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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谁的城市,哪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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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7 14:11:12 | 显示全部楼层
换句话说,过去城市依靠硬环境和外部因素的改善来提升竞争力。而如今,数据显示,人才和政府管理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最大。

  卜鹏飞的统计表明,2011年,科技、资本、人才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已从10年前的第6、第4和第3上升到第4、第3和第1。

  他认为,这一方面显示了城市领导人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也显示城市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差距在增大,因而它们“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

  基础设施、经济结构和开放程度的影响,则从第1、第5、第7下降到第5、第9、第8。

  在基础设施、资本、人才、科技这些比较宏观的一级因素之外,课题组研究细化了各个子因素。

  2002年,对中国城市竞争力影响最大的5件事是:人文国际化、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经济体系健全度、科技转化能力和政府推销能力。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城市有更多跨国企业、更好的道路和更全面的政策法规,它就会在锦标中占得先机。

  10年后的2012年这个排序是:科技转化能力、经济区位优势、市内基本基础设施、金融控制力和政府推销能力。

  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下降了一位,但它曾在2006年下降到第六位。也许此后影响力的反弹,与经济下滑后巨大的基建投资拉动存在一定关系。

  卜鹏飞对人文国际化因素排位下降的解释是:历经30年改革开放,各地开放程度都已达到一定水平,互相之间差距较小,同时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攀升,导致外资日益谨慎。

  区位影响从2002年时的第9位一路上升。与人们的期望相反,除了广州对周边城市和海南、福建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外,北京 天津、上海、南京 杭州 苏州、深圳这样几个区域金融中心,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均为负向。

  也就是,假如一座中小城市位于环京津地带,它恐怕需要更大的努力来克服区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府推销能力一直处在重要位置,它在2006年甚至还排在市内基本基础设施之前。作为其组成部分,“城市营销”和“城市品牌”等名词炙手可热,竞争愈演愈烈,让城市主官们为创意绞尽脑汁。

  当然,排名靠前的因素往往也说明各城市在这些问题上的差距越拉越大,使其更大程度地影响城市竞争。

  这大概可以在城市口号中得到体现。

  此外,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科技转化能力、金融控制力的提升,显示了中国城市形态的进步。而令人遗憾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竞争的关键内容。

  至少过去十年城市的发展方式转变收效甚微,经济结构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较低。对过去294个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考察发现,综合技术效率显著提升的仅有三成。

  西部城市的迅猛崛起也体现了这一结果。十年来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竞争力提升明显。在综合竞争力跻身前50名的城市中,资源型城市占24%,其中西部地区超过40%。

  研究报告警告说,“虽然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竞争力提升明显,但只是在GDP、财政收入等短期显性指标方面增长明显,城市可持续发展机制并未完全建立,未来在资源衰退期和枯竭期的发展受限。”

  在倪鹏飞看来,中国城市还未进入全要素生产力的竞争。

  要害的元素为何贡献率下降

  尽管“生态城市”、“宜居城市”近年来被许多城市树为品牌,但它对城市竞争力增长的贡献,从2002年的第9位下降到2011年的第11位。

  “我们觉得,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下降。”倪鹏飞说。

  与之相关,城市竞争力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显示出一个有趣的结果:城市建筑和景观优美度在2007年比2003年提升超过30%;此后持续下滑,到2010年下降了大约20个百分点。

  如果仅从数字分析,这与中国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雷人标志性建筑”倒是有些切合。

  由街区清洁度、山水环境、建筑布局和谐度、建筑和景观优美度等组成的生态环境,在2007年达到高点,2009年后出现了较大回落。在城市街区清洁度方面,2009年的数字比2002年还要低一些。

  还有调查数字显示,人们认为,2007年之后政府的规划能力在下降。

  一些更层次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比如,人们一致认为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经济制度、企业管理等,对中国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影响仍然有限。

  总之,在这十年中,“经济结构调整在各城市普遍比较缓慢,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推动作用下降。经济制度、企业管理和生态环境的贡献度一直比较低。”卜鹏飞总结说。

  “十年来我们在制度层面、企业层面的变化、改革不是很大。”倪鹏飞觉得,因为城市竞争要素的变化,上述因素在城市竞争中的重要性不如改革开放的前20个年头。

  即便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企业管理的贡献也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这与90年代末期以来企业改革进展不突出有很大关系。

  基础设施的影响虽然在下降,但它仍是过去十年城市竞争的主要环节之一。

  与这一情况相互参照的是另一个结论:以城市领导任期为横轴,城市竞争力为纵轴,我们会得出一条倒V型的曲线。

  在任期之初,城市领导人会不断推动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但较长任期之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不太显著。

  研究者认为,出现这样的曲线,主要原因是官员们一直习惯用投资来解决城市的发展问题:在短期内将经济水平提升到新阶段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

  但是,正如开放因素一样,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备,这一因素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也会越来越小,在GDP指标上也是如此。

  如果从人均GDP角度看,2002年金融资本和基础设施的贡献最大;到2011年,后者的贡献能力已经从第2位下降到第8位。

  竞争如何走向竞合

  竞争造就了城市。但作为总结而言,倪鹏飞的团队认为,过去十年间的城市化,无论是自身表现还是产生的影响,都还不够健康。

  所谓“不够健康”在学界已有共识:人口不完全城市化,土地过度城市化,城市体系失衡。虽然影响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人大量涌入大城市,但由于行政分割等原因,拥有最强竞争力的大城市很难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这个过程更倾向于纯粹的竞争,缺少竞合。

  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包括,粗放的城市化经营方式、过度的土地经营和城乡分割制度等,还包括过度倾斜的规划。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大城市严重倾斜的背景下,过去十年出台的国家层面、区域层面的规划、政策,都将重点更多放在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上。

  不过对于许多问题,倪鹏飞认为要一分为二地客观分析。比如地铁等基础设施虽然快速增长,但中国的许多城市仍然为基础设施不足的窘迫所苦。

  这又牵扯另外一些更为复杂、深刻的因素:比如效率、利用率等等。30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建成区膨胀了4倍,人口仅增加了一倍,为何还会出现越来越拥堵的城市?

  问题似乎进入了连环套。

  倪鹏飞认为,进入城市社会的中国,城市正越来越强有力地主宰着国家的未来,城市整体竞争力也决定着国家竞争力。

  “分析中国城市竞争力格局及影响因素的变化,能够帮助中国各级决策部门认清中国城市所处的位置与环境,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

  当然,最终结果是帮助城市主官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的驱动力量和发展规律,使竞争本身更为健康。
 楼主| 发表于 2013-2-6 10:28:31 | 显示全部楼层
盘点古代7大绿色节能建筑,古罗马用地热取暖(图) (2013-02-06 06:43:20) 转载▼
标签: 陆伟古代节能建筑雾霾it分类: 芦苇 IT科普

   能环保近年来是人们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大气日益恶化的今天,近些天雾霾肆虐,更是唤起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其实早在80万年前人类都有环保的概念,他们使用生物燃料、聚集太阳能生火造热,美国土著人利用温泉这种可再生的地热资源来烹饪和治疗,甚至还有种猜测,古埃及人是借助风力建造的金字塔。从希腊、罗马到波斯、北美,这七处古老时代的遗迹创造性的使用地热、水力、风力和太阳能,至今都让人为之赞叹。
1、古代罗马的保温浴缸

古罗马人用地热能源直接为水加热来沐浴和取暖,特别是在像声名狼藉的庞贝那样的城市里。这些热能工程局限在特殊的位置,如苏威火山周围有接近地表热岩浆存在的地区。罗马人还使用热力差制造冰,在开凿的凹面灌满水并在白天盖住,晚上就会结冰了。
2、古代罗马重力水渠

罗马人很多著名作品都是庞大、精致的建筑和工程,其中一项重力水渠至今仍在使用。这些水渠已不仅仅是古代管道奇观,它们还是早期使用可再生水力进行工业生产和生活的范例。古罗马人已掌握水力采矿技术,水被用来勘测、碾压、清洗矿石。
3、古代波斯风车

已知最早的风车设计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古代波斯,那里的人们曾经使用风车碾磨粮食和抽水。将芦苇捆绑在一起做成相互垂直的浆,使其围绕一个中心轴旋转。小心地放置外墙,从而确保风力能驱动潜在双向系统向预期的方向移动。当然,在航海中使用风力发电早于风车的发明,但是这些风车是已知最早使用风力用自动替代手工进行日常劳动的装置。
4、古代波斯通风冷却系统

波斯也是一种最为复杂的通风冷却系统的诞生地,这种已存在二千多年的系统设计简单高效,甚至可以与现代高科技的同等设备相媲美。将空气压差、结构取向和活水结合使用,这种风力捕捉器有助于在苛刻的沙漠环境下调节日夜温度。
5、耶路撒冷地下管道

古城耶路撒冷坐落于高海拔、远离地表水的位置,一万五千年以来,那里的人对地下水和其他难以获取的隐蔽水源相当依赖,现在那里仍存有公元前十二世纪建造的地下管道。水资源再利用系统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的。污水被保存在水槽中并用来冲洗废物,这很像当今的下水道,但它还能在节水灌溉的同时保存过滤的微粒为周围土壤提供肥料。
6、古代希腊城市


就像当今西方世界一样,古希腊人燃料短缺,所以他们开始思考怎样设计建筑以最大限度的在冬季获取并保存热量。他们开始为整座城市和其中的建筑物定向,这样朝南向的房屋能在一年最冷的时候捕捉阳光。罗马人最终还进一步改进房屋,给窗户加装玻璃以保持聚光所得到的热量。
7、美国科罗拉多州太阳能指示器

所谓悬崖宫殿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梅萨维德国家公园,它是北美同类型悬崖屋中最大的。曾经居住在那里的人以多种方式围绕太阳生存。聚落上方巨大岩壁提供的太阳能防护只是一个范例。他们还为了实用和宗教目的在关键位置(如二至点)筑造建筑物作为特点时间的太阳能指示器。(编辑/陆伟 2013.2.5)
 楼主| 发表于 2013-3-15 13:56:45 | 显示全部楼层
秋风:社会的关键在“社”
来源:中国经营报

  “社会”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儿,可是,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弄清这一点,恐怕就找不到社会建设的正道。

