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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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正义与刑罚的关系

刑罚是正义的吗？虽然刑罚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迄今为止人们仍然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功利主义者把快乐和痛苦视为人的行为标准，因此认为刑罚也是一种恶，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边沁认为：“根据功利原理，如果惩罚被认为确有必要，那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起到保证排除更大的罪恶。”[16]刑事古典学派的报应论认为惩罚一个罪犯就是正义的，无论事后对其本人或其他人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康德说：“如果你诽谤了别人，你就是诽谤了自己；如果你打了别人，你就是打了你自己；如果你杀了别人，你就杀了自己。”[17]

由于正义的概念不清楚，现代学者对于刑罚的正义性意见仍然不能统一。哈格说：“我们对正义的渴望的强度容易被低估，因为正义是一个道德概念，并像所有道德概念一样，变得可疑。它们已失去如此之多的威信，以至于我们易于感到奇怪：‘正义’便不可能是对诸如报复或嫉妒之类过分朦胧的感觉的一种伪装？对惩罚的明确功利解释易于被接受，而正义则不能。”[18]在下一节我们将证明，正义概念明确之后，被否定的将是功利主义的解释，而被接受的将是新的正义理论。

如前所述，法律是正义的可能载体所制造的工具，而刑罚是根据法律分配的，因此可以肯定，刑罚也是正义的一种可能的工具（作为工具，刑罚当然也可能为非正义者所利用），从而也确定了我们不可能抽象地谈论刑罚的正义性问题。根据新的定义，一起犯罪的发生必将使事物从经济利益或政治权利上偏离公平状态，从而引起一种道德上的张力出现，这便是正义，它将促使事物恢复到公平状态。但是，载体（包括事物的主体，比如个人、团体、乃至国家）采取什么手段或途径来恢复公平状态会影响过程的正义性，因为在法制社会中，行为是受到法律的规范的，并不是一个人或团体只要受到不公平待遇就可以采取任何形式对其进行“恢复”，这样做的效果很可能被认为是报复，而报复是不会被社会公认为是正义的，这正式正义和包袱的区别所在。刑罚是一个法律术语，是依靠法律来分配的，因此，刑罚正义的首要条件就是法要是良法，其次，还有执法人在执法过程中的正义性问题，即所谓的程序正义问题。

那么，这是不是说正义本身是不确定的呢？当然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过程的始态和终态确定之后，正义就已经站到了当事人的某一边，但是如何伸张正义则须根据一定的规则行事。比如，甲被乙抢劫5万元，甲就有了伸张正义的权利，但如果甲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进行伸张，而是雇凶伤乙以夺回所失财物（这是报复而不是刑罚），则甲必陷自身于不义之地；但如果甲通过法律讨说法，则正义可能通过刑罚得到伸张。在国际事务中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则它具有伸张正义的权利，但是，这种伸张过程需要采用合适的途径和手段，否则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不正义的，或者有违于国际法律，例如，当代的某些“恐怖主义”问题。

新定义这种趋向公平的指向性为刑罚的主要理论之一报应论找到了新的支撑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菲力普•本曾经写道：“报应论有一漫长而显赫的历史。最近，它名声扫地......如果某一神学上的观点被接受，报应论便有其逻辑上的正当根据。”[19]可见，此前报应论已经处于何等尴尬的境地。黑格尔认为，犯罪是对法的否定，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经过两次否定，通过刑罚恢复了公平的状态，伸张了正义。[20]中国民间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今天，我们可以剥去缠裹在它身上的迷信和宗教色彩，看到正义在其中的主宰作用  正义的张力一直作用着，直到正义最终战胜邪恶。

2.3 功利主义与报应论在正义概念之下的统一

如上节所述，功利主义与报应论是刑罚理论中互相对立的两大学派，我们已经证明了与哈格的结论相反，新的正义概念支持了报应论，那么，功利主义与正义的关系到底任何呢？

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边沁把苦与乐视为人类行为的最后动因，他说：“所谓功利，意即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所有这些在目前情况下，都是一回事），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害：痛苦、恶或者不幸（这些也都是一回事）。假如这里的当事者是泛指整个社会，那么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假如是指某一个人，那么幸福就是那个人的幸福。”[21]并且他曾经指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边沁的学说作了改进，他认为不但要看快乐的量，而且还要看快乐的质。同时，他认为“幸福是一种利益（good），每个人的幸福是与他自己相关的利益，而公共幸福是与所有人相关的利益总和。”[22]表现在刑罚问题上，功利主义的一个最突出的弱点就是它无法区分刑罚对象的性质，无论对坏人还是无辜者，刑罚都是恶的，因为它给人带来痛苦；即使在一般的幸福问题上，功利主义无法判断取得幸福的途径的正当性，因此，以它作为行为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是可疑的。由于这种混淆性，可以说它给立法和法律的执行都带来一种后遗症，即无原则的轻刑化，使得各国目前都面临着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尴尬场面。其次，无论是快乐还是幸福，它们的感觉是没有极限的，把无极限的东西作为目的，那么它们将是总也无法圆满的目的。

密尔懂得，对功利主义的最大挑战来自于正义理论。因此，他找出正义观念的共有特性，并把这些特性说成是与功利观念是一致的，以此为功利主义辩护。但是事实上，是正义能够涵盖功利，而不是功利涵盖正义，下面我们就来证明这一点：

新的正义概念是以公平为目标的，广义的公平不仅包括经济利益上的公平，而且包括其他权益上的公平/公正。我们以密尔改进后的幸福概念（幸福是利益）为例进行论证。功利主义一直说明不了“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到底是多大的幸福，也无法说明某个人或团体获得幸福过程的正义性，而新的正义概念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假设某社会有A和B两个社团或阶层（为简化起见），社会的福利分配按不同的方式进行：
O
A ┴┴┴┼┴┴┴┤B

图中的O代表公平/公正状态。在社会除了必要的留成之外所有可分配资源都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如果A、B两个社团人数相等，则当分配偏向任何一方时受益与受损的人数都相等，没有“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可言，但是，当分配公平的时候，A+B总人数都受益，而且这个受益是当时发展情况下的最大平均受益。这个受益的绝对值肯定低于不公平分配时的受益方的绝对值，但是，在受益人数上处于绝对优势；如果A的人数为B的1/10，当分配偏向与B的时候可以说受益的是“大多数”，但是却是不公平的。此时如果公平地进行分配，则受益人数仍是A+B>B，而且由于A的人数比例较小，B的受益绝对值相对于不公平分配时减少的比较少。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公平分配都会是最大多数的人得到现有条件下的最大利益（幸福），这是正义作用的结果，而功利主义做到极致（理想状态）才是正义。所以说，不是功利主义涵盖正义论，而是正义论涵盖功利主义。

总而言之，在公平/公正这一点上，报应论变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矫正的正义”，而功利主义也被收编于正义的旗帜之下，因此，我们说正义论统一了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的功利学说和报应论。不仅如此，我们还将看到正义论如何将伦理学中长期对立的“道义论”和“目的论” 、“规范主义”和“描述主义”统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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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历史上主要正义概念评述

3.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几个正义概念

3.1.1 凯发卢斯：说实话和还债就是正义[23]

苏格拉底很快就使他承认说实话和归还借来的东西不是正义的定义。康德认为，“德性就是一种道德力量” [24]根据新定义，正义也是德性的一种，显然，并非所有的美德都是正义。诚信就是这样的一种德性，但它是与正义并列的另外一种德性：自律。

有意义的是，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否认了“技艺”本身作为正义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一门技艺都可能被用来做正义或非正义的事情。技艺只是正义的可能的工具。

3.1.2 塞拉西马柯：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25]

这是塞拉西马柯引用他人的一种说法，但同样，苏格拉底以他的智慧证明了这种观点的不合理性。这种观点换一种说法就是“力量就是正义”，而根据新的定义，并非任何力量都是正义，正义是一种有限定条件的力量。

塞拉西马柯说：“每一种形式的政府都会按照统治者的利益来制定法律，民主政府制定民主的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的法律，其他也是一样。他们通过立法对被统治者宣布，正义就是对统治者有益，违反这条法律就是犯罪。”根据载体和工具的概念，法律仅仅是实现正义的可能工具，合法的未必是正义的。

3.1.3 格老孔：正义是最好和最坏之间的折中[26]

格老孔说：“所谓最好就是干坏事而不受罚，而所谓最坏就是受了害而没能力报复。”因此，只有没有能力去行不义的人才愿意缔结契约，答应既不害人也不受害。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这种所谓的折中其实就是人们出于对受害的恐惧而自愿缔结并遵守契约，其实质就是正义即守法践约。

守法践约也是一种美德，但是是从属于自律的美德，是对自身的行为负责的，而正义则是与他人或社会有关的美德。因此，格老孔的观点与凯发卢斯的说实话和还债的观点可以归为一类。

3.1.4 苏格拉底：正义就是各司其职[27]

