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型政府十佳城市出炉 北上广榜上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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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2日10:35  深圳晚报 评论
　　深圳晚报讯 (记者 周灵静) 昨天上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发布《连氏中国服务型政府指数及2012年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深圳首次入榜中国服务型政府十佳城市，位列第八。报告指出，虽然深圳在基本公共服务维度上得分最高，但公众和企业满意度却差强人意。

　　北上广榜上无名 深圳位列第八

　　据介绍，《连氏中国服务型政府调查》目的在于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结合中国实际的，可以对中国各城市服务型政府建设进行长期跟踪测评的指标评价体系。发布方对中国34座主要城市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的进展进行全面调查和评估，对公众和企业公共服务满意度、企业经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政府效能、政府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等重要维度进行测评，研发出完整的服务型政府指数。

　　根据调查报告，2012年中国服务型政府十佳城市为：厦门、杭州、青岛、重庆、宁波、成都、大连、深圳、长春、银川/济南(并列)。其中，深圳、重庆、大连、银川都是本年度新晋十佳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则榜上无名。

　　深圳“基本公共服务”得分最高

　　报告指出，深圳是三年来首次进入总排名十佳的华南城市。仔细分析数据可以发现，深圳之所以能够闯入十强，主要是因为在客观数据即“基本公共服务视角”上的优势。“十佳”中的大部分城市服务型政府体系中的各个领域有较为均衡的发展，而深圳以及没有进入十佳的广州、北京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则是个别项目表现突出。

　　根据调查报告，深圳在根据对政府统计年鉴、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文件的数据分析而得的“基本公共服务”维度上得分最高，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而在“服务型政府(公众视角)”和“服务型政府(企业视角)”维度中的得分却相对较低，导致在总体排名中只名列第八。

　　这说明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之中，如何在保证提供充足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大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更多地关注和了解辖区内公众和企业的实际需要，不断满足公众、企业日益增长的期望和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求，是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

　　公众对住房保障和医疗服务最不满意

　　公众调查发现，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文体设施、公共交通9个方面的公共服务领域中，公众的整体评价在7分以上(满分10分)。其中，最满意的是文体设施和基础设施，而最不满意的是住房保障和医疗卫生。另外，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政府效能和政府信任等也有较高满意度，整体评价超过6分。相对来说，公众对政府效能的满意度较低。

　　企业调查发现，经营者对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就业服务、环境保护、信息服务这6个领域的公共服务质量都较为满意，整体评价在7.5分以上，其中，企业对公共安全和交通运输的满意度较高，而对就业服务的满意度较低。此外，经营者对企业经营环境的满意度也较高，总体达到7.5分以上。相对来说，企业对政府效能和企业参与的满意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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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服务型政府调查:政府效能项目各市均未及格2012年11月27日04:39  中国青年报 评论(7人参与)
　　打造服务型政府，哪个城市做得最好？近日，由南洋理工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制作的《2012连氏中国服务型政府调查报告》正式发布。结果显示，厦门、杭州、青岛、重庆、宁波、成都、大连、深圳、长春、银川/济南，位居前十。

　　据《报告》发布人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介绍，这是自2010年以来，项目组第三次发布该排行榜。“一个政府的服务做得好不好，发言权在公众和企业手里。”因此，此次调查历时两个月，主要通过对34个城市的2.39万余名公众、3606家企业进行随机电话调查，独立完成。调查涵盖4个直辖市、25个省会城市和深圳、青岛、大连等5个副省级城市，按照五个维度、68个测量指标，得出上述榜单。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服务型政府不仅指政府应该提供优质、充足的公共服务，更需要政府本身以廉洁负责、法治高效、透明公开、民主参与为基本原则，从而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报告》写道。为此，项目组设计了“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效能”、“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五个维度，让受访者评价对各地政府的满意度。