  这里不准备对社会一词的语源进行学术性分析。只想从一种民俗说起:社火。至少在北方,比如关中乡村,年纪大的人都看见到过社火,那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春节娱乐节目。

  社火一词中的社与社会一词中的社是一回事,还有社稷一词中的社。什么是社?《白虎通义·社稷篇》说:“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一一敬也,故封土立社。”郑玄注曰:“后土,社也。”社就是祭祀土地之宗教场所。在古代,达到一定规模的居民点都会立社进行祭祀。因为社是居民点的中心,反过来,人们又会称呼这样的居民点为社。在某些节日,人们以社为单位,“击器而歌,围火而舞”,这就是社火。

  社会一词的含义也就呼之欲出了。社会一词的重点在社,社就是祭祀土地之所。人们可能自己的家里祭祀祖先,而祭社则是全体乡民的事情。为了祭祀,全体社内成员必须共同筹集祭社的祭品。这一天,所有人都走出自己家,卷入公共生活中。也就是说,社创造了一个全体居民会聚于一堂的机会,这是乡村最为重要的公共场所。

  这就是社会。社会就是人们因社而会。人具有相互离散的倾向,社则让人们聚集在一起,从而过上最为完整的公共生活。这是触动人们精神最深处的公共生活,因而是一种公共性最强的公共生活。

  拿社火来说,社火需要人员,需要资金,这些要素需要组织,需要基层的自治。支持社火的就是高度组织化的乡村公共生活。没有社火,人们可能相互离散,但社火创造了公共生活空间。有社火的乡村,就是有自治的乡村。

  祠堂的社会功能也在于此。到唐代,以社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结构瓦解,取代它的是祠堂中心的社会生活模式。司马光、二程、张载、朱子等儒者对中国社会发育做出之最大贡献,就是创造或者说完善了祠堂制度。宋明社会之基层民众是由信奉儒家理念的士绅来组织的,社会组织之制度依托是宗族,宗族之权威在祠堂。祠堂供奉祖先牌位,祖先崇拜是人们彼此联结的主要纽带。祠堂就是乡村公共生活的中心。在这里,人们共同审议、决策乡村的公共事务。没有祠堂,乡村社会就没有公共生活。没有公共生活,就不可能有乡村自治。

  比较一下今天的北方乡村与南方乡村,就立刻可以明白这一点。东南沿海地区,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好,祠堂保存较多,或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复建较多。因为有精神凝聚中心,故这些乡村就有公共生活。因此,其自治程度也就较高。反之,在北方,传统文化被冲击严重,祠堂保存较少,二十世纪中期被毁灭之后,大多数未能重建。在这些乡村,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公共生活。因而,这些乡村的治理也就比较糟糕,公共品供应严重匮乏。比如,道路无人修造,垃圾无人清理,贫困户得不到邻里相助。这些年,北方乡村社火习俗衰微,根本原因就是乡村公共生活瓦解。

  当下中国城市社区面临的根本问题,与北方乡村类似。

  过去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迅速推进,过半人口已生活在城镇。按照各国经验,未来城镇化人口或会达到八成。然而,在城镇,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不存在“社会”。

  二十世纪中期,城市还是存在社会的,大约有两类:第一类,传统居民区的胡同、巷弄或院落,此间居民有较密切而经常的联系,尽管其组织形态大大地不同于乡村。第二类,政府建立的机关、事业、国有企业单位人员及其家属聚居之“大院”,其间人们的联系也较为紧密而稳定。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城市进行大规模开发,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严重破坏:胡同巷弄被成片拆迁。一些大院仍残存,但由于代际更替,其间居民关系趋向疏离。新增城市人口则居住于新建之商业化住宅小区。这些小区目前被称为“社区”,但其实,这里没有社,因此也就没有社会。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陌生人群体,人与人之间没有稳定而经常的联系。社区几乎没有什么公共生活。没有社会,人就是离散的,很难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少组织也就试图推动社区自治。政府则提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理念。这些努力是可贵的。但在进行这些努力的时候,需要思考,社会建设关键在哪儿?恐怕要真正重视“社”这个字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3-26 14:22:57 | 显示全部楼层
吴祚来:洛杉矶是伟大的村庄
  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遇到一位从大陆来的年轻人,二十多岁的样子,他告诉我,自己不想在洛杉矶长待,因为这儿太清静了,一点不热闹,他要到纽约去。

  我却喜欢洛杉矶,因为它根本不像大城市,倒是特别像一个无限铺开的开放性的村庄,举目望去,几乎看不见一座高楼大厦,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住在独立屋或连排屋内,独立屋布满谷地与山峦,掩映在树林中间。一般人家要去买菜寄信或上医院,开车得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到商业区才能完成。这里天天买菜是件奢侈的事情,一般人家都是一周买一次菜。

  洛杉矶的城市化,可能在全世界都罕见,并不是说它花了一百多年时间,任何城市的形成,都要在时间长河中自然成长,洛杉矶的罕见在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镇或乡村化的巨型城市。它拥有一千多万人口,但你走到哪里,可能都有乡村的感觉。

  城市是需要的产物,古代的城与镇从字面上看,它是统治者的需要,而当代城镇,则应该是市民生活的需要。城市是谁的需要,决定城市的建设与规划以及价值。无数的古代城市成为废墟,或因为自然的原因,或因为战争的原因,还有经济的原因,当我们的地方政府执意要将农村过渡到城镇化之时,我们说,地方政府有将农村城镇化的冲动,农民希望住到城里,那么,新建的城镇如何发展与实现保障?在自然生态中,农民有田有地有水有柴火,对市场的信赖非常之小,田园生活某种意义上也是诗意的栖居,当农民住进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而原来的土地也许被开发或被集中经营,城镇病将由此发生,城镇就业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

  一些常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并没 有策动城镇化,但已城镇化或城市化已高速发展,问题不是农民愿意不愿意进城,而是这些已经进城的农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市民待遇,新一届政府要做的,是如何使已经进城的农民,得到市民待遇,譬如孩子们的教育平权、外来工的市民待遇、生活低保与养老保障等等。

  城镇化是市场的事情,还是市长的事情?新任总理李克强说,政府要把市场的事情还给市场,政府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城镇化应该交给市场看不见的手来发展,政府要做的是平权与保障。

  面对即将开展的中国乡村城镇化运动,我想提醒地方政府的是,应该学习世界各地先进的城镇化经验,譬如洛杉矶。洛杉矶的发展,对中国城镇化的借鉴意义在哪里?

  第一是其散状平面式发展:洛杉矶除了县城有一些高大建筑,其它建筑均是二三层,无论是商业建筑还是民居,一律不允许建成高楼,普遍的解释是洛杉矶处在地震带上,低矮的木制建筑有利于防震抗震。但这种民居建筑在洛杉矶大震前就已形成模式,家家户户多是独立屋,前有草地后有花园,当然包括可容二三辆车的车库,还有不少人家建有游泳池。占地面积一亩左右,小户半亩地,中产以上的人家,多是一二亩甚至有更大的庭院。许多华人家庭在庭院里,不仅种了多种水果,还种了各种蔬菜。我希望中国的城镇化中的家庭,是洛杉矶这样的模式,鱼骨状沿交通要道散式扩张,因为中国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将来土地完全不是稀缺资源,如果简单地让农民住进水泥楼房,农民失去了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也失去了一定程度的自给能力,使农民失去居住的幸福感。简单的节约土地资源是伪命题,土地是服务于人的,人在土地上诗意地栖息,只会使土地更具生命力与价值。想象一下,如果洛杉矶上千万人口都集中到大楼中居住,洛杉矶空余出来的土地就能创造出巨大的价值?这种价值对市民来说,能增加幸福感?

  交通:洛杉矶铺得如此之大,交通如果不畅通,就会极大减弱城市的效率,我们看到,洛市有几十条高速公路纵横穿过城市,不像北京那样的环状,以市区为中心,造成诸多的拥堵,洛市免费高速通道,一般通行时速均可达百公里以上,这样你无论住在哪里,一个小时之内基本可以到达。与任何一个城市一样,上下班高峰时段高速路拥堵,但在非高速路上,道路网非常密集,因此畅通无阻。中国的新城镇建设,应该先把快速交通设计好,再建设城镇,这样避免重复建设与拆迁。

  精神与文化家园:洛杉矶的教堂比银行还多,许多新移民在陌生的国家举目无亲,教会会为新移民提供政府无法做到的心理支持,甚至救助,而教会的活动对提升一个城市的道德水平意义深远,宗教不仅使人们心灵得到安慰,还使社会道德体系有了神圣性,这是其它教育方式无法达到的效果。中国也有丰富的宗教文化传播,儒释道加上基督教,在新的城镇精神文化生态中都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市民的文化与教育更应该成为城镇建设核心内容之一,洛杉矶县下属几十个城市,每一个市政厅边上,都有一个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有免费的电脑上网,每次可以借书十本左右,还书时直接放到还书架上,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度之高,超乎想象。图书馆里有对市民办的免费电脑学习班,社区大学里市民可以交很少的经费,去获得学分,直至达到大专或大学毕业水平。当然,修这些学分,还可以有目的地为将来获取职业资格得到知识基础,譬如考公务员、会计师、房地产经纪人等。

  教育平权: 城镇化应该与教育平等联系起来,甚至应该将幼儿园教育到基础教育系统联系起来,美国为什么在基础教育上相对平等?根本原因是美国将地产税中相当一部分划拨给本地基础教育,这样地价高的地方,教育经费充足,学区好,刺激经济与改善教育完美地统一了起来,学区好只是学生在统考中的成绩好而已,而在享受基础教育免费与大学考试方面,还是一视同仁,只要在学区之内,哪怕是租房,均可以得到上学的机会,甚至包括外国游客,本地区的生源在本地区的大学上学,可以得到巨大的优惠(外地生交学费约为本地生学费三倍,如果外地生四万五一年,本地生约为一万五左右)。原因很简单,因为本地生家庭是本地纳税人,本地大学有本地税收支持。教育平权背后,是经济贡献的平等,这样的公平,更体现正义性。

