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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公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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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9-10 15:40:42 | 显示全部楼层
说到享乐主义,笔者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西方的一种主义,即功利主义。创立者是边沁。他认为人们的行为是有动机的,即动机是追求快乐。然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建立在基督教罪感文化之上的,也即他所谓的功利是二维的,一维是追求快乐,另一维是防止痛苦。而痛苦是由基督教中人生的罪生化而来。但潘金莲的享乐主义是没有防止痛苦这一维的,那就是一种兽化的享乐主义。

当今中国正掀起一股指张完全西化的思潮。我们先不论这是否必要,单说可行性。要使完全西化可行,必须满足一个先决条件:基督教成为国人的信仰。基督教是西方社会的基石,西方的一切社会科学理论都建立在此基石之上,即西方人行为是以基督教戒律为准则的。不然,完全西化是不可行的,完全是误国误民之论,只会毁了现有的社会信仰,却建立不起新的信仰,使社会信仰缺失,人们行为兽化。今天的现实正是如此,教训不谓不深刻。


“经济决定论”在邓南巡后的20年中的兴衰史反映的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局限性。虽然,这一理论并不完全错误(因为它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决定改变政治体制的根本因素不仅是对历史(主要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错误的解读
在解读西方政治发展史时,“经济决定论”把民主体制在西方的出现看成是经济现代化成功的产物。其实,这一对历史的解读从事实上来说是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西方在经济现代化之前就有了一套保护产权和基本人权及限制政治权力的宪政体系。没有这样一个体系,西方的经济现代化不可能成功。如果用一个理论来总结西方的经验,“政治决定论”比“经济决定论”更有事实根据和说服力。

“经济决定论”的根本弱点是它忽略了专制政权的掠夺性。在权力没有限制,产权和基本人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体制中,统治精英可以没有顾忌地掠夺社会创造的财富。在这种体制下,社会成本超高的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如高储蓄,自由贸易,和人口红利)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发展不仅不能够带来政治体制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因为政治体制的改变会取消统治精英的特权,使之无法掠夺社会财富,所以经济越繁荣,统治精英越反对民主化)。相反,经济发展会造成更恶劣的社会不公正,权贵资本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政治特权成为敛财的工具。由于这类体制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在这种体制下必死无疑。

“经济决定论”的破产对中国的发展绝对是一件好事。现在人们的焦点将会重新聚集到中国的最核心的问题上.
其实文化信仰系统是人类社会最原本的系统,是经过几千年化育而成的,破易立难,动不得。而经济和政治系统只是建立在文化信仰系统之上,以它为基石。另一方面,现在世界上任何现行的文化信仰系统都必然是合乎天道良心的,不然就不会有生命力而流行。因此任何一种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和它们是同质的相容的,足可建立在它们之上。.
 楼主| 发表于 2012-9-28 14:24:39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晖:我们要警惕改革中遇到的公正性危机

中东欧诸国中,俄罗斯转轨中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公平上都如此。于是一些人一谈中东欧就是俄罗斯,似乎波兰、捷克等都不存在。“俄罗斯化”成了争论中指责对方的一个说辞。而对俄罗斯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所谓休克疗法,二是“证券私有化”。关于俄罗斯的所谓休克疗法,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不管这种主张是好是坏,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早在苏联末期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普京上台之际。而搞“休克疗法”的盖达尔执政仅半年,从切尔诺梅尔金上台起就说要放弃“浪漫主义改革方式”。长达十余年的衰退都归咎于那半年,说得过去吗?在苏联范围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过盖达尔的方式,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就没有。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俄罗斯。



由于俄罗斯经济搞得不好,我们经济学界的“左”“右”双方都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说事。“左派”说俄国人一分了私有化证券就拿去换酒喝,有人乘机收购大量证券,于是便霸占了国有资产成为寡头,这多不公平!可见这家千万分不得,自由主义罪该万死,还是让大家长管着好。“右派”则说俄国人就是穷讲究什么公平,要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结果股权极度分散,造成公司治理不好效率低下,要是把产权交给经理就好了!可见分家就是要依靠强者,平民立场罪莫大焉。



其实这两种说法本身就互相抵消:如果证券私有化造成产权极度分散,何来寡头之说?如果它使产权集中于少数老板,又何来公司治理问题?更有甚者,有的批评根本就是颠倒的,如说私有化证券不值钱,又说企业定价太低,几张证券就可以换走大企业,还说俄罗斯只分不卖是大错,这几种指责在逻辑上怎么可能同时成立?如果只分不卖,所谓资产定价就只与私有化证券发行额有关,而与通货膨胀无关。如果以通货膨胀为理由把企业提价,同时私有化证券的发行额又是固定的,并不随通货一起膨胀,那私有化证券怎么还能换到产权?有些人口里说人民至上,实际上把人民说成傻瓜,说他们一拿到证券就换酒喝了,因此就不该向他们分配资产。其实由于当时官方并没有真把多少资产拿出来分,私有化证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也就等于废纸,拿它“换酒喝”还应当说是聪明之举。俄罗斯还有1/5的证券根本就没有兑换成股票(哪怕是垃圾股),白白作废了呢。而拿“酒”换了一些废纸的那些人倒多当了倒霉鬼,哪个成了“寡头”?



本书以实证研究证明:当时叶利钦政府实际上是借通货膨胀和资产重新定价之机赖掉了原先许诺的资产分配。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分”。“私有化证券”只能换一些垃圾股,大量收购这些证券的人后来基本上都破产了,根本没有变成“寡头”。后来的寡头恰恰是在1994年俄罗斯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这恰恰正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做法)把国家耍赖没有拿出来分给老百姓的那些资产(而不是分给了百姓但他们不知珍惜又拿去换了酒喝的资产)攫为己有的结果。寡头们根本不是通过收集私有化证券发迹的。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俄国像捷克那样认真地通过“证券私有化”搞了资产的公平分配,后来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另一个样子:能不能更快增长不说,至少不会有寡头之弊。



这并不是说捷克式分配就十全十美没有缺陷,也不是说就不能“卖”。本书在肯定捷克式的“起点平等”的同时也指出其“投资私有化基金”的后期运作有问题,影响了公司治理。而“卖”如果像匈牙利那样规范地操作,公平出售国有资产并用所得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说“分”又没真分,“卖”又卖得很不光明正大。但是由于这个真相很少有人了解,某些人就老以俄罗斯“平分国有资产导致经济失败”为借口主张直接把公共资产私相授受。因此本书澄清俄罗斯“证券私有化”的真相是非常必要的。俄罗斯的问题根本不是“分”了以后由于“证券自由买卖”造成了寡头,而是政府口头说“分”实际赖了账,然后把赖着不“分”的资产私相授受给了“内部人”。作为中国人,我们究竟应当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如今“非主流”指责中国的私有化是“俄罗斯化”,“主流”回答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搞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问题是俄罗斯难道就真的把资产分给过老百姓?没有公开地给老百姓,这不恰恰正是暗地给了权贵吗?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左右两派共同把人搞糊涂了。



其实,俄罗斯私有化没有捷克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罗斯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捷克的民主化,她的私有化过程因此也就不如捷克公平;其次,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够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民主国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然而,正是由于俄罗斯毕竟还是有一些民主,政府处置公产还算是具有委托 **的合法资格,而社会有关利益各方在这过程中也有过不少谈判,经历过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与妥协,最后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不满,但并没有多少人主张推倒重来。如今我们这里有人主张“先私有化后民主”,其根据居然就是说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但也没有导致清算。这不是惊人的逻辑颠倒吗?俄罗斯难道是“先私有化后民主”的例子?她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却也没有导致大清算(其实小清算还是有的,例如如今普京对待霍多尔科夫斯基),难道不恰恰是民主先行一步的结果?如果反过来,戈尔巴乔夫时代权贵们就先在体制内的黑箱里瓜分掉了公产,然后再出现叶利钦的民主化,那还了得?那时被追究的还能仅仅是那几个“政变分子”?



如今争论双方都拿俄罗斯说事,一边说如今的改革就是“俄罗斯化”,另一边说否,我们比俄罗斯搞得好。然而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方案可不仅是经过了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辩论和民主的立法程序,还通过了全民公决的。而今天看看,我们的国资改革经过了全民公决吗?更重要的是:它经得起全民公决吗?



俄罗斯国资改革导致的财富分配是否比我们的更不平等,已经是个疑问  不少数据表明,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城乡综合)超过俄罗斯,如果这点还有疑问,那么超过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如今的产权配置的合法性  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义合法性  比俄罗斯(更不用说比东欧)又如何?必须指出,不平等与不公正(没有道义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仅仅是基尼系数较高并不说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敌国,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赖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远,但国人皆为之切齿。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显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73%的被访者支持普京,而同时对行动表示不满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仍有39%的被访者支持。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访者中,有54%的人对这一行动持赞同态度,4%的人坚决表示反对,而多达42%的人态度含糊或不置可否。



而今天看看我们的网上民意,强国、人民这些比较左的网站就不说它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网站的几个数字都表明,强烈支持郎咸平的高达90%以上!虽然网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罗斯的那两个调查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还是有相当可比性。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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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5 15:12:08 | 显示全部楼层
徐贲:也看新自由主义也看新自由主义
发表于:2012-10-17 10:43:11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美国人哈维,在他2010年写就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导论的中写到:“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1978-1980这几年视为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原因就在于,在他看来,邓小平、撒切尔、里根相继在这一段时间出台了一系列的自由主义政策,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并“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力”,“使得周遭世界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贫富差距严重并还在继续扩大,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散去的今天,由于中国国内民众对于自由市场弊端的反感情绪正在上升,一种以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开始甚嚣尘上。并且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对已然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了“创造性的毁灭”。

  事实上,这些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纵然其中有新自由主义作用的部分,但其大部分,或不能全部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或完全与人们的所想相反。

  给你一个“少政府”的理由

  如哈维所说,“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人的幸福”。而国家仅仅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应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而不是具体的参与到市场中去参加市场的实际运作。目下众多的社会问题,追根溯源,并不是自由市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是政府在对经济进行调节的过程中,人为出现的很多制度性差异所导致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一旦建立,任何强加外力的介入都将导致市场调节的异化。并且,“政府在市场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原因有二,其一,市场信息是分散在参与市场的个人手中的,因此,政府的计划无法获取相应的政策制定所需要的准确信息,也就无法获得合理的价格,而“合理的价格需要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其二,由于相关利益集团势力的干涉,政府很难在决策中做到政治上无所偏袒。正因为利益集团对政府干预的扭曲和妨碍,“政府所能获得的信息无法与市场信号所包含的信息对称”,所以,“政府有关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决策注定错误”。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到过两个先于理性而存在的原则:一是,我们热烈的关切自身的幸福和存续;二是,在我们看到其他有生命的生物毁灭或者遭受痛苦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激起一种天然的厌恶感。所有的法则需要遵守的规则,都应该来源于这两个原则共同配合。嗣后而来的理性迫使这些原则在其他基础上进行了重建,并最终成功的窒息了天性。这些原始人类所不可能拥有的强加在人类身上的观念,或多或少地建立在武断的基础之上。