　　记者注意到，“政府效能”和“政府信任”均得分较低。前者所获评价最低，在10分制中最高分未过5。即使在“十佳”服务型政府里，政府效能也普遍在4-5分“徘徊”，位列第一的厦门此项也仅4.47分。

　　“政府效能，指的是公众在获取公共服务过程中，对政府的工作‘态度’、‘效率’和‘能力’的感知与评价。如果5分表示中性，5分以下实际上是负面评价。”《报告》的联合发布人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向中国青年报分析。

　　此外，在“政府信任”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仅前五名等于或超过5分，青岛以5.17分排名第一，位居第六的厦门仅有4.98分。“上述现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在服务型政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政府效能和政府信任可能是其中的‘短板’，亟待加强。”胡伟教授告诉记者，“同时，这也表示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期待也在变高，不仅看重公共服务的‘有无’，也看重服务提供者的公开性、高效性和廉洁性。”

　　《报告》同时显示，“公共服务满意度”在受访公众眼里得分最高，34个城市的均分在6以上，排名第一的厦门超过了8分，第十名宁波也有7.28分。

　　“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公众对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文体设施、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等九项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领域的主观感受。”吴伟表示，整体而言，34个城市的老百姓在住房、医疗卫生领域的满意度最低，分别只得了6.13分和6.44分，“主要不满于政府在稳定房价方面的工作，以及公立医院的服务等”。满意度最高的领域，则是文体、基础设施建设。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政府，在该项调查中却未进“十佳”。《报告》显示，“北上广”由于财力优势，在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绝对投入和产出上，位居前十，但在受访公众眼中，却满意度不高。

　　“这说明，任何单一领域特别是以客观投入为衡量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充足供给，并不必然能满足居民和企业的期望。”胡伟教授解释说，尤其是调查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期望”同“现实”间的差距。年龄越小、学历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人，对政府的期望值也就越高。

　　记者看到，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五成以上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约七成为18-39岁的中青年人士。“这说明，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如何在保证充足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同时，大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更多地关注和了解辖区内公众和企业的实际需要，不断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期待，是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报告》说。

（原标题：打造服务型政府，哪个城市做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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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网民找省委书记修管道可以吗？
2012/12/9 8:36:4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黎明

    有河南朋友问我：网民给省委书记、省长的留言和得到回复的条数全国最多，这件事是不是说明河南问题特别多？我当时做了否定的回答。又问：网民对省委书记提修路、修管道的要求，你怎么看？我说，这没什么不合适，不可忽略这种要求。

    由于所说涉及到网民留言特点和官方回复质量，为观察这件事我上了人民网的“留言板”，不想接连看了三天意犹未尽。网民诉求集中在八个方面，即拆迁不公、失业困苦、环境污染、欠款久拖、贪腐查处、群体工薪、个人待遇、办案不力、业主与开发商纠纷等（这些类别的问题，在全国各地有普遍性）。其中历史遗留旧账不少，其间也不乏“老上访户”的足迹。大部分留言的内容相当沉重，要说河南问题多且解决难度大，这里提供的例证似乎就不少。

    但我还是认为，网民留言多和官方回复多这两个现象，并不能说明某地实际问题就是真多。这是因为：第一，网民给地方领导留言多是好事，有助于减少现实中的问题，有难题不在网上反映，那就会走线下的渠道，官民双方投入的成本都势必抬高；第二，网上的民间与官方互动自有其特点，留言多意味着试探多乃至希望多；留言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那边“回复出来”的，对网民诉求不理睬、无反馈，网民诉求自然就会迅速缩水。

    这道理也可以反证出来，有些地方的政府互动平台形同虚设，或数年如一日内容无更新，或对网民留言毫无反应，网民见状既知此平台纯属“花瓶”，自然不会做无用功。这现象并不说明虚设网络平台之地的实际问题少，不过是实际问题没上网罢了。