《理想国》是柏拉图以对话的形式写作的，因此，书中苏格拉底的观点被认为就是柏拉图的观点。苏格拉底不无周折地证明美德一共有四种，后人称之为四主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他认为，他所考察的城邦是“全善的”，即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因此，他认为美德只有这四种。

苏格拉底说：“要说哪样东西对国家的完善所起的作用大，就是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这条原则在与城邦的节制、智慧、勇敢进行较量。”因此，这条重要的原则就是正义。然而，各司其职与守法还债一样，还是强调自律，并没有跳出这个圈子。有鉴于此，厄奈斯特•巴克认为：“柏拉图的正义概念由于应用于国家而可能受到批评... ...反对者可能还会提出，柏拉图所说的正义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28]按照新的定义，它既不是使事物趋向公平的道德力量，似乎也与公平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以完善国家的重要性作为标准的。

但是，早在柏拉图时代，哲人们就已经普遍将正义归结为一种德性。柏拉图虽然没有直接指明正义与公平的关系，但是他已经明确指出：“无人可以占有属于他人的东西，而他拥有的东西也不能被剥夺”，因此，“正义就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休谟所讨论的财产权问题。

3.2 亚里士多德：正义即合法与公平

与柏拉图的正义概念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与公平直接挂上了钩。柏拉图认为正义是四主德之一，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广义的）正义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德性。在这一点上，他也许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因为做事合法即守法，属于德性中主持自律的一部分，而公平的确是与正义紧密相连的，属于德性中主持对外关系的一部分。从内外关系来分，他的正义概念应该是涉及了全部的德性，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的概念包含了过多的内容。他将广义的正义等同于德性，但是，他提出的“具体的正义”如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则确确实实是现代意义上的正义。在论及公平与正义的关系时，他说：“公平的事物就是正义的事物，而且是优于一种形式的正义的事物，但二者不是在不同种类意义上的优劣关系，因此，公平的和正义的是等同的，都是善的，只不过公平的在二者中是更善的。”[29] 这说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很好地分清正义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即没有认识到正义的力量属性。

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30]这说明，他已经确认法律产生于正义，并意识到它是公平的一种标准。

3.4 尼采：正义是强者的意志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说：“‘任何事物都有其价格，一切东西都可以补偿’，  这是有关正义的最古老、最纯朴的道德准则，是地球上一切‘善良’、‘公平’ 、所有‘善的意志’ 、所有‘客观性’的开端。这种初级的正义就是善的意志，在那些（权势）大致相当的人们之间通过协调相互和解、相互‘理解’，而对于那些弱者，则强迫他们在其内部达到妥协。”[31]与塞拉西马柯的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相比，尼采所理解的正义更具霸权主义色彩，因为这种“善”的意志的指向不是公平，而是所谓的“进攻和侵犯”。

尼采说：“有关杜林论述在逆反情感的领地中寻找正义基础的具体主张，出于准确性的需要，我们必须断然地用另一种主张取代它：留待正义精神征服的最后一个领地就是逆反情感！”[32]尼采反对那种把正义放在怨恨精神和复仇学说的基础之上的观点，认为“主动的、进攻的、侵犯的人总是比逆反的人大大地接近正义。”但事实上，当某一事物偏离了公平状态时，就会同时产生受害方和加害方两个方面，人们对这两方面的当事人必然抱有不同的态度：对加害方产生义愤，而对受害方产生同情，正义正是通过这两种感情发生作用的。在凯发卢斯和苏格拉底讨论正义的时候，凯发卢斯还提出了一个正义就是“益友害敌”的论点，被苏格拉底否定了。但是，“益友害敌”虽然不是正义的定义，但确实是伸张正义过程的一个特征，正是在这一点上，正义才与刑罚以及武力讨伐（战争行为）建立了联系。

3.5 休谟：正义是尊重个人财产权的人为美德[33]

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休谟的正义观念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他将着眼点放在财产权问题上。他将德性分为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正义就是一种人为的德。他认为在正义的形成过程中，人们首先形成的不是语言形式的契约，而是人类共有的“对共同利益的普遍感觉”（a general sense of common interest），在此基础上，才会通过自愿的人为措施和人为设计产生出正义。由此可见，休谟试图利用“人为的”概念来说明正义所具有的社会规则和制度的特征，它不完全是人们内心情感的直接表现，而是在某种情况下人和人之间情感勾通和协调的产物。其实，休谟所说的这种“普遍感觉”与卢梭的“公意”意思上是很接近的，其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力量，而他所说的“人为的”措施和设计，是这种感觉的载体所设计的工具，比如法律和制度。休谟认为，“当那个利益一旦建立起来、并被人公认之后，则对于这些规则的遵守自然地并自动地发生了一种道德感。”也就是说，正义感是在规则之后产生的。因此，休谟在定义正义概念时，认识上发生了错位。

休谟花了很多篇幅描述如何确认财产权，强调正义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稳定财产占有来巩固社会，其实这些都是法律所具有的功能，由此我们可以说，在休谟的正义概念当中正义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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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34]

罗尔斯的《正义论》自1971年出版之后在全球的范围内备受瞩目，引发了新一轮对正义的探讨热潮。人们往往把“作为公平的正义”误认为他对正义所下的定义，并将其理解为“公平即正义”。但是，实际上罗尔斯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给正义下一个定义，他认为，正义的概念一直处于纷争之中，而且“定义与意义分析并不占一个特殊的地位：定义只是建立理论的一般结构的一个手段，一旦整个结构设计出来，定义就失去其突出地位，它们随理论本身的兴衰而兴衰。无论如何，仅仅在逻辑的真理和定义上建立一种实质的正义论显然是不可能的。对道德概念的分析和演绎（不管传统上怎么理解）是一个太薄弱的基础。必须允许道德哲学如其所愿地应用可能的假设和普遍的事实。”[35]因此可以说，罗尔斯所采用的是一种“曲线救国”的路线。

为此，他通过假想的“原初状态”让人们在一个“无知之幕”的背后去“公平地”选择出正义的原则。并特别指出：“作为公平的正义”“示意正义原则是在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的。这一名称并不意味着各种正义概念和公平是同一的，正像‘作为隐喻的诗’并不意味着诗的概念与隐喻是同一的一样。”[36]显然，他并不认为公平就是正义。然而，他这种没有正义概念，却倒着推出正义原则的做法显然引起了混乱。首先， 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的表达就与他的本意不符，除了给人以“公平即正义”的误解以外，他的做法给人以“公平被归结为程序，而正义被归结为结果” [37]的印象，使得二者关系本末倒置，因为人们追求正义是为了得到公平，而不是通过公平来彰显正义。

罗尔斯认为“正义只是社会理想的一部分”。当然，按照罗尔斯意思，他的正义观是基于社会制度的正义观，即便如此，社会制度或机构作为正义的载体所行使的正义行为都是具体的和现实的，可以这么说，实现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是理想的，但在趋向完全公平的社会过程中是一个不断践行现实正义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尔斯的正义论不是普适的，比如它无法用于个体，不能解释正义与法律和刑罚的关系，也理不清正义与功利主义和报应论之间的关系。

罗尔斯说：“我认为，正义的概念就是由它的原则在分配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利益的适当划分方面的作用所确定的。而一种正义观念则是对这种作用的一个解释。”[38]这仍然是一种反证的方法，即由正义原则描述正义概念。根据新的定义，公平是正义的目标，所以，公平本身就是正义的原则，但是原则并不是正义的本身。根据罗尔斯的描述和新的定义，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似乎应该表达为“以公平作为原则的正义”（justice with fairness as principle），这样的表述无疑会使他的出发点和论证过程要容易得多。


通过定义、分析和验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义并非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而是具有一张人们看不到的抽象的“脸”。过去人们之所以认为它“捉摸不定”，那只是因为人们见到的并非正义本身，而是与之直接相关的公平在一些具体事物上的具体体现，有的甚至是其它的什么东西，比如说：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种说法，它与公平根本都不挂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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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以及学界代表人物



当前中国各种思潮激荡。不同派系纷纷粉墨登场，发表不同的诉求。最有影响力的思潮有自由主义等。自由主义源自西方，是洎来货，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政治文明之中。西方文化的基本信仰是，在天父之下，人人平等，人人皆兄弟。也即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可见自由是一种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精髓是公平正义。如果脱漏了公平正义，就失去了灵魂。



当前中国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却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出现。新自由主义依靠现代经济理论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最大化，私有化，反对国家干预，以及认同全球化的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



改革开放30多年中的后20多年，引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正是新自由主义派系人物，都以经济学家面目出现。中国改革演进到今日，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而新自由主义者却缺乏应对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策略，已显黔驴技穷。目前新自由主义者已经演变成为改革而改革了，即改革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了。吴敬琏认为：“当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有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靠权力发财的权威，第二种力量是希望保持和扩大对资源支配权力的官员，第三种力量是弱势群体。如果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能够结盟，这就有可能把第三种力量误导致反市场趋向的改革。”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改革造成弱势群体占国民的大多数，那么市场趋向的改革的意义何在？动力何在？可见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缺失公平正义的灵魂了，有违原旨自由主义精神。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在无力也无意把中国劳资之间的零和博弈转化为有纳什均衡的非零和博弈的情况下，固化了这种零和博弈，并站在资方这一边。在“贫富之争”中他们的表现就是有力佐证。



