年前的3倍。换言之,10年前,各级政府还在为国企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的失业金和养老金而四处筹措资金,而今天,全社会发愁的是如何对社会保险基金实现保值增值,防止巨大的贬值风险。

  过去的10年是社会保障立法最多、密度最大的历史时期,《社会保险法》的通过将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推上了快车道,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例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翻了两番,2011年底全国月人均为1516元;城乡三项医疗保险制度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三个目录”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例稳步上升,平均超过60%以上。

  可以说,中国社保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可靠到可靠,从可靠到更可靠,经历了一个阶梯式改革的快速发展历程。

  未来10年如何构建“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如何建立“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报告有现成的违法广告。

  习总书记提出的“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为全党和各级政府未来10年社保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说在过去10年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它标志着社会保障实现了从“不可靠”到“可靠”这样一个跨越,那么未来10年就是实现从“可靠”到“更可靠”第二次跨越的重要时期。

  如何理解习总书记提出的“更可靠的社会保障”这个概念?如何理解它的指导方针?现阶段的实践标准有哪些?其实,所有这些都可在**报告中找到现成的违法广告。

  毫无疑问,“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的指导方针,便是**报告里再次明确的“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尽管12字方针早已提出,但**再次强调坚持这个方针就显得特别与众不同,它站在一个新高度,确立了**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新的起跑线,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从全覆盖看,**将原12字方针中的广覆盖首次改为全覆盖,其意义深长。回顾过去10年,扩大覆盖面一直是各级政府不懈努力的一个制度目标,截止到2011年底,城镇参保缴费人数为1.94亿,占城镇就业人数3.47亿的55.9%,超过一半,这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如同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半数那样。尤其是截至2012年9月,新农保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在过去的10年里,城乡社保覆盖面实现了广覆盖的制度目标,社保制度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未来10年,社保制度必将是从广覆盖迈向全覆盖的10年。

  从保基本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连续9年调,2011年全国养老金支出又创新高,达1.28万亿元,离退休人数6826万人,由此推算,全国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率大约为43%左右,即使将其直接视为替代率,也高于英美等一些发达国家。据此推算,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大大超过80%。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养老金支出占GDP比率仅为2.7%,与2002年的2.8%相比略有下降,这说明,未来10年建立一个正常的养老金调节机制是非常急迫的。

  从多层次看,在过去的10年里,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补充保险改造为信托制养老金制度,并建立起市场化和专业化的运营体制,企业年金得到了长足发展,基金规模2000年时仅为190亿元,2011年则高达3570亿元;参加企业数量2000年仅为1.6万家,而2011年则达到4.3万家;参加职工也从560万人增加到941万人。但从总体看,多层次社保体系还呈严重失衡状态,企业年金发展相当滞后,在12字方针中,多层次与其他指标比较起来表现的最为糟糕,例如,职工参与率仅为4.5%(参加企业年金职工人数/城镇就业人员数),而英美的职工参与率则高达56%左右;企业年金基金占GDP比重还不到1%,而英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均超过70%以上,等等。

  从可持续看,10年来,社保基金规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支付能力得到根本改善,基金备付能力10年前仅为6.8个月,而2011年则提高到19个月。但展望未来10年,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老龄化风险已成为养老保障制度最大的财务风险源之一,10年前中国人口刚刚迈进老龄化的门槛,而今天,制度赡养率已经达到33%且具有攀高趋势。2011年制度征缴收入1.40万亿(剔除财政补贴因素之后),制度支出1.28万亿,当期收支虽然平衡,略有结余,但收支比率仅为1.09,尤其是,全国将近一半省份(15个)收支比例小于1,意味着当期呈赤字状态。此外,由于各个制度参数设置不尽合理(比如最低缴费年限和法定退休年龄等),潜在的财务风险充斥制度各个环节。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需要符合什么标准

  公平性、流动性和可持续性是检验社会保障是否可靠的实践标准。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的实践标准,实际就是**报告提出的“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平性是社保制度的本质属性,但不同历史时期公平性的含义略有不同。10年前,由于制度刚刚建立不久,制度外和制度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性问题不是非常尖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平性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且日益尖锐。当前,社保制度的最大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外的公平性问题。虽然制度上完成了全覆盖,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裸露在制度之外,农民工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这两个群体最需要社保制度,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却没有加入进来,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社会保障是公共产品,城乡所有群体均享有同等的权利。二是制度内的公平性问题。退休制度双轨制、多轨制已广受诟病,甚至连续3年在“两会”期间人民网最受关注的十大民生问题中名列前茅。双轨制的不公平性主要指的是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在这个历史阶段它掩盖了其他社保不公平性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公平性问题就会随之上升到主要矛盾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焦点终有一天将会轮到城乡之间的公平性问题。