    河南网民戴上了“留言之冠”，河南地方领导回复网民“坐头把交椅”，指的是给卢展工的留言条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留言中连年排名第一，河南官方对留言网民的回复量也连年排名第一。查阅今年的留言板，截止11月中旬，网民给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总留言量为14706，公开回复条目为7418；给河南省省长郭庚茂总留言量为3047 ，公开回复了1527 条，可谓“继续领跑全国”。

    河南省在网络官民互动领域投入多、下力大、规范化程度比较高，使得一个专门的系统进入工作轨道并保持了正常运转。省会郑州的专业网络机构，甚至提出了“网民留言=领导批示”的口号；去年，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副省、地市级领导回复量排行榜”上，平顶山市市委书记赵顷霖、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濮阳市委书记段喜中，囊括榜单的“三甲”；今年，平顶山、濮阳、洛阳、郑州等地市的一把手回复量，仍居高不下......这些现象，说明的是“上好”非常管用，也就是说，河南领导人重视这件事，由“上行”导致了“下效”。

    这没什么不好，不管从地方还是从全盘的角度来考察，技术上都是聪明与可行的，对民众来说也符合他们的利益。除了已经说出的好处，有个隐蔽性较强的好处也该指出来：现实中许多地方执行维稳任务，动不动就认定上访者“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而这里对省委书记的留言，给了上访人合法的“越级”机会，逾越“逐级信访程序”而找到了“有权处理信访事项的机关或组织”。情况能反映到省级高层，这是访民希望达到的效果，同时这种方式还到达了“指定场所”，即使多次“缠访”，也不好将“非法”的罪名强加于人。当网上“越级上访”已成普遍与正常的现实，现实中指人“越级上访”的理由就不好站立了。

    给地方领导公开留言所反映的事情，实际上已经“见诸传媒”，各路记者都能从中发现可挖掘的新闻线索，而跟踪网民留言与官方的回复及实际应对，也就是“为民服务”与“服务领导”。可惜的是，地方媒体上罕见此类信息，这是应该反思的现象。我相信，网民对省委书记频频发声，和当地表达渠道不畅有关。网上提出诉求的民众，更希望当地舆论注意到相关诉求；给省委书记留言，多半是“曲线救己”，为的是借上级之力，促当地作为。

    我没发现要求省委书记修管道的网民留言。有几条提到“管道”的留言，均为供水、供暖难题或业主与物业复杂的纠纷，并非单纯的管道疏通问题。不过我仍然要说，如果网民为修管道的事找省委书记，他就应该过问。这种事，可能说明有大事已经发生，说明当地问题真够严重了。

    只搞到连修管道这种事都得找省委书记，这就说明下面搞成了一团糟，连屁大的小事都做不成了，这样，领导责任重大，用人失察、懒政误政甚至面临全盘混乱皆有可能。一叶知秋的事，不可掉以轻心，这就是高层官员需要关注某些“小事”的理由，这和汉宣帝时的丞相丙吉不问群殴问牛喘，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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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作者：郑永年  

留心一下最近中国社会的发展很有意思。一个极端是各地私人企业老板在政治上的崛起。...合法化了私营企业家加入...，此后，各地蜂拥而上，纷纷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这一决策，一时间，私营企业家纷纷进入省市各级政协。尽管政协在..的政治系统里不算一个有实权的组织，但在老百姓的眼里，政协中私营企业家的急剧增多无疑象征着这个社会阶层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

在另一个极端，针对各级政府的城乡民众集体抗议事件不断增多。城市工人罢工“闹事”的情况早就有目共睹。企业经营不好甚至破产、下岗失业和社会福利的缺乏这些都构成了城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农村，尽管国内少有公开报道，农民的集体抗议事件也早已经层出不穷，不仅在贫困地区有农民的集体抗议，在江浙那样的富裕地区也有。