本来政治的灵魂是公平正义。即合法的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以苍生为念，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随民心民意而变，变即通，通即久。如果抱定一个本本，一种主义，无顾苍生与民意，不知变易，必定碰壁，走投无路。



当今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除吴敬琏外，还有茅于轼和资中筠等。
我们先说说茅于轼先生吧。他是当前中国最活跃的学者，名利双归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中国社会最稀缺的真正贵族。这点无可否认，但不管你是什么贵族，于别人又有何干呢？能增加政治影响力吗？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能一呼百应的，成为领袖式的人物，都有伟大的品格：大仁、大智、大勇，都有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如果汲汲于名利，只能是市井之徒而矣。这是中华文化的特有标准。当然茅于轼先生深知此理，所以另立标准，以西方标准为标准。问题就来了，茅于轼先生的标准有多少人认同呢？他的政敌绝不可能认同。



如果要另立标准，那么就公然与中华民族的先贤先哲为敌了，你茅于轼先生真有这么大能量吗？说实在的，茅于轼先生是以经济学家的面目面世的，笔者虽学识浅薄，也不觉得茅于轼先生比我高明多少。不知道茅于轼先生能否读懂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笔者是能够读懂的。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想要一呼百应，难矣！没有卓越的诚信，不可能成为领袖人物。



而资中筠是当代中国反传统文化的旗手。请问资中筠先生，是否已经解决了破与立的难题？是否知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就是说，任何精神最终能成为社会的信仰，都并非易事，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教化与熏陶。任何流行的宗教，都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和进化，任何能指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文化习俗，都经过千百年的沉积演变。这一道理很简单明了，但人们熟视无睹。就拿儒家文化来说，显然不是一个人创设的，而是我们无数先贤对人生对社会洞察体悟的智慧结晶，有了几千年演化的历史，已经内化为国人的行为中了，成了中华民族的信仰。但曾被无情地弃为敝屣。纵使其中有万千个理由，但无视一个沉甸甸的事实，即破易立难。破时可能仅仅凭一时冲动，立时要百年千载了。我们原来设想马克思主义可以取代儒家文化，但目前看来这不是现实。道理很简单，单说时间就不够！其实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相比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够。当然一个人的智慧总比不上万千人的智慧，一代个的智慧不如千百代人的智慧。因此任何文化都不能新创，只能在传承基础上，进行改良，加入时代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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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享乐主义，笔者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西方的一种主义，即功利主义。创立者是边沁。他认为人们的行为是有动机的，即动机是追求快乐。然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建立在基督教罪感文化之上的，也即他所谓的功利是二维的，一维是追求快乐，另一维是防止痛苦。而痛苦是由基督教中人生的罪生化而来。但潘金莲的享乐主义是没有防止痛苦这一维的，那就是一种兽化的享乐主义。

当今中国正掀起一股指张完全西化的思潮。我们先不论这是否必要，单说可行性。要使完全西化可行，必须满足一个先决条件：基督教成为国人的信仰。基督教是西方社会的基石，西方的一切社会科学理论都建立在此基石之上，即西方人行为是以基督教戒律为准则的。不然，完全西化是不可行的，完全是误国误民之论，只会毁了现有的社会信仰，却建立不起新的信仰，使社会信仰缺失，人们行为兽化。今天的现实正是如此，教训不谓不深刻。

其实文化信仰系统是人类社会最原本的系统，是经过几千年化育而成的，破易立难，动不得。而经济和政治系统只是建立在文化信仰系统之上，以它为基石。另一方面，现在世界上任何现行的文化信仰系统都必然是合乎天道良心的，不然就不会有生命力而流行。因此任何一种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和它们是同质的相容的，足可建立在它们之上。本来政治的灵魂是公平正义.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2-9-5 12: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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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林：什么是贫富差距的“中国国情”？

对于中国的贫富差距，尽管中外的统计结果各不相同，但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已经步入了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这让我们产生一种忧虑。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正日益分裂成一个以贫富划界的国度。

这并非耸人听闻。2011年年中，由美国“美林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发布的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内地的富豪人数已经超越英国，名列世界第四。而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在全球179个国家中排名第109。

而近期由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犁领衔的研究团队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中国家庭净总资产高出美国家庭21%，而城市户口家庭的平均资产达到247万元，全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达到89 .68%等一系列数据，引发了广泛的争论甚至质疑。

《调查报告》认为，中国目前10%的家庭资产占整个家庭总资产比例是84 .6%，而美国只有59%。从该报告采集的数据看，国内收入不均，资产更加分布不均。但有一点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只要我们看看“中国1%的家庭掌握全国41.4%的财富”这一数字，就再明白不过了。

这个数字不仅远高于今天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远高于当日深处“镀金年代”的美国。1929年的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导致了全球大萧条，而现在1%的家庭掌握中国41.4%的财富，按照这个理论预测，中国的危机还在后头。

财富过度向少数人严重倾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和资源垄断剥夺了绝大多数国民的发展和竞争机会。从中长期看，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势必从根本上侵蚀中国竞争力根基，贬损有关生产要素价值，阻碍新一轮增长周期到来，最终可能引发资产泡沫破碎、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恶劣后果。

有人将这种情况称之为“中国国情”。但这个说法引起坊间不少质疑。

现在，“中国国情”和“国际惯例”恐怕是有关部门用得最多得两个词了。有网友撰写博文称，“出现第一个词肯定被拿来当作贫富差距的遮羞布；出现第二个词肯定是磨刀霍霍向牛羊。”在贫富差距问题上，舍“国际惯例”而取“中国国情”，怎么看都有拿国情当遮羞布的嫌疑。

中国贫富差距大是个无须争论的事实，但以“中国国情”为由给贫富差距打上“国情折扣”并不合理。由于政府对经济有超强控制力，而且权力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靠近权力就等于靠近财富。这个封闭的体系自然会使得赢者通吃，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只要这个体系继续封闭，差距就会继续扩大。

当然，部分学者将中国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归咎为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并不会造成难以容忍的贫富差距。因为，自由市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开放所提供的机会均等使得人人都有机会白手起家。相反，一个以行政权力做后盾的封闭体系，才会造成真正的垄断，扼杀公平竞争，继而造成过大的贫富差距。

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新书《不平等的代价》中指出，不平等会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损害民众的效率和总体经济，甚至会破坏人们对法治的信任。由于严重且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我们正在付出代价。由于社会不平等很可能会继续恶化，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可能会越发惨重。

如果说施蒂格利茨的论著对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及其危险性做出了认真而客观的分析，那么，上面提到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就是对中国贫富差距的生动写照。这说明，施蒂格利茨的观点的具有普世价值的。

事实上，中国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两极分化的严重性，与社会的不平等和分配不公有密切关系。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的。作为各级政府官员，如果不能面对问题，也就谈不上解决问题。而一个憧憬与追求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国家，若不能在解决贫富差距上有效作为，则和谐的愿景将更多停留在话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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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平等才是好东西
作者:周舵

　　改革开放的发动，伴随着对计划经济“吃大锅饭”、绝对平等主义的价值观批判，邓小平开始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没有这个重大的价值观变革，市场经济的发育以及由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空前繁荣就无从谈起。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钟摆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更多的平等；在极左派的话语当中，平等更被神圣化，和“公平正义”画上了等号，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新神；这个新神的人间代表，就是“重庆模式”。


　　然而什么是平等？平等就是正义吗？平等越多越好，平等越多就越正义吗？不把这个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问题讨论清楚，任由左派把持着“平等”的解释权和独占权，改革就是个泥足巨人，改革派、自由主义者们担心“文革再来一回”就不是杞人忧天。


　　我们说，“自由”之所以可贵，首先是因为它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给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追求自主设定的人生目标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和空间。而“追求卓越”这类人生目标不但是人性中固有的冲动，是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它对于他人和社会也大有裨益。然而，“追求卓越”意味着“出人头地”，也就是高于众人，这就必定会拉大差距，扩大不平等。至于卓越的个人用这个不平等来做什么，那是根本不同的另一回事；就算他们永远注定了会用自己高出众人的地位来为社会造福（这显然是毫无保证的幻想），你也无法否认这个“不平等”的现实。而且，这个不平等是不可能用消灭私有制，用物质分配的任何平等方案来解决的。把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眼界局限于物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还说什么其它一切的不平等都是由此“决定”的，这种哲学立场实在是过于庸俗、狭隘、一厢情愿，也过于低级了。


　　“博爱”则不但意味着对陌生人和亲友一体看待，还要像一个慈爱的母亲一样，对弱势的个人和群体给以格外的关爱；还要实行“反向歧视”，即让弱者比强者所得更多。而这当然就不能容许个人有自主决定对谁更好一点的自由；“反向歧视”当然更是严重违反了平等原则。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矫枉过正”，称之为无边无际的博爱，但无论如何，那绝不是平等。


