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城市，哪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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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忽如一夜春风来，“城市精神”如千树万树梨花开满了中国  假如梨花有灵，也许会找我打官司，起诉我侵犯其名誉权。那不妨换一个说法，“城市精神”的风行，就像流感突袭，一夕之间，令发病的城市纷纷蒙上了文明的口罩。口罩的外形，虽姹紫嫣红，其材质却大同小异，假如我们以“城市精神”打量城市的面目，会发觉首善之区如北京、中原重镇如郑州、江南碧玉如苏州、港通天下如宁波，好似孪生兄弟，尽管从地理、文化、风情上讲，四者原有天壤之别。

北京城市精神，美其名曰“爱国、创新、包容、厚德”，郑州曰“博大、开放、创新、和谐”，苏州曰“崇文、融和、创新、致远”，宁波曰“诚信、务实、开放、创新”，还有南京、济南、泉州等，“创新”二字，几乎无处不在，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反讽：既然号召“创新”，为什么城市精神却循规蹈矩、千篇一律呢：内容相似（“创新”、“开放”、“和谐”、“诚信”等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字数相似（不是八字就是十六字），效果相似  除了官僚和喉舌，大多城市人根本不知其所属城市的精神为何物，不信，你可以出一道选择题，考一个宁波人，贵乡的城市精神是什么，将北京、郑州、苏州、宁波四地的城市精神作为选项，看看几人能答对？

说到城市精神，我不由想起海明威对巴黎的描绘：“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这句应该悬挂于埃菲尔铁塔顶上的名言，曾经像午后的阳光一样击中了我，使我坚持认为，巴黎的精神，正在于“流动的圣节”。尽管“圣节”一词，有些语焉不详，更流行的译法是“盛宴”。但是，由此我知，一座城市的精神，应该是“流动”而非静止，应该是动态而非静态。当你企图用一束词组、一句标语提炼城市的精神，哪怕是最精深、最包容的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终归有限，流动的城市精神，如流水不腐，流向无限的未来。以有限约束无限，不是归于徒劳，就是破坏了可贵的无限性，将城市的未来限制于封闭的胡同。

且退一步，就事论事。我们所见的城市精神之生产，犹如从海绵里面挤水，问题在于，生产者手中是一块被严重污染的海绵，只能挤出些许污水。诸如“创新”、“和谐”等被掏空了内涵、斥为“假大空”的词语，与污水何异？如此贫乏的精神，用来命名你东奔西走的城市，最终必将使这块繁华的土地走向贫乏。所以，当北京的城市精神出炉，嘲讽、解构它的“精神体”随即风靡一时，公众评出的北京精神则是“烤鸭、豆汁，焦圈、卤煮”，正如天津精神为“煎饼、果子、多放、香菜”，济南精神为“大明、湖畔、雨荷、等朕”。以烤鸭对爱国，以豆汁对创新，这一场比拼，若由北京人用脚投票，前者必胜。而且，即使烤鸭取代了爱国，并不代表北京人不爱国  用眼下流行的话讲，这何尝不是一种“舌尖上的爱国主义”呢。

再退一步，我们热爱一座城市，与追寻这座城市的精神，尤其是官方所定义的精神，究竟有多大关系呢。我热爱美国的旧金山，仅仅因为，它有一家叫“城市之光”的书店，在我心中，这家从1953年就开始营业的书店就是旧金山的光源。我热爱捷克的布拉格，热爱它的悖谬，它曾同时诞生了两个非凡的作家：卡夫卡和哈谢克（《好兵帅克》的作者），从他们的写作风格来看，你怎么都不会相信，他们出自同一块土壤，然而这就是悖谬；它的人民曾使用一种喜剧化的方式推翻了独裁统治，如伊凡·克里玛所言：“布拉格的市民不是用刀剑，而是用玩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致命一击……这是迄今最近的，也许是最杰出的悖谬。”悖谬作为一种精神，犹如陈旧作为一种精神，乡土气作为一种精神，不太可能被官方纳入城市精神的政治谱系。然而它的确是布拉格的独特气质。因此，我们谈城市精神，也许应该提前追问一声：哪种精神。

同样不能忘记追问：谁的城市。大多时候，你只是城市的暂住者，只是城市精神的炮灰，只是“文明稀释”（此语出自宁波市文明办一位官员之口，指外地人稀释了宁波的文明程度）的因子。当城市精神定格为“开放、创新”，则相当于构筑了一道无形的高墙，你只能站在荒凉的墙外，看墙内笙歌鼎沸，纸醉金迷。说到底，这只是少数人的城市，正如那只是少数人的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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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城市：上海多项指标倒数

2012-08-15



巴黎拥有最多的美术馆（1046家）和公共图书馆（830家），分别是上海的五倍和两倍；伦敦拥有最多的博物馆（173家）、国际学生（99360名）和国际游客（1521.6万人/年）；而纽约的剧院最多，共420家；书店最多的则是东京（东京都），共1675个……

以上数据均出自《2012年世界城市文化报告》。受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委托，BOP咨询公司和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联合调查了全球12座代表性城市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情况，并于8月初发布《2012年世界城市文化报告》。受调查城市均是本国的最大城市，同时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文化中心，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这12座城市分别是上海、柏林、伊斯坦布尔、约翰内斯堡、伦敦、孟买、纽约、巴黎、圣保罗、新加坡、悉尼和东京，调查的内容共60多项。

柏林的人口（346万）和城区面积（892平方公里）远远小于其它城市，许多类别的文化场所的数量也较少，但人均数量却不输于其它城市。譬如，柏林的博物馆数（158家）比伦敦的少15家，但每十万人拥有博物馆数为4.6家，是伦敦的2倍多，这个密度同时十二个城市中最高的一个。

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每年的喜剧演出均为1万场左右，音乐演出在1.5万-3.2万场之间，遥遥领先其它八个城市。

上海的美术馆数量只有208家，不到巴黎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十万人仅拥有0.9家，低于孟买的1.2家和伊斯坦布尔的1.9家，只比约翰内斯堡的0.7家要多。上海的图书馆数为477家，仅次于巴黎的830家，但每人每年借书数仅为2.5次，大幅落后于任何一个西方城市。上海的影院银幕数为670块，也是仅次于巴黎，但是平均每十万人拥有银幕数仅为2.8块，平均每人每年只看一次电影，和孟买、伊斯坦布尔和约翰内斯堡的每年人均观影次数持平。此外，上海的公共绿地只占城市面积的2.6%，和孟买处于同一水平（2.5%），远远落后于新加坡（47%）、悉尼（46%）、伦敦（38.4%）和约翰内斯堡（24%），也小幅落后于人口密度更大的东京（3.4%）。

另外，上海的节日、庆祝活动、公映电影、公映外国电影、电影节和现场音乐场所的数量均位居倒数后两位。外国人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0.9%，这个比例也是十二个城市中最低的一个。

在全球化的大潮冲击之下，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变得单一。每个城市的贸易、商业和金融模式都趋向于雷同。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体现一个城市的性情，它才是令城市与众不同的主要原因。文化氛围的强弱无法量化，仅仅在文化场所和活动的数量上类比城市文化也是有所偏颇的。《2012年世界城市文化报告》的作者也强调，这份报告目的不是为了排名，并非为了认定哪个城市拥有“最牛”的文化氛围，而是为了了解文化在一个成功的国际大城市里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无法否认，这些文化载体的多寡能较客观地反映一个城市文化的生态。

即便如此，正如E.B.怀特所言：“纽约不是斯波坎乘以六十倍，也不是底特律乘以四倍。”城市的文化和精神并不能简单粗暴地“建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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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遥远：中澳城市大手笔有何不同

　　为期八天的“金考拉国际绿色食品之旅”凤凰名博澳洲行，每一天都被澳洲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侵润着。久违了的湛蓝天空，纯粹而纯净，看一眼就心醉。从早到晚的清新空气，无论城市和乡间，都一样沁人心腑。从墨尔本飘溢着咖啡香的大街小巷，驱车前往爱德琳葡萄酒庄，一路的景色像电影画面一样跳跃闪烁，时而大气，时而恬美。望不到边的广袤，是金黄色的牧场，自在漫步的奶牛，而间或出现的一棵棵造型乖张的树，犹如一幅幅风光明信片飞驰而过。