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里，城乡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继续发展经济，等到全社会变成了小康，这些事情都会自然解决。如果从这种思路来理解，上面所说的两种现象也不能算作是矛盾。...与时俱进，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不仅是执政党壮大社会基础所需，而且也是继续的经济发展所需。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给非国有部门老板予参与政治的权利，无疑可以对经济发展有正面的作用。所以，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种良好的环境。如果社会基层产生不稳定因素，那幺就要采取各种强行的方法加以压制。

但这种思维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会导致领导层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存在、发展和恶化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解决方式。如果这种思维方法不能加以纠正，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在传统共产主义国家，尽管没有民主制度，人民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但并不能说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一种契约关系。除了那些极端的政权完全依靠强制力来管制人民外，常态的共产主义政权都需要人民一定程度的认可，甚至是默许。这种认可或者默许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

这种隐性契约曾经是前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政权统治人民的一种有效手段，特别是用来处理政府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种隐性契约假定：...保障工人的充分就业、执行较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如教育和医疗等等，工人阶级作为回报，默许...的一党统治，承认其统治合法性。在戈巴乔夫之前，苏联...依靠这种隐性契约统治苏联社会数十年，相安无事。

是戈巴乔夫改变甚至是终止了这种契约关系。无疑，这种契约关系大大阻碍了当时苏联经济的发展，因为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下人们没有什幺经济积极性。戈巴乔夫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实行私有化。苏联...政府的经济能力因此急剧弱化，工人失业，收入分配差异剧烈分化，社会保障制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苏联的私有化是执政党自上而下推行的，广大的人民并没有权利参与这个过程，结果私有化的好处都流入政府官僚及其相关人士，人民成为真正的受害者。这样，在苏联...和人民之间的隐性社会契约不再存在，并且在人民看来，正是执政党单边地撕毁了两者之间所订立的契约。这样，执政党很快就失去了其执政的合法性，政权马上被人民所推翻。在戈巴乔夫之前，苏联...政权固若金汤，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人民推翻。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执政党单边撕毁了与人民订立的契约。

在中国，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社会底层现在所出现的情况和前苏联的有所类似。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但邓小平也同时强调共同富裕。尽管政府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向富人倾斜，但..坚守着给予工人阶级和农民这两个最大的社会阶层予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也就是说那些新兴阶层不能享受和工人农民那样的政治权利。

但是现在不同了。新兴有产阶级迅速崛起并且开始享受政治领导权。对...来说，这是情势所迫，但是富裕阶层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对执政党是祸是福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一方面是...向有产者敞开大门（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阶层本来就具有很大的参政能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大门还是向工人农民关闭着。在这个鲜明对比下，执政党的合法性在工人农民中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以后，...就走向贫困地区，紧接着各个地方的领导人也纷纷响应。这当然显示新领导层对社会底层的关心，也是对前段时间过分倾斜于富人阶层的一种姿态性纠正。但很难说领导层已经意识到执政党对隐性契约的修正已经影响到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在没有民主化的情况，单边修正这种契约包含有巨大的政治代价，更不用说单边行动废除这种契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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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主权在民的"社会契约论",导致残暴的法国大革命.窃以为不可取.在这方面,秋风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论坛,有很多精辟的文章.

苏联解体,经济滑坡的原因,缺少资料.不好评价.

推荐此文是因为他的新视角-----“隐性契约”问题.郑先生质疑-----"关键在于继续发展经济，等到全社会变成了小康，这些事情都会自然解决"-----这种做法.
他提醒当局注意资本家入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工人农民政治权利的缺失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在考虑富人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大多数公民的政治权利.
现在没有能够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治力量.使得底层民众可能倾向于用暴力诉求其利益.这是很危险的.

