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世界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热搜: 规划
查看: 15569|回复: 107

[讨论] 公平是什么?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2-8-14 11:39: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蒂姆•哈福德


“全民公平的未来”   英国工党的这句竞选口号非常空洞。我想这并不令人意外  毕竟它是一个竞选口号。有些观点不符合口号或使命宣言的基本标准,公平就是其中之一  你能想象有人以不公平为口号参加竞选吗?再者,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例如,如果苏(Sue)收入2万英镑,而简(Jane)的收入是苏的5倍  10万英镑。公平的税负应该是多少?极端的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任何税收都是政府这个最大的强盗对人民的武装抢劫。极端的功利主义观点认为,只要简的税后收入高于苏的税后收入,她就更没有必要拥有这些钱,就应该是额外征税的首选。根据这种观点,简按75%的税率纳税,而苏不用纳税将是绝对公平的,唯一的问题将是可行性。

我勉强同意这两种观点。但在现实中,我们以中间立场来应付。大多数人似乎认为,简按更高的税率纳税是合理的。但一些人会说,如果简纳税1万英镑,而苏纳税3000英镑,简交的税就超出了公平的份额,即使她的平均税率较低。对燃料、香烟、机票以及其它与特定收入水平(不紧密)相关的物品征收的税收,又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混乱。

哈佛大学(Harvard)经济学家格雷格•曼昆(Greg Mankiw)发表文章称,功利主义观点(即便是温和的)是错误的。曼昆是一本畅销教科书的作者,还是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的前任经济顾问。他认为,一旦考虑到功利主义的含义,大多数人就会同意他的观点。其中一个含义是,美国应该对所有本国公民课以重税,并把钱送给发展中世界更为贫穷的人。曼昆认为没有多少美国人会支持这种政策;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他把这种观点作为反对功利主义的有力论据是错误的  它同样可以用于反对把偶然出现的道德直觉太当回事。

按照曼昆的观点,“公平”无关乎分配,而关乎民众是否获得其应得的东西。但这自然会引出其它问题。我对曼昆的各种论证并不信服,但另一位哈佛学者、已故的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提出的观点要好得多:即著名的“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思想实验。

诺齐克说,想象一下收入得到“公平”分配。在政府以某种方式完成分配后,再接着想像一下,有一百万人愿意每人花25美分看威尔特•张伯伦(当时的篮球明星)的篮球比赛。现在每人少了25美分,而张伯伦多了25万美元。通过这种自愿形式的交易,所有人都变得更幸福了。那么,我们怎么能说最初的分配是“公平的”,而新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呢?基于这种逻辑,诺齐克认为,公平与其说与份额公平有关,还不如说与过程公平有关。

无论是张伯伦论点,还是曼昆那种较为含糊的说法(人们应获得其应得的东西)都存在一个不足之处,即人们生活的起点不同。张伯伦才华横溢,另一些人得以接受昂贵的教育,或幸运地出生在正确的国家。所有这些都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难道这些意味着幸运的赢家应该得到更多吗?

我从诺齐克的观点中得出的领悟不是再分配总是不公平的,而是所有的天才越早得到培养,我们就越不会为以后的财富分配担忧。

蒂姆•哈福德的新书是《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由利特尔-布朗公司(Little, Brown)出版。

译者/君悦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1:43:56 | 显示全部楼层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2011年04月21日 14:27
来源:人民网

内容提要]:十六大以来,公平与效率的内涵与外延日渐丰富发展。党的十七大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的新课题新挑战,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重新审视流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观点,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在逻辑上显然并不充足。这种观点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是把发展等同于效率,是把矛盾的特殊性当作矛盾的普遍性。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和谐的巩固基石,是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切实体现。

[关键词]: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科学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宣言书,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举措、新概念,关于公平问题的认识也是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大创新。为什么在新世纪新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给予重新定位,其实践的依据和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它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什么内在关系?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党中央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深化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们长期以来的提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学者在1985年的调查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之初,为迅速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低效率局面,党中央提出要优先强调效率。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术语,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五大报告坚持这一提法的同时,又强调诚实、合法致富,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防止两极分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支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的同时,对二者的关系和如何落实这个政策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第一次从不同的层面上界定了二者的不同地位,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并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四个要求: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坚持了十六大的提法,同时,提出要加强对垄断行业和个人收入的监管。

然而,2004年10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却没有出现“效率优先”的提法,而是主张“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重大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公平”概念。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胡锦涛还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必须以“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标”,使公平的外延扩展到民主法制建设方面。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不但没有出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的字眼,而且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明确要求。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公平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的深化和发展,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明确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这段话明确地表明,社会公平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社会公平概念得到极大的拓展,其外延已经从单纯的分配公平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007年温家宝总理的两个讲话把公平问题的地位和意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他指出:“两大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在2007年3月16日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仍然坚持两大任务的提法,并强调 “要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从执政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突出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不仅如此,并振聋发聩地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明确摈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定位。

另外,在2008年3月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旗帜鲜明地指出,“真理是思想追求的首要价值,而公平正义则是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首要价值。”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历次重要大会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公平与效率范畴无论在外延还是内涵上都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也得到不断深化、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关注的分配公平或者说经济领域的公平,此后公平的外延扩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提出了权利公平、司法公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与之相伴随,公平的内涵从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扩大到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对于效率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发展,从比较关注经济效率到经济效率与技术效率并重,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自主创新;从比较关注微观效率到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并重,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又要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1:44:2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逻辑的反驳

列宁曾经说过,真理都有一定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哪怕是往前跨一小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一定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从严密的逻辑来看却有明显的不足。

第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来源于人性自私的经济学假设。众所周知,标准的经济学模型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即所有个体在物质上都是自私的。然而,这个假设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和涂尔干在理论上曾对国民经济学把自我主义、个人主义当作社会秩序的基础做了深刻的批判。他们强调,社会并不是原子式的个人的集合体,而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统一体。“自私”是丛林法则,而不是人类社会的法则。

世界银行《2006年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在总结10年来许多可控实验结果以及近期经济学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或许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在关注公平与公正,公正是人们的一种偏好。该报告还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对卷尾猴交易实验,试验结果表明,连卷尾猴也不喜欢不公平。有关专家对几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进行调查后发现,多数高收入国家的不同职业的公民表现出对平等的强烈偏好:他们认为较低收入的职业应该得到更多报酬,而较高收入的职业应该适当降低其收入。对于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强相关性,有关专家的研究也指出,不平等程度的降低有助于总体上减少贫困。另外,“最后通牒”的实验也表明,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公平的。

第二,发展与效率优先不能等同。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断的学者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提高生产力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就要效率优先。这里存在一个逻辑上的跳跃,把效率的提高等同于生产力的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效率可分为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前者指的是一种物质生产的联系,同样的物质投入(如能源与劳动时间) 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者说较少的物质投入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而经济效率指的是以金钱计算的成本与产值的关系。理论上讲,这两种效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下是一致的。可是由于现实的社会并非完全自由的市场,因此,“技术效率”往往与“经济效率”有别。虽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增长往往与技术效率的改进同步出现。但是,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由于技术效率的提高所致,因为存在另一种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带来了机器设备的改善、投入增多,而因此导致技术效率的提高。一般来说,技术效率的改进大多带来经济效率的增长。但是,经济效率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技术效率的改进,而且即使能够,也并不必然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比如说,经济效率的提高有可能是裁减员工、削减福利而来的,也有可能是压低承包者费用而获得的,这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收入的再分配,把劳工所得一部分转化为企业家或管理者的收入,因此基本上是一个零和游戏,对整个社会来说其实没有增加或贡献什么。甚至,裁减的员工由于失去工作,而健康状况恶化、教育支出减少,或者走上犯罪道路,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此,从理论上看, “效率”(不论是经济效率还是技术效率)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实际上看,历史上个别的资本主义地区或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发展,往往得力于“效率”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拥有特殊的垄断地位,与掌握暴力手段的集团维持友好关系,处身于良好的政治地理位置,巧逢难得的发展机遇等等。既然效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经济的增长或者或生产力的提高,所以效率对生产力的增长并没有必然的优势,不具有优先性。已经有许多实例证明,在促进公平的情况下,更加能提高效率。如建国初期,工人、农民的解放,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分得土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从当前的现实也可以看出,很多情况也是如此。一些私营企业之所以具有比国有企业更高的效率,也许有很多原因,但其承担的税收和社会保障负担远比国有企业轻,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和不可忽视的因素。另外,权钱交易、垄断从经济效率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但却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公平是实现竞争的前提,是保证社会有序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个前提,只谈微观效率,只能使社会处于野蛮状态,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不可能充分实现。

第三,从效率与公平的内涵、外延可以看出,效率主要是经济问题,而公平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二者不在同一个层次,显然并不截然对立、此消彼长。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是把一种特殊情况下存在的现象当成普遍现象,否认了二者可以并重,也否认了公平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优先的可能性。

所以,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讲效率优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效率优先”不是不可以讲,但应放到应该讲的地方去讲,应该在生产领域中而不是分配领域中讲。效率、效益、质量等一系列概念是与速度、投入、数量一系列概念相对应的。我们现在转变增长方式的方针,就是要求把质量、效益、效率作为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而把投入、数量和速度放在适当的地位。我们不能主要靠拼投入、增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符合正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大道理。不是任何发展都是大道理,不讲效益、质量的粗放式发展就不是大道理。

应该承认,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其合理之处,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保障公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我们对效率的片面理解和泛化,也出现了严重问题。第一,由于强调效率优先,主张物质刺激,对精神方面的追求没有给予同等的重视,以致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重理工轻人文社会科学的现象。第二,由于关注比较多的是经济效率,而对技术效率、生态效益以及人的健康没有给予同等的重视,以致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严重,血汗工厂、黑煤窑在一些地方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第三,由于把效率优先的思想和市场的逻辑被泛化,以致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政治生活中权力寻租泛滥,教育、医疗、住房都推向了产业化,社会公益性事业衰落,人民群众的教育、医疗、住房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第四,由于公平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贫富分化现象十分严重。所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的重大因素。十七大正是在反思这些问题以及我们以往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对公平与效率关系上作出了新的定位和调整。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调整,既是党中央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更是顺应不断发展的新实践的需要。当然,十分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为我们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前提。

