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世界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热搜: 规划
查看: 20472|回复: 150

[转载]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馅饼是陷阱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2-12-7 15:09: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2/12/3 14:34:1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坊间人称: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到处有陷阱。中国的城镇化是馅饼还是陷阱呢?查了一下,目前欧洲的城镇化率是70%,美国是80%,日本是75%,换一种问法,中国照搬照抄欧洲、美国、日本的城镇化适合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呢?

  看两个极小的例子:城镇夜晚没有路灯会一片混乱,而村子里的夜晚没有路灯照样安逸平静;城市的厨余垃圾必需运送到至少30公里以外郊区进行无害化处理,而村子里的厨余垃圾只需从台上抹到地上,然后把一群鸡放进客堂基本上就能把厨余垃圾消灭干净,再把一群鸡赶到宅后的竹林里,厨余垃圾即将转化成滋养竹子生长的有机肥料。诸如此类的极小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概括起来足以说明,城镇生活成本数倍于农村生活成本。

  生活成本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化以后的生产成本还将数倍于生活成本。对于这个极大的问题,确实一时半会难以形成足够的想像力,参照一下日本,城镇化后的日本,1亿多人配置了55个核电机组,举世震惊的福岛核事故后,仅仅一些核电机组停运检修就让日本社会至今都不堪承受;如果1亿多人的山东省也星罗棋布的搞上了55个核电机组,山东省不像日本四面环海有着处理核事故的回旋余地,山东省真的实现城镇化了,恐怕要让离它不远的北京市人都会感到不安神。

  城镇是需要有城镇功能的。

  城镇功能的发挥,其高效率与高成本(生活与生产)是相匹配的,解决高成本的问题,欧洲人的办法是开拓海外殖民地,到了列宁那个时代,列宁就断言“世界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美国人比较幸运,他们继承了欧洲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后的广阔生存空间,美国的主要城镇集中于东西海岸,中部仍是一片田园风光;日本人则比较不幸运,既没有瓜分余地(试过)又没有继承权,日本的城镇化进程,实际上让日本在不经意间被套上一根很难受的大宗原材料成本的绳索,日本想出了缓一口气的办法,在本土的城镇化同时,把大量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东亚和南亚,用低廉的人力资源成本来对冲高企的大宗原材料成本。

  中国的城镇化不可能只享受高效率而不承担高成本,中国人既没有欧洲人的瓜分余地,也没有美国人的继承权,还被日本人抢了周边的“人口红利”的先机,如果中国一定要照搬照抄欧洲、美国、日本的城镇化,除了会被套上类似于日本的很难受的大宗原材料成本的绳索,还会外加一根更要命的大宗农产品成本的绳索,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人多地少,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大量用于搞城镇化的GDP了,就再也不能收获各类农产品了,事情就那么简单,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可能也绝不能依赖大宗进口农产品过日子。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馅饼是陷阱!

  城镇化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调和人地比率失衡的矛盾。纵观历史,古代社会的人地比率失衡了往往会伴生大规模的战乱或瘟疫,由此,人地比率又趋于新的平衡;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能不能够持续避免大规模的战乱不确定,但确定已经有了科技手段可以避免大规模的瘟疫,至此,人地比率失衡矛盾将更加突出,于是,城镇化就成为了转移大量农村剩余人口的不二模式,自欧洲发端,到美国集大成,再到日本,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本轮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与日本长期衰退,似乎就是城镇化搞过头了。

  超脱看,小国或小的经济体,类似新加坡或香港,搞城镇化是适宜的。而大国或大的经济体,总有许多人是为了交易而从事生产的,也总有许多人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从事劳动的,如果前一种人太多了,此地事实上已经蜕变成为一家巨大工厂或一艘大船,船大调头难,整个社会的自我平衡与修复的机能被打乱,经济高涨时业绩斐然,经济衰退时一蹶不振,就因为后一种人的自给自足成分是不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而经济周期波动不可避免,就像潮涨潮落一样。

  当下,中国需要寻找解决人地比率失衡矛盾的新模式,模仿没有出路。中国命中注定要以很少的农村土地来承载很多的人口,中国搞不成规模农业,中国只能搞精细农业,过去以集体主义名义把众多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是一种极端做法,实践证明它不成功;而现在以城镇化名义把很多的失地农民塞进功能障碍性的城镇则是另一种极端做法,玩过界了,可能会诱发对进口粮食严重依赖的局面出现,这将是灾难性的。

  另辟蹊径的做法可以是庭院化。

  庭院化的意思是在人口稠密的广大农村地区,通过科学指导与推广,把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以重新整合,形成生态的、园艺的、休闲的、种植养殖与加工为一体的生产模式,并与之匹配低碳的、对环境友好的生活模式,它可以使少量的土地承载大量人口以达到一种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境界。

  城镇化取向还是庭院化取向,或还有其他更好的取向,事关中国国运的如此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讨论的,更是需要反复权衡的,坊间人们认为,庭院化虽然没有城镇化的霓虹闪烁,但依然山川秀美,庭院化或可就叫“美丽中国”。
 楼主| 发表于 2012-12-7 15:33:15 | 显示全部楼层
郭宇宽:城市的精神就是容忍

最近我到一些地方调研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发现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都有很多困惑。一方面,中央政策规定对于流动儿童应当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进行接收,另一方面,本地户籍的家长对所谓的“打工子弟”非常排斥,甚至集体到教育局请愿。假如教育部门还是不愿意将打工子弟清除出去,许多本地家长宁愿多花些择校费也要将孩子转走,造成一些接受打工子弟的公立学校渐渐变成全是打工子弟的劣势学校,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地方教育部门夹在双方压力之间,也很为难。

当教育部门的干部向本地家长解释政策的时候,本地家长们都能举出一大堆理由,证明打工子弟的素质有多差,包括讲粗话、不讲卫生等,甚至带到学校的作业本都带着油乎乎的污渍。的确,农民工家庭的孩子与城市家庭的孩子有时候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但是,假如我们能够了解城市化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或许就能够以同理心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城市化的过程一定是伴随着“脏乱差”的。在欧洲的城市化进程中,一大批农民和努力和封建领主的束缚,涌进城市里成为了专业的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和商人。这些人一开始都是身无分文,只能在码头、教堂、大桥等地方搭个棚子居住下来,形成了类似今天中国“棚户区”的聚集地。在当时的欧洲,由封建领主控制的农村是非常干净整洁的,像巴黎之类的大城市反而是脏乱差的代表,类似今天的城乡结合部。但城市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存在贵族,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公民。当时的欧洲有句话特别有名,叫“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讲的就是城市可以给所有人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只要肯努力就有出头之日。直到今天,巴黎的许多地方比起普罗旺斯的田园风光要显得脏乱差,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世界的浪漫之都。

美国现在代表了世界上最开放的精神,但在半个多世纪前,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当时美国优质的公立学校大都不招收黑人,就像今天这些本地家长排斥打工子弟一样。当时的学校和白人家长也是振振有词,列举了黑人的种种恶习,甚至用数据证明了坚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州比其它州犯罪率更低、社会更和谐的事实。所以在1957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中央高中拒绝黑人学生违宪的时候,当地居民包括州长仍然设置了种种障碍,阻止9名黑人学生进校。于是就有了那张著名的照片:9名黑人学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的美国陆军空降兵的保护下,依次走进学校大门,周围聚集的白人还在谩骂不已。半个世纪过去了,种族歧视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政治不正确,白人和黑人学生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也已经成为了美国家长的共识。

中国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新老城市移民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有些城里人都怀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你农村人凭什么到我城市里来享受我们的公共服务呢,这不是占我们便宜吗?还有些人的表述更直白,比如有些所谓“纯种北京人”在网络上骂外地人,你们凭什么来我首都北京,为什么不回去建设家乡?这种理直气壮的言论,起源在于1949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个特殊阶段,即国家以强力的户籍政策将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并以一种“剪刀差”式的政策,以牺牲农村利益的代价才支持城市发展。并且,这种不公平的政策渐渐被制度化了,让许多城里人认为农村人就应该呆在农村,私自跑到城市里来就是盲流。这种畸形的城市化是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不曾存在过的。城市居民的这种天然优越感可谓是一种中国特色,但并不代表这就是正确的。