  将卢梭的这番理论应用到经济市场领域,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仍然适用。卢梭口中人类的天性,即“人生而自由”。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则与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规则几乎完全吻合。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对人本性中的自由的武断背叛,是基于理性和自身利益强加给社会的,而非基于自然。那么这种意义上制定的政府决策对于市场的干预,所必然引起的市场的制度性破灭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5 15:12:32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始自由的回归

  在我看来,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来源于人类固有的自然要求,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早期的新自由主义者,从哈耶克到弗里德曼,从米塞斯到波普尔,都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都从根本上都信奉个人自由的理想。

  而之所以称他们为新自由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都支持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原则,也都对亚当斯密的看法持同意态度,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它可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调动哪怕最卑下的人性本能”。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便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特征,即“市场和贸易的自由保障个人自由”。所以,他们强烈反对政府对自由经济市场的干预。

  “自由”之所以可贵,首先是因为它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给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追求自主设定的人生目标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和空间。而“追求卓越”这类人生目标不但是人性中固有的冲动,是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它对于他人和社会也大有裨益。

  “一个人并非由于接受了后天有关智慧的教育而对他人履行义务,只要他不抗拒内心深处同情心的涌动,他就永远不会伤害其他的人,甚至是其他有感觉的生物”,除非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政府只要不对个人的行为加以干涉和误导,个人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在自身不受到威胁的前提下,在主观上并不会对其他人的利益构成威胁。在我认为,将这一理论推广到经济市场仍然适用。众多作为个体的人组成了市场,他们之间经济利益的交织产生了市场经济,在政府不干预市场运行的前提下,市场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则存在--并且是天然存在的。人们在自由的前提下对于利益的追逐并不会对任何其他个体的利益造成伤害,并进而导致市场的无序和混乱。

  论不平等的缘由

  而将经济市场中所存在的不平等,都归结于自由主义在作祟,是一种被误导的想法,是对自由主义理论在市场中不利影响的放大。如上一小节所说,“追求卓越”这一冲动是人固有的。其在市场中的作用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必定会是社会个体之间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平等感觉的上升。至于卓越的个人用这个不平等来做什么,那是根本不同的另一回事;就算他们永远注定了会用自己高出众人的地位来为社会造福(这一点无法保证),“不平等”的事实也是无法否认的。

  而且只要我们不被左派的理论弄昏头脑,就能看清一件基本事实:尽管同一物种都有“家族类似”以区别于其它物种,但是,不论拿任何一种属性来衡量,个体之间的差异都非常巨大。即,人人生而不平等,这是不容否认的起码事实。西方名言“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把它当作事实陈述,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实际上,这是左派经常犯的“事实”和“价值”不分、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的老毛病,是以事实陈述面目出现的价值诉求。

  人人生而不平等,加上不可能也不应该消除的人际竞争,结果就是贫富分化、强弱对立。这就是过群居生活的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这样的结果不应当由自由主义理论独立承担下来。

  另一方面,穷人之所以是穷人,一部分归结于社会,也一定有一部分归结于自身。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一般都是穷人,大家的起跑线基本平等(特殊人群除外),但是现在贫富悬殊的局面,是仅仅“社会原因”根本无法解释的,也是自由主义无法承受之重。而左派理论者却无视现实,把贫困完全归咎于社会因素。这一理论在社会中所塑造出来的个体的心理、价值观必然是扭曲的,它将矛盾和仇恨导向社会,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了祸根。

  回归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个层面上,卢梭有论,“当有些人仍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维持着他们的原始状态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则通过获得各种不属于他们本性的或好或坏性格完善了或者堕落了,这就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可是,这样基础性的不平等在当下我们讨论人类不平等的时候,却被忽视了。

  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

  虽然有上述众多的不平等,但是这样的不平等是不可能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用物质分配的任何平等方案来解决的。把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眼界局限于所谓的经济基础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还声称其它一切的不平等都是由此“决定”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实在是过于狭隘、一厢情愿了。

  此外,正如布坎南所说,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特定年代下的社会思潮和理论,其产生的环境以及发展基础都离不开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理论。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它并不是特定对象的代表,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因此,不能将作为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政治化和范式化的‘华盛顿共识’相等同。前者是学术上独立的政治理论思潮,后者是建立在政治现实之上的理论实践。前者只是为后者提供理论基础和路径参考,而理论的实践往往要在理论基础上加以考虑众多的其他因素,从而选择性的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加以肯定、实践和宣扬。因此,二者之间的差距显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微小。这正如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之于儒学,不能因前者腐朽落后、残害人性,就给儒学戴上一顶沉甸甸的道德帽子。

  而在形形色色的挑战中,新自由主义面对的最大问题,恰恰是上面所提到的资本主义,如何将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实现有效的结合,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自由主义的目标不相背离,这是每一个新自由主义者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

  资本主义当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崇尚的精神之一,否则它不会在过去三十年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在历史的发展中,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也经常以整体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全球的产业分工和资本流动的步伐。产业分工的全球化以及资本的快速流动,必然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规范和管理,这也就损及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但是如果政府不对产业分工的全球化以及资本的快速流动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管理,那么市场的运行必将陷入混乱,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经济陷入不安全的状况当中,也将反过来令国家要实现自由和平等变得愈来愈难。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5 15:13:04 | 显示全部楼层
自由与平等

  但是,注重自由并不意味着放弃平等。在中国,很多人喜欢称自由主义为右派,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代名词。

  罗尔斯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却认为,自由主义不是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作出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同时重视自由和平等,并视两者为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从而推导出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例如罗尔斯便主张,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满足他的两条原则:(一)每个公民都应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二)社会及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公平的平等机会原则及对最弱势者最为有利。在这样的社会,公民不仅平等地享有自由民主,同时彼此关怀照顾,没有人会因为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的偶然因素影响而受到不公平对待,每个人都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得益。

  在哈耶克的眼中,平等不能简单地与收入和财富直接挂钩,而应该更多的理解为竞争机会的平等,即“每个人在市场竞争或其他场合中都享有同样大小的参与机会、获胜机会和被挑选的机会”。并认为,“机会平等上的竞争才是提高效率的源泉”。

  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明白,自由主义重视的平等较左派更合理,因为它要求的并不是简单的结果平等,而是在致力缓和人与人之间先天和后天的差异后,容许每个自由人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自由主义的平等,体现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社会平等和在公平合作中广泛体现的平等尊重。

  自由与民主

  在与自由相关的问题上,民主是一个总也绕不过去的方面。由于二者都坚持法律应平等的对待所有人,并不断地对法律赋予特定阶层的特定人群特权的行为加以反对,因此二者的界限并不是很容易区分开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学家对民主抱有深切的怀疑。因为他们相信由大多数人主政的政府,常常会伤害到市场的自由,也会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市场是不安全的,或者经济是不自然的。因此要想方设法在政府的权力方面设一些“紧箍咒”。他们认为,在民主国家里面,经济和金融部门应该尽量脱离政府的体制,这样就能够保证经济部门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另外,处于对政府效率低下的担心,他们主张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外派或者私有化,那么“这些服务将不仅会得到提供,而且将得到有效的提供”。

  而在哈耶克看来,“民主大致符合自由主义的要求”,但是民主民主与自由的差别在于,民主并不是自由,民主本身也不是自由主义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比较可欲的政府形式”。

  将民主推及到民主制度--指各代议机构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性规则,保证各种政治结果都能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从民主制度建立之初的社会环境来看,其在保护公民自由免受封建君主特权侵蚀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在当今时代,民主发展却趋向于另一个方向。在民主制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了民主的形式,渐渐将实现民主的形式作为目的,而将实现自由这一原始的目的抛在了脑后。于是,民主开始走向异端,主张用一种多数意见去解决任何特定问题的权利,而放弃了宪政原则--“宪政的根本就在于用恒定的政制原则限制包括民主代议机构在内的一切权利”,它已经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威胁。

  是恢复,也是重构

  而在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社会顶层精英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动机上,哈维给出的解释是,“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正如杜梅内尔和列维曾经说过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

  但是,在这之后,哈维却列举了一个撒切尔夫人的事例。撒切尔执掌英国之后,采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打击了英国一些根深蒂固的阶级力量形式。她发对原先的贵族传统,“而与鲁莽的企业家和新兴的富人站在同一阵营”。同样的事情在美国也发生着。“在美国,金融家和大企业行政总裁的新生力量和重要性,以及一些暂新部门所迸发的巨大活力,深刻改变了上层阶级经济力量的核心”。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化过程带来的,有时并不是旧有的阶级利益的恢复。正如哈维所说,“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带来了阶级力量的重建,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力量恢复到同一批人那里”。

  而在我看来,虽然这种意义上的恢复或是重构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意义不大。但是,由于精英之间为了实现自身阶级利益的恢复而展开的角逐,在法律的框架内,很大可能性上是以经济的角逐实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定然会更加激烈,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会进一步拓展市场的自由度。其次,市场乃至国家阶级力量的重构和转换,至少给市场经济的转型和更加繁荣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上实现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国家干预与自由主义之“度”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才是恰如其分的呢?正如哈耶克反对给出一个明确细致的量化标准,而主张通过渐进式实验的方法来寻找政府(这里指是广义上的政府)在市场中的合适位置一样,邓小平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类似理论。
         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的自由进行干预,这个行为的“度”并不是量化固定的,而是相对动态的。因此,通过渐进式实验来寻找自身的位置,成为政府在干预市场的情况下所要必须的经历。

  但此过程中的政府行动应当在法律的全面监管和约束之下。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法制意识的淡薄以及法治推行的缺位,政府行动的过多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了对市场自由的干扰。就中国目前而言,政府应该给自身以及市场的行为建立一个稳定且持续的法律框架,尽可能减少人为的不确定性,以加速市场向规范化和制度化方向转轨。

  此外,很多反自由主义者有一个误区,认为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哈耶克进行了反驳,他“不否认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应当有所作为”,这也是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在他看来,真正衡量政府介入的标准并不是其行为的量,而是质,只要政府行动以增进市场的作用以及与自由主义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不相冲突为前提,那么,“政府行为的介入还是相当必要的”。否则,宁可不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

  而在另一方面,与古典自由主义相似,新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在法律下面的自由。人们可以追求自身原始的兴趣和欲望,只是要受到一些法律的约束,以防止他们去侵犯别人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但是,反过来,无政府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自由主义的极端方式。总结为一句话,就是“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一种法治的自由观,它限制每个人的自由,以保障一切人享有同样的自由”。

  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现状和未来

  今天中国的国家制度控制着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的几乎所有领域,它包办了所有的公共事务和大多数的经济事务。国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公共服务谈不上有任何的选择余地。而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是否能够得到提高,关键却恰恰在于公众是否有机会能够参与到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之中。

  而在缺乏自由的前提之下,谈公共服务应该由谁来提供的问题,无异于天方夜谭。在当下的中国,铁路由国家提供服务,认为私营企业罔顾了许多未能获得利益的少数人的需求。但是,政府的服务最终带给我们的,确是永远登不上的12306。

  自由赤字根本使我们无法信任任何公共服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许多政府服务机构经常埋怨公众对于公共服务吹毛求疵:可是既然政府已经包办了所有的事务,难道它不就天生地应该对所有的事务负责任并且接受所有的抱怨和攻击?

