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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谁的城市,哪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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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2 11:38:24 | 显示全部楼层
哪些城市居民最有钱:长三角最富 东北收入增速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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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不醒的海 于 2016-7-22 11:23:2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记者通过查阅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不包括拉萨)、计划单列市、苏州等经济总量较大的市在内的40个主要城市数据,并对这些城市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进行排名后显示,长三角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万元的城市主要位于中西部。

    珠三角明显落后于长三角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反映居民家庭全部现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那部分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以来作为反映一个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了解居民生活变化情况的基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

    当然,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差距很大。这其中,上海和北京两大直辖市领衔各大城市。去年上海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增长8.4%。北京则以52859元位居第二,与上海的差距仅为103元。京沪两大直辖市作为强一线城市,现代服务业最为发达,而现代服务业正是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行业。

    2015年,总共有3个城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大关。除了京沪,还有苏州,苏州这一数据达到了5.04万。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五名中,除了北京,其余四个城市全部位于长三角,分别是上海、苏州、杭州和宁波。此外,南京和无锡列第七、第八位。这些城市全部超过了4.5万元的大关。

    相比之下,珠三角的几个主要城市要黯淡不少。最高的广州以46735元位列第6,深圳则位列第9。另外两个制造业大市佛山和东莞均为39700元多,与同类型城市苏州、无锡、宁波、温州均有较大的差距。

    为什么珠三角几个城市会明显落后?广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分析,人口与产业结构是两者差异的一大原因。在人口方面,这些城市的城镇常住人口都包括户籍人口和外来常住人口。所不同的是,长三角城市的户籍人口占比更大,而珠三角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占比更大。通常情况下,户籍人口的整体收入更高,因此长三角城市的收入水平更高。

    谭刚说,产业形态差异也是一大原因。江浙地区集体经济更为发达,也有很多大型企业。集体经济比较规范,政府财政收入和老百姓从集体经济中所获得的收入会比较高。而珠三角私营经济比较发达,像出租房屋等财产性收入很难反映在统计数据当中。

    一般而言,尽管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了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但在现实统计中,工资性收入占大头,而从事商业以及获取财产性收入方面,则体现较少。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分析,统计口径的差异是两地的一大差别。江浙集体经济更多,统计比较规范。而广东的小个体经济占比更大,统计不是很规范,小富即安的人特别多,想方设法隐藏收入。“这边的特点是比较低调,不露富,很多收入都是隐瞒的。比如广州作为商贸城市,很多人是一铺养三代,正式收入没有,但铺金又不会体现在收入当中。”

    在产业结构方面,彭澎说,珠三角的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很高,比如广州有很多专业批发市场,这方面的就业群体特别多,但收入不高。整体上看,长三角的就业素质更高一些。

    东北收入增速慢

    从区域分布上说,不同区域的城市之间差别十分明显,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

    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京沪之外,大体上长三角收入最高,珠三角次之,福建和山东的城市紧随其后。其中,收入前16名中,除了位居第13的长沙外,其余城市均来自沿海发达地区。

    当然也不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都靠前,例如天津去年的人均GDP达到了10.9万元,以省份算,位居31个省份第一位,超过了北京和上海。但去年天津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101元,不仅与上海、北京相差很远,而且还排在长沙、武汉、呼和浩特、沈阳、大连等中西部和东北城市后面,在40个城市中仅位列第22位。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例如,相比京沪以金融、互联网等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天津则是以重化工业为主。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在居民收入方面显然不如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城市。

    专家指出,一些地区主要靠投资拉动和能源消耗为主,投资主体主要是央企和大国企,在做大产值的同时,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与之同步。

    中部6个省城相互之间差距也比较大。其中,最高的长沙达到了39961元,正在逼近4万元大关,与不少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相当,比中部最低的太原高出了1.2万元。

    在西部城市中领先的昆明、成都和西安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且机场旅客吞吐量都位居全国前十名,第三产业较为发达,收入也相对较高。其他几个西部城市则比较靠后,其中,西宁以25232元位居倒数第一,兰州、重庆、贵阳、银川、南宁等也比较靠后。必须指出的是,作为直辖市,重庆的总人口接近300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若只以主城区计算,排名肯定靠前一些。

    东北地区四大城市中,沈阳和大连比哈尔滨、长春高出不少,长、哈两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四个城市的增速均比较低,例如沈阳去年收入增速只有7.1%,大连为6.8%,哈尔滨为7.5%,长春为6.6%,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东北当地某发改系统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东北的产业结构不太合理,重工业多、轻工业少,导致东北就业不足,人口流向南方,社会民生对财政的依赖度增强,经济发展难度加大。在收入增速下滑的同时,东北的隐性失业问题也比较严重。

    来源:东北新闻网
 楼主| 发表于 2016-7-27 15:28:5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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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




 楼主| 发表于 2016-8-1 16:56:00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6-8-2 17:04:22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些改名后肠子都悔青的城市…2016-07-05 经典语录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些城市原本有着高大上的名字,一改瞬间变成城乡结合部!土的掉地上都能扬起两斤尘.......好比兰陵改名后成为枣庄,兰陵王就成了枣庄王。

    广陵→扬州

    虽然扬州也不差,但广陵就是更酷炫有木有!一曲广陵天下知啊!

   
    姑苏/吴→苏州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窗含西领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些诗词都是明证!

    虽然苏州也有个苏字,但是远远没有姑苏来的内涵深沉啊!

    徽州→黄山(安徽)

    为了旅游徽州牺牲太大,“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一下子人生痴绝处就从一座城变成了一座山……

   
    长安→西安

    长安,多美得名字!丝绸之路的起点,“买花载酒入长安”.....多少人的长安梦是从这个名字延伸出去的?好吧,现在改成了先,原谅我,只想到了西安肉夹馍!

   
    庐州→合肥(安徽)

    曾经诗词里烟雾飘渺的庐州,一下就变成了胖胖组合——合肥。整个人都不好了好吗?