社会学有此一说:
一个权\钱\声誉可以交易的社会,是刚性社会.这种社会结构十分不稳定.
社会分层的标准一般有三个：经济、权力、声望（马克斯.韦伯)。其中，衡量声望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水平。在西方社会，按不同的分层标准划分的社会阶层是不重合的。例如在西方发达国家，若按教育水平划分，大学教授、博士等，社会地位最高，但他们一般并没有政治权力，且经济收入相对也不很高；若按经济收入划分，那些企业家、CEO们社会地位很高，但他们没有政治权力，学历也并不一定高；若按权力划分，总统、州市长们和议员们社会地位最高，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学历也并不很高。在法治成熟的国家，是绝对不允许权钱交易和买卖文凭现象成为社会常态的。也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社会分层标准（术语称，不存在社会分层中轴），整个社会结构具有弹性。各层间，人们容易互相交往和沟通，不同地位的人们也很容易获得心理平衡。例如钱和权上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学教授，对企业家和议员们，会通过学术成就获得自我价值的补偿。。。。这样，大大减缓了社会冲突。
而在中国,只要有了权力、经济收入、声望中的任意一个，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换取另外两样东西。这样的刚性社会结构是很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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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下一块石头摸什么？

福布斯中文网 周健工 2013-01-09

核心提示：中国前30年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未来的10年，或者30年，下一块要摸的石头，应该是治理。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好日子一去不返，这已经成为共识。大的方向，是从高速增长、外需、投资、制造主导的经济，趋向降速增长、内需、消费、创新主导的经 济。谈到这样一个转型，被忽略的是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不建立与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相适应的治理（governance）结构，经济转型将无法成功。

无论是谈到“新四化”还是新“三大红利”，都离不开城市化。城市化不仅仅具有人口统计上的意义，即城镇居民的增加并且从目前占总人口的50%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它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乃至崛起。中产阶层的崛起，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产生一系列的政治诉求。他们一般都拥有产权，因而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而他们又是纳税人主力，其物业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将日益成为各级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将对政府要求更大程度的透明、要求更多的问责、要求更多地参与社会管理。

例如，近几年城市中产阶层日益觉醒的“避邻”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他们以示威的方式参与，对于经济活动中环境和生态的后果越来越关注，他们更多地要求政府在进行有关的投资、规划及环境测评的过程中，能制度性地保证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另外，微博是城市居民及中产阶层发出公平正义声音的一个重要平台，但这仅仅是非常初级的阶段，需要线上线下打通，从围观转发到理性参与，从平台打造到制度变革。

中产阶层是城市化的主力，这个阶层是开放的和流动的，它需要包容农民工，同时不断产生着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不形成中产阶层，城市化将失去依据。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目标是初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如果说一个饥饿的社会破坏产权保护，温饱的社会不需要产权保护，那么一个走向富裕的社会，产权保护是它的基石。创新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产权的保护。因为创新的主体是个人及企业，创新的结果是创造财富，如果无法对产权进行保护，创新的活力将受到抑制。无法保护产权，遑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产权的根本，是建立法治。大量的研究表明，不仅因为产权的保护在近代使欧洲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创造财富的进程，而且因为缺乏保护，一些在20世纪初富裕的国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陷入困境（如阿根廷），被许多国家超越。选择保护财产权，就是选择一个富裕的社会。

除了政府治理，公司治理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过去30年依靠低技能劳动力加工和投资驱动的经济所对应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府补贴的公司治理结构，无法适应未来10年向创造和高价值链攀升的经济。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与工业生产的结合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中国正在失去人口红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更多地依靠高技能的劳动力、更细的社会分工、甚至与技术变革与中产阶级需求相适应的更加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正在降临的变化，将挑战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公司组织方式：大规模、集中式、人海式、重复性的泰勒式的大工业机器的组织结构。

中国经济从过度投资转向依靠消费，而一个能够提供高品质消费品及服务的经济，其背后必然是高品质的政府和社会治理。中国市场上尽管产能过剩和物品积压严重，但城市化中新生和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所需要的安全、高品质、品牌化的消费品及服务仍然缺乏，以国际品牌为主。而提供高端消费品和建立品牌，有赖于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的提升。甚至连必需品的供应也令人担心，例如，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是治理能力的低下。从外需转向内需，教育和医疗是关键，它们既是公共品，体现出政府服务的水准，同时也是两个庞大的产业，体现出政府监管的水平。但这两个行业令整个社会失望。