城市化进程就是在上演一出双城记,既有开放的活力,也会表现出混乱和无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城市的特点就是开放的公共空间权利平等。假如有人就是认为自己是贵族,不愿意跟下等人生活在一起,那怎么办呢?也好解决。既然你觉得城市脏乱差,应该到乡下去买一块地建一个私人庄园,请私人医生、司机、管家,庄园就是你的城堡,你关起们来,可以过上像皇帝一样的生活。但假如你舍不得城市公共服务的便利,那就要做好与各色人等一起分享的准备。你如果有钱大可以买私人轿车,但也必须要承认穷人走在马路上的权利;你可以穿得雍容华贵到公园里遛你的名犬,但也必须容忍旁边穿着破烂的流浪汉在晒太阳;你可以花大价钱将子女送入贵族学校,但如果选择公立学校,就必须面对公立学校向所有周边贫穷公民也开放的事实,就必须承认各种不同家境的孩子具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

由于独特的历史特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像欧美的城市化一样打破僵硬的阶层价值观,反而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特权意识。然而随着全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中国城市新旧移民的平权运动正在渐渐兴起,而且是大势所趋。对此,城市居民有两种选择,一是以更加容忍的心态接受;二是自觉地退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把城市的生活留给别人。假如还有人既不想努力奋斗,又想享受城市便利的生活,那真是指望免费的午餐。

说得直白一点,户籍制度不是牛顿定律,可以长久地作用下去,劳工阶层刚进入城市,居住卫生条件不佳,可能身上的汗味确实不见得好闻,但在公共的空间里,假如没有容忍的精神,你就不配做一个城市公民。
 楼主| 发表于 2012-12-7 16:52:4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经济下一程
发表于:2012-12-03 21:28:28
       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有一个大背景,我始终把我们的中国经济看作是两个海平面的运动:中国开放时已经有了发达国家这个样一个高海平面,我们是处在一个低海平面。高海平面人均GDP13000美元(1978年的美国),现在人均为3-4万美元。世界经济还有一个由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低海平面,中国开放时人均不到200美元,翻两番达到800美元。中国开放时,这两个海平面差一百倍。邓小平改革开放把这两个海平面打通,这个打通释放了巨大的市场。因为原来低海平面国家都是二战前后独立的,非常看重自己的国家主权,但一直处理不好主权和开放的关系,基本用的是替代办法:国家权力把关税壁垒提得很高,让国际资本、商品无法进入,空吹国内市场发展国有企业。这是当时很多国家的策略。这个策略主权维持住了,但经济发展不理想。邓小平总结经验教训后提出开放,1990年印度开放,1991年前苏联垮台苏东体系开放,这个世界变得跟过去有所不同。

  这两个海平面是冷战形成的,差距非常大,一打通后会发生很大的对流。一个是大量资本、技术信息往低海平面落。国人这么多年自己积累,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国家搞上去。还有一个效果是当时没想想到的,即低海平面变成大量输出,这是没想到的。开放时我们是一个有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工业能力非常差,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产品。可随着开放,低海平面有大量的东西出来,这是经济学中讲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前提是要比较怎么做到强大的对流?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即改革红利。这是最近李克强所讲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红利”,我认为讲得很好,不是什么其他行业。有人说是人口红利,1965年中国人口红利就开始升了,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49年结束战争,国家统一、和平,人口就开始提高了,到1965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1965年是52%,到改革开放前夜升了10个百分点。可这段时间里人口有什么红利?人口对中国是负担。我在这段时间里下乡,下乡中9人中有7人是农民,城里人还不断下乡,为什么?城里没工作,粮食不够吃。人口是负担,所以中国走上了一个最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最后是通过改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包产到户粮食够吃,民营企业一搞就业机会就来了。

  第二波 是邓小平南巡,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能量。

  第三波是加入WTO。1997年签约,5年预备期,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WTO。通过政府间的协定,把不适合体制的因素排除。中国GDP就是这三波推起来的,推进了10%的增长率。

  这两个海平面靠拢背后有这些东西,由此带来了很大的选择,红线是中国的外汇存底。1993年朱镕基到北京,中国外汇存底是180亿美元,搞了一年后涨到500亿美元,之后最高达到3.65万亿。这条曲线反映了中国一开放,利用全球化、利用原来低水平、低成本而把经济发展上去。

  同时也带来很大挑战,外汇存底和广义货币是什么关系?企业外向,赚顺差,中国环境改善,引来外资,这个钱全是美元,美元到中国不能花,到中国花要有结汇,结汇谁结?当时全国一致说“人民币绝不能对美元升值。”因为一升企业出口就麻烦了。喊这个口号容易,谁去顶?最后是央行拿基础货币顶。什么叫人民币兑美元不升值?有一块美元进中国,8块去买它,人民币的汇率是1:8。在8块的水平不让它升,进来1块美元就付8元人民币去买。这是央行付的钱。央行基础货币一出去到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把钱放出去收进来、再放出去收进来,放大了一点,这样资产价格就上来了,土地、房子、所有投资品,一不小心进入CPI。所以外汇储备每一块钱对应的有一个国内的货币运动,有一个内部的循环。这个形势好吗?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外汇。但汇率机制导致进来一块美元,人民币就被动投放,国内宏观环境、货币环境发生变化。

  2002年广义货币M2(图),2002年不到19万亿,八年以后涨到了53.8万亿,同期GDP不到28万亿。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例现在是180亿美元,全球最高的经济体制。这是开放带来的一个挑战,如果汇率机制是这样的,开放程度越高国内压力就越大,压力由此压到资产上,房价起来,地价、古董、茶叶价格起来了,有一个学生拉我去看兰花,80万人民币一盆。我还跑到新疆看过一头羊,刀郎羊1400万。如果产品供不上,价格就会上去。齐白石的画很贵,因为齐白石死了,他一辈子的画大家都要,有价值。可现在艺术品市场好好活着的画家,作品价格也是天价。这个东西会急剧改变人们的行为。搞实业的越来越少,炒这个、炒那个很热,背后是货币环境的变化。

  若一直涨上去也不行,问题是:第一,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两个洲外部冲击,需求总缩;第二,资产价格很好,大家愿意借钱,我们债务率很高,杠杆在推高。杠杆高如果把价格压后就会形成债务,通货紧缩。房价涨时多借点钱算什么?不怕;房价一控制住,你借的钱就很硬,水落石出。

  这些年来国家不断的进行调控,出这个政策那个政策,国家部委忙得很,这种忙最后会阻碍微观经济的活跃性。投资偏大后,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收益率下降把经济往下拉,这是今年、去年看到的情况。水位下去,石头就出来了,成本顶着,债务顶着,这是目前经济形势的特点:水落石出。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未来会怎么样?我不完全知道,因为经济是人的活动,不是一个天体运动,可以撤离天体的轨道。人的活动是选择,只能应对这些问题将来会怎么样,不是宿命。我的看法是这些关键问题怎么回答,将来中国经济就会怎么样。

  第一个大问题,怎么做?现在我们有90万亿人民币,一年GDP50万亿,货币水分怎么抽?抽回来国内经济可以平衡,很多异常价格现象可以消除。但抽货币很长,从经济中把货币抽回来要付出经济萧条的代价,历史上陈云、朱镕基做过这个事,美国也做过这事,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急速掉下去,以致很多企业关门。要付出代价,我们政治上能不能承受住?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还有的选择是货币很多,能不能往里面加东西?货币是赚资产的,如果货币很多,资产推进去,从那个角度可以平衡,这个问题是国民经济当前第一位的问题,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里面有很多小问题,第一,汇率机制要不要改变?我们要人民币汇率稳定,但是否一定要央行基础货币承担这个责任?这个问题要讨论。现在央行既承担人民币币种问题,又维护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问题,我认为央行很难完成,为什么?因为美元我们管不了,美元1971年后就和黄金脱钩,它发多少控制不了。美元的基本策略是只要国内通货膨胀不起来,它是全球货币。这时如果不把汇率形成机制做一个根本改革,我们的被动局面不会消除,对外开放成绩越好,国内宏观环境越发达。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要不要实质减税?现在经济下行,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特别麻烦,小微企业的特点是卖的东西下去了,买的东西还没有下去,包含在成本里顶着,这时如果不给它一个实质的减税,很多企业受不住。最近我们跟阿里巴巴一块搞要小微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开工率非常低,很多企业都不干了。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占中国就业率的80%,这是目前的问题。而且各地由于房地产市场受到调控,出让土地金减少,各地政府现在还在加税,查过去没交的税,这对企业是雪上加霜的。