  养老与低保:洛杉矶家家都住在玻璃房子里,我们看不到一户人家在玻璃窗户上加防护网,但我们很少看到有人家被盗,这与城市生还保障有关,生孩子多的人家,如果人均收入达不到标准,那么就可以领取低保,如果老年家庭收入低、存款达不到一定标准,那么就可以排队,去住全免费的养老公寓,医疗费也是全免的。失业者当然也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一个有保障的社会,才是真正可持续稳定安全的社会,也使每一个城市人享有人的尊严。人住在城市里,不是目的,住在城市里得到保障,有人格尊严,这才是幸福的基础。

  城镇的规划与设计:每一个城市最初的建设都有随意性,但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进入现代城市之时,规划与设计不可或缺,多少人口得有一所小学与中学,多少人口得有一个公园与图书馆、剧院,水源与垃圾处理、经济依靠与可持续发展,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房子如何建筑,到洛杉矶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家住在别墅一样的独立屋中,独立屋既形式各异,但却保护总体风格一致,每家每户可以自行建筑房屋,既可以在政府提供的建筑图中找自己需要的,也可以自行设计,但要专业建筑师签名,并得到政府专业人员审查通过,曾有一位华人购买了二个相邻的独立屋,想改建成一个大的建筑,但政府不通过,原因是,你太突出了,影响整个社区建筑风貌。

  公民与市民:新城镇应该是公民自治的城镇,传统乡村社会有长老们维系村风民俗,调节民间争讼,而在洛杉矶这样的巨型大城镇,长老社会不存在了,人们不仅依靠法律,还依靠宗教组织,更依靠民选的议员,在调节政府与百姓权益方面,民选议员起着缓冲调节的作用,民意的上传下达,官员的监督制约,公权力的限制、城市发展规划等等,都要靠真正的民选议员,所以,中国的城镇化,要有伟大的“底层设计”,中国乡村民主选举都快三十年了,怎么也得到了乡镇一级的人大代表与城镇镇长的直接选举的时代了。村民如果不能成为公民,就可能成为真正的市民。
 楼主| 发表于 2013-5-28 17:58:34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植荣:这些世界著名城市为何由盛转

作者:刘植荣

   

    中国政府网2013年5月24日发布信息,国务院同意并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包括“研究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年内会出台。

    城市化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文化问题。如果规划不当,就会发生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它即使不会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通过研究工业化国家城市化进程,可以让我们在规划城镇化时更具前瞻性。

    何为“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

    人类经济活动,无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从游牧生活,到定居下来开垦田地,组成村落,这是人类为了自身安逸的自然选择。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让产品有了剩余,这就需要把这些剩余产品拿到一个地方去交换其他产品或货币,由此产生了集市,并演变成城镇。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动力,农业人口涌向城镇,城镇就扩张成为城市。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一些城市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污染问题、交通拥堵问题、就业问题,等等,这又逼迫市民逃离城市,使城市人口下降,空置建筑增多,经济萎缩。这种现象就是“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

    英国利物浦: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利物浦是通往英国的港口大门。19世纪初,通过利物浦港口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0%,利物浦成为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1830年,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开通了城际列车,交通的便利让利物浦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商贾云集,利物浦很快繁荣起来,其财富总值超过了伦敦,被誉为是“欧洲的纽约”。但好景不长,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利物浦遭到灭顶之灾,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高达30%,成为英国最高。

    紧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利物浦遭到德军80次轰炸,2500名市民被炸死,市区几乎一半房屋被炸毁。二战后,虽然房地产业重新火热起来,但依赖外贸的利物浦,当英国工业品出口风光不再时,也就断了利物浦的不少财路。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利物浦的支柱产业造船业急剧萎缩,失业率再次成为英国最高。城市大片区域荒废,杂草丛生,基础设施闲置,很多公园、道路、学校、医院、商店和住宅缺乏必要的维护,到处是破败的景象。到外地谋生的利物浦人,一张嘴就遭到歧视,对方一听是利物浦口音,就知道是落魄之人。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利物浦人口为466400人,而1931年的人口普查则为846101人,人口下降了将近一半。

    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欧盟在2000-2006年也为利物浦提供了救助基金,但这些救助措施效果并不显著。利物浦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之上,死亡率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50%,人均寿命全国最低,肺癌发病率全国最高,有三分之一的家庭申请住房补贴或房产税补贴,三分之一的在校儿童符合免费就餐条件(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支付餐费)。

    利物浦是工业革命的先驱城市,铁路、大西洋海运、有轨电车、电力机车等都是在利物浦发明的。这里还产生了“甲壳虫乐队”等众多世界知名音乐团队,吉尼斯把利物浦命名为“世界流行音乐之都”。 2008年,利物浦还与挪威的港口城市斯塔万格一起,被命名为“欧洲文化之都”。利物浦有丰富的建筑遗产,2004年,利物浦市区有几个区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利物浦是个伟大的城市,但它确实衰老了,就像一个衰老的伟人一样,给人的感觉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楼主| 发表于 2013-5-28 17:59:18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底特律:“汽车之都”成“美国最悲惨的城市”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底特律的船运、造船业和制造业快速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底特律的黄金时代,被誉为是“西方的巴黎”。

    1896年,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租用的一个车间里制造了他的第一辆汽车,后来,威廉·C·杜兰特、道奇兄弟、帕卡德家族、沃尔特·克莱斯勒等也相继在底特律成立汽车制造公司,使底特律成为世界的“汽车之都”。

    汽车制造业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各地移民涌来,使底特律成为美国的第四大城市,1940年,底特律人口占密歇根州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重创底特律汽车制造业,由于汽油价格上涨,让汽车销量锐减,工厂大批裁员,底特律开始萧条了。

    根据1950年的人口普查,底特律市区有1849568人,而2010年的人口普查还剩下713777人,60年间人口流失了61.4%。白人和中产阶级迁移到郊区居住,让市区更加荒凉,市区的房地产急剧贬值,甚至出现了标价一美元的住房出售。

    美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房产税,大量房屋被废弃,这导致税源流失,同时,经济萧条让市民收入下降,有30.5万房屋主人因收入低免除房地产税,有77个街区每个街区仅有一户居民交房地产税。政府财政吃紧,无法支持公共治安、消防、公交、学校、清洁、照明等公共服务系统,不得不中断一些街区的街道照明,这更加剧了市区人口向外迁移,住房空置率不断攀升,形成恶性循环。2013年2月,底特律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最悲惨的城市”。

    经济形势恶化、废弃建筑增多导致犯罪率升高,底特律连续4年是美国最危险的城市,被称为“犯罪之都”。2011年,底特律每10万人中有48.2人死于谋杀,59.8人受到性侵,695.6人遭到抢劫,每1000名居民里就有62.18人有犯罪前科。2008年,密歇根州的谋杀案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底特律,而此时底特律的人口仅是全州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犯罪率高导致生活成本增加,例如,底特律的汽车保险费是美国最高的。

    底特律2013年的财政赤字为3.27亿美元,长期公债余额为140亿美元。2013年3月14日,密歇根州长宣布了底特律紧急财政法案,试图把底特律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

   

   

    德国莱比锡:由“繁荣之都”到“欧洲最脏的城市”

    早在15世纪,莱比锡即成为德语地区的出版和印刷中心。1835-1840年,莱比锡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传统产业是印刷业、图书贸易和贸易展览会。自1914年起,莱比锡每年定期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

    1933-1935年,国家社会主义者上台后,取消了工会组织,逮捕工会领导人,使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德国纳粹反犹太人行动),莱比锡有成千上万的犹太市民被驱逐或被抓进集中营,流失了大量技术人员和资本,莱比锡的经济基础受到重创。

    二战后,莱比锡成为东德的第二大城市。在20世纪50-60年代,政府在莱比锡上马了一批化工项目,但不久遭遇了石油危机,这批项目宣告失败。从此,莱比锡的经济仍靠劳动密集型的煤炭开采等传统产业支撑,但这种粗放型经济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莱比锡成为“欧洲最脏的城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莱比锡的城市建筑老化,同时由于许多化工企业排污严重,市区生活环境恶化,导致大量市民迁移出市区到郊区定居。同时,街头经常爆发市民示威,抗议政府上马的一些项目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柏林墙被推倒后,莱比锡市民潮水般地涌向西德地区,使莱比锡人口锐减。在经济转型期,私有资本对经济结构进行了重组,淘汰了产能落后的企业,莱比锡走上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工厂大批裁员,市区到处是空置建筑。1930年,莱比锡人口为70万人,现在仅有54万人,莱比锡这个一度的“繁荣之都”成了“鬼城”。

    从2002年开始,保时捷和宝马这两大汽车制造业巨头在莱比锡投资设厂,创造了就业岗位,加之莱比锡与周围几个社区合并,这使莱比锡人口开始缓慢回升。

   
 楼主| 发表于 2013-5-28 17:59:55 | 显示全部楼层
俄罗斯伊万诺沃:城市化最终毁灭了城市

    1871年起,伊万诺沃因纺织业得到快速发展,被誉为是“俄罗斯的曼彻斯特”。由于纺织业从业者多为女性,伊万诺沃也被称作是“新娘城市”。

    苏联时期,伊万诺沃的纺织品产量占苏联纺织品总产量的50%。纺织企业女工比例高达90%,这造成伊万诺沃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单身母亲人数增加。政府不但没有认识到这个社会危机,反而以此为荣,称这是“苏维埃妇女独立自主的成功面貌”。

    伊万诺沃的经济在停滞了几十年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彻底崩溃,纺织品市场很快就被土耳其和东亚竞争者占领。1998年伊万诺沃工业总产值只有1980年的20%。从1990年到2001年,伊万诺沃纺织工人的数量从41300人降到14400人。1998年,伊万诺沃的失业人口达到1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9%。

    失业率升高的直接后果就是居民收入降低。2004年,伊万诺沃的人均月收入是1987卢布(56欧元),低于贫困线标准(59欧元)。伊万诺沃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98年为31%,1999年为64%,2000年为76%,2002年为82%。伊万诺沃市的人口持续减少,1989年人口普查为481042人,2002年人口普查为431721人,2010年人口普查为408330人。

    计划经济的典型特点就是不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凭领导主观意志决定经济政策,制定经济发展蓝图。苏联时期,政府大力推行城市化,使人口过快向城市集中,远远超出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萧条城市在几年内从7个飙升到93个。

   

    城市化越早的国家,萧条的城市就越多

    英国利物浦、美国底特律、德国莱比锡、俄罗斯伊万诺沃曾是世界赫赫有名的城市,现在,它们都变得萧条冷清,工业化国家城市发展史告诫了我们什么?