   

    崇安→武夷山

    你去找徽州哭一会儿吧……

   
    兰陵→枣庄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整个画风都不一样了好么....“枣庄美酒夜光杯”“枣庄笑笑生”,就连英俊的兰陵王以后也要叫枣庄王了,“枣庄王入阵曲”,你们感受下!

   
   
    汝南→驻马店(河南)

    一开始,多么有历史底蕴,多么高雅文艺,一下变成了驻马店。

    整个画风都不对了好吗。

    感觉就特么像由一个古典******瞬间变成了杀马特!

   
    九原→包头(内蒙古)

    这气质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一下从广阔无垠的草原穿越到了路边烧烤摊。

   
    月港→漳州

    月港真的是给人一种诗意静谧的赶脚,而漳州真的给人一种盛产樟脑丸即视感!


    常山→石家庄(河北)

    常山赵子龙!

    大家来想象一个画面: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赵子龙。

  

    同时,琅琊——临沂(诸葛亮的故乡);九原——包头(吕布的故乡);常山——石家庄 (赵云的故乡);幽州——保定(张飞的故乡)……
 楼主| 发表于 2016-8-2 17:40:30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大博士报告揭秘县城政治江湖化

    这篇报告是由北大博士冯军旗到河南省新野县挂职两年所调查写成的,深度反应了中国县级基层的官场现状,更是当今大部门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比如,大部分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家乡发展?上访和维稳成为中国社会特色“风景”;各种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每年全国大量的群体事件等等。县级基层的F·B、官僚、黑暗、一手遮天,长此以往,恶性循环,造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城市又越来越臃肿膀胀,加速中国发展不平衡。

    作者 | 冯军旗

    看完本文,你就很清楚

    家乡,我们为什么回不去了

    因为我们已经无法融入那个社会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

    35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

    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

    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

    2010年8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30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

    直到今年,地方政府进行换届,新野县委书记方显中上调南阳市任职,另有干部交流到其他市县,冯才同意发表该文。冯军旗说,网友对号入座后,学术论文变成了变相曝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1、姻亲葡萄藤

    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王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冯军旗同组织部长座谈时,就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

    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野县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

    1,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2,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3,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2、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有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

    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楼主| 发表于 2016-8-2 17:41:28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

    3、日薄西山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

    冯军旗的论文见报之前,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六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

    坊间相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3000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870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

    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冯军旗曾经访谈过新野的10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一个都出身政治家族。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曾说出惊人之语:“我跟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

    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在《中县干部》的扉页上,冯军旗为中县(新野)的干部写了一首小诗,题为《蒲公英》:

    《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飘满了蒲公英

    飘着的,是命运

    落下的,是人生

    新野的政治家族也像一朵蒲公英,在眼下大陆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变迁的天空中飘动。落在地上的,则是那些没有关系的平民公务员。近期,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引起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冯军旗为完成博士论文,于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他借“职务之便”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以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论文“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

    【01】吃喝,官员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曾兵以为,接风宴肯定不用个人买单,而如此的热情宽待背后,说明了吃喝已经成为官场的常态,否则,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怎么能成为官员保护自己身体的“必备良药”呢?茅台等高档酒轮番涨价,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其中的原由大概就不说自明了。

    【02】形象,官员绝不能混同于老百姓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冯军旗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在澡堂子里,都脱得光光,分不出哪个是官,而穿上衣服就不一样了。过去的军官是四个口袋,现在官兵就更加分明。冯军旗短暂的为官经历告诉我们,官员绝不会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样子是衣服装扮起来的,是车子、房子等待遇抬举起来的,是前呼后拥捧起来的,像杨善洲没有样子的“傻”官真是太另类了。整天想着样子、待遇,还有精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吗?

    【03】成熟,上下有人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某乡党委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政协主席那里。落败后的她说道“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N种变化。曾兵以为,“上拉、下推”不乏抱怨的成分,但其形象比喻说明,官员的选拔任用与百姓无关,百姓喜欢没有用,基层推举也起不了多大用,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看上面有没有人。有些人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上”后,才进步很大、很快,上面的集中打压了下面的民主。

    【04】年龄,官员越活越年轻

    有一次,冯军旗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在为官即有特权的现实情况下,只要官员在其位,无论是否谋其政,但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一个也不能少”。难怪了,很多官员都挖空心思让自己年轻,再活上五百年,原来是想为党和人民多工作几年。(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楼主| 发表于 2016-8-2 17:41:40 | 显示全部楼层
【05】入党,上升通道中必备的敲门砖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的官场中,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而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不但没有车子待遇,还受排挤。曾兵在想,当面对党旗,信誓旦旦的宣誓时,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你究竟是为了谁!曾兵不禁怀疑有些官员,入党到底是终生的信仰,还是以求上位特权的敲门砖?如果把入党当成晋升的台阶、上升的通道,这样的官员还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06】学历,党校是官员“********批发基地”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为升迁“扫除障碍”。当学历成为官员晋升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后,党校作为官员培训基地,有的公然制造批发“假的真********”,无论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混到一张本科、研究生甚至更高的********,为此,政府部门里突然变得“人才济济”。奇怪的是,拥有一大批高水平官员政府部门,在有些地区却连群众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07】实力,有财权的官员提升快

    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发现,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曾兵以为,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说明乡镇经济迅速崛起为建立维护上下层关系提供了财力支撑,使当政官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而官员宁可不进步也要死守在“富衙门”,说明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在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不规范的条件下,管钱管物的位子,总是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08】追逐,对皇权的顶礼崇拜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乡里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在中县,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从古至今,对皇权的追逐与崇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迎接皇帝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如今是列队欢迎,夹道相庆。时代虽不同,方法虽有异,但追逐与崇拜皇权的心态没有变。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09】霸道,悖逆一把手是死路一条

