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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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笔者认为，完整的公平内涵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具有相同的选择自由。就是在选择的自由度上，要更多强调机会均等。首先，自由并不是无限度的。个人的自由总是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个人的自由也必须要考虑到自己在行使自由时对别人自由的限制，所以，自由是有限度的。其次，对于有限度的自由而言，公正的自由分配原则就是大家均等，不能有些人有较多自由，而另一些人有较少自由或没有自由。


　　二，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严格的按劳分配。劳动代表了一种贡献，按劳分配就是按贡献分配。这既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效率原则。因为社会若不实行按劳分配，一些真正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就没有做贡献的激励，社会发展就缺少了动力。同时，不实行按劳分配，也使少数人坐享其成，社会就是奴役性的，这也是以往不合理社会的典型特征。


　　三，社会应尽可能保证先天资源收益的平均分享。对于人类而言，先天资源，就像一个没有失主的黄金，其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收益平均分享。比如土地，就是先天资源。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做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笔者认为，对于先天资源收益，关键不在所有权，关键是要实现收益的平均分享。但由于在收益分配中，所有权具有强势地位，所以，国家要对所有权进行限制，要通过税收等多种手段，实现全民在先天资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分享。


　　四，社会应尽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实现能力。这一点与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有些相同。有相同的选择自由，同时，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以及相同的先天资源收益分享，还构不成完整的公平内涵。由于每个人自身条件总是不同的，如家庭的贫富差别、个人身体素质的差别、运气的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等等，这些条件会最终制约到选择自由和按劳分配以及资源分享的有效性。所以，社会应尽可能要采取一些补救措施，要充分关注个人能力的发展。社会虽然不能做到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发展能力，但也应至少要让大多数人都有相同的发展能力。


　　其次，如何实现上述公平内涵，笔者认为可采取如下对策。


　　一，所有职位和岗位向所有人公平开放，这也是罗尔斯强调的公平原则中的内容之一。这一原则是实现相同选择自由的基本条件。这里尤其要取消基于身份、特权等方面的限制和规定。所有职务向所有人公平开放，实质也是反映了劳动者公平进入劳动场所的问题，就像一群人进公园，入门的门票票价都应是相同的，而不应有些人是免票进入，而有些人要出高价才能进入劳动园地。


　　二，要实现法律公平。法律公平是实现相同选择自由的基本保障。这里尤其是要对违法行为要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若社会没有法律公平或有法律，跟没有法律一样，社会公平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


　　三，对劳动财富的分配加大计划、法律等调控力度，尽可能实现按劳分配。这里笔者认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大体原则应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收入应当属社会最高水平；社会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应当保持在社会中流水平；最后是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样分配既符合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分，也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好处。同时，国家也要限制行业之间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要将个人收入差距控制在1--8倍以内，笔者认为就较为合适。


　　四，对遗产征收高额税收。


　　五，对垄断行业要征收重税。对电力、油田、煤炭、银行等行业，国家要加大管理力度，要使他们的收入保持在社会平均收入的水平上。这是保证先天资源收益平均分享的一条有效举措。


　　六，对住房问题，国家要加大调控的力度。吃、穿、住的问题是人的基本问题。由于住房问题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而土地本质是先天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有平等的享受权。要反对房地产商和有关部门利用垄断优势对个人合理利益的不合理侵蚀。


　　七，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深层次体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公平分享先天资源的理念，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质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人类发展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八，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弥补能力不足的一条有效措施。


　　九，社会要逐步推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这也是实现能力平等的一条有效途径。比如家庭贫富不同，不同人受到的教育和医疗条件就不同，从而导致个人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的不平等。为了克服这种情况，就需要发挥国家的主动性，通过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实现个人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的平等要求。当然，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条件的不同，所以，推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是一个过程，要逐步推进。


　　十，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投资，保证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


　　十一，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公平的实现，也需要公平实现主体素质的提高，也需要主体具有公平精神。这里重点要建设具有诚信、理性、敬畏精神的人格。在具有诚信、理性、敬畏精神的人格中，公平就是一个内生变量。因为诚信是人与人之间产生公平精神的德性基础；理性是人与人之间产生公平精神的知识基础；敬畏是人与人之间产生公平精神的不确定性基础。所以，有诚信、理性、敬畏精神，公平精神就会得到良好成长，公平的制度建设就是有效的，同时，公平制度也就能得到有效执行。


　　十二，要加强政府建设。推进公平建设，政府要发挥好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自由社会不会自动达到公平状态，社会本质是体现强者原则的。但政府也是有缺陷的，所以，加强政府建设就是实现公平的关键。如何建设政府，这里笔者认为，要建立多元、协商、公开的政治体制。多元、协商、公开的政治体制，有助于抑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侵蚀。多元，有助于不同群体的利益能得到有效表达；协商，有助于科学合理和和平地解决公平问题，而不是动辄依靠暴力，引发社会动乱，这对社会、对任何个人，都没有好处，最终就是一个负和博弈；公开，有助于杜绝暗箱操作，有助于调动各方监督机制，从而也就有助于实现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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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的内涵及思考 罗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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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1-7-3 20:28:53 被阅览数： 669 次 作者： 罗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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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及公平正义。本文试图从不同角度对公平正义内涵进行解析，对如何实现公平正义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公平正义  内涵  思考



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制度对公平正义内涵的理解和把握是不尽相同的。“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因人而异。”［1］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多次提及公平正义。对公平正义内涵的多角度、深层次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理想，要求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公平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愿望。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民不断争取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历史。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都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并把它视作衡量社会制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如在中国古代典籍《礼记》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论述，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同样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体现，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明确将公平正义看作国家的“善德”，中世纪的西方神学思想家认为天上之国才有绝对的公平正义，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更是将其看作未来美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由于对公平正义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基础缺乏科学的认识，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实践中无法实现，陷于空想。而第一次把公平正义的实现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剥削制度、非正义制度，它所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的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所谓平等和自由的契约关系中，受压迫者是不幸者”［2］，“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3］公平正义是理想的社会制度的体现，这种理想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归根到底存于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因此，这就要求必须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深刻认识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属性。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才是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制度保证。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同时，又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最大实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要求必须把公平正义的实现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适应起来，在尊重规律、循序渐进中发展、完善公平正义。



二、公平正义是治国理念，要求我们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史来看，任何性质的国家政权的统治者都不会放弃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因为公平正义作为治国理念，实质就是通过制度设计和社会产品分配的利益尺码的制定，来明确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缓和社会矛盾。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所强调的，公平正义的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们要支配权利与义务的分派，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4］“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开的正义观管理时，它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4］奴隶制国家坚持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以维护奴隶制的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和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封建制国家坚持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以维护封建制度的国家利益、封建制度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坚持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统治。同样，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统治，以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尽管这些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是相对具体的，且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相对于当时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基础状况，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另外，国家形态及其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的演变，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是与时俱进的。因此，基于这一角度，可以说公平正义是科学的治国理念的体现。坚持公平正义的科学的治国理念，对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准则的党和视人民民主为生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就必须倡导以人为本原则，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明确指出的，“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5］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治国理念的内涵；同样只有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为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的真正实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保证。公平正义的科学的治国理念的实现是一项综合工程。这就决定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必须从社会各个层面体现和推进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在经济层面上，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在政治层面上，就是要从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等；在文化层面上，就是大力倡导公平、弘扬正义、注重人文关怀等；在社会层面上，就是要着力构筑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公平保障体系。



三、公平正义是社会规范，要求我们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一切公正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是否合乎历史发展的正义，是否合理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公平正义是人们的一种生存理念，是调节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和价值评价标准。作为基本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公平正义或表现于法律层面，或表现于道德层面，或表现于政策层面。法律上的公平正义，就是对社会利益关系调解的强制性规定，体现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根本要求；道德上的公平正义，以非强制性的规范配合法律维系社会利益关系调节的公正性，表达的是人们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意志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应然性要求；政策上的公平正义，就是根据变动不定的复杂情况，调节、评价利益关系。公平正义是基本的社会规范、价值的体现，这就要求当前必须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6］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反映，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作为核心规范、价值既决定了公平正义这一基本社会规范、价值的内容；又为树立、践行公平正义这一基本社会规范、价值指明了旗帜、方向，提供了精神动力，规定了具体的操作原则。旗帜方向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精神动力就是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具体操作原则就是坚持不懈地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广泛开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宣传教育，引领干部群众自觉遵守社会基本道德规范，推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公平正义是人格品质,要求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从个人的人格品质来说，公平正义可以看作一种个人美德。这种美德的要求和品质，就是个人要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以正当的秩序合理的待人处世。公平正义作为良好的人格品质，不仅是人格尊严的体现，也是立身处世之法。公平正义是良好的人格品质的体现，但它不是先天的、与生俱来。因为作为社会意识诸形式之一，人格品质是在人类劳动、思维能力和社会意识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根据社会活动的需要而逐渐分化、形成、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要使每一个人都具有公平正义这一人格品质，必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使公平正义的道德要求、规范内化为良好的人格品质。“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7］这里的公民意识教育，就包含作为基本内容和具体表现的公民道德建设。而公民道德素质包含国家观念、平等意识、民主作风三个方面，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着力点也必须体现于此。注重国家观念的教育，是使公民认识到坚持公平正义的最根本原则是维护社会、国家利益；加强平等意识教育，是使公民认识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首先体现在人们各项权利的平等上，这是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强调民主作风教育，就是要求广大公民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中要有民主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意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310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P2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P582

