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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公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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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7:16:49 | 显示全部楼层
推进公平正义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  
2008年09月26日 08:41:39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政府要体现公平正义就必须对住宅市场失灵进行必要的干预,包括:对住房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的干预;对住房市场供求失衡的调节和局部垄断的干预。同时,除非是在极端情况下,政府干预的边界也应该限定在这些范围之内。

    政府应不应该或者可不可以干预住房市场?这一命题从理论上并不难破解,因为违法广告是肯定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动产的不可移动性和住房作为商品的双重特性  既是必需品同时又是投资品,住房市场从来就是一个区域性特征明显的市场,也是一个不可能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因此,保证住宅市场的公平正义既是政府的天职,又成为各级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好的理由。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也不例外。

    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住宅产业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取消住房福利分配以来,围绕着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以及经济适用房政策等问题的争论一直就没有间断。特别是在房价连年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解决最广大居民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08年上半年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都出现了房价上涨速度回落、成交量大幅萎缩、开发企业资金普遍紧张的现象,一些楼盘出现了购房人对按揭贷款“断供”的现象,引发了对房地产行业发展和可能诱发金融风险的担忧,一些学者呼吁政府“救市”再次引发对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争论。

    一、中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并不能全面体现公平正义

    2007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住房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工作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其根本的指导思想就是“政府解决住房问题必须体现公平正义”。

    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级政府已经做出的成绩和正在进行的艰苦努力,特别是通过立法体现公平正义。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明确指出,在财产归属依法确定的前提下,作为物权主体,不论是国家、集体,还是私人,对他们的物权都应当给予平等保护。这就使得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不同形式的住房,尽管产权性质可能有差异,但从法律地位上讲,全体公民都享有依法取得必要的居住条件的权利,其房屋也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的立法中,实现公平正义主要体现在:确保住房保障理念的公平性;实现不同收入阶层在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上的公平性,即“准入机制”的公平正义;实现保障性住房建设和配售的公开、透明、公正、公平,即“实施机制”的公平正义;实现保障性住房再流通的公平性,即“退出机制”的公平性。据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经联合有关部门起草《住宅保障法》等法规,中国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的相关问题将从国家法律层次加以明确。那么,完善了住房保障制度,住房问题中的公平正义问题真的就完全解决了吗?笔者认为,当前,解决住房问题的公平正义至少还应该包括另外两个方面的内容:

    1.科学界定政府干预的边界,使政府行为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首先,住房商品的复杂性造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这将增大交易成本并降低市场效率,从而造成市场交易不活跃,也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比如,近年来,开发商惯用的“假按揭”、“捂盘”、发布虚假销售信息、搞概念炒作、形成价格合谋等现象时有发生。其次,由于土地供应的有限性、住房的不可移动性以及产品的差异性,在特定的区域或时间周期内,住房市场容易产生供需的失衡,甚至出现部分或地域性的垄断。国外的研究也表明,住房市场经常是卖方(出租方)垄断的市场,即卖方(出租方)拥有更大权利的市场。市场失衡的极端情况就是市场出现明显的泡沫。泡沫本质上是一种价格运动现象,房地产市场泡沫就是由房地产投机等因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持续上涨,房地产泡沫如果再与房地产抵押贷款结合起来,则泡沫会借助金融的力量成倍膨胀,最终对一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冲击。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要体现公平正义就必须对住宅市场失灵进行必要的干预,包括:对住房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的干预;对住房市场供求失衡的调节和局部垄断的干预。同时,除非是在极端情况下,政府干预的边界也应该限定在这些范围之内。

    2.科学规范政府的行为,实现不同参与主体的公平正义。

    住房市场的参与者简单地讲至少包括三个大的主体:政府、开发商(包括投资者和建筑商、中介机构等)、消费者。政府是规则的制订者,即是裁判员。但区别于其他行业和市场(如资本市场)的是,由于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房地产开发的各项程序的审批又离不开政府的直接管理,由此政府又不能不成为运动员。所以就不再单纯是一个房地产行业发展影响地方政府税收的问题了。首先,政府对土地的出让直接就是一个政府、开发商、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分配过程;其次,政府对房地产项目规划指标的审批直接影响到不同开发商之间的公平竞争,甚至影响到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公平。比如,同一城市市级政府规划部门在不同城区之间如果采取歧视性规划控制标准,就可能导致不同城区区级政府的利益不公平。近年来,大城市的区县一级政府在争取上级政府规划建设上的政策支持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不同参与主体间的公平正义何其复杂。而这些年来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离社会公众的期望还有不小的差距。

    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批准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新法确立了城乡一体的规划体系,体现了城乡统筹,实现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城乡规划建设方面的平等;新法强调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当然包括政府部门本身)都应当遵守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并有权就涉及其利益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要求向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查询,有权举报或者控告违反规划的行为,体现了不同利益主体在规划面前的平等;新法还规定了在规划制定和修改中的公众参与,包括规划草案的公告、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等内容;增加了监督检查的要求,强调了在规划实施中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公众的监督,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则。可以说,新法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动不同利益主体在规划建设领域的公平正义上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然而,如果说,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社会文化差异很大,国家层面的法律更多要体现原则性和整体性要求,那么各地方人大在制订城乡规划法的实施细则时,能否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体现公平正义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比如,在强调政府行政管理权的同时,还能不能更进一步体现政府的义务,比如体现更全面的更广泛的信息公开义务,更公开更透明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更大范围的公民依法有序的参与,以及在更严格的政府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中应该承担的义务(比如审批期限等)和未完成义务应该承担的罚责,等等,特别是当建设工程规划等涉及到政府自身利益时,要避免形成政府或部门利益超越公众利益,形成“与民争利”。同样,正在修订或即将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房地产管理条例》等制度法规也应该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

    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住房公平正义

    总之,解决中国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保持住宅和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始终坚持公平正义。为此,在加快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扎实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政府要科学界定实施市场干预的边界,规范干预行为。在市场经济下,应首先发挥市场对住房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政府对住宅市场的干预,不能超出市场失灵的范围,包括:加强对房地产业务的监督,保证交易各方的信息对称;实行有限的反垄断政策,通过控制土地供应、鼓励市场的竞争来调节市场供求、限制垄断;在市场供求极度失衡、垄断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也可进行必要的价格管制和数量管制;对于房地产泡沫的干预重点应放在对泡沫的防范上,首先应保持宏观运行的稳健,其次应健全房地产市场法规,维持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防止过度投机,再其次是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防止金融与泡沫的结合。

    (2)政府要在土地供应中保持公平正义。一要体现开发商获得土地的平等性,不能在政府已经成为惟一的土地提供者的同时,再在开发商之间制订歧视性的“招拍挂”政策,协议转让最大的弊端就是在土地一级市场无法体现公平、正义,但近年来为某些开发商或某些政绩工程“量身定做”的土地招标屡见不鲜。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刻不容缓。二要在全国范围内体现不同区域用地政策的公平合理,在同一地区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比如同一城市内各区县之间)也要体现政策的公平合理。

    (3)政府要在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中着力转变职能。不仅对待不同开发商应体现公平,在不同阶层的消费者中应体现公平,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开发商、消费者三者的利益关系中体现公平,应充分转变政府职能,体现政府的公共服务,充分尊重开发商和消费者合法的正当利益,体现不同利益主体的平等,政府和部门利益不应该凌驾于社会公众利益之上,更不能“与民争利”。

    (4)政府要在市场监管中大力推进信息公开透明。一方面,政府应该主动进行必需的信息公开披露,如定期披露建设计划(包括年度建设计划、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计划、土地出让年度计划,等等)、城市规划方案、地方性详细规划方案、房地产市场运行分析报告等,大力拓宽信息公开的渠道,丰富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科学引导市场投资者和消费者;另一方面,应加强市场监管,制订针对开发商和中介机构的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政策,消除开发商、中介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打击市场垄断、恶意炒作、价格合谋等行为。加强对二手房市场交易资金的监管,保障消费者的资金安全和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保持市场的公开、透明,保证市场参与主体的信息对称,实现市场的平等、自由交易。(黄石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陈红梅/首都经贸大学)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7:17:29 | 显示全部楼层
效率、公平、社会稳定与住房问题  基于世代模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黄淳  【摘要】:土地和住房是劳动者历史共同体的公共物品。社会是否能够按照效率与公平的原则解决住房问题,其本质是社会是否能够解决劳动者现实具体利益与历史一般利益的矛盾,即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的矛盾。公共权力通过经济制度对租金的抽取和使用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同制度模式具有等价性。在社会稳定的约束条件下,公共权力对租金的抽取和使用并不必然保证住房问题的解决符合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为此社会还需要具备公共权力良好的政治性质、法律约束力以及劳动者对国家理性道德自觉的条件。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 房地产投资 租金 李嘉图等价 代际公共物品 国家理性
【分类号】:F293.3
【正文快照】:
自我国房地产行业市场化改革以来,城市住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许多社会成员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但是,随着房价的逐年攀升,房价远远超出普通劳动者的承受能力,高房价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控制房价成为政府制定现行住房制度和政策的重要目的。但是,房价只是住房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7:19:2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与美国公平住房法(即民事权利法案)的比较及改善讨论(2010-11-30 23:33:11)

美国公平住房法民事权利人人平等禁止歧视杂谈  
1968年,美国规定一项重要的法案《公平住房法》。这一法案禁止基于以下原因的住房歧视:种族或肤色、民族起源、宗教、性别、家庭状况(包括同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居住、年龄小于18岁的未成年人;怀孕妇女和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残疾。