也必须指出,强调公平不是简单地拉平抹平,并不是回到以前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恰恰是最不公平的;而是承认差别,但把差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和谐社会的公平,要求的是在坚持权利公平、制度公平、机会公平、教育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平精神和社会责任,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就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但不能搞市场社会。强调社会公平是对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的制约。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1:44:56 | 显示全部楼层
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第一,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平等和公平是启蒙运动提出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曾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追求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废除。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指出,“对平等的追求已经成为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包括英国工党)的主要关注点。”社会民主主义要构建的福利国家有两项目标:“首先是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同时也要保护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个人。”吉登斯认为,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 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高峰论坛明确提出了“根除贫困,促进充分就业,培育稳定、安全和公正的社会”的宣言。

第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都主张资本主义的罪恶主要表现在私有制、雇佣劳动导致劳动者地位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判断一个社会公平与否,关键是看这个社会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或者说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实现平等、公平,在于社会主义摒弃了资本主义那种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制度,而让社会最大多数人都能够实现自由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共同富裕,就是要求生产发展的成果能够为全体人民共享,这就是要求公平。“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不解决公平问题,不谋求共同富裕,牺牲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也会日渐丧失资格。所以,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来说,共同富裕、公平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是目的。而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质上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被颠倒了,效率成了目的,而公平倒成了手段,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只有效率、没有公平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第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切实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基本要求。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社会主义的公平理念和制度设计,正是由于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广大劳动人民翻身成了社会的主人,才使中国共产党得民心得天下。同样,今天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要想维护、巩固其执政地位,也必须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不解决公平问题,牺牲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广大劳动人民也不会答应。保障公平正义实质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第四,保障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巩固基石。固然,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应该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但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在垄断技术上的优势,对全球资源的重大控制,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竞争上往往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内经济的稳定受到国际社会环境的极大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其经济出现波折、动荡、通货膨胀等,完全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把政权的合法性寄托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或者高效率上,寄托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赶超,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当前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或者说矛盾的高发期、凸显期,如果把矛盾的缓解、人心的凝聚寄托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无疑具有很大的风险。只有从制度上促进公平正义,才能持续地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正是弱小的古巴能够在强大的美国的经济遏制下屹立不倒的重大原因。

总之,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重新定位本质上就是对发展问题的重新定位,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取代以GDP为本的发展观的结果,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能够为广大人民公平地共享,而不为少数人所占有。而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以,坚持公平正义,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和根本。只有坚持并实现公平正义,才能保证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促进社会和谐,才能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当然,必须指出,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人民的民主法制观念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公平的实现只能是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但是,公平正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只有站在这个价值制高点上,提出响亮的口号,反对不公平的发展,坚持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才能名正言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文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略有修改)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4:41:24 | 显示全部楼层
▲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公共租赁住房  运行机制研究(10YJC63006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在研究我国传统住房保障政策和对比研究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及公共租赁房制度的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社会公平性问题。指出在政策覆盖面、保障对象和补贴方式等方面,公租房的公平性,由此笔者指出我国住房保障供给体系必将从传统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限价房逐步演变为以公租房为主的格局。
        关键词:住房保障   社会公平   经济适用房   公共租赁房
        
        住房是公民得以生存的要件,有房住是公民的基本权益,因而住房问题具有“公平”与“保障”的特质。在我国,近十年来城市房价高涨,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还产生了“蚁族”、“蜗居”、“胶囊公寓”、“集装箱房”等住房现象,这些现象引起社会极大的反思,人们对我国住房政策的实际效用产生置疑。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应保证“人人住有所居”,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因此,有必要从公平视角研究我国的住房保障政策,探究其中存在的公平性问题,并思考解决路径。
        
        我国城镇住房保障政策的历史演进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从1978年开始,特别是1998年以来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进入深入发展、全面实施阶段,作为房改重要组成部分的住房保障政策伴随着房改政策的阶段性调整而发生变化。
        (一)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199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该文件以“稳步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国情的城镇住房新制度”为指导思想,以“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为目标,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福利分房制度。从此,我国以住房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形成并发展壮大,各级政府逐渐高度重视住房保障工作,1999-2002年年均经济适用房建设面积占住房总建设面积的20%左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二)商品房占市场主导地位且保障性住房比重下降
        2000年以来,随着经营城市理念的传播,土地成为地方预算外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利用划拨土地建设经济适用房的积极性逐年下降。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文),提出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要求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加快商品住房发展,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由此,住房供应体系由23号文以经济适用房为主演变成以商品房为主,经济适用房被定性为保障性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同时提出应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
        2003年以后,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住房价格上涨过快、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难以解决等问题与矛盾日益凸显。从2004年开始,国务院多次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供需双向调节,以图控制投资性购房,遏制投机性炒房,并加大对住房供应结构的调控力度,但收效甚微。2005-2008年间,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面积占住房总建设面积的比例下降到5%左右,廉租房的建设量则更低,各收入阶层居民解决住房的主要途径只有商品房这一种选择。
        (三)以民生为重并提升保障性住房比例
        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提出以招标方式确定开发建设单位,建设“限套型、限房价”的商品住房即限价房,限价房是专门针对中等收入或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2007年,“十七大”指出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特别要将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各地分阶段、有步骤地加大对城市低保家庭住房困难户的保障力度,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住房保障制度。2010年6月,国家七部委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旨在重点解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新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等“夹心层”的住房问题。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有利于完善住房供应体系,调整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解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引导城镇居民合理住房消费。
        我国住房政策经过多年调整,目前已形成以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基础,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公共租赁房为供应形式的分层住房保障体系,为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住房保障政策社会公平性反思
        
        住房保障是全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是全体人民共同劳动结果,各类社会成员都有权平等享受这一成果,获得基本的居住条件。但在现实中,着力于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居所的住房保障政策却存在诸多有失公平的问题,导致实际保障效果欠佳。
        (一)政策保障面公平性缺失
        公积金制度自1991年就建立,但目前住房公积金政策覆盖面还只包括正规就业群体,自由职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等尚未纳入公积金缴存范围。在正规就业群体中,公积金账户至今仍未普遍建立,某些企业以种种借口逃避建立公积金账户。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政策覆盖面也较低,1998年的房改政策旨在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体系,但1998-2002年期间经济适用房建设量却不大,2003年18号文后,经济适用房建设量更小,而作为社会救济范畴的廉租房的保障面尚不足5‰,且这两项政策也只覆盖了城镇有户籍的居民,排斥了流动人口、农民工等住房困难群体。同时,不够条件住廉租房又买不起经适房和商品房的这类人群的住房保障问题目前也无明确的政策。
        (二)政策保障对象偏离
        住房保障政策本应体现对中低及低收入家庭的倾斜和支持,但执行过程中保障对象却发生了偏离,导致了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公积金政策中,住房公积金由个人和单位依照工资一定比例同时缴纳同样的份额,受制于单位经济效益和个人收入的差异,单位效益好的非低收入阶层受益较多,而真正需要保障的中低收入阶层却受益较少或被排斥在公积金的受益范围外。据调查,1998年以来约有16%的经济适用房卖给了中高收入者,出现了“一人多房”的现象,北京经济适用房用于自住的比例仅为51.34%,其余的被购房者用于出租,而经济适用房在实施过程中保障对象出现了异化(刘润秋、曾祥凤、于蕴芳,2011),此外,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在收入提高后如果不符合条件,享受的保障住房本应退出,但实际中这部分非政策对象群体却依然享受政策保障,造成住房福利固化。由于非政策目标群体占用了大量住房保障资源,使得其他群体无法获得政策支持,导致了对住房保障公平性原则的损害。
        (三)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住房保障政策具有极强的福利性,本质是进行社会二次分配,在住房领域补贴中低收入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但实施过程中,政策的基本理念没有得到完全贯彻,还产生了一些反向的效果,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作为一项住房保障政策,公积金缴存本应是“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但在现行制度设计下,结果是收入越高受益越大,收入越低受益越小,造成“马太效应”,明显偏离了住房保障的初衷。从购买环节看,国家减免或优惠了经济适用房以及限价房的出让金或税费,这是政府对购买者的一种补贴,以一套60平米经适房价差30%为例,如按商品房1万元/平方米算,补贴量为18万元,如按2万元/平方米算,则补贴量高达36万元(陈伯庚,2011),实际享受的政府补贴比低收入户租住廉租房的补贴要多得多,导致收入较高者比收入较低者享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的不公平现象产生。从使用环节来看,购房者除按规定提取公积金账户资金支付房款以外,还可以优惠利率得到贷款  即借用他人账户上的资金。比如,重庆市2010年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为178.14万人,但当年仅1.6万职工享受到公积金贷款,事实上,购房者一般较非购房者更为富裕,结果却是低收入者帮助了高收入者,人为扩大了收入差距。中高收入者通过政策和管理漏洞购买经济适用房、租用廉租房,把保障房当成投资房,将其倒卖或出租获利,导致中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当前公共租赁房制度公平性分析
        