  将自由赤字放大之后,我们会发现一种普遍社会心理的一个缘由,那就是对于政府强烈的缺乏信任感。政府用大量的央企、国企包干了绝大多数的高利润行业,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民生的改善却成为民众厌烦的形象工程。而央企、国企在种种作为,例如员工高工资高福利、垄断但是仍然贪婪的要求涨价、在市场竞争中无视竞争规则等等,都让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大幅受挫。

  众多反市场经济学者反对自由化,并拿近期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为例,说明市场的自由化带来的必定是市场的无序。而在我看来,这一切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政府的过多干预才使得此番世界金融危机来势汹汹。西方国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巨大,原因就在于它们对于市场的干预已经超出了它们本身应当所做的;而中国之类对于市场有强大干预能力的国家,之所以损失比较小,是因为政府的强大的干预已经将市场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排除在外,而并不是中国式监管之下的市场有很高的抗危机能力。

  据此,中国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放松市场管制,推进市场的自由化;再比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践“服务,而不是掌舵”,将政府活动限制在市场之外。总之,“即使面对金融危机,政府也应该更多地给市场一个自由的自我恢复的环境。政府要做的是防止社会动荡的出现,所以钱应该直接花在贫穷的、失业的、遭受损失的人身上,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如此,政府和市场就会相安无事,经济会缓慢的自我修复,政府权力也不会急剧膨胀,乃至于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角。

  一切正如学者周保松在《当代自由主义》中所说的那样,“在今天及可见的将来,中国人将面对两重挑战,一是政治上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二是资本主义市场对人的剥削和异化。自由主义恰恰在这两方面,都能提供非常丰富的道德资源,供我们思考如何面对和批判这两重压迫。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改革上,我都不认为右派自由主义和左派,能够较自由主义提供更好更合理的方案”。
 楼主| 发表于 2012-12-5 12:10:0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面临富裕危机
香槟 于 2012-12-3 9:38:4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当今中国应该担忧的是“富裕危机”,而非30年前的贫困。今后中国官员将不得不努力逃离这个制造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的市场刺激陷阱。

  在过去,令中国官员夜不能寐的是国家的贫困。但现在,令人失眠的不再是贫困问题,而是富裕问题。

  亚洲富裕阶层快速增长 中国富人超西欧多国

  根据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亚洲首次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地区,调查报告称,截止2012年6月底的为期一年间,亚洲地区家计总资产超过欧洲,全球家计总资产同比减少5.2%,报告还预测指出,亚洲地区的富裕阶层人数还将在今后数年内快速增长,预计5年内将扩大70%,达1170万人,其中日本和中国的新增富豪人数最多。

  法国<索福瑞公司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西方国家富人仍占全球富人总数的80%。而中国的富人人数超过了许多西欧国家。

  27%的美国家庭属于富裕家庭,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只有1%。根据中国公安部的数据,中国有4亿多个家庭,这意味着有400多万个中国家庭进入了富裕家庭的行列。

  调查还显示,全球富人的80%居住在西方国家,但中国富裕家庭的数量已经超过德国、法国等主要欧洲国家。

  报道援引索福瑞商业和金融部门主管斯蒂恩的话说:“全球富人的人数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调查预期市场的潜力和走向。我们这次调查证实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将在未来几年成为全球富人聚集的中心。”

  中国资产分布不均情况远远大于收入不均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发表的报告称,流动资产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人平均年龄为36岁,香港类似阶层的平均年龄是48岁,印度尼西亚为38岁。这份报告囊括了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印度、印尼、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的数据。

  汇丰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国富裕阶层的年龄在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中是最年轻的,而且这一阶层的人数有望超过亚洲发达国家。

  汇丰亚太区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李锦荣说:“他们的年龄都在30多岁左右  正是积累财富的阶段。将来看到这批人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时,你不会觉得意外。到某个时候,这批人的数量将很可能超过那些成熟市场的水平。”李锦荣表示,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将很可能促使亚洲富人把更多资金投在当地。

  据悉,汇丰、花旗、渣打这些全球性银行都在亚洲扩展业务。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财富创造速度都超过了美国和欧洲。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显示,截至去年8月,中国内地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6.38万元。其中,城市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11.20万元,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3.10万元,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

  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51569元,城市70876元,农村22278元。从数据中发现有0.5%的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有150万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说明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等的现象已经较为严重。

  清华大学教授李宏彬表示,根据这个收入分配算出GDP数下线是0.44%,资产85%,根据资产算出GDP数是0.75%,说明我国目前资产分布不均情况远远大于收入不均情况,这跟房地产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有关系。

  中国贫富差距超美国 面临泡沫经济

  在中国日渐富有的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求助于新的信息来源,试图理解中国的问题。1958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一书对当时美国狂热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现象作出批判性分析。他指出,对所生产的物质总量的狂热追求必将让位于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可能的生活质量。

  中国已经变成贫富差距比美国还严重的国家。卢周来和王绍光等中国学者认为,在当今中国,加尔布雷思能很容易地找到美国富裕社会的症状。首先,当局代表着以其他一切为代价,狂热追求经济增长的一代人。其次,自从社会主义中国打破社会保障的“铁饭碗”之后,不平等现象急剧加剧。第三,个人消费的膨胀以牺牲养老金、卫生和教育等公共福利投资为代价。第四,过度发展和“面子工程”的开支大幅度增加,削弱了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投资。

  缺乏对大多数劳动者的保护巩固了支撑中国增长的另一个支柱:用于投资基础设施的廉价资本。如果政府不保障养老金、卫生和教育服务,那么人民就必须省下近一半的收入以应对个人的困难。但国有银行提供的利息过低,使得大量廉价资本落入企业家手中,为投机性投资埋单,造成通货膨胀,使国内遍布着一些无用的庞大工程,如宫殿般的市政办公楼、停产的工厂和空置的酒店。

  中国对增长和财富的渴求制造了泡沫经济,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陷入贫困。近年来在中国展开了关于如何逃脱富裕陷阱的讨论。一方面,有很多人要求采取措施刺激内需。他们提出的第一项建议就是提高工资,取消对出口的人为补贴,为获取社会服务提供便利,改革户口制度,结束通过人为压低利率进行的“金融镇压”。

  提高工资和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已经很困难了,但结束低利率的“金融镇压”更是对中国权力阶层利益的直接打击。

  此外,这些措施将成为增长的障碍。因此,很多观察家寻求一个让中国的财富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他们主张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鼓励企业提高价值,制定使不平等现象具有合法性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不平等是进步的重要条件。

  很多人赞成中山大学教授肖滨提出的弹性专制的“广东模式”,这种模式给予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互联网上表达担忧的空间。但王绍光担心的是,如果不竭尽全力应对造成不满情绪的根源,问题会越来越糟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金融危机不仅标志着华盛顿共识的死亡,也引发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危机。广东等最发达的地区立即陷入混乱,西方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骤减。此外,随着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和利率上涨,关于传统增长基础逐渐被破坏的感觉也日益强烈。

  中国的巨额一揽子刺激计划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加剧了长期的不平衡现象。如果说前人不得不与贫困问题作斗争的话,今后中国官员将不得不努力逃离这个制造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的市场陷阱。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1 17:31:30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生而平等”,不是指“现世人”的平等。它是指在人被造之时、远古之时、国家形成之前人们的某些状态。仅仅或主要指某些与后来公共关系有关的权利方面的平等,而不是指方方面面的平等。
  它与权力神授相对立,意在强调:某些特权及等级不是天生的、被造的。人最初都是平等的,在自我管理方面是平等的,他们可以自由处理自己的财产与人身,不存在从属关系,远古状态的平等主要指这些方面的平等。原始状态下,人的天赋等其它平等吗?不言而喻,它们仍是不平等的。这根本不用证明吧,地球人都知道。一个白痴的能力能与正常人平等吗?他们之间的经济状况能平等吗?

    洛克说:传统专制者认为“一切政府都是绝对君主制;他所根据的理由是: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 ”“当他说我们天生是奴隶,我们除了做奴隶外,没有其它办法,我们只能相信他们的说法,我们一生下来便同时取得生命和奴隶地位, 在未丧失生命以前,决不能不当奴隶。”
  洛克又说:“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 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 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 意志。”
     “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 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极为明显,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 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
  洛克把“被造时或远古时的自由平等状态”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它不是指“实然状态”,不是指“现世的”、“现在”的状态,而是指政府权力形成之前的状态,一种人们自由处理事务等方面的平等状态。它讨论的是政府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
  后来因各种原因,人类社会秩序混乱,为了避免混乱,人们与国王订立契约,让渡权利,形成政府。但仍然保留着生命权、自由权私有财产权等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被称为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如果国王侵犯自然权利,就意味着他破坏契约,人们便有权推翻他。
  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然权利。

  那么,国家形成后,人们在公共事务中的权利是不是平等的呢?不同思想家的观点是有差别的,也可以说稀奇古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学者们怎么解释了,现实社会的实际表现也可以给人启示。这是公域的情况,暂不多说。

  
  你自己细思一下:自由第一原则与平等第一原则,它们有着冲突的一面。对吧。
  (人类私域活动,如果遵守自由原则,并且政府保护私域的活动自由。那么,它必然导致很多方面的不平等。也必然导致经济方面的分化;甚至出现马太效应,贫者更贫、富者更富。
  这似乎有着一种自然淘汰趋势。
  左派右派中某些流派甚至还强化这种现象。我举一例,社会主义温和派、费边主义者萧伯纳曾提出,社会有百分几的人是无用之处,应该发明一种煤气工具,对这部分人进行“人道毁灭”。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萧伯纳的这种讲话视频。