通过政府、公司、社会治理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从中等收入经济顺利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目前韩国是一个公认的成功案例，并且正在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新楷模。全世界人均收入1万美元以上的富裕国家中，除了严重依赖资源的，绝大多数都建立了稳定的法治和民主制度。 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之一，是公民普遍参与政治过程，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基本公平的社会，扫除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障碍。

中国前30年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未来的10年，或者30年，下一块要摸的石头，应该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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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为内地最适宜居住城市 全球排第110名

    日期:2015-01-23 13:58:32 作者:新华网

    国际人力资源咨询公司ECA22日发布一项关于今年最适宜居住地区的调查显示，香港全球排名下跌16位，跌至第33位；新加坡则连续第16年蝉联第一。

    报告称，调查共涵盖全球450个城市，考虑其气候、医疗服务可负担程度、住房、基建、人身安全、政治局势紧张程度以及空气质量等因素，综合得出城市的宜居程度。

    受近期社会政治不稳定影响，香港在全球排行中下跌了16位。但在亚太区，香港仍然排在第6位。

    新加坡则凭借良好的空气质量、稳固的基建、世界级的医疗设施和低犯罪率连续第16年成为全球头号宜居城市。其他全球十大宜居城市中，有9个都位于亚太区，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日本。

    内地方面，上海仍是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全球排名第110名；北京则位列全球第122名。大部分内地城市的分数保持平稳，其中重庆和深圳的排名有大幅跃进。

    关礼廉表示，房屋、商品及服务、娱乐设备和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改善使得内地城市的排名有所上升。然而，国家急速发展也随之带来挑战，包括污染、基础建设、T·W和食品安全等问题。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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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解析雾霾：何时最危险

2014年11月20日

AEPC给北京带来了醉人的蓝，人们一边陶醉于近乎奢侈的空气，一边叹息这罕见的“AEPC
Blue”能持续多久？对抗雾霾是一场持久战，只有系统地认识才有可能根治，《赛先生》将陆续刊发文章，帮助人们了解雾霾，并为治理雾霾提供参考。

田埂（清华大学医学院 ）

生活在北方城市的人们近三年普遍感受到，雾霾的发生频率在不断增加，特别是2013年和2014年，
雾霾发生的次数之频繁，持续时间之长,污染程度之重都创下了记录，2013年1月北京发生了
PM2.5污染历史峰值，2014年1月发生了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污染期，即便是在理论上不会出现雾霾的春夏两季雾霾也频繁发生。雾霾不仅困扰着人们的工作生活，也对人们的心理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应对雾霾，政府在做各种努力，例如出台了包括《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一系列政策，“京津冀”联动治霾等一致行动的确立，
科学家们也绞尽脑汁，针对雾霾展开了一些列研究，试图通过科学研究帮助人们了解雾霾，治理雾霾。但是至今人们依然无法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雾霾到底从何而来，如何精确测试，如何避免；雾霾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哪些危害；而人类究竟如何在雾霾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保护健康，少受危害。


什么是雾霾？

气象学上的定义：雾 (Frog):
近地面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大量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导致水平能见度低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相对湿度95%以上的低能见度；霾
(Haze): 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相对湿度小于80%。雾霾:
雾和霾的混合物，相对湿度80%-95%。通俗的讲：云是飘在天上的雾，雾是落在地上的云，霾也就是漂浮在空气中的细颗粒物。

PM2.5(完整拼写为Particulate
Matter2.5，称为细颗粒物)是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PM10则是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10微米的颗粒物称为可吸入颗粒物。虽然PM2.5只是地球大气成分中含量很少的组分，但它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重要的影响。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传输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雾霾真正被人们所认识，是从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和二十世纪40年代初期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污染开始，作为工业时代的的城市之伤，雾霾似乎伴随着人类工业化的脚步进入人们的生活，而人们与雾霾的斗争，一般都要持续数年。