        虽然住房保障制度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但与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比,保障制度仍有待完善。随着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工作在一些城市的逐步开展,我国住房保障工作又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与先前推行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政策及公积金制度相比,在社会公平性方面,公共租赁房有诸多优点。
        (一)公共租赁房覆盖面更广
        在住房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经济适用房者要么是买不起,要么轮不到,或者被某些不具有购房资格的人占有,廉租房只是满足最低收入群体的途径,如新职工及大学毕业生,一些从外地迁移到某城市工作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则需要新的渠道来解决。公租房由政府提供,没有户籍门槛,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为这部分人群提供居所,随着公租房供应量的增加,这部分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公租房项目计划布局在一二环线之间轻轨沿线或交通条件较好的21个大型聚居区中,3年开工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住房覆盖面达30%-40%,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全覆盖。
        (二)公共租赁房补贴方式合理
        公积金制度“补人头”,其目的是提高购房者的购房能力,但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结果是马太效应:富者欲富,穷者欲穷。限价房、经济适用房“补砖头”,但享有更大居所的人,获得的税费减免却越多,购房者再次转卖获利更多。同样是“补砖头”的公租房制度,由政府主导修建,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经济适用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避免经济适用房的过多补贴。公租房以租为主,可多次提供给符合条件的不同租赁户使用,也即为更多人提供住房补贴,提高保障的效益,避免传统保障制度住房福利固化现象的发生。
        (三)公共租赁房能避免转让牟利
        在现行制度下,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可上市转卖获利,经济适用房由于无法准确划分不同收入水平的住房需求群体,在准入监管机制不到位的情况下,一些具有特殊背景的购房者在买入后获取不合理的高额增值收益而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公租房的承租户不具有公租房的产权,住房的升值与否与承租户无关,所以公租房只能吸引真正有需求的人承租。重庆市政府设计了一个“公租房转让市场”,只在政府和承租户之间进行封闭交易,承租户在租住公租房5年后可申请购买,之后如果再要转卖,只能卖给政府,不能在商品房市场上交易,从而避免公租房被变相流通到市场,成为牟利的工具(朱楠,2011)。
        
        结论
        
        住房保障政策的目的是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其保障性质决定了其必须保证公平性。相比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及公积金制度而言,公租房制度保障覆盖面更广、补贴更加合理,社会公平性更优,其必将成为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新主角,而经济适用房甚至限价房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由“居有其屋”向“住有所居”的转变,这种变化符合保障对象多而保障房源少的现实国情,有利于减少权力寻租,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构建“人人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刘润秋,曾祥凤,于蕴芳.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存废之争及其路径选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5)
        2.陈伯庚.中国特色住房保障体系构思[J].上海房地,2011(1)
        3.重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10年度重庆市住房公积金制度执行情况通告[EB/OL] . http://www.cqgjj.cn/content.asp?id=3264&sid=200,2011-4-25
        4.朱楠.四环相扣的重庆公租房模式[N].上海证券报,2011-9-23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4:43:08 | 显示全部楼层
摘  要  房地产市场的不完全性决定了其不能有效避免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房地产市场失灵引致了政府干预的必要,而在房地产市场本身发育就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的不当干预不仅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其不当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只会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的失灵。为此市场和政府都有必要调整策略方向,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共同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维持在健康有序的路线上。

房地产,是指土地、建筑物及其他地上定着物的总称,是实物、权益和区位三者的结合[1]。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房地产是人民生产生活以及从事其他各种经济行为活动的基础。房地产由于在其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涉及到资金、土地、材料、交通运输、建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商业销售等各个领域,凭借其覆盖范围广泛的资金流、用工就业流、产品流、消费投资流等以及其对其他各个产业的强大带动作用成为了国民经济体系的支柱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特别地,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力量,实现中华民族振兴以及统筹城乡发展加速实现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意义重大。

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复杂性

房地产商品是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它不仅是人民生产生活的一种必需品,也是一种能够保值增值的投资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直实行房地产市场的国家控制政策,贯彻实施福利分房制度。这种由国家解决全体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的制度将住房保障提高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能够有效地凭借其国家地位优势实现建设共产主义性质房屋和住房保障两重目的,这是与我国当时的具体国情条件相适应的。但也正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低租金的福利分房制度,国家和企业的租金收入远不能抵消相应的高昂投入成本,国家和企业为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反而延缓了我国住房建设的进程,并在客观上使得我国的住房市场供应远不能满足城镇职工居民的需求。为了把企业和国家从沉重的住房负担中解放出来,1994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住房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并且紧接着1998年7月国务院又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样,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模式就由最初的房屋问题自己解决,在建国初期的新国情条件下转变形成了住房国家保障体制,再到现在重新回归了房地产市场的市场经济模式。同样地,作为房地产生产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也由最初的土地私有制转变形成了现在的土地国有体制。
由于房地产商品的生活必需品性质和房地产业的国民经济龙头产业的地位,国家意志在房地产市场中的体现随处可见,但是政府直接全面地经营房地产市场又被证明不是政府所能承受的。其实也不是能不能承受的问题,而是成本问题;也不仅仅是成本问题,而是成本-收益问题。按照经典的市场经济理论,市场是能够自动地实现出清的,但土地的不可再生与稀缺性决定了房地产这种特殊商品的供给并不能时刻与需求保持均衡。相反地,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时刻都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中。这样,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绝对控制力和发展力量就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争夺着。对政府来说,市场力量的过度发挥肯定会影响到国家对房地产这一国民经济支柱的控制力,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有极大副作用,但没有市场政府又是不能够独自承担起住房建设的任务的;而对市场来讲,国家意志的过多表达也会影响市场利润,但由于我国土地的国有属性,政府控制着土地供给和房地产市场的市场准入又决定了市场不能离开政府去发展房地产。这样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就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和市场都有意愿单方面左右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从而形成对房地产市场的绝对控制,进而有利于政府意志的体现或高额利润的形成。但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场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力量又都是不可忽视的,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足以把对方排斥于市场之外而单方面地完成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完善的任务。

作为市场的一部分,房地产市场具有一般市场的性质,符合一般市场原理。但是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些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的属性使得其较一般商品市场更为特殊,牵涉其中的利益关系也更为复杂。面对新时期我国房价不合理上涨、房地产泡沫严重的国情条件,改善房地产市场的固有发展模式,加快推进我国住房建设进程,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也将更意义重大。

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房地产蓝皮书: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7》中指出:2009年我国房地产开发建设指标中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不同程度上涨,达到历史高点;房地产企业开发资金充裕,国内贷款增幅快速上升,个人按揭贷款超速增长;2009年的土地市场出现了年初流拍、下半年地王频现的戏剧性变化。并且2009年全国房地产行业投资规模达到430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9.9%[2]。由图1可以看出①,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在2009年3、4月份有过短暂下降,但随后又持续上涨,甚至2010年的房市新政调控也没有使其有明显降低。也就是说,我国房市正处于一波“牛市”之中。



图1  2009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指数趋势图

但在我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房地产市场目前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国内房地产资产泡沫严重,房价畸高且不断攀升。2009年全国房地产行业43065亿元的投资规模达到了整个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的12.84%,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甚至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合理的,如此大规模的房地产资产不仅早已远离其固有价值形成了一个资产泡沫,也使得我国的产业投资结构相当地不合理。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巨大的住房潜在需求在不断增长的居民收入支持下,特别是在银行住房消费信贷的支持下,转变为强劲增长的住房有效需求,成为拉动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的决定性因素。得到消费信贷支持的住房有效需求急剧增长,而住房供应和保障政策体系又不尽完善,在强劲增长的住房有效需求拉动下形成了房价的持续快速上涨[3]。另据最新数据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只可以购买3.66m2(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全国住宅销售均价达到4695元/平方米),在不考虑其他突发因素影响的条件下按人均29m2的房屋居住面积计算城镇居民也将至少需要7.9年才能买到属于自己的居住面积。相应地,2009年我国房价收入比②则更是高达8.03,创历史新高,并且京、沪、深、杭四地纯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均超过14。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中国房价收入比已经严重超出合理范围,据估计85%的家庭无能力买房。这种与我国经济现状不相符合的房价畸形上涨使得城镇居民的住房负担急剧加重,整个社会的住房福利也相对降低。

三、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市场失灵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其固有体制是不能有效避免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的。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矛盾重重,既有市场供需之间严重不平衡的数量矛盾,也有国家保障住房和市场化住房之间的路线矛盾,还有资金流动性过剩与投资与投机之间的利益矛盾,更有房地产价值与价格严重偏离与住房负担畸形加重之间的福利矛盾,等等。总的来说,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市场失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房地产市场中存在严重垄断

房地产是一个资金高度密集型行业,并且其投资回收周期长,只有拥有了大量可支配资金才能进行房地产开发投资,而具有这样条件的投资者是非常少的,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开发是由那些为数不多的开发商支配着。房地产由于坐落的位置和周围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实质上的不同;并且由于土地的区位固定性,房地产也只能被独一无二地生产出来,这样房地产的特质性就必然引起与稀缺的挂钩。土地不随着人口增长、建设扩展而增加的稀缺有限性供给使得在房地产市场里谁控制了土地谁就控制了房地产,谁拥有了土地谁就拥有了房地产,控制或拥有土地的投资者就垄断着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与供给。这种垄断还表现为开发商的合谋,他们共同制定市场上的价格,所有参与和谋的开发商都以制定的能获取更高利润的价格出售房地产商品。由于缺乏竞争,房地产“市场”完全向供给者倾斜,需求者没有主动选择权,在房地产行业里存在普遍的浪费和无效率。

(二)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指是买卖双方对交易对象所拥有的信息资料在时间、空间上的不同[4],在房地产市场里卖方较买方会有更充分详尽的信息。开发商卖新房时往往会不惜重金地对其进行宣传打扮,更多的时候华丽的外表完全遮盖了买方不了解的信息,并且买方也会对此做出事后认为不理智的决策。相对新房而言二手房褪下了那些外表的装饰使其更接近真实,但卖方仍旧更了解自己的房屋的条件,知道它各方面的好与不好。而买方作为一个信息弱势群体,做出的购房决策是被卖方给予的市场信息所绑架了的,买方所能够知道的那部分信息完全支配着其购房行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我国房地产市场给予了卖方意愿的货币收入却没能给予买方所付货币等额价值的房屋,市场调节下供给和需求是总能在一定价位上满足买卖双方意愿的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失灵了,市场的运行可能是无效率的。