  正因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种种弊端,所以出现各种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希望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平等,但往往又带来新的不平等,比如法西斯主义希望能实现一种民族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但带来民族间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的构想主要是幻想,不用多说。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平等观主要体现在按劳分配上,他们把劳动理解为一种类似简单的体力劳动,它实际仍是一种不平等。因为人的天赋及后天能力及知识的不同,必然导致劳动的差别,也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这还是理想状态;如果考虑到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这种复杂等级分配制度更接近一种等级制度,整个制度不仅剥夺农民的剩余,而且实际也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剩余,人们的消费被压低到极限,民众实际上是一种贫穷上的平等。马克思列宁等人口口声声声称国家工作人员工资不得越过熟练工人的最高工资,但权力阶级的顶端群体过着奢侈特权生活,这些与平等相差十万八千里......
  平等在现阶段很难实现。在自由主义环境下,平等往往会与自由相冲突。

  现代新自由主义左派往往通过民众的选票来达到一种均富目的,比如累进税制及福利制,它意味着纳税及再分配的的不平等。等等。不同种族的平权原则又带来相应的不平等,类似情况数不胜数。

  ......
    论平等的书籍非常多。扯起来没完没了。在现阶段,它不可能彻底解决。现在仍在磨合中,比如累进税就涉及到平等与不平等问题,哈耶克就专门进行过论述。)


谈一些感受:
呵呵,受教了。
你似乎仍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认同或否定“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或者你的回答是:法国的人权宣言仅仅承认权利平等是远古时代的事。在现实中,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而且应该不平等!不管现今的民主社会,或是专制社会?
毛蛋炒饭先生,请把书本上的知识,转换为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观点。

“权利平等”应该与“财产平均,机会平均”有所区别,并且是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这三个是等价概念,那即就远古时代也不是平等的。人的智力,体力的差别,不是组成人类社会后才有的,处于动物世界时就有。
但远古时代的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却是学术界的主流看法。这就与上面的结论形成矛盾了。
即必有一个是错的: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错的;或把权利平等等同于财产平均、机会平均是错的!


毛蛋炒饭:
我让看到实际上的不平等,这就足够了。
  你要注意分清事实与判断。你说:“在现实中,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而且应该不平等”人的不平等在很多方面表现为事实。至于“应该不平等”,这只算是你的主观“判断”,也是误读。
  至于平等,简单一句话可以说清现状,在自由不容侵犯的前提下,真正能平等的也许只能是人格与法权上的平等。至少目前还是这样。这是我的判断。
  一切差异,实际上也是不平等。一旦所有形式上平等了,它就意味着人的自由全然丧失,人丧失自由,人便不再是人,人成为实现平等理念的工具,成为平等的奴隶。形式上的平等,也意味着存在一个监督一切人的强制权力,它甚至有接近上帝那种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权力,你想想,一旦人掌握了这个权力,其它人就是他的奴隶了。
  自由,它与市场自由交换互为表里;平等,则与强制权力互为表里。平等广度与深度的延伸,也意味着强制权力的延伸。它意味着什么?
  自由,意味着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能力与知识来实现自我及自己的利益;一旦强制干涉下的平等的强化、延伸,它就意味着人们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不能运用的能力和知识,来谋求自身利益,而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甚至只能为“组织或国家”奉献能力与知识。
  哈耶克分析说,这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在自由条件下,平等首先是人格与法权的平等。其它平等只能在不断纠错过程中探索。


谈一些感受:
你仍然把财产平均与权利平等混为一谈。民主社会现实存在的财产不平均能否定了民主社会人与人的权利平等?
如果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就在平等方面没有质的区别,而只有量的差别。
这也是一切专制国家的宣传机构把财产平均与权利平等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
不承认人的权利平等,这实际是“承认有些人的权利应该高于另外一些人”另一种表达方法!这样的实际结果会是什么呢?必然是掌握统治权力的人高于被统治的人,而绝不会是被统治的人的权利高于统治者。既然统治者在这种伦理下天然的享有独自制定社会规则的权力,它会赐给你自由?

以社会实践看,一个民族民主流认识对平等没有形成共识前,这个民族的个体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保障自由的产生,并维持自由的存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人的权利的平等,就没有自由。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1 17:33:32 | 显示全部楼层
王思琦:平等与自由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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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个回复星河洗剑 于 2005/1/5 0:42: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作为正义(公正)的两个组成部分,当自由(liberty)和平等(equality)作为抽象的价值时,二者的关系似乎是兼容的与和谐的。一方面,自由和平等共同被看作是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使人自由就是使人生存,自由是人的生存权利。但人之所以要获得自由,是因为从思想上考虑到人与人是平等的。事实上,如果人们不能平等相处,又怎能宣布人人自由呢?另一方面,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平等被看作是自由的逻辑前提,二者缺一不可。在争取个人自由的斗争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争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显然,在把人按各种等级标准进行分类的特权社会,在人的出身、财富、种族等决定个人价值的不平等社会,个人自由是无从谈起的。正因为如此,自由和平等才共同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锐利武器。在近代西方思想家那里,自由和平等同时被当作人的"自然权利",自由便意味着"平等的拥有自由"。

然而在现实的社会中,平等与自由却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西方社会普遍将自由看作是一个人能够在不受他人阻碍的情况下活动的空间,其作用是防范公共权力及他人对个人的侵害。因此,其终极的价值取向指向的是公民个人。这种价值取向要求政府的功能主要应局限于消极地保护个人权利,而避免提供社会服务或实现社会正义,即要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因此,自由就是免于被强制去做什么的状态。但是由于平等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社会比较,因此更多地指向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关系,其终极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公平,由于每个人在能力和条件上的差异,必然存在财富、地位、权力占有的不平等,这就要求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干预社会分配,即要求政府依据平等原则加以再分配。但是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必然会影响某些人的自由,因此平等与自由往往难以得兼。

在现实中,近代西方社会一开始更多地是将自由和平等这对范畴当作保障人们在政治、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的前提而追求的。而在今天,在当今的西方民主国家,自由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已经在很高的程度上得以实现,但是,平等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尤其是经济不平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在社会中存在。人们越来越发现,平等主体自由竞争的结果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冲突与不稳定。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由于人们之间自然力量的不平等,也由于人为的或社会的不平等,自由活动的结果便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当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平等时,发现自由与平等很容易发生对立,在实现其中一种理想的过程中,另一种理想则会被牺牲或削弱。因为自由的扩大并不一定会促进人类平等。当一个政府把不干预私人活动确定为其基本政策时,就会任由自然的或人为的不平等因素在社会中间发生作用,从而可能会产生出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若一个政府过分地强调平等时,也容易抹杀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具有的差别,不利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

作为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目标,自由和平等二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也是社会政策领域内的一个基本难题,这也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之间矛盾的一个根源。在社会政策领域,自由的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有可能出现新的综合或者说是"第三条道路",既满足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个人自主的需要,又能使社会正义、和平等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准。市场经济的孕育发展推动了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运动,同时也就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调控从强制到自愿的转变。当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成为现实的时候,组织化程度最高、掌握着最强大的暴力的国家既可以成为自由的有力保障,也可能构成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平等不仅可以贯彻自由,而且可能毁灭自由。"

如何处理自由与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学术背景的观点分野的标志。大多数右翼哲学家都认为,自由与平等是相互冲突的理想,你只能在二者中择一。而且,当这两者冲突时,应当选择自由而抛弃平等。大多数左翼学者则相反,他们要么认为,对自由与平等界定得当的话,它们之间不会有冲突,要么认为如果有冲突,自由应让位于平等。

例如以诺齐克和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强调自由与平等,尤其是与实质平等的冲突性,强调自由而摒斥平等。诺齐克将其论点建立在自我所有的命题之上。诺齐克对这种原则作了具体的描述:每个人都是他身体的合法拥有者,只有自己才有权支配自己的生活、自由以及通过对自己能力的运用而获得的正当的财产,因为它们只属于你而不属于他人。除非有契约,任何人没有义务向别人提供任何产品或服务,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强迫一个人去帮助另一个人。正如政府无权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迫某人割下自己身上的某部位来救另外一个人一样,政府也无权以累进税的方式强制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来救济其他人[6]。

哈耶克也反对政府以强制的方式实现社会平等。他只承认个人权利意义上的平等概念,却不承认人在事实上的平等,在他看来,"就平等待遇的要求而言,最具危害的莫过于把它建基于所有的人在事实上都是平等的这一显然违背事实的假设之上。"因此自由至上者主张,正义只存在于程序中,分配的正义性并不在于分配的最终结果是否平均,而在于分配的程序是否正当。正当的分配程序,应当根据个人的自由权利,当人们根据个人的自由权利选择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方式时,社会就应当根据每个人对社会所做出的实际贡献来分配经济负担和经济利益。任何强加的分配模式,都违背了正义,因为它侵犯了个人权利。

在此基础上,哈耶克进一步论证说,如果一个机构控制了一切手段的话,它也就必然地控制了一切目的;因此,社会主义必然会对我们所珍视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带来威胁。为了全力以赴达到某一特定目的,法律可以授予政府或某一个人以为所欲为的权力,从而导致人治和特权的诞生,使任何专制行为都成为合法的行为,而这显然不符合法治精神,会给公民自由带来损害。他强调指出,事实上,专制的政府可以在形式上是民主的,通过民主程序所授予的权力也可以是专断的。而且,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为了保证计划的实行,当局必须控制一切舆论,产生出全体人民的思想"统一性",为达到所谓的"集体目标"可以牺牲一切,而最终导向极权主义[7]。

平等主义者德沃金则强调一个理想的社会是致力于平等的社会,因而他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不是自由而是平等,政府必须关心它统治下的人民,就是说,把他们当作有能力经受痛苦和挫折的人;政府必须尊重它统治下的人民,就是说,把他们当作根据他们应当如何生活的理性概念有能力组织起来并采取行动的人。政府必须不仅仅关心和尊重人民,而且必须平等地关心和尊重人民。不能根据由于某些人值得更多地关注从而授予其更多的权利这一理由而不平等地分配利益和机会。不能根据某个公民的某一集团良好生活的概念更高尚或高于另一个公民的同样概念而限制自由权。总而言之,这些假定也就指出了可以被称作是自由主义的平等概念的东西,这是一个平等概念,而不是它们提出的作为允许的自由概念。因此在他看来,自由其实可以用平等来解释,某些自由可以因为平等而放弃[8]。