［4］约翰·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P1-3

［5］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2-20

［6］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P5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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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



2011年12月15日 　来源：吉林日报



朱孟才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切实保障社会公正，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公正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美好愿望和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人们安居乐业、社会有序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现代社会通过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价值依据。

公正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作为一种观念和准则，社会公正始终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相随。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社会公正，《礼记》中就曾描写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美好社会。在西方，从古希腊就把“公正”列为“四达德”之一。正是对公正的追求，使得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当中挣脱出来，进入到了社会生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简单适用原始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而是通过自己的理性对社会生活加以安排。坚定不移地捍卫公正这一人类崇高价值，不仅承载着人性的追求，而且承载着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消除剥削和社会差别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和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扫清了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根本障碍，使中国人民追求的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公正目标成为现实，也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公平正义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也是社会公正逐步显现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公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和实现公正为己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分配制度、工资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都包含着对公正的追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将实现社会公正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之中。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执政为民，实现社会公正。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把促进社会的公正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目标，并着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正理念、规则和实现体系等。

二

建立和遵循公正原则，才能有效地协调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和睦相处和团结合作，从而实现社会的健康和持续的发展。

只有大力倡导和践行“公正”的价值取向，才能使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不少潜在的社会利益矛盾都充分显现出来，能否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确立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地位，建立公正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公正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和消除种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促进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发展，这既是现实的要求，也是时代的呼唤。

只有大力倡导和践行“公正”的价值取向，才能使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一个社会持续的高效率必定要以公正为基础。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整个社会才会更加和谐稳定，全体人民才能进一步同心协力地共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只有依靠全社会的积极参与，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才能形成维护公正的良好社会环境。

促进党政干部公道办事。“政者，正也”，公正是领导干部处事之基。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其他社会成员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认同。要坚持原则和正确的意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遵循客观规律，不做表面文章，不弄虚作假，不搞花架子；坚持德才兼备、以品德为先选人用人；不在工作中掺杂个人的好恶，不感情用事；评价他人和工作，用事实说话，不搞凭印象主观臆断。

促进人民群众公正处事。公正是处事之首。要树立正确的公正观，公正不是绝对的、抽象的，只能是相对的、具体的，它不仅因时因地而异，甚至也因人而异；从大局出发，不得由于偏见、利益冲突或他人的不当影响而损害自己的正确判断，不是狭隘地站在个人立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胸怀坦荡，光明正大，走得直，行得正，坐得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求别人与要求自己要一样严格，时时刻刻、事事处处内得于己、外施于人。