(三)房地产市场中投机行为横行

房地产作为一种高投资回报率的行业,在开发商之外不仅吸引了大量置业投资者,也吸引了大量的置业投机者。他们握有大量的闲置货币资本,房地产作为一种能够保值增值的产品成为了他们竞相追逐的利益所在。在市场供给早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他们的投机进入会增加买方的竞争难度,而他们的资金实力又较普通置业投资者更为强大,普通置业投资者只能处于弱势地位。在短期需求迅速且大量地超过供给时房价会迅速上涨,房价爆涨之后他们获取了房屋买卖前后的高额房价差,同时也让广大置业投资者陷入高房价的负担之中。而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下价格优先原则保证了投机者的投机可能,不但不能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保障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反而用市场经济体制维护了投机者的投机权益。

(四)收入分配不均下的房地产市场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属于收入差距偏大,并且有上涨趋势。单纯地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在有垄断存在的前提下市场经济各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反而会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5]。收入的巨大差距反映到房地产市场就形成了购买力的巨大反差,购买力的差距明显会影响房地产的开发结构,开发商为了高额的超额利润大量将资源投入到高档住宅开发中去而使中低档房的住房供应相对于需求来说严重不足。购买高档住宅的高收入者对价格的需求弹性较小,当住宅价格上涨时他们不会受太多影响,而高档住宅价格的上涨又必然拉动中低档住房价格的上涨,最终表现为房价的普遍上涨,并使得中低档住房购买者的住房支出加大,住房负担加重。

(五)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导向

在市场自发的环境里城市把房地产当作自己的形象,官员把房地产当作自己的政绩,银行把房地产作为自己优质的信贷客户,开发商则把房地产作为自己投资的高额利润,有实力的投机者则又把房地产作为自己钱生钱的工具。这些房地产市场博弈中的力量主体会通过不断推动房价的上升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将高房价的成本留给一般的消费者来承担,一般消费者作为房地产市场博弈的输家只能越来越远离房地产市场,越来越被边缘化。而随着房价的大幅攀升,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市场的不平等进一步恶化了。并且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大规模的重复建设会反复出现,一方面使得住房的使用寿命多则三四十年,少则二十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些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低效率重复建设,而另一方面又是住房供给小于需求的市场现实。这些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于我国的住房建设受益有限,并且效率低下。

市场的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决定了这是一个资源浪费和低效率的不完全市场,大量的投机行为和收入分配的不均则又使房地产市场的公平受到破坏,而纯市场机制的引导确实实现了人人自私自利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公正发展。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4:43:26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政府失灵

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昂的住房商品不是每个家庭所能承受的,但人人生而享有居住权又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住房这种生活必需品,因为这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所以政府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平抑房价保障低收入家庭的适当性住房,因为房价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必要性,政府要保障房地产市场既不能“过热”,也不能“过冷”,其价格既不应该出现“大起”,也不应该出现“大落”。在政府运用直接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法律政策等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过程中,完善了房地产市场体系,规范了房地产市场操作,但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在房地产市场本身发育就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的不当干预不仅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不能够满足弥补“ 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6],而且其不当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只会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的失灵。总的来说,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政府失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目标不连续稳定

在国家实行福利分房体制的时候,我国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引导大都停留在上级红头文件的层面上,缺乏符合市场机制的政策法规。住房货币化改革以后,我国加快了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法规建设步伐,但由于实践的不足和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已有的政策法规仍旧不能满足房地产市场的需要,缺乏一个以政策法规为准绳的解决住房问题的长效机制。并且国家关于干预引导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曾经只强调住房的保障功能,现在又过度强调房地产的经济功能,没能做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并且中央的政策有可能会受到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学习”、“研究”,随之产生的那些符合各个地方政府短期利益的多样化政策会成为中央政策实施的缓冲器。

(二)保障性住房体制不健全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在我国住房供给没能满足住房需求,但这不是由于住房或者土地的绝对量不足,而是由于大量的中低收入者自身没有与他们迫切的购房意愿相适应的购买力。在美国,由政府为民众提供贷款担保购房,所以美国住房拥有率的比例很高,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当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住房的时候,就不会再有强劲的住房需求和投机意愿,房地产就会成为由价值决定价格的普通商品。虽然政府也推出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一些保障性住房,但这些保障性住房由于推出的数量少,服务的对象窄,没能真正解决住房保障问题。并且类似“六连号”等一些由于管理不善或腐败等问题引起的投机炒作行为也增加了政府住房保障的成本,甚至“经济适用房主要满足了中等收入偏上家庭的需要[7]”,这背离了政府进行住房保障的本意。

(三)低执行力度导致政府干预的效果不明朗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机制,地方政府、购买者、开发商、商业银行等是市场中主要的博弈参与者[8]。国家出于弥补市场缺陷或者其他考虑而制定的干预措施往往会由于执行力度的原因在不同利益主体处得到不同原理的理解,进而采取不同的反应。当国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时地方政府会做出趋利性演变,产生出种类繁多的地方性政策;购买者则会把它当作是对房价的打压,再根据利己性的偏好或果断“抄底”或继续持币观望;开发商若降价则只会换来已购房者的退房行为而不是销售量的大幅增加,所以出于利益的考虑他们只会减少供给而提升房价。在这里房市的调控已不再依于国家的措施而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房地产市场的调节又回到了市场的自发调节上来。并且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一种事后调节,在政府政策生成执行的时滞性过程中有可能问题发生了变化或者产生了新问题,抑或调控受体看透了政府实施政策的真正意图就有可能作出相应的对策,从而减弱政府调节的作用[9]。



图2  政策传导机制框架图③

(四)政府行为中的破坏性竞争

破坏性竞争是指卖方之间为了提升市场份额而采取的甚至不惜低于成本的过度降价竞争策略,反映到政府和开发商身上就体现为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开发商投资而给予房地产开发各种优惠的条件甚至不惜“补贴”。地方政府是政府政策的一线实施者,但他们大多把房地产的发展状况与自己的政绩和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直接挂钩,他们有可能会单方面地弱化政府的行为而为房地产的不受引导的肆意发展创造可能。当所有地方政府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厉调控时,房地产的投资环境不再是那么美好,开发商的利润会减少,但如果某一个地方政府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甚至政府给予非常优惠的条件让其自由发展,对开发商来说如此好的投资环境无疑会吸引他们的进入,相应地当地政府也会有非常好的GDP政绩;而如果只有极少数的地方政府坚持严厉的调控政策,开发商就会被吸引到其他地方,随之而去的还有GDP。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会单方面地坚持自己的调控立场,因为在这个旋转速度很快的旋转木马里没有任何一个个体能承受单独行动引起的GDP下降、经济发展回落的后果。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弱化政府行为为开发商提供一个自由的环境,让房市回归到市场意志之下,并借房地产带动上升的GDP来赢得与其他地方政府进行的“官员晋升竞标赛[10]”。

政策法规的不够用明显阻滞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障性住房体制的不健全及低效实行也没能真正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负担问题,国家的调控措施或由于低执行力度或由于地方政府的破坏性竞争“反抗”又被弱化了,剩下的既干预有效又得到坚决执行的政府行为就比较少了。

五、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应对策略

在住房供应和保障政策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房价地价的自由调节和政府管制,都难以实现住房保障和宏观调控政策目标。正确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要消除市场失灵和化解垄断,市场也应该追求效率和发展。指导性的应对策略应由政府来划定,用政府强制力保证方针的稳定,具体来说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一)住房建设法制化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整个社会都是在不停地向法治发展着。在我国的住房建设中也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制建设,用法律为准绳来指导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整个法制建设应该围绕效率和公平这两个中心,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与平衡。因为没有效率的行为最终只会被证明是无用的,是不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的;而缺乏公平的政策法规只会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没有具体的现实意义。不管是市场还是政府,都必须按照政策法规约束自己的行为,都必须在法律的指导下互相配合,弥补不足,最终实现我国房地产市场法制化的效率与公平。

(二)房屋产权束打包处理

房屋产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归属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居民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尤为显著。现行的措施是审批制,细化到每一个项目的设计动工都必须有主管部门的批复,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准许证书。政府对于市场准入的管制太多会造成政府垄断,并且这样的投资环境会造成成本的提高,中间的权力寻租和各种腐败利益分享也会相应增多,这些最终都会由城镇普通居民消费者来承担并形成住房的高负担。其实政府可以在卖地后一次性将产权束卖给开发商,只要开发符合宏观要求,则其余部分由市场去作用。这样产权一次性出售减少了交易环节,节约了交易成本,改善了房地产市场环境,使得房地产趋稳发展。

(三)房地产业的供应结构控制

要改变房地产市场的导向,必须着力到房地产业的供应结构调整,这其中包括不同地区的开发规模的控制、不同档次的住宅供应结构控制、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的供应结构控制,等等。不同地区开发规模的控制要求我们不但要发展一线大城市、特大城市,也要发展二线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用二三线城市的住宅供给缓解中心大城市的住房压力。不同档次的住宅供应结构控制要求我们适当分配资源于不同档次的住宅投资,保证高中低档房都能满足需求,避免住房供应断档。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的供应结构控制要求市场通过商品房解决大多数居民住房问题的同时,政府也应该直接供应一部分的社会保障住房来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整个房地产市场应该按照市场的需求,有不同的供给满足不同的需求,而不仅仅以纯利润的高低决定供应的结构。

(四)完善住房保障体制

从居民家庭而言,随着其家庭收入的变化,住房消费通常要经历一个先租后买、先小后大、先旧后新的过程[11]。所以相应地住房市场的发展也要适应居民收入水平,有出售的商品房,也有租住的廉租房;有大户型,也有中小户型;有高档的新房,也有中低档的二手房。保障性住房至少应该让“居者有房住”,当大多人的住房解决了再让“居者有住房”,以至“居者有好住房”。二手房市场可以作为保障性住房的一个方向,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和基础性服务,完善二手房市场的各种体制,可以极大地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政府也可以考虑放宽市场准入,允许符合条件的居民群体用自有资金进行住房建设,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解决自身的住房问题。

(五)政府监管与开发商行业自律相结合

政府监管是政府力量作用于房地产市场,而开发商行业自律则是通过市场内各利益主体的市场力量博弈决定发展方向,政府监管与开发商行业自律相结合既可保证房地产业的发展不偏离国家路线,又能确保国家干预不遭市场的激烈反对。开发商行业自律既可有效防止部分开发商在局部范围的过激和不规范行为,又可以制衡个别政府管理部门的过度不合理干预,始终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维持在健康有序发展的路线上。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25.
②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目前通行的说法认为,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
③资料来源:张卫,王聪.解构房地产市场的"双失灵".生产力研究.2006(7).