《公平住房法》适用于大部分的住房。某些情况下,该法不使用于业主自住不超过四个单元的大楼、未经经纪人经手的单户家庭住房的出售或出租,以及由组织机构和私人会所经营,仅限会员入住的住房。在住房出售和出租中,任何人均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残疾、家庭情况或民族起源的原因做出以下行为:

拒绝出租或出售住房

拒绝议价住房

使住房不可使用

不提供住宅

出售出租住宅时设立不同的条款、条件或优惠待遇

提供不同的住房服务条件或设施

虚假声称住房不可参观、出售或出租

为经济利益说服或试图说服业主出售或出租住宅,方式为暗示某一特定种族人士等等已经搬迁或将要迁入本街坊(街坊房地产欺诈)或拒绝任何人进入、加入或参与涉及住宅销售或出租的组织、机构、公共服务部门(诸如多重挂牌公共服务部门),或在该等进入、加入或参与的条款与条件方面对任何人实行歧视。



在美国执行公平住房法案的重要机构是美国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简称HUD)。这一机构是1965年通过合并政府原有机构而成立的,隶属于美国内阁部。HUD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帮助受到住房歧视的公民,确保每个个人及家庭都不受歧视地购买住房。



通常HUD会指定一个调解人去和房东协商并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公平住房机构将举行一个行政听证会,来确定是否存在歧视。如果房东确实违反了州公平住房法,房客可以向州执法机构提出诉讼。另外,除向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或州执法机构提起诉讼外,房客可以直接向联邦或州法院提出诉讼。在向州或地方公平住房政府部门转交的投诉,州或地方政府部门必须在HUD转交的30天内开始调查投诉。如果州法院、联邦法院或住房管理机构查明房东确有歧视,可判给房客补偿金,包括他因被拒绝而必须付的任何比较高的租金,以及精神损失的补偿。



除此之外美国的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还能通过抵押贷款担保方案为中低收入家庭拥有住房提供担保,在支持居民获得房屋所有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创立的诸多法案都是为建立一套合理的住房体系,保护公民权益免受侵害做出的努力,这些重要法案能够使得每一位美国合法公民都平等的享有合适的居住环境。





相比较中国在相关住房租房法案中的规定,显然是没有建立出一套严谨的法制规定。中国社会存在的普通现象是地域歧视问题。在就业、求职、求学、提升、生活保障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歧视与不公平现象,屡见不鲜,人人平等的权利无法得到实际的保障。

住房出售和出租中尤为明显,往往是富裕地区的人歧视落后地区的人。就算是中国移民至美国后,地区的贫富差异不见了,还会对不同地区来的人的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处事态度等产生国人之间的歧视问题。



根据HUD在2010年的最新统计,亚裔及少数族裔美国公民受到的住房歧视案件较多,但亚裔美国公民很少有人到相关机构申诉和报案。在受理的住房歧视案件中,只有1%的受害者为亚裔。针对这一问题,HUD与美国亚裔房地产协会(AREAA)在洛杉矶签订了一项合作计划,在亚裔社区中开展住房歧视方面的教育工作,并听取社区负责人有关亚裔社区存在的住房问题的反应。



在中国在租房、买房中受到歧视、侮辱,受侵权者只能通过民事纠纷,申请调解、仲裁、民事诉讼等方式,来寻求公平解决的机会。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宪法第33条增加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应该说.这一纲领式、宣言式的同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条款,对今后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内容的规定以及基本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肯定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但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诉讼权在我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关于公民诉讼权,我国宪法虽有所涉及,如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但没有将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进一步予以明确规定。近年来,我国已经先后加入了多项国际人权公约,并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此情形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公民诉讼权  这一公民的程序性基本人权理应得到我国宪法的确认和保障。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公民诉讼权的保护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



而且由于受到侵害的一般是文化水平、社会经历、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弱势群体,所以无论是受害群体自身维护正当人权的意识不足,或是解决过程中处理机构存在的工作执行力度不够、问题解决公正度不足等因素,禁止歧视,做到人人平等这一规定,总是无法彻底解决,无法强制的、彻底的执行,以及实现一个良好的改善过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处在不公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绝对不会是一个适合产生幸福的社会。没有健全、有效的法案保障,对于打造和谐社会、建立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系是相悖逆的,是与公平、公正原则背道而驰的。



我国公民诉讼权是客观存在着的,但是如果它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确认与保障,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现代法治国家都在本国宪法中对公民诉讼权加以确认和保障。我国可以考虑在下次修宪时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加入有关内容。具体而言,可以在现行宪法的第41条和第42条之间插入如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为自己的权利和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有权充分行使自己的各项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公正、公开,切实保护公民的各项诉讼权利。”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公民诉讼权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利、诉讼程序中的权利以及诉讼后权利等几个阶段的权利,而且每一阶段还有更具体的诉讼权利。显然,如果只有宪法上述条款原则性的规定,对公民诉讼权的保护是十分不够的,并不能保证公民切实享有诉讼权。因此,除了宪法的上述规定,公民诉讼权所包含的具体权利内容如辩护权、上诉权、申诉权等等,应当由《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的法律加以具体规定,以使公民的各项诉讼权利真正落到实处。



所以加紧司法制度的改善,同时以更为有效的方式提高每一个中国公民对人权、民权的正确认识,学会尊重其他的公民,从法律和道德层面提升,控制减少民权矛盾问题的发生。



有关司法制度的变革,在各类司法制度的改革过程中,目前以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讨论过程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部门,都把焦点集中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问题上,而很少有人对与民事诉讼密切相关的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制度作讨论。而实际上,这些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制度与司法改革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



之所以要进行司法改革,一个主要的原由,是日益增长的各类案件使得司法机关不堪重负。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有关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来提高司法的效率,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在于此。我们不否认对有关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但是,在考虑司法改革问题时,也有许多的疑问。



假设我们的有关司法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司法队伍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加强了,那现在所面临的司法机关不堪重负的现象到底能有多大的改观?为此,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我们能否在进行司法改革的同时,通过其他的有效渠道,来减轻司法的负担呢?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兼容英美法和大陆法的日本,最近几乎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原由之一也是司法机关不堪重负。与中国相比较,在他们进行司法改革,他们的有关司法制度是较完善的,司法队伍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也是较强的,但同样面临司法负担过重的问题。就我们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队伍所具有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我们的观念、人员素质和经济能力都相当的有限。



因此,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只改革制度和加强队伍建设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减轻司法负担,就应该在着眼司法改革的同时,考虑进一步发挥与司法制度具有类似功能的制度的作用,途径之一,就是充分利用除诉讼之外的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民事纠纷,因为这些方式在消灭民事争议上与诉讼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功能,而且从原理上讲,对某些民事纠纷以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问题解决的适应性上甚至较司法解决更为适当。



为此,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我们现有的非诉讼的解决纠纷的方式的作用,考虑到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尽量让各类民事纠纷都能适用比较适合于其解决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并由此产生高效率地解决民事纠纷的效应。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在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设立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发挥作用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比如,美国所实行的小型审理、早期中立评价和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做法值得借鉴,因为这些做法在美国对处理邻里小事、环境争端直至复杂的多方的涉及数以亿美元计的商务案件都发挥了作用。日本最近倡导的由律师协会的律师组成仲裁庭,负责仲裁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纠纷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参考。



可以肯定地说,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方式的制度化以及进一步的发展,是减轻司法负担的一个有效途径,从而更好的完善保障民权,对根本问题进一步加强治理,形成一个更趋于良好发展的模式。如果我们希望司法改革的步伐能够加快,效果能够更好,那么,强调解决民事纠纷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完善和健全我们的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则是不可或缺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7:21:21 | 显示全部楼层
住房公积金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2009-04-07 23:15:40)转载▼标签: 住房公积金不公平无效率解决之道杂谈 分类: 时事评论类  文章列表  
    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首次突破了万亿大关,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司长张其光在该司今年的工作计划中称,今年将抓紧制订住房公积金支持经济适用住房等建设试点方案。据悉,北京、上海等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制定相关方案。但此举却遭到法律界及房地产业内人士的质疑,部分民间声音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凭什么用我的公积金建经适房”的质疑。(《京华时报》4月3日报道)

    从住房公积金的开设初衷及法律地位来说,我也认为动用住房公积金建设经适房,于情、于理、于法都有不合。但是现在围绕住房公积金显示出来的弊端,又确实越来越多。只有正视这些,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加以解决,才是一种积极负责的态度。概括来说,现在住房公积金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公平与效率两大方面。

    首先,住房公积金制度很不公平。一是享受起点不公平。按工资比例缴纳,工资越高者享受补贴越多。更有甚者,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垄断型企业,钱多的发不出去,就以高于规定的比例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以达到规避社会责任的义务。而享受补贴越多的,却往往用不着公积金买房子;而渴望用公积金买房的人,公积金又少得派不上用场。再加上近年来私企员工、没有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大量出现,住房公积金的覆盖率不升反降。在解决民众住房的问题上,公积金制度事实上只发挥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作用。