促进社会各界公平行事。公正本身是社会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形成一种社会合力。真正实现公正的理想目标，需要国家各方面、政府各部门、社会各领域、人民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形成崇尚正义、追求正派、维护规则、遵守秩序、平等待人的社会氛围；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和“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原则，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激励全体人民在共建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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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正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维。社会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内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能采用西方社会的正义观，也不能因袭中国传统的正义观，而是需要有和谐的正义观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和谐正义观既不同于形式正义观，亦有别于实质正义观，它旨在寻求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和谐，发挥二者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的积极作用，因而可以视为一种新的类型的正义观。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的实践是一致的。  
关键词：和谐社会；正义观；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和谐正义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核心原刚，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也不应逾越社会正义的要求。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将社会正义作为首选价值。社会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内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能采用西方社会的正义观，也不能因袭中国传统的正义观，而是需要有和谐的正义观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这既是正义观的历史性、具体性的逻辑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需要。  
　　  
　　 一、近代正义观的历史嬗变  
　　  
　　 在西方思想史上，正义最初作为宇宙论的一个理念，体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写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等文本中。公元前八世纪以后，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建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正义与德性、正义与理性和正义与法的关系，逐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被视为是善的显现，因而是一种美德；它源自于人们的选择，是理性对本能的抑制，故而是人性光辉的表征；依理性建立的国家和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故而应成为判断行为是非和善意的标准，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正义观在中世纪被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加以“神圣化”，原本是人世间的正义反而成了上帝赐给人类的福音。  
　　 文艺复兴以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从对神的信仰转到了对人的尊重；在内容上，从要求人们各守其位转到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在形式上，从服从上帝的法律转到了制订人间的法律；在标准上。从《圣经》转到了人的理性。  
　　 最初，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正义的首选价值。斯宾诺莎认为，由法律所确定的个人财产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根源。在洛克看来，正义就在于服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法律。卢梭把出白良心的正义德性与出自法律的正义规则看成是实现普遍正义的两种手段或途径。康德则认为，正义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正义的关系和秩序。上述正义观，把正义视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且与民主、法制联系起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确立，近代西方正义观更加关注社会秩序问题。霍布斯把正义或公道归结为遵守法律。为保证法律的充分实现，他主张主权者应该是至高无上、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伦理的发展又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二个阶段。在国家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达到了具体的统一，从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达到了统一，他的正义观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于国家权威而达到了对于秩序和权威的重视。  
　　 近代西方正义观的第三种形态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休谟的“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这一著名论断，可以看作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早表述。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必须在互相交往中彼此促进利益。如果一个人行动的效用最有利于社会普遍的幸福，那么这个人就获得最高尚和最持久的快乐，实现了最大的正义，因而成为最有道德的人。  
　　 从西方近代正义观的流变可以看出，社会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尽管西方的先贤哲人们对正义的观点各异，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正义的一般性结论：正义就是一视同仁，得所当得。这种正义强调机会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形式平等，即每个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在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格、机会的均等方式分配社会权益、义务和其他稀有资源，并将其作为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在正义观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它认为正义观念、法的观念、伦理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处于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性的人，他的基本权利总是要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凌驾于一切的经济关系之上。正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自然的正义”或“永恒的正义”原则进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正义“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制度正义在社会正义中的基础地位，使正义从“形式正义”进入到“实质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因素。共产主义的制度正义的实质首先是经济正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它以科学和价值的双重视角审视着社会，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正义观的当代境遇
　　
　　 每个时代的正义理论和观点都为其时代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或批判，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对人们生活的安定和社会道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使个人摆脱了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政治解放”，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社会解放”、“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它不但没有消灭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更为加剧。这便使社会主义产生及其追求公平正义价值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但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却占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政治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的，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阶级在组织和文化领域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在《正义论》一书中，通过探讨平等自由、机会公正、分配分额、差别原则等问题，以一种虚拟或抽象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建议。他的正义思想的主题集中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其实质是社会的正义分配及其分配体制问题。首先，它论证了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和福利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满足基本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偏重于公正，即对一些非基本自由权利作一些适当的限制以减轻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权利分配之前则要多各自由出发点进行酌情考虑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有效调节公正与自由关系进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缓解社会危机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当功利主义主张以实际的功效和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公平观逐渐失去其理论光彩的时候，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开始显现出它的理论优越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和首要原则，任何限制、损害个人自由公平享有各项权利的政府，都是违反正义的。罗尔斯要求政府应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能平等地享有平等择业、平等经营、平等竞争的权利，自由享受政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第三，罗尔斯提出了补偿原则  “最小最大原则”，是对“最少受惠者”而言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正义原则，这正体现了一种对弱者的必要关怀。这一正义原则当然不能完全由经济活动自身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政府出面进行协调才能达到。这种调节手段就是通过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深化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对人们所得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罗尔斯在不触及私有制的前提下谈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和空想性质。他提出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好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关系，有平均主义的嫌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富裕、文明的奋斗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以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国称为带动世界出口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又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由于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调整，更由于多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效率的优先地位而忽略了公平的兼顾地位，有时把兼顾等同于不顾，而形成了效率增长而公平下降的“中国悖论”。中国从改革前的严重平均主义走向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状态。它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公平观念，极大地腐蚀和动摇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兼顾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由于人们对“效率优先”口号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在执行中存在片面的现象，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由于我们放弃了公平的优先立场，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和谐状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问、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核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着经济收入差别的形成，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由于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社会物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个人私欲膨胀，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这种价值观逐步入侵到社会公共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形成侵犯。这些情况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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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谐正义观的构建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构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正义观相适应的正义观应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所谓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对待人，正义就是同等待人。形式正义的代表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形式正义就是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而且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给予解释。只要有对法律和制度的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罗尔斯都把他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所以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因此，形式正义是一种表面的正义，它不关心制度或规范本身是否正义，只强调法官或别的官员一视同仁地对待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即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或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所谓实质正义则是指制度安排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的公正合理。实质正义要求针对个体进行区别对待，以达到结果的内在公正，这就意味着国家要通过权力的强制性干预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增低就高或割高补低。当然强调实质正义并不否认形式正义，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人格平等，平等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又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期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因此，和谐社会的正义观，必须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和谐的正义观。
具体来讲，首先，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即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利益分配结构，既要保证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要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即“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此，要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解决，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正义观。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切实帮助、扶持低收入者。国家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对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别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一部分低收入者，从各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对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成员进行帮助和扶持，使之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和尽快地摆脱贫困。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所处特殊地位的特别强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努力争取的社会价值理想。这一点构成今天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符合，既要坚持形式正义，更要注重实质正义。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平等享受权利，平等承担义务，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等的竞争条件，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不能因主体身份的不同而给予差别对待。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应当确立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公民。
　　 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致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不仅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根源，而且实际上也表明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社会根源。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主要是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形成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信念。正因为如此，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由此而言，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是解决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要求。而这一点，正是现在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现实社会根源。
　　 和谐正义观与当代中国实践是一致的。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这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将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我们首选的价值，并且在实践中能充分地体现出来。首先，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行。由于人们的个体素质的差异、岗位条件的差别、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按罗尔斯的观点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欠正义的制度。但是这样的制度在我国是必须的，由于我国发展水平低，如果实行平均分配只能造成人人普遍贫穷。按劳分配的理论是一种在承认自然的不平等的前提下的一种按贡献分配的“模式分配”(诺齐克语)。按劳分配的公平性首先在于它预设了具有自我独立性的劳动主体均处于健康、理想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任何进入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或劳动者)在参与竞争时，他们同时受制于不确定的市场，也就是说均覆盖着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却享有平等的“原始地位”。换言之，按劳分配在财富分配的意义上就是承认不平等的应得的公平合理性。按劳分配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等量劳动等量分配，不等量劳动不等量分配。它不考虑劳动者因出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先天生理和后天身体发育所导致的劳动能力的不同，而仅仅以社会贡献量的大小作为分配标准。其次，我国实行共同富裕的政策。为了保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和谐的在现实的生活中，由于人们的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统一威望、职业、职位等方面的因素差异，人们只能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生活；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阶层，每一阶层也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利益与需求。任何人的成就与贡献都离不开社会，都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因此在个人应得的份额内，实际上就包含了社会给予他的东西。社会合作带来的共同利益不能独占，必须共享、双赢，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原则是平等(公平)与效率(总量)相统一的原则。第三，关注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关注不仅可以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而且与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可以采取种种干预手段，调节人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实现分配的真正公平正义。诸如：通过种种办学方式、发放各种助学金、奖学金、教育贷款，保障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采取各种给贫困家庭、生病、失业者获得特别补助的福利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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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意义2009-09-21 14:26  公平  [编辑本段]公平理论　　经济学中的公平: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经济学中的公平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分悬殊，要求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公平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1965年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要点是：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而且与人们对报酬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付出的劳动代价及其所得到的报酬与他人进行比较，并对公平与否做出判断。公平感直接影响职工的工作动机和行为。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动机的激发过程实际上是人与人进行比较，做出公平与否的判断，并据以指导行为的过程。
　　公式
　　公平理论可以用公平关系式来表示。设当事人a和被比较对象b，则当a感觉到公平时有下式成立：
　　0p／ip＝oc／ic
　　其中：op  自己对所获报酬的感觉
　　oc  自己对他人所获报酬的感觉
　　ip  自己对个人所作投入的感觉
　　ic  自己对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觉
　　当上式为不等式时，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要求增加自己的收入或减小自己今后的努力程度，以便使左方增大，趋于相等；第二种办法是他可能要求组织减少比较对象的收入或者让其今后增大努力程度以便使右方减小，趋于相等。此外，他还可能另外找人作为比较对象，以便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2）op/ip＞oc/ic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要求减少自己的报酬或在开始时自动多做些工作，但久而久之，他会重新估计自己的技术和工作情况，终于觉得他确实应当得到那么高的待遇，于是产量便又会回到过去的水平了。
　　(1)op／ip＜oc／ic
　　除了横向比较之外，人们也经常做纵向比较，即把自己目前投入的努力与目前所获得报偿的比值，同自己过去投入的努力与过去所获报偿的比值进行比较。只有相等时他才认为公平，如下式所示:
　　0p／ip=0h／ih
　　其中：0p  自己对现在所获报酬的感觉
　　oh  自己对过去所获报酬的感觉
　　ip  自己对个人现在投入的感觉
　　ih  自己对个人过去投入的感觉
　　当上式为不等式时，也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1) op/ip＜oh／ih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人也会有不公平的感觉，这可能导致工作积极性下降。
　　(2) op/ip＞0h／ih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人不会因此产生不公平的感觉，但也不会觉得自己多拿了报偿，从而主动多做些工作。
　　调查和试验的结果表明，不公平感的产生，绝大多数是由于经过比较认为自己目前的报酬过低而产生的;但在少数情况下，也会由于经过比较认为自己的报酬过高而产生。
　　我们看到，公平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客观存在的，但公平本身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它与个人的主观判断有关。上面公式中无论是自己的或他人的投入和报偿都是个人感觉，而一般人总是对自己的投入估计过高，对别人的投人估计过低。
　　第二，它与个人所持的公平标准有关。上面的公平标准是采取贡献率，也有采取需要率、平均率的。例如有人认为助学金应改为奖学金才合理，有人认为应平均分配才公平，也有人认为按经济困难程度分配才适当。
　　第三，它与绩效的评定有关。我们主张按绩效付报酬，并且各人之间应相对均衡。但如何评定绩效？是以工作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按工作中的努力程度和付出的劳动量？是按工作的复杂、困难程度，还是按工作能力、技能、资历和学历？不同的评定办法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最好是按工作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用明确、客观、易于核实的标准来度量，但这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难以做到，有时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法。
　　第四，它与评定人有关。绩效由谁来评定，是领导者评定还是群众评定或自我评定，不同的评定人会得出不同的结果。由于同一组织内往往不是由同一个人评定，因此会出现松紧不一、回避矛盾、姑息迁就、抱有成见等现象。
　　然而，公平理论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首先，影响激励效果的不仅有报酬的绝对值，还有报酬相对值。其次，激励时应力求公平，使等式在客观上成立，尽管有主观判断的误差，也不致造成严重的不公平感。再次，在激励过程中应注意对被激励者公平心理的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公平观，一是要认识到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二是不要盲目攀比，三是不要按 旮独停按酬付劳是在公平问题上造成恶性循环的主要杀手。
　　为了避免职工产生不公平的感觉，企业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在企业中造成一种公平合理的气氛，使职工产生一种主观上的公平感。如有的企业采用保密工资的办法，使职工相互不了解彼此的收支比率，以免职工互相比较而产生不公平感。
　　定义 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则是公正的义理，包括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尽可能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同时，高度重视机会和过程的公平。构筑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全社会进行长期努力，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方面的素质，使人们有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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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很大。有人认为，强调社会公平与强调效率两者是矛盾的。我的理解是，从理论上说，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维护公平正义，讲的就是既要效率，又要公正。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避免社会差距悬殊，又防止平均主义倾向。例如，在经济公平方面，既要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同时也要在维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使全体人民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从根本上说，公正与效率的作用各有侧重，效率的重点作用领域是利益的生产，而公正的重点作用领域是利益的分配。但是，它们的关系正像自由与平等一样，有时确实会发生冲突，这就要看实际情势，需要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高瞻远瞩。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效率问题显然比公平问题更加突出，当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极大变化，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在对于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公平问题通常产生于市场失灵，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分配不公和市场失灵不是单纯因为强调效率，更多是由于政府权力进入市场所造成的。我与这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然逻辑本身就会产生出社会的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局限性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公平正义，政府需要对利益分配进行强制性干预。例如，维护社会公正所需要的“福利国家”政策，没有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怎么可能实现？因此，关键不在政府干预，而在这种干预是否适当。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包括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很好地管应该管的事，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等。

　　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

　　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绝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司法等其他内容。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除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的经济公平外，还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代条件下，没有民主和法治，断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因为现在我们讲公平正义，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在全体公民之间公平而合理的分配。这就必须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达人民利益，又能确保政府权力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满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序和法规，否则，“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话。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

　　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胡锦涛同志在论述和谐社会时，将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放在首位；温家宝同志在两会的答记者问中，同时提到公平正义与民主法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公平正义是对全社会而言的，而且主要靠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不推行民主法治，就难以有公平正义。例如，事关民生的一些公共政策，就应当通过听证会、咨询会、协商座谈等形式，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政府在维护公平正义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市场体系和公民社会也应当发挥积极作用