    中县有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老人家曾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如今却是不同,小民胆敢说个不字,官员大有“斩立决”的霸道。闲时莫谈国事,背后莫论人非。上学老师告诫说:“人言似箭,岂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曾兵一直牢记于心。陈书记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在当地一定为权力的霸道拿分不少。

    【10】送礼,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常规动作”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曾兵身边圈外人,这一次算是窥见了官场送礼的几点门道。

    一是要有寓意,祝贺前程远大,步步高升。

    二是逐级向上送,一直送到北京城。

    三是要把握好关键时期。

    曾兵想像着这一送来送去的景象,真是好不热闹。

    【11】政治,一张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族网

    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恐怕会使官场生态更恶劣。

    【12】反腐,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冯军旗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曾兵从已经曝光的冯军旗论文点滴内容看,纪委办案别有门道,也要遵守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进行有选择、有区别的规避。

    一是,封锁“上贡”通道,在本级查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不予认定。

    二是,对于已曝光且影响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查处,但官员都在“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取舍成了一门技术。

    三是,领导保或不保成为办案的大前提。

    一位纪委领导还透露,真正被“摘帽”官员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对关系“生死存亡”的反F·B这一重大问题,怎么成了讲究拿捏精准的技术活呢?反F·B或许真验证了那句戏言:“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13】女人,官员玩女人算个屁事

    冯军旗在调查中发现,中县1950~1978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种现象在诸多F·B案中也可以看到,贪官被纪委请去“喝茶”之后,供出情人是他们最为爽快的事。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被“双规”后,就主动讲述一些***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也是首先自己供认,与其有染的女干部、女公务员多达两位数。曾兵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官员把玩女人看成是屁事呢?

    【14】圣人蛋,抨击F·B者为官场所不屑

    1、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F·B,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才德全尽”之人。在圣人后面加个蛋是什么意思呢?曾兵百度了一下,原来“圣人蛋”是河南的特产词汇,用于形容那些脑子里缺根筋、行为上欠火候、装模作样拿腔拿调、不按规矩出牌、无法以常理度之的人物及行为。反F·B者成了“少根筋”的异类,这就是带领百姓奔小康的官员吗?(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2、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曾兵知道最底层的草根百姓怎么想,曾兵想不明白的是,我们尊称的父母官咋变成了这副德行?

    3、回到学校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 的集体宿舍,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冯军旗称,他“确实失落过好一阵。”然后不好意思说:“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曾兵在想,假如官员没有特权,还会有人为此打得头破血流吗?
 楼主| 发表于 2016-8-3 11:43:50 | 显示全部楼层
“良心”已成豆腐渣,原来深圳尽浮华

    参考消息网8月3日报道:港媒称,深圳市早前公布城市公共安全调查,揭发该市地下管道等公共设施问题多多,触目惊心。其中新建的逾百公里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有三分之二被批是豆腐渣工程。

    又据香港《东方日报》网站8月2日报道,调查深圳城市公共安全及专题协商会日前召开,深圳市水务部门发现全长121公里的排水管网工程中,仅有约1/3工程项目未发现重大问题,但仍要经简单修复才能验收;约2/3的工程因检测出来的问题严重而且数量极多,或因施工单位无法修复等原因而无法验收。

    与会的深圳市政协委员李毅称,被视为“城市的良心”的地下管道,有一大半是豆腐渣工程;深圳政府投入大量经费建设的下水道工程,现沦为破坏城市公共安全的犯罪活动,因多层分包,最终承建方的建设费已大打折扣,导致偷工减料成常态。

    如果说港媒的报道不足信,那深圳市政协委员李毅得话又作何解?深圳不是一般城市,那可是位居“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啊。谁能料到深圳这样的大都市新建地下排水管道三分之二竟是“豆腐渣”!

    虽然让人难以置信,可是事实就是事实。深圳爆水管造成大水浸或路陷,对深圳人来说已成家常便饭,据内地传媒不完全统计,深圳近几个月来平均每14日便有一次大型的爆水管事件。内地传媒曾引述深圳市水务集团管网部消息称,每年约有1万宗水管网络爆裂事故。至于一下大雨或一爆管就“水漫金山”,已经成了深圳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一大“奇观”了。

    深圳如此,何况其他?难怪只要一下大雨,中国地不分南北,城不分大小,几乎都成了一片泽国;难怪老百姓在城里“看海”便成了中国大地上的又一大“特色”。

    虽然深圳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有三分之二是豆腐渣工程,虽然“水淹七军”的大戏没完没了,不住在中国上演,实在让人难堪不已,其实细一想也在意料之中——中国人连在地面建筑楼房,盖学校都搞豆腐渣工程,何况掩藏在地下的排水工程?

    宇宙飞船都能送上天,为什么连一个地下排水管道都修不了,中国难道没有能力吗?为什么深圳这样牛逼的城市,连区区排水管道都这样不堪一击?我发现一名网友的话说得非常有意思:上级拔下的资金是买牛肉的,但到了地方改成买猪肉的,到了相关部门改成了肉汤了,到了承包商手里改成干骨头了,到了二包手里确变成了豆腐,好吧,我们只好吃豆腐渣了!