    其次,住房公积金制度很没效率。支取难,使用限制过多,管理不透明导致的流失风险,都是人们所郁闷和担心的。由于个人住房公积金的那点余额,与购买商品房所需费用相比如杯水车薪,指望购买商品房来改善住房条件,住房公积金连“帮助”的作用都极其有限。那么,这笔钱也就只能永远在账户里睡大觉。那么,与其如此,就不如把这笔钱通过解决一切涉房难题来盘活。比如,把使用范围放宽到可以交首付,可以贷款,可以维修或装修住房,可以交房租,可以付中介佣金等所有涉房开支。以解决“使用自己的公积金时门槛多多,最需要时却又指望不上”的尴尬。

    不能否认,住房公积金制度确实为一些人解决了一定困难。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呆板,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负面效应也日益明显。对此,我以为应该采取“扬弃”态度。改革的方向,应该致力于两个方面:一是享受起点。为了确保更公平,有必要把住房公积金纳入社会统筹,打破身份界线,为法定民众开办住房公积金账户,把“国家补助”那一份,也要惠及到没有单位的劳动者。二是公积金管理更透明,最好能够做到个人账户公开的程度。而且使用条件要放宽,提取要方便。我个人认为,让住房公积金走出“初级阶断”,未必是因为缺少办法,而是制定政策者是否能够跳出既得利益,真正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




中美城镇住房保障方式的效率和公平比较分析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2-8-14 17:28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7:34: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式住房改革为何不公平、不平等?
迄今为止,所有关于居民住房的改革方案,都讨论不到点子上。为什么?因为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住房商品化的前夜和住房商品化的初始阶段,城市各阶层居民对住房占有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忽略了这个前提,所有的住房改革方案对于绝大多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过贡献的公民,都是一种剥夺。
    1949年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城乡人民长期过着生活水准很低的生活,这是他们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奉献,中国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住房长期困难,也是人民在为国家做奉献的体现。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普通中国人基本都做到了“生活上要用低标准要求自己”。

    那时,除了中央、省市一级领导和部队领导的住房按照等级和安全保密原则另有标准,一般企业领导的住房并无特殊,大家都是住公家的房子,大家都向国家缴纳房租,大家都面临住房的窘迫。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结婚能分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就很不错了,住房论“套”连想都不敢想、也不可能去想,因为缺乏这样去“想”的参照系  文革开始,原本按“套”居住的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扫地出门”赶了出去,人们对“成套住房”已经缺乏了感知。

    八十代以后,中国逐步改变了“先生产后生活”的思维套路,但是,对住房能改善到什么程度,大多数城市居民不抱幻想。事实上,根据权威的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一直到2000年,上海有44.3%的城市家庭户仅有一间住房,40.5%的城市家庭户拥有二间住房,有3间及三间以上的只占城市家庭户的15.3%。(普查资料的“说明”拦中,明确“间数”包括搭建房屋)

    2000年,上海的城市居民家庭户是408.6万户(本段数据均取自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均建筑面积19平方米以下的共占了上海城市家庭户的56.4%(注意,建筑面积与居住面积有区别,成套公房的建筑面积通常为居住面积的一倍。)。其中,人均建筑面积8平方米以下的有74万户,9~12平方米的有58万户,这两部分居民户占了上海城市居民家庭户的三分之一,人均建筑面积13~16平方米是62万户,17~19平方米是36万户。

    这说明,到2000年末,上海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还很窘迫。

    不过,人口普查数据还同时告诉我们,2000年时,占上海城市居民家庭户12.5%的家庭,其人均建筑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上,这部分家庭拥有的住房总面积,与人均建筑面积在19平方米以下的占城市家庭户56.4%的那部分家庭拥有的住房总面积相等!

    这12.5%的家庭户是什么背景?还是人口普查资料告诉我们,这些家庭户户主绝大多数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无独有偶,2002年,中科院李实和罗楚亮在《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条件的不均等与住房贫困研究》一文中对住房条件的不均等性进行了回归分析,结论是:户主是党员的,其居住面积比户主是非党员的要高出6平方米居住面积(折合建筑面积约12平方米);户主从业于机关事业单位的,其居住面积比起其他组别要高出31平方米居住面积(折合建筑面积约62平方米)。

    1998年8月,国发[1998]2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出台,这个文件是住房制度改革深化的标志,是住房商品化、住房问题社会化的标志。从那时算起,只有两年时间,上海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已经明显分化了。那么,2000年反映出来的居民住房条件分化,是否是市场化的结果?具体到上海这个城市,上海12.5%的家庭户人均建筑面积当时就达40平方米以上,是这些家庭户到市场去买房的结果吗?

    不!决不是的!

    2000年~2002年从官方统计数据和学者研究结果中反映出来的居民住房条件分化,事实上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在1998年“住房商品化”前后争相赶乘“福利分房”末班车的结果!虽然国发[1998]23号在1998年8月颁发,告诉大家“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但由于“具体时间、步骤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确定”,权力在握者是迟迟不肯停止“面向自己”的住房实物分配的,他们要赶上“住房实物分配”的“最后晚餐”。他们比谁都明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然,对于普通民众,1998年下半年就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的标准时段了。

    由于信息不对称  互联网在98年后才逐渐风行  绝大多数上海人不知道有一个重要文件在决定着他们的住房条件好坏,更不会料到,这个文件最终决定了全体上海市民住房财产的多寡。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7:34:48 | 显示全部楼层
1995年,上海颁布沪房地改(1995)767号文件《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建筑面积控制标准》,这个文件,对于上海市民的住房格局奠定极为重要。就是这个文件,能追溯到产生上海市民房产资源巨大差异的源头。这个文件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上海房地产市场,更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有企业的全体职工利益。

    沪房地改(1995)767号文件把每个职工家庭允许以成本价购买公有住房的面积按职别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等级以法规形式加以区别,明确户主是一般职工、一般干部和初级技术职称人员的家庭可购买公有住房面积的上限是75平方米,科级干部、中级技术职称人员、具有证书的高级工家庭购买上限85平方米,县处级干部、副高级职称人员家庭购买上限100平方米,副局级享受120平方米,正局级、正高级和享受正高级待遇的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家庭享受140平方米。如购买高层公有住房,所有人员在上述建筑面积控制标准的基础上可再增加购买建筑面积10平方米。这样一个行政文件,成了划分上海市民个人房产财富的依据,并就此奠定了上海市民个人拥有的房产资源格局。从此,“一般”的职工要达到“上限”历尽辛苦而不易得,而“不一般”的职工已把“上限”当作了“达标”的起点。他们能容易达到目标,因为他们手中拥有着权力资源。

    上海房产市场的真正形成的时间是在1999年到2000年(当然,这个“市场”是名义上的)。这个市场形成是以1999年上海市政府颁发的一系列文件为标志的。这些文件是:99年1月19日颁发的《关于发布〈上海市公有住房差价交换试行办法〉的通知》、99年11月25日颁布的《批转市房地局制订的〈关于内销商品房种类归并若干规定〉的通知》、99年11月26日颁布的《批转市房地局、市房改办制订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公有住房出售若干规定〉的通知》。这一系列文件使上海的所有住房都有了货币交易的可能,上海的房产市场也就正式形成。这个市场的形成,是在上海房屋资源格局奠定之后。房屋资源格局奠定了,只要一纸公文,把原有的“住房”改成“房产”,原来只具有居住功能的房屋就变成可随时变现的财富。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权力造成的不平等。

    随着不同地段、不同房型的商品属性差异越加分明,权力造成的不平等在加剧加烈,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加烈导致人们普遍的不满甚至愤慨,这种不满和愤慨与“仇富”无关,但与社会不安定有关。

    我并不提倡平均主义。事实上,平均主义在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实现,改革开放前的“均贫”也不是“均贫富”意义上的“均贫”,而是国家积累需要导致的“国家剥削”。国家并没有否认这种剥削,只是国家认为“国家剥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国民需要为此作出牺牲,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要以“国家归还”的形式归还对人民的欠账。这个计划经济时国家的建设宗旨,应该是清晰的。

    中国五十年代以后城市的居民住房长期紧缺,实质是“国家剥削”所造成。所以,我坚决反对将以往的“单位分房”说成是“福利分房”的提法。

    职工的工资包括了货币工资和实物工资两部分。由货币工资与实物工资总和组成的劳动报酬应包括劳动者所必需的全部生活资料价值,住房无疑是必需生活资料,这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的。1949年后的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全部是以实物工资形式发放的。

    中国城市以前的“单位分房”,其实质就是以实物工资形式体现出的劳动报酬。但是,正因为国家积累导致的“国家剥削”直接作用到每个职工的工资  既作用到货币工资也作用实物工资,在货币工资仅够维持家庭成员低水准生活的同时,实物工资  住房分配也只能够维持低水准生活。当时的住房分配,体现的是国家对维持职工及其家庭基本生存需要的必要举措!

    计划经济时期,以“实物形式体现的劳动报酬”  住房分配并没有体现出平等。上海有很多住房困难户一直在等“分配”却久等不到,这是很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延续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虽然上海的房地改(1995)767号文件规定了普通职工可用成本价购买的家庭住房建筑面积是75平方米,但1995年时的上海普通职工家庭有几家能拥有这样的住房建筑面积?即使他们知道了有这样一个文件,他们又有什么“法道”能让自己的住房面积“达标”到75平方米?但有权力者就不同了,他们接到了房地改(1995)767号文件,就心中有了底:在住房商品化前,一定要将自家的住房面积达到乃至超过“允许成本价购买面积”的上限!而1998年的国发[1998]23号文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催促令!