　　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包括企业、民间组织和政府机关，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从政府自身建设来看，其理想目标就是善政，公正始终是善政的一个基本要素。

　　政府是社会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应当提供三个方面的公共品:一是公共政策、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公共设施。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而评价“服务政府”的主要标准就是政府提供上述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政府要积极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品，特别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基础交通、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

　　当前，在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方面，政府还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数量相对较少，不少公共品的质量不高；“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干部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政策打架、政令不一、政出多门的现象时有发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有待提高，决策失误过多；决策多变，缺乏必要的连贯性。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也严重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会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理一切”的传统有关。在公共服务领域呼吁“政府归位”的背景下，有人担心，政府会重现包办代替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我认为，实现公平正义，需要“政府归位”，但政府“归位”，只是说政府要担负起主要责任，特别是要努力建设服务政府，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品，而绝不是回到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主义”状态。现在，企业和民间组织正对社会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些作用是政府不可取代的。因此，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也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体系和公民社会的作用。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俞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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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益多元化背景下的社会公平正义
    据考证，人类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公元前三十世纪的古埃及时期就已出现。古埃及的公正神是教人稼穑的俄塞里斯神，以是否勤于稼穑判断人们生前的善恶。公正神比国王更加全知全能，国王不过是她意志和智慧的代言者和执行人。可见，公平正义的概念在刚问世时就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同劳动紧密相连；二是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这就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公平正义”同“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是具体的、历史的。他们认为，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不可能是永恒的，任何类型的公平正义都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诚如马克思在谈论法律时曾指出的：“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肆意横行。……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同样，人们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路径的探求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受限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早期古代社会中的人们还只是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局限于伦理学层面，依赖于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和品质塑造。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就是知道在特定的环境中“如何行动”；柏拉图则把正义视为心灵的德行，不正义视为心灵的邪恶。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平等”等观念引起普遍重视，对于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研究也发展到了对于个人权利的诉求和制度设计阶段，其中不乏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正义论公正观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公正观的批判中，指出社会的公平正义归根结底是对现存经济关系与评价主体利益之间关系的反映。他们认为，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不能从公正的原则出发，而应从现实的由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关系出发去寻找实现社会公正的正确可行的途径。马克思曾经指出：“不是各阶级的平等  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 因此，实现现阶段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转型涉及方方面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都在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结构迅速分化，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陆学艺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年版）中指出，中国社会已形成了由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等十个阶层。由于每一个阶层都正在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利益主体多元化便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
    生于18世纪初期的思想家休谟在论及社会所以需要公平正义时曾说，“把人类的慈善或自然恩赐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你就可以把更高尚的德和更有价值的幸福来代替正义，因而使正义归于无用。” 然而，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还远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类面对的是一个资源相对稀缺的世界，这便意味着社会资源不可能在所有人中实现均等分配。同时，人类自身又有着天然的自利性。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大多数人首先关注的还是自身的利益，“每个人都更喜欢较大的份额而非较小的份额” 只有在自己的利益需求得以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到他人的利益需求。由此可见，利益冲突是我们现阶段的社会生活所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的社会是由多元利益主体组成的共同体，每一个利益群体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需要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和谐相处与合作。因此，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不仅是我们社会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谐社会，应该具有一种良好的制度安排来合理调节社会各阶层，各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科学配置，避免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制度公正：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
    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不难看出，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归根结底还是某种利益矛盾，它的解决需要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这个任务只能交给制度安排来完成。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的:“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 公正的社会生活只能通过基本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如果一个社会基本的制度不能保证社会公正，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无能为力的。制度因素对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产生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 故而，我们有理由说，现阶段实现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途径在于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能够保证：生活在不同位置上的人们都能够受到公正的对待，在价值分配过程中获得他们应得的份额。
    公正的制度安排需要以人为本。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正义的含义是坚持以“我”的力量捍卫公正、善良、美好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单就概念分析我们就能发现，公平正义的主体核心是“人”，体现公平正义的前提是以人为本。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位，就要首先维护个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正是由无数个个人才组成了人类社会，离开了个人，社会便无从谈起。以人为本，还要保障人的平等和自由。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平等理念，恩格斯是这样解释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公正的制度安排需要体现公平正义的若干原则。罗尔斯主张通过两个正义原则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第一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罗尔斯还指出，这两个正义原则有着一种词典式的序列，即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优于差别原则。我国学者王海明、孙英认为，公正原则包括贡献原则、品德原则、才能原则、需要原则和平等原则。但归结起来，根本意义上的公正原则只有贡献原则（按照贡献分配权利）和平等原则（基本权利完全平等，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 笔者比较赞同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的观点：公正实际上是由对人的基本生存和基本尊严予以保证的规则、机会平等的规则、按贡献分配的规则以及社会调剂的规则共同组成的一个原则及理念的体系。公正的保证规则旨在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生存需求和基本尊严底线的确保，使社会成员具备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公正的机会平等规则旨在在社会成员形成社会财富之前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按贡献分配的规则旨在形成社会财富之后能够进行公平的分配；公正的社会调剂规则旨在限制人们占有资源状况过大的差距和提升整个社会的质量。公正的任何一项规则都不能脱离其它规则而单独地发生作用。在现实操作中，还必须注意公正规则的优先次序，否则就会使公正原则体系缺乏层次性和可操作性。从操作层面看，公正应大致按照基本权利保证原则  机会平等原则  按贡献分配原则  调剂原则的次序进行实施，即公正原则体系的前一项规则优先于其后的规则，前一项规则是后面规则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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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人的公平观2010年10月06日 17:22光明观察


所谓公平，是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这是一种待人原则和处世态度。

古人崇尚公平，尤其表现在为政之中。《尚书·洪范》中写道：“无偏无党（偏袒），王道荡荡（广远）；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意谓做到公平无私，就能使王道广远、平坦，顺利推行。类似这样的观点还有很多。例如，宋代的陈襄认为，“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州县提纲》）明人汪天锡则说：“夫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凡行事涉邪私者，皆由不公正故也。”如果“守之弗失，则政无不备，事无不举矣。”（《官箴·集要》卷上）在他们看来，坚守公平，不仅可以服人心，而且行政就能成竹在胸，有备无患，什么事都能办成功。难怪武则天感叹说：“理人之道万端……公而已矣”，“公正无私，其事易立。”（《臣轨》卷上）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觉得，大自然对待万物最公平。他在《管子·形势解》一文中写道：“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覆盖）；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承载）。”因此，人们应该效法之，不能以一己之私和个人好恶对待人和事，乃至践踏公平。

翻阅古籍可以发现，古人说得最多的要数用人公平。诸如“君子不以言举（推荐）人”（《论语·卫灵公》）、“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同等对待）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其仇嫌，不得不举”，（《贞观政要·公平》）等等。另外，古人竭力主张赏罚公平，强调赏当其劳，罚当其罪，做到“赏以劝善，罚以惩恶”（荀悦《申鉴·政体》）否则，“赏不足劝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欧阳修《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二首》），因此，“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诸葛亮《便宜十六策·赏罚》）。

清代的袁守定在《居官通义》中引用孔子“临官（当官）莫如平”的话后指出，“凡临政处事只能持平，便为称职。”否则，“便为溺职（失职）”。强调临政公平，还在于“徇人则失己，徇情则废法”，（张云清《官镜录集解》下卷）。在这方面，唐太宗给我们留下一段佳话。他不仅提出“为官择人，唯才是与”的主张，而且强调评定功勋官职应该“记勋论赏”，对皇亲国戚“不可缘私滥与勋臣（有功之臣）同赏”，以至将带兵无能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降为闲官……（《贞观政要》卷三《封建之争》）。这些例子可谓家喻户晓，不再赘述。

公平作为一种美德，必须以公心为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公平呢？纵观古人的说法，大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要无私，偏在于多私，“无私，百智之宗也”（《尸子·治天下》）；二要心虚，“心虚（指灵明无欲念）则公平”（杨昱《牧鉴》卷二）；三要心平，“平（平和）者，义之本也”（《潜夫论·交际》），如果“不平其心，虽好事亦错”（袁守定《图民乐》）；四要心正，即要公道正派，因为“邪则欹（倾斜），正则平”。（《薛瑄全集·读书录》）。这些对公平的理解，无不昭示着平等的内涵。

而今，社会公平的内容不仅带有新时代的色彩，而且涉及的面更广泛、更深刻。除了上文所说的，还体现在权力公平、分配公平、教育公平等方面。就以后者而论，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一论断所体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巨大的社会意义，是任何古贤先哲不可企及，也是提不出来的。