    从以上几个例子不难判断,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越早的国家,萧条的城市就越多,萧条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人口数量下降。城市的萧条首先发生在英国,随后是其他的欧洲国家,继而是美国和日本,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萧条的城市。

    根据德国城市建筑学者蒂姆·里耶涅茨的研究,伦敦作为世界第一大都市长达100年之久。从20世纪初开始,伦敦人口持续衰减。1901-1981年,伦敦中心区人口下降了45%,很快,伦敦的人口下降遍及整个城市,1939-1991年,大伦敦人口下降了22%。

    二战后,美国也出现了人口下降城市,其势头超过欧洲工业化国家。1950-1960年,美国萧条的大城市有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华盛顿等38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和意大利也加入了萧条城市行列。

    从1950年开始,世界萧条城市的数量大于城市化城市的数量,在1960-1990年间,萧条城市数量增长了一倍,而城市化城市数量只增长了约60%,大多数萧条城市在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超过10万人口的萧条城市美国有59个,英国有27个,德国有26个,意大利有23个。

    根据联合国城市化展望,世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1950年占29.4%,1970年占36.6%,2011年占52.1%,2030年将占59.9%,2050年将占67.2%。2011年,发达国家的城镇人口占77.7%,预计到2030年增加到82.1%,到2050年增加到85.9%。2011年,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占46.5%,预计到2030年增加到55.8%,到2050年增加到64.1%。可见,未来的城市化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

    根据美国人口学家的分析,207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历史峰值的92亿,之后会逐步回落到83亿人的平衡点。城镇人口的峰值将出现在2070年,为70多亿;农村人口的峰值出现在2000年,为30多亿。

    可见,全球城市化将在2070年前后结束,在这之前,世界范围城市化和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同时进行,发达国家萧条城市会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萧条城市也会普遍出现。

    单纯为促GDP增长强行推行城市化,无疑是一种灾难

    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如果错误判断经济形势,制定的城市化政策失误,就会导致后城市化时代的萧条,这比经济危机带来的萧条危害更大,时间更长久。例如,根据密歇根州的法律,居民有权自己确定土地的使用,政府不干预,也无需征求临近居民的意见。这就导致一些商店、娱乐场所等迁移到土地更便宜的郊区,抽走了市区的经济活力,让市区萎缩。

    城市萧条与产业结构密不可分。如果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搞商品中转城、汽车城、出版城、纺织城、化工城、金融城等,一旦这个行业出现危机,就会让一个城市的经济崩溃。所以,城市发展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考虑产业结构的均衡,只有这样才具有抵御各种危机和风险的能力。

    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过快,远远超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导致城市移民的再度贫穷。例如,农民卖掉农村的房地产带着财富移民城市,自己却没有做好融入城市的技能准备,而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这就导致很多新移民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吃完移民时带进城市的财富就沦落为赤贫状态。这也是城市化导致犯罪率上升的一个原因,因为贫穷是滋生犯罪的土壤。

    城市过大,会使居民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上升。在大城市,人们上下班的路程很长,花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会长到两三个小时,交通费增加,休闲时间缩短,这与人们进入城市追求幸福的预期相悖。时间一长,当忍无可忍时就又逃离城市,造成投资和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些国家把城市化表现在建筑上,认为盖更多的房子让城市容纳更多的人口就是城市化。但是,如果产业没有跟上去,没有工业,没有商业,没有贸易,就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口,人去楼空是城市化过快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城市化政策失误会搞垮一个城市。

    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应该是多维度的,除了GDP外,还有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受教育程度提高,弱势群体参政机会增多,休闲时间延长等。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我们一定要从长计议,让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如果单纯为促GDP增长而强行推行城市化,这对城市无疑是一种灾难。
 楼主| 发表于 2013-7-22 17:57:40 | 显示全部楼层
底特律破产带给中国城市的五大启示
     结构升级是避免破产的基础支撑;财政收入严重集中在某个领域具有重大隐患;财政收支审慎性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城市、经济和社会应该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应及时有效地整治地方财政风险

    7月18日,美国底特律市根据美国《破产法》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背负近200亿美元沉重债务的底特律市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申请破产保护的城市。

    从美国工业体系的明星城市,到一个背负近200亿美元的破产城市,底特律是如何演绎这段悲惨的没落之旅。笔者认为,产业空心化、人口、社会问题以及财政收支非审慎等是底特律走向崩溃的“垫脚石”。

    产业空心化是底特律没落的最根本原因。底特律随着汽车工业的准备转移,特别是日本汽车工业强劲的竞争优势,以及底特律特有的社会问题,使得底特律的汽车工业逐步空心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重创了底特律,对于底特律更是致命一击。

    人口减少和产业空心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底特律变为罪恶之城,并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一是失业率非常严重,二是犯罪率极高,三是城市基础设施瘫痪。

    此外,底特律财政高度依赖汽车工业以及财政政策的非审慎性是底特律破产的财政根源。

    笔者认为,底特律事件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财政收支的审慎性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新旧主导产业的更迭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固守旧有模式对经济发展而言是危险的,结构升级是避免破产的基础支撑。美国汽车行业在日本汽车行业的冲击下竞争力大大降低,加上向新兴经济体转移部分产业环节,使得美国汽车产业成为一个缺乏创造性的旧主导产业。相应的是,美国以信息化为支撑的服务业持续快速发展并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如果固守旧有产业或旧有的不合理模式,那么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现实的困境。积极引导具有真实需求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的有效转型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是财政收入严重集中在某个领域具有重大隐患。一个特定领域贡献较大比例的财政收入是一些国家和城市的共性,但是,如果这个领域发生系统性风险,那么财政收入将面临系统性冲击,财政状况恶化甚至出现财政危机就十分必然。我国部分城市土地收入占比较大,实际上也与底特律汽车产业税收占比大有相似的风险,如果房地产市场发生巨大的危机,那么土地财政将即刻崩溃,而财政支出是具有刚性的,基于土地收入的财政收支体系将成为无本之木。

    三是财政收支审慎性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一,从底特律的经验看,高税负是财政状况恶化螺旋的重要根源,中国是否为高税负的经济体目前存在争议,但是高税负对财政可持续发展是有害的,高税负可能导致资本转移、产业转移甚至富裕阶层迁徙,这些是不存在争议的。其二,在支出方面,养老支出是财政支出最持续的挑战,底特律长期的负债一半以上与养老相关。其三,债务的累积成本是财政支出的又一重大负担,底特律政府运行费用从2008财年的10.25亿美元降低至2013财年的6.92亿美元,刚性支出增量主要来自利息支出。最后,刚性支出项目设立要审慎,底特律针对警员、消防员医疗退休福利系统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财政收入的恶化。

    四是城市发展的核心支撑是产业发展和有效就业,产业、城市、经济和社会应该协调发展。作为曾经的第四大城市,底特律最后沦为鬼城,主要在于其没有新型产业的支撑,没有有效就业岗位的支持。中国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或城乡一体化建设,核心环节是有效就业,否则可能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最后城镇成为一个贫民窟。同时,城市建设和管理应该统筹产业的发展、城市自身发展以及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治安、环保、文化等基本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形成良性的互动和正反馈。

    最后是中央政府应该摸底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和财政风险,及时有效地整治地方财政风险。美国的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并非个例。对于中国,地方债务规模测算口径差异较大,2010年地方债务规模存在7-12万亿元的不同测算结果,还不包括隐性负债。最近2-3年社会融资规模的快速膨胀,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应该是水涨船高,有研究认为国内地方债务高达15-18万亿元。中央政府应该定期不定期摸底地方债务水平,并适时适度进行“压力测试”,保障整个财政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以服务于宏观经济平稳发展和结构转型大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楼主| 发表于 2013-7-22 17:59:25 | 显示全部楼层
底特律破产与中国城镇化
    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易鹏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美国著名汽车城底特律于当地时间18日申请破产。底特律债务庞大,目前欠下18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预料会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仔细分析底特律从辉煌到破产的路径和原因,对中国正在推行的新型城镇化有很大警示。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底特律1701年由法国人建立,初期经历了一百年多年的战争洗礼。由于占据五大湖水路的战略地位,逐渐成为了一个交通枢纽。随着航运、造船以及制造工业的兴起,底特律自1830年代起稳步成长。到1896年,亨利·福特在麦克大道他租用的厂房里制造出了他的第一辆汽车,这成为底特律崛起的标志点。1908年,福特T型车下线。在福特与其他汽车先驱者威廉·C·杜兰特、约翰·弗朗西斯·道奇和霍勒斯·埃尔金·道奇兄弟、沃尔特·克莱斯勒等的共同努力下,底特律慢慢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市内有福特、通用、克莱斯勒和阿美利加等四家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的总部及其所属企业。汽车工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来自美国南部的大量居民,使得底特律的人口数量在20世纪上半叶急剧增长。到1950年,底特律人口达到峰值的185万人,一度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这也是底特律最辉煌之刻。但随后底特律开始走下坡路,到2010年只剩71万人,60%的人口向外迁徙,人口规模降到了美国城市18位,建筑大量废弃、失业率升高,税收下降,收不抵支,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美国最大的城市破产案。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让底特律从辉煌走到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是两个,一是底特律过于依赖于汽车业,二是人口大量向外迁徙。

    日本汽车业的崛起、石油危机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市场需求空间的扩大,一方面导致底特律汽车业所占市场份额下降,另一方面,汽车巨头们开始在全球尤其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兴建汽车厂,这直接导致底特律汽车产业的就业岗位和税收能力急速下降。最近一轮金融危机让底特律汽车业雪上加霜,三大汽车公司大量裁员,导致城市经济更加恶化。在这过程中,底特律也想改变过于依赖汽车业的局面实现转型,但并没有展现出匹兹堡那种把握机会的能力,最终被汽车业活活拖死。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而底特律的人口向外迁徙一方面和汽车业萎缩、就业岗位下降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民权运动引发的种族紧张局势以及骚乱有关。白人和中产阶级流向郊外,城市税收基础锐减。