　　简而言之，这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无法消除的矛盾冲突。


　　让我们先把哲学争论放一放，回归现实，看看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只要我们不被哲学的重重迷雾弄昏头脑，睁大双眼看看自己身边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甚至，看看一母同胞的小猫小狗，立刻就能看清一件基本事实：尽管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都有区别于其它物种的共性，“家族类似”，但是，不论拿任何一种属性（外貌、个性、智力、体力、神经类型、精神品质，等等）来衡量，个体之间的差异都非常巨大，有时甚至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同一物种？也就是说，人人生而不平等，这是不容否认的起码事实。西方那句广为传颂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把它当作事实陈述，那就是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实际上，这是左派经常犯的“事实”和“价值”不分、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的老毛病，是以事实陈述面目出现的价值诉求。


　　人人生而不平等，加上不可能消除也不应该消除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两件基本事实放到一起，结果就是贫富分化、强弱对立。这就是不得不过群居生活的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古往今来，以致今后，人类都一定要被它困扰，真正是“无可逃于天地之间”！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彻底消除了不平等和竞争的社会制度的成功先例，相反，凡是被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主导的社会，都走向普遍贫穷加普遍奴隶制，也就是既没有经济繁荣，更没有个人自由。理由很简单：一切违背基本人性的体系，都一定要靠极端强制力，来压抑人性不可消除的强烈冲动，结果一定是既专权，又没有活力和积极性，更别提什么创造性。这种建立在梦幻“理想”之上的社会，要么放弃幻想、回归现实，要么彻底崩溃。


　　但这绝不意味着不平等就一定是好的，更不是说越不平等就越好。从人性的角度说，如孟子所言，人固有“恻隐之心”，利他、善良、同情心，看到别人受苦就心生不忍，心里就难过，这也是人性固有的一部分。社会生物学家的研究表明，恻隐之心不仅仅是社会化，即后天文明教化的结果，相反，是人作为动物  当然是群居动物  的生物特性，是人类基因里固有的本能。至于为何如此，根据何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些社会生物学的书来看。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鲜明地申说这一点，实在了不起  尽管他既没有论据，更没有论证，仅仅是直觉，是猜想。


　　有恻隐之心、道德良知丰厚的人类个体就不能容忍过分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人间苦难；当这种不平等确实是由社会制度人为造成的，这些人类个体就会提出变革社会的主张；如果这种变革要求被既得利益集团坚决拒绝，那时候，革命的大潮就要开始涌动，阶级斗争的悲剧就要登场。而革命首先要消灭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剥夺他们的财富暂时恩赐给穷人，再拿一套一套的甜言蜜语笼络住穷人们的人心，然后用专权力把无权的绝大多数人统统强行拉平，接着，新的专权者把持全部权力和财富，很快  从天下初定那一天开始  演变成新的特权腐化阶层，从而造成更大、更严重并且几乎没有任何合理性的新的不平等。这就是“革命”的内在逻辑。


　　一句话：有些平等是好东西，有些平等则相反；同样，有些不平等是好东西，有些不平等则相反。换句话说，好平等要有一个合理的分寸和边界，过分、越界，好东西就变成了坏东西。平等是如此，其它一切“好东西”，秩序（安全）、自由、效率（活力）、博爱，等等，莫不如此。这就是我们古圣先贤早就明白的“中庸之道”，也就是科学新方法论中的“系统论”、“控制论”的核心原理；同时，也就是政治学中的“共和正义”原则；而符合共和正义原则的政治制度，就是自由民主。详细一点的论证，可参看拙著《渐进民主文集》中的“促成自由民主的共识”和“共和非民主”两篇文章。


　　接下来，进入到具体实践层面，什么样的平等才是好东西呢？


　　首先，并且最关键、最核心，堪称生死攸关的，就是人的权利，即人人（只要是“人”这种动物，不是阿猫阿狗、桌椅板凳）都必须享有的，平等覆盖、平等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普遍适用性的平等自由权利，其哲学基础是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穷人之所以是穷人，一部分是不合理的社会造成的（纠正这些不合理完全可以通过渐进改良），但由于个体差异比如智力、意志力、想象力、体能等差异的存在，也一定有一部分是穷人自己造成的。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一般都是穷人，大家的起跑线基本平等（官员及其子女除外），为什么现在有人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而有的人依然一贫如洗？这是仅仅“社会原因”根本无法解释的。重庆模式的拥趸们无视现实，挖空心思把贫困完全归咎于社会，这不是毛派们独有的盲目症，是全世界这个派系的通病。否认人性，也就否定了个体差异和个人责任，把一切不公平都归咎于社会、归咎于他人，唆使穷人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极其短视的抢夺富人上面，完全忽略了自身的能力培养和个人责任，这一整套教唆对于整个社会道德的破坏，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一个社会一旦养成这样一种扭曲的穷人价值观，不但贫困问题难以解决，稍有风吹草动，社会仇恨、暴力和对立就很容易爆发出来，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


　　很多穷人受之误导，以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偏袒富人，是“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他们竟然不明白，私有制意味着饭碗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人格独立、个人尊严和其它一切自由权利最基础的保障。饭碗掌握在政府或其他人手里的人必定是奴隶；不管这奴隶头上顶着如何美丽的花冠（“国家真正的主人”，“最先进的阶级”，等等），他都只能是奴隶。其次，穷人那一小间茅屋，那一小袋粮食，其实比富人的任何财富都更加生死攸关，富人可以把财产分散保管，可以逃亡国外；穷人的茅屋如果被土匪点一把火烧光，粮食被强盗夺走，他们就可能立刻冻饿而死。这“土匪强盗”可能是乱世中的遍地枭雄，也可能就是胡作非为的各级官员，饿死几千万的历史教训，就是典型，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人权保障使得每一个人不必战战兢兢看政府或者别人的脸色行事，这就叫“免于恐惧”  这怎么会是专门偏袒富人的呢？


　　最后，总结一下要点：


　　1．事实上，人人生而不平等，这就是天赋的不平等；2．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除、也没有必要消除的；3．人皆有恻隐之心，对于天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可以靠自愿的慈善捐献来部分弥补；4．当自愿的慈善捐献不足以为弱势群体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时（毕竟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是富人中的少数），政府就不得不承担起社会保障责任，此时不平等的差别税率就不可少了；5．差别税率和第一代人权中的“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是冲突的，所以应当慎用，原则上应当征得富人的同意；6．如果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扩大了天赋的不平等，那就要以社会改良加以纠正，这个过程是没有尽头、充满了矛盾冲突的，人间不会有天堂；7．符合公平正义的平等限于人权和机会平等，超出这个合理范围，平等就是非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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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谁更重要？



厦门  尤德才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每个社会不能回避的难题，始终是人们论争的主题，甚至被称作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欧州曾以自己“高福利国家”而自豪，它确实向公平迈出一大步，但高福利可能造成国民超前消费、长期养尊处优、缺乏勤劳精神等，容易造成像希腊和欧债危机的经济低增长；美国与英国曾在大学实行“开门请进”，确实尊重人民受教育权利。但是，他们以牺牲教育质量为前提，值得吗？亚当·斯密提倡“产业主义”，发展“个性”并没错，实行“自由竞争”而国富。错在过分提倡“自由竞争”加大贫富差距而加深和激发社会矛盾；达尔文讲“进化”也没错，“优胜劣败”而强国。错在过份倡优胜劣败之说，以强权为公理，而防害他国他人，种下战争、混乱和内耗之祸根。总之，解决公平与效率这个矛盾是人类一大难事，

    本人认为，公平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在各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它本身变易的，但变易中亦有规律。公平与效率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而存在。即效率中有公平，公平中有效率；效率原则中隐藏无效率，公平原则中包含不公平；公平与效率在定条件可以互相转化。在一定条件下，公平就是效率，效率就是公平,公平促进效率，不公平导致低效率。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


    需指出，公平与效率这两个目标均有价值，公平或效率的优先地位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公平重于效率或效率重于公平，谁都没有处于绝对优先地位，应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人们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客观因素来决定谁优先问题。社会如果单纯追求某一方面，把它推向极端，都会使它向自己的反面转化，都会“南其辕而北其辙”。


    而且，只能寻找公平和效率相结合最佳范围，不可能找到他们的最佳点，最佳点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因为，永恒的不变是变化。譬如我们坐在这里，第一秒种坐下来的时候，已经在变了，立即第二秒钟的情况又不同了, 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情感亦不同，精神亦不同，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中，非变不可，没有不变的事物。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能用静态思维方式来领会。但“变”不能乱“变”，是有内在规律的，不能离经叛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增强国力，用30多年时间走过其他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日的辉煌。