    十几年前,当中国城市居民开始陆续将自己的居住的房子用成本价买下,有人曾阿谀“这是国家给了人民一笔财产”。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在住房问题上,从来是国家欠人民的,而不是人民欠国家的!以前这个矛盾不尖锐,是因为以前住房只有栖身的功能,而住房产权都属于国家,住房差别最多也就是你住得比我舒适些的差别,涉及不到财产概念。到了住房商品化了,住房成为可供个人支配的私产了,这个矛盾就突出了:为什么普通人就只有仅供栖身的一席之地可允许算作住房财产,而有权势者可以将子孙住房都“福利”到了,然后都作为他们的住房财产!要知道,为社会主义中国做贡献,是每一个中国家庭几辈子人作的贡献!如果说“用成本价购买住房”体现的是“国家归还”,那“国家归还”为什么还要分三、六、九等?

    在上海发“房地改(1995)767号文”时,当时(1995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的户均人口是2.9人,统计部门公布的1995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是7.95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是14.7平方米。将户均人口乘人均建筑面积,42.63平方米应该是1995年的上海城市家庭的户均建筑面积。当时将75平方米定为普通职工允许用成本价购买的建筑面积上限,说明1995年时,上海居民家庭“平均”距离用成本价购买建筑面积上限“75平方米”,还“平均”相差32.37平方米!这32.37平方米即使按一平方米1万元计算,就是32.37万元!即上海普通市民家庭如果按照房地改(1995)767号文规定的“上限”购买面积计算,平均要少购买32.37平方米成本价住房,到如今说起来,最起码每户要“平均”损失32万元的住房财产!

    相反,当时少部分允许达到用成本价购买100平方米、120平方米、140平方米面积的家庭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上限”,这些家庭的户主从此为达到“上限”目标而奋斗努力;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反映出来的“奋斗结果”是:12.5%等于56.4%  12.5%的家庭拥有的住房面积与56.4%的家庭拥有的住房面积相等!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这12.5%的家庭人均建筑面积达“40平方米以上”,“以上”多少呢?这部分家庭共51万户,其中人均建筑面积40~49平方米的是20.5万户。那么,人均建筑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应该是30.5万户,经过这样计算,51万个家庭户的平均人均建筑面积就起码应该有50平方米。2000年,上海城市家庭户户均人口2.8人,人均家庭建筑面积50平方米,户均家庭建筑面积是140平方米。可以肯定,这140平方米中,绝大多数是沾了“福利分房”的光  是的,这是少部分人享用的“福利”!他们借着房地改(1995)767号文,就使得自己的住房面积比普通居民家庭“平均”平添出97.37平方米(140-42.63)!

    注意:140平方米,正是房地改(1995)767号文规定的用成本价购买居民住房建筑面积的最“上限”!

    当2000年的12.5%的家庭户平均住房面积比1995年大家都处在“单位分房”时的家庭户平均住房面积多出近100平方米时,这12.5%的家庭户多出的户均100平方米住房的货币价值,谁能估量?这大多是处于黄金地段乃至钻石地段的品质卓越优异的好房子呵!

    由此可见,住房改革在其初始阶段,就蜕化为权力资源拥有者充分利用权力为自身谋利益的改革!这样的住房改革,前途注定是不光明的!

    住房改革使得有一少部分人凭空多出了一大笔财产,权力拥有者就是在住房改革开始前后挖掘到了住房资产的第一桶金,这住房财产第一桶金的含金量,根本无法估量  “好地段好房子”的升值空间,谁能估量?而上海官民之间的财产差异,就这样奠定了!

    然而,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宪法规定的制度性质不变,官民出现这样的财产差异,就是违宪!

    今天,当我们希望能为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出谋划策时,能回避权力拥有者与普通平民在住房财产资源拥有上的天差地别的不平等吗?能不去正视这个不平等吗?在这里,用什么形式来解决这个不平等,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个不平等,这个不平等是发生在1998前后的社会主义中国,距离2009年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过十年光景,这是发生在现今每个人眼皮子底下的不平等,我们不能对这种不平等装聋作哑  无论以什么名义  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也好,以“三个代表”的名义也好,以“建设和谐社会”的名义也好,都必须以这些名义,对住房改革“改革”出来的不平等作出回答!

    20世纪西方有名的经济学家费雪有一段话意味深长:“资本工具的转移逐渐引起资本分配的不均,而资本分配不均一旦形成后,便有长此下去的倾向。”(费雪:《利息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66页)

    住房从不是私产、不能买卖到变成可以买卖的私产,是资本工具的一种转移。

    “资本分配不均一旦形成后,便有长此下去的倾向。”这是凭直觉和常识都能感觉到的。

    因此,我将提出我的办法  《关于建立城镇居民住房基本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这个办法,是想要纠正这种不公。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17:34:04 | 显示全部楼层
善良的知识分子与平均主义----边际理论的兴起

   边际理论的兴起可以说是与古典经济理论的衰退息息相关,当人们不再相信自由经济可以用看不见的手改良生活,社会上的有钱人的第二代通过封建主义的世袭制而获得大量财富,从而实现资源垄断后,大部分人包括知识分子的创新改良社会的资源基础被剥夺了。这在宣扬众生平等的基督社会是与伦理相悖的。

   在古典经济理论的兴起期,正是大航海时代后的繁荣期,无尽的新资源在新世界不断的被人们发现,垄断未知世界的资源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后来人们遇到了地球资源的瓶颈,大的托拉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资源的垄断,从而实现了可以世代以另一种封建主义奴役他人的可能性。在走出地球寻找资源之前,这种垄断实际上对多数爱好自由的人形成了实际的压迫。

   似乎再提高生产效率也是于事无补了,资源的垄断可以让新技术一文不值,于是知识分子也趋向于古老的平均主义了。尽管他们可以为封建垄断者服务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尽管他们的更有智慧,理应获得比无知者更多的财富。

   边际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天真的认为社会经济效率不需要提高,只要通过富人把财富平分给穷人,社会就能实现和谐的人。
 楼主| 发表于 2012-8-16 17:29:43 | 显示全部楼层
发掘变革的理性
发表于:2012-08-06 18:22:41
       蔑视理性,把一堆教条奉若神明,是顽固的蒙昧主义;若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人的一切行为均绝对地由理性来支配,则是另一种无知与狂妄。

  为把理性推到公共生活的前台,我们也不吝对理性本身做一个稍稍细致的检讨。

  什么是理性?对个人而言,它是利己的算计;对企业而言,它是对企业利益的算计;对社会而言,它是人们互利的算计。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利己的算计和互利的算计可以统一起来;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和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可以统一起来。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全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假说的核心内容。这是一个“美妙”的和谐理论,但也留下了被人们广泛批评的巨大空间。

  经济学家对人类理性客观性的认识,有一个从系统性的肯定到系统性的怀疑过程;而怀疑的发生少说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并不是这几十年的事情。但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对理性的系统性怀疑恰好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类理性倾向的客观性。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经济思想大抵是以理性假说为基础的。他们以为,在竞争条件下,生产者会有一致性选择行为,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后来的学者发现消费者的行为也与此类似。但没过多少时候,理性假说就招致怀疑。穆勒说(1848年),是惯例而不是竞争支配着经济世界的大部分领域,而经济理论只可能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此后,有不少重要经济学家开始怀疑理性假说。

  对理性假说做出系统批判的经济学家有阿罗、阿马蒂亚·森和赫伯特·西蒙(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批判来自阿罗。

  人类总在选择,经济学正是研究人们在利益面前的选择行为。如果一系列外部因素确定的情形下(这个条件本身就不现实),人们的选择行为能保持一致性么?如果能,理性就是客观的;如果不能,理性就不是客观的。遗憾的是,经济学始终无法严格地证明这种一致性是真实的存在,从而无法严格地证明理性是真实的存在。例如,一个人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拥有一定的选择行为,他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会有新的选择行为;但是,当他的收入水平退回到前一水平时,其选择行为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就发生了选择行为的不一致。在阿罗看来,这是非理性。

  现实的非理性不止如此。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进入总量分析时假定所有个人都具有同样的效用函数,这在阿罗看来完全不符合实际,因为经济当事人完全相同就不会发生交易,所以,这个理性假说完全不成立。

  阿罗对理性假说的一个致命批评是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经济当事人必须知道所有的价格,否则无法争取某种最优化。这和我们针对中央计划工作人员的批评是一样的情形,因为他们要做好计划工作也需要海量信息。决策中依从的信息总会出现缺口,要用猜测来填补。在阿罗看来,这是个人追求最大化的严重局限性,甚至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并不存在。

  是的,关于理性认识的争辩,妥协是必要的。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政治家集团,每天都面临决策,我们能说他们毫无理性?理性有一个程度,有一个相对性。精确算计的条件总是不具备的。在外部,人们的环境是不确定的,特别是一个人无法把握与他交易的另一个人的想法;在自身,一个人心态是不确定的,其选择偏好很难把握。听一场牧师演讲或领受一次传销组织者的洗脑,一个人几十年形成的价值观就可能被颠覆。

  其实,经济学家对阿罗的批评也有反批评。例如,习惯不见得就是非理性,习惯本身就是一堆偏好。有了新的习惯,意味着偏好发生了变化,消费函数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承认习惯的作用并不会破坏选择行为的一致性,只是这种一致性不稳定而已。还有,人们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形下作出决策时需要猜测,但猜测不是简单的掷骰子,其中有些人的学习,有节约获取信息成本的考量。个人和计划部门官员在海量信息面前的确是平等的,无法说谁更优越,但行为后果却是天壤之别。计划部门的官员要安排国家经济,而每个消费者的行为只影响自己。