    底特律的经历昭示了城市发展的关键:产业和人口聚集能力。当下中国正在把新型城镇化建设放到更高战略地位,因产业引导的人口迁移率也在日益上升,因此对于这一进程最终要导致的人口再分布,必须要更敬畏,做更精细化的预估。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当然,这不是说国家要控制人口的迁徙和流动,而是说,在行政色彩浓厚的中国式“造城”运动中,人口流动风险更需要关注。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人口迁移报告显示,2006至2010年间,美国人口迁移率约为35%。与此相比,中国受产业、收入、环境、公共服务等各种因素影响,加上制度日益鼓励人口自由迁徙,城市间产业、人口的竞争日益激烈,人口迁移频率将越来越高。尤其随着以大城市为主体的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在2000年到2010年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些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45%、37%、29%、27%,人口迁徙力度在加大,而且向大城市聚焦的趋势很明显。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楼主| 发表于 2013-7-24 12:35:57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村一品可以而一城一品不可以


  一村一品,首先在日本发端,后来在泰国光大,引入中国后也取得了可观的效益。

  这种模式成功秘诀是一村不止一品,一个村庄生产着各种农产品,在此基础上,适当集中精力搞某个农产品的深加工(日本式),搞某个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创汇(泰国式),搞某个乡镇企业(中国式),这就能达到一种“锦上添花”的效果。

  缩小看,一村一品,可以是一个农户行为。他农闲时外出打工,挣到了额外的“一品”;有时可能打工不成,经济潮涨潮落,或因大量建筑工地烂尾了,或因大量流水线歇搁了,他还有保底的“一村”。

  放大看,一村一品,也可以是一个城市行为,底特律是典型的一城一品,底特律的一品是汽车制造,底特律曾为著名的汽车城,然而眼下底特律无可奈何的倒闭了。类似底特律的一城一品还有鄂尔多斯,鄂尔多斯的一品曾经是煤炭,然而眼下鄂尔多斯政府债务2400亿,政府向企业借钱给官员发工资,鄂尔多斯不是倒闭,胜似倒闭。

  类似这样的行业衰落与资源枯竭的城市还有很多,本帖不一一列举,本帖集中精力琢磨为什么一村一品可以而一城一品不可以。

  两者的“一品”只有产品区别没有本质区别,可以忽略不谈,而“一村”与“一城”确有本质不同。

  村庄不是一种居住方式,而是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的聚合模式,村庄是生产性的,这种生产性的表达是种庄稼,种庄稼有丰有欠,但总是能一茬茬种下去;城市也是生产性的,城市的生产性表达如果是一系列大工地的辟筑,建设有工期,工期结束,城市就玩完了,就像鄂尔多斯变成鬼城;城市的生产性表达如果是一系列大企业的运作,支撑运作的后台资本是流动的,正如燃烧化石资源的汽车行业气数未尽,但销售高地不断转移,近几年转到中国,底特律不像日本那样离中国近,也不像德国那样早就着手全球“销地产”,底特律失去了竞争力。

  可以认为,没有农田就没有村庄,而城市的“农田”是什么?看来不是大企业,大企业无需依赖城市,大企业扎根农村甚至建在荒野中也能自成体系,他们有能力建造自己的职工宿舍、食堂、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城市的“农田”更像是小公司,小公司所需要的集约性共享性成全了城市,小公司养不起专门的会议室,他们可以利用街角的茶馆来洽谈业务,小公司配不起专属的仓库,他们可以借用邻居的货栈来堆放商品,而城市所提供的集约性共享性又反过来滋养小公司,小公司的生生不息就如同庄稼种了一茬又一茬。

  需要说明,本帖“小公司”不是指工商登记注册的概念,而是各类自主经营的生产型或服务型的活动主体,本帖“小公司”也不是指集镇里作坊的概念,作坊是熟人社会的近亲繁殖的产物,而小公司是城市文明的杂交优势的结晶,经历大浪淘沙后,个别脱颖而出的小公司可能成为发明创造的源头,或成为大企业的前身。

  回过头来看底特律、鄂尔多斯,一城一品之所以不可以,正是因为一城需要的不止一品而是各类自生自灭的,自我繁殖的小公司,他们才是城市持续发展与自行完善的活力所在,小公司的孵化与成长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这种环境条件形成过程就是城市化,城市化是自然而然的,人为引资可以再造底特律,人为投资可以重建鄂尔多斯,但人为城市化只能痛快一时,灿烂一阵,这种人为干预会造成地租上涨、人工成本高及,环境污染,由此降低小企业的出生率与存活率。

  在美国上空乘飞机与在中国上空乘飞机体验相似,主要景观就是人烟稀少的大片田野,看似一个点的底特律倒闭与看似一个点的鄂尔多斯沉寂真的算不上什么,农业虽然古老落后,却有着强大的抗周期性,发达的农业是大国崛起之本,而大国衰落,很可能就是城市化浩大工程搞过了头。

  请古埃及神庙废墟与古罗马角斗场废墟作证。
 楼主| 发表于 2013-7-31 19:00:41 | 显示全部楼层
罗·克鲁格曼:美国梦成泡影
    底特律是旧经济衰落的一个象征。不只是市中心破败;在2000年到2010年间,底特律大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人口流失,情况是美国各大城市中最糟糕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亚特兰大成为“阳光地带”崛起的一个缩影,同期它的人口增长超过100万,跟达拉斯和休斯顿的表现差不多,而且亚特兰大是在没有石油推动的情况下吸引到新市民的。

    然而,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繁荣的亚特兰大看上去跟申请破产的底特律很相似:它们似乎都是“美国梦”破灭的地方,在这两个城市,穷人家的孩子攀爬经济阶梯的难度很大。实际上,亚特兰大的“向上社会流动性”(upward social mobility,即在何种程度上,孩子获得比父母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比底特律更低。这两个城市的向上社会流动性都远远低于波士顿、旧金山等城市,尽管这些城市的增长速度比亚特兰大低得多。

    那么,亚特兰大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一项新的研究似乎表明,该市可能就是布局太过分散,导致住得较远的市民“够不着”就业岗位。换句话说,也许是城市蔓延在扼杀美国梦。

    这项新研究来自哈佛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们领导的“均等机会项目”(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对于各国的社会流动性,此前已经进行过多种比较;所有这些研究都发现,仍自视机遇遍布的美国,实际上与其它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存在一种代代相传的阶层体系。这个新研究项目的命题是:美国不同城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有何差异?结果发现,差异非常大。在旧金山,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阶层出生的孩子,有11%的机会进入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阶层;但在亚特兰大,这个数字只有4%。

    在调查跟社会流动性高低相关的因素时,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也许有些让人意外的现象:虽然种族是一个明显可能相关的因素,但它对社会流动性几乎没有直接作用。研究人员发现,社会流动性跟现有的不平等程度显著相关:“一个地区的中产阶级越少,它的上向流动率就越低。”这跟我们在国际比较研究中的发现相吻合:跟高度不平等的美国相比,在瑞典这样相对平等的社会中,社会流动性高得多。但是研究人员也发现,住宅区隔离程度(不同社会阶层住得很远)和穷人向上爬的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在亚特兰大,穷人区和富人区相距甚远,因为基本上什么都相距甚远;亚特兰大堪称“蔓延之王”,比“阳光地带”的其他主要城市铺得更开。因此它近乎不可能运行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即使政客们愿意为此拨款也办不到,何况他们还不愿意。其结果是,弱势的劳动者们往往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地方,也许亚特兰大某个地方有就业机会,但他们没有办法到那里去上班。

    城市蔓延和社会流动性之间明显的逆向关系,显然支持“明智增长”城市战略;此类战略倡导若干紧凑的城市副中心,并将其纳入公共交通的服务范围。但是它也关系到一场更大的辩论,其主题是:美国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有关这项新研究的报道时,不只是我立马想到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

    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杰出的社会学家威尔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二战后,就业岗位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转移,给聚居在市中心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就在民权运动终于结束显性歧视的时候,剥夺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机会。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单亲母亲大量出现,这经常被视为黑人表现滞后的原因,但其实这是结果  也就是说,缺乏好工作导致家庭受损。

    如今,你不再经常听到人们提起所谓的非裔美国人社会功能障碍,因为在白人的工人阶级中,传统家庭也大大弱化了。为什么呢?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就业市场总体上的“空心化”,很可能是元凶。但是,这项有关社会流动性的新研究似乎表明,城市蔓延  不只是工作岗位迁出城外,而且它们还位于许多不那么富裕的郊区居民难以前往的地方  也在扮演一个角色。

    正如我在上文所说,这个见解明确支持这样的政策:帮助家家户户在不需要多辆汽车的情况下开展正常生活。但你也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看待它: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这个国家在宣扬机会均等的同时,为那些最需要机会的人群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


    原标题:城市布局摊大饼,美国梦成泡影
 楼主| 发表于 2013-7-31 19:01: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服务业是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服务业不可能脱离制造业独自发展,只有制造品存在市场,服务业才能存在市场,其实服务业是缩短了市场供需的两端,是供需配对的润滑剂,还有一部分服务业是为资本供需配对,这同样需要旺盛的商品市场,因为商品需求催生了资本需求。

但首先,服务业必须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消费能力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商品的额外附加值空间,并解放出一部分劳动力,通过提供有偿服务来占有这部分附加值、分享经济成果。

服务是跟着商品市场走的,如果中国制造业外迁,那么相关为市场商品流动和资本流动服务的就业岗位也会消失。

把服务业独立出来,把服务业附属制造业的性质淡化,妄想让服务业来填补制造业的空白,成为经济的另一个引擎,有这种好事,服务业也不会屈居“第三”产业了。

跟错了,应该跟“斯蒂芬·罗奇:唱衰中国论者又错了”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9-18 17:37:08 | 显示全部楼层
对玉树重建和重建后的一些想法  

    玉树震后重建已经度过三年多的时光,除了几项扫尾工作,重建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明年这时候,所有的工作应该会全部、彻底的完成。

    施工车辆少了,街上尘土少了,生活气息多了,人们脸上的笑容多了。

    重生的城市,玉树临风于三江之源。

    这三年,前后去过玉树4次,在山上总共住了40多天。除了2010年4月23日第一次去、并亲身参与重建的前期规划,后面几次并无实质性的工作,只是打打杂。

    最近这些年,我国自然灾害多。汶川、玉树、舟曲、芦山,这些地区的地震和次生灾害造成的损失巨大,云南地区更是灾害不断。总结、反思救灾与重建的经验,有助于今后更有效的救灾与重建。

    下面结合自己做过的工作和见闻谈谈对重建和重建后的一些想法。

    一、灾区民众更多的参与  

    我国的救灾与重建模式是:国家拨款、民间捐款,各省和大型央企组织对口援建。

    这样做,效率高。

    灾后,灾民在帐篷中生活,承受着大雨、风雪和寒冷,当然希望尽快重建,尽快恢复原来的正常生活,效率当然是第一位的!