西方学者对于自由和平等的论争,实际上体现出他们各自出发点和立场的不同。自由至上主义代表资本主义上层社会,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更加重视个人自由。他们反对国家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认为福利国家的计划以及为资助这些计划所必须的累进所得税已经威胁了他们的自由,因而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反对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任何干涉;平等主义者则代表中下阶层,他们不满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更不满上层社会的特权,因而希望运用国家的权力,通过各种福利措施,给他们以更多的公正和社会平等。
 楼主| 发表于 2013-1-6 10:50:47 | 显示全部楼层
汪丁丁:正义诉求与政治解决 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发布时间:2012-12-07 10:42
摘 要: 生活世界有三个维度  “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 “精神生活”。能够长期延续的生活,在这三个维度上积累,形成传统。生活世界外生的或内生的变动,也依这三个维度分解为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变动。与传统相冲突的变动,只要足够强烈就可使传统持续演变。转型期社会的特征,是变动与传统的持续冲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显著的变动,可表述为适合市场经济的 “小世界”网络结构的扩展过程。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机会、财富和权力在人群当中的 “幂律”分布,从而引发普遍的正义诉求  表现为大众对 “公平”的迫切需求,这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式。在精神生活的不发达阶段,大众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正义诉求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维度上的自我满足。在 “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平面之内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消除或缓解权力的幂律分布,从而要求生活世界的网络结构从效率主导的演变为情感主导的。物质生活的效率原则与情感生活的心性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式。
  关键词: 基本问题; 正义; 心性
  一个 “问题” ,首先,它的英文是 “an issue” ( 常译为 “议题”) ,而不是 “a problem” ( 常译为 “问题”) 。其次,它由下列三个条件界定了它的基本性质: ( 1) 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真实生活情境内发生并等待求解,越是基本的议题,越令人困惑且长久地挥之不去; ( 2) 求解问题的路径不唯一且存在至少两条同等重要但相互冲突的路径; ( 3) 在发生这一问题的情境内,受这一问题困扰的人们不断积累和寻求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传统。
  据此,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应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不去的议题,当中国人试图求解这一议题时,立即陷入两难困境,因为存在着同等重要但有根本冲突的不同政治路线。为生存而不得不奋起求解这一议题的中国人的努力,于是沉积为关于基本问题的本土的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这样的传统,主导了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似乎仍在主导目前和未来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目前,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许多困扰。这些困扰可依照下述三个维度加以排列: ( 1)物质生活的维度; ( 2) 社会生活的维度; ( 3) 精神生活的维度。最初的困扰来自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 ( 物质生活的维度) ,或许那时多数中国人因此而赞成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稍后发生的普遍困扰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出现的 “为富不仁”和 “官商勾结” ,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腐败 ( 社会生活的维度) 。再后来的困扰,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贫困化或腐败 ( 精神生活的维度) 。最后,也就是现在,来自三个维度的各种困惑演变为全民的焦虑从而成为一场总体危机。不论何时何地,内源式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议题似乎永远是 “正义”   在这一观念最原始的意义上。
  我们生活体验里关于正义的那一部分,首先应被称为 “正义感”。我们的感觉,佛家列举 “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前面的五种在人类是专业化了的,有 “感官” ,其感觉称为 “官觉”。五种官觉之外, “意”是第六识,称为 “意识” ,它的感官,在英文称为 “mind” ,在中文称为“心”。可是英文有 “heart” ,对应的解剖结构称为 “心”。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主 “意”的 “官”就成为一个问题。为了更迅速地从事物外部认识它,笔者可以找到演化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根据来说明我们的任何感觉都有而且必要地有一些模糊性。于是,任何感觉都可能变得更清晰,这一过程称为“分析”。例如,我们要让语言变得更清晰,就施行 “语言分析”。基于这一方法的哲学,就称为 “分析哲学”。所以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分析哲学家,本意很可能是要让他自己感觉中的世界变得更清晰。
  我们的正义感,也是可以分析的。半世纪前,分析正义感②的时候,人们常引罗尔斯的正义论或“以公平为表现的正义” [3]。其实,罗尔斯的分析框架有太强的逻辑假设 ( 只适合于每一个人已经具有自由精神与民主精神的社会) 。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阿罗的方法来表达人们的偏好,这就远比罗尔斯 ( 最初由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确立的) 的预期效用理论的方法有更弱的逻辑假设从而有更强的解释力 ( 不仅适合于民主社会) 。阿罗在他的博士论文里确立的 “偏好”表示,也是当代经济学规范理论的开端。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观察和体验,我们常说某社会甲比某社会乙更好,这是什么意思呢? 借用阿罗的分析框架 ( 分析的逻辑与演化的历史是不相容的) ,我们每一个人,基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经验,原则上,可将这一社会的全部逻辑可能状态依照这些状态在我们感受中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在谈及 “价值”( value) 时,小密尔给出 “utility”( 效用) 的定义: “importance felt”( 被感受到的重要性) ,真可谓精辟。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效用的更现代表达是 “偏好” ,即事物或状态的重要性排序。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之后,当然可以有关于这一社会各种可能状态的排序。有关于社会甲和社会乙的足够体验之后,一个人,当然有关于社会甲和社会乙的偏好,称为他关于社会甲的偏好和关于社会乙的偏好。此处,有必要更清晰地界定 “偏好”。由此,又引出演化论的视角。
  遵循阿罗的 “偏好”表示方法,我们假设 ( 偏好的 “完备性”) ,一个人可以将世界的全部可能状态,依照他感受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并且这一排序不能呈现循环 ( 偏好的 “非循环性”) ,因为循环意味着自相矛盾,而自相矛盾的排序使人不知所措。于是,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重要性排序的向量,其中的每一分量对应着世界的可能状态的一个等价类 ( 循环可视为等价) 。理性的个人,总是希望实现他的重要性排序里位置较高的那些等价状态,并且据此参与 “社会选择”过程,投入资源,以期实现更好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讨论社会选择的机制问题,我们就不必讨论社会选择的各种 “不可能性”和 “可能性”定理。这时,我们可以说的就是: 每一个人排序里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实现,依赖于这些生活方式在其他人排序里的位置。一个等价状态类是 “帕累托改善” ,若它在每一个人的排序里都有高于现状的位置。如果存在帕累托改善③的状态类,那么,一个最简单的正义问题就是: 为何不能实现由这一类状态表示的社会全体成员的每一成员的更好生活? 关于上述的最简单正义问题,经过反复思考,我们不难明白,它的清晰解答要求我们界定 “世界的可能状态”这一观念。如果在每一个人的重要性排序向量里,世界的可能状态包括了个人努力之后可能达到的那些状态,那么,例如通过 “交换”可能达到的状态,意味着潜在的帕累托改善。一旦允许个人的重要性排序里包含潜在帕累托改善,我们知道,社会选择就可能出现循环 ( 即允许 “后悔”) 。如果世界的可能状态不包括个人努力之后可能达到的那些状态,则每一个人加以排序的,可称为 “静态”排序。在静态的世界里,怎样定义 “可能状态”?
  如果一个人从完全静态的视角观察世界,那么,任一可能状态,要么是已经实现了的,要么是潜在可实现的。任一潜在可实现的状态,要么由他想象中的诸种努力可以实现,要么在他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实现。换句话说,任何潜在可实现的状态,对他而言有成本 ( 努力的代价或等待的代价)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仅对已实现的状态加以排序,又根据这一排序里各状态的位置,通过以某一状态 “交换”另一状态来改善他的生活,并在不能有所改善时停在某一均衡状态里。在阿罗阐述的社会选择理论的逻辑框架中,一个人不仅对已实现的状态而且对潜在可实现的状态加以排序。任一潜在可实现状态,要么等待一段时间才可自然实现,要么借助某种社会选择机制才可实现。若不考虑时间 ( 历史与逻辑不相容) ,那么,阿罗指出,我们可以假设,每一个人在全部逻辑可能的社会选择机制的集合上有一个重要性排序。于是,每一社会成员可努力争取实现他想象中较好的社会选择机制,然后,借助实现了的社会选择机制来争取实现他想象中较好的状态。依此类推,阿罗指出,可以无穷递归到最高的选择层次,即布坎南所谓 “立宪”层次。在立宪层次,社会必须选择 “宪法”本身,即在全体逻辑可能的宪法的集合上的个人排序与社会选择。
  以上所述,遵循彻底的理性选择思路。我们可以定义: 在这一逻辑框架里每一个人从可能状态层次到立宪层次的完全理性选择 ( 即永不后悔的选择) 所需要的信息,称为 “完备信息”。事实上,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要求完备信息。不仅如此,一项信息,要么有意义却不被理解,要么有意义且已被理解。只有已被理解的信息才对理性选择有所帮助。理解了的信息,称为 “知识”。由阿罗确立的“社会选择理论” ,要求完备的知识。
  可是,对任一个体或任一群体而言,知识,只能是 “过程” ,它不能完备。知识过程与个体或群体在生命过程中的感悟不可分离,这一不可分离的过程,它的基础是生命感悟,笔者称之为 “怀特海三段论” [4]: 在有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有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生命只在生命过程中获得感悟或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这是因为,首先,在重要性诸多感受中最重要的感受称为 “死亡” ,并且不能感受死亡的便不是生命。其次,生命在向着死亡的生存中感受到具有重要性的全部知识,以 “更好的生活”为准则,并且与现状相比而言更好的生活必是 “未来的”因而是包含不确定性的 ( 有时间就有不确定性) 。最后,由奈特明确定义的 “不确定性” ,是无法预见的和不可重复的,即柏格森阐述的 “创化论”过程,这一过程只在它之内而不在它之外呈现关于它的知识。
  这样看来,我们要描述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不借助演化社会理论是不可能的。演化学说源于 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传统的道德哲学情感学派,代表人物是休谟和斯密。现代关于演化社会的道德理论和知识理论,源于哈耶克和波普。幸福、正义、仁慈和谨慎,苏格兰启蒙时期的道德哲学家们探讨这些情感的功能、协调、演化原理。一个社会,在演化视角下,没有最佳状态,只有潜在改善状态。并且,每一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潜在改善,相对于现状而言,不假设完备知识,只假设 “局部”知识 ( local knowledge) 。局部的知识,就是在特定情境 ( 局部) 之内关于潜在改善状态的知识。
  例如,在特定 “社会网络”的某一局部,可以有 “囚徒困境”博弈。在二人随机相遇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可以有 “合作”策略与 “不合作”策略。如果这一局部之内多数人在这样的博弈中采取合作策略,那么,与多数人采取不合作策略的局部相比,这一 “局部社会”的全体成员的福利很可能得到改善,这一改善可以是帕累托改善。虽然,这样的帕累托改善很难是稳定的。在 “囚徒困境”博弈中,背叛合作可获得比合作更高的个体收益。因此,合作策略的维持,依赖于合作或背叛合作的信息在局部社会里的传播方式。在 “乡土中国” [5-6],也即 “熟人社会”里,背叛合作的信息迅速传播,一次背叛所得的收益很容易被长期不再有合作者的损失完全抵消。故而,乡土社会里,合作是常态。在现代社会,信息在局部网络的传播方式千差万别,很可能不利于合作策略的延续。事实上,现代社会结构未必能使生活方式的潜在改善成为现实。
  何谓 “社会结构” ? 韦伯描述了三个维度,其一是经济维度; 其二是政治维度; 其三是价值诉求维度。韦伯描述的政治维度,曼又分离为两个维度: 军事的和政治的。根据曼的历史考察,首先,社会权力有四重来源: 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其次,不存在脱离上述四重权力网络的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社会”[7]。
  韦伯的框架和曼的框架,或多或少可以相互表达。不仅如此,开篇引入的 “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 精神生活”三维框架,与韦伯的和曼的框架,也可以相互表达。
  