  流动性实际就是便携性,指的是社保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移动。目前,中国社保制度便携性存在的巨大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财政分灶吃饭和社保体制设计等原因造成的地域割据,进而在一个制度内产生便携性障碍。虽然2009年12月颁布的第66号文理论上解决了接续问题,但由于统筹层次低下,其繁杂手续并不比欧盟成员国之间更为简单。二是由于制度碎片化导致的不同制度间的便携性困境,比如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城居保与其他制度之间转续等。虽然目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对这3个制度的相互衔接有了具体规定,但人们发现,由于缴费公式和缴费水平等很多制度的初始条件具有较大差异性,他们之间的衔接要比城镇养老关系的转移接续困难。三是没有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保电子平台。尽管碎片化制度和统筹层次低下等因素带来了便携性障碍,但如果能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电子平台,在相当程度上可弥补便携性障碍。目前来看,金保工程虽有财政投入,但其地方化和碎片化的特点仍不能彻底解决全国统一电子平台问题。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在国家层面采取一次性投入或一次性签约的办法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电子平台,以避免地方化投入形成的潜在浪费和便携性的区块肢解。

  
 楼主| 发表于 2013-9-26 18:29:10 | 显示全部楼层
可持续性是社保制度的第一命题。调整各个制度参数是保证可持续性的手段之一,但调整制度结构更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比如,在思考做实个人账户所需的巨大显性债务的同时,应注意如何处理好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的关系;在匹配统筹基金资产与未来天文数字的隐性债务的同时,要处理好多缴多得的精算中性因素的关系;在连续9年上调养老金的同时,要改革养老基金的投资体制;在财政转移支付不断扩大条件下,要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自我平衡能力;在当期五险基金规模呈高速扩大的趋势下,要平衡未来的潜在债务,等等。

  构建“更可靠的社会保障”面临哪些挑战

  社会保险是关系全民福祉的基本制度,它远比福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更为复杂。

  未来10年是中国构建“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的关键时期。**报告分门别类梳理了构建“更可靠的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

  第一,社会保险制度面临诸多挑战。未来面临的诸多挑战实际是未来10年改革的主要任务,它由两方面内容构成:

  一个任务是深化改革的五大社保领域。**报告指出,“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这五大领域个个都是硬骨头。比如,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早在2008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已提出并开始试点,但5年过去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事业单位仍处于初始的分类改革阶段,于是,公务员的改革就更加遥不可及了。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这也是一个硬骨头,目前的状况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整合在各地的实践才刚刚起步,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目前只是进入全社会征求意见阶段,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整合。关于做实个人账户,辽宁试点已有11个年头,虽已扩大到13个省份,但个中难言之隐和巨大的财政补贴压力正迫使辽宁动用个人账户资金,做实个人账户试点意味着开始流产。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更是难上加难,1991年颁布的33号文就规定,“尚未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的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由目前的市、县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但21年过去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远未实现。至于建立待遇正常调节机制,那也是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这是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有8年连续上调,未来10年将如何建立确定和调整机制,这是涉及到制度结构调整的大问题。

  另一个任务是“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报告把基金投资体制改革问题单独提出来,既表现出高度重视投资体制改革,又可将之视为对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投资体制改革大争论的一个回应。

  社会保险是关系全民福祉的基本制度,它远比福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更为复杂。如果社会保险制度不健康,存在种种隐患,不能正常发挥社会安全网的功能,甚或有可能成为一个火药桶,那么,就更谈不上构建“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在这方面,欧美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

  第二,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面临诸多挑战。**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制度是非缴费型制度,他们与社会保险制度一起,构成一国国民福祉的“三足”。值得注意的是,**正式将住房制度模式规定为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这是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住房制度模式做出的首次重要表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肇始于美国的住房次贷危机,主要诱因就是完全市场化的住房制度模式,美国公共住宅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为最低,只有100多万套,只占全国住宅数量的1%。对低收入群体购房,美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给予按揭,这就是“两房”公司的主要职能。于是,住宅自有率很高的住宅体系便与按揭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系统紧密链接起来,住宅体系高度金融化。一方面,住宅体系成为金融系统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一旦资金链断裂,金融系统就易崩溃。欧洲国家的住宅制度模式金融化程度较低,住宅自有率较低,公共住宅比重很高,住宅金融化程度很低,住宅系统没有成为金融系统的一个发作病灶。目前,中国住房制度模式正处于形成时期,保障性住房制度刚刚启动几年,一些问题初露端倪,比如,为了尽快回笼资金,很多地方的公共住宅(廉租房和公租房)作为商品房变相出售(限价房和经适房),政府的公共住宅保有量受到很大影响,长期看,过高的住房自有率(86%,为全世界最高之一)难以下调,高速城镇化背景下将有可能酿成城市病。未来10年是住房制度模式形成的关键时期,住房制度是一国国民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涉及到资产泡沫问题,还牵涉到城市化的方向问题。

  第三,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面临诸多挑战。**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制度解决的主要是退休收入问题,面对人口老龄化,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也面临诸多挑战。换言之,解决了钱的问题之后,还需解决服务的问题,否则,有钱买不到服务,这也是未来10年建立“更可靠的社会保障”面临的严峻挑战。老龄化、少子化、失独和空巢家庭等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已初露端倪。北京打造的“9064”养老格局也好(90%的老人实行家庭养老,6%社区养老,4%机构养老),上海推出的“9073”养老模式也罢,他们都期待着政策的支持。无论是养老床位的数量,还是养老机构的质量,无论是生活照料、长期护理、医疗康复的市场化服务提供模式,还是政府与市场混合提供的模式,都在考问我们的政策与制度。积极应对老龄化,考问的不仅是资金这个硬件,还与服务这个软件有很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服务是决定能否建成“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的关键。