参考文献:

[1]胡晓龙.房地产投资与分析.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
[3]岳晓武,王小映.地价上涨是房价上涨的结果而非原因.中国土地.2006(11):15-20.
[4]沈小玲.略论信息不对称.现代情报.2003(8):74-75.
[5]李林,张阁.房地产的"市场失灵"与政府的经济职能.建筑经济.2006(2):91-94.
[6]方梅,王剑秋,宋生华,李彤皓.房地产市场过热与政府失灵.中国房地产.2006(1):13-16.
[7]梁绍连,杜德斌.我国住房保障政策公平性的缺失.城市问题.2007(11):67-70.
[8]张卫,王聪.解构房地产市场的"双失灵".生产力研究.2006(7):162-164.
[9]陈星.从住房市场的特点看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和作用.社会学研究.1998(6):111-121.
[10]周黎安.官员晋升竞标赛与竞争冲动.人民论坛.2010.5(下):26-27.
[11]郝国彩.住房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8(6):75-79.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4:48:22 | 显示全部楼层
公平正义或正义(德语: Gerechtigkeit)是关于适当安排社会内的东西和人民的概念,此概念是哲学、法学和神学历史上不断思考和辩论的话题。

公平正义的研讨可大略分为两类,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着重在人群间适当分配好的东西 - 如财富、权力、报酬、尊敬。所以例如说,平等主义就是一种分配正义理论,认为对财富的适当分配方式是平等分配。应报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着重对恶行的适当回应。所以例如说,同态报复法就是一种应报正义理论,认为适当的惩罚是等同所受到的不正当损害:“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伤还伤、以打还打”。[1]

几个关于公平正义的重要问题在西方历史进程中曾激烈辩论过:什么是公平正义?它对个人和社会有什么要求?怎样才是对一个社会内财富和资源的适当分配:平等制、精英制、视地位而定或其他的排列方式[2]?各种政治观点和哲学系统对这些问题有无数可能违法广告。

一些理论家,例如古代希腊人,将公平正义设想为一种美德   一种人格特质,并只衍生于人们的行为和人们所设立的机构,其他人则强调行为或机构,并只衍生于使它们成真的人。公平正义的来源被不同看法认为来自于和谐、神圣命令、自然法或人造,它可能被认为次于另一伦理价值。

视正义为社会和谐主条目:理想国
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理想国,使用角色苏格拉底来主张用单一正义解释同时含盖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正义是一个人或城市内的敌对部份处于适当和协调的状态,一个人的灵魂有三部份 – 理智、心灵和欲望 – 一个正义的人是理智控制其他两部份并且每个部份各尽其责的人,与之相似,一个城市有三部份 - 热爱学问的人、士兵和工人 - 一个正义的城市是热爱学问的人统制其他两者且每个人各尽其责的城市。苏格拉底用一台战车的寓言来解释他的观点:一台战车能共同工作是因为两匹马有战车手在指挥。热爱学问的人 - 或称哲学家 - 应该作为统治者因为只有他们了解什么是善,一个人如果生病了,会去看医生而不是江湖郎中,因为医生是健康议题的专家,与之相似,一个人应将他的城市托付与善方面议题的专家,而非区区政治家,因政治家是给与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来获取权力,而非对他们有益的。苏格拉底用一艘船的寓言来解释此观点:一个不正义的城市如同在大洋中的一艘船,船长(一般平民)虽然强大但喝醉酒,一群不值得信赖的参谋(政治家)尝试操弄船长给他们控制船只行进方向的权力,而只有一位导航员(哲学家)知道如何将船带回港口,对苏格拉底而言,这艘船能底达目的地 - 善 - 的唯一方法是由导航员来指挥。[5]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5:52:1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治理研究(上)  
作者: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金龙 肖雪峰
2010-05-26

  
  摘要:公平是和谐社会和公共政策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和谐社会需要公平的公共政策作为制度支撑,公共政策的公平性程度影响着和谐社会构建的效果。目前,我国公共政策领域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方面存在双重困境,亟待破解。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较好,但是还存在不利于和谐发展的因素。这与社会公平的缺失和公共政策不公有重要的关系。本文试图对公共政策公平性问题及其治理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重视。

  一、公平: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关系的转轴

  从历史发展来看,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尺。追求公平是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的各种要素相互融合的状态”,涉及到人际、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等多重关系,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各个领域。[1]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贯穿于和谐社会各个层面、各个维度的核心价值理念。促进社会公平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公平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

  从历史逻辑上讲,政府产生的历史使命和存在价值在于整合社会各个不同的、彼此互有矛盾对立的利益,使社会维持一种动态稳定的利益秩序。可见,政府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社会全体公民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群体利益的整合者。政府公平性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所能调配的资源和运用的制度安排也必须具有公平性。作为一种“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①的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必须将公平作为其核心价值标准,必须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也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坚持公平性,高度关注民生问题。

  从公共政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来看,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在:(1)公平的公共政策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推进器。公平的公共政策有利于促进社会群体形成多元化的利益共识,有助于规范社会群体的行为模式和正常秩序,有助于减少利益矛盾,形成社会稳定的利益协调机制。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与追求长期繁荣是相辅相成的。提高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对于减少贫困具有双重好处:一方面有利于社会持续地全面发展,同时为社会上最贫困群体带来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现有制度的运行成本,更有效地管理冲突,更好地利用潜在资源,增强发展的弹性。[2]通过公平性公共政策的实施,可以“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3](2)大量公共政策缺失公平性会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进而影响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公平是维持社会群体团结的黏合剂;不公平感会加剧社会的不信任”[4],降低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也就受到质疑。公共政策缺失公平性,会使公共政策的执行受阻,降低公共政策的运行效率和产出效益。公共政策缺失公平性,会减缓社会的流动性,破坏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侵害某些社会群体的基本权利,从而使现有的社会秩序和结构有解构的危险。

  二、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面临理论与现实双重困境

  (一)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研究的理论困境

  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过分强调公共政策的技术性,而对其价值取向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公共政策”的具体涵义是行政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学者倾向于给出它的技术性定义。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的准则和指南,其表现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5]陈庆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6]而戴维·伊斯顿则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分配”[7]。这种对公共政策技术性的强调,是价值中立原则的表现,即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在政策科学领域的映射。1982年,肯尼思·杰根在《走向社会知识的转型》中指出,“为求公正公平,想方设法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此乃是冒险之举,上个世纪的社会行为研究和理论最终也没能提出一个像阿基米德的流体静力学原理式伽利略(calileo)的等加速运动定律那样可靠的原则。”[8]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要更多体现出追求社会公平、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可见,公共政策的价值问题是政策科学的基础问?,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为弥补目前学术界过分强调技术层面分析的局限性,研究公共政策的方法需要从事实和价值相分离转向事实和价值相结合。

  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研究的另一个困境是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公共政策阶段公平论盛行。依据公共政策公平的实现阶段来划分,理论界将公共政策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是指特定共同体内部成员,其起点条件平等,在任何竞争性或者排他性行为中的能力平等。过程公平是指,任何公平都是在制度和规则的约束下实现的,如果制度和规则公开透明且对任何成员不存在歧视就是公平的。结果公平则是指,任一成员如果其产出、贡献与所得匹配、相称则被认为是公平的。这三种公平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对公共政策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公平关系的考量,这是未来公共政策公平性研究的重要方向。

  (二)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实践的现实困境

  研究发现,伴随改革出现的利益矛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公共政策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公平价值缺失和偏差,“如果不考虑政策实施的分配效果,不遵循社会公平的理念,公共行政可能忽视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9]。

  从公共政策目标群体来看,由于弱势群体可利用的资源有限且缺少参与的机会与渠道,导致强势群体“绑架”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公共政策作用域来看,公共政策公平性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它偏重经济政策而忽视社会政策。对社会事务的关注不足导致社会发展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前世界银行行长史蒂芬森的研究也认为,中国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社会领域事务的公平与正义。[10]

  从公共政策功能来看,公共政策呈现自利化及功利化倾向。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只是为了政府本部门、行业和公务人员的私利而不考虑社会和民众的需求,这就是公共政策的自利化行为,这是政府“内部性”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表现。公共政策的功利主义倾向是指公共政策的道德缺失,它秉持“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的利益”的原则,主张为了达到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幸福,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道德地”忽略或侵害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11]这是多数人暴政在政策领域的体现。

  从公共政策过程来看,在政策制定、执行、结束等多个环节都存在公平性缺失的风险。政策制定过程公平性的缺失,表现在政策目标信息收集与选择的公平性的缺失、政策内容公平性的缺失、政策主体公平性的缺失;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平性的缺失,表现在政策目标群体了解政策内容的信息渠道的公平性缺失、政策资源投入与使用的公平性缺失、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中公平性的缺失;政策结果公平性的缺失,表现在各种主要政策实施的结果正日益把中国推向高增长/低发展的病态发展社会。[12]

  三、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回归的初步实践

  在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引导下,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双重困境的反思下,我国公共政策领域在酝酿新的变革,使公共政策公平性逐步回归与强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就是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回归的典型代表。

  2009年4月6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正式开始。此次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从方案制定过程来看,重视公开和民主参与。为确保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决策的公平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电话热线、座谈会、调查问卷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仅2008年10月14日至11月14日,通过网络、传真、信件等方式就收到了各类反馈意见35260条。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央到基层、从医务人员到普通百姓,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了本次征求意见活动,奠定了医改的民众基础。