 楼主| 发表于 2013-1-6 10:51:5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设想,每一特定社会,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维度,各有一些权力网络。曼指出,这些权力网络相互之间或有重叠,但不失为社会分析的标度。例如,当我们分析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权力网络时,我们在 “政治经济学”领域内; 又例如,当我们分析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权力网络时, 我们在 “文化社会学”和 “政治社会学”领域内。社会理论的议题,那些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性的,很少可能局限于单一维度。
  社会网络的现代研究表明,常见的网络结构可有三类   分别对应于人类在洞穴时代的社会结构( 人与人之间平均距离很大并且熟人之间团聚性很高) ,在完全互联时代的社会结构 ( 人与人之间平均距离很小并且熟人之间团聚性很低) ,和介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所谓 “小世界”社会结构[8]。晚近发表的仿真研究意味着,最有利于传播合作信誉的,是小世界网络[9-10]。
  就中国情形而言,文化权力的网络结构,极不健康地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网络结构趋同,表现为强烈的科层化倾向。一个社会,如果它的各种权力网络都以科层化的方式扩展,它的演化路径将是怎样的? 首先,科层化的网络结构严重抑制企业家才能。在现实社会的各类网络中,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网络,称为 “星状”图; 若干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表现为若干星状图的相互连接,称为 “团块”网络; 许多企业的合作与竞争,表现为若干层次的 “团块”网络   在最高层次上的是规模最大的企业,约两家或三家,呈星状网络的互相连接,在最低层次上的是数目众多的规模最小企业组成的 “团块”网络。在现代市场社会里,资源和利润从最底层流动到最高层,服从 “幂律” [11]。最高层次的企业之间形成寡头垄断,很容易长期维持资源和利润的幂律分布。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社会与以往的中央计划体制类似,有强烈的官僚化倾向。其次,当企业家才能 (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完全枯竭时,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文化创造,都将陷入停滞状态。此时,社会为延续其生命,要么革命,要么改革。社会沿自己的演化路径表现出强大的惯性 ( 路径依赖性) ,从而任何改革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阻力。当多次改革失败之后,在幂律作用下迅速累积的资源和利润的不平等分布,很容易引发社会革命。

在上述的演化视角下,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可以表述为: 基于科层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结构,资源和利润的幂律分布趋势使正义成为社会的普遍诉求。这里需要解释,与前述社会选择理论框架之内的正义诉求不同,演化视角下的正义诉求,基于 “现状”与 “以往”的比较,而不是基于现状与可能实现的更好状态的比较。例如,一位工人很可能感受到日益强化的正义诉求。或许,他的现状与以往相比,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在他感受中更强烈的是收入分布和机会分布的不公平。又例如,一位企业家,现状与以往相比,他或许更加富足,但仍可因他的经济权益随意被政治权力侵犯而感受到强烈的不公平。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 “前景”理论 ( prospect theory) ,既得利益 ( status quo) 对行为主体的福利判断具有关键作用。大量的实验表明,以既得利益为参照,行为主体因现状恶化而感受痛苦的强度,大约是他因现状改善而感受快乐的强度的三倍。换句话说,假如我们遵循 “卡尔多-希克斯”判据,将“赢者所赢之总和大于输者所输之总和”当作一项公共政策应予实施的充分条件,那么,即使我们在这项政策实施之后有能力将赢者所赢之总和的一个足够的部分转移支付给全体输者,由于输者的痛苦在强度上远大于赢者的快乐,这样的转移支付,在赢者所赢总和并非三倍于输者所输总和时,是不可实施的。
  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演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权力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科层化倾向。究其理由,首先是汉代以来皇权与绅权的微妙平衡以及维系这一至关重要的平衡关系的科举制。其次,与文官政治的道德贤良标准密切相关,“独尊儒术”的官方政策或多或少压抑了诸子百家学说在民间的传承与发展。最后,明清以降,君权和相权的平衡格局渐渐消失,而在君权一统的政治格局里,文化权力不能不依附于政治权力。
  上述 “权力网络”的分析框架,是以 “权力”这一概念为基础的。权力,被定义为 “对他人的影响力”。这一概念反映的是社会关系,或社会生活维度里的事情。所以,权力结构的分析,其实是从社会生活维度这样一个单独的视角,考察和整理 “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 精神生活”这样一个三维空间时得到的理解框架。如上所述,在演化论的视角下,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在社会生活这样一个单独维度的视角下,呈现为 “正义”问题。
  观察表明,虽然印度和中国都经历着物质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激烈变迁,但当代中国人感受到的强烈正义诉求,在当代印度人那里并不存在。我们知道,正义诉求的强烈程度,大致决定着政治欲望的强烈程度。所以,从印度人和中国人正义诉求的显著差异,我们可以推测,尽管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当代印度人却不会如当代中国人这样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欲望。追究原因,中印两国的观察者们早已指出,印度人和中国人在精神生活的维度上,表现出最显著的差异。20 世纪初叶,一位英国记者曾描写印度饥荒时期都市的穷孩子成群结队站在游客周围等待施舍时的平静目光。21 世纪初叶,访问印度的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些穷人眼里看到了同样平静的目光。在印度,收入和财富两极化的情形丝毫不亚于中国,为什么印度普通人显著地缺乏 “仇富”情结呢? 稍许考察印度文化,例如吠陀学说以致中古时期的佛家学说,我们不难看到,印度普通人在精神生活这一维度里,有追求心性自由的传统。很可能,正是这一文化传统,以及它在中国的缺失,可以解释上述正义诉求的显著差异。
  怎样追求心性自由? 根据多位印度智者的教导,例如,根据克里希那穆提[12] 的教导,所谓 “自由” ,归根结底就是 “不外求”。完全地实现不外求,在佛家学说里表现为 “了却生死”。如果我们持续地对我们周围人们的收入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状况感到愤愤不平,那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获得追求心性自由的能力。可是,我们怎样获得这样的能力呢? 我们知道,在社会权力网络的结构中,每一个人,只要享有足够多的信仰自由,那么他或迟或早总会获得追求心性自由的能力。因此,正义问题,在精神生活这一维度,首先表现为信仰自由问题。信仰,是一种情感或一种情感方式。现代危机,植根于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持久不协调。
  以上的分析意味着,只要有足够的信仰自由从而普遍形成了追求心性自由的文化传统,那么,前述的正义问题未必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当然,一群人,从信仰自由到获得信仰,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或许要数百年,或许永远也无法有信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实质的论辩中,有不少学者指出,商周交替,殷人敬鬼神,周人敬祖先,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宗教或关于 “外在超越”的信仰日渐消失。古代儒家以致宋明儒家是否有信仰,至今尚无定论。故而,为摆脱因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不正义而有的痛苦,我们应探讨的是 “心性自由”问题,而不是更狭义的 “信仰自由”问题。心性处于自由状态的人,他们的基本感受是: 幸福,不再需要向外诉求。与精神的完全自足相伴随的幸福感,汉译佛家术语谓之 “极乐”。
  于是,我们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探讨,逐渐地将我们带入这样的语境,在这里,我们应同时考察当代中国人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感受并追究这些感受中最重要的冲突。由这一冲突驱动着,才有中国社会的下一步演化。在我们的三维视角下,社会维度的 “正义”问题是否仍成为基本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在上述的三维视角下,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大约从1860 1960 年这一百年时间,社会的基本问题 ( 即普遍的正义诉求) 及其求解过程,主要局限在“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这样一个平面世界里。与此同时,来自精神生活维度的影响,主要是本土文化传统与西洋和东洋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典型地如孙中山提出的 “三民主义” ,中国**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以及诸如 “乡村建设运动”这样的伟大努力,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追求十分相似的目标: 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改善。可是,在现代化运动的第二阶段,或许也需要一百年时间,如梁漱溟预期的那样,社会的基本问题及其求解过程,从 “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的二维世界,逐渐转入 “社会生活 精神生活”的二维世界。与此同时,来自物质生活维度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影响。
  反省我们以往的演化路径,首先,我们注意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深刻地转变为工业化的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 the way of living) 与 “情感方式”( the way of feeling) 相对而言,更多地可由日常生活及生活环境诸要素加以界定。最外在的因素,例如 “工作”( work) ,几乎不再有传统可言,它是世界性的,它服从世界通用规则。这些规则,目前仍主要源于西方社会。比工作更内在一些的是消费,它服从工业时代的消费规则。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传统农业社会,每日只有两餐 ( 朝食和辅食) 而且用餐时间更符合人体代谢的时序 ( 如 《内经?素问》所述) 。与此类似,我们饮食起居的其它要素,也已服从工业化的都市生活方式。例如,在都市地区我们很难找到诸如 “蝉蜕”这样的药材,我们很难不住在安装了现代供水和排水系统的楼房里,在现代化的小区我们很难如以往那样熟悉我们的邻居,更有甚者,在现代家庭内部我们甚至很难维系深刻的亲情。也因此,海勒教授( A. Heller) 定义的 “美好生活”( good life) 的三大要素之一是 “emotional involvement”( 深层情感交流) 。
  我们可以从外向内考察我们的日常生活,于是首先感受的是生活方式; 我们也可以从内向外考察我们的日常生活,于是首先感受的是情感方式。在生命演化到 “哺乳动物”阶段以后,动物可以有“情绪”( emotions) 。根据晚近发表的学术文献[13],比哺乳动物更低级的爬行动物,很可能也有 “情绪”。动物的情感,持续时间最短的,若干秒至若干小时,称为 “情绪” ; 稍长一些的,若干小时至若干星期,称为 “心情”( mood) ; 更长一些的,若干星期至若干年,称为 “性情”( temper) ; 最长的,可终生维持不变的,称为 “性格”( personalities) 。
  就情感的内容而言,通常划分为 “原初过程” ( primary processes ) 、 “二阶过程” ( secondaryprocesses) 和 “三阶过程” ( tertiary processes) 。较少争议,我们将 “惧怕” ( fear ) 、 “悲伤”( sadness) 和 “快乐”( happiness) 归入原初情感; 较多争议,我们将 “嫉妒”、“羡慕”和 “希望”这类更加复杂的心态归入二阶情感; 将更复杂的心态归入三阶情感。越是高阶的情感,与高级脑结构的关系越密切。人类的脑结构,粗略地可以划分为三重: 在爬行动物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 “脑干系统” ( brainstem system) ,也称为 “本能脑” ; 在哺乳动物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 “外缘系统”( limbic system) ,也称为 “情感脑” ; 在人类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 “新脑系统”( neo-brain system) ,也称为 “理性脑”。
  