    为了提高效率,还是应该鼓励灾区民众更多的参与重建。

    灾区民众大多数是没有受伤的,是有工作能力的,对当地的情况也更为熟悉,也有自己亲手重建自己家园的积极性。

    因此,应该组织灾区民众更多的参与重建自己的家园,甚至,应该以他们为主体展开重建。援建者,可以提供物资、技术与培训。

    亲身参与重建,将会增进民众对重生的城镇的感情,增进归属感,增加生活的信心和积极性。

    更多的参与,减少袖手旁观,人人有活干,会增加灾区民众的收入,增加灾区的稳定。并且,这样的重建也许会更加符合当地的实际,有利于重建后的生活恢复与组织。

    今后,应该加速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想尽办法,让灾区民众尽快的、有效地、更多的投入到重建进程中!

    二、对次生灾害的防御  

    地震以后,山体酥裂,加之不断的雨水渗透与冲刷,一旦饱和越过临界点,就会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次生灾害不只是震后一段时间的事情,也许会持续几年、几十年、几百年!酥裂的山体需要时间重新恢复平衡,直到所有的次生灾害都释放完毕、或者被人工阻滞!

    例如汶川地震灾区,2008年大地震,2013年大规模次生灾害爆发。负能量积攒了5年,爆发了。

    这就要求,震后必须始终密切关注、检测、预警各类次生灾害隐患。

    这也提醒,灾后重建一定要尽可能避开次生灾害隐患!并非总要就地、原地重建。该放弃的就要放弃。例如北川县城就采取了异地重建的模式。

    三、人口、重建规模  

    灾难的阴影不是可以马上抹去的。

    发生灾害的地区,毫无疑问并不是最适合人类定居的地区,至少在心理上是这样,除非这个地区的区位优越到大过任何灾害的阴影

    灾后,有些人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而非要移居到此地的人,按常理应该不会很多!因此,对大多数灾区来说,灾后人口应该不会增加、更不用说大规模增加。人口减少才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在重建规划中,除非有特别的理由,不应该增加未来的人口预期。

    理性的讲,重建规模不应该比灾前更大。

    不过,地方政府可能会有增加人口的冲动,因为增加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救灾款、重建款,这是毋庸讳言的,正常的反应。

    本来,对国家拨款和民间捐款应该高效实用。在实际操作中,为了展现人定胜天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豪情,往往会加大重建量,号称一步跨过几十年,将公共建筑、市政设施一次配套齐全、一次建设完成,甚至超前建设。

    实际操作中挥霍的行为并不少见!典型的做法是增加可有可无的公共设施、加大建设规模。

    如此,所需的资金量就会大大增加,建设周期也会大大延长!

    超前建设不仅意味着加大资金量,其实也意味着灾区民众今后生活成本的增加、城市运行成本的增加。不利于重建后的城镇满血复活。

    马桶是需要水冲的,宽马路是需要大路灯的,大型公建是需要维护的,商铺是需要有顾客的。

    这是今后的重建应该反思和斟酌的。

    四、产业、经济活力方面的考虑  

    处在高原、三江源地区,人烟稀少,坐长途车到西宁800公里。

    玉树地区的国家主体功能应该是保护三江源!

    国家的命运之源。

    因此,在玉树地区,任何影响环境、破坏生态、干扰三江源的活动与产业都不应该做!

    因为其高海拔的特点,以及三江源保护区的国家责任,大规模的旅游活动也是不应该做的。

    但可以有所作为的产业也有!

    1、冬虫夏草的的加工与贸易地应该放在玉树!玉树不应该只是赚个挖虫草的钱。直白的说,玉树应该垄断虫草的加工与贸易!这需要国家与省政府的支持!这对保护三江源有利!这对国家有利!

    2、高原绿色食品加工。

    牦牛在勒巴沟的山间草场上逍遥的吃着草。绝对没有污染,没有激素、没有添加剂。玉树应该打造高原绿色食品品牌!绝对没有污染的食品,应该卖个什么价?瑞士矿泉水是什么价?

    在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生态与环境也就是卖点!大有作为的空间并不少!需要的只是技术、信息,市场并不缺。

    五、三江源地区应否以电力取代煤炭和汽油?  

    玉树,高原高寒,对能源的需求大。

    是用煤炭和汽油好,还是利用电力、太阳能、水能?风能好?

    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应该利用无污染的新能源!

    高原缺氧,汽油燃烧不充分,使用汽油动力不足而且污染大。

    集中供暖使用煤炭,也有同样的问题。玉树本地缺煤,从外部运入,烧完了还要把煤灰运出去。成本太高。

    使用电力(当地水电、外部电力输入)、太阳能、风能,长远看,相对来说成本可能更低,特别是可以减少对三江源地区的污染。

    电动汽车方面,随着储能技术的进步,实用性越来越高!而且国家有补贴!

    水电方面,巴塘河、通天河落差大、河谷窄,建设中小型水电站成本低。从保护三江源的国家战略出发,国家应该支持!

    风能、太阳能方面,适合发展用于居民生活的小型设施,为居住分散的牧民服务。

    有了廉价的电能和其他低碳新能源,玉树的绿色食品等工业项目就有了支撑。

    能源的问题解决好了,玉树地区就会成为中国最低碳的地区,就能更好的保护好三江源!

    六、城市色彩与牌匾广告  

    去年在玉树,我写过一个建议,认为对商业牌匾广告不要刻意控制。政府不需要管的就不要管,让民众自己作主,红橙黄绿青蓝紫,民众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表达自己的个性。政府没理由干涉。如此,城市才能丰富多彩,才有气氛。

    国内很多城市曾经试图规定、控制城市色彩,大多数都失败了。说白了,这就不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有权力规定某个建筑、某个牌匾非要做成什么样。

    正是因为我们的官员和规划师,都用同样的思路、理论、观念、偏好、修为、规范去强制每个城市,才会出现千篇一律。

    应该把民众对自己房屋、牌匾的决定权交还给民众!

    我没说不要控规!我只是建议不要对城市色彩、建筑型式、牌匾广告做画蛇添足的过多规定,扼杀民众的个性、创造性。

    官本规划应该式微了,民本规划才是正道。

   

    重建后的玉树县城

   

   
 楼主| 发表于 2013-9-18 17:38:5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体西用的清河老街








 
看懂了范绍增以及由他主持修造的清河老街,我想也就大体看懂了大半个中国。这条藏身于川东小镇的土洋参半的商业街,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让百年来的中国在它面前纤毫毕现。毫不夸张地说,这里隐藏着解读中国现代史的密码。事实上,如果不能跳出国共或毛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那个年代的中国。而在我看来,唯有通过如范绍增之流  这类黑白通吃、左右逢源、非国非共、亦官亦匪的四不像或变色龙,我们方能逼真再现那段波澜壮阔却又夹杂着太多蝇营狗苟的民国历史。纪德曾经说,“如果这个世界确能得救,只有不求归顺的人才会拯救它”。可在这个世界上,太多太多的人怀揣着各不相同的目的希望归顺,所以,那些惯于强迫或引诱他人归顺的人,就容易取得成功,而他们的成功,也就意味着世界的沉沦。

  清河镇,地处川东大竹县北部,是所谓的国民党起义将领范绍增的故乡。1931年,在上海滩领略了一番海派风情的范绍增,决计要在自家门口搞一个漂亮的形象工程。于是乎,经对比多套设计图纸之后,他终于选定了现在这种仿希腊罗马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制。老街全长不到四百米,两边各有108根立柱,店面则修成骑楼式样  上层出挑,立柱承重。底层立柱仿希腊多立克式,刚劲简洁,而上层则饰以罗马柯林斯式的柱头,浮华艳丽。立柱之间以罗马式拱券相连,但显而易见的是,拱券并不承重,所幸上层的“外墙”唯有纯中式木结构装饰  围栏花窗,倒也不会把下面的拱券压垮。因此,除了骑楼  这种早在民国初年早已风行闽、粤各沿海城市的商住两用形制之外,所谓的希腊罗马风格只是正面表层的点缀,又加之悬山式青瓦屋顶,从侧面看,实在没法将其当作西式建筑,却应了张之洞那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卫道士语,不土不洋,不伦不类。

  当然,在三十年代的川东丘陵地带,猛然间冒出这么一长串中西合璧的纯白建筑,无论如何,都是开风气之先且又光耀门庭的好事、善事。可想而知,在老街刚刚落成的那段日子里,范绍增  这位乡党眼中的袍哥大爷或国军师长的光辉形象,该是多么伟岸雄奇啊。那个自小不爱读书,不坐茶馆就进赌馆的哈儿、混混,竟然出人头地了。于是乎,一些曾经瞧不起他的酸秀才、老不死,都纷纷堆起一脸的谄媚,抱拳问好或打躬作揖,直呼“范师长”或“范哈公”,点头哈腰如鸡啄米状,生怕哈儿认不得自己。当锣鼓敲响唢呐吹响鞭炮炸响,老范家坟头冒烟连带鸡犬升天的那一刻,在范绍增那颗圆咕咙咚的脑袋里,恐怕也正编织着龙飞九五盛运可期的春秋大梦吧。