　　在澳洲名城悉尼、堪培拉、墨尔本，或点缀在山水中的风情小镇，或浪漫剧中的牧场林地，人居生活和艺术气息形影相随。澳大利亚就像一个绝美的画轴，令人怦然心动。无论阅读多少遍，都不曾厌倦。


　　澳大利亚灿烂的阳光、多元的文化、民主的政治，滋生了无穷的艺术灵感，让这里的建筑、街道、甚至美酒和美食，都散发着迷人的艺术气息。澳洲绝非“文化沙漠”，而是一个充满着创造和奇迹的文化强国。澳洲城市的大手笔地标建筑，以及如同珍珠般散落在澳洲各地的璀璨建筑，足见澳大利亚的人文底蕴、创新能力和科技高度，从中也不难看到中国城市的差距。


　　其一，最令人赞叹的，是澳洲城市地标的手笔。


　　澳洲城市地标的大手笔，不像中国“千城一面”，动辄比高比大，自诩“世界第一”，而是充分体现城市文化的包容性、创意科技的大手笔。


　　悉尼歌剧院，享有“世界第八奇景”美誉。既是世界著名表演艺术中心，也是现代建筑史上巨型雕塑式的经典作品，是澳大利亚人最引以为豪的象征性标志。半个世纪前，历经坎坷建成，就连建筑物的设计蓝图都曾经被丢弃在废纸篓里，工程1959年动工，到1973年建成，长达14年时间，解决了无数难题，耗资了上亿澳元，创造了世界建筑技术的多项奇迹。悉尼歌剧院坐落在海港大桥东南，突向大海的班内龙岬角上，晶莹洁白、半弧尖耸的外型，不管从什么角度看，不管从多远距离看，都像是张开的贝壳，绽放的花瓣，扬起的风帆。世界上著名乐队、剧团、指挥家、艺术家，都以能走进悉尼歌剧院演出而倍感荣耀，世界各地的人都以能在悉尼歌剧院看上一场演出而倍感欣悦。每年有2600多场精彩演出在此举办，每天的客流络绎不绝。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没有悉尼、墨尔本的繁荣，整个城市宁静平和。国会大厦随堪培拉首都山的起伏，雄踞于山中，山顶便是大厦的屋顶，隔着格里芬湖和战争纪念馆联成一线，成为堪培拉的标志性建筑。正是一个平和的城市，衬托出国会大厦的庄严肃穆。市民和游客可在屋顶俯瞰全城风光，把国会大厦踩在脚下，体现宪政下“人民最大”的权力谦恭。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文化重镇和体育之都，曾主办1956年夏季奥运会，承办一年一度的网球澳赛、一级方程式赛车澳大利亚分站比赛。全澳乃至全球都很有影响力的墨尔本杯赛马，每年都在墨尔本举行。世界顶级、首个全生态设计的墨尔本AAMIPark在两年前完工，将有更多世界体育重大赛事在此举办。


　　而国内一些城市地标，如歌剧院、展览馆，往往成了赶鸭子上架的政绩工程，或成了拍胸脯、充门面的首长工程，建成后不久就门前冷落车马稀。而某些体育场馆，则沦落到靠旅游门票维持生计，靠零星赛事和艺人演出来惨淡经营。


　　其二，最令人思考的，是澳洲城市规划的谋篇。


　　每一个澳洲城市，都如同“恰当地安放在大地母亲胎座中的城市”。


　　在悉尼，本地的自然环境和现代建筑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在悉尼歌剧院对面，人行道边是高高的沙岩护坡，而在马路对面，则是非常现代化的钢结构玻璃幕墙建筑。悉尼海湾中至少50个半岛，海湾水深150米，其中皇家植物园、歌剧院、岩石区、惠尼等都处于核心部位的半岛。其中的海湾有玫瑰湾、达令港等，都是规划得非常到位的场所。一条paranmatta河，东流入海，绕出了大小几十个半岛，造化钟神秀。


　　墨尔本是沿海大城市，城市并没有沿着海岸线布局。这条河的两侧，被墨尔本人悉心呵护，没有把密集的人流、车流引向河畔。市民在这公园般的河畔休闲，享受亲水的灵秀和韵味。河边有政府修建的烧烤台，行人可免费享用。那天在浓浓的树荫下，我看到一个家庭围坐在岸边，小孩趴在草地上去逗一只前来凑热闹的鸽子，那种“诗意的栖居”真令人感动。


　　首都堪培拉是一个内陆城市，既不靠海，也没有一条值得自豪的河流。但是，堪培拉在一个城市的尺度之间拥有一组高低合宜的山坡，经过规划师的大手笔，一个形状非常自然的人工湖成为城市的心脏，而周围的几个小山头上安放了国会和战争纪念馆，相互之间以轴线相连，成为一个人工自然的典范。


　　城市的特色是自然禀赋与场所精神的统一。澳洲城市规划，高人一筹，踏雪无痕，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和谐，那么生趣。


　　而在中国，趋同化已是当前城市建设一个可悲又不可逆的文化走向。千百年来风情各异的景象已不复存在，而经过再造的城市全都是似曾相识，甚至“千人一面”。城市母亲河，往往成为一个城市规划的浓墨重彩之处，商业、休闲、高端别墅之类，一股脑儿往河边集聚。“旧城改造”最大的动作是重新规划。所谓规划，最流行也最简便的方法是按照使用功能重新分割城市。样板是美国，在市中心造一个商业区和步行街，还有金融街、行政办公区、住宅区、旅游风情区，以及各种名目文化长廊等等。如此一来，城市原有的深厚而丰富的肌体，被强行“解构”，全都变得生硬、浅薄、单调和乏味。


　　更庸俗的是，国内城市总喜欢在城区中央修一个大广场，成了许多地方官员的“政绩时尚”。于是一个城市一个大广场，无一例外。广场上必有喷泉和一排罗马柱。谁也不知这种舶来的罗马柱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为什么偏偏都要造这么一排怪模怪样的柱子。有的地方连小小的县城也拆除民房，修建广场。这些广场修好后大都闲置无用。夏天酷日暴晒，冬天寒风回荡。


　　其三，最令人推崇的，是澳洲城市布局的眼光。


　　在悉尼塔旁边海德公园十八公顷，还有ROYALBOTANIC花园，数平方公里之巨。尽管市区的街道中间也有一些街道两边没有树木，但是整个城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花草香。这些公园以及墨尔本的400多个公园，都不是“拆违透绿”拆出来的，而是100多年前就以“反规划”的方式预留下来。


　　在澳洲人眼里，城市设计不能急功近利，要考虑的是让世世代代受用。他们在商业建筑、文化与遗产建筑、教育建筑、健康与老人保健建筑、居住建筑、科学与研究建筑、体育建筑、会展建筑以及城市设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拥有无数举世闻名的工程项目。可以说，澳大利亚城市，就是一个个建筑艺术博览园。


　　在中国城市，却常常出现因各种利益博弈而导致城市规划小鸡肚肠，或因个别领导脑袋发热而天马行空。最近国内某些城市高调宣布“百亿复古”、“千亿重造”，追求城市形象“穿越式改变”，看起来是城市形象“争光添彩”谋略，其实还是政府“脸面思维”作怪，仍然甩不掉“急功近利”的政绩浮躁与焦虑。


　　中国城市建设长期缺乏长远规划和科学合理方案，各地领导对城市建筑贪大求洋，相互攀比抄袭，多个城市聘请同一家建筑规划设计公司，同一张城市规划建设蓝图被用于不同的城市。虽然我们正处在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的商品经济时代，但打造出来的城市，却仍像计划经济时代的暖瓶  全国一个样。