  绝大部分人厌恶风险。人的理性倾向不只是表现在人面对不确定性时作出猜测,更有意义的行动是发明一种规则,促进人们建立共同行动,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弱猜测的必要性。对这种可能性的最强有力的分析,来自美国思想家罗尔斯。

  罗尔斯1971年发表了《公正论》,立刻在经济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这部书的后半部分通篇关心的是达到一个稳定的、秩序良好的公正社会的问题。他设想一种“原始状态”,研究原始状态下的社会契约形成过程或决策过程。设想一群人坐下来玩纸牌游戏,事先对各方得牌情况和自己与对手的技巧比较情况一无所知,那么可以预期他们会对游戏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游戏规则将对每一个人都是中性的或公正的。达成一致意见的要害是游戏者在有关信息方面是对等的,或者说他们都进入了一个“无知之幕”。罗尔斯将这种现象引入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设想人们进入一个对社会的无知之幕,环境与每个人的禀赋是随机决定的,无所谓公正或不公正;所有的人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原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将选择一组规则以形成一个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将有可能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

  罗尔斯就这样在信息不完备与人的理性倾向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我们受到的启示是,人类理性倾向的存在,可以不依赖信息的完备性。这个论述看起来要比阿罗高明,所以,罗尔斯受到经济学家的推崇。

  说一千,道一万,笔者只是希望我们有这样一种信念:对这个世界,我们需要进行建设性的批判,并且,我们拥有批判的武器。多年来,笔者基于对经济学理性的信念,来思考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变革的理性》(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所收集的文章,正体现了这种思考。
 楼主| 发表于 2012-8-28 16:25:01 | 显示全部楼层
民主能够形成纠错机制的原因
能够纠错的社会,除了该社会中的人们拥有理性及能够反思外,一个健康良好的社会体制犹为重要。它是令人们拥有理性、维护社会健康秩序正常运作、坏人不敢作恶、不断改正自身错误和完善自身的重要保障。民主体制便是这么一个具有纠错功能的社会机制。

民主体制自之所以能够形成纠错功能的机制,就在于它的一举一动以及整个社会思维(包括政府的决策及行为)代表的乃全体民众之意志,而非少数人的意志。为了维护和保障好每一个人(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公平、公正便成为这种社会既定的习惯性思维和基本的行为模式。为了实现及充分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如何合理合法使用公共权力就成了该社会必须首先面对的重要问题,而欲避免公共权力的滥用并达到合理合法行使它,查堵公共权力履行漏洞以及不断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制度乃全社会的共识。

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牢牢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开始,以选票方式来体现社会人这一基本权利,并进行推荐、选举、认可及授权等法律程序来委托和任用某个政府(被委托人或被购用人)行使国家公共事务。因此,政府(被委托人)便永远不可能会凌驾于人民头上而变成人民的统治者  政府始终只是人民(老板)的打工仔或被委托人之身份以领薪水作为报售为人民(老板)做事。而人民欲了解被委托人的办事能力和效果以及是否违规,就会对被委托人进行随时地监督和制约。从三权分立到新闻媒体的出现都是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用以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工具。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自然知道和明白那些不接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多么的可怕和邪恶。没有公平竞争便会形成行政垄断,当购用市场上唯有一个可以购用时,就只能不得不被迫购用了他。因此,形成一个公平的多方竞争环境,这不仅是降低行政成本和行政风险所必须的;而且更是购用方避免为被购用方威胁和挟持的重要保障,酿成宾主颠倒的尴尬局面。

犹为不甚的是,在一些社会中更是出现了以少数人霸占了绝大多数的权利,将国家主权占为私有财产。如此邪恶存在之黑暗社会,它会可能是一个具有纠错功能的社会的么?

因此,一个社会能否具有纠错功能的最大因素主要是关乎体制方面的事情。在一个社会之中是规定少数人可以强占大多数人权利或只维护少数人利益的社会体制?还是规定全社会人皆拥有平等的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合理的经济分配?这就成了一个社会是否为文明与理性的关键,也是该社会能否形成纠错功能的重要因素。

因为一个只是维护少数人侵占多数人利益的社会,它本身就是野蛮的无人性社会,乃极不正常的邪恶社会制度,本身就是极端错误的犯罪社会。为了少数人可以任意掠夺众人利益及已获得的既定利益,它还会纠正自己的错误和犯罪行为将公众权利归还于众人的吗?坚决拒绝纠正这种错误及犯罪,此为必然的事情。如此,它如何还能够纠错?另外,专制统治阶级为了达到维持其统治地位的稳定和继续霸占众人权利的目的,暴力镇压与阴谋愚化民众也成了必然的事情。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普遍皆是愚昧无知者,他们能否会自省与反思的?能否理性地反思社会以及处置社会经济政治事务?道德普遍沦丧也成为水成渠成的事情,如为了一己之利益互投毒事件,且愈演愈烈;拜金主义日益严重化,为了金钱而疯狂此亦为该社会体制下的必然现象,其曰:“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也。当一个社会到了毫无是非观,唯利是图的良知和道德沦丧之境地,它还会知道要纠正自己的错误的吗?

专制统治者基于本身那邪恶的贪婪,为了保护其非法及犯罪所得利益,拒绝纠正错误及犯罪亦成为一种必然。所以,专制必定亦绝不可能会形成和具有纠错功能的社会机制;纠正了错误及犯罪,则意昧着堵绝了自己的特权及非法利益。

而作为一个维护大众人共同利益的民主制度,社会人自然会以恪守公平、合理及自由等为信念和原则,致力于清除社会上的一切不公社会因素的存在,并完善和建立一套健全的法制来防范和控制不公因素的产生与出现。当每一个人在拥有自由自主、尊严及独立人格的环境下,社会人一般应当是具有理性和文明素质,能够反思和检讨自己及社会的过失。而且,基于人性的,基于人的良知和理性,亦为了持护公平的社会环境及和谐美好的社会生活,纠正错误自然便成为健康人类过上健康生活和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必须本能行为,这也是民主体制下公民理性的必然行为。民主社会的人们为了过上平等自由的美好生活,而维持公平和公正,纠正错误就成了一项社会上人们必须做和应该做到的重要工作。

在任何一个社会上所产生或存在的错误都将会影响到人们公平、和谐的生活,就会破坏了健康社会的正常运作。民主社会的公民们就会对此而引起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纠正它,不给令错误一错再错地将错误继续进行下去。

另外,民主社会的新闻媒体只掌握在民众手里,而不赐予当权者将媒体沦落为维护和掩饰行政腐败及社会黑暗面的喉舌。这样,更方便社会民众随时随地的披露和监督公共权力的使用情况,以及有利于揭露社会黑暗面与错误之处。公民们对社会上存在的错误及黑暗而就会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披露和公布,政府如果再不给予处理与解决,民众就将会上街抗议游行。更重要的一点是,当下一届选举政府领导人、议员(代表)时,就会遭到广大公民们的抛弃而下台。这也是制约政府在处置社会事务时公平、公正和给力的重要因素。

最后,余要说的是,公正是一种社会习惯性的思维及行为。纠错功能便源此这一习惯性思维和行为基础上的社会习性。纠错功能的社会机制更是一种将能够纠正错误的行为习惯纳入到制度上而形成的功能。
 楼主| 发表于 2012-8-28 16:28:31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类发展指数你就知道什么国家是同一发展阶段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11:40:10 | 显示全部楼层
加拿大、美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措施与启示
  
一 、加拿大和美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措施

(一)义务教育

省(州)级政府负责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管理。加拿大和美国在法律上均赋予各省(州)教育管理权。省 (州 )政府预算是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加拿大的义务教育经费由联邦政府征收的所得税、省政府征收的教育税和市政府征收的地产税构成。美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由联邦政府征收的所得税、州政府征收的消费税和教育税、学区或市政府征收的财产税构成 。两国省(州)级政府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最大。在省(州)级政府财政预算和实际投入中,教育在公共事业中向来是优先的。

加拿大和美国通过转移支付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弱势学生群体,如提供伤残儿童上学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工具、聘请专业培训的特殊教育教师等;为贫困家庭的学生聘请教师,提供课后补习活动;为新移民提供双语教学教师等。针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的就学问题,美国联邦教育部还设立了迁移学生教育项,其内容是派专人辅导因家长工作变化不得不转学的学生学习,调节州际间的学业差距;若州际间的教育经费也存在差距,联邦政府还会拿出专款进行调节。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大多为专款专用,目标非常明确,计算转移数额用的是比较复杂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式,以此作为联邦政府财政转移支付透明、客观、公平和公正的依据。

(二)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是一种强制性缴费的保险制度,凡属于有工资收入的雇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参加这项保险。加拿大在1998年以前称为失业保险,1998年后改称为就业保险,美国目前仍称之为失业保险。据统计,加拿大有 85%的有收入人员加入了就业保险,美国有 97%的有收入人员加入了失业保险。

加拿大的就业保险缴费比例每年都在调整,目前的费率为个人缴纳工资的2.7%,雇主缴纳雇员费率的1.4倍。美国失业保险费主要通过征收两个税种来筹集:一是联邦失业保险税,为工资总额的l%;二是州失业保险税,收取比例由各州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平均为工资总额的5%左右。