  范绍增,人称“范哈儿”,也就是电视剧“傻儿师长”的故事原型。在四川方言里,哈儿即傻子,类似湖南人说的“哈宝”;但通观他的人生经历,我实在没法将其与傻子相提并论。当然,如果在某些时候,他的表现似乎有点傻,那也是赵本山一类的装疯卖傻  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此人终其一生,数易其主,做人没底线,做事没章法,干尽了吃里扒外卖主求荣的勾当,可由于最后关头的“弃暗投明”,与之如影随形的所有的腌臜与龌龊,都被一笔勾销了。1949年12月14日,时任川东挺进军总指挥的范绍增,率部在渠县三汇镇  渠江边一个古老的、依山而建的水码头  宣布起义。这是他最后一次给自己换主子,此后,无论是想拉杆子自立山头,还是投帖子改换门庭,都再没可能了。

  看过电视剧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笔者的评判过于刻薄,但据我了解,创作者除了将他的形象稍稍丑化之外,经历也做了极大的美化,结果就是“范哈儿”以喜剧形象出现在荧屏中。当然,这种赵本山式的创作手法,不过是为了迎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但结果却让整部作品充斥着大量的戏说与胡说,真实的黑暗与苦难反倒被有意识地遮蔽了。写到这里,我就想起已故台湾学者唐文标先生的一段话  “百年来的血泪杂陈,中国人自生的和外人强加的苦难,如果仍未雕刻在我们的脸上成为人类的经验,如果拒绝仍未转成庄严,那么,我们还要重复一次那未成为历史的‘人的悲剧’。于是,我们的破烂和猥琐还得传下去,把它变成历史,说出来遂成为理由了。”(唐文标《私语张爱玲》)

  鉴于此,将范绍增的“破烂和猥琐”整理并展示一番,就显得尤为必要;但为了节省篇幅,我还是一以贯之地尽量简化,不罗列太多的细节。1894年,范绍增出生在清河场一个袍哥人家,在他成年之后,至少到中共建政之前,“范哈公”也一直都是以袍哥大爷的身份让川东乡民们起敬起畏的。基于这种与生俱来的标识,即使当他成为四川军阀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甚至被老蒋于抗战初期任命为军长,他的号召力也依然持续不断地从绿林草莽中吸取营养。当然,与他的履历多少有些类似的川军大佬还有很多,包括他的老长官杨森在内,都与袍哥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这说明中国自清廷倒台之后,地方上的权力真空竟然是由之前被边缘化的绿林草莽们迅速填补的;而辛亥革命之前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也是由袍哥组织发起的。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1911年8月4日,在资中罗泉镇福音堂召开的保路运动会议,其实就是一场袍哥大爷们的攒堂大会,说难听点,就是一群黑社会老大聚首呢;而这些人,可不代表什么新的价值观或生产力。

  指出这些事实,是为了提出一个问题  在这个时候,理应引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哪里?如果没有,或者他们不能担当起引领社会的责任,那究竟是为什么?

  当我不再关注老街上那些表层的希腊罗马风格之后,才发现每根立柱中间,都有一块浮雕,仔细一瞧,竟然是梁山好汉  以绣像为底雕刻而成的。直到此时,我才乐意相信,范绍增骨子里就是个绿林草莽,而且从来都没有脱胎换骨过;谁能满足他,他就跟谁走,最后他也确实像宋公明一样被招安了。当然,对他来说,1949年底的“弃暗投明”并不是仅有的一次。跟宋公明一样,被招安也要讲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立马翻脸或反水,甚至不惜让兄弟们出头,将招安仪式搅黄,让朝廷派来的使者灰头土脸地滚蛋。范绍增这辈子,中共算是他最后一任主子,而在此之前,唐继尧、熊克武、杨森、刘湘、刘文辉以及蒋介石,都曾或明或暗地当过他的后台。与此同时,他还跟青帮老大杜月笙称兄道弟,一起倒卖烟土,并为此杀掉刘湘手下一名查禁烟毒的官员。另外,在民国时期的国军将领当中,范绍增应该是老婆最多的人,据说有40个  姨太太或干女儿,为了伺候她们,每天在重庆的“范庄”里面,竟然有上百号“下人”进进出出,忙前忙后……

  以袍哥的身份起家,依靠打砸抢发家,初始为匪,继而从军,最后做官,范绍增的经历也不过尔尔,吴思先生对“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的研究早已昭示过这条追求权力的金光大道。范绍增发达之后,回到家乡,又召集那些被他抢过的人,摆面子向他们赔罪,但面对这位披上黄皮、坐上轿子、衣锦还乡的党国军人,谁敢大摇大摆地接受他的道歉啊?那不是给脸不要脸没事找抽么?所以,如果说那些曾经因他而遭殃的人,当时没能表现出必要的顺服,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好,而只是因为当初的他还不够狠,不够强大;可当他因为抢了足够多的人,有足够的能力雄霸一方的时候,怎么抢都显得正常了。至于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更要惟其马首是瞻,因为跟着他,才有奔头啊。于是乎,“范哈公”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鉴于这种令人生畏的号召力以及毫无原则的做派,范绍增与他投共之前的每一任主子都处不长久,几乎每一任主子都因为忌惮他的影响力或破坏力,最终与他分道扬镳。与宁愿被老蒋撤职都不出卖吴佩孚的杨森相比,范绍增确实是个好像除中共之外谁都不敢用的滑头。反袁护国战争期间,范绍增的袍哥队伍被滇军唐继尧手下的颜德基收编。唐继尧攻打熊克武失败后,范绍增就投靠了熊克武。后来,吴佩孚委任杨森主持四川军务,并一举将熊克武赶到川南;而此时的范绍增也早已独立出来,不久就归附了杨森。北伐中吴佩孚失势,逃至四川被杨森收留,老蒋一气之下撤了杨森的20军军长职位,并由此引发了杨森部的内讧;而范绍增因为只管发展袍哥势力,也早为杨森所不容,就趁此机会转投了刘湘。刘文辉在刘湘的扶持下壮大之后,不再顾及叔侄情份,想要与堂侄刘湘争霸。“二刘”之战爆发前,刘文辉送给范绍增三十万块大洋(一说五十万),而后者也不含糊,当即将此事“报告”了刘湘。刘湘一看,范哈儿是靠不住了,就干脆打发他去了上海。刘湘胜出之后,老蒋忌惮他“四川王”的实力,进而笼络范绍增,为其充当眼线;而刘湘如果真是被戴笠毒杀,那范绍增就脱不了干系。刘湘一死,对老蒋而言,范绍增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明升暗降夺其兵权,蒋、范就此翻脸。此后,范绍增开始接近民盟、民革这些中间人士,并最终党附中共,为其吃里扒外的一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有人说,“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所谓“义”大多不过归于利而已,至于“心”,历史也早已证明了,没几个人会放在眼里。于是乎,遍体散发着“匪气”与“猴气”的范绍增,总算在天下大定之初,找到了自己的同类。从那以后,他们把酒言欢,一唱一和,在权力的殿堂里推杯换盏,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他们的金光大道上。休谟曾不无感慨地写道,“历史乐于承受伟大的罪行,更乐于承受伟大的美德,却不得不在琐屑小事和卑劣小人身上浪费笔墨,似乎有失体面。”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可是,当整个国家都被琐屑与卑劣支配时,笔者又何惜个人的体面呢?

  1977年3月5日,也就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学雷锋日,范绍增去世,卒年83岁。如今,他的孙子在街上开了家茶馆,但遗憾的是,当我来到清河镇时,老人已经去了外地,准备好的访谈就这样泡了汤。就像川内各乡间小镇上常见的茶馆一样,到此消费的客人不光为了喝茶,同时还玩纸牌或者麻将,所以茶馆同时也兼具赌馆的功能;而那些不赌的客人,就各摆龙门阵,在烟雾缭绕中唾沫四溅地打发时间。当天正值场日,老街上人来人往,规格大体相近的背篓左右穿梭,再加之乡民朴素的着装,无论从哪方面看,清河镇与川内一般的乡场别无二致。然而,在希腊罗马风格的老街映衬下,这个活动的画面未免有些光怪陆离  就像一大群古人穿越到了现代,赶走当地的土著之后,成功地实现了殖民,却又无法从里到外真正融入崭新的世界,怎么看都是不协调的。

  毋庸讳言,因为范哈儿被大上海的灯红酒绿刺激得晕头转向,川东小镇清河场就有了这种不协调的组合。但八十多年过去之后,这种不协调竟然延续下来,至今依然让人感到刺眼,似乎就不能完全归咎于它的始作俑者。毕竟,范哈儿花了钱也受了累,几乎为清河镇空降了一座小上海,至少也算移植了可以感受到的物质文明。但这么多年下来,与这种文明相称的人,在哪里?如果没有,那他们为什么没能出现呢?在一定程度上,人是观念的载体,更是被观念塑造的产物。片面地引进物质文明,却又无视甚至阻止与之相应的观念,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畸形发展,让很多人不仅不能享受物质反为物质所累,就不是区区一个范哈儿所能承担的了。

  可是,这除了说明掌控国家的权力阶层依然停留在百年前的思维水准之外,所谓的百年沧桑并没能为这个民族激活变革所需的能量  它依然被一大堆“破烂和猥琐”囚禁着。拒绝不仅未能转成庄严,反倒投向油滑的怀抱;就像范哈儿那颗圆咕咙咚的脑袋,憨态可掬,似乎时刻准备着表现顺服,可脑子里那把小算盘却始终消停不了,“噼哩啪啦”的声响,直插云霄,上帝都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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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6:53:01 | 显示全部楼层
摩天大楼热预示经济要冷

作者:刘植荣

   

    2013年8月3日,“上海中心”实现主体结构封顶,按计划,到2015年,“上海中心”将以632米刷新上海的新高度。在一些国人的炫耀与欢呼声中,美国《华尔街日报》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这座大楼建成时会有多大需求?