　　其四、最令人敬佩的，是澳洲城市建筑的创意。


　　漫步澳洲的诸多城市，不由得让人惊叹这里建筑的宏伟、大气和独特。而这些建筑在彰显澳洲本土现代文明的同时，却又明显渗透出西方文明的气息。非对称的结构、不规则的立面，超常规冲突的建筑风格让人叹为观止。通过对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澳大利亚的建筑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在此次名博行考察的悉尼、堪培拉和墨尔本，高楼大厦不是城市的水泥森林，而是建筑的艺术森林。我在墨尔本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考察了市区横纵九条街，映入眼帘的是五彩缤纷、风格多样的高楼大厦。拍摄了上千张建筑照片，没有两幢建筑的外观一样。即便是华人餐馆和商店聚集的唐人街，街两旁建筑物大多超过半世纪，古雅却不沧桑，各有不同。


　　而在墨尔本、悉尼和堪培拉城区，我所见到的私家住宅，典雅屋舍之间渗透着恬淡美感。每户都有固定尺寸的土地、相近规模的住宅，但却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两所房子，聪明的主人和优秀设计师，把各自房子装点得各具特色。显然这都是早已精心设计的城市规划，又经由每家房主量身定做，是政府宏观规划与当地居民个性化生活的和谐体现。


　　而在中国，城市建设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城市成为国外鱼龙混杂的建筑设计团队的试验场。城市建设是最能体现领导政绩的形象工程，楼市是开发商的聚宝盆。在政府、开发商及银行的共同哄抬下，楼市一路飙升，继而又满眼迷离，几家欢乐几家愁，哪有闲心去创新建筑艺术？书记市长要在有限的任期内造出更多“政绩”，不顾地域特点和经济水平，毫无顾忌地大拆大建，代之而起的大多是粗制烂造、毫无特色的建筑劣品。最雷同莫过于摩天大楼，只要你今天造一个模样新鲜的，明天我也来一个。细长的、圆柱式的、尖的、金的、纯玻璃的、带旋转餐厅的，愈高愈威风，凑成一片更威风，看上去全是“国际大都市”了。即便是有天有地、傍山依水的别墅，也是一个模子复制一大片。


　　在国内某些城市，十几年前的地标，稀里糊涂就炸了，再建二零一二年的地标。不知这动辄上百亿打造的新地标，能活几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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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最令人感动的，是澳洲历史建筑的辉映。


　　澳大利亚建国只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悉尼、墨尔本，随处可见历经沧桑、保存完好、依然焕发无穷魅力的老建筑。历经岁月打磨，老的建筑从使用价值上会越来越贬值，但是从艺术价值来说，会越来越升值，甚至无价。老建筑是城市文明的活史书。


　　悉尼市政厅、维多利亚女王大厦、麦克里起尔夫人的椅子、墨尔本皇家展览馆、库克船长的小屋、唐人街、旧国会大厦、哥摩大宅等等，这些名胜古迹，伴随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融进澳洲当代城市文化发展体系，使其成为新的城市文化符号，在新的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金融街--哥林斯大街有“澳大利亚第一街”美誉，虽然是金融街，但街道毫不俗气，因为街道两旁还有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俨然一个活生生的建筑博物街。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护古迹是一个重要课题。同行的杨恒均博士告诉我，澳洲法律规定，超过60年建筑需要保护，如果业主要拆，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澳洲政府惜古如金，绝不随意拆毁，而以各种创意思维，老树新枝，延续老建筑的生命力。新旧建筑交相辉映是澳洲城市的建筑特色。往往在街边是旧房子，里面是高层现代化新楼，即使街边有高层楼，也往往不在街角。在金角银边的好地段，也常见有着历史风采的两三层高的老房子。街道特别是街角就显得具有人情味。这样的城市给人非常踏实、可亲的感觉。


　　在墨尔本大学附近马路边上，有一个小房子，是一间1910年建的厕所。它的内部已经过重新装修，但外貌依旧，不仅其使用价值依然，其艺术价值还在不断地升值。悉尼洲际酒店，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澳时曾在此下榻。临街的外观是一个古旧的建筑，但是内侧则建起一个高层的现代化酒店。


　　悉尼博物馆在原总督府的遗址上建造，推陈出新的时候，没有忘记在室内保留了一片原总督府的墙壁，这墙既是室内的展品又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而且，在室外广场和道路的铺装上还标记了原总督府的平面图，人们在广场漫步的时候，不经意低头就会发现历史已在脚下了。外墙做法从地面由下而上，立面材质由粗糙向精细的渐变，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样尊重历史的做法，不落俗套而且还耐人寻味。


　　同样的手法在新南威尔士州立美术馆中也得到体现。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建筑大胆组合在一起，强烈的对比是历史对艺术的诠释。由古典风格的入口进入，室内和新建艺术馆部分是全新的现代风格，新与旧的并存，让人感到的历史的前进，艺术的变革。


　　而在中国，已有4.4万座古建筑被拆毁，还有1万座古建筑属于危房。被拆毁的房屋很多属于国家保护性建筑。很多古建筑被拆毁的原因是为建路“让道”，为高楼“让地”。更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城市热衷重复修建古建筑，拆真建假，而真正的古建筑却真正被拆了。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当地旅游业时，会选择拆除这些古建筑，建造更符合现代社会娱乐休闲需要的山寨建筑。这样的山寨建筑，也许在某一段时间内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但是，赝品终归是赝品，不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世世代代留下的东西，被破坏殆尽，愧对祖宗，也愧对后人。


　　其六、五千年文明古国为何不及两百年新兴澳洲？


　　建筑是人类改造自然、完善人居、撰写历史的伟大行为。中国建筑艺术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秦砖汉瓦、隋唐寺塔、宋元柌观、明清皇宫以及皇家园囿、私家园林、牌坊城池、陵墓坛庙、特色民居，留下无数经典杰作。中国建筑、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为什么现代中国城市建筑，呈现如此不堪的乱象和萎靡的创造力呢？


　　首先，信奉官本，蔑视人本。澳洲城市建筑规划高瞻远瞩，精心打造，要让世世代代受用，而我们一些城市领导急功近利，只为乌纱帽负责，不为城市和市民负责，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我们的后代就在如此粗鄙而单调的城市建筑里，一代一代生活下去吗？


　　其次，应试教育，祸患无穷。中国从不缺乏优良的基础教育，但缺乏培养出创造型人才的能力。澳大利亚大学在建筑专业具有世界一流的教学优势，他们培养的学生不是千篇一律，而是个性十足，创作力勃发。悉尼大学、阿德雷得大学、迪肯大学、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等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建筑师，并在世界各地留下无数富有创造力和革新性的经典建筑。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水立方”，就是澳洲建筑师的杰作。建筑师是澳大利亚受人尊重的职业之一，而中国建筑师在大学成为教授赚钱的廉价劳力，毕业谋职成了开发商随意指使的专业工具。


　　再次，评价体系，丧失公信。评价奖惩体系，是国家对一个行业发展的价值导向。在澳大利亚，每年颁发一次国家建筑设计大奖，评选极为严谨和权威。获奖者作品堪称经典，驰名世界。而中国建筑界最高奖项是鲁班奖，每年评选一次，奖励100个，至今已有1614项工程获此殊荣。但有哪些建筑工程，堪称经典，享誉全国了？刚刚竣工不久的阳明滩大桥一段引桥发生整体塌落，导致车毁人亡。而中铁十三局集团四公司因阳明滩大桥，居然也申报了鲁班奖。这些利欲熏心的建筑后人，简直把鲁班气得死去活来。


城市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建筑是城市凝固的音乐。美好的城市一定会让人把灵魂托付给她。美好来自包容，来自自由，来自创造。离权欲和利欲愈远，则离美好愈近。唯有民主自由的现代城市，才能勃发无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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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的生活成本高过纽约？

2012-06-27 来源：文汇报 作者：王志平

2011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都已超过1.2万美元，根据有关资料估算，这大约相当于纽约市人均GDP的1/6-1/5。但为什么上海、北京的生活成本排名显著领先于纽约？令人费解。