  其二,从方案具体内容来看,追求公益性和公平性。《意见》要求: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改革方案设计、卫生制度建立到服务体系建设都要遵循公益性原则,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同时,还首次确立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目标。

  其三,从方案改革路径来看,兼顾供需双方公平性。《意见》规定,中央和地方都要大幅度增加卫生投入,且投入要兼顾医疗服务的供方和需方。保障供方公平性,提倡尊医扶弱,有助于增强供方的供给服务能力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保障需方公平性,提倡民生为本,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就医选择权和生命权,有利于缓解医患矛盾,提高医疗质量。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6:06:4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治理研究

三、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回归的初步实践
  在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引导下,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双重困境的反思下,我国公共政策领域在酝酿新的变革,使公共政策公平性逐步回归与强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就是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回归的典型代表。
  2009年4月6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正式开始。此次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从方案制定过程来看,重视公开和民主参与。为确保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决策的公平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电话热线、座谈会、调查问卷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仅2008年10月14日至11月14日,通过网络、传真、信件等方式就收到了各类反馈意见35260条。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央到基层、从医务人员到普通百姓,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了本次征求意见活动,奠定了医改的民众基础。
  其二,从方案具体内容来看,追求公益性和公平性。《意见》要求: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改革方案设计、卫生制度建立到服务体系建设都要遵循公益性原则,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同时,还首次确立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目标。
  其三,从方案改革路径来看,兼顾供需双方公平性。《意见》规定,中央和地方都要大幅度增加卫生投入,且投入要兼顾医疗服务的供方和需方。保障供方公平性,提倡尊医扶弱,有助于增强供方的供给服务能力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保障需方公平性,提倡民生为本,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就医选择权和生命权,有利于缓解医患矛盾,提高医疗质量。
  四、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治理路径
  从新医改案例来看,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改革需要建立一种有利于实现供方公平性、需方公平性和供需均衡的治理模式,确保公共政策制度供给和社会民众政策需求在数量、质量、结构、速度等方面的均衡。
  (一)重视公平价值导向,树立底线公平理念
  1.树立新的公共政策伦理观,重视公平价值导向。树立新的公共政策伦理观,就要坚持和谐共生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发展。“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而且要“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13]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根据目标群体的经济社会资源拥有状况采取适宜之策,即要对有利条件较多的强势群体进行引导和规范,对先天有利条件最少的弱势群体进行帮助和扶持,从而体现政策的公平性,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2.树立底线公平理念,处理好均等化与星级化关系。所谓底线公平,就是政府要采取措施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底线,确保公民具有自我保障的能力,而且所有公民在这条底线面前的权利具有一致性。底线以下体现权利的一致性,要坚持均等化原则,这是政府必保的责任,是刚性的;底线以上则体现为利益的差异性,要坚持星级化原则,是可以由市场、社会等多方承担的责任,是柔性的。[14]均等化原则要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必须公平地对待每一个政策目标人,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得到政府的公平服务,享受政策应给与的待遇,接受政策相同的约束和限制。目前,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大力整治部门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行为,加快由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型,修改和废除现行政策中的歧视性规定,修改和废止现行法律和政策中的违宪内容,维护宪法的绝对权威。星级化原则要求政府一方面营造一种公平竞争的氛围和社会评价机制,鼓励社会成员根据自身条件和资源参与利益的创造和分配,对不当得利的要依法惩处;另一方面根据政策对象条件的不同来制定差异性的公共政策,补偿那些先天有利条件最少的群体、地区和个人,以修补由于社会自发发展所形成的裂痕, 减少社会发展的差距,促进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和谐共处。
  (二)供方公平性治理
  1.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要确保公共政策的公平性,需要在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实现一种既权责边界明晰又相互合作的紧密型治理结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突破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必须是从公共利益出发,就是要求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时坚持“公共、公用、公众”原则,坚决抵制借助政策实现部门利益的现象。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利用政策手段为社会民众、市场主体的依法自主行为和活动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并创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秩序和发展环境。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点是关注民生问题,加强基本民生性事务、公共事业性事务、公益性基础事务、公共安全性事务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以此推进社会民生的发展。
  2.遏制公共政策部门化,维护政府整体公平的权威性。公共政策部门化维护的是政府部门利益,破坏的是政府的整体公平利益。部门利益指的是“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偏离了‘公共利益’导向,以追求部门自身局部利益的形式来变相地实现个人利益”。[15]遏制公共政策部门化,破除部门利益需要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通过修订完善组织法规范部门权力,发挥职能优化对权力结构调整的作用;加强人大在财政预算和决算中的话语权、监督权和决定权,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制定法律的权力,加大对行政部门立法活动的监督和审查力度。
  3.创新纵向府际关系,构建公共政策纵向分工合作网络。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关系需要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以提高公共政策产出绩效和公平正义为目的,建立一种上下互动、双向制衡、共同参与的公共政策纵向治理结构模式。第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依法修订地方政府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专享与共享的事权与财权,解决政府结构与职能同构及由此产生的政策打架与利益冲突的问题。[16]第二,依法建立下级政府参与上级政府政策制定的有效机制。胡鞍钢曾指出,若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让地方政府共同参与,形成“一对多”的博弈,要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多次的“一对一”博弈更有效率。[17]第三,通过动态平衡集权与分权关系,利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在信息、技术、制度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形成上下级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
  (三)需方公平性治理
  1.健全完善社会资本网络,平衡公共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资本是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作为内在规范,通过行为互动和共同利益诱导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实现利益和谐的基础条件。政府一方面要用现代开放的态度充分挖掘我国传统社会资本资源,实现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要引导建设各种利益沟通渠道和自由流动机制,尤其是鼓励不同社会资本特质的利益群体之间就公共政策进行开放的、网络式的利益互动,扩大社会利益主体对共同利益和利益关系和谐的共识。
  2.建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机制。维护公共政策目标群体公平性要求公众平等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和评估,就需要消除社会排斥现象。所谓社会排斥就是对公民社会权利的否认,或者这些权利未得到充分实现。构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机制就是破解社会排斥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参与机制可以为公众和利益群体确立明确的表达意见和利益博弈的合法渠道,形成良性的沟通和互动的利益驱动,促进公众和利益群体在公共政策中的利益得以维护和增进。为确保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民主参与,我们应建立和完善以下制度:一是公共政策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政府在制定、更改或废止公共政策时,听取利益相关人意见的程序性制度。在听证过程中,公众可以充分表达对公共政策的意见,使政府决策的公平性得以充分体现。二是社会公示制度。政府重大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就是将政府决策程序及理由等公开,这样可以赢得公众对政策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促进公共政策公平性的实现。
注释:
  [1] [台湾]伍启元《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页。
  [2] [法]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巴]路易斯·A.偑雷拉·达席尔瓦《经济政策对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 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3页。
  [4][9] [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第86页。
  [5] 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 20页。
  [6] 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8 10页。
  [7]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8] [美]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  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10]  史美兰《构建和谐社会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载于2005年10月1日《学习时报》。
  [11]周云峰、管淞凝《公共政策的公平性研究  论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于《清江论坛》2008年第3期。
  [12]尹保百《病态发展:城乡差距与分配不平等的根源》,载于《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
  [1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14]景天魁《适度公平就是底线公平》,参见人民网2007年4月19日。
  [15]宋世明《试论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型》,载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4期。
  [16]陈振明《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17]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 177页。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相关文章: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2-8-14 16:08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6:10:08 | 显示全部楼层
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陈英  【摘要】: 改革开放近30年来,社会主义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效率提高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进步的呼声也日趋响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至关重要。 本文以唯物史观为视角,主要采用理论研究方法,在查阅和搜集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公平与效率放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特定条件下对其涵义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界定,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努力使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并在分析我国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政策之经验教训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之基础上,总结出追求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是必然趋势,认为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是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而且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路径。 本文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基本理论研究。文章对国内外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概念、分类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主张和观点进行了归纳辨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公平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和效率一样既是价值判断又是事实判断,公平不等于平等、平均或公正。本文所论述的公平是使社会和谐的整体公平,指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的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合理性;效率是使社会和谐发展的整体效率,指作为社会人进行实践活动并能使整个社会系统和谐运作的合目的性;公平与效率本身没有先后之分,以唯物史观来界定,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但它们的统一是自觉而非自发的,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通过努力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第二部分论述了建国以来我国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政策演进。首先介绍了关系到公平与效率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其相对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选择,而且对我国各阶段实施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辩证反思,指出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战略选择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及收入分配政策方面要注重社会公平的必要性。 第三部分通过对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两个大局”思想的深刻剖析,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接下来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主要是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包括医患矛盾、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等,并引用一些具体数据来说明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的加剧;还通过国际经验教训的比较,指出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阶段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道鸿沟。然后提出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之观点,并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特征的分析,得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而且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要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而不应当出现“短腿”现象。 第四部分里详细论述了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路径,并分五个方面进行阐述。这部分也是本文的重点、核心与创新点所在。首先论述“五个统筹”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部署,主要是从宏观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一些措施。统筹城乡发展,主要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制度;将城市化和解决农村问题相结合,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发展主要就是根据中央的总体战略部署来进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因为收入分配问题是综合反映社会利益分配的重要视角,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其次要解决好贫困和就业问题。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必然之举。 第二,围绕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进行阐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而构建和谐社会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所以贯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这部分首先论证了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紧接着提出了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统一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这可看作本文的第一个创新点,而且这个观点是后面提出的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路径之立足点,正因为找到了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的统一点,才有后面提到的关注人民幸福,注重GNH(国民幸福总值)的增长,以及实现代际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还不能完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普遍有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而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目标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所以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就统一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指针之下。 第三,论述了协调群体利益。因为和谐社会是能满足不同利益群体基本需要、实现各种群体间利益公平分配的社会,所以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协调群体利益。在介绍了现实中存在的公平与效率相对立的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群体利益因素后,就论证如何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包括解决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平衡劳资利益关系以及畅通利益诉求渠道等措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主要是遵循“扩中”、“提低”、“调高”的思路,以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部署、总体措施已经在“五个统筹”里有所论述,这部分重点就在“调高”、“提低”和“扶弱”,所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重点论述了“调高”和“提低”,而就业方面就重点论述解决就业弱势者群体的就业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主要是针对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建立“托底”机制而言。让劳动要素参与利润分配是平衡劳资利益关系的根本措施,因为劳资利益关系失衡的根本原因就是劳动要素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收益权,而以劳动力所有权为基础的按劳动要素分配就找到了劳动力所有者参加收益(利润)分配的依据。 第四,提出人民幸福是公平与效率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境界升华,这算是文章的第二个创新点。因为我们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不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却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共享发展成果的幸福社会,所以关注人民幸福是题中应有之义。文章接下来就通过比较GDP与GNP的不同点以及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缺陷来论证不能只追求GDP增长,而要GDP增长与GNP增长并举才能实现国强民富。然而GDP增长与GNP增长并举也只是实现国强民富而不能让人民幸福感增加,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需要保持物质、精神生活的平衡发展,关注人民幸福,这就是文章提出的要提高GNH。虽然GNH已不是新名词,但将GNH增长与公平、效率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结合也算是一个新的想法。 因为社会和谐贯穿建设社会主义的始终,当代人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只实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短期目标,为子孙后代谋福利、实现代际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才是长远目标,所以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实现代际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实现代际公平与效率相统一主要是坚持可持续发展,而发展循环经济就不仅是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实现代际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关键之举。 另外,文章中引用的一些资料、数据也是较新的,而且最新的数据是有关2006年的统计数据,最新的资料是今年两会的相关资料。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项宏伟工程,本文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融于其中,通过理论剖析、事实与数据论证,提出了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路径,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平与效率、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公平 效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F124.7
【目录】:
论文摘要3-7Abstract7-12前言12-17研究背景及意义12相关文献综述12-15研究方法和范围15论文的基本思路与逻辑结构15-16相关问题说明16-171. 公平与效率的基本理论研究17-271.1 公平与效率的涵义辨析17-211.2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21-272. 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政策演进27-392.1 涉及公平与效率的区域经济发展27-302.2 建国以来我国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政策演进30-352.3 各阶段政策的辩证反思35-39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是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39-523.1 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39-433.2 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必须追求公平与效率相统一43-483.3 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48-524. 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路径52-844.1 “五个统筹”是对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宏观部署52-574.2 以人为本是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核心理念57-614.3 协调群体利益是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重要前提61-724.4 人民幸福是公平与效率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境界升华72-784.5 实现代际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78-84结束语84-85参考文献85-90附录90-92后记92-93致谢93-9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6:14:11 | 显示全部楼层
“住房公平”为什么成了一个敏感词语