    中国摩天大楼知多少

    一般认为,150米(也有的认为是500英尺,即152米)以上的建筑为摩天大楼。有媒体统计,2012年中国超过152米的高楼总数已超过350座,与美国相当。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2012年世界在建的124座摩天大楼中,53%位于中国,这一比例有望在2017年增加至87%,达到141座。

    过去,中国的摩天大楼主要在一线城市(Tier 1 city),现在,二线城市(Tier 2 city)和三线城市(Tier 3 city)也兴起了摩天大楼热。近期,远大集团宣布在长沙建造高达83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天空城市”,这座摩天大楼预计220层、838米高、总建筑面积105万平,大厦内将建造4450户家庭公寓,总投资金额达90亿元人民币,比现在的世界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还高出10米。2013年7月20日,远大集团在湖南长沙市望城区举行了“天空城市”开工仪式,有媒体称,这座未来的“世界第一高楼”因为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建先开工而违法,已经被叫停,但远大董事长张跃在7月31日发文回应称,“天空城市”从未收到过“叫停”通知。

    摩天大楼大多赔本

    摩天大楼通常位于城市中心位置,因为地价高,建筑向空中发展可以降低单位建筑面积的地价成本,即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地价=总地价/总建筑面积。

    但是,如果建筑过高,就对地基、建筑材料以及建筑工艺有特殊要求。现代摩天大楼的框架结构基本上都有钢材或钢筋混凝土,使用玻璃幕墙或抛光大理石墙面。由于摩天大楼结构要能承受巨大的重量,还必须抗风和地震,对消防设施要求也很高,而且摩天大楼要有很多服务层,用于装设给水系统、中央空调系统、消防设备等,另外还必须设计出若干避难层,以便火灾时短暂逃生。例如,北京国贸大厦共设5个避难层,据称可抵挡3个小时的大火。还有,由于建筑高,必须有多部电梯运行,还要有高速电梯用于中转(sky lobby),如迪拜哈里发塔就安装了57部电梯,纽约帝国大厦安装了73部电梯,这些电梯不仅增加设备费用,还占用大量建筑空间,自然就增加了造价和管理成本。所以说,摩天大楼省下来的地皮钱,远不及增加的建筑成本高。建筑界人士也透露,超过300米,摩天大楼就失去了应有的经济价值,而成为一座“建筑累赘”。

    根据媒体报道,北京524米中国尊投资240亿元,深圳660米平安中心投资150亿元,武汉606米绿地中心投资300亿,贵阳中天540米未来方舟投资600亿元。

    除了建筑成本高企外,摩天大楼运营维护费用也高得惊人。资料显示,通过对近100年来超高建筑的统计,高层建筑的运营都是亏本的,例如,高420.5米的上海金茂大厦总投资50亿元,每平方米造价为2万元,如果大厦使用寿命以65年计算,运营维护费用大约是建设投资的3倍。目前,金茂大厦仅日常的管理费用每天就需100万元人民币。

    还有,中国禁止土地私有,建摩天大楼即使按综合用地,土地使用年限只有50年,50年过后从法律上讲国家就要收回土地,地上物自行处置。所以,在中国建摩天大楼的使用寿命还是个未知数,如果50年后政府收回土地,而当时摩天大楼尚在设计寿命内,要想继续使用必须重新交纳土地转让费用,这必然让成本更加高昂,收回投资希望渺茫。

   

    摩天大楼存在诸多不安全因素

    提起高楼安全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火灾。高楼本身就像个大烟囱,一旦发生火灾,燃烧快,火力猛,温度高,楼上的人疏散逃生异常困难,而消防人员又很难上去。消防车的水枪一般喷射几十米高,而国内的消防云梯也只能升到几十米,世界上最高的消防云梯也只能达到110米。所以,摩天大楼一旦发生火灾,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把能燃烧的东西烧光了,火也就熄灭了,消防力量无能为力,这必然带来人员和财产的惨重损失。国内高层建筑发生火灾的例子并不少,当时的恐怖惨状回想起来仍让人心有余悸。

    再有就是地震,摩天大楼一旦坍塌,一百多层重叠埋在一起,救援人员只能对上面几层的被埋人员施救,对埋在下面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被救援的可能。

    人们对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记忆犹新。纽约417米高的世界贸易中心,可供5万人办公,但使用很不方便,上上下下的人员拥挤,电梯系统复杂,再加上拥堵的交通,不断故障的空调、火警等,这座摩天大楼被称作“摩天地狱”。在恐怖袭击中,伴随着这座摩天大楼的燃烧和坍塌,2979人被“摩天地狱”吞噬。

   

    摩天大楼高耗能、重污染

    由于摩天大楼的建筑材料主要是钢材、水泥和玻璃,而这些建筑材料的生产属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还有,建筑材料要被提升到很高的空间,这比建筑普通建筑需要更多的能源,所以,人们把摩天大楼叫“能源密集型建筑”(energy intensive building)。就是在摩天大楼的使用阶段,人员、生活用水和其他物资要被提升到很高的地方,这同样比使用普通建筑要消耗更多的能源。

    另外,玻璃幕墙的使用,也给城市造成视觉污染,也对候鸟带来伤害。我在巴黎发现,他们有的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用编制纤维幕布给遮挡起来,就是消除视觉污染,以免影响汽车司机的安全驾驶。

    摩天大楼也破坏了城市的美观,使城市布局失去和谐,过高过密的建筑会给市民带来心理压抑感觉。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建筑限高规定,例如,现在的巴黎老城在拿破仑时代就规划好了,基本上是4-5层的建筑。1667年,巴黎的建筑最高限度为15.6米,20世纪60年代将建筑的限高提高到31米。提高限高后,导致城市建筑密度增加,交通流量大增,出现了交通拥堵,遭到公众的批评。1977年,巴黎建筑限高降到25米,环线地区(巴黎老城以外的地区)为31米。

    摩天大楼热会带来极大的浪费

    有数据统计,东莞写字楼整体空置率约为40%,有的甚至高达一半以上。摩天大楼对于二三线城市的地标效应远大于实际作用,最后难免会沦为建筑垃圾。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即便是经济景气时,曼哈顿的办公楼也有20%左右的空置率。

    遍布高楼广厦的中国一线城市上海,摩天高楼的空置率也通常在25%-30%之间浮动。数据显示,2012年,成都写字楼“空置率”被推高至34.6%,较2011年增加8.8个百分点。

    苏州建设的世界上最高的瀑布大楼早在2004年12月12日就已封顶,并声称将在2005年6月随着国际服装城同步投入运行。然而建成近十年的时间,这座世界上最高瀑布大楼却渐渐成为烂尾楼,大楼外部杂草丛生、钢筋锈蚀、玻璃破损严重,一副破损不堪的样子。目前政府已回购了瀑布大楼、黄金大楼等烂尾楼,投资失误的损失还是由纳税人买单。

   

    摩天大楼热预示经济要冷

    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Andrew Lawrence)提出了“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 index)这一理论,他认为,摩天大楼高度每次刷新纪录,一般要伴随着经济衰退,而且大多数情况是哪里建成了世界最高建筑,哪里引发经济危机。

    例如,1907建设的纽约Singer Building(1908年竣工)高187米,是当时世界上的最高建筑,结果发生了1907年到1910年的“大恐慌”和金融危机,这是当时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期间,1909年又竣工了纽约Life Building,高213米,成为当时的世界最高建筑。

    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1929年到1933年)期间,纽约竣工的三座摩天大楼的高度相继刷新世界纪录,一座是1929年建成的40 Wall Street,高283米;一座是1930年竣工的Chrysler,高319米,一座是1931年竣工的帝国大厦,高381米。

    在1973年到1975年的全球滞涨(停滞性通货膨胀)期间,1972年到1973年建成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座,高417米,1974年建成了芝加哥Sears Tower,高442米,这两座摩天大楼先后成为世界最高建筑。

    在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1997年马来西亚建成的吉隆坡Petronas Towers,高452米,坐上了世界最高建筑的交椅。

    2000年到2003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重创股市,2004年台北建起了台北101大楼,高509米,成为世界最高建筑。

    2007年到2010年发生了全球继“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2010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成迪拜哈里发塔,高为828米,这一世界最高建筑的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

    劳伦斯的研究成果似乎有些迷信色彩,摩天大楼简直就成了经济的魔咒。但是,如果潜心研究发现,他提出的这一理论也有合理之处。

    建设世界最高摩天大楼的想法,一般都在经济看好的年代提出,对经济预期过于乐观,从而盲目上马房地产项目。但过度投资驱动的经济繁荣只是昙花一现,由于缺乏消费能力,一部分投资必然会被闲置浪费,经济很快萧条下来,形成一个经济周期。

    根据劳伦斯的理论,结合中国的摩天大楼热,下一次经济危机很可能由中国引发,而且就在未来的几年。

   

    摩天大楼热该降温

    不少人对中国一些城市盲目上马摩天大楼项目提出批评。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曾表示,目前国内的摩天大楼热是各地政府追求政绩、相互攀比的体现,不少项目都是在地方政府的某种暗示、授意,以及土地、税收政策的引导支持下,房地产市场开发商以自己的名义去启动的。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周毕文认为摩天大楼热是泡沫化的产物,他说:“等到人们思维回归理性的时候就不会再建这种高楼了。”

    《中国经济周刊》也报道称,当今中国各大城市兴建摩天高楼则是一种“暴发户”式的炫耀,更是一种不自信。

    一个世纪前,人们建摩天大楼主要是展示工业革命的成果,尤其是钢铁及其相关建筑工艺的应用,这是科技进步的表现。现在的摩天大楼,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创新,只是高度的不断增高。所以说,中国一些人的思维,还停留在美国100年前的水平上,想用摩天大楼来展示自己的科技能力和经济实力。殊不知,现在建再高的摩天大楼,别人也不会认为你的科技领先。

    人们不断追求新奇,摩天大楼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人们不再对此感到新鲜。中国“大跃进”时代提出的“中国梦”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并把这看作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标准。现在谁还在为自己住楼房、自己家有电灯电话感到自豪?恰好相反,现在住平房或两层别墅成为时髦,成为有钱人炫耀的资本。

    目前,中国城市住房空置率大得惊人,“鬼城”越来越多,并非是人们在地面上无“立足之地”必须向空中发展。中国不缺高楼,缺的是现代管理制度,缺的是科学技术,缺的是创新思想,缺的是法治环境。

    一个人踩上高跷,并不代表他长高了;一个城市建起摩天大楼,并不代表这个市场的繁荣与百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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