  第四,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系面临诸多挑战。社保经办管理体系实际就是社保服务的派送体系,与资金相比,它是软件,是软实力,是建立“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的制度支撑。从覆盖人次上讲,近几年来,社会保险制度、项目和种类成倍增加(新农合、新农保、城居保等),但是,社保经办队伍规模却没有增加。

  **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务体系”。服务型政府的一个标志就是社会保障的提供,社会保障反过来又是政府服务的一个窗口。扩充经办队伍,健全管理体制,是现代社保制度的一个必然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因为覆盖面的扩大、社会保险项目和种类的增加而降低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更不能一方面增加了财政补贴,提高了财政投入,而另一方面却降低了社会保障的服务与派送体系的效率,让服务体系的扩充以降低服务质量为代价,进而抵消了公共服务提供的效果和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健全和充实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还可扩大就业,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这是一石多鸟的公共政策选择。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1:06:47 | 显示全部楼层
王占阳:分配制度改革离不开公众参与

    王占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今天我说一下退休和养老金问题。

    第一个问题,退休和养老金由谁来设计,由谁来决定?在国际上,我们看发达国家,退休和养老金问题都是公共话题,搞不好就上街游行,这是有高度的公共参与的,通常最后由公众来决定。但在我国,人保部几个人就在那里做了顶层设计,就要决定这么大的一件事了,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前几年我在《学习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依靠公众参与。退休和养老金问题就是一个分配改革问题,必须有公众参与。没有公众参与,将来出台的方案搞不好就要激起大乱子。

    第二个问题,关于退休和养老的国际经验,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看一些文章里讲,国际上各国退休年龄是多少,养老金领取年龄又如何,二者是分开的。但是我跟一个加拿大华人仔细谈这个事,他说在加拿大根本没有退休年龄这个概念,只有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概念。所以我就怀疑,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最近清华搞了一个方案,说是先退休,几年以后再领取养老金,我在网上给予了强烈抨击,我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法西斯行为,因为这等于强制退休,退休后又不给钱,不用五年就得死多少人?这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个问题,退休年龄问题。去年我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就退休年龄问题发表意见,我认为现在根本就没有到谈论延长退休年龄的时候。

    刚才田雪原教授已经讲了人口红利问题,我也是这个看法,虽然我不是专门研究的,但是我大体上知道。只是坐外国飞机和中国飞机,稍微比较一下就知道,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很大。美国、加拿大的飞机哪儿有空姐?都是空阿姨、空大嫂。现在有些人说我国的人口红利下降到什么什么程度了,那是开玩笑。

    有些干部想延迟退休年龄,想从60岁退休变成65岁退休,再多服务五年,再多威武五年,有人还想再多捞五年,无非就是这个,为此就制造出种种谎言,说是人口红利没有了,已经到了应该延迟退休年龄的时候了,又让某些“学者”为之造势。

    我的看法是,虽然从中长期看,延长退休年龄是大趋势,但是在未来的5至10年内还不应延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实。既然不应该,也做不到,那就不该说。现在官方提出延长退休年龄问题,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自找麻烦,更损公信力。

    第四,养老金缺口问题。养老金缺口,有关方面一会儿说缺口很大,一会儿说肯定没缺口,反反复复的,这两个必有一个是谣言,这就应该有人被抓了,但是官谣肯定是不抓的。实际情况呢?实际情况是几年前就已向上级汇报出了大窟窿,这是事实。出现这个大窟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有人来负责?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工作反思,又无人负责,将来谁放心?

    第五个问题,养老金缺口怎么补?现在有些人振振有词地说:国际惯例是人口老龄化了,肯定就要延长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这才能够补上养老金缺口,中国现在也要这么做。可是他们忘记了,人家延长领取养老金年龄有两个前提,一是人口确实已经老龄化了,二是政府已经充分承担了自己在养老金问题上的责任,但养老金仍然不够,这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让纳税人再掏钱,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但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差劲,我国财政养老金的拨付比例在世界上是很低的,政府远未尽到应有责任。不仅如此,政府在养老金方面还有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量历史欠帐,财政也远未补齐,实际是让那时过来的老职工自己吞下苦果了,这也很不公平。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新、旧养老金缺口都应由财政来补齐(包括用国企股份补齐),而不是制造一个“人口红利消失”的大谎言,用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办法来弥补,即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卸给人民。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事。否则,那就是极不负责任的,而且很容易激起普遍的强烈不满,导致公信力大幅下滑,甚至有可能引起社会爆炸。