  “中国城市发展高层论坛”7月17日在北京举行。在这场探讨中国城市化以及城市发展道路的高层论坛上,高房价再次成为“过街老鼠”,受到与会代表斥责。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指出,住房分配目前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应当从政治的角度进行思考。由于我们的土地是国有的,因此,居住条件的获得是一个人人都应当拥有的权利,而不是说你有钱才可以,没钱就不行的问题;原建设部副部长杨慎建议有必要进行全国第二次城镇房屋普查,以根据新的数据制定新的住房政策(《中国新闻网》7月19日)。
  
  7月19日打开全国各大新闻网站,这条标题为“住房已成政治问题人人应享有住房权利”的新闻,在国家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与相关利益群体处于胶着状态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我本人看到这样的新闻以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我国的房地产调控走势,不能忽略或回避“住房公平”的民意诉求,什么时候决策部门引入“住房公平”理念,并在实践中落实,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才有可能持续健康的发展。
  
  客观的讲,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房地产行业成了社会公众怨愤最多的行业?我们可以说出很多理由,诸如“高房价”“暴利”“房奴”等等,但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自从十几年前住房改革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住房公平”的理念始终缺失,不是吗?在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住房政策文件中,很少提及“住房公平”的概念;几年来几乎每一次房地产调控政策转折时期,有关部门总是征求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意见,买不起房的低收入群体意见或建议向来没有进入过决策层面;即使是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诸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到底应当如何建设、分配、管理,相关部门同样不听取中低收入阶层呼声,似乎这一群体的住房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完全是政府的恩赐,而不是政府的责任。
  
  由于房地产调控政策长期缺失“住房公平”的理念,最终使我国的住房市场成为富人、权力阶层、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造富、炫富、飚富的道场,使占我国城市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层”沦为房奴,低收入和最低收入阶层被房地产市场边缘化,数以亿计的城市外来人口居无定所,成为对城市贡献和所得最不协调的群体,自然也就成为对房地产政策最不满意的群体;一方面大多数老百姓或者在高房价面前望房兴叹、或者整日为偿还房贷拼命奔波;另一方面一些富人和有权力背景的群体,或明或暗拥有数套数十套甚至更多住房,或者投机牟利,或者向低收入群体出租,使低收入群体本来就低的可怜的工资,由于租房使生活更加拮据  住房的人买不起房,大多数买房的人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赚取更大利润。这就是我们普通城市居民不得不面对的房地产市场。
  
  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2年历程的今天,我们寻求“住房公平”的理念,与住房改革市场化的大趋势并不矛盾,只是希望通过引入住房公平理念,阻滞向富裕和权力阶层扭曲的制度倾向,让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够享受改革开放成果。
  
  比如7月18日多家媒体报道,由北京工业大学和中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编写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认为,在北京市近2000万人口中,处于最顶端的富裕阶层仅占12,5%,其他80%多都属于中等或中下阶层。如果我们在住房政策中,引入“居住公平”的理念,就应当让这80%以上的普通居民群体,或者享受用5-6年家庭收入就能买得起一套90平米以下住房,或者被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所覆盖。在人人住有所居的前提下,即使房价再高、富人们买的房再多,人们对房地产行业的怨愤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多!
  
  鉴于此种情况,有专家提出进行第二次全国城市房屋普查,我认为这对我国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很有现实意义。毕竟,第一次全国城市房屋普查,是在1985年进行的,正是那次普查,为随后实施的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数据支撑;15年后的今天,房地产市场调控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更加复杂的选择,如果能够开展第二次房屋普查,将会使新的房地产政策决策更加科学。
[稿源:红网]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6:23:57 | 显示全部楼层
住房公平是最大的社会公平  

2008年3月4日深夜,当我到达新加坡上空从飞机上俯瞰这个城市的夜景时,我不禁被眼前美丽景象“震住”了。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幅怎样壮美的景象啊!万点灯火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灯海,它像一座海上浮城,竭尽所能地展示着自己的繁华。它又像一个放满了各种璀璨珠宝的果盘,上面有闪闪发亮的项链,有熠熠生辉的宝石,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地铺满了整个盘子……”新加坡的夜景为什么如此迷人?原来,每天晚上,新加坡所有组屋走道里的照明灯都是开着的。这些组屋的灯光构成了新加坡独特的风景。

  新加坡的组屋在外观上比较相似,所以对初到新加坡的人来说,有时会有一种“到处都一样”的感觉。每一个新镇很相似,每一个小区很相似,每一座组屋也很相似!这种相似给人一种单调感,但也会让人体会到一种社会公平。对居住在组屋的人们来说,相互之间似乎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住房公平是社会的最大公平。“居者有其屋”计划不仅解决了新加坡人的住房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加坡的社会公平问题。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新加坡政府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我们必须确保国民收入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中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人民行动党能不断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与“居者有其屋”计划的顺利实施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6:25:18 | 显示全部楼层
完善的福利制度



  新加坡虽然不称福利国家,但在居民的头上,张着一把很大的福利之“伞”,这把“伞”保障着每个新加坡人基本的生活需要。

新加坡坚称自己是个非福利国家,明显的特征是这里没有退休金制度,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线,也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新加坡人常说的话是:没有人欠你的生活。意思是每个人都要自己养活自己,不要指望政府养活你。当你老了的时候,政府不会给你发养老金,你所能用的钱就是你工作时存下的公积金,存得多就用得多,存得少就用得少。如果你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政府不会保障你的生活。你的工资由市场决定,如果你拿得太少,政府不会强逼老板多给你钱。总之,一切得靠你自己。

  新加坡领导人不主张走西方福利国家的道路,这是因为过高的福利会使人民懒惰,而政府也会因此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新加坡是个资源缺乏、生存困难的国家,新加坡人只有比别人更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人民的勤劳是国家唯一的出路。李显龙总理在一次国会辩论中说:“若每个老人,无论贫富都享有国家的养老金,这对下一代是很沉重的负担,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每个人自行储蓄以备日后之需。”近几年西方高福利国家在财政上陷入困境,高税收 高福利 高税收的循环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竞争力,而新加坡却一直保持着低失业率和高增长,在全球经济体中表现十分出色。这进一步坚定了新加坡领导人不走西方福利国家道路的决心。

  尽管新加坡一再宣扬自己不是福利国家,但其实在新加坡还是有很完备的福利制度。虽然新加坡政府主张不养懒人,但新加坡政府也绝不会让任何人挨饿。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和体育部部长维文说:“我要向新加坡人保证,没有新加坡人会挨饿。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和有效的援助计划。如果你需要帮助,或者发现有人需要帮助,可即刻通知基层领袖或拨打社区关怀热线电话求助。”维文部长的这番保证,来自新加坡有一个由政府、社区组织、民间团体多层次组成的社会福利体系。