其实，这是部分国内媒体在引用美世“全球生活成本调查”资料时粗枝大叶造成的误解，有的媒体则为了哗众取宠而肆意夸大曲解。

美世公布的“生活成本”，并非指各个城市里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而特指政府机构和跨国公司派驻海外人员在各个城市的生活成本。美世做这项调查，目的是为政府机构和跨国公司给派驻人员确定薪酬、津贴提供参考，调查报告拆零出售，价格不低。美世的调查涵盖全球214个城市，内容包括交通、食品、服装、家居用品、娱乐等200多个项目的相对成本，而住房成本是第一重点，因为这往往是派驻人员最大的一笔支出。需要指出的是，派驻海外人员对住房的地段、配置等要求一般显著高于当地居民，租金较高，因此一个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的房价对“全球生活成本”的排名位次有重要影响。另外，美世将各城市的生活成本按美元汇率折算，如果某城市所在国的货币相对美元升值了，那么它的排名就会前移。

除了美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调查公布过131个城市外籍人士的“生活成本”。好抓眼球的某些媒体，有意无意地在报道中淡化甚至隐去美世和《经济学人》调查的对象背景，造成误导。某媒体的报道标题居然是这样的：“生活成本相比，北京上海完胜纽约巴黎”。另一媒体报道的标题则是：“经济学人调查城市生活成本，活在上海比纽约贵”。这很不严谨和严肃。不同国家和城市的生活成本不能简单比较

将不同国家和城市的居民生活成本作比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首先，居民生活成本受物价影响最为直接，而城市间物价的全面综合比较是相当困难的。你可以说上海市中心的某个楼盘比纽约市中心的某个楼盘贵，但要说上海的房价比纽约高，就不能草率；你也可以说某种二手车纽约卖得比上海便宜，但要说纽约的物价总体比上海低，就不能贸然。其次，居民生活成本是与收入水平相关的相对概念，生活开销大未必说明生活成本高。在某个城市生活，收入是10000，开销是6000，而在另一城市过相近水平的生活，收入是8000，支出是5000，两城市生活成本孰高孰低？还真不能简单认定。第三，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居民的生活要求和生活方式差异多多，这直接影响对生活品质和生活成本的理解，当然也影响消费和生活成本的结构。

生活成本，无论中国与美国比较，还是上海与纽约比较，都不能忽视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和生活差异的综合影响。总体而言，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整个国家，还是具体到某些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与美国及其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因为一些海外机构派驻上海、北京的人员或外籍人士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开销较大，就据此声称上海、北京的“居民生活成本”高过纽约，显然是武断乃至荒唐的。

纽约市2009-2010年度的户均税前收入是78441美元（人均30170美元），户均支出58942美元（人均22670美元），其中消费支出为47452美元（人均18261美元）；在这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中，食品占14.5%，居住占40.4%，交通占16.7%，健康护理占6.6%，教育占3.5%。2010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38元，消费支出23200元，其中食品占33.5%，居住占9.3%，交通占12.5%，医疗保健占4.3%，教育占5.0%。上海和纽约的统计项目、口径和数据虽不完全具备可比性，但从上述数据中还是可以略见一斑  按汇率折算，上海的生活成本显著低于纽约。当然，一定的生活成本所对应的生活质量，那是一个需另外讨论的复杂问题。

像美世和《经济学人》，纵然有很大名气和影响，也颇具实力，但要它们担当起科学地调查、统计和比较“全球生活成本”的重任，无疑勉为其难。即使它们公布的派驻海外人员或外籍人士生活成本的调查排名，也不必太当真。

我国大城市生活成本攀升问题值得关注

我们不去细究美世“全球生活成本调查”的科学性，但其中显示的中国城市排名前移，却也值得关注。

与2011年的排名相比，今年上海和北京分别前移了5位和3位。在美世的调查中，上海在2008年的排名仅列第111位，2009年“迅猛突前”到第28位，2010年为第25位，2011年为第21位。美世分析认为，商品价格上涨加上人民币升值推高了中国内地城市的排名。此外，青岛（66位）、天津（72位）、沈阳（85位）、南京（94位）和成都（94位）在今年的排名均大幅前移  2011年它们都排在100名开外。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生活成本攀升难以避免。对此我们不应简单地采用行政等手段遏制这种上升，而应积极推进城市经济转型，使得居民生活成本的上升能够因收入水平的更快提高而抵消，使得企业商务成本的攀升能够因经营业务的扩大和利润提升而抵消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转型是保持城市活力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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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尴尬之七十四：酸楚的“普利兹克”


当下的中国，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的价值判断，很少会从理性出发，因为这需要相当的智慧与修养。凭感觉，“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简单的说，得过什么奖、拥有何种名，这才是引人注目的客观条件。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逮着机会就与名人合照、或通过媒体上镜头混个脸熟、上网伪造点击率、名片上一大堆头衔等等成为许多人制造知名度或抬高身价的普遍方式，而许多人也往往确实会因此成名。在诸多世人皆知的奖项中，“诺贝尔奖”以他的影响力和高额奖金成为国人心目中份量最重的东西。“奥斯卡奖”、“格莱美奖”也以名气大和娱乐性强具有很高地位，获得它会成为毫无疑问的标志性人物。在今年，一个叫王澍的中国人横空出世，获得了与上述奖项平起平坐的 “普利兹克建筑奖”。而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奖，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却还很陌生。

其实这种反映很符合中国现状，因为它专业性太强，文化含量太深沉，想娱乐是娱乐不起来的。在这之前的数十年间，王澍远离喧嚣，离群索居，自称为是：多年的孤独坚持，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集的业余建筑师。因为见证到“中国是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破坏得最彻底的国家，不仅是物质性的破坏，精神上早就破坏殆尽”而坚持着他的那份理想和责任。而在这个价值观迷失的国度里，他的作品曾被当做过反面教材，是“最丑建筑”的示范。而他的这次获奖，是中国人才“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中国是废铁，在外国是黄金的荒诞剧的又一次上演，也是“羊膻味”胜过“猪骚气”的不鲜案例。

当前的中国，说它是个“殖民地”并不为过，无论是外表或者内心。“崇洋”是衡量事物“档次”的不二选择。其实这是骨子里的奴性与自卑，加上由于愚昧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缺乏认知的原因所导致。建过初的十大建筑大多是苏联式的，今天矗立在地面上的“标志性建筑”无一不是洋人设计的。规划中的中国美术馆新馆，又请来了世界解构主义大师，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崇洋”本身并不是坏事，至少作为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让人难以否认。但区别在于对这种文明的关注是仅仅停留于表面，还是对它核心价值的真正理解。可悲的是，这里的“崇洋”只是一种失去灵魂的山寨模仿，是对西方文明的野蛮绑架和粗暴强奸，所建造的仿制品都是些让“洋人”看了都要发“羊颠疯”的东西。这种东施效颦式的作为，足以把“精神东亚病夫”的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成就”和“罪过”往往指的是同一件事物；“功臣”与“罪人”也往往是指同一个人。由于这里的历史始终是从一个误区又进入到另一个误区，所以出现了：文革中没有摧毁的历史古迹、人文遗产，在“现代化”建设中被摧毁了；文革中没有能力破坏的环境生态、自然资源，在GDP追求中被“强大的实力”破坏了。这一切都是在是打着“现代化建设”的旗号下“名正言顺”的合法摧毁，比文革破坏得更深入、更全面、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就是以这种否定过去，摧毁过去的方式创造着现在，今天又为几十年后的清醒创造着无尽的骂由和骂名，接下来的自然又是让后人来摧毁今天。“新中国”、“新北京”是最喜欢说的话，“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貌视充满气魄和胆略的“不破不立”，始终指导着以不和谐的方式来创造“和谐”；以糟蹋文化的方式来“传承文化”；以丑化过去的方式来“赞美今天”；以粉饰的“自强”来掩盖的真实的自卑；“长脸”的愿望往往是以“丢脸”的方式来呈现。脑组织的纤维化病变导致了思维僵化，不符合惯性思维的，即使是对社会有利的东西都极其抗拒，而真正需要的，能促进社会和谐的东西却又缺乏创意，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产品，生活质量上全方位无品质的国家，在自欺欺人的“幸福感”中陶醉着。