  第三,要不要增加进口的便利?多少年大家基本认为中国货物出去赚钱是对的。其实这个思想已经很落后了,即便是金本位赚了黄金不见得所赚是最便宜的,黄金多了就是货币多了,货币多了就是物价高了。何况美元跟黄金是脱钩的,应该让进出口更大程度的平衡,以中国比较优势的产品换其他国家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且现在国际上很多商品价格比国内低,但我们进口跟出口不对称,奖励出口、出口服务做得不错,可进口麻烦一大堆,没有好好改。

  第四,对于贸易遇到困难,今年商务部报告说10%的增长都做不到,可能无法完成。这是**期间新闻会议上所说的。那是不是由于欧债不行出口就不行了?我的看法是,新阶段有新选择,应用对外金融、对外投资来带动。什么叫对外金融?这么大一个出口国,卖方信贷很少,应该借钱给人家买我们的货,就像当年发达国家借钱给我们买他的设备,今天倒过来做。同时要通过对外投资,我去新疆调查,周边有些国家经济情况很好,资源潜力很好,但基础设施很落后,阿拉山口火车就那么几道。中国基础设施是见长的,到境外去投,倒过来去做BOT,就像当年外资进中国做法的一样,我们在东南亚、西部包括在拉美的机会都有,问题是国家有关政策要支持。

  最后,要不要货币深化?中国经济跟美国不同,不是所有资源都已经放在市场上了,我们有很多资源不在市场里。现在有一个平衡的办法是把不在市场的资源放进去。1998年我们有一个成功经验:城市房改房。光城市居民的房子倒来倒去就吃掉很多货币。现在中国不在市场的资源很多,整个农村仍是自给自足,农民进城了,他的地、资产都不是随便交易的,所以应该确定一个权力给一个流通、给一个市场,把市场过量的东西消化掉。另外是国家手里、政府手里的很多资源没有放进去,这需要通过货币深化、资本深化。国民经济不能加债务,只能加资本,加资本就要搞产权改革。

  第二个大问题,城市化中国有余地。但用什么机制推进城市化?现在的趋势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后果很严重,我们的土地制度、城市设立、进城门槛包括户籍制度、投入制体制,“看得见的手”的比重太高,导致资源大量的配置失误,人都没有的地方去那儿干,有很多人的地方人力投资不给力。这个问题不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就不会高。

  最后,中国经过30年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的另一面是我们的人工成本上升,这是一件事。**确定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倒过来人工会进一步贵,这件事产业界很关注:这怎么是好?其实人工成本不是单一可决定问题的,而是生产力怎么样,不是人工有多贵。如果贵的人工用到生产当中生产不出多少东西,如果今天的工资水平中国产业界觉得对付不了,再发展下去就别玩了。工人的收入提高,倒过来是市场扩大了,有购买力。这里面最关键的东西是要提高生产力,由此涉及到企业制度改革,涉及到教育科研。所以我想我们会争取一个前景,而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即前面的问题怎么回答。

  能争取的前景是机遇期,所谓机遇期最重要的是争取全球和平,和平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条件。在处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增加民族的自豪感的同时怎么和其他国家相处,目前跟日本有些问题,但我们跟欧美的框架很好,这是最重要的机遇期。经济发展不是年度增长有多好,而是不中断,如果是一个福利增长,美国多年就是2%的增长率却是世界头牌大国,不能用战争搅乱经济发展。这是一。

  二是要做到这一点,在各个领域进入深入改革,不改革靠其它变量、短期的办法已经走到头。

  三是微观层面,推动创新,让中国方方面面认识到我们这些人工成本不算什么,否则日本怎么打?英国怎么打?欧洲怎么打?我们对现在的收入已经恐惧,经济再发展有什么意义?唯一的办法是把生产力提高到比工资涨得快,这就涉及到创新、工艺、材料、流程、产品、商业模式,需要改革。因为通过我们的观察可以看到中国产业界注意力的集中度分散,大量时间、精力不在管理、产品、基础,在社会转型中的关系上,要花很多精力维护那些东西,这会损耗这个国家的长期增长。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从空间上说还有发展的机会,但能否做到不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尤其不取决于经济学家怎么说,而是取决于我们具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各位!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0 16:12:22 | 显示全部楼层
城市化改革思维
发表于:2012-11-26 17:51:43
      改革的核心是调整劳资关系

  搜狐财经:大家都在谈论改革,您认为当务之急,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党国英:我强调的改革是三个方面:第一,调整劳资关系。第二,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但是,我把劳资关系调整放在第一位,因为它是一个抓手,我不赞成政治上激进的改革。

  搜狐财经:作为农村问题研究者,您之前提出过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是农业现代化,这是下一步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党国英:农业现代化主要是规模化。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三化”本身有内在的动力,要保证“三化”协调发展。我想着重强调劳资关系,主要是“三化”过程当中,涉及到资源大转移。什么大转移呢?就是劳动力和人口的转移。**报告有一个新的说法,叫农业转移人口,不是以前农民工的叫法了。这个转移现在有很大的困难,就是所谓转的不稳定,工资水平上不去,买不了房,不能在城市定居,这叫半城市化。这样的话,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水平非常关键,这就回到了劳资关系问题,也就是城市的劳动市场问题。

  城市的劳动市场问题的难处就是工资水平低,是市场自身因劳动力供求关系造成的工资上升的压力不够,压力不够就得调整劳资关系。调整的办法是改变供需比例,劳动力需求减少对劳动的供应,减少劳动的供应是指的劳动时间。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调整劳资关系,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把劳动强度降到合理水平。每个人劳动时间压低了,企业要满足它的生产需要,就要多雇佣工人。调整劳资关系,通过市场的压力,而不是通过政府一般的号召,把工资水平提高以后,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水平就上去了。这就使得城市对农村人口吸引力度增大,自然而然的就加快了转移速度,使得转移人口能够在城市稳定下来。最终“三化”就会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农业要转移,城市化本身要提高城市化率,工业化需要稳定的劳动力。所以,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定居问题,融入城市的问题。

  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就业机会

  搜狐财经:减少劳动时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不是形同虚设,比如美国经济低迷,为什么不会考虑减少劳动时间来解决失业问题?

  党国英: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劳动时间已经不高,欧洲一般是35小时。再加上各种假期,欧洲有很多领域一年就是200来个工作日。老百姓要休息,因为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劳动工艺有一个缺陷问题。西方人甚至还建议,工作时间降低到每周30小时。我倒觉得美国先要增加产业投资,降低劳动成本。西方汽车工人制造业和大学老师收入差不多,工会的压力太大,造成劳动成本比较高。

  搜狐财经:劳动力减少工作时间,但是劳动力报酬低,职工要养活家庭,只有多干活才能增收。问题是谁会去增加报酬,而且会不会导致没有竞争,没有竞争怎么会增加工资呢?

  党国英: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动力劳动时间越长,反倒工资水平越上不去。因为你劳动时间长,你一个人顶两个,老板就说不需要新的劳动力。没有就业,不容易找到工作岗位,劳动力就会接受低工资。这样造成劳动力供应适度紧张,就会迫使企业来提高工资,不提高工资就招不到工人。当然,人们还会提出这样的疑惑,认为产业的成本增加了。产业成本增加了,出口出不去。我认为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正是要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也不是靠政府的号召,也要靠经济内在动力。因为工资水平上升,迫使企业要用机械设备来替代工人,这样装备工业就发展起来了,整个产业结构水平就提高了。所以,调整劳资关系造成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迫使资本家增加投资。

  所谓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压力,有一个暂时的办法,就是迫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国外,这正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国家真正要建立所谓的全面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要达到富裕、富强、繁荣的国家,这要靠什么呢?靠大家劳动效率的提高,靠人均资本装备水平的提高。没有这个压力谁愿意投资,劳动力廉价就没有人愿意投资。有了装备水平的提高,劳动效率就上升了,大家财富就增加了。所以,通过调整劳资关系会引起一系列良好的循环。

  但是,也会引起短暂的麻烦,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长期看必须转移,靠劳动密集型为核心基础的国家,就不是一个富裕国家。所有的富裕国家都不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就是要让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南亚或非洲。我们要发展的就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劳资关系转移形成一个内在的压力。

  推动大部制给地方放权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党国英:在地方政府怨气太重,管理也存在一定问题,所以要着手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土地等重大的要素,在我看来都是分工不明确。**强调要依法治国,要建立法制社会。首先就是要规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法制化,不能太随意。下一步中央或可尝试搞机构改革,进一步推动大部制,逐步放权,给地方放权。但有的省份太大,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新的区域规划,比如说深圳和东莞合并尝试直辖。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多增加行政区,把地方势力减弱,减弱以后就可以大胆放权,就不存在朱镕基为了税收问题亲自跑广东。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主要是搞民主。我赞成中央这方面的部署,要渐进。比如从党内民主开始,但我不同意从基层民主开始,我倒觉得可以从中央开始。党内民主可以从下到上,但全社会的民主要从上至下。为了着手降低政治改革的风险,要把权力还给社会,还给老百姓,公共机构要放权。