    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动，利益格局出现了巨大调整，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越来越受到挑战。表现在改革成果却并没有让全社会得到“公平”的享受，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就易产生钱权交易，官商勾结，潜规则盛行于社会，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执法部门的腐败失职使得公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腐败愈演愈烈，官员越反越腐，贪污腐败已导致政府信用下降，“仇富”甚至发展到“仇官”、“仇国”；无权的使拳，社会治安恶化，“拜金主义”思潮泛滥，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等问题；即使很多人经济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却没感到比过去更幸福，甚至要移民。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保这“四座大山”让贫弱阶层喘不过气来，缺乏幸福感，出现失落、愤恨、偏执、消极和敌视等现象。这些往往会成为愤世嫉俗，激进主义以及离经叛道的主要根源，也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忧。


    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分配不公、权利不公、规则不公、司法不公、教育不公、言论不公、社会保障不公等等，于是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矛盾。最终就会逐渐就形成一种普遍对立，消极的社会心理。人们就会消极怠工，甚至诉诸激烈行动，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影响到经济持续发展。效率原则逐渐走向反面变成无效率。即效率原则中隐藏无效率。于是，社会就会提出公平优先，并且用公平来恢复效率。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社会危机证明这点。



    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奥秘之一。就是早期实行公平优先，效率兼顾的方针。表现在把儒家思想“以和为贵”作为经营思想管理的指导思想，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工会、禀议决策制等所谓日本企业管理成功四，大支柱。日本人的伦理观的本质之一是“互相互让”，从而使日本企业职工爱公司如家，为公司发展而全力工作。企业具有很强的活力，持续、稳定提高生产率，经济快速发展，堪称世界企业管理最高成就的象征之一。即：公平中有效率，只有公平，才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尽快增加物质财富，公平往往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公平就是效率，公平促进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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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一味追求经济上“公平”，抑富济贫，搞平均主义，势必损伤人们追求“效率”的积极性。如当年的计划经济公有制里，貌似较为公平，均贫富，就会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所谓“公平”，实际上不利于人的潜能和积极性发挥的“公平”。这时，公平原则不但不再能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反而造成一种普遍消极的社会心理。如“吃大锅饭”心理，从而影响效率和经济发展。



    即使我们把“经济蛋糕”切得更均等些，但在达到某种程度后，我们蛋糕的规模就会变小。结果，各组织和个人为分割这一小块“蛋糕”的纠纷便显白热化。一旦社会出现利益的冲突，也就会出现不公平。所以，效率往往是实现公平的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才有可能实现分配的公平。 即效率中有公平，公平原则中包含不公平。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往往构成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部份。在实际生活中，它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价值选择，其选择结果，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心理、观念、举止，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决策目标乃至管理方式。



     改革是一项大规模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子系统和每个矛盾都不能独立影响整体，也不可能脱离整体而成为一个孤立系统。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也受到其它矛盾的影响和制约。如果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就要进行调和兼顾。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会为效率而牺牲一些公平，有时又会为公平而牺牲一些效率。但任何一种牺牲，都必须为增进另一方面的必要手段，否则，便没有理由这样做。



    如在分配上实行即要根据贡献大小拉开档次，又不能过于悬殊，目的在于减少阻力，特久且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就我国国情而言，社会主义制度及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念，历史“吃大锅饭”的习惯心理，目前体制不健全，不正之风，伦理道德下降，以及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封建专制流毒和“极”左思想的影响，导致了公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和公民教育的缺失……，更应注重“公平”要素。忽视这些因素，就会“南其辕而北其辙”。就可能造成社会政治问题，最终会影响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只受“效率”原则支配，不仅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且千方百计用这个差别。在分配上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等制度，以努力体现这种差别，甚至扩大化差别，以便刺激个人的工作积极性。但是物壮则老，久而久之，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就会加深对立和加深激发矛盾（更不用说由谁来制定分配制度，是否符合按劳分配，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时，肯定和放大差别的办法不但不再能刺激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反而会造成一种普遍对立，消极的社会心理，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效率原则走向反面变成无效率原则。人们就会消极怠工，甚至诉诸激烈行动，要求消除这种差异。此时，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社会就会提出公平并且用公平来恢复效率。



    为此，在社会决策中，重要的是发展和辩证眼光，立足于国情。一个社会即要讲究效率，又能维持公平是最为理想，但是如果发生矛盾呢？最佳途径是进行调和兼顾，使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由“矛盾而统一”。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一个持久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体制应是合理公正的，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实现效率，促进公平。



    总之，讲公平不能没有效率，而讲效率则不能不注意公平。才能解决借公平为名搞剥夺国民自由有理，借效率为名搞剥削国民财富有理，误国误民。



    兼顾公平与效率，就要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经济有政治，政治有经济。若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就会造成更大不公平。事实已证明，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的观念已经证明阻碍社会政治经济的和谐健康发展。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却出现特权经济的市场化。以经济效率追求压制社会公平，必然导致社会不公正，极易滋生贪官污吏与腐败无能，降低政府与市场效率。其结果是对市场法则的摧毁，导致社会失序、信仰危机、道德沦丧，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公平已成为深化改革主旋律，社会稳定的根基。
  
    本人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宪政这最具有自我修复、自我控制、自我新陈代谢、自我调节的免疫力祛病功能和机制，公平和效率才会进行调和兼顾，才能建立一种公平与效率兼得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效率，促进公平。是解决各种利益纷争所必需的政治体制，更是改革良性发展的前提，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公平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最主要区别，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向往和追求，公平是文明进步社会的象征，也是人类所要求的，所祈盼的。也是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保证，更是社会公众的强烈愿望和殷切期待。




公平是深化改革主旋律，社会稳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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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平等观”

以“聊聊”修饰“平等”，是想随意些，不必十分严谨。

本人深知自身的智力、知识和道德的局限。欢迎批评。

   

    1  倘若“观念改变世界”（注1）成立，那么，“平等观”便是其中之一。

2  相对于西方社会，今日之中国国人，乃相对缺乏平等观念，而且，对平等观念，有不理解和误读，（注2）这是我想聊聊这个话题的缘由。鄙人的思考，“或许”有助于澄清这个概念，推动实际的平等。

3  人类无非需要处理两大关系，一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类自身（含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民族与民族，乃至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4  处理人类自身的关系，一般有四种手段或方式：暴力、欺诈、说理、爱。当代社会，只要是说理，论理，评理，必然以“人人平等”作为前提，否则，便无理可言，或只是歪理、邪理、假理。（注3）。

5  现当代，人权观念盛行，而人权观念的“核心或基础”，就是“人人平等”。倘若抽掉人人平等，“人权大厦”便轰然倒塌。

6  实际应用时，平等一般或大多是指“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含道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格尊严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人人平等）”。如果用几句大白话表述，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便怎样待人（《圣经》）；因为我不愿意当奴隶，所以我也不当奴隶主（林肯）。

本人赞同并持“规则平等观”。

    （1）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最近的著作中，批评了“美国不平等的加剧”，指出：美国已不再是“人人平等”的国家，而是有钱人获得财富和正义优惠的国家。（转引自《共识网》的《不平等的代价》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吴万伟译。黑体为本文所加，下同。）

    从“美国已不再是‘人人平等’的国家”推理：斯蒂格利茨这里用的“平等”，显然是指规则或机会平等。

   （2）从英国首相布朗“因骂人三次道歉”、美国士兵“因虐俘招致一片抗议声”来看，“人的尊严的平等”已成世界性潮流！            

   （3）假设“仅仅”从游戏、体育竞赛来看，甚至在我国，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已相当深入人心。凡违反规则的舞弊，普遍地遭到人们的反对、反抗。

     7  平等通常不是指“财富的平等”。

（1）财富平等的“强制”的共产主义实验  相对“自愿”的以色列的“基布兹”（注4）组织而言，已经头破血流、惨不忍睹。放眼当今世界，财富平等除在以色列的基布兹（或许还有极少数类似组织）存在，目前，人们只在“和谐的家庭”中看到。在家族中，甚至在不和谐的家庭中，人们看到的都是“财富不平等”。

（2）作为理想目标，“全世界所有人财富平等（所谓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也许是值得追求的。但本人目前的认识水准决定，我反对“强制”人们实践财富平等  想象不出，谁有这样的资格。至于像基布兹一样“自愿的财富平等”，有什么站得住的理由反对？而且，现代社会“似乎没有任何人”，会实际干涉自愿的财富平等。

让我们拭目以待：基布兹是否发展壮大（据说已经实践了一百多年）。

    （3）至少在中国，几千年以来，“儿子大了要分家”。为什么最亲的人之间，都不能财富平等？不是人多力量大吗？这个谁不懂？如果连最亲的亲人之间，都不能实行财富平等（所有主张平等的人们，应当、甚至必须对这个“简单而巨大的事实”深长思之），在“非亲人之间”，财富平等不是更缺乏可行性吗？

    （4）无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还是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均没有“人人财富平等”的意思。

（5）比尔/盖茨的平等观是假的吗？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比尔/盖茨指出：“我的梦想是实现所有生命价值平等”。（新浪科技讯2012年 1月25日午间消息）