    第六,养老金如何保值增值?十几年前我讲过社会保障课程,知道这方面的大致概念。养老金问题中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保值增值。这个保值增值必须特别慎重。一般国际上都不主张把养老金的主体部分拿到股市上去,因为这个主体部分必须是非常安全的。但在国内,现在看来,有关方面的基调就是想靠股市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我觉得极其恐怖。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还不一样。美国股市比较稳定,中国股市则像赌场,极不规范,大起大落,有如过山车。如果将养老金的主体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放到这样股市上去,那就太可怕了。这是一个大炸弹。我不相信有关方面有能力在这种股市里保证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提一个建议,供大家参考。我认为首先还要靠银行,即把养老金的主体部分放到银行里去,通过银行保值增值。这也是成熟的国际惯例。

    但银行现在是负利率,放到银行里就贬值,这个贬值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应该由政府负责解决。因为这个负利率和贬值是政府造成的,银行的固定利率是政府制造的,通货膨胀是政府使劲印钱印出来的,那么出现了负利率和贬值问题,就应该由政府来解决。

    政府怎么解决?我提一个办法。我认为,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可以先在养老金方面突破。也就是说,养老金的存款利率可以率先突破现有存款利率的底线。比如说,现在的存款利率是4%、5%,养老金的存款利率则可以提高到7%、8%,或者更高,原则是高于通货膨胀率一两个百分点。国家要制定这样一项特殊政策,而且至少要上升到法规层面,最好是上升为法律。

  .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1:07:32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么,这样的政策对银行有什么问题呢?银行也不会有大问题。由于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银行有大量养老金存款注入后,它可以通过大量贷款收回这笔钱,所以银行并不吃亏。

    如果这还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就可以让银行把一部分利润直接注入到养老金里面去,而不必再经过财税流程间接注入养老金。这就是政府通过国有银行负责任。我认为,对于政府来说,既然养老金的存款负利率是政府造成的,既然银行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国有银行仍然是主体,你就应该去做这件事。

    这样就能确保养老金保值增值了,全国公众也能放心了。

    至于银行存款利率全面市场化,我觉得恐怕还要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至少在这之前,我认为用这个办法是比较牢靠的。

    谢谢大家!

    第六,养老金如何保值增值?十几年前我讲过社会保障课程,知道这方面的大致概念。养老金问题中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保值增值。这个保值增值必须特别慎重。一般国际上都不主张把养老金的主体部分拿到股市上去,因为这个主体部分必须是非常安全的。但在国内,现在看来,有关方面的基调就是想靠股市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我觉得极其恐怖。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还不一样。美国股市比较稳定,中国股市则像赌场,极不规范,大起大落,有如过山车。如果将养老金的主体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放到这样股市上去,那就太可怕了。这是一个大炸弹。我不相信有关方面有能力在这种股市里保证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提一个建议,供大家参考。我认为首先还要靠银行,即把养老金的主体部分放到银行里去,通过银行保值增值。这也是成熟的国际惯例。

    但银行现在是负利率,放到银行里就贬值,这个贬值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应该由政府负责解决。因为这个负利率和贬值是政府造成的,银行的固定利率是政府制造的,通货膨胀是政府使劲印钱印出来的,那么出现了负利率和贬值问题,就应该由政府来解决。

    政府怎么解决?我提一个办法。我认为,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可以先在养老金方面突破。也就是说,养老金的存款利率可以率先突破现有存款利率的底线。比如说,现在的存款利率是4%、5%,养老金的存款利率则可以提高到7%、8%,或者更高,原则是高于通货膨胀率一两个百分点。国家要制定这样一项特殊政策,而且至少要上升到法规层面,最好是上升为法律。

    那么,这样的政策对银行有什么问题呢?银行也不会有大问题。由于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银行有大量养老金存款注入后,它可以通过大量贷款收回这笔钱,所以银行并不吃亏。

    如果这还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就可以让银行把一部分利润直接注入到养老金里面去,而不必再经过财税流程间接注入养老金。这就是政府通过国有银行负责任。我认为,对于政府来说,既然养老金的存款负利率是政府造成的,既然银行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国有银行仍然是主体,你就应该去做这件事。

    这样就能确保养老金保值增值了,全国公众也能放心了。

    至于银行存款利率全面市场化,我觉得恐怕还要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至少在这之前,我认为用这个办法是比较牢靠的。

    谢谢大家!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6 17:33: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朱大可:中国人的“晚年恐惧”
    “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的方案,等于剥夺了辛勤劳作的中国人享受晚年幸福的基本权利,引发各地舆论哗然;清华女教授“15年义工论”,或置数千万老年人于无法领取养老金的“财务真空”,一发声便激起广泛民怨;而政府制定出台的“以房养老”意见,因面临“70年产权”等难以逾越的“路障”,更是触发民间反弹,以致民政部不得不反复解释,以平息公众的怒气。若此类“养老金论战”长期蔓延下去,则持续折射着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严重焦虑。

    社会保障体系建构不全,跟经济总量的飙升形成讽刺性对比;国家公积金管理不善,却拒绝民众自主选择优质基金管理机构;政府挪用和管理形成的失误,其后果却要由民众自己埋单,这似乎正在成为政府的基本策略。但它的功效不是为政府解脱困厄,而是腐蚀“中国梦”的内核,令其沦为一个难以企及的幻影。