在加拿大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失业后两周才能领取就业保险金,每次申请最多可领45周。领取就业保险金周数越长,申请人下次所得到的保险金越低。美国将失业 保险金称之为失业救济金,各州失业救济的期限和金额各不相同,大多数州在发给失业者津贴之前都规定有一周的等候期 ,领取津贴的时间一般为半年到一年。

   

(三)公共医疗服务

加拿大和美国实行的是两种公共医疗制度 。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不允许私人商业保险涉足。美国的医疗保险体制由私人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两种保险形式构成 。与美国的公共医疗制度相比,加拿大更加注重人与人在医疗待遇上的平等,加拿大全民医疗保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和企业上缴给联邦政府和各省区的税金和基本保险金。但美国的联邦政府在促进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方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联邦政府为私人医疗保险费免税,实际也是联邦政府为鼓励全民加入健康保险计划而进行的转移支付;二是联邦政府对百万富翁和工薪阶层的普通退休职工一视同仁,只要是65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向国家缴税10年以上终身残障者及其家属或者晚期肾病患者,都可以申请享受主要由联邦政府出资和管理医疗照顾保险;三是与州政府合作,资助贫民医疗救济保险,一般是补助50%的费用 ,对最穷的州要补助75%。

(四)养老福利

加拿大退休养老计划有四种形式,一是老年保障,这是针对所有年龄超过 65岁公民的基础保障;二是加拿大养老金计划 ,所有加入该计划的人在60岁以后都有权按月获得养老金;三是私人养老金计划;四是注册退休养老金储蓄计划。美国退休养老计划也主要有四种形式,分别是政府退休金,即政府向各级政府退休人员提供的养老金;基本养老金,为各级政府退休人员以外的老年人提供的养老金;福利养老金,大企业的雇主向雇员提供养老金;储蓄养老金,中小企业雇主向雇员提供的。

(五)住房保障

加拿大1938年制定的《联邦住宅法》经不断修订完善,现已成为联邦政府住房政策的总纲领。以此为依据 ,联邦政府制定“社会住房计划”以资助低收入和最穷的加拿大国民,使之也有体面的栖身之处。代表政府行使贷款职能,执行社会住房计划。美国政府先后通过了 《住房法》、《城市重建法》、《国民住宅法》、《住房与城市发展法》等。如《住房法》规定,政府必须为低收入者提供较低租金住房,其租金一般不到私有住房租金的一半。

二、几点启示

(一 )均等化的 实质是 让每 个公 民在 同一标准上实现机会均等

在加拿大和美国,均等化已经成为一种福利制度。在教育、失业 、医疗 、养老 、住房等有关民生领域,两国公民可以享受到最基本的保障。如果以现有的基本 保障为标准,可以认为,加拿大和美国在关系民生的问题上已经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但是,标准是可以不断提高的,例如美国的义务教育如果以每个孩子能入学接受教育为标准,美国早已实现义务教育均等化。如果以布什所提到的“平等地实现学业成就”为标准,那么,美国的义务教育离均等化目标还任重而道远。我国城乡区域差距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宜低不宜高,可以先考虑以解决弱势群体的最基本  

保障为标准 。

(二 )合理 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是实现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重要前提

加拿大和美国三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关系非常清晰。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是个人所得税 ,其最大的支出项目是法律规定必保的国民社会福利项目,包括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收入在贫困线以下者的生活补助与医疗补助等。州政府的收入来源是销售税和所得税,其最大的支出项目是对地方政府的拨款和教育支出。地方政府最大的两项收入来源是房地产税和上级政府的拨款,其支出主要用于地方的公共服务项目,包括中小学教育等。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还较弱,这与事权财权定位不清,公共服务投入比重过低有直接关系。先实现地方政府的“能力均等 ”,再实现公民的“机会均等”。

(三 )改革税收体制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以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永久居民为例,他不仅要向联邦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 ,还要向所居住的省(州)缴纳当地的收入税。税率采用渐进式,如果年收入达到118285加元,得交纳联邦收入所得税 2538加元,平均税率为 21.5%,也就是说近 1/4的收入将作为所得税交给联邦政府;需要交纳安大略省个人收入所得税 10725.7加元。合计需要向联邦和省两级政府交纳个人所得税 36113.7加元,综合税率达到 30.5%。我国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税收体制,但是,我国对税收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

(四)采用专项转移支付,提高其有效性

在加拿大和美国,虽然联邦政府不直接负责基本公共服务的管理,但是通过转移支付,不仅平衡了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能力,提高了个人的支付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强了联邦政府对全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宏观调控和指导。在美国,联邦政府给予州政府大量的以项目或计划为基础的专项转移支付以确保为具有全国意义的公共服务提供最低标准联邦政府转移支付的每一个专项,都附有特别规定,目的是为了专款专用,提高转移支付的有效性哪个部门拨出的专项 ,就由哪个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主要手段为审计和报告。