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温家宝总理在第四届夏季达沃斯年会上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政府的良心”。我想，一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都具备勤政为民，致富一方的“良心”，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那么，何愁殷实安康的和谐社会不能建成，何愁中华民族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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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对公平与正义认识的区别？  说到公平，我们可以联想到天平，西方法院的门口，大多有这样一架天平，这意味着什么呢？相等，或者说对等。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正义这个词，会使我们联想到什么呢？请抬头往上看，对，就是他，老天爷！每当要追求正义的时候，中国人就会往上看，盼这父母官，盼着青天大老爷，盼着圣明的君主或者伟大的领袖，或者是圣人，再不行就是盼着老天爷。哪怕对这个天失望之极，也还是要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因为正义，是从天道而来的。这个天道，与西方的上帝，大有区别，是我们中国法制思想的出发点。

我们说中国的法治目标是追求正义，换成近代以前的说法，应该是追求天道，天理，这“天理昭昭，报应不爽”，而使社会符合天道，天理和睦相处的手段，它们分别使“德、仁、义、礼、智、信”。“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先后次序，也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西方法制思想基础的契约所最需要的“信用”，在中国，却是最后才要用到的手段之一,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理性中的终极正义。

同时，法律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可以说是最糟糕的解决问题手段，因为前面的那些手段，还都是建立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的。而法律，则是对人性的不信任的产物。中国古代对于人性的看法，以“性本善”为主流，而西方则几乎一致的认为“人性本恶”。这之间的决然不同。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西方法制追求的不是正义吗？我这里要给出的回答是：的确，西方法制的目标首先并非正义，而是公平。但是通过追求公平，他们认为得到了正义。在中国人看来，公平并不必然就是正义，而西方人认为，公平  即是正义.因此,在西方国家民主宪政的法治思想下,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边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思想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无法律即无行政”,而国民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只能对政府公共行政的一些而并非所有问题进行规定。其法治理念分别是：相等－> 对等 > 契约 > 人与人的契约和人与神的契约，是西方法制思想的主线，人与人的契约追求公平能够得到正义，而人与上帝的契约是社会道德的基础。这两大观念，都接受着挑战。一方面公平能否保证正义，并不确定，而另一方面，对上帝信仰的动摇，使得众多后起的理论，在寻找能够代替上帝的立约者。因为整个西方法制的思想，不出公平与契约的范围，因此他们的理论走向，也无非围绕着这两个焦点展开。这里要着重指出的就是：西方法制思想的两根柱子，并不牢靠，虽然不断有人在加固其基础，但是危机始终存在，并不能被西方社会、法制成就所掩盖，但这种思想有利于国家法治和政府公共行政的建立。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人难道就没有公平的概念吗？我觉得有，但是有区别。中国人的公平观念要看情况而定，远近亲疏，在公平的精度要求上，各有不同。越是不相干的人，越要跟他算清楚。越是亲近的人，就越不妨糊涂一些，不必太过分明。这种现象也与整个社会缺少公共服务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既然大的范围内无法享受公共服务，那么只能在小范围内自我实现。这种逻辑的必然表现就是小团体利益往往凌驾于大团体的利益之上，在小范围内提供种种公共服务，拢聚人心。同时，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安土重迁，大多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村庄范围内，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礼让三分，守着和睦相处之道，作为善良的庄户人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就是讲求公平的办法。于是公平与和谐，就成为一对既矛盾又统一的观念，长久地影响着中国人地思想，制约国家的法治化和政府公共行政的建立、发展。

　　中西方的法治目标前文已经分析过，分别是“正义”与“公平”。那么社会目标呢？中国历代的社会目标都很清楚，是“和谐”。而在西方，却在中世纪结束之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称之为“发展”。在中国，法制的目标向来服从于社会的目标，这首先是由于法制向来是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存在的，其次是由于体制上的精心设计，执政者与执法者向来合而为一，并无分别。但是在西方，法治的目标根深蒂固，而社会的目标反倒出于弱势，这使得法制拥有格外崇高的地位，并最终有可能独立于行政之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法治与行政的冲突，而在西方，却存在着执法与执政之间的张力，而这种法治理念，显然有利于政府公共行政的建设。这样的张力，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另一种表现，当和谐与正义之间出现冲突时，在王朝、政府的内部，社会目标一定会消解掉法制的目标，对于正义的追求，无法在法制内实现，最终激起民变，起义军打出的旗号，往往就是“替天行道”，也就是通过暴力，推翻这个朝代，来寻求真正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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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法治”是以法治人的简称,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法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基本手段和最重要的工具;法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也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治民无常,唯治为法”(《心度》)。“故法者,王之本也”(《心度》)。以法治人是中国“一切断于法”的“法治”传统的核心理念。

中国在和谐这个大目标下所进行的法制实践，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

从好的方面来看：中国的法制实践作为众多手段之一，并不被孤立的看待与使用，而是与教育、礼俗、社会舆论等手段共同发挥作用，付出较少的社会管理成本，达到了较高的社会管理效果。首先，中国社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呈现为大大小小的家族结构，这是决定社会是否稳定、和谐的基础单元，中国法制在调整近亲属关系方面向来着力最多，当然也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再者，历来的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往往比较注重当地的社情、民意，考虑执法的社会效益，这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从坏的方面看：维护稳定和谐，往往会成为网开一面、徇私枉法的借口，其次，阻碍社会交流，限制公共行政、服务的发展，成为回避矛盾、冲突的手段之一，再者，维护和谐的背后，存在“法不责众”的逻辑，法律不再有尊严，同样的法律，在不同的人手里，会有不同的解释，同样的条规，在不同的“大方向”下，会有不同的解释（我在**与国土资源部等机关进行行政诉讼的经历也充分证明此点），这就使得法律成了面团，任何力量，都可以把他捏成想要的形状。建立在这种情形下的和谐缺乏法制、公平基础，限制了国家法治化和政府公共行政的产生、发展，最后往往行政失控，破坏了和谐。

西方的社会目标与法治实践
　　在西方，近代国家产生之前，我们往往很难说西方社会有什么的明确的目标，但是在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与近代国家观念逐步确立之后，社会的目标就变得异常清晰，就是发展，甚至简单的说，就是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为了这个目标，国家应该做它所能做的一切，包括对他国开战。法制只是对内的，文明、礼仪也只是对内的。法治实践的首要目的，当然是财富的公平分配，以及对财产安全的保障，机会均等，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权力、也有机会发财。发展是第一位的，为了保证发展的顺利，法制通过对公平的追求来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内部的摩擦，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也的确达到了它的目的。当然，由于在西方，法治的目标比较独立，因此对于“社会无耻发展的追求”尚有一定的制约力量，但是随着与上帝契约的失灵，人与人之间，就可能“扯下温情脉脉的面纱”，只剩下“商人的道德”从而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导致社会公众要求政府依法实行公共行政来公平约束社会成员，维护和谐发展。
　　通过以上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社会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目标存在差别，次要原因则是各自的法治实践，使得中西方的法治思想与政府公共行政、服务及社会差距，越拉越大
通过对中西万法治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治作为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首要的、普遍的原则,也是西方国家政府公共行政的核心原则。法律最高和政府权力要受法律限制与约束，是它最基本的思想。
概括起来,西方国家法治思想的内容主要表现为:
虽然社会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往往被人并列起来讨论，但严格地说，社会公平问题，不等于贫富差距问题，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尽管可以说，严重的贫富不均必然是社会有失公平的一种体现，但是一般程度上贫富差距的存在并不必然反映社会公平的丧失。

社会公平意味着在平等的规则下，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以达到最终资源分配上的公平。因此，社会公平意味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以及分配上的公平。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而是应该控制差距的范围；不可能消灭公平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应该使这种结果不至于无限扩大。社会公平与贫富差距高度相关，但贫富差距也并非在社会完全实现公平的情况下就不存在。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要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力求消灭机会不公平、过程不公平。

讨论“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一个将二者适度分离的理性态度，而不是把社会公平的实现与贫富差距的缩小直接联系起来，将贫富差距的缩小视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我们对现实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并没有完成“富起来”的过程，鼓励社会财富的增长，仍然将是长期的策略。

因此，关注社会公平问题，重在建设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得发展空间。而缩小贫富差距，不应是进行新一轮的剥夺与瓜分，而是重在提高二次分配能力，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使贫困者获得必要的国家救助，同时积极鼓励“第三次分配”机制的形成，为富裕者进入社会救济领域提供合法渠道，例如允许私人建立各种非营利性基金会、鼓励富裕者介入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等等。

社会公平与正义，是长治久安的基础。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也随着温饱问题普遍解决以后人们权利要求的更加迫切和明确，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正上升到一个突出的位置。中国传统上有“均贫富”的思想基础，现实中必须避免把它变成一种政治选择，必须从现代政治智慧中寻找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新路。
中国人信用的建立是个长期的过程，这种信用可以很大程度取代契约的作用，既然互相合作愉快，要契约干嘛？中国人的信用是以道德来进行制约，道德是形成社会普遍意识的基础，中国人的信用制度的建立要靠时代的发展．