    “良心”已成豆腐渣,盛名之下尽浮华。浮华的东西再华丽,都是虚浮不实的,总归有褪去的时候。地下排水管道被誉为一个城市的“良心”,“北上广深”的深圳连三分之二的“良心”都了“豆腐渣”,不知道整个中国丢掉了多少“良心”。一个不要“良心”的国家和城市,表面再华丽、阔气又有何用?
 楼主| 发表于 2016-8-3 12: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2016年7月25日,纽约批发电价本来只有每度电5美分,下午2点30分,下午的热天气拉高冷气用电,批发价每度电来到9.4美分,才不过1小时之后,下午3点30分,竟然飙高到每度电1.042美元,1小时内涨了10倍。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纽约批发电价突然飙到恨天高,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

    首先是天气炎热拉高基本用电量。

    接着,下午2点时,纽约电力输配监管单位因为气象预报将有大雷雨,担心雷击重要电力输配线导致灾情,因此发布雷雨警报,要主要输配线路降载,以策安全。

    以魁北克水电(Hydro-Quebec)的沙托盖高压输配线兰说,原本下午1点35分之前传输1500MW电力到纽约,至2点10分,警报发出后,降至300MW。

    当纽约一口气损失这么多电力供给,原本可启动燃油发电等备援发电厂来弥平供需缺口,不过炎热的天气让纽约市原本当地可用的燃油电厂都已经上线,偏偏风雨等到下午4点才来,用电需求仍然随着下午的晴空与温度飙高,这下子没有办法打平供需,于是批发电价一口气冲上10倍。

    批发电价一时突然提高,对一般民众的零售电费不一定会造成显著影响,但是这代表纽约电力系统稳定性不佳,一个雷雨警报就能搞得人仰马翻,这也再度提醒:

    电网的稳定性,不是只有发电,输配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而集中式发电方式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因为只要输配断线,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因应这样的危机,解决方案是尽量“就地发电”,以减少输配负担,例如发展分散式能源。

    其实纽约在桑迪台风的教训之后就积极规划分散式能源的建设,只是许多如能源储存等设施都还在小规模测试阶段,如今一个雷雨警报再度提醒纽约建置分散式能源在能源安全的重要性,相关计划可望更快推动。

    http://mt.sohu.com/20160801/n461966089.s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6-8-5 15:29:10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为什么从来都是一个有海洋品格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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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一方 于 2016-8-4 16:01:2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size=1.35em]    澎湃新闻记者 杨宝宝

    2016-07-31 09:55 来自 文化课

    现在“沿海地区”往往被与经济发达、视野开阔联系起来。然而上溯500多年,唐宋以前,“襟江带海”几乎是“穷山恶水”的代名词,海洋往往代表着 “危险”和“神秘”。

    上海史专家熊月之在历史文献中找出了一组中国沿海地名,以证明古人对大海的畏惧。光是“镇海”这个地名,沿海地区几乎都存在过,广东有镇海、福建有镇海、浙江有镇海,江苏有镇洋,“这反映了古代沿海地方的人实在受大海的危害太多,人没有办法利用海洋,就祈祷希望大海能够少危害一点人。”

    而这其中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浙江的临海,还有一个就是上海。这两个与海有关的地名是中性的,并不存在与海洋对立的问题。“上海变****居住的地名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整个中华民族对海洋开发比较好的时候。唐代以后,尤其是宋代以后,海洋文化快速发展起来。人们对沿海的利用、对海洋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7月28日,在大隐书局举办的大夏读书会上,熊月之讲述“上海城市的海洋品格”,他认为,上海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与海洋关系紧密,上海文化也一直是对外开放的海洋文化。

   

    道光年间的《七省沿海全图》,记录了吴淞港口附近地区,包括宝山、上海、黄浦江和崇明岛的一小部分地区。

    因治理海患上海才有了独立的建制

    上海城市发展与对海洋的利用有莫大关系,即使这样,上海地区第一次有了独立行政建制,还是因为要治理海患。

    “唐以前的人是离海越远越好,离内地越近越好。在农业社会,对外不开放的时代里,离海越远越发达。”熊月之查了史书,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古人那里,海洋都是遥远、神秘、危险的。

    比如出自《山海经》的神话精卫填海,讲炎帝的女儿女娃到东海去玩,被淹死了,她变成了一种叫精卫的鸟,每天从山上衔来石头扔到海里。“有一种解读就是精卫填海是一种复仇的神话,你把我淹死了,我要把你填平。另外一个解读是励志的神话,表示一个人要有坚持不懈的志向。但是不管在哪一个解读里面,大海给人们的印象,第一是无情,第二是可怕,炎帝的女儿都被淹死了。” 熊月之表示,沿海地区在汉以前,在《史记》等史书中的描述都是没有文化、很落后的地方。沿海的人也是野蛮的,披发纹身,吃水里的各种东西,与中原文化无法相比。

    在上海也是如此。晋朝以前,上海地区人们大体生活在松江、青浦一带。到唐朝,现在的上海地区才形成了陆地,而金山、奉贤一带那时还在海里,崇明还是小小的岛屿。公元713年的时候,为防止水患上海地区修了一条捍海塘,靠内的陆地慢慢开始有人居住。

    751年(唐天宝十年),唐朝在这里建立了华亭县,上海地区有了独立的行政建制。华亭县管辖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区苏州河以南的地方,苏州河北面属于苏州。“如果问那个时候上海人有些什么特点?尽管到三国的时候,东吴在东南江东这个地方有所发展,但是整体上这个地方的发展程度未见得比中原强多少。这个地方整体上人还是比较凶悍的,不像宋以后温文尔雅。”

   

    1925年,苏州河岸边的工厂。 照片前景是停在棉纱厂附近的船。

    元朝时官粮的重要转运港

    以“上海”的名称正式设县,则是在元朝时期。古代一个地方要建立县,常常是因为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原来的县无力管理,就新建一个县来管理。但是上海却是例外。

    “上海的建立是因为先有了一些管理税收方面的需要,是因为商业的发展。”熊月之认为,上海甫一出世就有强烈的“海洋品格”。

    唐朝时期开始,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辖中外贸易,但对外商还是帮扶的态度,“不要太欺负人家,不要太违规,也会收一点税收,没有形成制度。”

    由于唐朝疆域广阔,西边路上交通方便,丝绸之路更为发达,在海洋方面,唐朝并不重视。而到了宋朝特别是南宋,北边有金和西夏,完全切断了陆上丝绸之路,在对外贸易上才开始重视海上通路。

    宋朝在上海设立了管理税收的市舶司,之后设立了上海镇。到了元朝的时候,1292年,上海设县。

    元朝的首都在大都,即北京,而全国粮食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在江浙,庞大的政府机构人员和军人都要解决吃粮问题,粮食运输问题迫在眉睫。