  要保护耕地也要城市化

  搜狐财经:您之前谈土地改革称,可以不要集体经济但要集体产权。现在成都开始尝试确权,下一步是流转的问题,您认为土地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党国英:2008年中央提出土地改革的框架是“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这个方向是对的。主要是前面八个字,“明确产权,用途管理”。实际上说的是两个方面:第一,要搞产权改革。实际上产权改革简单说不该搞公有制的地方,要把公有制做虚,这就是我说的农村领域要集体产权不要集体经济。集体产权这个东西古代就有,一个社区的道路是集体的,那会儿不叫集体的,但起码是共有的。但是,经济领域就不要搞集体所有制。第二,全国要改进国土资源配置。要优化国土资源配置,耕地保护也就成了问题。我们既要保护耕地,又要促进城市化,而且还要让全国人民住的更好,房价也要下跌。耕地保护我主张要设立农业保护区,农业保护区中不准搞非农产业,已经搞的逐步退。这样以来,是不是就没有土地搞城市建设,没有土地改善住房。问题不是这样,实际上现有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譬如北京的郊区土地,各种有关系的企业,以及政府事业单位圈地都是有山有水的。公地挤压私地,挤压老百姓住宅建设用地,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搜狐财经:明确宣布不搞土地公有制,意识形态就有一系列的麻烦,怎么样回避这个问题?

  党国英:回避的办法就是承保权给永久化,永久化就是自己的。在微观层次,主要还是要推动明晰产权。所谓做虚所有权,做实使用权,阻力在地方。地方觉得把使用权、承保权永久化后,将来征地比较麻烦。因为,地方廉价获得农民土地困难就大了。但是,中央的改革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不让地方随便能剥夺农民土地。

  回到公共领域,具体讲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途管理就是要解决规划的问题,解决用途的农地不能乱转用。这实际上牵扯规划领土性问题,因为过去规划没有法律效力。我提出规划要解决法制化的问题,而法制化要成立的话,必须解决民主化的问题,你不能由市长书记定规划。现实情况是,换一个领导规划就变。一定要解决规划的法制化,规划要变成地方法规。

  全国150亿亩的土地,50亿亩适合人类居住,我们就拿出20亿亩来做农业保护区,剩下30亿亩去掉河流、公共道路用地。按照官方数据城市占的1亿亩都不到,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特别农村建设用地置换,通过增减挂钩,通过新农村建设,通过有序自愿前提之下撤并村庄,完全可以解决城市居民住宅用地的供应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房价就下去了。这样中国老百姓住房水平就提高了,中国就真正变成有中产阶级的国家。我常说,中产阶级不是住在楼房里的。发达国家穷人住楼房,中产阶级住的独栋房子。

  所以,国土要进行大的优化配置,一定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前提之下,制定与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相关的土地利用战略,既保护农地,又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我们不是没有土地,而是根本有些土地管住不让放,有些无序的圈地在我们看来就是浪费。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0 16:13:34 | 显示全部楼层
“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呼之欲出
发表于:2012-11-22 10:38:29
        本系列前面几篇,分别探究了“城市土地国有化”以及“城市设立模式”的来龙去脉。加上更早我们讨论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转让”(见“城乡中国系列评论(22)至(25)”),共同铺就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基石。本文综合此三项体制的整体特征,掂量其长远的影响。

  整体特征就是一句话,即“行政垄断的土地市场化”。拆开来有两个要点:其一,土地使用权可以合法地在市场里流转;其二,土地的市场化流转,被行政权高度垄断。让我们先分开来简要地点评一下。

  与1988年以前不同,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土地资源终于可以合法流转了。原来是不可以的。还不是一般的不可以,而是严格禁绝。土地租赁、买卖行为,甚至要入刑法治罪。背后的观念,是把土地买卖(流转)看成是几千年中国农民分化、贫困、造反、动乱的经济根源。那可是所有恶行中的恶行,所以在政策与法律上一点口子也不开。虽然50年代土改后的法令,承认农村的地权经过再分配之后,农民有出租、买卖的权利,但紧接而来的集体化,事实上再也没有给农民流转土地留下合法空间。国有土地呢?只有划拨、白用,也从来没有讲个价钱流转这一说。

  土地流转是改革开放逼出来的。先是农民转去务工、经商,承包的土地要转手,中央政策响应,允许“有偿转包”,其实就是土地流转。后来境内外个体、私营企业兴起,要占地发展工商业。因为都不是国有单位,没有划国有土地给民企用的理由。于是在开放前沿的深圳市,率先引入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开启了大陆土地合法流转的新时代。

  其实也没有完全与传统彻底决裂。第一,允许流转的只是土地使用权,不是“土地所有权”,后者依旧不得流转;第二,既然只转让使用权,就有“期限”的规定,当时定下来的几种转让期限都不长久,更非永久;第三,转让到期之后如何处理房地关系,当时没有清楚的交待,后来的《物权法》做了局部处理,但还是给“更聪明的后人”留下了尾巴。这也许可以让传统观念勉强接受,因为一旦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发生“问题”,不流转的所有权再把它收回来就是了。

  如此有限的土地转让,对资源利用发生了积极影响。土地问题与很多资源利用问题一样,所有者或在位的使用者,并不一定总是最有效率的。制度禁绝转让,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对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当然很不利。更重要的是,土地不断转向利用效率较高之手,会带来土地增值的预期,使土地融资成为现实。譬如现在每年高达万多亿的“土地出让金”,离开土地的合法转让,根本无从想象。这也是在渐进改革的路上,土地流转制度终于站住脚的经济诱因。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的土地流转市场,在合法的制度层面却以国有土地为既定前提  惟有国有土地,才能合法进入市场流转。我们探查过了,这件事情本来似乎并没有清楚的“顶层设计”,因为早年开放引入外资之际,深圳和珠三角一带转让给外资企业利用的土地厂房,不但有国有土地,也有大量农村集体土地。可是当实践经验上升为政策和法律时,“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双轨流转的现实,却被净化为“唯有国有土地才可以流转”的单轨。

  个中的一波三折,我们也探查过的:1987年12月1日,根据国务院的指导意见,由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务院法制办组织试点,在深圳拍出了土地流转的天下第一槌(拍卖的是国有土地);是年12月2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规定“特区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限定“特区国有土地”);第二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对宪法第10条的修正案:“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去掉了“特区国有”的限制,变成“(一切)土地的使用权”皆可“依法转让”)。可是再过两年,国务院于1990年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却仅仅只为“城镇国有土地的转让”提供了法律根据。以后还有没有一部“农村集体土地出让和转让条例”呢?再也没有了。

  于是,尽管农村集体土地的转让、包括非农地的转让在实际上早就无日无之,但在合法框架之内,却唯有国有土地流转才具有法律地位。至于为什么实践的法律表达,很快从“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迅速收窄为唯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才可以转让,根据我们探查:土地融资的机会集中在城市,而根据1982年宪法,“城市土地”再不是公、私并立,也不存在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而是全部的“属于国家所有”。

  始于1987年的城市国有土地公开的市场化转让,很快显示出处于合适位置的土地资源,具有何等巨大的市场价值。当年深圳第一幅8800平米土地的拍卖之价不过525万元,应该没有人料到20年后全国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每年居然以万亿人民币来计。事实上,这也是唯国有土地才能合法流转的“垄断收益”。因此不难理解,非国有土地不但再也没有获得平等的市场准入的机会,反而屡遭行政禁令,彻底与公开的市场转让绝缘。可见,在超额的土地市场化利益面前,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也不能不退避三舍。

  国有土地的市场化让政府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老计划体制下政企不分的特征还远未根除,大大小小的行政权力机构又被笼罩在“政地不分”的色调之中。至此,土地何止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之母”?它还是政府财力之母、是最有力的政府融资杠杆以及一切政府项目和政绩不可或缺的载体。反映到宏观上,中国甚至出现了与“银根调控”并列的“地根调控”。