比尔/盖茨的话是真诚的吗？不是假话吗？谁不知道他拥有数百亿美元的资产？谁不知道他的豪宅价值数千万？他的富有与一些饭不饱、衣不暖、起码的医疗保障都得不到的人们的差距，是何等之大！但我以为，比尔/盖茨是真诚的。这不仅因为他创业时的资本，不过一、两万美金（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能筹集），更重要的是，他能积聚巨量财富，是他对社会、对他人有巨大贡献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暴力和欺诈。而且，他已经捐出几百亿美元的财富给慈善事业！他追求的是或主要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我猜测：比尔/盖茨所追求的“所有生命价值平等”，或者还暗含呼吁富人都来帮助“所有连基本的温饱、医疗问题都没有解决的穷人”想法，但“应当没有希望全世界所有人占有的财富都要一样多”的意思，否则，他不是自相矛盾吗？不就是“讲假话”吗？

     8 在限定的意义上，平等也指“财富的平等或结果的平等”，即所谓“相同的待遇”。例如，在一定区域内，所有人的受教育权利平等（都可以免费受九年不等的教育，而教育要消耗一定的物质财富），所有人领失业救济金或“吃低保”的平等，所有人占有的土地平等（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按人口“分田”  在每个特定的生产队，个人占有实际只有使用权的土地的平等。而在队与队之间，人均占有的土地却是不平等的。），离婚时，夫妻平分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的财产。犯同样的罪，罪犯受同样的刑罚，等等，但这些仍然可以归结为“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9“矛盾的平等观”，就是“假平等观”，或不是平等观。  

例如：一方面厌恶、反感、反抗强者对自己的压迫，另一方面却同时压迫弱者；或者在反抗并打败压迫自己的强者后，自己又再去压迫比自己弱的人。己所不欲，却强加于人的人，就无法认定他真正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奴隶反抗奴隶主的压迫是对的，是因为人人平等，但如果奴隶把奴隶主推翻的之后，是自己做奴隶主，然后去压迫新的奴隶，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说他有平等观？他反对的不是“任何人对任何人的压迫”，而“仅仅是反对别人对自己的压迫”。正因为矛盾的平等观，是假平等观，所以林肯才会说：因为我不愿意当奴隶，所以，我也不当奴隶主。


总而言之，我（们）既反对任何人压迫自己，自己也决不压迫任何人，我（们）要求别人遵守的规则，我（们）自己也遵守，我（们）不做的，我（们）也不要求别人做，我（们）才是具备“真平等观”。反之，则是自相矛盾，是“假平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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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平等观”从哪里来？

如前所述，我将平等观视为人权观的核心或基石，所以，平等观与人权观便差不多就是一个意思（参见《世界人权宣言》）。一个问题是：平等观从哪里来？是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

    （1）曾经颇有影响的李泽厚说，“天赋人权”是近代才提出来的，古希腊没有，原始社会更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所以，根本不是什么“天赋人权”，自由主义的这个假定如同专制君主的“王权神授”一样，在理论上不正确。（《易中天对话李泽厚》见2010年9月18日《新京报》）

    （2）何兆武先生在《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网络）一文中指出：

    “天赋”、“自然”和“人性”，在原文中只是一个字(nature，natur－el)。自然是绝对的，是故人性就是绝对的，是故人的一切权利就是绝对的。这种推论方式好像是一泄而下水到渠成，其间毫无牵强附会或扞格难通之处。本世纪之初，中国翻译“自然权利”一词为“天赋人权”，其间的涵义便似稍有出入了，不过那用意却是可以理解的。天赋人权系针对神授王权而言。历来王权论者的论据都是“奉天承运”、“天子受命于天”，于是人权论者便提出人民受命于自然的旗帜来与之相对抗；两者是针锋相对的反题。不过改为“天赋”一词，在理论的推导上就显得不像原文来得有如行云流水那么自然了。


倘若何兆武先生说的不错，那么“天赋人权”与“自然权利”，便是一个概念。即便如此，一些人仍然会无法认同“自然权利”（天赋人权）  人要吃饭、穿衣、性爱是天赋人权，但怎么能说“男女平等”、“选举权平等”是“天赋”的、“自然”的？“天赋的”意味着应该或必须是“人类存在即存在”，否则，便只能是“人赋的”  估计这就是“人赋人权论”者的逻辑。

（3）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基因没有“自然人”的概念，也就不会有“自然人的权利”的概念，而自然人的权利，则包含“人人平等”。（大意，如理解错误，为本人负责。见《陈平对话录》中的“对话张博树”。）

二十多年前，实质上，本人已经有了“自然人、自然权利”的概念。证据是  在拙文《论自私》（已全文收入《百度百科》的“自私”条目中的“语词概念”部分）中，我写到：“撇开‘为我’、‘为我们’的具体内容不说，假设仅把这看成一种倾向性，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总是以个体与群体的形式存在。是人，就要生存，就要发展，就要享受。”

今天可以补充说，谁敢公然宣称：某某某没有生存、发展、享受的权利？一旦谁胆敢掷出这样的“利剑”，那么，这利剑马上就会倒转直指他自己的胸口  你凭什么有生存、发展、享受的权利？！  这不过是抽象思维的结果。

     （4）网络作家芦笛先生认为：儒家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生而不平等”。究其本质，无论是“人生而平等（西方的基本假设）”，还是“人生而不平等”，都是无从验证的公设。（见《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潜在的危机》）

    怎么理解芦笛先生的这个意思？我的理解是：一，在更长的历史阶段，人类是不平等（或“更不平等”的社会）社会，但它一直在生存并发展；二，今天，仍然是等级社会的国家或区域，人们无法断言其将来就不能存在、发展；三，与人邻近的灵长类动物、更低级的其他动物，都是“有等级”的，它们也在生存、进化，若没有人类的干预破坏，这些动物还将继续存在、进化；四，无论持平等观，还是持非平等观的人们，都能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而且，作为“终极的价值观念”，如同对“神”的信仰一样，既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


在认真思考上述几位先生的观点后，并受几位先生的启发，本人谨提出：

11 至少， 从一个角度看，平等观是人们在长期的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既依靠理性也迫于处境，而逐渐发展出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态度、立场或方法。从长时间看，只能是博弈各方相互赋予的。

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人们彼此缺乏足够的爱，与此同时，人们也没有将对方视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人的理由、依据，或者，双方势均力敌，谁也压不倒谁，而人们又需要与之打交道（比如做买卖，或结成同盟以对付共同的敌人），这种情况下，视对方为自己一样的人，在协商的基础上，要求对方遵循我方也遵循的规则（这就是平等），便成了处理双方关系的一种选择（注5）。最初，这也许只是权宜之计，无奈之举，久而久之，就可能成为双方共识的原则  毕竟，双方的合作比双方的冲突（这意味着暴力与欺诈）、或不合作，完全可能使彼此获取更大的利益  双赢。

为说明和理解“自然人、权利”的概念，请允许鄙人啰嗦一下：

假设有两个、或两群陌生人相遇，而且，他们均发现对方拥有自己所需要且很想得到的东西。怎么才能得到自己所想要的、目前却归对方占有的东西呢？

情况一，视对方为可以抢劫的对象。于是，大开杀戒。由于一方占有绝对优势，也可能就得手了  自己没有损失或较少的损失，却获得对方的东西；情况二，都想做抢劫犯的双方，不幸势均力敌。虽然杀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结果除了自己和对手都伤痕累累外，竟然一无所获  别人的还是别人的！天可怜见！情况三，由于自己拥有的东西，碰巧在满足自己需要后，还有点“剩余”，对方的情形也一样，在满足对方的需要后，也有点“剩余”。于是，一方提议，我们彼此交换各自的“剩余”吧？结果竟一拍即合。双方均没有损失，却得到自己很想要的东西（起码是得大于失，否则，不可能有交换）！岂不妙哉！

上述一、二情境中，一方“客观上”便是将对方视为“敌人、异类”  和自己不一样的什么家伙。而敌人，从来都是相互“赋予”的。“你视我为寇仇”，“我必视你为仇寇”。

与情境一、二不同，情境三显然是双方讨论协商、认可的结果，而之所以能够讨论、协商，“客观上”是视对方为自己一样的人  我可以追求我需要的，你也可以追求你需要的  这就是平等观！这就是“自然权利”！平等观同样是“相互赋予的”！

毫无疑问，实际的历史、生活状况，远远比上述三种情境复杂，比如，人们甚至可能对其它动物都有怜悯心，对虽然陌生的同类，与自己一样的人，无偿地予以帮助，也是完全可能的，等等，我们可以联想出“N种”与陌生人交道的方式，只不过，“以平等态度”对待对方，是一种可能和现实的选择。


12 以平等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前提或原则，是人类的巨大进步！是人类高于、或脱离其它动物界的“社会性”证明（区别于“用火”、“制造和使用工具”、“文字”等“技术性”证明）！