在北京的雾霾天，有时一天空气污染物的增加浓度最高达到200-400ug/m3。按北京市区面积为16807.8*106平方米计算，污染带正常在0-500米高度内变化不大，而从500米到1600米直线下降，所以平均厚度可以为1000米.
这样算下来，在雾霾天即一天积累的细颗粒物值大约总量（PM2.5):3360-6720吨。要想短时间去除数量如此庞大的污染物，必须从源头了解它的成因。


雾霾是如何形成的？


毫无疑问，化石燃料燃烧是我国PM2.5的重要来源，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环保局公布的统计数字，PM2.5成分中，40～75％的重金属来自化石燃料燃烧，超过50％的黑碳来自化石燃料燃烧，城市的一次排放中主要来源是燃煤、机动车等化石燃料燃烧。北京师范大学研究者2013年在《气溶胶和空气质量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要了解雾霾形成的过程，必须了解一个计算公式：


从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污染的浓度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散发源散发出的污染物浓度，也就是气象污染物排放的量；散发的气象条件；化学成分以及沉降。当污染物从源头释放到空气中后，如果气象条件适合污染物在城市中较长时间的存在，而且在光和水等气象条件的作用下，细小的化学组分可能发生反应，形成颗粒物悬浮，这个过程叫做“成核作用”，通过成核作用，化学成分相互作用形成了新的颗粒物，从而造成二次污染。最后就是细小的颗粒物彼此碰撞反应，从而形成更大的颗粒，最后沉降下来落在地表。


雾霾污染物的来源和成分分析


来自 2011年北京市环保局发布数据北京市PM2.5排放源解析


来自 2012年上海市环保局发布数据上海市PM2.5排放源解析

2011年北京市环保局发布数据表明，在北京的颗粒物污染中，机动车排放的贡献为22%，燃煤排放17%，工业扬尘16%，工业设施16%，农业养殖和秸秆焚烧4.5%，周围输入（河北、天津）24.5%。而上海市环保局2012年发布数据表明
的数字，机动车排放25%，工业扬尘10%，工业设施15%，干洗、餐饮民用涂料5%，农业养殖和秸秆焚烧5%，周边影响20%。两座城市大同小异。

2012年北京煤炭总使用量2000多万吨，其中四个大电厂用煤920万吨，工业加供热700多万吨，散煤400多万吨。大型电厂用煤都经过了脱硫等处理，相对来讲对空气污染的排放较少，工业加供热方面，国家采取了多项控制措施，排放也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散煤使用则很难得到有效控制，污染贡献很大。没有净化设施的条件下，1kg煤可能产生16g到1600mg/Nm3的SO2(1%硫量)也可能同时产生
~5g到500mg/Nm3的NOx（氮氧化物）。

根据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提供的数字，目前北京市535万辆机动车每年消耗燃油700多万吨，其中汽油400多万吨、车用柴油200多万吨；年排放污染物总量约90万吨，含碳氢化合物7.7万吨，氮氧化物8万多吨。而洛杉矶在发生光化学污染的数年间，其汽车保有量不过200万辆。

化石燃料燃烧后最终的排放到空气中的污染物包括：NOx（氮氧化合物）、SO2（二氧化硫）、VOC（是指那些沸点等于或低于250℃的化学物质，易挥发）、CO、BC（Black
Carbon黑炭）、OC（Organic Carbon有机碳）、NH3、CO2以及PM2.5等，形成了雾霾的初次排放。


初次排放的这些污染物，在成核作用以及水和光的作用下，产生二次污染物，学术上叫做“新粒子：，新粒子的成分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排放物本身成本就比较复杂，而二次反应的过程，是粒子在空气中随机碰撞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产生大量细小粒子，空气动力学粒径在0.1-1微米之间的颗粒，这些颗粒在数量上和危害上都很大，而且非常难以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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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缺量化竞争，只缺多元性格
作者：南都社论