    国民焦虑和社会恐惧,是21世纪中国的最大心理危机。中国人的晚年恐惧正在不断加剧,究其原委,就是对朝令夕改的政策的深层疑虑,反映出日益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有网民为30年来的政府口号梳理出一条渐变的线索  从30年前的“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20年前的“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10年前的“养老不能靠政府”,最后成为当下的“65岁退休再说”,这种政策承诺的戏剧性演变,向我们验证了行政诚信体系的凋谢。

    医保和养老制度与民众日常生活正在面临两大错位:重病高发、低额医保与高价医疗之间的严重失调;通胀撬动的高昂消费指数与低微退休金之间的严重失调。这两种失调,是中国人晚年恐惧的根源。

    鉴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执行,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进入老龄化。老人将成为人口构成的主体,而他们的权利和诉求,仍未能得到应有的倾听与尊重。中国目前有2亿老人(60岁以上),其中至少1亿人身患慢性病;而中国城市老人贫困率约为23%,农村高达近30%。他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处于不断动摇和消解的危机状态。如果没有足够的积蓄,或孝顺的儿女依托,现在又有哪个养老院或社会机构愿意背这沉重的包袱?

    其实,恐惧不是老年人独占的心理感受,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都要面对自身独特的恐惧主题。1987年,一帧《我要读书》的大眼睛女孩照片,引发了人们对乡村儿童生存状态的强烈关注。那双好奇的眼睛里,流露了难以言喻的疏隔、戒惕和不安。而现在,这种表情已经从儿童转向老人,进而向各年龄层扩散。

    幼年恐惧,导源应试教育体制的畸形。在贫困乡村,人们担忧的是教育缺失;在发达城市,人们担忧的却是教育过度膨胀、过度依赖标准违法广告、过度强调知识量和解题的顺从性,完全无视想象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无视正确的公共交往和表达方式、无视以普遍价值为基准的人类德行,由此引致“童年早谢”和“精神早衰”。有钱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国外作“教育避难”,而普罗大众只能被迫跟这种体制长期周旋,甚至最终沦为痛苦的祭品。

    青年恐惧,多缘于天文数字的新生活预算。大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尤其在非出生地谋职之后,被迫面对结婚、购房和生育的沉重经济压力。而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出现了数十万大龄未婚群体,因为终止婚姻计划,是卸下生存重负的惟一方式。

    中年恐惧,是基于对迅速增长的癌症发病率的惊骇。尽管卫生主管部门矢口否认,但许多网民在微博交流中都透露,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圈里,肿瘤患者在不可遏制地迅速增加。这癌症景观是令人惊骇的,它不仅制造死亡,而且描绘着民族的悲剧性面容。

    本文所陈列的景象,还不是所有现实恐惧中的全部。政府部门如果丢失诚信,则公民缺乏安全感,这是更大危机的危险先兆。在日益逼近的老龄化时代,养老金问题一旦处置不当,可能会成为压垮改革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决策者须以更高的智慧来解决这一难题,而非放任它对国家诚信的侵蚀。

    所幸的是,恐惧感只是一种心理警报,坐拥11万亿元年度财政收入的富庶政府,必然具备足够的社会保障能力,而它的惟一方式,就是放弃以延迟退休和提高缴纳养老金额度来转嫁危机的策略,履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承诺,建立完善健康的社会福利体系,以修复政府诚信体系,让恐惧从民众的眼神里彻底消散。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6 17:41:43 | 显示全部楼层
也谈养老模式新探索
    (重庆 王安祥)
    在老年化问题日趋显现的当今社会,如何进行养老才能适应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已经成为了政府和民众最为迫切的关注焦点。能否在目前体制下探索出一条双全的新路,已为万众所瞩目。

    纵观近年以来,自各方所提出的养老提议,虽各有所长,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如:政府统筹养老、社会出资养老、住房保障养老、居家自行养老等等,都各有弊端,难以让政府和民众双边所共同接受。

    有什么样的养老模式才能让政府减轻负担呢?有什么样的养老模式才能让每个家庭从养老问题中解脱出来呢?经过我一年多来的网上查证和居家走访,站在政府与民众的双边立场上审视问题,似已从中整理出了一些头绪,愿将调研结果奉献于社会,希望能对决策层在养老政策制定中尽到一点微薄的作用。

    在现今的社会体制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边疆还内地,各地的社会管理体系已经十分完善,从乡镇至村组,从街道到社区,各级管理机构十分成熟,职能人员配备齐全。他们在各自的职能工作中都显示出了卓越的工作能力。如果,我们由政府牵头,以各地成熟的基层管理部门为依托,将目前的养老问题纳入到乡镇、街道的工作中,不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吗?