    13 持平等观与非平等观所导致的后果，是很不相同的。

任何人，无论他“信或不信”人人平等，都应该看到：是否以平等观来处理人际关系，后果很不相同。

以最简单的纯娱乐性游戏为例，倘若希望游戏能持续性进行下去，玩家（人人）都必须遵循规则。若偶尔有人违反，而后能够改正，游戏也能持续，因而参与游戏的人们都能达到娱乐的目的；假设不断有人违反规则，结果必然是“游戏散伙”，不玩了。

国人有“人生如戏”之说。经济活动、“政治活动（这里特指不包括武装斗争、暴力的现代政治）”、文化活动，都可以看成是“戏”，若社会大多数或绝大多数演员、尤其是主演、领衔主演，都遵守规则  认可人人平等，那么，社会上演的是一场“文明大戏”  优美、温馨、幸福（很可能其中仍然掺杂有不少沮丧的脸、心酸的泪，但断然不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否则，结果会是什么呢？  无须说，大家都心知肚明。

   

   无论是基于“信仰”，还是基于“理性”，我认可“人人平等”！

                                   


                           2012/6/15初稿于平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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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近些年，常常有人将重大社会问题归咎为“体制”  这并没有错。但如果继续追问，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建立“这个体制”而不是“那个体制”？  是人们的观念、认识，决定他们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体制。否则，人们就只能解释为：这个体制是命定的  既然如此，夫复何言？！
    许小年：如何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的分配，如何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利益的协调，是一个古老文明所面临的现代挑战。从抽象的人民到具体的个人，从抽象的天理到具体的人权，观念的转变是应对这些挑战的第一步，毫无疑问也是最困难的一步。（见《当抽象的人民遇到具体的个人利益》）

    2： 崔卫平：关于拙作《以平等的道德身份》，鲁稚女士发表评论：“平等这个观念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奢侈品，只是听说，而从未真正拥有过”。她说得对。    钱理群：在中国，平等这概念不断被歪曲、被曲解，到底是为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钱理群：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见《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
    王霄：人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各种基本的自由与权利，是源自西方、由近代西方启蒙学者所开创并为后来的各种思想派别包括马克思主义所认可的一种思想成果，也是一种主流的普世价值观。但是这一点在中国要被统治阶级接受并成为一种政治实践恐怕还是很困难的。（见《胡耀邦先生的最伟大之处》）
    王超华：“至于习近平说‘人权状况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中国当局仍把人权或公民权当作必须由上向下‘赐予’的东西。”（网络）（从较长时间来看，人权只能是博弈双方或多方相互赋予的  智愚。）
    李伟东：他（仲大军）说毛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公平、平等的社会，毛就相当于当代的耶稣。（网络）（仲大军所说的“平等”，与那些批判毛泽东的人头脑中的“平等”，差距之大，无异于天壤之别  智愚）
    资中筠：民国课本中的高小课本的“编辑大意”，第一条开宗明义：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见《百年中国人》）
    孙立平：在未来的改革中，权利平等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黎鸣：自从我终于认识到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真理（“人人平等”）的信念之后，我对于中国文人们的历史性的著作，就自然而然地愈来愈感到厌恶了。
黎鸣：这个体制和制度的最大的特征，说白了，即是全方位的“官本位”，全方位的“人人不平等”的“官本位”的等级制度。完全可以断言，凡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人们，即是不能真正地认识中国人和中国。
    茅于轼：解决人权不平等才是当务之急。
亦忱：所以，应该倡导的是公平、公正、合理，而不是平等。如果在思维上不能扬弃平等误区，很容易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的。（为什么要公平、公正、合理？离开“人人平等”的前提，哪来的公平、公正、合理？亦忱先生这段话告诉人们，“平等”的概念，有一定的模糊性。他这里使用的平等，实际指的是“财富的平等、结果的平等”，而不是规则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平等  智愚）
所有追求平等的人们，第一，必须弄明白自己“想要的平等”的准确含义，第二，“对方所要的平等”究竟是指什么？第三，最为关键的是：己方所要求的平等，与他方所要求的平等，不一样时，怎么办？  智愚）   
    一天饭桌上，我问朋友吴亚夫，“你怎么理解‘人生而平等’？”他立马回答说：“哪来的生而平等”？我迅速而又颇有点激动地说，“我尊重你，你尊重我，这就是平等！”他没有再说什么了。吴亚夫是我钦佩的、关注国计民生的朋友。事后我想，吴兄著有《论人的欲求与社会疏导》（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中，不是主张“建立社会等级工程”吗？而他主张的等级工程中，不是赞同“开放的等级  机会均等”吗？约一年后，我对吴兄旧事重提，他说，“如果当时我是那样回答的，那我错了”。
     3：一个有趣的段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社科院的研究员雷颐说的）：跟同事讲道理，是不想混了；跟领导讲道理，是不想干了；跟情人讲道理，是不想爱了；跟老婆讲理道，是不想过了；跟某某某讲道理，是不想活了。（为什么与某某某讲理，就是不想活了？他没有平等观嘛，他视你为“敌人”嘛，视你为“低一等对象”嘛。  智愚）
    4：参阅《以色列的基布兹  恍若理想中的桃花源》（20105月6日《中国青年报》。为什么基布兹成立那么多年，国内长时间没有报道、遑论深入的研究？据我了解，国家领导人只要出访以色列，通常都去参观基布兹  智愚）。

    几天前， 朋友卢兄说，韩力（作家韩少功的哥哥）曾组织一些朋友，在海口市实践“疑似共产主义”（为此，韩力甚至放弃了任市教科所所长的机会），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半年多后，大家作鸟兽散。我今天（2012/5/8）早晨尙睡在床上，突然想，卢兄所说，可以作为一个观点的参考，故记录之。
5：古代我国的“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意味着，即使正在相互杀戮的敌人之间，也有“点上的平等”。
西方的“决斗”，则是“死亡机会的平等”  不折不扣的“敌人之间”的机会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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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到平等，大都是相对于政治权力、社会制度而言。
因为永远没有绝对的平等，所以要实现平等，实际上是如何对待不平等问题。
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就是如何对待“差别原则”:
“差别原则”(the difference principle)，主要是处理物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内容提及社会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以下列的原则来安排：
(a) 对处于最不利的地位的人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并且，
(b) 参与职位与工作的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对等及开放的。

2',事实上，人人生而不平等，这就是天赋的不平等；2．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除、也没有必要消除的；3．人皆有恻隐之心，对于天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可以靠自愿的慈善捐献来部分弥补；4．当自愿的慈善捐献不足以为弱势群体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时（毕竟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是富人中的少数），政府就不得不承担起社会保障责任，此时不平等的差别税率就不可少了；5．差别税率和第一代人权中的“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是冲突的，所以应当慎用，原则上应当征得富人的同意；6．如果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扩大了天赋的不平等，那就要以社会改良加以纠正，这个过程是没有尽头、充满了矛盾冲突的，人间不会有天堂；7．符合公平正义的平等限于人权和机会平等，超出这个合理范围，平等就是非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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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里的“不平等”其实是指“不均等”。所以不应该使用“平等”这个词。.

3,平等与公平这两个概念最好不要混淆。
我认为平等主要是指制度上每个人的政治地位平等。每个公民不论出生与贫富，都有一张真正的选票，而且可以同样地竞争公职，就是政治平等的一种制度化体现。
公平主要是体现在分配上，一是全体公民均等享有公共资源，二是全体公民都能根据各人的能力通过竞争公平地谋得相应的学额与工作岗位，并根据各人的贡献有差别但是公平地分得相应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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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一）
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在西方并不是什么理论问题，似乎至今没有有关的自完其说的理论。其实，西方市场经济完全是自生的，自我演化的。因此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西方经济理论界并不必要在此花太多的精力。西方经济学的实证性的原因也源于此。当然市场经济是有基础的。众所周知，经济系统只是社会统一复杂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系统、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共同构成这一社会大系统。如果抽离出经济系统，那么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便成了经济系统的支撑环境，即基础。

具体来说，西方市场经济系统有如下的的支撑环境：

第一，信仰基督教，形成了一种罪感文化。基督教是一种博爱的高尚的宗教，把天堂建在人们心中。还有一大特色是，所有教徒都是上帝子民，都是兄弟，但对异教徒就不是兄弟了。西方社会的强大的内聚力和对外的侵略性，根源就在此。我还证明了西方勃兴的创新创造力，根源也在此。请见《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创新创造力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第二，完善的法治社会。在西方守法既是义务，也是尊严和信誉所在。法律已经内化于人们的行为之中，规范着人们的各种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违法便有罪恶感，并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我国法治刚刚起步。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普遍存在，屡见不鲜。

第三，民主政制。这一政治体系能有效地处理劳资矛盾和约束权力，从而有效地避免官商勾结掠夺弱势群体。并且有发达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为供给和需求双方，厂商和劳工之间等等构筑了讨价还价的平台。社会的公平正义便由此演生。