  “土地饥渴症”在体制内蔓延开来。其动力机制十分简单:由于国有土地入市才造成土地市值的急速上升,所以政府掌控更多的国有土地,就意味着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更强的财政实力。这也推动了城市扩张,因为“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只要增加城市数量和扩大城市规模,自然就有更多的土地被纳入国有的范畴,成为可出让土地的庞大的储水池。至此,“整县改市”也有了新的经济意义,刺激点不再仅仅是行政级别、城市财政和官员编制方面的提升,更为决定性的,是可合法入市的国有土地的增加。反正我国“城市设立模式”也是高度行政化的,以“设市”为跳板,政府的行政权力大规模伸向土地财产。

  这样看,“唯国有土地才可市场化”,赋予“城市土地国有制”与“高度行政化的设市模式”以新的生命冲动。三足鼎立,只等另一件利器即政府的征地权出手,“政府主导的中国城镇化”很快就呼之欲出。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1 16:34:46 | 显示全部楼层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革命并非从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从最轻的地方爆发,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无法忍受。
  
  以法国的近邻德意志为例,那时候的农民等同于农奴,农奴不得离开领主的庄园,如若敢私自离开,就要被通缉,抓回来之后还要受到惩罚。农奴的地位终身无法改变,职业也不得更改,能否结婚还要看主人的喜好,大部分时间要为领主服劳役。农奴的土地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上种什么还要领主说了算,死后土地也不能全给儿子继承。
  
  可是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早就不存在了,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农奴制早已经绝迹,农民不仅不是奴隶,而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比例几乎是全欧洲最高的。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看到这里你再想一想中国,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热衷于购买住房,住房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目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是全球最高,调查显示,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在中国,下层老百姓的所有积蓄,基本上都是为了购买住房。虽然中国已经有了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喊“买不起房子”。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试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农民自己的,那么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同他又有何干?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更加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当时的法国国王)的财政总监说道:“原本可以用来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土地被平均分给5-6个孩子,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此后完全无法依靠土地生存。”这又变成了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更多的粮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却没有增加,大量没饭吃的年轻人最终要走上街头。
  
  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也绝非人们印象中的残暴统治者。例如,国王的猎物在狩猎区边缘毁坏了农民的庄稼,国王还表示应该予以赔偿。并非是国王自己损毁了农田,而是国王在狩猎区饲养的野兽干的。
  
  路易十六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公众舆论对国王的影响非常大,据说他自己实际上服从于公众舆论,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其表示敬畏。大多数外国人很难想象公众舆论在法国的权威地位,很难理解这股甚至能对国王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后来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法国正在进行飞速的改革,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
  




  有趣的是,在这位开明、民主的国王统治下,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民众的仇恨情绪并非只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一切旧的制度。以至于有人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差,更有可能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压迫的人民,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的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权更好。在法国人看来,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看到这里,让我们再来想一想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3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最常见的一句抱怨就是:“这全都是体制的错!”在30年前,你很难想象公众舆论能够左右高层决策,而现在政府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给网络流言辟谣。在30年前,老百姓对于报纸上的东西是深信不疑,而现在人们宁可相信网络谣言。现在没有人会否认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是老百姓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了。比如,政府官员抽高价烟,被放上网之后,就丢了官。这在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出现的事情,在中国却发生了。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谁?不是国王、不是大臣、不是贵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很吃惊?法国的知识分子同德国的完全不同,德国同行完全不问政治,只埋头于研究纯粹的哲学,但法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你完全可以称他们为法国的“公知”。
  
  这些法国公知看到社会上特权泛滥,自然而然的觉得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并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思想。他们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从政的经历,一切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正因为他们脱离实际,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这套理论盲目相信,并充满热忱的加以传播。法国公知对于伴随着革命而来的破坏,连想都没想过。同样是因为愚昧,法国民众对于公知言听计从,衷心拥戴。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1 17:07:06 | 显示全部楼层
想想看,纳税人深受摊派之苦,听公知说人人均应平等,当然很是振奋;一个农民,种的庄稼被贵族养的马吃了,他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到谴责,自然是欢呼雀跃。就这样,每个老百姓都成了哲学家,政治被植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于是,公知控制了国家的舆论导向,摇身一变成了政治领袖,没人能够与公知争夺这个地位了。
  
  公知不但获得了底层民众的认可,还获得了很多贵族的支持,不少贵族纷纷解囊资助公知的写作事业。这些贵族们完全忘掉了,一旦这些理论受到普遍承认,就不可避免的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最终要打破整个旧制度。于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贵族们一边享受着缴税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一边又大力的抨击这些旧制度如何的荒谬,贵族们正在亲手埋葬他们自己。作者的评价是“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然这样盲目的促进自己的灭亡”,你是怎么也无法相信的。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又觉得中国的现实几乎是法国当年的翻版?中国的公知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但是他们全都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够让每个中国人更好,并用种种美丽的口号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在网络上,他们有着呼风唤雨的地位,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对他们言听计从,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被当做了真理。而体制内的人,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却纷纷抨击整个体制。而老百姓呢,没人关心具体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大家都只关心“你是不是我们一伙的。”变成了纯粹的站队游戏。就这样,整个社会上下一齐在努力,准备推翻这个体制。
  
  最终大革命到来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没能预料到大革命的爆发,但是他们此前的所作所为,全都在促使革命更快的到来。革命之后,人们所期待的东西没有一个到来,来临的只是繁忙的砍头大戏。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的“荣誉”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据勒庞描述,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其中近代化学之父,著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因为税务官的身份也被砍头。在临死前,他做了最后一项实验,他和刽子手约定,想知道头被砍下来之后,意识还能维持多久,他说脑袋掉下来他就眨眼睛,刽子手仔细数了数,一共眨了15下。不过这一说法不见于正史。
  
  写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明白政府高层在担心什么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同当下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要说法国大革命有啥成就?估计最直接的就是成就了拿破仑,让他当上了皇帝。王副总理说:“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会不会一语成谶?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2 10:05:51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勿强推,让农民在自由中失去故乡

    -“被城镇化”忧思之二

    其实我特别佩服某些政府智囊敏锐的洞察力,他们总能在经济困难时发现新的GDP增长点,简称G点。过去G点在拆迁,官方学名叫棚户区改造。最早是靠忽悠后来就打手,而且花样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以恐吓为主以利诱为辅,以打人为主以杀人为辅,以拆迁公司为主以公安城管为辅。组织严密相互协调高效运作,充分做到了喝药给瓶上吊给绳挡路就轧自焚无视的至高境界。出了事是你自绝于人民,没出事要被人民拒绝,拘留刑拘是轻的,劳教才是杀手锏。

    想告状吗法院不受理,想上访吗有黑监狱,如果你一条道走到黑轻则会走进精神病院重则就会消失在路上。所以没有背景不要上访,当然有了背景无需上访。

    总之无论你怎么折腾,你家老房子被推土机亲密接触然后稀里哗啦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改造的结果就是你家50平转眼成了1000平,而里面没有你的哪怕1平,你被流配到了远郊只能终日怨望,如果允许你回迁再给你50平那是你造化,你需要感恩组织的温暖,你不感恩也会被感恩。商品楼拔地而起,均价保守卖1万,建筑成本撑死两千,你的50平转眼卖了1000万,扣除你那50平,净赚750万。然后把房子式的鸡笼再卖给城市里感觉良好的中产,让他们一夜成奴时刻面临财政悬崖。终日胆战心惊害怕被炒,一旦被炒,月供即断,月供一断就可能无家可归,所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产和城市里的流浪汉其实只是一张聘书的距离。这也是维稳方式之一种。所以有老外说中国人不爱创业喜欢朝九晚五旱涝保收云云我很不以为然,那是不了解中国人肩上到底扛了多少斤鸭梨。

    不管你是博士还是海龟,只要没有背靠大树你就是屌丝一个,荡来荡去说不定那天就断弦。至于没有文凭的草根要想出人头地只能混江湖,但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血酬”不是那么好挣的。很多人以马仔的身份死在了梦想成为大哥的道路上。

    除了官富二代,中国城市青年只有两类,一类是已经成为房奴的屌丝,一类是想当房奴而不得的屌丝。裸婚听上去很美,但这种有理想有同情心的女人和丈母娘实在太少。这年头连凤姐都要高富帅,所以屌丝们有很大概率面临人世间最恐怖的极刑之无妻徒刑。

    现在该拆的早就拆了不该拆的也拆的差不多了。城市的土地只剩了些边角料,已经撑不起土地财政和开发商的胃口。政府又及时的把目光投向了农村。

    还是老办法驾轻就熟。首先由政府智囊寻找新G点,然后政府决策并资助研究项目,然后学者申请项目,再把项目切割分给硕士博士,然后硕士博士就对着电脑左手中国国情右手国际接轨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引经据典论证的上合天意下和民心。最后凝结为几篇核心期刊的文章这游戏就算OVER了。