如果把现在的中国比做一幢大楼的话，这幢楼并不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座新楼，只是危楼重建。虽然说曾经有个“总设计师”，但更大意义上只是表现了改变这幢大楼面貌的愿望和决心。由于能力和国情所限，并没有从根本结构，基础设施入手作出科学，长远的规划。只是在原本封闭的老墙面上中开了许多新窗户，空气感觉比以前清新多了，光线也亮多了，看到了许多以前不曾见过的西洋镜，外立面也装了玻璃幕墙，显得很“现代”。由于“总设计师”已经不在，后任者也就只好干到哪儿是哪儿，甚至有时不惜拆了东墙补西墙，尽管看上去还是幢楼，但主体结构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和弊病，不能不说将成为今后的安全隐患。   

在日常设施方面，虽然“蹲坑”换上了“抽水马桶”，但由于下水管没有改造，所以经常堵塞。中国人向来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平时看不到的东西能凑合就凑合，尽管有时积水多了会淹死几个人，但水退了就没事了。如果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到底是啥样，只能说，它就是一个充满实足小农意识的“现代化”，是整体意义上低标准的农村城市化，说白了，就是乡巴佬穿西装  里土外洋。还象是一个外表正常的人却患有严重的失忆症，站在满世界简单模仿的西方建筑面前，过去的文化气味和历史碎片转化成了病态的心理障碍，人们在找不到自我的，非狗非猫环境里象SB一样的自我麻痹着。

“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发给中国人，就象是一对自以为是的中国父母由于无知把孩子当弱智，而外国人却发现这个孩子是天才，不知道能否让有些人因此感到尴尬而作出反省。这个奖和王澍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与官方和这个社会许多人的价值观凑不到一起，或者说完全不在一个语境平台，他的不同凡响与他们心中的频谱不相协调，有时候就显得曲高和寡、应者寥寥。尽管对各种著名奖项顶礼膜拜，但当这种突显文化，而又在浅薄的环境里出现的奖项，无论是颁奖者、还是获奖者、甚至是获奖者所在国，显出几份酸楚也许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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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里的历史始终是从一个误区又进入到另一个误区，所以出现了：文革中没有摧毁的历史古迹、人文遗产，在“现代化”建设中被摧毁了；文革中没有能力破坏的环境生态、自然资源，在GDP追求中被“强大的实力”破坏了。这一切都是在是打着“现代化建设”的旗号下“名正言顺”的合法摧毁，比文革破坏得更深入、更全面、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就是以这种否定过去，摧毁过去的方式创造着现在，今天又为几十年后的清醒创造着无尽的骂由和骂名，接下来的自然又是让后人来摧毁今天。“新中国”、“新北京”是最喜欢说的话，“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貌视充满气魄和胆略的“不破不立”，始终指导着以不和谐的方式来创造“和谐”；以糟蹋文化的方式来“传承文化”；以丑化过去的方式来“赞美今天”；以粉饰的“自强”来掩盖的真实的自卑；“长脸”的愿望往往是以“丢脸”的方式来呈现。脑组织的纤维化病变导致了思维僵化，不符合惯性思维的，即使是对社会有利的东西都极其抗拒，而真正需要的，能促进社会和谐的东西却又缺乏创意，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产品，生活质量上全方位无品质的国家，在自欺欺人的“幸福感”中陶醉着。.

“当前的中国，说它是个“殖民地”并不为过，无论是外表或者内心。“崇洋”是衡量事物“档次”的不二选择。其实这是骨子里的奴性与自卑，加上由于愚昧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缺乏认知的原因所导致。貌视充满气魄和胆略的“不破不立”，始终指导着以不和谐的方式来创造“和谐”；以糟蹋文化的方式来“传承文化”；以丑化过去的方式来“赞美今天”；以粉饰的“自强”来掩盖的真实的自卑；“长脸”的愿望往往是以“丢脸”的方式来呈现。脑组织的纤维化病变导致了思维僵化，不符合惯性思维的，即使是对社会有利的东西都极其抗拒，而真正需要的，能促进社会和谐的东西却又缺乏创意，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产品，生活质量上全方位无品质的国家，在自欺欺人的“幸福感”中陶醉着。”

.读大学时，老师曾说过一段话，印象一直很深，“在美国，只要一栋房子超过50年，房主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保护；超过100年的房子便列入保护文物，政府负责房子的修葺、维护的费用。”而在中国，一百年以下的房子根本没人管，而且近现代中国的房子存活不了100年。解放初期，毁了一批文物，50、60年代破四旧又毁了一批，改革开放后，随着房产热，建国后新建的还不到50年的房子又被推到重新再盖过，悲哀~~现在举目望去，只能看到90年代盖的房子和清末民初前的房子，那么当中的100年去哪儿了？？特别是建国后的60年所造的一栋栋建筑在轰隆隆地铲车中消失了。
一个国家的建筑史，就这么被活生生地割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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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华丽香港的背后
    每一个大城市都像一件华美的大衣，大衣里可能也都长满了虱子。对一个过路的客人而言，他不太有机会翻开大衣，看见衣缝里密密麻麻的虱子，但是，大衣扣不严整，里头露出不怎么好看的破絮，却是大城市的常态。在万商云集的纽约，到处可见眼睛红肿全身酸臭的男人，裤裆的拉链坏了，脏骯的毛发露出来，脚上趿着别人的鞋子，手里拿着喝空了的酒瓶。在开阔大气的莫斯科，每一个街角都有拽着长裙的吉普赛女人搂着睡着的孩子街头乞讨。孩子永远是睡着的，使你怀疑他是否被喂了药。在官气十足的北京和灯火辉煌的上海，无家可归的人用各种眼神看着你，逼你毫无退路地看见他的一无所有，也看见你和他之间险峻的阶级对立。在台北，这个带点文人的懒散气质的城市，你得特别到夜市里或地下道，才能看见几个少了腿或胳臂的人坐在地上用头磕地。



　　香港的“大衣”华丽得不寻常。中环的大楼有的雍容优雅，有的气派恢弘。内部装潢讲究设计的艺术美感，外部大楼和大楼之间的细节衔接，讲究实用效率，整个城市基础建设的完整和绵密，可能是世界第一。如果只看表面，台北跟香港比起来，像个初初进城的乡下村姑，刚刚学会抿着嘴擦口红。



　　然而任何初到香港的人，走在中环高楼与高楼所形成的深谷窄巷里，都不会不看见她们：很瘦，很老，用那布满老人黑斑而且青筋暴起的手，推着很重的东西，她们的背脊因为用力而弯曲。都是祖母或曾祖母年龄的人，做的却是苦力的活，沉默地穿梭在高楼的阴影中。这是香港一景，只是观光手册里没写。



　　做为过客时，不理解为什么外表如此高贵华丽的香港会有这一面，好像一个全身皮草、珠光宝气的人脚上穿着塑料拖鞋，露出脚指头，指甲缝里全黑：这些被人们轻蔑地称为「垃圾婆」的老妇人，曾经为人妻，她们的丈夫在哪里？曾经为人母，她们的子女在哪里？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历史过程，使得她们在体力最弱、生命最末的阶段里，不能在家里做慈祥的奶奶，却在街头做牛做马挣一口最后的饭？



　　住到香港来了，我逐渐明白，“垃圾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里：



　　在香港，六十至六十九岁老人中，每十五位有一位要依靠政府的救济金生存。七十至八十四岁的老人中，每五位有一位要靠救济金生存。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四个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在香港，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每两位就有一位活在贫穷线下。