当然本文的目的是从形而上学层面上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即从上述的支撑环境中进一步抽象。这论题在当今中国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众所周知，虽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一直进行市场经济方向的经济改革，但总的来说，成绩很大，问题也很严重。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虽然当今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大腕，但他们对市场经济本质能透彻了解了吗？回答似乎是否定的，从目前看来，他们指导的改革误尽苍生，后果非常严重。因此，很有必要对市场经济的基础进行深入详尽研究，否则，无法在我国建立一个运行有序有效的市场经济。

目前也有人试图否定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回归计划经济。其理论根据是改革中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其实，计划经济问题更大。在世界上，市场经济至少有成功的的先例，而计划经济并不存在这样的先例。显然回归计划经济并非明智的选择。因此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便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二）

    中国经济学家怎样回答这一论题？也即他们以什么信念指导中国改革？从此入手，提纲挈领，足可以理清中国改革的脉络和历程；以及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也可以大白于天下。显然这不仅具有反思的意义，也能为今后继续改革指明方向。



    近日笔者仔细阅读了李义平先生发表于《读书》2012年第三期的文章《为什么必须选择市场经济？》。此文被列为该期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李义平先生的观点深得编者认同。文中李义平先生明确认为，利己心是构建市场经济伦理学前提。换言之，他断言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其实，此论并非李义平的独家之见，有普遍的代表性。在上世纪90年代樊刚先生也在《读书》发表高论《“不道德”的经济学》。樊刚先生此文的深刻意蕴也是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这并非偶然，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经济人就是自私自利的化身。如果经济人假设被抽离，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就不成立了。自然而然，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信仰。近期张维迎先生出版了《市场的道德》一书，对这一信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论述。



    总之，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共同信仰。可以说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真可谓成也潇何，败也潇何。



    中国改革开放可粗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十年为一个时期，后二十多年为一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农村，主要特征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非常成功。约束农民的枷锁被解除后，勃发出巨大的创新创造力，乡镇企业也随之崛起，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后一时期的改革却走另一条路，显著特点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指导的改革，是一个有预设目标的改革，并剥夺了人民的参与权。主要推行如下一些方面的改革，教育改革，特别是高校的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另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本来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但由于出现了“顾朗”之争的偶然事件，令私有化改革无法如期进行。



    现在我们来回顾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国的美好河山被严重污染了；利益集团掠夺了绝大部分经济发展的成果，致使贫富差距很大，富者豪宅可以连城，贫者难求一个窝；社会矛盾重重，整个中国已成一个大火药库；人民无法安居乐业。
更有甚者，社会走向全面溃败。何谓社会溃败？溃败和健康是相对立的概念，健康的反面就是溃败，即道德丧失，行为失范。具体来说，社会溃败包括，平民溃败，权力溃败和知识分子溃败。
　　
　　平民溃败可见诸于发生于我们身边的，丧尽天良的兽化事件，诸如，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事件等等，还有风传的，耸人听闻的人肉胶囊事件。
　　
　　至于权力腐败，正是国人关注的焦点。民怨为之沸腾，政府的权威诚信也因之扫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贪污腐败不断在滋生漫延，不断升级。有学者认为已经演进到“三化”状态，即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可见我们依然处在中国几千年的大循环之中，即腐败  革命  再腐败。
　　
　　更为甚者，学术腐败，精神沉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疾呼：“当今学术腐败五光十色，如趋炎附世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等，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研究生招生中，存在万恶的潜规则：学权交易，学钱交易，学色交易。
　　
　　本来，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背骨。在任何社会，知识体系都是正义力量，是良知和崇高的守护神。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最有担当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正是中华民族之魂的化身，维系着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但今天在崇尚权力、金钱和肉欲之风的涤荡下，知识界已乌烟瘴气，支撑社会的栋樑坍塌了。中国当前的最大危机莫过于此。

　　这些严重的事实表明，当前中国缺失有效的约束机制，权力没有制度约束，资本缺失应有的约束，而全社会缺失道德约束。显然，这并非利己主义缺位，而是利己主义泛滥了，成了社会的信仰，导致崇尚权力、金钱、肉欲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可见，利己主义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不可能保证市场有序有效运行，而负面作用很大，甚至罪恶沉重！

                             （三）

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其实，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诚信，并非利己主义。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款约经济，而款约的基础是诚信，没有诚信，款约不能订立、执行。



马克斯.韦伯证明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源于新教伦理。谈及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不能不关注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的富兰克林，他是被公认的资本主义精神化身的伟大人物，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是他自己所说过的一句话“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如果我们精读《富兰克林自传》；那么便会发现富兰克林光辉的人生没有半点利己主义色彩，反而他为美国和人类的利益无私无畏，献身于公益，献身于科学。他在自传中阐述了人生十三条戒律，也即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表述，此中也没有利己主义的意蕴。在此，我们不妨列举诚信和正义这两条规戒。诚信：不害人，不欺诈；思想坦荡，公正，说话实事求事。正义：不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行为永不沾边；利公利民的应尽义务切勿放手。可见资本主义精神和利己主义似乎是两码事，风牛马不相及。



而且，现在信息经济学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无法有效运行。必须依靠信誉，即品牌、商誉等，才能提高市场的效率。可见诚信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漠视这些事实，而迷恋斯密的理论？违法广告可能是，或无知或无耻。因为现在西方经济学深度数学化了，可能这些经济学家无法企及，只能炒冷饭了。



众所周知，斯密的经济理论是一种原始的低级的经济学，论述了一种完美的“无形之手”的机制，即在利己主义之下，通过自由竞争，市场便达到一种完美的均衡。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抽象，离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同共产主义社会一样是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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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西方的市场运行表明，市场不存在这样的完美均衡，完全自由竞争不是市场经济常态，而垄断和垄断竞争才是常态。垄断市场根本没有均衡，垄断竞争市场虽有均衡，但和斯密的均衡完全是现码事。而劳工市场根本也没有均衡。因为如果我们把劳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结果是剥削可能存在。可见这些事实和斯密的理论背道而驰，永远没有交点。



众所周知，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博弈，此博弈充分说明利己主义无法实现社会效率，自私自利，结果是大家皆输，没有赢家。如果可能有人怀疑西方经济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那么博弈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不容置疑。



虽然博弈论主要研究非合作博弈问题，也研究另一类博弈，即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博弈双方或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合作互利共荣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佳选择。但合作博弈的存在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旁支付系统。
　　　　
何谓旁支付系统，简而言之，比如一盘棋局的对赌中，除了双方的注金，来自外部的补贴，就是这盘棋局的旁支付。更准确的定义，请查阅有关博弈论的教科书。
　　　　
但在现实的物质价值体系中，很难存在这样的旁支付系统。而在《论语》中，父子，君民等等之间的关系；或称博弈都是纯合作性质的。而事实上，这些博弈是合作博弈吗？孔子首先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论语》才能自完其说。那么孔子怎样自完其说呢？孔子通过“正名”，即通过扩拓人类的非物质利益的人生价值来为人类构筑一个恢弘的旁支付系统，促成人类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变成合作博弈。从而和谐、小康、大同便成儒家的必然理想了。可见儒学有极为严密的内在逻辑。这也是《论语》最显无垠无涯之处。这一点被世人漠视了，于丹也未明此中深意。由其可知，很多人所理解的儒家学说仅仅局限于表面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儒家学说如此，宗教也如此。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如此。即都试图为人类构筑一个可行的旁支付系统，从而实现人类合作博弈，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冲突和纷争。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对这一旁支付系统的解释和赋予的内涵不同而矣。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旁支付系统是否合乎人性，是否可行。若可行，便有强劲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因此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利己主义是完全荒谬的。市场经济要有序有效运行必须有相应的支撑环境，从西方几百年的实践经验看来，有效的支撑环境是本文第一部分所揭示的。而从中进一步抽象，那么市场的基础恰恰是诚信，并非利己主义。


　　                               （四）

现在关键问题落在诚信与利己的关系上了，它们之间是相容的，还是不相容的？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此中正关涉到人性本质的问题。人性本质的问题又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笔者已经研究多年。在此先给出简明的独创的结论。
　　
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经济人或权力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宗教人和权力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诺贝尔奖离中国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如果要给权力人下一个定义，就是：以权力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以增进权力和潜在的影响力为终极目标，深谙权谋政略，等等。
　　
可见经济人和权力人，只揭示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而文化人和宗教人却是人类良知和崇高的载体。虽然文化人和宗教人也是追求人生价值最大化，但初衷出于私，结果成于公，即其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净化心灵，惠及他人甚至全人类，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

因此，经济人和利己主义只是人性本质的一维，不是全部。所以，诚信与利己主义虽然有时是相容的，但常常是不相容的，不相关的。诚信更有理由是文化人或宗教人内生的，关涉到经济人的可能性不大。

                                     （五）

如果上文论证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支撑环境，不然，天堂变地狱。

第二，私有化并非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

第三，中国当务之急，重构信仰体系，拓扩人们非物质性人生价值，促使人心向善，减少罪恶行为。

第四，中国经济学家不值得信任，他们所怀之术纰漏百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第五，警惕中国以经济人和利己主义为信仰的经济学教育可能成为社会毒源。最近，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语出惊人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不能不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