    如果按其设想,各地在社区和乡镇(村组)分别设立一个“养老服务中心”,各自在政府的基层部门的指导监督下,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社会为框架、家庭为助手,这一困扰当今社会的难题将会迎刃而解。

    在建立“养老服务中心”这一工程中,由政府在社区(乡镇)中以就近无偿划地为原则,拨付一定启动资金,与政府拨一点,地方筹一点,社会捐一点,家庭出一点相结合(家庭出资后,可根据出资额大小,在以后数年中享受各项收费九折优惠),政府再给予全额免税政策,其养老工程可顺利实现。

    社区(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建立起来后,在政府的直接监督下,不以盈利为目的,面对本社区(乡镇)六十五岁以上老人有偿地开放使用。

    本社区(乡镇)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在本人申请,家人同意,经济担保,社区批准,并交纳一定保证书与月供(会费)后,可成为本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会员,并享受应得到的养老服务。

    养老对象可分为以下三种会员:

    (1)、常年会员(高级)

    常年会员,是指那些年事较高,自己基本无生活自理能力,家中又缺少子女或家人照料,经社区批准,且自己有能力按月交纳月供者,可成为其会员。月供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当地社会平均退休金额的50%,如会员需自带专人陪伴,在不增加床位的情况下,陪伴月供为此会员月供金额的50%,中心负责会员及陪伴之基本食宿,如需中心派人洗澡、理发、修剪、代购、送医等服务,服务项目则另行付费。

    (2)、季节会员(中级)

    季节会员,是指那些无重大疾病,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但因家庭中子女及家人工作的特殊性,一年之中可能需要来中心暂住一两个月者,可申请成为其会员。入住当月月供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当地社会平均退休金额的55%,此类会员在非入住月中,需按月交纳会员费,会费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当地社会平均退休金额的5%,中心可经电话预约,派人上门进行洗澡、理发、修剪、代购、送医等服务,服务项目另行付费。

    (3)、居家会员(初级)

    居家会员,是指那些常年居住在家,无需到中心食宿者,可申请成为其会员。居家会员如生活之需要,也可临时到中心入住,入住按日收费,收费标准会略高于中级会员。居家会员需按月交纳会员费,会费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当地社会平均退休金额的4%,中心可经电话预约,派人上门进行洗澡、理发、修剪、代购、送医等服务,服务项目另行付费。

    在以上三级会员中,可随时向中心提出升级或降级申请。

    “养老服务中心”设主任一人,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由社区向社会公开招聘。工资在会员交纳的月供中支出,其月薪不得高于当地社平工资的1.5倍(随退休金提高而调整)。设财务员一人,厨师厨工各一人,生活护士男女各二人,保洁员二人,保安二人,工资均在      

    会员交纳的月供中支出。

    中心的收支账目一月张榜公布一次,接受本社区上一级政府和本中心“会员领导小组”的监督检查。

    中心的各员工每年由会员考核一次,工作做得好的,经“会员领导小组”同意,可给予年终一次性奖励,考核不合格者由其本人请辞,换聘他人。

    粗略的就写这些,若要细化,还需订立详细的《养老服务中心章程》,此调研结果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也希望社会中关心养老工作的朋友们一起来共同探讨,我的QQ号:2431516444  (重庆 王安祥)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7 15:12:36 | 显示全部楼层
俄罗斯免费治病,美国医保困难,我们学习哪一个?
     俄罗斯无论是GDP,还是其它方面,还落后美国太多。
美国的医保已经占到GDP的1/6:

    瑞安还抨击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强调要削减政府开支。他称,当前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在过去四年里,美国家庭收入减少了4000多美元,不管作何种解释,也不管有什么借口,这都是失败的记录。他说:“我们必须停止花费我们根本没有的钱。”据统计,美国去年的医保支出预计将达到2.7万亿美元,占GDP的六分之一,人均8650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重症病人。到2020年,美国医保支出将达到4.6万亿美元,约占GDP的五分之一,人均13710美元。

而俄罗斯号称免费,其医疗消耗只占GDP的5%左右。

大家说说:是美国的制度好?还是俄罗斯的制度好?
该学哪一个?



美国医保支出8年后将达4.6万亿美元 占GDP1/5http://www.sina.com.cn ; 2012年08月22日 13:07  中国网

    新近被提名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瑞安日前在弗吉尼亚州连续召开了两场竞选造势会,着重抨击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改革政策,形成了所谓“瑞安医改”对决“奥巴马医改”的局面。

    奥巴马总统自2008年入主白宫后力推的一项法案,就是“医改法案”,该法案也被视为其执政以来最重要的立法成果之一。但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就“医改法案”一直争论不休,美国民众在医改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当地舆论普遍认为,现在离美国今年大选只有3个月时间,“医改法案”的争论将对大选产生重要影响。

    瑞安今年42岁,毕业于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经济与政治系。1998年他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连任至今,现任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众所周知,他主张保守的财政金融政策,是国会大力削减联邦预算计划的主要策划人。他提议要改革政府为贫困人口和老年人提供的医疗保健项目。瑞安主张将目前医疗保健计划的“福利固定制”过渡到“补贴固定制”,即联邦政府不再提供固定比例的报销额度,而是提供购买医疗服务的补贴。在他推出的“美国未来路线图”的预算案提议中将社会安全体系私有化,将政府专为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残障人士创建的联邦“医疗照顾保险”改为政府发放补贴、民众自行购买私人保险的模式。