    南粮北运原来靠南北大运河,但是由于战争有的地方运河不通。元朝就考虑从上海通过海运运粮,于是将管理机构市舶司放在华亭。“这样,元政府就把松江政府从县级提为府一级,同时把上海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县。所以,上海1292年设县,跟其他的地方动因不一样,它先有税收和运粮食的需要,然后是提高行政级别。”

    上海能够成为元政府运粮的中转站,与它的自身条件也有关系。上海向南海水较深,向北较浅,吃水深的船只无法前进,南方来的货运船要在上海换吃水较浅的平底船,才能继续向北前行。因此在运粮的同时,上海还有贸易的需要。

    熊月之认为,内外贸易的需求、南北贸易的需求、加上政府运粮的需要,在上海这个地方交织凸显出来,造成上海城市发展的路子,跟贸易、海运有直接的关系。

    有了海运的需求以后,宋朝以后上海就出现了很多海上私人贸易。其中朱清、张瑄两人最为著名。

   

    民国时期的上海。

    朱清是上海崇明人,张瑄是上海浦东高桥人。朱清认识一些字,张瑄一个字都不认识,他们结拜为兄弟,最初是海盗,在海上做走私贸易。在元朝政府找到他们,要求他们帮朝廷运粮的时候,二人已经有500艘船,上千人的规模。

    元朝采用比较宽松灵活的方式和他们合作,不但给运费,还解决赋税问题。这两人帮助政府解决造船、运粮两大问题,同时自己也顺便做生意。“他们发家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讲吴地,即苏州、松江这一带,没有人不知道朱家和张家这两个大户。”

    熊月之认为,这件事情对上海后来的发展、对航运史,有两个重大的意义:一是在南宋末、元代时,有几十万江浙沿海一代的人从事海运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方的财富发展。上海地区,太仓、昆山、嘉兴、平湖一代,出了很多富人。这些人从贸易、海运赚钱,然后买土地,有的甚至有上百顷的土地。第二是造船技术得到极大发展,郑和下西洋造船的技术及人才队伍,都与朱清、张瑄的班底有关。所以,造船和航海技术、航海人才,都是在这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明朝海禁,海运商人成了“倭寇”

    “本来,如果按照元朝的路径继续发展下去,到郑和下西洋,中国整个海运的水准,海上的力量,在世界上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但是朱元璋采取了这一政策以后,规定了这是法律,谁改了就是不肖子孙。整个明朝都采取了海禁的政策。”熊月之认为,明朝的海禁政策对中国海运、海洋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后遗症。

    虽然政府实行海禁,但上海地区此前众多人因海运发家致富,不愿意就此放弃这条生计,这导致上海周围走私空前繁盛。

    崇明大小洋山、浙江的双渔岛(现在叫六横岛),都是走私发生率高的地方。走私最盛的地方是浙江舟山的双渔岛。明朝嘉靖年间,双渔岛上有1200余葡萄牙人居住,居民有几千人,房屋1000多座,有教堂、妈祖庙,还有管理地方事务的政府,像小城市一样。后来明朝海禁,这个地方被镇压下去。“但沿海人有非常强烈的贸易需求。史料上讲得很清楚,即使一个字不认识的沿海人,他也知道,拿一篮子鸡蛋,一坛酒,一些蔬菜,到岛上去,换回来的钱够一年生活的。国家很难把它完全禁止。”

    几个岛上的走私点关掉之后,靠走私为生的人没有了生路,就变成了海盗,形成了中国明朝历史上非常突出的倭寇现象。

    “其实,现在有学者研究,倭寇里90%是中国人,只有少量日本人,那些日本人是受雇于中国人的。”熊月之表示,倭寇的最大的领袖是安徽的徽商,叫汪直,几个首领也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会把他们说成是倭寇呢?这是因为海盗的家人、家族还生活在中国沿海,如果说真实姓名,他们担心日后被抓到会影响到自己的家族。因此,海盗乐于用“倭寇”的身份掩藏自己。而官府也乐意把这些人说成是倭寇,因为一个地方被倭寇抢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小一点,如果说被地方的民众抢了,责任要重得多。“现在研究下来,绝大多数人都是原来从事海上贸易的一些人。在政府不让他们搞贸易的时候,便铤而走险。”

    熊月之认为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如果明朝不禁止海上私人贸易,不禁止海洋交通,上海地区就会变成中外最大贸易的地方。”

    海洋品格在上海文化中一脉相承

    海禁限制了对外贸易,但上海之前海洋文化开放的传统还在,并渐渐转移到文化领域。明清几个著名的“开眼看世界”的文人都出自上海。

    明朝著名文学家归有光是昆山人,熊月之提到他在论述商人的时候,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很不一样,在归有光的文章中有对盐商的描写,他们尽管是商人,但道德很高尚。

   

    徐光启(右)与利玛窦

    徐光启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但对西方文化持非常开明的态度,自己还加入了天主教。他曾写文章论述海运,认为海上贸易是硬需求,禁止就会有走私,如果开放海禁,反而不会有海盗。

    另一位是陆家嘴的陆楫。熊月之认为他明显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首先,他觉得贸易对生产是有好处的,提出“奢侈性消费有益论”,他认为,节俭对于一个人是可以的,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讲,多花钱才可以刺激经济。此外,他还有一个观点叫华夷辩,认为所谓华夷主要是从文化高低来区分的,文化好的人就是华,文化低的人就是夷,外国人文化好也是华,中国人文化差也是夷。“这个观点很了不得,我们今天讨论天下观念的时候,也会讨论这个问题,以文化高低来区分,而不是以人种、居住的地方来区分。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夫之有这方面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很高,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陆楫比王夫之早一百年。”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 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上海开埠十年以后,就领先于其他的港口,超过了广东。