　　数字不说明全部，但是它总在复杂的一团黑暗上打上一道光，我不再惊奇，为什么，在富裕的香港，每到冬天慈善机构发放救济米时，会有上千的老人勾偻着背天还没亮就来排队，排上几个小时之后又总有几个老人家在拥挤的人群中晕倒，为了一袋五公斤的白米。我也不再惊讶有很多香港老人住在“笼屋”里──一张床，锁在一个竹笼里，就是他一生的家当。我去看望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他住的是比“笼屋”阔气的“板屋”，木板隔出的四公尺平方，没有窗。公用厨房里脏得可怖，进入“板屋”，空气令人窒息；但是床以外的空间，竟然一落一落布满灰尘的全是古书：史记、后汉书、资治通鉴、全唐诗、苏轼全集、韩昌黎全集。问他最喜欢谁的文章，老人低着头说，「韩愈」，我同时听见天花板上老鼠隆隆奔窜的声音。



　　如果老，而且还是个女人呢？



　　在香港，从八十年代起，服务和金融业取代工业成为主要经济命脉，以往稳定的劳工工作由零碎的散工、外判工、临时工替代，产生出大量的工时超长而工资超低的工作，集中在非技术和低增值的行业领域里。在这类非技术的工作人口中，女性几乎占了百分之六十，而这些女性的工资却只有同工作的男性员工的百分之五十三。临时工除了工作时间长，还得不到法定的劳工保障。



　　在香港，七十七万多个女性的主业是家务，只有九万三千个男性是“家庭主夫”。家务的操劳，可以做一辈子，但是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社会福利，更没有社会地位。



　　在香港，月薪低于五千元的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月薪超过一万元的，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女性。



　　巷子，因为楼高而显得深不可测。老妇人的推车上堆着一大迭废弃的压扁了的厚纸箱，推着推着纸箱就散落下来摊了一地；她弓下身来一只一只捡。我也蹲下来帮着，然后我们合力将纸箱固定，用绳子绑紧。她又摇摇晃晃一跛一跛地推着车向前走。那是一个穿着黑色唐衫的老妈妈，脑后梳着发髻。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渐行渐远，想着，这样的发髻啊，老妈妈，是应该簪着一朵乳白色的玉兰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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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华丽香港的背后”？
我发现
龙应台还是儒家思维！
幻想着天下大同 其实就是共产主义！
说白了，天下大同，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平均主义！

任何一个社会
只要是自由经济
都会有穷人富人
就连世界上最伟大的美国
也还是有街头流浪汉！

一个社会的福利是怎样形成的？
就是富人的税金接济穷人
其实这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劫富济贫
你要自由，必然要接受没有某些福利的特权
你要福利，必然要接受丧失某种自由的特权
但是我们华人社会有一种最奇特的现象
就是又要自由又要福利
大多数所谓的民主斗士们是既要分享富人税金的福利，又要享有富人的自由
这跟所谓的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天下大同没有任何分别！

事实是
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富有，我纳税多，我享有更多的自由
你贫穷，你福利多，你要让出部分自由
但中国的平均主义者（打土豪分田地）们却拒不承认这些
也无法接受这些！

综上所述
中国的儒家思维们，也就是天下大同的思维者们
认为社会有贫穷就是不公
就应该平均，天然就应该富人们付出（你若不付出我就平均了你）
正是这样的思维，令到中国几千年不停的轮回，平均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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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巍青：大城市的长距离家庭

2012.11.02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42期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冲击和拆解。它使个人与家庭结构“脱嵌”，把个人从家庭关系、社区肌理和文化传统中“拔出来”，然后嵌入到全球生产链条的某一个位置上。


在一次两岸学术交流会上，认识了一位台湾学者。她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性别研究，其中一个项目是访谈那些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研究他们的“长距离家庭关系”，以及他们与大陆女性之间常常发生的“亲密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若不是碍于场合严肃，我还想说，本地市井的八卦话题如“包二奶”、“一国两妻”等，原来可以做成“亲密关系”研究，好有启发哦。

当然这是开玩笑。其实我由此想到的是，与台商群体对应的另外一面即农民工群体，应该也可以这样去研究。农民工远离家乡外出打工，他们的家庭关系也是被距离拉开了。

那么拉开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举个例子。有一段时间，满大街都是移动电话的广告。画面上，农民工用手机问候远方的爸爸妈妈，还表现出一脸的幸福。其实谁都知道，真正幸福的是手机厂商与电信商。他们要推动手机普及，可是农民工不是商人，没有那么多应酬；广告就是在“长距离家庭关系”上做文章，给他们创造出需求。家庭成员面对面的亲密关系，现在变成了远隔千里的“电子亲密关系”。

如果以为技术进步多好啊，帮助人们克服距离障碍，密切了家庭关系，那就真是被广告洗脑了。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实现技术进步，首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远离家庭。远离家庭的工人才有可能日夜加班，其产品例如手机的产量才能提升，价格才能下降。然后，远离家庭的工人才需要大量消费手机，市场才能扩大，利润才能增加。说到底，这是一个“私家不幸商家幸”的故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冲击和拆解。它使个人与家庭结构“脱嵌”，把个人从家庭关系、社区肌理和文化传统中“拔出来”，然后嵌入到全球生产链条的某一个位置上。这样一来，个人就变得“个体化”了，他们没有家庭和其他组织作为依托，完全是个体面对一切。而工厂只需要精力旺盛、眼疾手快的青壮年劳动力，也就是仅仅抽取人的生命中的某个片段加以利用。在这个意义上，人也被碎片化了。

个体化和碎片化，使生产过程变得“轻盈”，易于调度和操控。有一则轶事说，乔布斯脑子里对苹果手机产生了新的要求，他的副手立即带着样机飞赴深圳富士康，当晚10点，在宿舍里休息的工人就被召集出来，在流水线上日夜赶工，拿出了更加完美的样品。相比之下，美国工人不可能这样做，他们每天都要按时下班，过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家庭生活。

农民工成为全球生产链上的轻盈要素，这是一种噩梦般的剥夺与灾祸吗？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个体化对于农民工来说，有三重涵义。首先，它意味着农民工从传统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在流动中增加了工资收入，还见了世面。渐渐地有些农民工还知道，一身自由、拔腿就走，可以成为对付老板的手段。

其次，个体化意味着风险。没有家庭的依托和支撑，没有国家制度的保障，个体便毫无屏障地暴露在风险面前。而农民工流动的路上，风险和陷阱无处不在。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中，远方的家人鞭长莫及，只慢一拍，便阴阳永隔。这就是长距离家庭关系中蕴含的风险。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边缘人群整体的社会心理，会逐渐充满了紧张、焦虑、纠结，甚至歇斯底里。

最后，从农村中脱嵌出来的农民工，会积极主动地将自己“再嵌入”到新环境中，最常见的，就是在轻盈流动状态下寻求两性间的亲密关系，这当中，既包括真诚的爱情和家庭建立，也包括各种商业化的性交易，还包括一种中间状态，即临时的性伴关系、频繁更换的性伴以及多性伴关系等等。各种基于地域老乡关系而形成的网络关系，也是明显的例子。