    瑞安还抨击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强调要削减政府开支。他称,当前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在过去四年里,美国家庭收入减少了4000多美元,不管作何种解释,也不管有什么借口,这都是失败的记录。他说:“我们必须停止花费我们根本没有的钱。”据统计,美国去年的医保支出预计将达到2.7万亿美元,占GDP的六分之一,人均8650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重症病人。到2020年,美国医保支出将达到4.6万亿美元,约占GDP的五分之一,人均13710美元。

    对瑞安的言论,民主党人立即进行反击,指出瑞安的削减预算计划主张大大减少了一些受欢迎的社会项目,其中包括“医疗照顾保险”以及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健康保险的“医疗补助计划”。据统计,目前在美国,有工作的纳税人就有医疗保险;而没工作或从事临时工作的人没有医疗保险,政府只为65岁以上的老人和贫困线下的穷人提供医疗保险,其他人要买商业性的医疗保险。而保险公司只肯卖保险给那些收入高、身体健康的人,造成近47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占美国总人口的15%,其中八成为工薪阶层。此外,还有40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不全面,合计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无医保或医保不足的美国人根本没有足够财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

    2009年8月,奥巴马在《我们为什么需要医疗改革》一文中强调,医改关乎民众生命和生活,关乎美国的未来。为此,他立下雄心做“第一个主张医保改革的总统,也是最后一个总统”,一定要建立起全民医保制度。2010年3月“医改法案”在国会通过并经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但随后相继有26个州提出“医改违宪”诉讼,认为美国宪法并未赋予政府机构强制民众购买医保的权力,“医改法案”干涉了个人自由,应被视作违宪。今年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改革核心内容符合宪法,保证了“医改法案”在2014年正式实施的可能性。

    分析人士认为,瑞安的建议代表了共和党一贯主张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要控制政府的规模和预算,强调利用“市场之手”解决医保问题,通过政府引导的市场竞争机制,让保险公司和医院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而奥巴马的主张体现了较明显的“大政府”倾向,试图利用政府的力量推行“强制医保”,吸纳更多民众,特别是健康人群投保,降低整体保险赔付风险,而有效降低保险费率。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公布的民调,48%的受访民众支持“医改法案”,52%的民众持反对态度。由此可见,民主共和两党为了争夺选民,就“医改法案”问题上的争执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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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7 15:16:11 | 显示全部楼层
俄罗斯宣布终结付费医疗制度公民看病永久免费

    俄罗斯的全民免费医疗希望向北欧国家看齐,拿北欧当榜样。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赵俊杰说,其实,欧洲的福利制度也是“因国而异”:

    赵俊杰:北欧国家因为是从曜南到神木的一个福利制度的典范,所以加上是小国管民型的,芬兰这样的500来万人口,他要做这个免费医疗是完全做得到的,你看欧债危机以后,他都能够做到独善其身,大的国家是德国,能够中流砥柱,小的国家芬兰也好、瑞典也好都不错,但是大的国家,像法国这样的、西班牙很难。

    数据显示,2009年,俄罗斯医疗支出共计占GDP的5.4%,其中,国家投入占GDP的3.2%,私人支出占GDP的2.2%。那个时候,公立医院还存在着相对医疗设备落后、药品短缺、医疗服务差等问题。

    如今,俄罗斯政府正努力提高公立医院人员待遇,以填平医药分离的利益差距。

    社科院研究员孙壮志:我觉得俄罗斯目前他有一个方向,国家这一方面投入力度会增大,就是说过去实际上它是以单位交纳的医疗保险为主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现在它等于是如果将来不会有付费医疗了,实际上就是国家在这方面保障可能更多更充足。

    不过,国家的投入与经济实力紧密相连,这些年,俄罗斯因为资源优势,经济大为复苏,政府加大对医疗系统投入正合民意,而要保证大国福利政策持续稳定,其实,比一些北欧小国难度系数真心要大很多,全民免费医疗之路,对俄罗斯,是个考验。

.俄罗斯全民免费医疗会导致医疗水平下降吗?为什么?

    我在莫斯科待了七年,我的感受是,首先需要分国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两种。

    私立医院我没有亲自就诊过,不过陪朋友去的时候感觉是比较现代化和昂贵的  私立医院是没有免费医疗的。

    大体说说国立医疗的情形:

    国立医院的免费医疗是不如我们国家给力的  评判的标准是病人的感受,也许在尖端技术方面有其自己的建树。

    第一,国立医院去看医生需要先预约,先找到医生的上班时间,然后去一个类似挂号的地方挂号(不交钱);对方会给你一个单据上面写着你可以哪天几点来找医生,并不一定是当天;