    农民,城镇化的切身利害者,却被告知无须发言。他们只是通过CCTV被反复告知居庙堂之高的人仁慈而且圣明不会丢下他的人民不管,他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个体做出了牺牲必会得到合理补偿。也许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也许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农民的利益被侵害,农民的权利被践踏。

    看香港电影你会觉得这江湖虽然险恶但有规则,但农村是个例外。过去是乡绅治村现在是青皮当道,比的不是谁有文化而是谁拳头硬。不要轻视青皮,更不要轻视青皮背后站着的熟鸡胗掌。虽然他们智商不高情商很低但极善于借“势”造“劫”。

    国土部08年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   是谓“增减挂钩”。“增减挂钩”,多么中性而内藏玄机的词汇。我一度被国务院这一保持18亿亩耕地的创意极度震惊鸟。

    这一政策甫一出台,各地村官在熟鸡胗掌的支持下就抢着试点。各地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就此上演,他们打着“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口号,推出诸如“村改社”、“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等政策,逼迫农民上楼,制造了大量人间惨剧。丫们不是不清楚人能上楼但会飞的猪只是传说,丫们不是不清楚楼房离着耕地十里远管理庄稼成本有多高,相当于强制流转。丫们不是不知道农民在楼房里不烧煤气烧柴禾不是农民想玩行为艺术。丫们不是不知道人家农民没有独立院落根本无法维持生计。但丫们就做了。借着政策,丫们强行设“劫”。

    你呕心沥血刚建成不久的房子已然被推到化为一片废墟。丫们然后问你:你是愿意再缴纳3万上楼呢还是愿意不再交钱像诗人一样四处流浪?

    借“势”造“劫”不是丫们围棋下的好,而是国家机器太强大。

    在论证城镇化的优点时,学者们都说城镇化会提高内需,证据是城乡居民收入悬殊。丫们以为只要只要农民放下锄头住上楼房上帝就往他兜里撒钞票。丫们不是不知道城镇居民收入的光鲜数字是托了垄断企业公务员的光,是被平均的结果。丫们不是不知道现在最苦的不是农民而是失地农民,他们很多都挂着城镇户口的名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没有土地没有工资甚至交不起社保,有的只是一年两千元左右的低保,就顶丫们一顿鱼翅鲍鱼汤。

    看看小城镇里那些遍地练摊的人们,看看他们形容枯槁毫无生气的样子。他们被城镇化了,但却找不着组织,他们失去了土地也没有找着像样的工作。有研究说中国城镇失业率8%,那肯定把练摊的人算成了自谋职业的小业主。

    丫们明知道贸然推进城镇化对农民是个火坑。但还是义无反顾把他们推下去。

    在丫眼里,百姓的痛苦都是阵痛,忍一忍就能过去。丫们自己妻妾成群到处留种却坚持给屁民计生,还动情的把强制堕胎说成给地球母亲减负,还恬不知耻的向国际邀好说为减排做了贡献。我们一忍就忍了三十年忍到了未富先老忍到了失独家庭以泪洗面生不如死心如死灰。可它还是横亘在我们面前,阵痛成了永恒的伤痛。

    我等鄙陋,从未见外国政府成天找G点。政府可以搭台但不要自己唱戏,否则等同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政府是全体国民让渡权利组成的,干的就应该是为全体国民谋福利的事。具体说来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建法治政府,搭建要素市场平台。其他的事就应该交给市场主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须到处花着公款招商引资。

    作为城市的无产阶级,如果私心一点我可以不说。让我们的队伍继续壮大。马科斯不是说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嘛。中国也有人说欲让其死亡必让其疯狂。但我就是看不得别人苦难。

    我并不一般的反对城镇化,如果城镇化是农民自愿的选择。山西土的掉渣的煤老板也知道跑到首都去买楼,只要有钱,谁不知道城市好?生活方便灯红酒绿不是所有芸芸众生的感官追求吗?

    所以不要去规划更不要去胁迫,让农民在自由中失去故乡,这失去就不会那么疼痛。循序渐进也不会出现一个流民中国。除了鸡的屁增长的慢点,对谁都有好处。

    冷锋于一箭阁

    2012-12-11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2 10:12:06 | 显示全部楼层
周彦武:地方政府主导的强制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的致命毒药

  主流经济学家大力鼓吹的城镇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的致命毒药,同时还是地方政府的盛宴,失地农民的噩梦,甚至是整个中国的毒药。

  热火朝天的小城镇化,借“新农村建设”、“土地资本化”、“土地市场化”等之名,大规模地拆除旧村。其实是盯上了农村的宅基地,以“拆房子,建房子,卖房子”的过程实现“以地生财,土地财政”。 大规模的村庄在此过程中被连根拔起,彻底平掉,这种情况在中西部的一些县和乡镇尤甚。而此种“宅基地换住房”的做法反而被当做先进经验来推介。一些地方以拆了多少自然村,多少人口向多少中心示范村集中,向多少中心镇集中为傲,甚至以“再造××市(县或镇)”来彰显其工程之伟大。

  很简单的道理,投资是肯定要回报的,不管投资主体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中西部很多地方城镇化是一场对农民彻头彻尾的洗劫,政府以极低的价格拿到农民土地,强制拆迁,然后引进开发商建设住宅小区,然后再把住宅小区卖给农民或其他人。而在中西部,这些住宅小区所在位置偏僻,根本不可能有外来人士购买,只能全部卖给农民。在靠近大城市的郊区农村,情况稍微好一些,农民得到了相对比较高的拆迁补偿,因为大城市郊区的住宅可以卖更高的价格,外来人士也是这些郊区住宅的主要购买者,为这些较高拆迁补偿买单的主要是外来人士。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不是人为的强制过程。在西方,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会从农地上被“吸”出来,土地集中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但这个过程一定是被“吸”出来的,而不是被“赶”出来的。而中国,农民是被赶上楼的。对于一个农民而言,其能在城镇留居并享有城镇生活方式,三样东西最关键,一是住房,二是社会保障,三是就业,尤其是稳定的就业。即使有了稳定的住房,如果仍以务农收入为主,而不是务工或从事服务业,在一个喝水都要钱,蹲厕都要交排污费的城镇,其能否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值得生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为基础的,在无力改变其仍旧是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经济状况时,就生硬地“帮”农民“赶”上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在未经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政府权力绝不能动的有两个,一是公民的人身自由,二是公民的财产处置。农民自己的房子,宅基地均属于其自有财产,现在这种没有给农民自主选择权,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取消自然村社的社会工程,不仅与政府一直在提倡的法治精神相违背,对农村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暴力拆迁过程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农民被赶上楼后,大量“无根”农民的聚集,为社会平添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城镇化过程当中,受益最大的当然是政府,这也是为什么暴力拆迁频繁出现,为此闹出人命的事件层出不穷,背后的利益太丰厚了。开发商并未获得太大利益,这种房地产的灰色成本高达50%甚至80%。这种住宅小区的建筑质量毫无疑问很差,我们这里的某城镇小区的围墙竟被几个玩耍的小孩推倒。

  城镇化也是中西部地方政府不得不做的,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把主要的、最易征收的税种上收之后,地方政府的收入就有点捉襟见肘。到2009年,中央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与地方政府之比是52:48,而在支出结构上,正在向20:80的比例迈进。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严重不匹配,只能靠转移支付来解决。而对于中西部农业为主的基层政府而言,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又使其丧失了这一稳定的收入流,只能被动等待转移支付。近年来中央政府部门在“条条”这块决策权集中太多,在专项转移支付中又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拿出更大规模的配套资金,导致地方财政不堪重负。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基层政府既没有财力和资源维持自身的行政运作,更不能提供辖区内的公共产品和基层设施建设,基层自治更成了一句空话。有学者以“悬浮型”政府称之。

  赶农民上楼着这种城镇化,对经济不会有丝毫拉动,农民根本无力购买政府为他们打造的高价小区。这部分农民吃住都成问题,根本不要说拉动经济了。开发商也有不小的风险,唯一得益就是政府,这大力拉动高档白酒、奢侈品、一线城市地产经济。

  城镇化是无需政府拉动的,它是经济发展自然产生的产物,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城镇化就是如此,这个过程对经济确实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拉动作用,但是它的前提是大量外资投资、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繁荣的出口经济。繁荣的出口经济使土地财富大幅度升值,这是城镇化的核心价值。为城镇化买单的正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和外资。没有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辛勤的工作,外资大量资金的流入,这些农业用地才变成工业用地、商贸用地或建设用地。城镇化才得以推动。