这一切加总后的效果，是对传统家庭的孝道观念和两性关系观念构成冲击。进一步地，它也对职业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带来影响，其长远效果尚难预测。考虑到农民工是几亿人的年轻群体，只能说，要了解中国社会的未来变化，这是一个必须观察的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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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殘殺貓隻之數百年血腥歷史 中世紀末期，當基督教的勢力掌控歐洲大陸之時，貓的神聖崇拜迅速變成歷史，而且立即變成強烈的對立，貓被基督教視為非基督教神靈的象徵（如上文所說，貓是古埃及的神明，是基督教的異邦神），是撒旦的寫照，是邪魔的化身。在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卡通或電影，常被大眾描繪為邪惡女巫的身邊，總有一隻黑貓或自己可變成一隻黑貓．然後在黑夜中從事各種的邪惡邪魔活動。不管是人是貓，不管兩者的關係為何，女巫與貓都是撒旦的寫照，都是邪魔的化身，必須受到審判及殘殺！ 約在十四世紀開始，羅馬的教皇就不斷的強調貓是與惡魔聯繫在一起的「非基督教的邪惡動物」，亦因為如此，貓正式開始了被基督徒殘殺的時期，為時長達數百年之久，基督教徒把可愛貓兒推向走投無路之景： 每逢盛大的節日裡，基督徒都會以各種的方式把貓殘殺至死，以示成功殺掉「撒旦／魔鬼」，而增加自身對神的使命感，及為盛大節日增添歡悅，亦表示對其所相信的神一種高度的尊敬。例如：基督徒會把貓從教堂的塔頂上扔下去，把貓活活的摔死；把貓掉到火坑或火堆中，將其活活燒死；把貓活活鞭策至死，以示對「撒旦／魔鬼」的憎恨及厭惡；泡一大碗水，然後把貓放入碗中將其活活溺斃至死； 基督徒用各式的尖利硬物割開貓的喉管，然後在所割開的喉管位置塞進鐵器，使其呼吸道感受到無比的辛苦，再硬把舌頭擠出來然後割掉，最後將其再吊起讓貓辛苦地慢慢死去; 如基督徒夜裡外出，巧遇一種小貓，他會用盡各種的殘忍手法把這種貓殺害掉，若留活口或使用的方式不夠殘酷，則是對基督教神明不尊重和不崇敬； 基督徒把殘殺過後的貓屍體堆砌在建築物的牆邊，用作阻止其它邪魔入侵，以惡攻惡，以邪攻邪； 把殘殺過後的貓，取其餘下有用的器官，用作製備藥物。

    歐洲黑死病的罪魁禍首之一 相信大家對歐洲中世紀時的黑死病也不會過於陌生，它是人類史上最嚴重的瘟疫之一，這場瘟疫造成了全世界約 7500 萬人死亡的驚人數字，在黑死病於歐洲的爆發時期，當時約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口總數也是死於黑死病！ 聰明的讀者們，文章看到這裡，相信也會發現中世紀時基督教於歐洲對貓的殘殺及與同樣是中世紀時發生的歐洲黑死病之間的千絲萬縷關係。基督教對貓的殘殺足足維持數百年，使得貓隻在歐洲幾乎絕跡。 當老鼠沒有了貓這個天敵後，兩者的生物鏈便會斷裂，老鼠便能藉此大好時機於歐洲大肆橫行。鼠疫的滋生及快速的蔓延，造就了黑死病由來的至佳條件－－這亦是當今科學及考古學界解釋黑死病來源的著名鼠疫理論。 結語 今天，可愛的貓兒已再次成為了眾多家庭的一分子，是人類的得意寵物。筆者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也養著貓，但我很想問問各位養著貓的基督徒們，你們配養貓嗎？貴教對貓的殘殺史實在讓人毛骨悚然，貴教亦因對貓殘殺而造成了黑死病的肆虐，殺死了當時三分之一的歐洲總人口。今天你選擇了相信此宗教，當然貴宗教亦絕不會告訊你這個駭人的真相，但筆者在此真切的希望你張大雙眼看看你身邊可愛的小貓，然後再看看貴教的可怕的殘殺歷史及於今一切埋沒真相的謊言。你們配不配養貓，請自行評審！

    參考書目: [德] 雷納．科特文；[德] 萊納．茨格、弗蘭克．克里門特圖，高建中譯，《神秘的貓》，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8。 Cohn, Samuel K, The Black DeathTransformed: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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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野牛大屠杀

    19世纪，美军允许大量屠杀美洲野牛，这些牛头骨正等着被加工成肥料，用于美国中西部的农业生产。这场大屠杀“有效地”抑制了美国野牛的数量增加，据估计，从1800年到1890年，美国野牛的数量迅速从大约6000万头减少到750头。
在东方文化里，虽然也吃肉食，但从来没有将屠杀动物转化为一种工业。

鲸油，曾经的石油

    在电被用来照亮我们的房屋和街道之前，美国照明的主要来源是鲸鱼油。在那时，由于人们没有找到替代品，整个世界的照明供给，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几乎完全地依赖捕鲸行业。

    随着美国内战爆发，使得鲸鱼油的需求量大幅度地增加，而供给却急剧下降。人们每天所议论的只是鲸鱼油价格的上涨，抹香鲸鱼油从1823年的43美分一加仑涨至1866年的2.55美元一加仑的天价，人们甚至节约晚上阅读的时间，以此来节约费用。鲸鱼油的高价使得人们开始减少对鲸鱼油的使用，各种“节能灯”被相继发明，并且人们纷纷开始保存鲸鱼油。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件事却很少有人注意：当鲸鱼油的价格一路上升的时候，企业家开发替代品的动力也上升了。在欧洲，从煤里蒸馏出来的煤气突然成为一种经济上可行的替代物，由此引起鲸鱼油的需求量大幅度下降。随后宾夕法尼亚州又发现了石油，那些追逐利润的商人们受到莫大的鼓舞，纷纷努力去开发廉价的能够提炼原油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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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年波兰原牛灭绝，1780年太平洋辉椋鸟灭绝，1876年福岛胡狼灭绝、1860年南非斑驴灭绝，1914年北美旅鸽灭绝，1948年澳洲袋狼灭绝,1952年加勒比僧海豹灭绝，1964年亚洲冠麻鸭灭绝……难怪联合国的一位官员说：如果达尔文活到今天，他的工作可能就会集中于物种的讣告，而不是物种的起源了。.

墓碑上所列的有巴厘虎1937年、里海虎1980年、爪哇虎1981年，实际上世界上的虎只有一种，繁多的名目都是亚种及亚种以下的分类；类似情况还有狼，狼是一种原产北美及欧亚体型最大的犬科动物，亚种变种很多，墓碑上就有：纽芬兰白狼1911年、德克萨斯灰狼1920年、喀斯喀特棕狼1940年……京北雾灵山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设立与这里是猕猴分布的北限有关，这里曾生息着猕猴的一类：直隶猕猴，可叹80年代后猴迹消失，现在日本猴成为世界分布最北的猿猴了。

世界上61个热带国家中，已有49个国家的半壁江山失去野生环境，森林被砍伐、湿地被排干、草原被翻垦、珊瑚遭毁坏……亚洲尤为严重，孟加拉94%、香港97%、斯里兰卡83%、印度80%的野生环境已不复存在。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2-11-5 17: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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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应有“零乞丐”的野心
发表于：2012-08-29 13:22:34
        佛山市近日出台“禁止乞讨者在公共场所出没”的城市容貌标准，我不太认同。虽然我多年来一直坚持反对儿童乞讨，但我不认为，城市应完全拒绝成人乞讨者。毕竟，全世界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彻底解决乞讨问题，就人类目前发展水平看，城市不应有“零乞丐”的野心。

　　无论国家有多富，城市有多发达，都难免有穷富之分。穷者一旦落难，就很有可能被迫乞讨，处于社会最底层，但他们同样是城市的组成部分。虽然他们的行乞会给其他市民带来一些不快，也给城市治理带来难题，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城市对他们都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多大程度上理解与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境遇，决定了这座城市包容与同情心的最矮短板。

　　把乞讨者赶走，并不意味着这座城市就没有穷人，或不得不依靠乞讨为生的人。谁没有落难的时候呢！“禁止乞讨者出没”，照顾了城市市容，却丧失了人情，城市也将失去应有的魅力。更何况，虽然我国有专门的法规条例严格禁止儿童乞讨行为，但并未出台类似文件禁止成年人行乞。只要他们没有违法行为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行乞不应被禁止。为了城市“容貌”而禁止乞讨，就像为了皮肤光滑而遮盖每个毛孔一样，既不可能，也不健康。

　　事实上，任何处于转型期、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国家，都会必然出现一些甚至很多乞讨者。因为城市化加速会产生贫富差距，乞讨者也会随之出现。除了生活所迫之外，一些人也可能以此作为职业，还有一些人以此作为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这都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正常现象，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城市管理者，都应对此抱有开放的态度。