 楼主| 发表于 2013-1-6 10:52:42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类的行为,在各种生活场景 ( 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的) ,本质性地受到基于人脑三重结构的心智状态的影响。心智状态与这些状态嵌入于其中的生活场景,概称为 “情境” [14]。人类的情感和理性,有极强的情境依赖性。脱离 “情境”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任何有意义的人类行为。
  现代危机,如前所述,植根于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持久不协调。一方面,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 “工业时代”的,并迅速向着 “后工业时代”改变。另一方面,现代人的情感方式,依赖于心智的 “物理 生理 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迅速改变。虽然,根据晚近流行的 “文化与基因共生演化”理论,很可能,“物理 生理 心理”的基因型的表型,由于存在 “群体选择”的演化机制,越来越受到 “物理 生理 心理”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例如,有感于我们世界里如此激烈的 “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变迁,我们承认宗教情感很难迅速改变。诚如马歇尔在 《经济学原理》开篇指出的那样: 塑造了人类历史的两种最持久和最根本的力量,其一是宗教的,其二是经济的。现代危机之形成,是因为这两种最持久和最根本的力量之间产生了冲突。
  以上所述,仅为现代危机的西方根源。对中国人而言特别重要的是,现代危机还有另一根源,即本土文明与外域文明之间的持久不协调。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冲突大约有三次,分别发生于商周交替时期、魏晋至唐宋儒佛交汇时期、明清以降中西文明交汇时期。
  对传统中国人而言,工业文明是外域的,可谓 “奇技淫巧”。不过,西方列强的商业产品和坚船利炮开始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施加影响。感受到严重威胁之后,我们模仿日本,实行 “洋务”和 “维新”。随后,我们意识到在器物层面效法西方势必导致在制度层面和文明层面效法西方,这当然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根基的严重威胁。
  人群之所以称为 “社会” ,从外向内考察,首先是人与人之间有足够高的交往频率,其次是,或许由于足够频繁的人际交往,或许由于交往技术的进步,共享的物质生活环境,以及在更深层次上,共享的社会关系。最后,或多或少共享的精神生活,又称为 “精神共同体”。齐美尔对这一共同体的精神生活有一番现象学的探讨,用他的语言,社会之所以可能,因为抽离一切可能有的利益关系之后,仍存有最单纯的一种 “情感” ,他定义为 “sociality” ( 可社会性) ,这是一种 “just beingtogether”( 单纯就是 “在一起”) 的欲望[15]。与齐美尔的分析十分相类,经济学家 Knight[16] 在一系列文章里指出,“纯粹的游戏” ( pure play) 对社会过程的重要意义被学术界严重忽视了。当我们的幸福感更多地来自精神共同体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从物质的和社会的逐渐转化为精神的了。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在我们的三维视角下,是 “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 精神生活”三维空间里的一条轨线。通常,生命轨线在初期局限于或紧邻 “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的平面,然后,或多或少,在生命的后期,转入 “社会生活 精神生活”的平面。
  对中国而言,明清以降本土文明与外域文明的冲突,如前所述,源自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西方化 ( 狭义地称为 “工业化”或广义地称为 “现代化”) 。由于人生的轨线通常不局限于 “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平面,故生活方式在这一平面里的西化,与中国人千百年来习惯了的 “社会生活 精神生活”平面里的传统,两者之间形成持久的不协调,又称为 “文明冲突”( 更内在地称为 “文化冲突”) 。如前所述,与生活的三重结构相关的是人脑的三重结构,并且由于 “群体选择” ,在基因型的表型的脑结构里,越高级的部分,受人类文明的影响越大。不难想象,特定文明的精神生活 ( 也称为 “文化”) ,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生活在这一文明之内的人的思想和情感。在中国文字里,这是“文化”之 “化”字的寓意。也因此,在外域生活多年的华人或来自其它文化传统的人,仍程度不同地思念他们的 “故土”。
  那么,源自外域的生活方式,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之后,是否可与本土的 “精神生活 社会生活”相融合?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关键还是这一时间的长度   几十年与几百年,毕竟有实质性的差异。根据中国历史,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种外域文明足可 “教化”一群人,或与本土文明充分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文明。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样一种 “文”与 “化”的因果关系很可能不成立。于是我们需要估计,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多数人的不幸福感,多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在以往几十年里获得的西方化的 “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与我们在更漫长的文化传统里习惯了的 “社会生活 精神生活”的不协调。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过程。不难想象,在本土社会里,外域文明和本土文明,在足够长期,各自都将发生 “变异” ( mutation) 。在演化理论的 “文化基因”( mimics) 模型里,文化基因的变异,只要假以时日,总可以适应文化基因的生存环境。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假以时日,各种不同的从而一开始相互冲突的文明,经过变异,可能达到两种均衡态 1) 融合为一种新的文明,犹如 “单一民族”的社会; ( 2) 形成本土互补的不同文明,犹如 “多民族”共存的社会。

以上所述,大致就是 “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西方原生形态和因西方化而派生于本土的形态。由于尚未获得信仰的能力和信仰自由的政治权利,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确实表现为普遍的正义诉求。因此,未来几十年,中国人求解自己的基本问题的努力将主要地是政治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笔者在其它文章里已有充分的阐述[17-18]
  参考文献:
  [ 1] 汪丁丁. 制度分析基础: 一个面向宽带时代的讲义[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2] 汪丁丁. 制度分析基础讲义[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3] Sen, A. The Idea of Justice[M] .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ter Two. Rawls and Beyond.
  [ 4] 怀特海. 思维方式[M] . 刘放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第1 3章.
  [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 6] 费孝通, 吴晗, 等. 皇权与绅权[M]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 7] 迈克尔?曼. 社会权力的来源[M] . 刘北成, 李少军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卷一.
  [ 8] Jackson, M. O. 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s[M] .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9] Fu, F. , Nowak, M. A. , Hauert, C. Invasion and Expansion of Cooperators in Lattice Populations: Prisoner’ s Dilemma vs.
  Snowdrift Games[J] .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010, 266( 3) : 358-366.
  [ 10] Nowak, M. A. 进化动力学   探索生命的方程[M] . 李镇清, 王世畅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 11] 汪丁丁. 行为经济学讲义: 演化论的视角[M] .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 第1 3章.
  [ 12] 克里希那穆提. 面对危机中的世界[M] . 依妮译,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9.
  [ 13] Panksepp, J. The Affective Brain and Core Consciousness[A] . Lewis, M. , Jeannette, M. , Jones, H. Handbook of Emotions[C] .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8.
  [ 14] 汪丁丁. 行为经济学讲义: 演化论的视角[M] .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
  [ 15] Simmel, G. How Is Society Possible ? [J]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10, 16( 3) : 372-391.
  [ 16] Knight, F. H. Sci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Procedure[J] . Ethics, 1942, 52( 3) : 253-274.
  [ 17] 汪丁丁. 盘旋的思想: 知识、 秩序、 自由[M] .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9.
  [ 18] 汪丁丁. 串接的叙事: 自由、 秩序、 知识[M] .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9.
  [ 19] 汪丁丁. 未来八年: 我们该如何做[M] .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2.
来源: 《财经问题研究》  来源日期:2012年第9期  责任编辑:王科力
 楼主| 发表于 2013-1-6 11:43:32 | 显示全部楼层
儒学与平等


易文称:“孔子,开启了“平等之门”吗?事实上,礼治有一个先天的致命伤,那就是它必须维护等级制度。这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礼乐制与封建制、宗法制,是“三位一体”的。甚至,它的功能,就是维护封建制和宗法制。实际上,儒家的“仁爱”之所以遭人诟病,就因为这种爱,是有差别、有等级、不平等的。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平等相爱的,是墨家。那种无差别、无等级、都平等的爱,则叫“兼爱”。
很清楚,开启“平等之门”的,只可能是“非儒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孔子则只能在这扇大门前徘徊、犹豫、纠结。是的,作为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一点都意识不到平等的重要性。要知道,那可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作为封建礼治最坚定的捍卫者,他又不能不维护等级制度。这是他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易中天此语真是不了解文化之论:

第一;儒学讲平等,人人生而平等是儒学本有之义


何谓平等,平等乃人格和基本权力的平等。不是职位和金钱的平等,不是理想化的绝对的“万物皆齐”,不是绝对的“等同”。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神圣的原则。但这是人格的基本权利的平等,儒学也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儒期人人皆为圣贤,“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是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不平等何以皆可为尧舜?尧舜不是一般人,是帝王,是比皇帝更高一级的理想化范本。人人皆可为尧舜,就是人人皆可超越皇帝,政,有德者居之。这是多么震憾的理论?

另,儒学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推已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教无类”等等,不平等何以至此?“有教无类”,孔子是第一个打破权势阶层垄断读书/文化权利的人,推行平民教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使穷人可以读书。进而根据儒学理想而实行的推举制、察举制、科举制,都使平民有了上升、参与政事的空间,而不是任人唯亲唯权,打破了权利的世袭。中国古代是平等实行最好的国家,这对比于世界史,是很浅显的常识,这很伟大,即使今天看来也意义非凡。

儒学反对血统论

翻遍孔孟的著作也找不出一句赞面血统论的话。孔子本身也是凡人,不神化自已,唯劝人以德而已。“吾幼贫贱,故艺”,“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至于圣人,则吾岂敢”,“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二千年来中华文化第一人,儒家文化之集大成者,竟能不神化自已,把自已等同于凡人,这是何等的平等精神。

儒学反对权力崇拜

儒学最重的是“文化”,儒学反对权力崇拜。文化高于政治,道统高于政统,这是中华文化的特点,这正是儒学确立起来的。文化道德才是儒学的核心。这和法家的“以吏为师,以君为圣”正好相反。

权力是低于文化的,“自天子以至庶人,一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古代标准教科书《大学》里的一句话。古代皇子王孙也是要学习这些标准教材的。还有讲筵制度等等,皇帝们也是要向老师学习经典的。这都是儒学对皇权的限制。中国诸子百家是对皇权限制最好的就是儒家。道家乐在山林、归隐自谋去了;法家本就是货与帝王家的驭民术,怎么可能期望法家之术去限制皇权?为民请命的也就只有孔子了,所以他生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奔波。

儒学三百年在野

儒学不是帝王术,是仁学更是人学。儒学三百年在野,直到孔子去世后300多年后才在汉武时期确立为国学。中间经过秦的坑焚,可斯文并未因此而绝,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孔子伟大,伟大到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不得不称之为“圣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 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 》。

为理想不妥协才是儒学的本质。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知识分子的风骨,这才是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本质。

中国读书人爱骂,骂来骂去,也不脱孔孟的话语,现代的读书人却又大起骂孔孟,这不是很可笑吗?骂来骂去,却不脱战斗话语,竟自以为很独立,悲夫!