西方重视信用，是因为他们要靠契约迅速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可靠联系，显然，这种制度对商业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中国人通过人与人的差别对待来处理关系，用道德判断来建立相互的信任，因为中国社会目前没有广泛认可的东西，道德判断只能小范围的起作用．

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如果中国人的利益的取舍和道德判断能一致的时候，就是能立法的时候．既可以起到西方契约的作用，又有助于双方建立稳定长期的联系，所以我认为中国其实更胜一筹．

而从中西对信用的态度不同，我认为真正西方的民主，实际是个经济问题，从上面的推论 未来中国的民主则可能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综合后的东西，不要忘了，深深影响中国的儒家是入世的，中国自古以来社会意识就比较强，如果说西方人重契约，那么中国人则重社会．

注：我认为利益的取舍先于道德的判断．


中西方的法治目标前文已经分析过，分别是“正义”与“公平”。那么社会目标呢？中国历代的社会目标都很清楚，是“和谐”。而在西方，却在中世纪结束之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称之为“发展”。在中国，法制的目标向来服从于社会的目标，这首先是由于法制向来是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存在的，其次是由于体制上的精心设计，执政者与执法者向来合而为一，并无分别。但是在西方，法治的目标根深蒂固，而社会的目标反倒出于弱势，这使得法制拥有格外崇高的地位，并最终有可能独立于行政之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法治与行政的冲突，而在西方，却存在着执法与执政之间的张力，而这种法治理念，显然有利于政府公共行政的建设。这样的张力，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另一种表现，当和谐与正义之间出现冲突时，在王朝、政府的内部，社会目标一定会消解掉法制的目标，对于正义的追求，无法在法制内实现，最终激起民变，起义军打出的旗号，往往就是“替天行道”，也就是通过暴力，推翻这个朝代，来寻求真正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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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属于行政，表现为权威．法制的目的是社会和谐，表现为稳定．行政干涉立法，是权威干涉稳定，也就是权威干涉的环境是不稳定的环境，所以法制还不健全的时候，行政干涉立法是可取的（立法与行政的目的一致），但干涉后应该有相应的法律原则和法律产生．破中国历史轮回的怪圈是可以的，从你的文章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中国的历次的引发改朝换代的民变是正义与立法不可调合的产物，是矛盾累积到不可调和的结果．在行政和立法保持相应的距离，用干涉的方式保持联系就行了，将预警矛盾和化解矛盾．
如何理解稳定？稳定是动态的平衡而不是静态的压制矛盾，利用行政维持的稳定不是稳定，稳定属于立法，属于法制的目的－－和谐，用行政维持稳定，只能算是权宜罢了～～
从行政和法制的表现来看，虽然行政可以干涉立法，但如果干涉太多，则会重蹈宋朝的军事制度覆辙，所以行政应该保持灵活性与特殊性，这才能形成真正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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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在中文中定义为公平、正义，在西方语系定义为Justice。说某某追求公平正义，人人明白那是好事，某某是好人！但如果我问人们：“你能说说到底什么是公平正义？”。人们往往大眼瞪小眼说不出子午卯酉，但部分会说；你拿出一个具体的事情，大家都能分辨出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是这么回事吗？显然不是!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文明中的公正定义相差很大。在荷兰用钱交换性快乐是完全公正的，但在很多国家是不公正的。即使在同一个文化，公正同样因人而异；如一个有技术的穷人（不出钱但出技术）和一个没技术的富人（出钱但不出技术）合作的成果分配问题。这个分配应该怎样分配才算公正？问100个人你得到100个违法广告！总体来说，如果回答者是穷人，违法广告将系统的偏向穷人，如果回答者是富人，违法广告将系统的偏向富人。总之，没有一个客观统一的违法广告！
那么到底什么是公正呢？懵了吧！不要惭愧，不但你懵了，西方的大哲学家们也懵了！至今西方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到底什么是公正！据我所知；西方哲学中起码有七种不同的解释；1。公正是一种和谐，此观点代表人物：大哲学家柏拉图，2。公正是上帝指令，此观点代表人物：上帝的教徒们。但他们自己也掰不明白了；公正只所以为公正因为这是上帝说的？还是因为上帝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是公正？（尤西弗罗困境），3。公正是自然法规，此观点代表人物：大哲学家约翰・洛克，4。公正是权威的指令，此观点代表人物：大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5。公正是骗术。这里有分两个学派；一个说公正是强者骗弱者来加强他们的统治，此观点代表人物：古希腊哲学家傅拉西麻查斯，另一个说公正是弱者骗强者使得他们老实点，此观点代表人物：大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6。公正是契约，此观点代表人物：大哲学家约翰・罗尔斯，7。公正是马后炮，此观点代表人物：大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呵呵，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没说是马后炮，我觉得他像一个马后炮。
瞧瞧！从公元前400多年的柏拉图，到2004年才去世的约翰・罗尔斯，一大串的西方大哲学家花了2400年没有掰扯清楚的概念，我们感到发懵不应该是怪事！在上面七种说法中，前三种是把公正当作了客观真理，“公正”藏在某个角落里，人们需要“发现”它。后四种把公正看作人自己创造的一个怪物！没有什么可以发现的，只需人们不停地创造而已！你看看，你看看，连公正到底是不是客观存在都没掰扯清楚。那么西方对于公正这个概念的主旋律是什么呢？没人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我个人喜欢第六种；即公正是契约。我感觉这也是西方关于公正这个概念的主旋律。即公正确实是人的创造物。它就是契约，没有契约就没有公正。遵守契约是公正、违反契约是不公正。
我们上面说了半天西方哲学中的公正概念。那么中国文化下的公正概念是什么呢？我才疏学浅，没看到谁在中华文化下详细阐述公正这个概念。我只好自己往外懵了；在儒教思想下，公正这个概念必须从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上推演出来。只要满足了恕，那就是公正！那么怎样才能满足恕呢？我在有关恕的系列文章中基本阐明；一个100%满足恕的社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自由（选择），2。契约（法制）。看看，普世价值是不是！我们2600年前的老祖宗的理念和现代西方思想主流拧到一块了！
可见契约在公正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们注意到公正的一个必要条件；自由！如果契约是在非自由情况下建立的，那怎么办呢？或者另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如果契约产生的结果不尽人意，产生大多数人们无法接受的结果！那怎么办呢？我们有两个办法；1。强迫契约的受益方退让，改变不合理的契约，2。造反砸烂、不尊重现有契约。第一种选择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受益方之所以受益是因为他们强大。强迫强大的一方退让？这似乎有点250！如果强势方就是耍流氓，说什么也不退让呢？这就产生了第二种；造反砸烂、不尊重现有契约。
中国人的近代革命基本都是遵循第二种方式，即砸烂、不尊重现有契约。这个问题出篓子了！如果你可以砸烂、不尊重现有契约，那么我凭什么要尊重你建立的新契约呢？你可以砸烂别人的契约系统，我为什么不可以砸烂你的契约系统呢？好了！潘多拉盒子打开了！谁都可以砸烂任何契约系统，那这个社会就根本没有契约了。一个没有契约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公正的社会，这就成了大家一块耍流氓的社会！这个大赛的逻辑结果我们已经知道；最会耍流氓，耍的最巧妙，最奸猾的流氓必胜！这种人们胜出后会建立一个更合理的契约体系吗？趴在地上使劲磕头祷告吧！我故意你把头磕碎了也磕不出一个更合理的契约来。
这种砸烂、不尊重现有契约的第二个不合逻辑之处就是“砸烂、不尊重”这个行为本身！你既然有能力“砸烂、不尊重”原契约，那你还是弱者吗？你既然可以把强者打趴下，那为什么不能采取第一种方式，强迫契约的受益方改变不合理的契约呢？那么你在已经是强者的时候不采取改变契约，而是采取砸烂契约的方式。喂，你的革命动机是什么？是为了社会呢？还是为了你自己成为新的强者，制造新的不合理契约！哇哈，我也懵了！弱者在弱的时候推不动强者，在强的时候不容忍原来的契约。这种谁老大谁是契约的社会能有公正吗？所以我常说：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公正到底是什么！但人人又都蹦着跳着要公正，拼命嚷嚷一个自己搞不明白的东西，那最终会得到什么呢？嘻嘻，我不好意思说；不就是中国人现在捧在手上叫骂的那个东西吗！
李剑芒 [2009-04-13 13:55:28 01:55:28 PM]人是自利的！契约一旦有了灵活度，当结果出来时，人就不讲理了！一旦冲突出现，契约又出现漏洞，公正就很难断定了。最后基本是强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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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url=]经济发展公平论[/url]
2011-01-30 19: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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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火车奇观可能很多的读者都看到过下面这张照片，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悬挂在火车上回家！年轻的读者不要笑，这也曾经是中国的现象，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我刚刚在富裕县塔格公社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随父亲到富裕县教委去办事，回来就遇到了这种情况。父亲勉强抢上的车厢入口的最后一个台阶，他脚掌半踩在台阶上，双手抓住门把手，我两脚悬空“站在”父亲前面，靠前面人的屁股和父亲的肚子夹住我。就这样的回家了！如果父亲的手一旦在门把手上脱手，我和父亲就“中途下车”了！这种车能开多块的速度，大家可以想象。
为什么要说这个例子呢？是讥讽印度贫困吗？不是！是在展示社会主义的公平概念的不合理性。中国人很多人不知道，印度是一个比中国还坚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只是一度曾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极端；共产主义，但在态度上，中国远没有印度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坚决。印度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直到1992年才正式的放弃，可直到现在人们脑子里的社会主义公平概念还是相当的浓厚。这种畸形的社会主义公平概念严重阻碍了真正的公平的发展，造成一系列恶劣的社会后果，如上面那个火车奇观！
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平？社会主义的极端公平概念来自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开创的“按需分配”。这是一个极端的公平概念；即人们有同样的权力和机会享受资源！从经济学角度，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只有一种情况人们可以有同样的权力和机会享受资源，那就是当资源无限的时候。空气是无限资源，所以人们有同样的权力和机会享受。任何有限的资源不可能人们有同样的权力和机会享受。而在有限的资源下，如何能使得有限资源给社会创造最大的价值，这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全部。社会主义的极端公平概念彻底摧毁了经济学，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没有经济学。它们自然也没有无限的资源来满足它们的极端公平。它们最终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哄抢，要么硬性分配。