(五)公开透明各级政府政务信息,有利于各方交流沟通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和美国行政管理预算办公室一个年度内分别对联邦预算有三次报告,这些联邦预算制定后会印成公开的册子,并挂在因特网上可以任意浏览,有利于公众监督。此外,与国民有关的所有税费和保险均可以在网上缴纳、申报和查询。加拿大“我的网上就业保险信息”系统,失业人员和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网络系统查找就业保险金的缴纳 、申领有关信息,非常方便。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13:47:55 | 显示全部楼层
公共住房制度国际比较与中国现实选择
      住房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住房政策是国家社会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居住权利是国家政府应尽的义务,1982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住房和城市问题研究会通过的《住房人权宣言》宣布:“在良好的环境中适宜于人的住处,是所有居民的基本人权” 。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从1998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8第23号文)以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一直到全国各地房地产高烧不退,工薪阶层望楼兴叹,稳定房价已经被提到了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高度的现况,其间的过程十分耐人寻味。
    应该承认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短短十几年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然而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仅仅三、四年前我们还在为如何启动房地产市场而绞尽脑汁,几乎是一夜之间房价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绝尘而去,离普通市民越来越远,那么我们的住房制度究竟出了那些问题,全面放开房地产市场是否开启了“潘多拉盒子”?
     自从革命导师恩格斯发表著名的批判资本主义旧住房制度的《论住宅问题》以来,欧洲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力发展公共住房以满足大多数国民需要的住房政策,普遍制定了不以盈利为目标的公共住房制度。美国虽然采取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公共住房很少,但也通过每年达数百亿美元的住房补贴保障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美各国制定和实施了百年之久的公共住房制度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地方。
    1. 欧洲各国公共住房制度
    欧洲各国的住房制度由于国情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和侧重点,但普遍都制定了以公有福利性住房为主体的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制度。公共住房制度比较具有特点和代表性的是英国、德国和瑞典。
    1.1. 英国公共住房制度及演变
    20世纪初,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英国城市化高速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化水平(即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50%,住房严重短缺。据英国1914年的统计,租房住的居民竟占全体居民的90%。在此背景下,英国于1919年公布《住房法》,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现代住房制度,其基本思路是建立政府支持(含政策支持和经济支持)与居民合理住房消费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包宗华,2005)。针对当时房租高昂,民怨沸腾的情况,英国政府确立了以公共住房为核心的住房供应体系,即由国家和各级政府出资修建公共住房,以低价提供给居民租住。该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住房的供应,对于解决战后英国住房严重短缺的问题,保证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对当时普遍经历了战争破坏的欧洲各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受到了居民的普遍欢迎,成为了英国国民福利制度中的重要部分。
    经过几十年实施后,英国的住房出租率降为10%左右,住房自有率达到58%左右, 基本实现了“人人拥有适当住房”的目标。但这一政策使得每年兴建公营住房的投资和维修费用成为政府财政的负担,并使得住房品质难以提升。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对公共住房制度中不尽合理的部分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住房私有化率,改革的措施是通过降低房价、优惠贷款以及灵活的产权分享(半租半买)形式推动居民购买自住公有住房,并通过提高房租等措施鼓励私人参与出租住房的建设。
    到20世纪90年代,租赁公房仍占全部住房存量的25%,是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重要来源,这是与英国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住房政策尤其是公有住房政策分不开的。
    1.2. 很有特色的德国公共住房建设机制  住房合作社
    二战以后德国很多城市被夷为平地,大量住房毁于战火,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西部地区,住房短缺的问题非常严重。前西德政府首先采取了政府投资兴建福利性社会住房的政策,同时鼓励社会团体及大型企业自筹资金解决职工住房。20世纪50-70年代,国有社会住房(Social housing)占同期兴建住房总量的48.7%。通过这些政策,联邦政府有效地解决了战后初期的住房短缺问题,使大多数国民搬进了新居,获得了实惠。
    战争造成的房荒得到缓解之后,西德政府于1956年颁布了《住房建设法Ⅱ》,鼓励私人投资建房,随后德国出现了众多的住房合作社,战后德国住房建设的主要组织形式是住房合作社,据资料显示,德国住房合作社建造的住房占全国新建住房建设总量的30.9%。住房合作社是民主管理的非赢利性建房团体,依法享有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只接受低收入者加入,谢绝高收入者。住房合作社的住房产权归合作社所有,社员只有使用权,使用权可以继承,但是不能转让,社员因为收入提高等原因自愿迁出合作社住房时,会将社员的股本金退还。
    住房合作社的建房资金来源于社员交纳的股本金、政府的贴息贷款和社会上的捐助,同时政府对合作社建房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一是提供低息贷款;二是由政府出面给予贷款担保;三是提供合理价格的土地;四是减少税收,对所得税、财产税、土地转移税和交易税等,均给予减免和优惠;五是社员若实在无力负担房款,允许向合作社租借住房,由政府提供租金补贴。
    如此一来,政府花较小的代价就成功地解决了大多数工薪阶层的住房的问题。
    1.3. 福利国家瑞典的公共住房制度
    瑞典是世界著名的福利国家,被西方国家视为“第三条道路的楷模”。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瑞典的公有住房和住房合作社拥有的住房比例接近住房总量的2/3,是相当高的。瑞典人均住房面积41㎡,平均每人有两个房间,全国有93.1%的住房有洗浴设施,97.5%的住房有集中供暖系统,是世界住房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住房政策的核心是普遍受益的原则,即国家的住房补贴不仅仅针对某个社会团体或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而是为全国人民提供价格合理的优质住房,不至于因收入的高低在住房消费上产生明显的差别。
    20世纪20-30年代,瑞典同样经历了大面积的房荒,1930年首都斯德哥尔摩有41%的家庭只有一间或不到一间房,许多人露宿街头。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了至今仍在执行的住房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编制住房发展的长期规划;采取积极的有利于住房建设的土地政策(瑞典的城市土地以公有为主,这一点和我国类似),使住房的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以贴息贷款和税收优惠的方式补贴新建住房和更新改造现有住房;对老人、病弱者等弱势群体则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直接的住房津贴和服务;鼓励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建设住房。
    20世纪50-60年代,政府提出了“消灭住房短缺”的口号,集中了大量财力、物力,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百万套住房10年建设计划,集中建设了一大批公共住房,有效缓解了住房的短缺状况。20世纪70年代以后,瑞典政府的住房政策重点已经从数量方面向质量方面转移,更加注重住房内部功能和居住质量的提升和环境生态的保护以及对特困人群的保障。
    此外,瑞典的住房合作社和住房信贷金融政策都是很发达的。
    2. 美国的公共住房制度
    美国的住房政策的基本思路是市场机制和与政府干预相结合,该政策的基石是鼓励一切有能力的人买房,即通常意义上的“美国梦”。然而,美国政府并未将居民的住房问题完全抛给市场解决,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居住权利。杜鲁门政府1949年修订的《国家住房法》提出:美国住房政策的目标是“每个美国家庭都可以承担一套安全、环境适宜的、体面的住房”。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干预市场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直接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住房很少,历史上只有在1937年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公共住房法》规定由政府投资统一兴建公共住房,然后出租给低收入者,到1982年该法令终止,共建公房130万套,约占全美住房存量总数的1.6%,仅提供给最为贫困的低收入者居住,另外还有4%左右的政府补贴建造,由用户自管的老年公寓。
    现在美国人的住房95%以上都是由市场解决的,目前美国1亿多个家庭有7100万家庭通过市场购买住房,30%左右家庭通过市场租房。与此相适应,美国的住房补贴政策非常发达,可以惠及全国大部分国民。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核心就是补贴政策。美国60年来住房政策的演变过程就是在房屋短缺的时候“补砖头”  即政府直接建造公共住房和向房地产生产企业提供财政补贴以刺激住房产品的大量、廉价的供应,住房市场供应充足时“补人头”  即转变为帮助“需求方”(住户)购买住房。美国财政部每年拨款150亿美元,由联邦住房和发展部(HUD)编制住房发展计划,只要是年收入未达到该地区平均收入80%的家庭都可以申请住房补贴,同时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兴建的公共住房和私营机构或个人兴建的低收入住房也采取补贴。美国政府通过住房补贴优惠劵的形式资助了大部分的家庭,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
    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一个住户的年住房开支超出年收入的30%,就属于“住房负担过重”。1974年尼克松政府修订的《住房与社区发展法案》第8条款(Section 8)规定:凡家庭收入低于本地区家庭平均收入40%以下的家庭作为低收入家庭,均可享受补贴。受益的家庭,不论收入多少,将自己家庭收入的30%交作房租,余下的和市场租金的差额由政府发放租金补贴劵补足。这个著名的Section 8法案经过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运行得相当成功(张庭伟,2001),帮助了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减轻住房消费负担,而不足5%的特困人群和老人、病人等弱势群体则可以免费获得联邦政府提供的住房。
    根据目前统计,美国平均每2.4人拥有一套住房,人均住房面积达60多㎡,而美国人平均用于住房消费的开支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已经降低到了23%(Landies and LeGates,2000)。也就是说,美国基本上实现了“人人负担得起住房”的目标。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13:48:36 | 显示全部楼层
3. 欧美公共住房制度的比较
    公共住房制度是政府直接干预房地产市场,保障中低收入群体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除了调节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之外,它还是保持社会稳定、提高国民福利的重要措施。由于它不以盈利为目标,需要政府有较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持以及提供严格的审核措施保证政策运行的公平环境。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早期欧洲各国(包括美国)普遍采取了由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政策,住房短缺问题解决之后,政府才逐渐退出公共住房市场,转而采取各种各样的优惠措施补贴居民购房或租房。
    英国和瑞典是政府直接干预介入住房供给的代表国家,由政府投资建设供低收入人群使用的公共住房,这种方式能有效地、直接地控制住房生产,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提供较多的住房,缓解供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但这种方式需要征用大量土地,拨出巨额资金,对城市财政造成较大压力。因此,英国在1979年以后进行了部分变革以使得国家财政压力减轻。德国则了采取间接介入的方式,由政府提供廉价土地、贷款和税收优惠甚至直接拨付资金,支持非盈利社会团体、住房合作社建设集体所有的公共住房,政府能以较小代价解决好国民的住房问题。
    欧洲和美国的公共住房制度由于国情和历史文化的不同,具有较大差异性,然而住房政策的核心思想却基本一致:即国家政府认为公民的基本居住权利需要得到保障,认同住房的商品特性的同时也未忽视住房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属性,均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了一定的主动干预政策,而不是放任自流。不同的地方是欧洲国家政府的干预较为直接、全面和深入,而美国却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方式,国家并不直接干预住房的供应和价格,而是采取了税收、信贷的形式间接影响开发商和房地产市场。这种办法由于并非直接针对房地产市场的终端产品  住房,并不影响市场正常的住房供应和住房产品向下一层次顺利“过滤”的行为(宋博通,2002),保证了房地产业资金链良性循环,从而使得房地产市场可持续的、良性的健康发展。
    另外,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非常完备的住房金融体系和信贷支持体系,鼓励和帮助中等收入阶层获得自有住房,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是美国的购房贷款和减免税政策非常优惠,这是和美国鼓励有能力的居民自购住房的政策相适应的,也是其住房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
    4. 对我国住房政策的启示
    4.1. 市场并不能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政府应积极介入和引导市场
    欧美各国的经验表明,“市场并不能很好地回应  如果不是根本没有回应  穷人的住房需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公有,政府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居住权利,对住房供应不应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住房本质上是一种商品,但是一种具有极强社会属性的特殊商品。开发商逐利的天性决定了他们只会将资金投入回报率最高的领域,将项目定位于利润较高的高档住房,利润较低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如果没有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不可能自动建造起来。另一方面,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人群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对于相当于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年收入的一套住房是很难具有足够的购买力的。
    在靠市场机制促进住房生产和流通的大前提下,政府应以积极、稳妥的政策干预来引导市场(开发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人、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住房),以实现政府的施政目标。
    4.2. 亟待制定《住房法》,从法律的高度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住房权利
    从各国住房政策实践来看,十分有必要制定《住房法》。发达国家大多都制定有关于住房的法律,美国有较为全面的《合众国住房法》、指导住房市场管理的《国民住房法》和被称为“20世纪第一个住房公平法令”的《开放住房法案》等,日本关于住房供应和保障的法律更是达到了40多部。
    我国应及早制定《住房法》,有了法律的保障,才能做到从法律的高度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的住房权利,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才能做到依法行政;尽快成立专管居民住房事务的机构,制定住房发展中长期规划,指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05、06两年政府先后出台了多个(甚至前后矛盾)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文件,只能造成市民和开发商的无所适从,是房地产市场管理不成熟的现象。
    4.3. 经济、适用应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住房基本国策
    我国现实情况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可耕地少,中低收入群体占国民总数80%以上,且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城乡收入差异严重,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采取高房价、高地价、高福利的香港模式(香港50%的居民居住于政府提供的“公屋”),也不可能让有限的土地资源被所谓“豪宅、大户”所占据。经济、适用应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住房基本国策。
    4.4. 政府应从土地供应的源头保证全体公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用地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宪法对城市土地的“全民公有”做了明确的规定。宪法第十条指出:“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虽然我国土地属于全体公民所有,然而至今没有一个相对清晰和完善的土地供应制度,造成了房地产开发成本的含混和模糊,加大了开发的风险和成本,同时也造成了本该全体国民共享的土地增值效益流进少数人和开发商的腰包。目前实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比起以前土地使用中的“暗箱操作”是有明显进步的,然而现实中房地产开发地块却因拍出“天价”、屡破记录而频频登上报纸头条,在开发商主导的住房供应模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只能加大开发成本,并最终由消费者买单。这种用地模式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却不完善,它有意无意回避了政府为全体国民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是有偏颇的。
    政府应从土地供应的源头保证全体公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用地,明确区分商业性开发用地和普通住房用地,在商业性开发用地采取市场原则出让的同时也要提供一部分行政划拨或费用低廉的普通住房用地,使全体公民能够共享城市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而不是借着“经营城市”的口号与民争利。
    长此以往,将会扩大中国的社会两极化与居住空间的隔离,加剧社会不公,激化住房矛盾,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利于培养稳定的中产阶层,和党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只能是南辕北辙。
    4.5. 国家中长期住房政策应按不同的收入群体区别对待
    国家中长期住房政策应按不同的收入群体区别对待:对中等以上收入群体可以交由市场解决;对中等收入群体应提供无偿或低成本土地并辅以信贷、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帮助其获得自有住房,还可以采取住房合作社等多种方式推进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保证中等收入群体能实现“居者有其屋”梦想;对低收入群体国家应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和住房补贴政策,改变目前鼓励“人人拥有私有住房”为“人人拥有适当住房”的舆论导向。除政府牵头修建公共住房之外,还可以采取信贷、税收、利率等宏观调控杠杆鼓励社会机构、福利团体甚至私人开发营建非盈利或微利的出租住房,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权利。
    4.6. 引入多种住房开发模式,鼓励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
    经过1998年以取消福利分房为标志的房改以后,我国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开发商主导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机制,这种开发模式占据了80%以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未免显得太过单一,而且完全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开发商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并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实质是房地产中间商、皮包商(曹见海,2006)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形成一个异常庞大、整体性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利益集团。虽然他们屡屡荣登福布斯等财富排行榜,却一再逃避,甚至公开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任志强,2006),造成“豪宅”遍地,房价飙涨,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中小户型、中低价位的普通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却难觅踪迹。
    笔者认为从现在开始,政府应采用政策扶持、税收优惠等措施着力培养和鼓励非盈利性质的住房协会、住房合作社等社会团体和私人组织开发住房产品,采取政府债劵、股票等多种融资形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住房生产和流通领域,打破单一房地产开发模式带来的垄断利润,形成百花齐放的住房生产方式,让老百姓能负担得起自己的住房。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13:56:31 | 显示全部楼层
对现阶段“公平正义”的理解
  张旭东  王春玺
  2012年05月24日16:56 来源:学习时报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在不同时代所追求的内涵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正义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
  从内涵来看,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方面
  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2月指出,要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实际上指出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涵。权利公平,指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年龄、出身、地位、职业、财产、种族等方面的差别,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享有平等的、相同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它包括公民合法的生存权、居住权、迁移权、受教育权、劳动权、财产权、质询权、诉讼权等,都能平等地得到国家法律的尊重和保障。它是整个社会公平的逻辑起点,也是社会公平的核心。权利公平还必须体现在起点、过程、结果和原则的平等上。机会公平即“机会均等原则”,是指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平等、机会实现过程本身的平等,它强调人们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的平等权利。机会公平使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使进入市场的主体不因家庭背景、自然禀赋、特权等因素而少得到或多得到某种竞争机会。规则公平也称形式公平、市场公平,意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区别对待,每个人都在同一规则下平等竞争。在我国,规则公平主要指党和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的安排及其执行的公平。规则公平为社会公平提供了制度保障。结果公平主要是指分配结果的公平,有时也称分配公平。
  从外延上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全方位的公平
  人们最初比较多地关注经济分配的公正,而忽视了其他领域的公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要求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社会公平正义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在全体公民之间公平而合理的分配。社会公正的外延已不限于财富的公平分配,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道德、教育、司法等其他方面的公正。生态文明所理解的公正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它不仅包括政治公正、经济公正、法律公正,还包括代际公正。所谓公正的政治,包括公正、公平、公开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决策,也包括权力公正;所谓经济公正是指建立公正的经济运行机制,实施公平竞争原则,还包括利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平等、收入分配公正等;所谓法律公正,是指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维护司法公正;所谓代际公正,是指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当代与后代之间维持一种公正的代际关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对社会公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在政治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在经济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文化上,“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在社会建设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些新的提法大大拓展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外延。
  从实质上看,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西方资产阶级公正观所强调的形式公平,是指规则公平(如等价交换的规则)和程序的公正(侧重于形式上的“纯粹”规则意义上的公正)。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提倡“程序正义”和“行为正义”,不承认“分配公正”的存在。他认为公正只有成为人类行为规则时才有意义。“自由主义关心的是交换的公正,而不是所谓的分配公正,或现在经常谈论的‘社会’公正。”换句话说,自由主义讲规则平等、程序平等,不讲起点不平等。实质公平也指结果公平,是指人们实际社会处境的平等化。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在理论层面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正义和分配正义理论占据主流地位。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所变化。实质正义理论的特点是重视内容和结果的平等,而轻视程序和形式的平等。然而,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应该由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共同构成,二者不可偏废。仅有形式上的公正是不够的,最终必须落实到实质公正上来,因为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同样,仅仅强调实质公正也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实质公正需要一个过程。既重视公正的程序和形式,又重视公正的内容和结果,努力追求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的统一,是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大创新。胡锦涛指出,“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这里强调的实际上是规则公平。这是因为,社会公平正义总是与一定的规则(包括政策法律制度等规则)相联系,只有从一定的公平正义价值原则出发设计的社会制度、法律才能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当然,政策法律制度执行的过程和程序也要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导向。
  从范畴来看,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论证过,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公平”、“抽象的公平”和“绝对的公平”,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公正观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关系的观念化的反映。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公正观,认为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它有一个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在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公正实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公正的要求也只能是基本的,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同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追求绝对的、抽象的公平,搞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急于求成。我们所能够实现的公平又是现实的、适度的公平,它既要反映社会成员的要求,又必须是在现阶段条件下能够逐步达到的公平,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由于人们天赋、发展潜力方面的自然差异,结果的公平只能是相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正观承认差别并容许一定程度上的结果不公平。正如胡锦涛所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楼主| 发表于 2012-8-31 14:00:49 | 显示全部楼层
宋圭武:公平是第一要务
作者:宋圭武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责任编辑:于中海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28日   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的核心是公平,所以,公平是第一要务。