胡适论权利

胡适论权利很有意思。他说现代人习用“权力”一词,这突出了“强力”特征,是一种强调吧,但意涵较单薄,不如“权利”好,“权”本身就有“力”的意思了,再加以利,这意涵就丰富了。但胡适却说应译为“义利”最为恰当。

一般现代人说国学中的“权利”都是引名家扬朱的‘拔一毫以利天下不为也’,但胡适恰恰是反对这种“权利主义”、“个人主义”的。胡适是引孟子以证“权利和个人主义”的。他引孟子“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他说非义非道,别人别想从我这拿,我也不给别人,这是最好的权利观。

另胡适用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论证人的自由、权利及个人主义。不自由,无权利如何能至此,说这才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

老一代人的国学素养,这一代人真是没法比啊! 《胡适论社会-民权的保障-安教2007版》


第二,爱有等差无碍平等


儒讲爱有等差,讲爱要由近及远的“推而及之”,要推已及人,这才是合于人性的。这样才能真正仁爱天下,才是切实可行的。儒讲爱有“等差”,但这和平等是两个概念,爱有等差无碍“平等”。

爱有等差,这是人性的必然,人一定爱亲人多一点,本于仁而由亲疏推爱及人、及于天下。人一定是爱父母爱子女多一点,否定这一点是不人道的,墨家讲无差别的“兼爱”,这是有违人性的,若实行则必祸及天下,这种大公无私的道德就不必再作评论了,我想易中天先生比我应更有切肤之感。

爱子女父母,必多于他人,这是人性、是常识。只有爱父母者,才能爱天下人,连父母都不爱的人,能爱天下人吗?那还叫人吗?这种常识本不必论证,但偏有好事的西方心理学者用实验证明了这个常识。实验方法很简单,用一盆水,考察人在水下憋气的时间,每次憋气是为不同的人赢取礼物,憋气时间越长则礼物越好。实验结果当然不猜可知,人总是能为最亲的人憋更长的时间。

“仁者爱人”。爱有差,不影响仁者爱天下。儒者以天下为重,仁者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至善,在平天下耳。儒者讲“舍行取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孔子一生为平天下而奔波,屡屡困厄,却被现代营营苟苟之徒讥为“丧家狗”。倦于角落,乞其斗米,却阴为蛇鼠之讥,得无愧乎?



第三:矛盾的批评

易中天在此处批评儒学不够“兼爱”、有等差。可人们批评儒学最多的不是它不够博爱,而是“仁爱”太过博爱、太过理想化、太伪了,人是做不到的,认为正是这种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伪君子性格等等。这种完全相反的、矛盾的评论同时存在,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不止儒学有“仁爱”会这种完全相反的评论,其它儒学思想也有这种评论。另一个典型就是对“大同理想”的评论。一种批评就象易中天一样,说儒家讲的大同是假的,只是说说的,是要搞封建礼教,是要搞专制,“礼乐制与封建制、宗法制,是“三位一体”的。甚至,它的功能,就是维护封建制和宗法制”。另一种批评则说正是儒家的大同理想和某某是同构的,是求绝对平均的,影响深远,要为某某负责。

同样的儒学怎么会有这种完全相反的评论?当然有各取所需之论,打架讲的不是理。但更主要的是认识问题。是对问题的认识不够客观理性,自已观点也多变,“学则不固”而已。一会以墨家的兼爱批评儒家的仁爱不够、不平等,一会以道家的自为说儒家的仁爱要求太高、太不合人性、太伪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儒者能做的就是一一批驳,以解其谬而已。

法家不是法治。今于的人一看法治就想到法家,以为法家也是法治。这是很浅显的错误。法家和法治有天壤之别。法家重法讲,但实是吏治,是力治,是官治,是帝制。“故曰:民愚, 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商君书-开塞第七》。

至于说平等只可能从墨家道家法家开出,这种常识错误也只能唬一下没读过诸子的众人了。
墨家之祸再清楚不过了,不必多言;道家玩弄法术、归隐山林、不问世事;法家、黄老之术为祸2000多年,事实在哪里,我想易中天先生不可能不知,不过要批儒没别的理论可抬,只好硬抬了。硬抬,抬提起来吗?
 楼主| 发表于 2013-2-4 18:01:05 | 显示全部楼层
财政部研究报告称 ---- 中国收入分配存在五大问题
贫富分化加剧 报告称中国收入分配存在五大问题(1)
2003-06-16 09:41:15  

  
  中新网6月16日电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获得了较快增长。但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

  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

  主要表现为:

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

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

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

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
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
2001年扩大到1.63:1,
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
1985年的差距为1.49:1,
2001年发展到1.77:1。

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

  2、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

  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

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

  当前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

  3、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

  “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

  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
 楼主| 发表于 2013-2-5 14:35:23 | 显示全部楼层
于轼:中国人的怨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本书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的理性的分析,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与翔实的经济数据,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作者本着关注最底层社会民生的态度,呼吁反思人民利益,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降低税率,加大反腐力度。  2012年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重磅新书《中国人的焦虑哪里来》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碴,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茅于轼新作《中国人的焦虑哪里来》精彩内容选刊)
 楼主| 发表于 2013-2-16 17:04:47 | 显示全部楼层
政府不合理支出规模超万亿 财税改革刻不容缓

2013年02月16日   华夏时报

  

  王小鲁:财税机制不变 收入分配难改

  本报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在千呼万唤后,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终于与公众见面。春节前夕,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此次《意见》从多个方向表达了改革的意向,但在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等重要问题上,讲得比较笼统,没有看到多少具体改革措施。”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小鲁还表示,公共资金管理和使用的漏洞是腐败和非法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但《意见》对此基本没有涉及。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在改革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方面有重大的改革步骤。

  财税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

  《华夏时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否说明对收入分配的改革已形成了共识?

  王小鲁:此次《意见》覆盖了有关收入分配的多个领域,提出了不少积极举措,有些也是有具体操作性的。但在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等重要问题上,讲得比较笼统,没有看到多少具体改革措施。例如在打击取缔非法收入上,《意见》要求对“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堵住获取非法收入的漏洞”。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确实非常关键,但如何“强化”,如何“堵住”,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才能解决问题。

  其实严格来讲,我认为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制度。所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际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制度改革。比如说,收入分配最突出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平分配。这个问题不是靠调整工资或所得税能解决的,因为它是和整个经济制度有关的,而且不仅限于经济制度,还包括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等。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30年,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管理体制很多方面没有改,虽也有一些变化,但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如果这些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你想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从何而来?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

  《华夏时报》:是否可以说,即使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王小鲁:可以说,出台了方案,不等于解决了问题。因为在还没有把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推上轨道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的时候,先去谈收入分配改革,可能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即便有些问题提出来了,可能因为没有一个整体、综合改革的大的布局、大的方向,涉及具体收入分配问题的改革,可能会在部门之间造成互相意见不一致,互相扯皮,最后很多事情会不了了之。

  《华夏时报》:所以近年来,你一直呼吁要推进体制改革。

  王小鲁: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分配不公平、腐败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有关。比如说,我们一年50万亿元的GDP,政府财政预算收入接近12万亿,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加上其他没有包括在常规预算里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至少占GDP的1/3以上。这么大量的公共资源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用得怎么样?有多少是正常使用的,有多少是因为腐败流失掉了,或者是不正常的使用?这有没有一个统计?

  如果与国际通常水平相比,我们国家仅行政管理费支出高于通常水平的部分,粗略推算一年就要多花掉1万多亿元。如果加上其他类别政府支出中的流失和不合理使用,加上公共投资中的大量资金流失,我个人判断每年公共资源流失的规模可能成倍于这个数。这么大的数额,对收入分配是什么影响?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把这一部分收入分配纳入到正常轨道上来,就不可能解决现在收入分配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政府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的相应改革,应该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提高公共资金

  管理的透明度

  《华夏时报》: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到每个居民、各自阶层、党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等等各个方面的利益,这方面的改革应该从哪里抓起?

  王小鲁:发达国家对于政府财政的管理非常具体,政府每笔收入和支出,老百姓都能查得到,若有问题老百姓都能质询。中国政府支出中不合理的地方多,关键就是因为财政透明度太低。

  因此,当前应尽快实现各级政府的财政公开,即需要各级政府全口径的财政细账的公开。不光是预算内收入,还包括土地收入,还包括其他的所谓政府性基金收入。怎么收的、怎么花的,能不能通过制度改革,使得它的全部细项能够在网上公开出来?具体到每一个项目,接受社会的监督,让老百姓能够看到你每年的公共支出花在什么地方。

  此外每年人大开会之前,各级政府都要把详细到具体项目的全口径公共预算和决算提交给人大专门委员会审查,人大要进行辩论,可以通过,也可以不通过,审议过程也要公开,最好现场直播。我觉得这些方面的改革可能应该走在前面,就是怎么提高公共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当然人大也要改革,才能代表民意,对政府进行监督。

  《华夏时报》:但现在很多收入并没有列入财政预算。

  王小鲁:所以在财政公开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现在的土地出让收入仍然是单独一块,没有列在财政预算里,现在是叫政府性基金预算,但是管理很粗放,透明度很低,也非常混乱,流失非常多。而且这样一种土地出让金的收法本身就有很多问题,现行的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恐怕需要相应的改革。土地收益怎么收法?农民应该在这中间拿多少?政府应该拿多少?政府拿到的钱应该怎么分配?这些都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

  不客气地说,现在的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问题太大了。一方面是低价征地,高价拍卖出让,多数失地农民难以得到合理补偿。另一方面,未来70年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政府一次收取,一次花掉,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不可持续。能不能开放土地市场,让市场来调节?政府可以对巨额的土地收益征收所得税或者增值税,用于公共服务和补偿边远落后地区难以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好处的贫困农民。加上房产税,用于调节财产收入、控制房价,补充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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