　　禁止乞讨者出没，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管理者对城市定位、权力运用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曾几何时，我们一想到建“文明城市”，就是街边小店关张，报亭关闭，流动小贩消失，农民工被驱赶，这种现象在骨子里折射了一些城市管理者忽视对城市弱势群体的基本关怀，忘记了很多时候弱势群体、中低收入阶层才是城市良性运行的基石。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经在很多国家实现了没有大规模乞讨者出现的成就。“半城市化”的中国也基本实现了这一点。但就目前的发展状况看，乞讨者不可能禁绝，这是城市管理者必须要正视的客观现实。事实上，向乞讨者提供更多有效的社会救济与收容场所，才是让城市容貌变得更美的法宝，也是让城市变得“更有面子”的良心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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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1月07日11:04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我有话说
　　城市竞逐

　　“资本、土地这些资源要素的竞争是过去30年间城市竞争的主线。因为它能够比较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北京报道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这样一段话：“不同国家有激烈竞争不难明白，但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有像中国今天所见到的激烈竞争，历史上没有出现过。”

　　这位花白卷发、经常语出惊人的学者认为，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过瘾精彩，是今天经济增长大有可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这种竞争的动因，见仁见智。香港大学的许成钢用了一个术语：“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翻译成中文就是“分权式威权制”。

　　他解释，“分权式威权制”的特点是在行政、经济控制权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这种体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超出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理论范畴”。

　　无论原因如何，最近一二十年间，提升本地竞争力已成为地方官员的主要施政目标。又有研究者在“竞争力”前面加上“综合”二字，使之统领一切单向度的排名、指数，带有“榜中榜”的意思。

　　一些地方大员就像跑道上的运动员，不分昼夜地辛苦竞逐。而正是这种不止歇的内部竞争，造就了今天中国城市的方方面面---从大广场、宽马路、摩天楼、新小区，到这些年日益流行的湿地、文脉、幸福感、软环境。不论是弹是赞，中国的大小都市乃至小城镇，都已历经剧变。

　　“选手们在竞争什么？”“竞争力如何构成？”“什么因素真正影响竞争结果？”观察这场还在进行中的竞赛，剖析这一系列问题，不仅能勾勒出中国城市走过的道路，也助于更加清晰地预见中国城市的明天。

　　“解放思想、黄金万两”

　　在中国，城市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瑜亮情结”几乎在每个地区都有实例。不过，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研究员倪鹏飞认为，以资源为目标的竞赛，是最近30多年来的事情。

　　倪鹏飞同时是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组长。这项研究因为权威而细致地描述了中国城市竞争的现实图景，于2005年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在1978年改革大幕开启之前，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竞争，更多围绕着中央倡导的一些概念、指标而展开，极端的如“放卫星”、“大炼钢铁”等等。至于资源，在强硬的计划经济框架下，由自上而下的整套体系来分配，城市自主竞争几无更多空间。

　　直到改革开放启动，资源渐渐解冻，可以自由地跨地区流动，竞争环境才开始形成。

　　比如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开始跑去广东。包括北京、上海、珠三角以外的所有城市几乎都动用行政手段限制本地人才流出。

　　1995年，经济学家胡鞍钢曾经对特区政策提出批评，认为珠三角短期内腾飞的根本原因是在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政策上的倾斜使沿海城市迅速发展。

　　这与今天对大城市的战略倾斜较为相似。

　　整个90年代，胡鞍钢都致力于对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地区差异进行研究和评点。在这个时期，中央对地方的分权让利改革使地区差异愈发明显，也让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时代来临。

　　“通过分税制等一系列改革，城市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倪鹏飞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主掌一座城市的官员必须积极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因为除去固定上缴的税费，大部分增收将留在地方。

　　于是，竞争从传统“摆成绩”变成了经济数字对抗，“这种竞争包括资源、资本、资金、市场的竞争，但归根到底还是关于经济发展优势的竞争。”倪鹏飞认为，说到底就是地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竞争直接而激烈。比如在高利润的烟酒行业，外地产品不得在本地销售或课以较高税费。经济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也由此而始。

　　总体来讲，资本和资金一度成为竞争最激烈的要素。中国城市外源型的发展模式使其必须得到投资来推动经济，特别是在发展初期整个国家都面临资金紧张的状况下。

　　90年代末，倪鹏飞的博士论文就以城市竞争为主题，“有两个结论，第一是资本，第二是思想观念。当时有句话叫‘解放思想、黄金万两’。”

　　在他看来，招商引资其实具有丰富含义：它不仅是资本的吸引，还包括技术、人才、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等的引进和吸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乃至于今天，项目投资规模仍是衡量招商引资成效的核心标准。“这是90年代前后城市竞争的最主要内容。”

　　在中国，每个地方几乎都流传着一些关于招商引资的经典故事。比如市长在公路上截下本来要去邻市的外商、把最能喝酒的干部调到招商引资部门等等。

　　为了给投资者留下好印象，城市面貌的竞争也剧烈起来。比如说“迎宾路恋爱症”---自从90年代机场在中国的城市普及，每座城市总都要有一条堂皇的迎宾路，要么与机场高速接通，要么直接连接机场，它具有景观大道的特征，大多是整座城市最宽敞的道路。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的名句说：“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从这个角度看，“迎宾路”可以说是一座城市面向来客的第一次亮相，满含“一见钟情”的热切期待。

　　“全面竞争”时代到来

　　2012年，致力于城市竞争力研究的第十个年头，倪鹏飞及其团队对2002年至今的中国城市竞争力变迁进行了总回顾。

　　“可以用时间来分析各因素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变化。”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卜鹏飞对本刊记者说。

　　他撰写了“城市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这个章节，用计量研究显示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城市竞争力的大小。

　　他说，这些因素对竞争力的影响本是客观现象，但城市政府往往在认识到这些变化后主动采取措施，使其成为一种主动竞争，促成“全面竞争”时代到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发生在21世纪最初几年。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上海的“173计划”。当时上海为了适应制造业承接转移，把降低成本试点园区的规划用地面积从67平方公里扩大到173平方公里，并对园区内的重点新增企业进一步加大税务支持力度。

　　“173计划”被认为引发了长三角城市的“全面竞争”。各个城市负责人一方面纷纷表态不怕上海的强力措施，另一方面则在全国推进招拍挂制度的同时，推出“零地价”等措施。

　　在专家看来，“全面竞争”实在是各个城市的无奈之举。历经20年改革开放，来中国内地投资的已非港台地区的“三来一补”企业，而是拥有完整投资评估系统的世界500强企业。热情的招待和“联络感情”很难撼动这些企业的投资取向。

　　“全面”还代表着竞争范围的扩展。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加入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城市竞争；全国区域平衡战略的提出，使“特区”政策驱动力衰减，珠三角不得不与中部城市乃至西部城市争夺资源。

　　不过，对资源、资本、市场等的争夺，主题未变。

　　在倪鹏飞看来，新世纪以来，城市竞争中最具转折性的是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全面施行。

　　从这时起，土地成为城市竞争的关键因素，城市规模的扩张、拆迁改造等表象竞争，皆由此而来。

　　“招拍挂让土地价格迅速上涨。”倪鹏飞说，它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财政收入结构。一家工厂几年、十几年上缴的税收，恐怕还不及一块土地的售价。

　　一个城市的土地还有多大扩展空间、多大改造空间，成为一种无言的竞争资源。

　　“资本、土地这些资源要素的竞争，是过去30年间城市竞争的主线，因为它们能比较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倪鹏飞总结说。

　　人才和政府管理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最大

　　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统计系统，城市竞争力研究不仅揭示了影响因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主政官员的关注度，或者说，他们认为城市竞争的锦标所在---人才、基础设施、科技等等。

　　研究结果显示了一些积极变化：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由硬条件向软实力转变，基础设施和开放度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呈下降趋势，而政府管理、科技、人才、资本等的贡献度进一步提高，在提升城市竞争力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