  而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壁垒加强、工业用地成本大增、税收优惠减少、灰色成本增加、资金成本高昂导致中国的出口经济日益艰难,东莞苏州这些城市已经出现衰退的迹象。很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纷纷转进其他国家,虽然有极少数转进中西部,但以富士康极其优厚的待遇都无法在中西部找到合适的工人就可以看得出,转进中西部很难成功。外资撤离、外来务工人员减少流入,东莞、昆山、苏州这些地方城镇化正在倒退,工业用地出让开始变得困难,商贸城建成后招商无果。

  中国经济自2000年以后的高速发展,其核心启动力就是出口经济的拉动,出口经济是城镇化的唯一的有力的推动力,它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不能推动中小企业经济、出口经济、实体经济大力发展,中国的城镇化不仅无法推进,反而有可能倒退。如果不是靠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化,而是地方基层政府强制城镇化,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先见之明的人已经移民或正在移民。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2 10:16:17 | 显示全部楼层
农村“被城市化”实际就是农民下岗
----因为农民失去土地与当初国企员工失去工作的过程一模一样

文/汪华斌

今天一位农村的远房亲戚找到我,要我在武汉市一定给他家找个小生意做;原来他的家乡被城镇化了,现在一家人为自谋出路而焦急;因为他家原先一直承包鱼塘,所以这么多年来生活无忧。谁知城镇化的改革竟然在他这偏远农村实行了,于是承办的鱼塘被强制性收回;承包的土地集中了,住房拆迁搬到了镇里统一修建的楼房。现在他家连菜园都没有了,再加上又没有做过建筑;所以才焦急地找我想到武汉市自谋出路。

是啊!这些年只听说他家还顺畅,因为养鱼也是一门职业呀;再加上他家还有五亩田和三亩地,所以他家在农村实际是中上等家庭。因为他承包了村的三十亩鱼塘,好的年成收入在二十万以上。如今鱼塘被村里强制性收回,补偿三万元说是今年的损失;八亩土地村里一次性补偿十六万。再加上住房补偿二十万,所以这次城镇化使他家用三十九万元全部买断了;最后镇里的住房三室二厅自己只花了十二万,其它的全部是镇上的补贴。所以现在全家人还剩下二十七万,这就是自己今后子孙后代自谋出路的钱。

在这次全国城镇化的推进中,竟然连偏远山区也在搞城镇化;而且山东诸城等地率先撤销了全部行政村,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现在全国“撤村改社区”的工作正在蓬勃发展,我见到不少地方集中社区的房子都建起来了;最后只等待上级指示就动员农民拆迁。在我看到的实际情况中,这些撤并举动并不是在建设用地紧缺的情势下出现的;而是如同当年的下岗运动一样,到处推广的全国性运动。可惜的是在这样的运动过后,实际给我们社会造成了大量的“三无”(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农民。因为在我调查的五处新农村建设中,没有一处有农民就业的经济实体;就连农民的土地集中后宁愿闲置,也不愿意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进行农业的再生产;所以我对这些转为社区的农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

我曾经问一个推广新农村运动的党委书记,为什么要推广这项运动;他说这是国策,他们只能执行;而且他还到武汉市的柴林头村考察过,发现有城中村的改造竟然有村民得到赔偿千万元以上。所以他们提前将农民集中起来,以后的赔偿就直接由政府代领了;这也减少到时拆迁的社会矛盾,而政府又获利了;所以他们对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很高。我说那农民呢,他们不是彻底成为了“三无”人员吗;他竟然说农民得到了钱,应该自己想办法。

这实际与当初国企下岗一模一样,最后国企下岗人员的今天肯定是这些“被城市化”农民的明天。当时本来是困难企业下岗,结果演变成全国的大下岗运动。当时很多效益好的单位也下岗,而且也是一次性买断和三年递减补贴费的方式;与当前全国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一模一样。可惜的是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凡留下的没有下岗人员全部比下岗人员强;从而城市低保实际就是下岗人员的总称。按照这些的实践类推,十年后我们的城市化农民将是我们社会的贫困群体;因为失去资源和失去工作,是谁都应该是贫困的人。

从理论上讲,农村城镇化应该是那些工业用地紧张的农村;用城镇化的形式将农民集中起来,同时安排农民就近转入工业就业。这样的目的一方面解决了农民就业,另一方面节余了用地;从而实现了社会效益集约化。可现在却是连工业肯定到不了的偏远山区都搞城镇化农民社区,难道要农民赶牛到几十里外的田地耕种吗。更何况现在的城镇化小区根本不能养牛,就连农民的种田工具都没有办法存放;这难道是要农民种田吗。既然农民不种田,又没有就业渠道;那农民如何生存呢,农民的后代又如何生存呢。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新农民,从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迁出来到农村社区;结果是一次性的补偿到手了,而未来却没有了。我到过五处城镇化的农民小区,没有见到一个农民由政府安排就业;全部是自谋出路了。如果说自谋出路农民的热情很高,那么城市下岗人员的悲惨今天将是这些农民的明天;因为这是愚昧的代价。

我们知道:农村社区化和农民城市化,它根本解决不了农村经济问题;因为集约经济就是不走城镇化之路,它同样也能在农民分散居住中体现。而在具体的实际推动中,政府看中的还是房地产经济;这才是我们各级政府根本不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因,因为城镇化和城市化最大的赢家是政府。农民自谋出路了,集中起来的土地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发了;因为政府开发不需要买土地,而且银行还优先贷款。看来当年下岗的悲剧要在农民身上再现了,因为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城市化是一条扭曲的发展路径。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4 15:48:18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独立宣言》产生于1776年,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产生于1789年。德国学者耶利内克写了一本《人权宣言研究》,探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1789年的原则实际上来源于1776年的原则”,这就是说,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实际上来源于美国革命。两者同源,但从过程到结果却迥异: 美国人以极小的代价建立了法国人孟德斯鸠构思出来的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而 法国革命不仅过程之血腥是有目共睹的,结果的缺憾也是明显的  推翻了君主,却建立了与民主体制背道而驰的新独裁,从雅各宾党人以人民的名义的独裁到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无不如此。为什么这两者会同源而异果呢?

美国革命是基督教新教徒的革命,《独立宣言》前言开宗明义:“我等之见解为,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由此可见,美国人把造物者  上帝对世人的爱作为一切权利的来源和基础。他们主张人权神授,是一种神本主义。

而法国革命则自始至终表现出强烈的反宗教的倾向,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特征。从卢梭、伏尔泰对基督教和上帝的批判,到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登场,无不体现这种倾向。发源于英国的启蒙主义,本来由虔诚的基督徒洛克发起,传到欧洲大陆,也变成了反宗教的世俗主义和人本主义。这就构成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最大区别:一个是神本主义,一个是人本主义。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扫地,这对于整个法国无疑起了最大的影响;它构成了法国革命的特点。人们把法国革命看成面目可憎,主要是从这里得来的印象”。“非宗教当时却造成了巨大的公害”。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是:一个是上帝信仰,一个是契约精神,分别构成自律和他律体系。如果追根溯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基础,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什么自由民主都可以看成是从这个结论中推出来的。站在纯契约的角度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基于上帝与人之间的契约,而法律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比前者要低一个层次。他律与自律相辅相成,社会才会有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能力,才会有免疫力,不至于一点感染就要命,一个伤口就归西。法国革命推翻了上帝信仰,就缺了一大支柱。

法国式启蒙主义中的理性主义抛弃了神,却很容易迅速完成异化三部曲:从抛弃神到崇拜理性,再从崇拜理性到人的自我崇拜。造就了新的不是神的“神”  人,像拿破仑那样。这种倾向还可能会演变出更可怕的恶果,比如尼采的超人哲学就成为纳粹的思想基础,造就出希特勒这个“人神”,给德国和世界带来灾难。

今天的法国政治,经过二战后美国人的影响,130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帮助二战后欧洲重建,也影响了二战后欧洲国家的政治改革,并奠定了欧共体和后来欧洲一体化的基础。而法国的政治改革在这个背景下直到始于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才真正具备现代民主政治格局,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时期定型。

任何社会都是由不同层面的子系统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从里到外包含四个必不可少的子系统(层面):文化(包括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包括伦理)、政治、经济。什么主义、体制云云,只不过是在政治的层面,离核心尚远。