    熊月之认为,上海繁盛的原因可能有许多,包括地理位置等,但是人文的原因一定是很重要的。上海从产生开始,就与海运和对外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经在当地人心中产生了一种历史文化记忆。

    “1843年以后,上海城市发展那么快,就跟原来上海从宋元以后形成的海洋文化品格有关系。这种品格,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大体上以港口为基点,以贸易为契机,以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只要这个人对历史有记忆,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就像在明代,到徐光启这个时代,已经海禁了,但是他们对外开放的记忆都会留在文化当中。就像上海1949年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个时候上海跟国内其他城市一样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下,但是一旦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原来1949年以前开放的文化,又会从心灵深处激发出来。”熊月之认为,从宋元时期、到近代开埠,再到当代开放,上海城市的海洋品格,在上海文化传统中,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楼主| 发表于 2016-8-8 10:23:37 | 显示全部楼层
温州经济已全面溃败 警示所有中国人



温州市政府对民众征高额土地使用权续费,引起民众与业界人士不满和抨击。图为温州中心楼房。

    温州人曾经被公认为“有钱人”,但是昙花一现过后,温州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在。有网络评论文章表示,温州经济已经全面溃败,而这种溃败值得所有中国人深思。

    网络评论人士水木然撰文表示,温州人曾经集中于炒作,一切以赚钱为目的,放弃了实业发展,结果吹大了经济泡沫。

    更重要的是,温州就是大陆经济的缩影。

    温州人历经炒作狂潮

    文章中说,温州曾经兴盛的后期,温州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会炒”,主要是炒煤、炒房、炒钱。

    温州人炒媒,几乎垄断了山西、内蒙各地的煤矿,然后倒卖、坐地升价;温州人炒房炒遍全国,所到之处房价都出现飙升;炒钱,是指温州的民间借贷后来成了高利贷,以钱生钱。

    在炒作过程中,温州人放弃了发展实业。资金被用于高房地产、民间借贷,结果加剧了经济泡沫和资产泡沫。

    多年后,炒作的后果显露出来。温州实体经济受到重创,工厂倒闭、老板“跑路”,无数企业在苟延残喘。

    超高房价、实体空心

    文章中引述数据表示,2000年~2013年间,温州房价从每平方米两三千元(人民币,下同)飙升至每平方米4万多元。

    炒房者手里通常有几套,甚至几十套房产,有时开发商刚结束土地竞拍,该地块的房子已经被卖光了,有的炒房者甚至走后门买房。当时大陆各地也同时掀起全民炒房的现象。

    温州随着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实体行业资金匮乏、面临困境。从2010年底开始,实体经济出现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甚至自杀的情况,随后就出现企业和个人抛售房产、房价连续32个月下跌,房价从此崩盘。

    随之而来的是,温州整体经济数据受到冲击。2013年的16个主要经济指标中,温州的人均GDP、GDP增幅、财政总收入等9项指标倒数第一,还有4项倒数第二。

    据悉,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中,有40多家制造业企业涉足房地产开发。

    实体经济的衰败,导致温州银行业、担保公司和个人债主面临危机。主要因素之一是,温州人一度全民炒钱,即借款人先通过民间过桥借款来偿还贷款,然后再从银行贷款还给民间贷款人。但随着实体经济衰败,民间贷款相继出现崩盘。

    另外,温州市在过去多年炒作、追求财富的热潮中,忽视了公共服务部分。评论文章中说,温州的交通状况差,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很少,公共投资和服务不足。
 楼主| 发表于 2016-8-9 16:34:21 | 显示全部楼层
你一定是脑子进了水,才会选择来东北开公司的!

    过去的2015年,东北经济的低迷成了全国最沉重的一个笑话!

    辽吉黑每个季度经济统计全国均排名倒数。这里面固然有产业结构的原因、外部经济环境的原因、思维观念的原因和中央支持力度、方式的原因,但是人的因素,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因素。

    我们根本不用深入东北调研,光是报表上冷冰冰的数字就足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从宏观层面来看,2015年,东三省的GDP增速在全国垫底,辽黑吉三省分别是全国倒数第一、第三和第四,更严重的是,坏消息并没有转好的迹象。

    在2016年第一季度中,辽宁省GDP出现负增长,这不仅是全国唯一,也堪称辽宁本省的史无前例,继续稳坐全国倒数第一的“老虎凳”。

    你说,就像是平均工资一样,光看GDP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也不能代表东北经济就真的不好,我怎么看见东北的冬天满大街都是穿貂儿的人?

    要我说,你别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咱们的套路从来都是努力地用在面子上,如今连面子上最重要的数据,关系到乌纱帽的GDP都找补不上了,真实的经济现状还不一定多惨淡呢,尤其是对于广大的私营企业而言。

    连被誉为东北之星的大连,2015年GDP增长只有可怜的3.8%。人民的钱袋子干瘪了,地方政府也不好过,毕竟,政府并不创造财富,东三省数以百万的公务员都需要纳税人来养活。

    我最关心的东北消息,就是经济长期衰退。东北经济衰退由来已久,中央早就专门成立了高规格的振兴东北机构,从方方面面给以支持,但是振兴东北经济任务依然艰巨。显然,东北的经济问题,非朝夕之故,也非单一之因。由于长期关注东北经济问题,遇到有关人士,总是问一个为什么。笔者仅想从自己的经历与思考略谈己见,挂一漏万。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

    有次在上海为企业家班讲课,结束后赶往虹桥机场。有位女企业家的公司就在附近,于是顺路送我到机场。由于堵车,一路闲谈。她一开口,我就听出是东北人,两人用东北话聊天,更显亲切。她说自己的公司原来在东北S市,后来与上海有些业务往来,久而久之,发现上海政府办事规范,只要是规定的,不用找关系,更不用送礼,就可以办理。几年前,她下定决心,把公司从东北S市迁到上海。过一段时间,她哥哥和妹妹也各有公司,到上海实地考察一番,也把自己的公司迁到上海。哥哥妹妹又各自影响了一些亲戚,陆续都把自己公司迁到上海。难怪,我说班上都是江、浙、沪企业家,怎么那么多说东北话的。