中国火车票奇观上面的印度火车奇观就是哄抢，资源使用价格太便宜，每个人都支付的起，但资源没有那么多，结果就造成了哄抢现象。中国的春运是同样的现象，只是中国的哄抢发生在售票大厅而不是发生在火车上（见上图）。当年共产主义国家常见的排长队也是一种哄抢现象。除了哄抢，另一条路就是硬性分配。年纪大一点的人们还记得我们曾经经历的票证例子。谁都想要“飞鸽”牌自行车，但搞到一张“飞鸽”牌自行车则难如登天！猪肉的价格极低，如果放开买，谁都想卖几十斤，但你有钱却买不到猪肉，因为那是凭票供应的。这就是当年共产主义国家常见的漫天票证。这种追求极端的公平最终都回到了人类最原始的公平上；即拼体力和权力！谁的体力大，谁的权力大，谁得到资源。所以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最终不是公平概念的进步，而是公平概念的历史大倒退！
那么资本主义怎么解决这个公平问题呢？资本主义靠价值创造的大小来实现有限资源的使用权。一个资源谁都想获得使用权，那么谁能最终获得使用权呢？谁能利用这个有限资源给社会创造的价值最大，他就最先得到这个有限资源的使用权。那么怎么来衡量谁将给社会创造最大的价值呢？那就要看人们愿意用多少钱来交换这个资源的使用权。如果你发现使用某个资源将给你最多带来100元的价值，那么你绝不会用超过100元来交换那个资源。如果另一个人发现使用那个资源可以给他带来200元的价值，那么他就会同意用120元交换那个资源。这样你就在资源竞争上败给了那个人，因为你使用这个资源所创造的价值低于那个人，社会不同意你浪费这个有限资源。你也没有权力强行浪费这个有限资源。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公平概念；即大家拼比的是看谁有能力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大家拼比的是利用资源来创造，而不是拼抢资源本身。这种公平是社会主义下的公平无法比拟的高级公平。
在使用有限资源的公平性上，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平是平等哄抢或硬性分配资源使用权，而另一个社会的公平是平等拼比谁使用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那么这两个社会最终哪个会创造一个资源更加丰富的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很多人受社会主义公平概念的影响，看不到一些社会问题的公平本质。这种现象在印度更加严重。这种社会主义的公平被人们错误地理解成了“福利”；即把有限的资源的使用价格依靠权力制定的非常的低，使得人人都支付的起，这样就造成人人想要得到那个资源，但有限资源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结果造成资源哄抢现象！这种对廉价资源的无序哄抢严重妨碍了那个有限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使得哄抢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对那些还是无法接受资本主义公平概念，而死守社会主义公平概念的人们，我最后举一个资本主义公平概念的最典型例子；风险投资！很多拥有资本的人们，他们的资本有些是祖辈积累的，他们的祖辈也许是非常聪明，财产创造能力极强的人们，但他们自己并不一定有巨大的财产创造能力。而那些本身具有巨大财产创造能力的人们却没有资本来实现他们的创造力；如某个资源现在市场上的使用价格是一千万，你有非常好的创见能通过使用这一千万创造出五千万的价值，但你手上并没有一千万的资本来竞争到那个资源的使用权。如果没有其它途径，你的财产创造过程就死在自己的脑子里，这对社会是一个巨大损失。
但没必要是这样，你可以找到那些有资本但没有财产创造想法的人们（风险投资商），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们，你需要说服他们；如果他们给你一千万，你可以创造五千万，你答应把额外创造的四千万中的两千万作为报酬送给风险投资商，那么你就很可能从风险投资商那里拿到一千万的风险投资。中国当今很多的网络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美国风险投资商的资金，在中国把公司做大。
这个风险投资就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公平；即你使用资源创造价值的能力大于资源的拥有者，这样资源的拥有者就会把资源的使用权转卖给你，使得社会得到了最大的价值创造，而你和资源拥有者都在这个创造中受益。
那么在社会主义公平概念下，这个风险投资变成了什么呢？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得到风险投资商的资本，不管他脑子里有没有财产创造的想法。哪怕他只想把这个资本吃喝掉，他也有获得吃喝这个有限资本的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公平概念。这是社会主义公平的极端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当然不会荒唐的这个地步，但原理是一样的。
在结束前，我再重申一下社会主义公平概念造成的基本社会现象，让大家更好地排斥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留在人们脑中的畸形公平残渣。社会主义公平就是把有限资源的价格依靠权力人为地定的非常低，使得人人支付的起，造成人人想要得到资源但资源却无法满足每一个人享用，进而造成社会哄抢廉价资源现象。极端时就走向依靠权力的硬性分配，最后全部分配到权力拥有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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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罗尔斯的<正义论> [原创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于 1971年出版《正义论》，引起热烈反响，虽然有褒有贬，但是总的来说是褒多贬少，在不少书籍中，其观点都占有一席之地。

罗尔斯的学说避开了正义概念，因为他认为“何为正义，何为不正义通常都被纷争不已。”（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5页）因此，他从两个假定（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出发，反向推出了两个正义原则，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概念。认为正义与公平有关系始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柯伦理学》中，他比较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同一回事，只不过公平优于正义。罗尔斯实际上也没能够摆正二者的关系，因为“作为公平的正义”被许多人误认为公平即正义，而罗尔斯本人在书中已经声明：“作为公平的正义”“示意正义原则是在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的。这一名称并不意味着各种正义概念和公平是同一的，正像‘作为隐喻的诗’并不意味着诗的概念与隐喻是同一的一样。”在何怀宏教授为解读此书而写的一本书中，书名干脆取作〈公平的正义〉。

由于罗尔斯的立论基于假设，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笔墨去多方面论证，成就了一部宏篇巨著。然而，他仍然解决不了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正义与刑罚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正义论与功利主义的关系问题。

〈正义诸理论〉的译者之一孙晓春在〈译序〉中说：“尽管不同时期，生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于‘正义’给出了不尽相同的违法广告，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人们都试图在更抽象的水平上来理解和把握‘正义’，而抽象程度的高低，恰恰标明着每一历史时代的人们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境界。”的确，只有最基本，最抽象的定义，才能够像一个符号一样应用到不同的“公式”当中去。本人提出的新的正义定义具有这些特点。

  

正 义 新 解           山南海北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有史以来， 人们一直对正义的概念争论不休，无论是在道德哲学领域（伦理学）还是在法哲学（法理学）领域都不例外。博登海默的一段话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状态：“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以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混沌状态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历史的原因。以正义的概念为例，由于各个时代对它的不同理解甚至误解，在语义上形成了多种歧义。以英文的justice为例，在权威的英-英词典中作为名词的词义就多达八种，[2]而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justice作为名词的第一条释义就是“公平；公正；正义”；第二，翻译的原因。一些名著在不同语种之间的转译过程中，由于译者的理解不同，加上第一个原因的影响，使这种混乱有增无减。以罗尔斯的名著“A Theory of Justice” [3]为例，大陆学者一般译为《正义论》，而香港学者石元康则将其译为《一种公正理论》[4]。而且，从近年来的新译作来看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有着深厚中国文化背景的“正义”二字正在淡出，逐渐被“公正”所取代，而事实和直觉都证明后者是不能够取代前者的；第三，诸多与道德有关的概念之间关系不清晰，缺乏一个系统的道德谱系。关于这一点，因为篇幅有限和它的重要性，笔者将拟专文论述。