    第二,俄国人民慵懒是举世闻名的,门诊上病人也是绝对不允许在医生没有呼唤的时候进诊室围观的,大家都在门口按排队(并不是挂号)顺序就诊,就诊速度慢也就罢了,但是医生还享有每天除了午休之外4次以上15分钟休息的(午休一般是13点到15点),如果这个科室有仪器例如X光,那么休息次数还要多。这个休息在俄语中叫做 технический перерьв,直译过来叫做“技术性打断”,根据查到的资料解释,这种休息制度是俄罗斯专门为一些特种职业(无法连续工作一天)而设立的,比如邮局,再比如医院。所以会有看起来人不多,但就是轮不上的情况,而且好比今天就剩你一个了,结果差5分钟下班了,绝大部分情况下医生是会直截了当的告诉你“抱歉今天不工作了改日请早”,如果你解释说你等了一整天,对方会微笑遮说:“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或者你排了N久终于该你做X光检查了,医生在你正要进门的瞬间冷冷的说一句:我们技术性打断了。然后把门甩在你脸前。类似的情况,决不能说代表了俄罗斯所有国立医院,但是根据我历次体检、看病、陪人看病等就诊经历,绝不算少数。PS 这并不是种族歧视,俄罗斯人和前苏联公民基本和我们待遇没大差。再PS 这也不是说俄罗斯人没有种族歧视,只是在慵懒的态度方面是不歧视的;

    第三,再说说急诊这种情况。由于国立医院免费,所以俄国的03也就相当于我国的120出诊也是不收费的,所以一般稍微紧急一点的情况,我们就会选择拨打03。对方会派救护车来,然后一般一个医生两到三个护士,挟带简单的诊疗工具前来  时间视乎你打电话时的状态和病情描述。这些随车医护人员会对你进行一个 现场检查  当然我说的都是在不是很危重的情况下,然后决定是给你打针开药还是把你带走  带走的话,你就获得了俄罗斯医院住院部参观学习的资格;

    第四,关于住院。住院的时候吃饭也是免费的,虽然真的真的真的没什么你能喜欢吃的。不太重的病人去餐厅自己拿盘子吃,重一点的给你端跟前。我去的几个医院设施相对来说都比较老旧,例如抽血用的还是老式的那种大粗针管,不像国内相对大一点的医院都换成自动出血的那种针管了。可能是承袭前苏联而来。护士大妈居多,脾气一般不太好,但我见过的人还都不坏。另外我所知的医院都不允许陪床,即便住的人比国内的少很多。探视是每周有固定的几天,固定的几小时。过期不让进,但是可以通过护工给病人把东西送进去;

    第五,医生的医术。我个人和我的一些朋友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医疗在俄罗斯更像是一门技术。是的,也许医疗本质就是一种治病的技术,但是在国内,我们多少会觉得医生应当是慈悲和人性化的。医者仁心是我国一个很优良的社会共识。而在俄罗斯,你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你是一台哪里不对劲的机器,你的医生是一名检修你的工人。我说不好是哪里让人有这种感受,但是的确如此;

    第六,关于开药。在免费医疗范围内的药大多数都比较廉价,选择余地较小。不能说廉价意味着药效差,而是很多时候医生会给你单独写一张处方,告诉你去买哪种哪种药效果更好  有没有回扣我不确知,但就我所知很少有人在医院药房拿,大家一般去药店。俄国人用医保卡,我们用现金或银行卡。

    噢对了,俄罗斯医生是收礼物和红包的。大部分时候公民认为这种行为很普遍不会非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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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2 15:45:49 | 显示全部楼层
于财政危机而崩溃

    罗马帝国由于财政危机而崩溃的教训现在像一面镜子摆在全球一超独秀的美国霸权面前。当前美国这个危机的实质是:“全球最大福利国”与“世界宪兵”两者已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今后十年美国医疗保险费用将增加一倍,今后30年内美国联邦债务将会达到国民总收入的2.5倍,行家指出:19世纪列强如林的欧洲国家早已在“要大炮还是要牛油”(cannon or butter)问题上作出选择。

    美国当今军事部署完全承继了19世纪“强权即公理”的传统  美国军费开支不但占国民总收入4.3%,而且占全球国防经费总数的一半。奥巴马口口声声要使美国“更强”、“更安全”,心中深谙借债逞强毫无逻辑理性,但裁军却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第一任期间他视此为禁果,现在到了忍痛割爱的时分。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帕内塔已经提出今后10年内削减军费4870亿美元、军队裁员10万以上的倡议,引起强烈批评。国防机制既养炮又养人。美国负担尤为沉重。养人开支已达国防部基地经费的三分之一。如果美国军费不增、人员不减,到2039年国防经费就只够人员开支了。

    现在看起来,小布什发动的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大战争(奥巴马第一任也出了力的)简直是“毫无必要与毫无意义”,姑不论伊拉克与阿富汗遭到的生命财产毁灭以及美军的伤亡与慢性神经错乱对美国社会的恶性影响,光是美国国库花掉的冤枉钱(伊战8000亿加阿战6400亿美元)如果用到全球兴办学校、普及教育,那今天世界上就不会有文盲了,人类的素质就会不知提高多少倍了!古罗马帝国由于财政危机而崩溃的教训现在像一面镜子摆在全球一超独秀的美国霸权面前。当前美国这个危机的实质是:“全球最大福利国”与“世界宪兵”两者已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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