托克维尔对此看得很清楚。与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革命的反思截然不同的是,他在《美国的民主》中把美国的强盛直截了当地归功于美国人的信仰,他说:“我竭力寻找美国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我到它的海港中去寻找,我到它肥沃的土地和无边无际的森林中去寻找,也到他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和巨大的世界商业帝国里去寻找,我到它的公立学校制度和各种学习机构中去寻找。我也到他民主的国会和举世无双的宪法中寻找。我都没有找到违法广告。直到我走进美国的教堂并听到布道讲台上散发出来的公义和激情的光芒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美国的天赋和力量的秘密。”

结论:对一个国家来说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推翻一个旧的制度并不能改变什么,换汤而不换药,城头变幻大王旗,依旧轮回。这应该是我们从法国大革命中应该得到的经验教训,也正是托克维尔写《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深层原因和意义所在。
.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4 16:08:58 | 显示全部楼层
人人都喜欢民主自由,从这一点上来说这的确是普世价值。
但喜欢和能不能得到及是不是合理是两回事,
中国人试过,但没有成功,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也许有必然性,
以理性作为文明本质特征的中国人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事实上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统治集团其实都是精英治国,
西方欧美的民主也是精英民主,一旦大众民主,接下来的就是各种危机,
西方现在的麻烦、危机就有民主民粹化的原因,但谁也不说破,
黑人都投奥巴马票,最后导致他当选就是合理的吗?那以后白人可以不用参选了,也不用投票了,
人是不同的,真的有高低之分,这话政治上不正确,但确实是事实,
说黑人运动能力、跑跳能力出众,几乎没人反对,但说黑人智商低就是政治不正确,虽然这都是事实,
在党内,让毛泽东和那个几十年只投同意票的人大代表叫什么兰的享有一样的权力是不可能的吧?
让爱因斯坦和一个弱智的人有同样的权力和科学界的地位就是合理的吗?
西方的民主现在已经暴露了它的问题,有些问题是致命的,关系到文明及种族能否延续的问题,
任何把民主绝对化、宗教化的理论及宣传都是错误的,都应该抵制。
中国也许会实行民主,但以中国人的聪明和理智肯定和任何国家的民主形式都不同,
想全盘西化中国的人是连百分之一的成功的可能都没有,
洋奴们趁早死了这份心吧,以前你们就没成功过,
现在有了见识的中国人更不会让你们得逞。
现在西方民主已经不时髦了,洋奴们还是换一套路子吧。.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4 16:17:48 | 显示全部楼层
分封、采邑,是國王與貴族(領主)之間的關系,
    土地不許領主私自買賣。
井田,是貴族與奴隸(庶民)之間的關系。
    周圍是私田,收成歸庶民自己所有,
    中間是公田,收成歸領主。
這就是我所說的,先秦,日本、英國的  真正的“封建”社會。

后世“東方專制”主義,
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佃戶向地主交地租。
而地主的主體,就是“農民知識分子”的鄉紳階層。

歷朝歷代,都是朝中做官的鄉紳,大量兼并土地。
  造成了“土地過度集中”。
民不聊生,成為“流民”,亡于“土地兼并”。

.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7 14:30:14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俊:鄂尔多斯“鬼城”将何去何从?

    据大洋网报道,“鄂尔多斯‘鬼城’负债近百亿,无奈向民间借款。”尽管鄂尔多斯被冠名“首富城市”,但是平台公司却已开始向民间借款缓解自身负债的压力。内蒙古康巴什是一座豪华新城,耗资170多亿打造出来的,实际上却是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
    这座新城规划得很美好,但是现实却很残酷。一个规划要住100万人口的新城,如今居住却不到3万。据《钱江晚报》报道,“根据资料显示,仅仅2010年,鄂尔多斯房地产开发实际施工面积2696万平方米,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达1009.4万平方米。”
    很多年以来,鄂尔多斯都是扮演着一种默默不闻的角色。这个曾经是为人不知的城市,就在最近几年里一夜成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鄂尔多斯基本上一直在拖自治区的“后腿”。48%是沙漠,29%是荒漠草原,19%是水土流失严重的丘陵沟壑,风多沙大,干旱少雨;全市7旗1区曾有5个国家级贫困旗县和3个自治区级贫困旗县。   

    有关资料记载,“2002年前后,中国的煤炭行业迎来巨大转机,煤炭价格急剧攀升,到2003年,每吨原煤价格约为200~300元,最高时甚至超过400元。煤炭行业井喷之际,正是鄂尔多斯人坐拥财富之时。很快,鄂尔多斯成为中国第一个产煤过2亿吨的城市,煤炭开始成为这座城市经济的巨大动力。鄂尔多斯的经济‘马车’,就如同当地的车牌 ‘蒙K’  当地人习惯称为‘猛开’一样,迅猛地行驶在高速路上。”   

   这种经济模式,确实存在很多隐患。正如鲍小东所说的,“毋庸置疑,鄂尔多斯的暴富神话依赖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煤炭等能源的高需求。如果中国经济稍有挫折,将会使鄂尔多斯脆弱的资金链断裂,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同时,他还强调,“另一方面,在中国,像山西大同这样的知名的资源性城市还有很多,但它们过去的发展模式给今天的鄂尔多斯提供了负面教材。这些城市,过度依赖资源,经济结构单一,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当资源枯竭时,它们的经济出现严重衰退。”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鄂尔多斯市财政收入265亿元人民币,原煤销售对财政的贡献率是53%。而经济开发区最初的开发方式是企业与政府合作成立投资公司,政府占30%股份,但不注入资金,也不参与分红。企业解决全部资金问题,政府帮助其贷款。而企业则靠经营土地获得了巨大收益。”   

   鄂尔多斯政府财政收入对原煤销售所得税收依赖过高,这导致风险非常很大。进入2012年以来,经济前景不被看好,一些省份发电量进入负增长,煤炭下降出现大幅下降,所以必然影响财政收入。
    2011年底,鄂尔多斯新城康巴什楼市全面崩盘。康巴什楼市大面积降价,从前年的均价10000元暴跌至现在3000多元。现在,整个鄂尔多斯又在债务危机笼罩着。鄂尔多斯“鬼城”之所以负债近百亿,这和鄂尔多斯多年超常规建设有关。
   实际上,中国并非只有鄂尔多斯这座“鬼城”,而是非常多。很多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的心态,从而动不动就要打造人口上百万的新城。比如,粤西的滨海新区,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成为一个鬼城。
   再过几年之后,中国人口可能进入负增长,并且城市化进程也会放慢了。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小城市,并非每个城市都可以规模越来越大,而是随着人口流动,可能变得越来越小。这几年,国内高中班的兴起,这意味着未来有更多人到国外留学,那么就有可能更多到国外城市。
   鄂尔多斯“鬼城”将何去何从?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我们更应该思考,中国那些“鬼城”将何去何从?激情带来不是成功,而是一系列的后遗症。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8 10:26:3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现状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确有相似性

王歧山是不是危言耸听,拿法国大革命在吓唬人呢?那倒也不是。

先说经济状况。法国大革命前夕,人口持续增长,财富快速增加,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令人惊讶的是,法国那时就有“地产热”。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大家想想中国经济,就知道何其相似。

当时的法兰西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但不影响国家的繁荣富裕。托克维尔认为,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繁荣:一个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的仇恨在增长。国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份讲话,但实际上却接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地向舆论咨询  这种现象,现阶段中国都存在,例如“微博问政”。与法国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试图驾驭舆论这匹越来越不听使唤的烈马.

先说经济状况。法国大革命前夕,人口持续增长,财富快速增加,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令人惊讶的是,法国那时就有“地产热”。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大家想想中国经济,就知道何其相似。

当时的法兰西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但不影响国家的繁荣富裕。托克维尔认为,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繁荣:一个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的仇恨在增长。国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份讲话,但实际上却接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地向舆论咨询  这种现象,现阶段中国都存在,例如“微博问政”。与法国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试图驾驭舆论这匹越来越不听使唤的烈马..

托克维尔发现,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因为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法国缺乏政治自由,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群体: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却擅长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  这种状况与中国也很类似。知识分子论政,无论是右还是左,谈到未来的政治蓝图,都很少想到具体的路径依赖。中国此时的民众更是不同于18世纪后期的法国民众,经过中共几十年“革命”教育的熏陶,中国底层熟知剥削有罪、造反有理,认为结果平等是天然权利。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都市世界-城市规划与交通网 ( 京ICP备12048982号

GMT+8, 2019-11-19 20:52 , Processed in 0.088302 second(s), 23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