  政府是新加坡社会保障的主要力量。新加坡政府为居民提供五大社会保障。一是公积金制度使新加坡人老有所养。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是殖民者为避免承担雇员的养老费用而设计的,雇员把每月工资的5%储蓄起来,雇主配套5%,这样每月有工资的10%会用于养老。新加坡独立后,新政府对这一制度善加利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不断提高公积金率,在1984年时个人部分公积金率达25%,这意味着新加坡人工资的50%被强制储蓄起来。后来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公积金率有所下调。目前35岁以下的雇员每月的公积金为工资的33%。二是“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为居民提供了90多万套组屋, 80%以上的新加坡人住在价格低廉的组屋里,其中93%对房屋拥有完全产权,其余为廉价租住。三是提供教育保障。从小学到中学,实行十二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小学招生实行就近入学原则,确保教育公平。为困难家庭提供孩子入托补助,为困难大学生减免学费,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应有的教育。四是就业奖励。对年龄超过35岁、平均月薪不足1500新元的居民,政府给予就业奖励,最多者一年可补助2400新元。这一政策鼓励年长人士就业,避免他们靠救济过活。五是保健援助。通过保健储蓄、健保双全和保健基金等制度,为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援助和补助,保障人民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此外,政府还根据经济增长情况,每年从财政盈余中拿出部分资金分发给民众,使全民受惠,并使低收入者获得更多照顾。

  社区组织是新加坡社会保障的重要力量。社区组织点多面广,参与的组织众多,除社区理事会外,还有家庭服务中心、邻里联络站、乐龄活动中心、残疾资讯及转介中心等机构,它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帮助解决困难群体的生活问题。2005年6月,新加坡设立社区关怀基金,通过公民咨询委员会,为困难群体提供灵活多样的帮助。对有工作能力的家庭,主要是帮助他们就业;对丧失工作能力者,如贫困老人和残疾者,每月给予固定数额的援助金;对因子女多而生活困难者,给予托儿所、幼稚园经济援助金,帮助他们减轻生活负担。对居住在政府组屋里的困难家庭,给予租金、杂费、水电费等回扣,组屋面积越小回扣越多。通过社区组织多渠道的援助,新加坡约有21万户低收入家庭从中受益。

  民间团体是新加坡社会保障的又一支重要力量。新加坡的慈善团体很多,包括国家福利理事会,各种族机构、宗教团体和社团组织。国家福利理事会由已故大慈善家李光前创立,1968年新加坡国会通过法案,国家福利理事会成为各慈善团体的总福利机构。几十年来,福利理事会在帮扶残疾人和老人、救助灾民、资助青少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社会肯定。对于各慈善团体的募款,政?按1∶1的比例配给资金,这样既调动了慈善机构的积极性,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救助能力。据统计,至2007年底,新加坡有各类慈善团体1890个,2006年各慈善团体和机构筹得的善款总额达54.5亿新元。我国四川发生大地震后,新加坡各民间团体纷纷为灾区募捐,仅由新传媒集团发起的“让爱川流不息”募捐活动,募款总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在多层次的福利体系下,一个没有收入、无依无靠的新加坡老人每月可获得330新元现金援助,可以到政府诊所和政府医院免费看病,可以获得慈善机构和社会热心人士的资助和捐赠,可以获得租金、杂费、水电费回扣,可以获得政府增长花红等其他福利。这些援助和福利,足以使老人衣食无忧。一个住三房式组屋的贫困家庭2008年可得到的各种援助达5000新元。不过,新加坡政府认为,对人民最好的福利并不是这些,而是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只有保持经济增长,人民的福利才能获得同步增长。李显龙说“经济增长是应付生活费上涨的关键办法”,即是此意。

  新加坡的组屋之间都是用有盖走廊连接起来的,居民上街购物或上下班都不必担心日晒雨淋,因为有盖走廊一直通到了公汽站。新加坡政府自豪地说,老百姓出门不用带伞,政府做的有盖走廊是老百姓最好的伞。引申开去,新加坡虽然不称福利国家,但在居民的头上,张着一把很大的福利之“伞”,这把“伞”保障着每个新加坡人基本的生活需要。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6:26:1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流的城市规划



  一个城市如果不能先规划人流,再规划交通,修再多的道路也是枉然。

新加坡是个国际性大都市。没到新加坡前,以为这里一定会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到处都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然而到新加坡一看,却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在新加坡除了中心城区和区域性商业中心给人“熙熙攘攘”的感觉外,其他地方并不让人觉得“拥挤”。住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谷里,我甚至常常会有“很寂静”的感觉。这里的人为什么会显得这么少呢?

  我的违法广告是:这个城市规划得特别好。

  难道规划减少了城市的人口?显然不是。但好的规划可以通过合理布局,减少城市交通量,使城市不显得拥挤。新加坡的中心城区位于新加坡河入海口,这里地处新加坡中南部,交通方便,是新加坡城市的发端处。中心城区是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高楼大厦林立,十分繁华。在中心城区以外,新加坡建了很多“镇”,作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整个城市以中心城区为主体,呈星座式结构。他们用城市地铁线把主要商业中心串联起来,按照“中心城区 区域性中心 副中心 小型中心 社区”的布局,把整个城市分为55个小区进行规划和建设。区域性中心距中心区13公里,副中心距区域性中心6公里,小型中心距副中心2.5公里,居民的日常事务则不出社区。不论你住在哪里,附近必有公汽站、幼儿园、银行、商店等公共设施,生活都十分方便,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以我的生活为例,买日常生活用品一般在学校的超市,离宿舍大约六七分钟的路程;买衣服、鞋子之类一般在附近的一个大巴刹(集市),大约十来分钟可以走到;如果买贵重东西或想有更多的选择,则必须搭公汽到附近的商业中心文礼去,那里有个很大的综合市场,什么东西都有。在文礼站可以坐地铁到市中心去,地铁站和公交相衔接,有一趟公汽是从文礼开往南洋理工大学的,整个车程也就十几分钟,十分方便。通过合理的城市布局,新加坡人不用出远门就可办成很多事,这既减少了人们在市区内奔波的劳顿,也大大缓解了城市的交通压力。近些年来,我国的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为缓解交通拥堵做了大量工作,但效果不甚理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的布局不合理。人们每天从城东跑到城西,不停地在城里穿梭,这样城市的交通能不拥堵吗?一个城市如果不能先规划人流,再规划交通,修再多的道路也是枉然。

  好的城市规划还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建设浪费。新加坡80%以上的居民都居住在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组屋里,现在居民居住最多的,是三房式、四房式、五房式组屋,面积在70~120平方米之间。每栋组屋有数十个居住单位,400至600户组成一个邻里,若干个邻里组成一个邻区,若干个邻区又组成一个社区。由于组屋是由国家统一规划、建设的,因此在整体上都经过了很好的规划。大部分组屋十几层高,有的高达四五十层,设计与当地的地形地貌相结合,既经济实用又美观大方。人们都居住在组屋区里,节约了大量土地,使宝贵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合理利用。在新加坡可以看到大片的公共绿地,给人空旷的感觉。这里还保留了不少原始森林、湿地,有大片的水源保护地。这些地方行人稀少,给人回归自然的感觉。新加坡还建有世界一流的城市基础设施,这里的城市管线都走地下,在地面上看不到“东扯西拉”的现象。由于城市管网和城市集水系统建在一起,宽大的集水沟给了城市管网扩充足够的空间,因此在新加坡不存在城市马路“拉链现象”。尽管在当初建城市集水系统时的投入很大,但由于是统一规划,一举多得,所以综合起来的投入并不大,这是一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节约人力、物力,节省开支的好方法。

  好的规划还可以有效地提升城市的品位。新加坡十分重视城市发展规划的编制,早在立国之初,他们就聘请联合国专家,历时四年完成了整个新加坡的概念性发展规划,并以此为总纲制定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规。根据总体规划,新加坡将大约3000公顷的树林、候鸟栖息地和沼泽地规划为自然保护区,同时建设了一大批公园和绿地。据统计,新加坡的公园数达337个;在每个集镇区,都规划有面积10公顷的公园;在居民区,每隔500米就会有一个公园。这使人们不论身居何处,都能充分享受绿色,拥抱自然。在建筑设计上,他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凡是临山的建筑,都会依山就势而建,尽量保持山景的完整;凡是临水的地方,都会建大片的休闲区和亲水住宅,充分满足人们“近山亲水”的需要。他们从世界各地引进了8000多种花草树木,从中筛选出2000多种适合在新加坡种植的,对公园、道路、人行天桥等进行绿化。经过多年努力,新加坡已成为世界公认的“花园城市”。世界各地?人们都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纷纷来此旅游。良好的人居环境,不仅为新加坡赢得了世界声誉,也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无疑是世界一流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有三个方面十分重要:一是做到专家意见和社会意见相结合。新加坡成立了两个由政府官员和有关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一个叫总体规划委员会,负责公共建设项目的规划;另一个叫开发控制委员会,负责非公共部门的重大建设项目的规划。这两个委员会都以例会的方式讨论具体规划事宜。重要的规划项目,都要在草案确定后对社会公布,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再对方案进行改进。二是做到早规划早公布。新加坡的长远规划分为概念总蓝图和规划蓝图。概念总蓝图着眼于未来40~50年的总体发展策略,每10年检讨一次;规划蓝图着眼于未来10~15年的详细发展计划,每五年检讨一次。最近新加坡媒体公布了多个发展计划,如裕廊商业区规划、环岛步道计划等,都是规模大、起点高的建设大手笔,这些计划需要分步实施,每年完成一部分项目,全面完成则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早规划早公布,可以使人们较早地了解到城市未来的发展,避免城市地价因人为炒作而大起大落。三是做到规划执行到位。根据新加坡法律,出现违规建设的情况,违法者要被处以3000新元罚款或被监禁不超过三个月,或者两者兼施。在了解了新加坡城市规划的执行情况后,中国一位在此学习的中国地市规划局的局长感慨地说:“新加坡能够把城市规划执行到位,十分不容易。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世界上能把规划真正执行到位的城市并不多,新加坡是一个例外。”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都市世界-城市规划与交通网 ( 京ICP备12048982号

GMT+8, 2019-10-20 06:35 , Processed in 0.118514 second(s), 23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