    中国的城市有太多排名太多标志，最不缺的是可量化的竞争，却缺乏多元的城市性格。如何保留或发展城市性格，或许是在解答“人的城镇化”之后，留给中国城市化的更大挑战。

    日前，广东社科院发布了《2014年广东省现代化进程》测评结果，显示广州不但在总分上输给了深圳，还在五大单项指标上，错失了“省内第一”。于是，一线城市“洗牌说”一时盛行，“北上广深”、“北上深广”甚至“北深上广”争持不下……

    如果对指标进行研究，很容易理解深圳超越广州、上海的原因。广东现代化指标体系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和科技教育五大领域，深圳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及科技教育方面均位列全省第一。深圳地理位置优越，且为新城，和在老城上逐步发展的北上广不一样，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的基础好、压力比较小，就生态环境来讲，常年污染指数爆表的北京上海和经历过全程工业化的广州显然不如深圳。科技教育更是拉分不少，深圳是年轻的移民城市，作为领改革开放之先的特区，政策与社会创业环境极佳，很多面向市场的研究、金融与IT人士都会南下深圳创业，这就是为什么深圳没有一流高校而申请科研专利数达全国第一。而此前世界知名房地产咨询机构仲量联行发布的2015城市动力指数(CM I)报告中，深圳也排在上海广州之前，CM I的指数模型旨在考量全球120城的变化速度，短期指标包括人口、航空客运量和企业总部设址率等，拥有众多创新企业的深圳明显在第一、第三项有突出表现；而长期指标包括创新能力和科技投资、风投公司的数量，这些全都是深圳的强项，作为一个拥有改革基因的城市，尤其在创客大风潮下，在变化速度上领先于上海广州并不令人意外。

    其实，只要指标或权重发生改变，结果就会很不一样。上述两项测评指标一个是“现代化”一个是“变化程度”，如果变为综合经济实力，GDP总量就会占去很大的权重，于是2014年GDP总量16706.87亿元的广州很可能会超过16001.98亿元的深圳。如果着重于国际化程度，上海则很可能位列第一。而如果加入文化艺术消费，广深将大不如北上。而且，每个大指标下的标准选择也会造成结果的不一样，例如，在《2014年广东省现代化进程》中，生活质量水平的标准包括城镇住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万人拥有医生数等5项指标，于是东莞位列全省第一，但是东莞的生活便捷度和医疗水平真的就比广深高吗？显然不是。而事实上，如果以这几项作为指标，中国的一线城市全部是人口密度超大型的，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万人拥有医生数这两项上绝对会被富裕二线城市如东莞、宁波等秒杀。

    然而，谁又能说哪些标准更能代表一个城市的竞争力？纽约、伦敦、东京都是在经济、金融、社会发展程度等各项综合指标上位于全球前列的国际发达城市，但如果将他们拿来比较，最重要的是那些不可量化的个性化因素，如果再加入巴黎，争议就更大了……

    城市的各方面当然有些量化指标，但具体到整体的城市竞争力，某程度上是个伪命题。而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讲，最大的问题不是各自之间的所谓比较或竞争，而是以可测量的单一化标准来衡量城市的价值。实际上，这不是城市之间的竞争，而是城市在任官员之间的竞争，在政绩考核指标和行政权力过大的体制下，每一个城市被以流水线的方式进行生产，建筑、文化或是传统被当成多余的枝节被裁剪掉，留下最可量化的数据去争夺竞争力的名衔。

    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多元化的拓展和对个性化的包容，无论是人还是城市。中国的城市有太多排名太多标志，最不缺的是可量化的竞争，却缺乏多元的城市性格。如何保留或发展城市性格，或许是在解答“人的城镇化”之后，留给中国城市化的更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