  罗尔斯认为,公平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公平、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公平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年逾越。因此,公平正义也就否定了一部分人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公平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


  没有公平,发展就没有社会效率,只有个人效率。因为没有公平,发展就是异化的,发展就是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过程,最终得利的,只是少数人而已。有了公平,就有了社会效率,最终也就有了个人效率。因为有了公平,劳动者的贡献就有了回报,于是,就会有更多的劳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发展也就有了社会高效率,同时,最终每一个人也得到了好处。


  人类历史的演进,实质是公平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是一次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但根本原因是奴隶得到了解放,奴隶取得了公平的地位,从而社会也就释放出了更多的劳动活力。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同样,根本原因也是公平。由于有了更为公平的制度设定,也就激发了资产阶级的活力,从而也就使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比以前社会更大和更多的生产力。目前,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如何进一步消除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不公平,就是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从建立之日起,就宣称自己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理应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公平。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要消除一切基于权力、金钱等为基础的不公平。在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的分配原则主要就是按劳分配。


  在现实中,一些落后国家为什么一直落后,不公平的制度是关键原因之一。特权总是将多数人的利益据为己有,这既调动不了大多数人劳动的积极性,也导致了一种异化的竞争,就是对特权和权力的追逐,从而导致社会资源过多配置到了非生产领域,生产效率也就无从体现。


  发展最终是人民幸福度的提高,而公平是通往幸福的根本途径。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人类通往幸福的路有千万条,但公平是根本途径。


  什么是幸福?《易经》曰:“否极泰来,福之将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就是幸福,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有三条件:身体(健康)、财富与德性,这三条件是同时必备的,缺乏理性与美德就没有幸福可言。梭伦认为,幸福包括五大要素:财富、年龄、健康、婚姻、人格。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其表达式是:幸福=效用/欲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也提出了一个幸福公式:总幸福指数等于先天的遗传素质加后天的环境,再加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达是:H=S+C+V。


  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这里导致幸福的效用满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绝对效用的满足;一是相对效用的满足。绝对效用是指不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相对效用是指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如收入的增加,既可以产生绝对效用,也可以产生相对效用。一方面,收入的增加肯定会一定程度改善个人的生活处境,增加自身的绝对效用水平;但另一方面,当收入的增加不如别人的收入增加快时,个人的相对效用水平未必就是增加的。所以,绝对效用增加,相对效用未必增加。同样的道理,相对效用增加,绝对效用未必一定增加。如当一个人收入下降比别人慢时,这时他的绝对效用水平可能是下降的,但相对效用水平可能就是增加的。对一个人而言,幸福水平的增加,最终取决于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的总和。当总和增加时,幸福感就增加;当总和减少时,幸福敢就减少。


  公平是产生相对效用的基础。没有公平,相对效用就是负值。因为没有公平,一个人的幸福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痛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增加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减少。同时有了公平,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也就实现了有机统一,幸福也才能成为真幸福,而不是伪幸福。因为在公平原则下,个人的付出最终是有回报的,个人对社会付出的越多,社会对个人的回报也就越多,这时个人利他最终就是利己,个人也就实现了利他与利己的统一,这时利他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幸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社会幸福的增加,社会幸福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幸福的增加。


   从人的本质看,人对相对效应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绝对效应。人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一般而言,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但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的灵魂,多以,人的本质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而绝对效用主要来自于自然属性的满足,相对效用主要来自于社会属性的满足。由于人对社会属性更看重,所以,人对相对效用的满足会更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分配的公平性,比提高财富总量会更加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如何实现公平,下面笔者提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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