根据上述情况，本文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正义的抽象定义以及在揭示正义与其它直接相关的概念关系中必不可少的载体和工具的概念，并据此对几个与正义紧密相关的概念与正义之间的实质关系进行论证，尤其是对于与刑罚理论紧密相关的两个一直相互对立的理论：功利学说和报应论，笔者以新的正义概念为基础，通过论证将它们统一于正义的旗帜之下。然后，结合历史上几种典型的正义理论用新的定义与其进行比较和评述。

一、 什么是正义？

1.1 公平与公正的概念

在中国的一些执法机构，人们往往会见到这样一条标语：“公平、公正、公开”。显然这里的公平和公正应该是有区别的。《伦理学小词典》认为公正即正义[5]，吴忠民也认为“公正与正义同义，英文写法均为justice”。 [6]布莱恩•巴里在考察了休谟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后，提出了与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有别的“作为公正的正义”（justice as impartiality）,由此，这两个概念与正义之间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

同样，在《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中虽然有“公正”一词的独立词条，说明公正不同于正义，但是在对just 和equitable以及justice和equity的翻译过程中仍然显露出同样的问题:Normally, what is equitable is equivalent to what is just, although some theorists see equity as no more than one aspect of justice.与此段话相对应的中文解释是：“在通常情况下，公平的就等于公正的，尽管一些理论家把公平仅仅视为公正的一个方面。”[7]这里的justice到底是正义还是公正呢？equitable等于just吗？此例说明，不仅中国有混淆，国际上也是如此。

有鉴于此，为了澄清正义的概念，我们必须对公平与公正的概念先予以澄清。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该将公正与正义剥离开来，使之与英文中的impartiality相对应，因为没有人会把impartiality理解为正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公正的释义也是“公平正直，没有偏私”，与公平是近义词。从一架处于平衡状态的天平的形象来看，两个处于水平（平）状态的托盘能够描述天平的平衡状态，同样，处于垂直（正）状态的指针也能够描述它的平衡状态，指针“正”的时候托盘是“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者是同义的，因为它们描述的都是同一个状态。如果说二者之间有差别的话，那么可以说公平在通常意义上是指经济利益上的均衡，而公正则通常是指道德和法律上的均衡。

在哲学的意义上，公平和公正的概念比通常意义上要广泛的多。在《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中，收入了两个“公平”的词条，相对应的英文分别是：equity 和fairness。其中，前者比后者还要广一些，因为“它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包括公平（fairness）或公平的份额分享，与不考虑有关差别的严格意义的平等不同，公平要求相同的情况要相同地对待，不同的情况要不同地对待。社会对资源的分配必须根据接受者的贡献、需要和能力来决定。... ...比值上的平等相当于公平，它要求分配依据道德上的有关差别。公平要求修改一般规则以适应特殊情况，并力图提供特殊情况下的公正的决定。”[8]而后者则是“平等、合比例和公正的对待，是任何涉及到财物和责任分配的体制的一种德性。”[9]公平是不是德性？在我们得出的道德谱系之中可以一目了然，它是德性的目标，而不是德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二字在这里所确定的范围，足够广义的公平概念是一个足够抽象的正义的概念所必须的前提，而一个概念的抽象度则表明这个概念的普适性。根据上述说明，本文的“公平”代表“公平/公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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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义的定义

正义是促使事物向公平方向发展并维持公平状态的一种道德力量。

在这个定义中，“方向”二字决定了正义的力量属性，促使事物向公平状态方向发展就是正义，否则就是非正义。正义的目标  公平是一种状态，不公平根据程度不同有许多非平衡的状态。因此，二者之间是基础和目标的关系，只有正义存在，事物才有可能达到公平和处于公平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公平正义”放在一起的原因。

正义有个体的正义和社会的正义（如柏拉图的“城邦的正义”）；有现实的正义和理想的正义，实现现实的正义就是向实现理想的正义的方向迈进的过程。

1.3 正义的载体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的主题问题，即究竟哪些主题可以用“正义的”来形容。比如，我们会说某个人是正义的，某个人的某个行为是正义的，甚至说某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是正义的。哈耶克[10]认为“正义的”只能用来形容个人行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对象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分配不能被“正义的”或“不正义的”来形容。

根据新的定义，正义是一种促使事物趋向公平状态的道德力量，因此是一个过程量，而不是一个状态量。按照这种特征，它直接适合于描写一个过程，如一个行动、一个运动或一场战争。比如，我们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正义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是正义的，那是因为在他身上产生了某种或某些正义行为，或者他的心灵当中具有一种正义感。道德力量并不能靠自身直接达成一个事物，它必须驱使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或借助于某些人为的东西去达成一个事物，我们姑且将其统统称之为正义的载体和工具。前者是指人或由人组成的群体，后者则是指人们为了伸张正义而设计的某种文件或器物。在抗日战争中，一切抗日的人民和军队都是正义的载体，比如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也包括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我们称其为“正义之师”，因为他们代表了恢复祖国山河的正义力量。但是，载体承载的并不总是正义，有时完全可能相反。以国民党军队为例，很多情况下他们是非正义的载体，即使在抗战过程中的“皖南事变”中他们的行为也是非正义的，因为他们不公平地对待同一个民族的另外一支抗日部队。由此可见，人、法律和制度等本身均非正义而只是可能的正义的载体或工具。我们有时称某人某物是“正义的化身”，就是这个道理。

回过头来我们再考查一下哈耶克的观点，显然，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行为的发生是一个过程，可以直接用正义与否来形容，而分配作为结果是一种状态，只能用公平与否来形容，但在分配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正义与否的问题，比如，分配过程中执行分配的人的行为是涉及正义与否的问题的。在引入了载体和工具的概念之后，可以用“正义的”来描述的主题范围就大大的拓宽了。石元康认为：“事实上，在研究公正（正义  笔者注）问题时，这些不同的主题及对象之间可能有一种阶层性的关系存在，也就是说，某一主题和对象是比较基本的，只有在解决了它的问题之后其他的问题才能获得解决。”[11]在后面的考察中，我们会发现这种阶层性或层次性确实存在。正义和公平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解决了正义的定义，二者的关系就明晰了。新的定义和载体以及工具的概念不仅能够斩钉截铁地回答正义的主题问题和层次性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一些历史上悬疑未决的重要问题。


二、 新定义的应用

2.1 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与道德观念不同，法律是人为的一种行为规范。历史上有不少人认为守法就是正义，罗马法学家认为法与善、正义是分不开的，塞尔苏斯说：“法是实现善与公正的艺术。”[12]然而，正义与法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至今为止人们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如果人们看看法学文献就可以发现，历史上有很多人曾经尝试过这个大课题。”（指正义与法的关系问题）[13] “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十分密切，但也表现得异常复杂。法学史上关于两者关系的学说也很不一致，有的认为法律决定正义，有的认为正义决定法律；有的认为正义与法律无必然联系，有的认为正义与法律在社会动态过程中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4]为了解决诸如正义与法律这样的一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人们提出了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概念，但是，在正义概念本身尚未厘清的状况下，实践证明这些概念是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必须跳出这个圈子来考察这个问题。

法律是如何产生的？人们为了增强生存能力组成了社会并缔结了契约，社会契约从最初的意识上的约定逐步发展成成文法，具体制定法律的人们被称为立法人。我们已经得出了人是正义的可能的载体的结论，从法律是人为的这一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是属于第二个层次的载体，即载体为了实现正义而设计的工具。它与正义的关系直接受立法者本身的正义感和他所处的社会结构的正义性的影响。如果立法者处于正义环境之中，他们的立法思想代表了公意，产生的必定是良法，反之，则必定是恶法。

作为实现正义的工具，法律与人、警察、法官、军队等是不同的。法律一经产生，它反过来对人、警察、法官、军队等的行为进行约束，甚至可以说它对人们伸张正义的方式也有约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是社会制定的衡量公平的一部分现实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的，是受地域和时代局限的。所有通过法律伸张的正义都是现实的正义。

根据新的定义，正义是以公平为目标的，所以，公平就是正义的原则。因此，正义、公平和法律之间应该是一种三角关系：正义促进良法的产生，良法有助于公平的实现，而实现了公平，就是伸张了正义。回到二者究竟谁决定谁的问题，如果承认最初的社会契约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法律，那么就可以说是正义决定良法。乌尔比安认为：“法来源于正义，正义如法之母；因此正义先于法诞生。”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