    认识一位深圳企业家,一个大酒店老板。他也是东北S市人,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就到广州、深圳打拼,一直在跨国星级酒店工作。他早就做到高管,已有不薄的家产,一直关心家乡,几年前就在家乡S市投资,盘下一家酒店,想用自己十几年在广州、深圳跨国星级酒店学的那一套管理方法这家酒店,也想作个示范,把现代管理经验、方法在家乡一点点推广开来。酒店业经常与政府的最基层打交道,城管、消防、派出所、办事处、卫生检验防疫……政府水平高低、办事效率、廉政情况,体现最充分。他说得细致生动,此处不赘。总之,方方面面,这位老兄不胜其扰,勉强坚持一年,非常失望,毅然决然把酒店低价转让,重回深圳。回到深圳他买下一家酒店,自己当老板。

    他说与S市相比,深圳的管理水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非常省心。必要的“打点”,也基本是“明码标价”,办什么事给多少钱,心里有数。

    类似的东北企业家,遇到了好些位,各有曲折故事,无法也不必一一细说,但都是离开东北,来到北上广深。每次听到他们的经历,不禁感叹,明明东北比北上广深更需要资本和民营企业家,然而他们却带着资本纷纷出走!

    春节期间参加一个大趴,各行各业都有,邻座是位投资界大佬,我还是忍不住问起“东北问题”,提出应到东北投资。

    他笑答:你不是这行的,不知道投资界有个说法,投资不过山海关。投过去,收不回来。

    细细想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总是寻找最适合自己、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资本总是流向最适宜自己增值的地方。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实际就是使用人才、资本的环境和体制间的竞争,如果体制不合,人才和资本就会“用脚投票”,用“退出”来表示对体制缺陷的不满。

    在东北,民营经济想发展起来,难于登天。

    不仅国有经济成分庞大,而且政府抓权的程度让人无法想象。还是东北某省会城市,该市44个委办局居然有43个有行政处罚权,可见各个政府部门抓权的心思有多重。

    抓权的目的是什么?还是为了最后抓钱。

    在东北地区,官员F·B问题有多严重,看看近期的落马官员就知道了。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原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原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原省政府副秘书长魏俊星、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沈阳市原检察院检查长张东阳、大连市原中法副院长李威、鞍山市原中法副院长宋景春、沈阳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陈长林、沈阳市原副市长杨亚洲、铁岭市原市委副书记林强、鞍山市原市委书记谷春立,这还不算之前早就锒铛入狱的不厚书记和叛逃使馆的军头。再早前的慕马大案,几乎沈阳所有的委办局一把手全都涉及其中。

    仅仅过去十年多一些,辽宁地区前赴后继的F·B官员又层出不穷。据说,轻轨项目的背后是已经被调查的原某省省委书记和东北另一省机车车辆厂厂长的关系,两人据说是同学。在这个区各种高大上的工程背后,该区原区长目前也已经被中纪委调查,据说牵出几十名下属官员。

    近几年,东北地区大量的公共城市建设,背后关于F·B的传闻一直层出不穷,从城市大量铺路和路基工程中标单位,再到交通系统,再到绿化和各类市政工程系统,还有各类拆迁改造和土地出让、消防检查等一直是F·B的高发领域,现在看,公检法系统的F·B也层出不穷,“吃完原告吃被告”几乎是许多城市部分胆大妄为法官的真实写照。

    就拿某副省级城市的数万辆出租车座垫清洗和出租车司机工作服,就一直传闻是由交通局某领导亲属垄断的。

    东北三省,每个省市官员性格不同,但是在南方商人眼里“好摆官威,水平差,贪婪,懒政惰政”倒是很多人的评价。

    个别地方官员“忽悠”商人的本领让南方的一些商人叹为观止。

    已被调查的王珉书记说的“关门打狗”在东北许多招商引资中,是常见现象,政府用各种优惠政策土地税收政策吸引各企业投资,等企业资金到位已经开始工程建设后,原来许诺的承诺就不见了,政府不仅百般拖延推诿,更有甚者利用企业骑虎难下的境地借机吃拿卡要,让企业家苦不堪言,最后不得不伤心离去。

    还有一些税务等实权部门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和企业的一些问题大作文章,变相敲诈企业逼企业给这些领导亲属朋友输送利益,承揽工程。或者安排子女就业等。笔者的朋友在某企业,因为一些票据不合规,被当地税务部门调查,调查了很多天,最后在酒桌上官员说了实话——能不能解决其亲属家孩子进入某垄断国企。对方心领神会,马上安排,税务稽查立马过关。另一家企业,消防整改存在问题,迟迟拿不到批文,消防部门负责人暗示,能不能安排一个其单位要转业的人员,人员安排,消防合格。

    以上这些,还不算依附于各大国有企业的各种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依附于各大国有企业,通过联合围标、串标等方式,轮流中标。为了获取订单,每年都要向这些国企实权部门和质监部门行贿,一个小小的质量检验员通过受贿,可以拿到他两年的工资。还有一些油田等国企,更是丧心病狂,崭新的前几年采购的未开封设备,就毁坏报废,再到民营企业采购,从中获取高额回扣。一个小小的油田处长,都可以到沈阳豪车豪宅,******挥金如土。还有一些油井,尚可以出油,就提前报废,然后再委托给一些私人公司明目张胆的开采油田,赚取暴利。至于更夸张的,可以见***的石油帝国在东北的操作思路。

    可见,东北商业环境之恶劣,已经到何种境地,在这样的环境下吗,有可能孕育出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企业吗?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下,还一头扎进来的,不是脑子进水了是什么?
 楼主| 发表于 2016-8-9 16:34:28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东北,无论是经商,就业,办事,升学,工作,几乎都离不开“托关系“。

    如果说北上广深的崛起是商业的胜利,至少里面体现着部分凭真才实学的成分。到了东北,到处都是潜规则盛行,办事要托关系,上学要托关系,办婚宴要托关系,晋升要托关系,住院要托关系,几乎生老病死都要托关系。

    托关系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托关系是使用不正常的手段,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是商业社会公平发展的大忌,但是恰恰在东北就是盛行这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北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逆淘汰”的现象。

    “我再也懒得回去和那帮狗逼打交道了”。

    这是我一个东北朋友最近和我反复提及的一句话。一年前,他从北京辞职回到辽宁创业,具体哪个城市就不说了,一年过去了,他如今又回到北京,在意味深刻的大望路上班。

    在我锲而不舍的追问下,我才明白。

    他口中的“狗逼”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泛指,泛指一切吹牛逼不干活,光喝酒不办事,泛指一切不作为的官僚主义作风,泛指一切低效率没诚信的合作方。

    他和我说,他的噩梦从注册公司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他没想到只是注册一个公司,为什么在东北就那么难?

    别人劝他:还是找找认识人吧!当初他是不听的,如今他和我说:“在那个地界,你甭管干啥,都他妈得找人,不找人根本办不成事儿”。

    十多年前,在国家刚刚提出宏伟的“振兴东北”计划的时候,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一个游子对东北的反思:振兴东北先震东北人》,这篇文章让很多东北人心里不舒服,在文章下面破口大骂。然而文章的的确确是一个东北人写的,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文章中这名东北人将自己的父老乡亲着实损的够呛,在他的笔下:东北人好面子,爱攀比,喜欢拉关系,不讲诚信,不守规则,懒惰吹牛,东北实在是一个没有熟人就办不成事儿的一个地盘。

    我不想给任何一个群体按上一个标签。坦白讲,我不相信东北人全都有上面那些臭毛病。但从另一个层面而言,东北人浮于事的情况的确比其他地区严重。

    无论是上学、就医、就业还是办企业,大家想的不是怎么提升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下意识的反应都是“找人”,有关系就有一切,没关系就寸步难行。这不是我信口胡诌,也不是我听了几个朋友的抱怨就在这里以偏概全,我们依然拿数据说话:

    根据社科院的数据统计,在东北开办企业所需要的程序是全国最繁琐和漫长的,拿登记物权的流程来讲,上海只需要4个步骤即可,而东北步骤最少的城市是沈阳,需要多少步呢?12个步骤,也就是说东北最快的城市也比上海慢了整整3倍!在东北你打一个商业纠纷的官司,平均需要363天,差两天刚好一年哦亲!

    办事效率和行政效率如此之低,国企当然习惯了,但效率是民企的生命,有那个企业受得了一个破证件要翻来覆去的办一个月乃至更久呢?

    东北恶劣的营商环境还表现在中小微企业获得资本扶持的难度:

    根据《中国股权投资市场2015全年回顾与展望》,在天使投资市场已披露的投资案例中,东北地区共获得4起投资,投资金额加起来仅为700万人民币。这点钱还不如北京随便一个卖肉夹馍或煎饼果子的创业团队获得的A轮融资多,从这个层面而言,东北已然被“天使”抛弃。

    这事儿其实非常严重,我个人觉得比东北暂时性的GDP下滑还严重,因为天使投资对东北的“爱答不理”,显示了在资本层面对东北的未来没有信心,而对于经济而言,信心往往比黄金还重要!这是资本层对东北信心的寒冬,也就是资本已经认定东北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了。

    即便有很多人“酒杯端起称兄道弟,酒醒之后去你妈的”,但在东北,大家依然喜欢拉关系,走后门,因为很多事情“没人你就办不了”。

    造成行政效率慢,营商环境差以及全民爱拉关系的思维方式,其实通通属于计划经济和国企思维下的遗毒。东北人在计划经济和国企思维的笼罩下,生活的过久了。国企、央企等公有制经济沿用的是典型的用官僚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就会令民众产生崇拜权利且懒惰的德行,而且瞧不起个体户等私营经济体,总觉得那“不是正经工作”。

    不是东北人爱拉关系好高骛远,而是在东北的地界往往没人你就真的办不成事儿;不是东北人假义气不讲诚信,而是计划经济造就的官僚化体制只认权利不鸟产权和契约精神,你产品质量再牛逼,没人的话还是进不了国企采购的名单;不是东北人懒惰,而是都在国企中,大家干多干少都一样,毕竟劳动模范奖章又不能当饭吃;不是东北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而是家乡除了国企和公务员,实在没什么工作岗位,在东北,进不了国企简直就等同于失业,狗屁专家天天呼吁那些家里没关系没后门的大学毕业生留在东北,你让他们留在东北干什么?都他妈去创业?去做直播吗?

    所以,从曾经的亚洲中心到如今的全国倒数,你现在知道,是谁造就了东北经济如此不堪的局面了吗?

    现在你可以相信我所说的:

    除非你脑子进了水,不然别来东北开公司!其中的道理你懂的!
 楼主| 发表于 2016-8-12 12:33:2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宽带发展联盟在国内首次发布了《中国宽带普及状况报告》,报告内容显示,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我国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56.6%,移动宽带(主要指3G和4G)用户普及率达到63.8%。




  宽带普及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信息化创新驱动力的重要指标,在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和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之一。近年来,通信行业主管部门持续开展宽带专项行动,快速推进光网城市建设,着力建设4G网络,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大力推动我国的宽带发展普及提速。从这次发布的宽带普及状况看,我国宽带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我国的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和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分别比2015年末提高了16.6个百分点和6.8个百分点。
  从各地的宽带发展普及状况看,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方面,浙江省最高,达到89.1%,排在前五位的地区还有江苏省、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方面,北京市和上海市排在前两位,分别达到129.9%和102.6%,超过了100%,排在前五位的地区还有浙江省、广东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楼主| 发表于 2016-8-18 16:42:4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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